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按】认识刘姐刘倩将近十年，那年的故事我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多次，今天还想再讲，只为还不知道的朋友来听。那年我受传知行委派，巡回郑州、武汉、南京三市大学演讲……
有一日行至郑州科技大学，一位梳短发，眉目娟秀的女士中途走进了教室。看得出那是一位知识女性。之后的演讲中，坐在最后一排的她对我的发言频频点头，引起我的注意。演讲结束时，她对我说：“你经历过的也是我在河南农村亲历的。真实！”她就是刘倩，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我尊称她刘姐。
第二天，我在下榻的锦江酒店里特邀刘姐录制了我正在制作的口述系列纪录片《努力走向公民社会》（044集）。
刘姐是最早关注河南农村艾滋病社会问题的学者之一。我也因此在刘姐那里获知了更多关于高耀洁先生的，以及高先生被迫去国他乡的故事。刘姐则是带着锅碗瓢勺下到艾滋病村居住六年做病区考察。此间，刘姐长期遭到公安和“维稳”人员“控制”。刘姐则坚守不退。她甚至为每一个因病去世的村民下葬，亲自到艾滋病农户里深入跟踪调查……
刘姐集合多年亲历考察结果完成了巨著《血殇》，却始终得不到出版允许。有一阶段，每每见到刘姐，我总见她在呕心沥血地修改《血殇》书稿。“既然一时得不到出版，我就继续修改它。”。那时候我有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调查报告的书稿也遭遇了和刘姐的《血殇》同样的命运。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失落。刘姐则对我说：“既然出版不了，那就别赶时效了。把它当做历史去写，正好可以修订到完美。”刘姐一番话，让我的浮躁情绪顿时烟飞。之后我真的开始了我的“完美”历史的写作，精雕细琢，直到今天。
最近高耀洁先生通过网端发布的消息和言论引发社会关注。这个威武不屈的老太太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而我第一时间获知了身在大陆的刘倩姐为被迫旅居美国的高老太太的“揪心”，接着我就收到了对网络尚不十分熟悉的她发来的数篇文字，要求我代为转发。而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她和高老先生的友谊实在要得我们赞叹。
关于《血殇》的写作：一代人的宿命
刘 倩
从2003年非典时期几位朋友聚首讨论河南艾滋病事件，到2012年《血殇》终于出版问世，我的生命划过9年光阴。
反躬自问：如果一切重新来过，你还会做这件事吗？我不知道。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许许多多朋友的信任鼓励和支持，我无法走出一次次心灵的和现实的困顿，这件事我不可能完成。
《血殇》的写作，也许偶然，也许必然。只是感觉有一件事等着人去做，而且是一件大事。只是没有想到是由自己去做，最终做成了这个样子。职业使然，个性使然，所成长的时代使然。也许换一个人做，会是另外的样子。
黑道曰：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白道曰：本份做人恪尽职守；
红道曰：忠于国家忠于党。
——道法不同，见智见仁，正如书中提到过的“罗生门”。这本书，认真书写一段当代历史，诚实记录一个悲剧事件，一介写字学人守道尽职而为之作，而已。
当然，写作并不顺利，出版更不顺利。在等待出版的时日里，只好不断修改书稿文字，以至最后，满眼精华，每每披改阅读，当时现场情境历历在目，依然撼人心魄。
当然，也会有不同看法，无论是对这段历史对这个事件还是对这本书。依然“罗生门”。
当年，我是一个小面包车拉了锅碗瓢盆进艾滋病村安营扎寨。我知道那不是一件一时半会完成得了的事，既不想给当地政府找麻烦，也不能再给村民百姓增加负担。
从此，整整6年，我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扎进田野现场，作这项很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关于河南艾滋病的研究课题。
极度的紧张劳累和内心的孤独，不会有人知道。自找。
安营扎寨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个问题常常使我感到窘迫感到惭愧。特别是，当我发现不知不觉不知什么时候，一些明明白白个人难以担当的“担当”已经担当在自己身上时，更是羞愧难当。可是，我还是就这么无可救药地陷进去了，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那一天我受人之托带给高耀洁先生一本关于艾滋病的书。高耀洁教授是妇科专家，多年从事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和研究。我电话联繫她，她很客气，说太麻烦你了，我派人来取。之后电话给我，说是书收到了。然后就问，你们社科院是干什么的？河南艾滋病的情况你们瞭解吗？——绝无责难质问之意，只是询问。但这询问竟使我无言以对。我很惭愧。我说，只是听说一些，并不瞭解。她马上说，我派人送一些资料给你。资料很多，其中有两本高先生的著作，还有几期活页，不是一份，而是几大捆。这些全是高先生自费出版印刷的宣传防治艾滋病的资料。高先生又电话给我，说，你们社科院水平高影响力大，这些资料从你们那里发放出去效果会更好。我认真拜读了高先生的著作和所有资料，除了感动崇敬之外还有震惊。我没有想到社会上还有这样一批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完全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却一无所知。而当时年逾七旬的高耀洁先生，为此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救治救助倾其所有，已经整整五年。我更加惭愧，不单是因为无知。
