曾嘉慧是 1992 年生人。在她 27 岁的时候，也就是 2019 年，她开始追踪一位叫 Djawoto的、已经去世 26 年的印尼知识分子在世上的痕迹，当时她计划创作一部 Djawoto 后半生流亡史纪录片，还有一组摄影，通过他人的叙述、遗留材料和历史记载还原 Djawoto 的后半生。
这个计划一直牵引她走到现在。最近她的博士论文开题，研究中国在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的镍矿企业对当地的影响。“从资源边疆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钱是怎么飞到了这样的地方，引发了一场像工业革命的场景。”
这个研究看似和当年那份创作计划没有关联，但其实是她对印尼另一面的探索。在过去的四年乃至现在，印尼流亡者从未离开过她。理解他们的经历、决定以及背后的情感，让曾嘉慧沉浸式地进入印尼这个国家，如果矿业人类学研究是一种更当下的进入，那么和流亡者的交流则会让她进入 1965 年印尼“九三〇屠杀事件”之后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后续涉及的全球各地现场。
曾嘉慧试图触摸的是一种人类状态，只不过它以印尼流亡者的身份被表达出来。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在任何一种政治环境、时空场景里出现，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和社会状态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这也是为何她在聊天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流亡意味着什么，或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曾嘉慧的特殊之处在于，她同时兼具了“他者”的观察思考视角，以及近似于亲历者的共情能力。她并没有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而是在思考一种生活的可能。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流亡”这样的字眼只是在文学或者历史文本里出现的概念，如何在具体的生活里去理解它，即便是最轻微的触碰，也需要相当的勇气。
以下是曾嘉慧的口述，谈话顺序有调整。
我曾经给一个超级富豪做美术馆策划，在北京市中心。我工作的时候有很多谜团，项目迟迟没有开展，一直在等待和想象，直到泡汤。我在 2019 年离开了工作了三年的公司，获得了一点点补贴，然后当时又拿到了单向街水手计划的支持，就特别痴迷地投入到一个电影计划当中，寻找 Djawoto，后来正式的片名是《没音没字歌》(Only the Deaf Can Hear Well），取自历史学家 Rudolf Mrazek 写印尼大文豪 Pramoedya Ananta Toer 的一篇文章，文章特别动人。
我是非常偶然地知道 Djawoto 的，他是 1965 年之前，就是“印尼 9·30 政变”之前是印尼外交官。这个人的前半生很有意思。他做过记者。在印尼，记者变成政治家或活动家是一个常见的 pattern，因为最早在荷属东印度的殖民地社会里有反抗意识，想要去唤醒民众的一批人，绝大部分是记者。当时就很想拍一个跟 Djawoto 有关的纪录片，他在 1965 年反共屠杀后十几年流亡在中国，后来去了荷兰，在荷兰去世。
从他开始，我了解到有一批这样的流亡者在 1965 年后流亡中国。2019 年，因为想要拍摄这样一个流亡者群体，我先去了巴黎市中心的印度尼西亚餐厅（Indonesia Restaurants），然后去荷兰，再到印尼，这样的一个很短的旅程，让我整个人被彻底震动了。
这些流亡者离开了中国之后——从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当时法国移民政策非常开放友好，这是为什么一部分人会选法国，即使他们在法国没什么朋友。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入境法国的时候，海关官员给他开了一支香槟，庆祝他来到自由世界。他们来到法国的时候，已经四五十多岁了，完全不符合这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了，能做什么？开餐厅是一个求生选择。同时餐厅特别好的一点是有一个空间作为活动基地。
所以他们除了给巴黎人提供好吃的印尼餐，同时也是要成为一个活动场所，成为一个聚集场所，成为一个联络站。他们当时一直在做流亡者通讯，发给整个欧洲的流亡群体，自己印报纸，自己写一些关于印尼时事的评论，然后还有一些流亡者群体内部的消息。
关于流亡这件事，我在接触之前没有特别认真地思考过，因为当时觉得离自己很远。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经验性的东西来促进思考的人。如果只是读一些东西，或者想象一些东西，（就不太行），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讲述了亲身经验，然后我被感染到了，我会去想很久，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也有关系。
不光是这些流亡者经历了什么，也不光是他们意识形态部分，而是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是怎么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我发现我必须要对印尼的背景、族群、宗教、地方、历史有更多了解。2019 年之后，我觉得自己要不断重访这个地方，不然的话你也搞不懂他们这些人跟我说的那些话背后是什么意思，看起来是明白，但其实没有明白。
我 2019 年就开始学印尼语了，虽然很多人都说印尼语是东南亚最好学的语言，但对于我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一直到现在才将将过关，四年过去了。我觉得要找一个机会更深入地学习这个地方，所以才申请了后来的博士项目。其实从 2019 年开始，我对他们的故事和流亡这个状态非常感兴趣，这个题目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我。
