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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这条短信了吗？有人收到后笑说：“太惊悚了，本来还想多睡会，一看都吓醒了。”
一日之间，“西安卫健委和计划生育协会七夕催生”冲上了微博热门话题。有人不满地说：“你哪怕点到为止呢？哪怕就说句七夕快乐，家庭幸福呢？非要这么图穷匕见吗？”
有人感叹，就算催生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少讲国家大义，多谈个人利益。千万千万别跟‘赓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扯上关系。这话正常人一看脑袋都大了，直接就跟你闹脾气，越这样，越不生。要从小处着手，多说好话，少说空话。”
当然，也有人大赞：“好事！终于看到官媒在行动了。”因为他认为“繁衍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不婚不育”都“近乎自私”。一贯国家主义立场的“子午侠士”显然也觉这催生没啥不对：“那么多人骂，至于吗？这是提倡，或者叫倡导，又不是强迫，有人咋反应那么大？”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感？因为这用的虽然是新技术手段，但在骨子里，这和一个大家庭里那种长辈令人厌烦的催婚做法并无本质区别：逢年过节提醒一下，“都老大不小了，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结婚/生子啊？”
这透露出老人的焦虑感，与其说是关心你，不如说是关心家族血脉的存续，唯恐你不懂事，不肯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此，恋爱、婚姻、生育是神圣的三位一体，而“爱情”完全是为最后一步服务的——实际上，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最后能生娃就行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育观？它认定，生育（reproduction）就是社会组织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任何个体与其说是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倒不如说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单位。
基于此，你是从祖先到子孙后代这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有责任把那个神圣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家族才得以永生。研究中国史的岸本美绪指出，在这样的血脉传承中，每一代的人格都被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为什么父母能理直气壮地指责不婚不育的子女“不负责任”和“自私”，原因说到底就在这里。根据这种特殊的信念（甚至可说是“信仰”），你并不是你自己，无权自作主张生或不生，因为繁衍后代乃是赐予你生命的祖先的绝对命令。
如果说现在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种血脉延续的观念，不知不觉中从“家”转向了“国”，从“家族”转向了“民族”，所以才有“我为祖国生二胎”的说法，其潜台词是：生孩子是你作为国族一员或社会成员的“职责”。
经济学家马光远2022年曾在网易未来大会上宣称，在中国经济好的地方，大家都爱生孩子，经济不太好的地方，不爱生孩子，“有担当、有责任、有经济实力的人一定要多生孩子，这是改变中国经济预期的一个关键。”
这番话的对错且不论，有一点似可明确：他理解的“有责任”，是把生孩子看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多生孩子就是助推经济发展，说得倒像是一个地方经济之所以不好，得归罪于那些不肯生孩子的单身男女。
然而，这种传统的生育观潜藏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每个人说到底，都是在“为他者生娃”——无论这个他者是父母、祖先、家族还是国家、民族、社会，但这么一来，很多人就会自然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我听说过无数这样的事：父母为了抱孙儿，对儿女做了无条件退让，“只要生出来，你们什么都不用管”；而儿女也果真觉得“本来就不是我想生的，那生了我可不管”。其结果，在这些家庭里，老人包揽了孩子的所有事务，而其亲生父母竟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鼓励生育的，往往都不是养育职责的承担者。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下，有个不时可见的现象：一个家庭成员的付出越是能让其他人受益，往往越是被看作理所当然。其结果，通常都是最无可推卸的那个人承担起重负。
既然生育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存续至关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它应该构建起一个对女性、母亲和孩子友好的社会，并且这一点必须落实为制度，而不是把这仅仅看作是个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要你独自承担。
“血脉延续”的绝对律令，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说辞往轻里说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不夸张地说，“不婚不育”的选择是当下年轻人少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事情了。
不仅如此，他们重新诠释了“负责任”的界定，反过来主张，在社会生存仍然如此不容易的条件下，贸然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才是巨大的不负责任。
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很难找到对应物，倒是接近叔本华的理念。这位以悲观主义著称的德国哲学家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危险、邪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骗局”。既然如此，他哀叹道，让未出生的孩子免负生存重担，是一种美德，因为这种生存的痛苦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所有他们能够暂时获得的满足。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理念，因为哪怕很悲观，但它不是朝向过去，对祖先负责，而是朝向未来，对未出生的个体负责，并且它隐含着这样一种未予言明的进步观：后代有权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仅仅指责现在的年轻一代“不负责任”是无济于事的，这只能证明老一辈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结婚生子本身不是目的，能幸福生活才是目的，并且这种想法完全正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望变好。
这并不是少数年轻人的出格想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国内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已低于城市。《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指出：
农民日益重视当下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且致力于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生育行为逐渐从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日益服从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此时，老一辈喋喋不休地重申催婚催生的紧箍咒，很难见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倾听过年轻人的想法，甚至没有认真去了解过“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生育意愿那么低”，当然更谈不上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了。
诸如减轻家庭压力之类的种种建议，早已有人谈了够多，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权力文化会戕害创造、生育的欲望，而那些能让我想要创造一个生命的念头，往往却正是被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无用”的那些东西激发的。
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美学教授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曾说过，古希腊人就已意识到，与美接触，有一种重要效应，那就是，“当面对美的人或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想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欲望”：
与美接触，还会涌起创作诗歌、法律著述、哲学作品的欲望。维特根斯坦等现代哲学家亦表达了同一观点。再次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是实现公正的先决条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为的；它常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唤醒我们关注自身创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对等和伤害的第一步。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创作者也像是在赋予作品生命，而美好能激发创造，还有不止一个读者和我说过这样的话：“看了你写自己孩子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了自己也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是啊，这原本应当是自发涌现的内在欲望，与其催婚催生，不如想想，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父母可以问心无愧地对孩子说：“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