比如说我这次在雅加达见到一个流亡群体里的老先生 Martin Aleida——我们现在以朋友的关系在互动，而不是说我需要听你的故事采访，关系轻松了很多——他谈到对荷兰印尼流亡群体的一些批评。后来从他的批评当中，我就想到一件事儿，“9·30 大屠杀” 2015 年在荷兰海牙有一次国际法庭公审，当时需要很多的目击证人。很多已经获得了荷兰国籍的印尼流亡者，明明相对安全，他们都是躲在帘幕后出席，反而是这位朋友，一位 80 岁左右的作家，以真名、没戴口罩，直面镜头出席了那场审判，结束后他还要回到雅加达继续生活。
他的批评就是，久居荷兰的流亡者已经无法理解现在的变化了，他们永远活在两种时间当中，一种是新土地的时间，另外一个是故土时间，对他们来说，即使每天阅读新闻，也不见得真的能理解和感受到故土的变化。印尼在 1998 年民主化改革后，社会上确实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则仍然活在 1965 年的恐惧当中。
虽然 1998 年之后社会空间发生很大变化，但是真正去促使社会、公众承认这件事情，承认它旷日持久的恐怖，承认上百万家庭的创伤，还有怎么去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和官方的正确记忆对抗，是 1965 年之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一场浩大的文化运动。因为要拍摄流亡者，我幸运地和 1965 作为文化群体建立了联系，其中有记者、作家、艺术家。他们在讲述，在记录，在利用一切公共的机会，去改写这段官方历史。
因为好几代人的持续工作，这场文化运动获得了相当的成效。最近印尼政府公开承认了 1965 年的这场暴行，当然另一方面也没有那么乐观，当时的一些知名刽子手，人们能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名字，现在这些人仍然安然无恙，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承认之前的这场屠杀，已经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当中，我和 1965 群体产生的友谊，也让我觉得有责任去更深地理解这个故事，而不只是把他们的故事当做作品的一部分。
最早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开放接纳了我，没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为什么要把我最深处的故事讲给陌生人听。他们知道必须要在死之前把它讲出来，不然这些事情就会被遗忘。
有一次去拜访一个老人，他在自己家建了个图书馆，他家很小，政府公租房，收满了各种各样跟 1965 相关的图书文件，什么语言的都有。他也是一个独居老人。社群一定要让我去见他，让我去读那些书。我当时就懵了，我怎么看得懂，他们把很多材料给我，我只能拍照，期待有一天可以读，他们为了帮助我完成采访，甚至找了一家人来陪我翻译。现在看当时视频的截图，我整个人是懵的，我其实是被他们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现场。
前阵子看到消息，这个老先生刚刚去世了，采访我现在还没有去重听，因为在另外一个硬盘里，没有带过来。但现在我能够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了。
我还去过荷兰的一个小城 Zeist，在阿姆斯特丹边上，一个多小时的火车。我去拜访一位女士，她叫 Tatiana，是 1965 年印尼共某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女儿，父亲被杀之后，她先在中国流亡一段时间，觉得中国实在是很难受，因为当时搞文革，一天到晚就是政治教育，她也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去了，就想要离开中国。
那想要去哪里？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要去欧洲，法国、荷兰……就是去西方世界，然后她偏不，她觉得当时已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中国了，就说要去一个真正革命的地方，然后跟爱人一起去了古巴，在哈瓦那大学教书。
在哈瓦那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其实她跟印尼的家庭还有联系。因为印尼所有的政治犯家庭，身份证上面都会写“前政治犯”（ex tapol），这样的身份证就很难获得任何正式工作，经济非常困难。她的家庭希望她能够给予一些经济支持，她肯定要负责任，因为家庭是对印尼人很重要的，哪怕最叛逆的孩子也会尽到对家庭的经济责任。
她当时在哈瓦那大学教书。为了赚钱，她搞到了签证，暑假去巴黎打工。因为很短，可能是旅游签证过去打黑工。她去做女佣。
去到一个人家，发现那人家里有很多清洁设备，她根本就不会用，因为没见过。那人是个画家，画巴黎街头观光明信片的。她战战兢兢打扫完之后，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类似于称赞一下他的作品。画家很惊讶，一个女佣还能有这样的评论，就把她请到工作室，请她看那些作品。他们就聊起来。
我问她，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谁？她说没有，当然不会了！然后就离开了。她把暑假挣的钱全部寄回了印尼，对于印尼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她非常高兴，又回到哈瓦那。后来她移居了荷兰。
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想象那个场景，特别震动。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法语结结巴巴的日结女佣，背后是那样风起云涌的历史。后来我又见过几次 Tatiana，我特别想和她维系女性友谊，可能因为我们聊过不少她和“同志们”的八卦，她是唯一一个还会热情地唱中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流亡者对中国的记忆并不那么美好。我不是说 Tatiana 的很美好——她混杂了对领袖的崇拜，因为她当时非常年轻，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绪，她离开中国的时间也相对比较早。
Tatiana 独居，她家里基本上所有的家具都是捡来的，状况都还蛮好的。她说，你看，这就是资本主义。它会迫使你不停淘汰足够好的东西，这些完全是可以用的。她住的那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在中产甚至中产以上的街区，只有她那一排房子是政府提供的联排公屋。
她家有非常多的照片。因为当时我已经认识了其他一些流亡者，所以我也认出了一些照片上的人，那些照片贴在厕所门背后。我上厕所时看着那些照片就百感交集。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印尼共的后代——女性后代——的聚会照片，有吃饭的，有唱歌的。当时就觉得，她们的生活世界是我特别想明白，不只是对她们经历了什么的事件性的了解，我想知道她们的情感，那些事情发生之后，她们是怎么变化和涌动的。
“前线”是漂移的，人们的处境也是漂移的，有一些人可以一直跟着“前线”移动，而有一些人却被时间凝固在那里。
我一直都非常想拜访，可是至今还没有得到机会的一个人，是其时间没有被流亡胶住、随着印尼的发展变化自己阵线的人。这个人后来和 1965 群体里关系就不太好了。他是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在巴黎有非常中产的生活之后，突然有一天就离开了自己的家，飞回了加里曼丹，和一个 Facebook 粉丝生活在一起，做一些原住民教育相关的工作。他很有争议——离弃婚姻、离弃社群——但是我对这个人一直是好奇的。
结束了美术馆三年工作时，我特别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而工作。那个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 proposal，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才能实现（来印尼的想法），之后是印尼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次来印尼，回想起三年前扛着相机和三脚架在烈日下走街串巷，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比那个时候更有能力，更理解语境，也认识更多人，但是我可能不会再有那样的热情或者体力，几个小时地走在大街小巷。印尼基本没有人走路的。这是一个几乎不能走路的国家，很少有人行道。经常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马路中间。
我特别不喜欢去思考自己是谁，或者要成为谁，我只是一个通道。有时会羡慕一些清楚知道自己是谁的朋友，有时也挺害怕他们那个过于热烈的自我，我没有，现在我也必须对自己承认。
2019 年时，有朋友好像看到了我的未来似的，他冷不丁对我说过一句话：be an Indonesian, don’t be an Indonesianist. 成为一个印尼人，不要成为一个印尼学家。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跟我说，这句话到现在都对我有影响。
很多研究印尼的人是先学了语言，在不同的外语学校。很少有我这种一句印尼话都不会讲，刚来印尼就认识了这么多生命轨迹如此奇绝的人，被这种丰富度所震撼、所感动，觉得要做这件事。很多印尼语流利的人在这边可能很多年也不会听到这样的故事，他们也不感兴趣。我进入印尼的路径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带给我的影响可能也会持续很多年。
Q：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今年决定不再使用“有趣”这个词。它有点被滥用。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有趣，可能对其他人来说是很痛苦的，或者是对他们来说是特别日常的。在田野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个外面的人说“这样的生活或者东西好有趣”，当时会觉得 ta 说有趣是因为根本不生活在这里。
Q：最近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问题太多了，问题永远比答案多。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 troublemaker……可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在人口密集，卡车极多的工业区骑摩托车。
我越了解印尼，越觉得我无法真正成为印尼人。我太“中国”了。比如我好像还是很喜欢工作，不太可以每天无所事事。在印尼，70% 的工作都是非正式就业，有很多形态，自己做个小生意，有时候好几个人的工作如果从效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等待，时间是大块大块亟待填满的，这是第三世界普遍就业不充分的情况，在 Guy Standing 大谈 precariat 之前已经是常态。而我更适应正式就业环境里的人的时间，比如时间是分段的，有时间点的，这可能也是一种特权。宏观来说，印尼人的时间观更加基于祈祷和节庆。我经历了无数次从伊莎到 subuh 的闲聊，讲故事，讲故事（cerita）特别重要，任何好的、坏的经历都会变成故事，你的故事又变成其他人的故事。有时候坐在那里听一晚，感觉像看了一篇特别好的小说。这样的环境你第一天会特别放松，特别欣喜，但是老这样，我好像会感到焦虑。
我最近很想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写点什么，普遍不充分就业、对时间的认识、教育的高度私有化、大人物/老百姓、聪明人/笨人的二元分类……中国企业喜欢说印尼人懒，这其实不是懒惰还是勤奋的问题，这是对时间、教育、何为工作、工作的意义等等概念的定义问题。但我自己的时间好像还是分段的更加舒服一些。
Q：希望找谁来接力？
A：想提名格布。我和她还没见过面，网上认识了很长时间，对她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很感兴趣。她做过一系列东南亚纪录片，在我看来她是野生的东南亚人，自己开路自己走，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