我开始散发高先生送来的资料，非常认真而且内心怀着一份神圣。高先生说，这些资料只要识字就能看懂，人们现在对艾滋病的认识存在极大的误区，只是恐惧并不瞭解，只有瞭解艾滋病才能防治艾滋病，知识是最好的疫苗。我知道这些资料都是高先生的心血。我惟恐有负使命。但是，我很失望。即使是知识圈内的人们，一听说是艾滋病，便显出不耐与不屑，虽然接过了资料，事后一问，便知道很少有人认真去看，因为他们大多对艾滋病依然是那般自以为是的无知，对艾滋病人也依然是那般冷漠鄙夷。
之后，我见到了高先生。那是2003年初春，“非典”时期路断人稀，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讨论河南艾滋病疫情，请高老师讲述她在艾滋病村庄看到的惨状，她的调查，她的忧虑。还看到一些照片，憷目惊心。那些因当年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农民正在一个一个地死去，他们留下的孤儿将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当时有朋友说，时任卫生部长吴仪已经将“非典”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中央政策有所松动，这是好的迹象：既然“非典”疫情已经公开，下一步解决隐瞒更久的艾滋病问题，应当指日可待。而我们，对此应当有所作为，反映真实情况引起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重视，促进河南艾滋病问题尽早解决。显然，这已经不单是医学的问题了，还更是社会学的问题。在场的几位朋友中有位记者，也曾亲临艾滋病村现场采访，写过很有分量的报导。她说，我真希望有机会学习社会学，然后专事中国的艾滋病研究。我完全听懂了他们的话外之音，我明白大家的意思。
朋友们还很热心地介绍一位企业界成功人士与我认识，这位企业家说对河南艾滋病事件早就很关注，很愿意帮助支持我做研究。他虑事周到，说为了研究能够顺利开展，最好得到“上面”的允诺。为此他专程到北京去面见一位河南省前领导人，临行信心满满：“我们私交很好，他肯定会支持！”但是没有得到支持。他从北京回来急急约我见面，领导意见是：千万不可介入，这事水太深，背景太複杂！他也恳切劝我三思，说：“风险太大了！那种地方进不去，进去也太危险。”
其实我自己一直也很犹豫。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告诫过自己：我们这代人够麻烦的了，还总是过高估计自己以天下为己任，活得沉重而于世无补。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干嘛偏要面对现实中的残酷？我不想再承受沉重。
但是，终于，这一次，我还是无法背过脸去。也许因为高耀洁，也许因为我是社会学者，也许还因为其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为名？为利？为了社会责任或者历史使命？都不是。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练早已淘洗了我轻狂少年时代的虚华虚妄。我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社科研究是我的工作。我只不过是在做我分内之事，尽一个做人的本分。人活着总得给自己一个理由，我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给生命附着一层意义。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用他们的苦难救赎了我，使我找到活着的理由，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尽管我知道会有一些异议，但是我内心始终踏实坦然。无论别人认同、反对、讚赏、嘲讽，或者遭遇怀疑误解，我都知道，自己不过是平常人作平常事，以平常心泰然处之。
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感谢命运引领我走进这个领域，让我去见证书写人间一段悲惨的历史。我想，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这是我的福分。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驻村工作队、镇党委、村主任最初的信任和接待，我不可能真正走进艾滋病村庄；如果没有基层卫生部门的局长院长以及乡村医生接受我的访谈，为我提供大量真实可信的当时资料和只有身居一线现场才会具有的真知灼见，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做到“心中有数”的把握；如果没有参与“省课题组”调研的机会，这一切根本无法开始；如果没有国家社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们的理解支持使这项研究得到“国家课题”的“正名”，这一切都将无法进行下去；关键时刻，如果不是同学同道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我将寸步难行。
特别是，如果没有艾滋病村庄乡亲们的全力配合和生死相交的情义，我不可能在村里扎下根深入我的调查一直看到风景的最深处。是他们教我在生命的坚韧挣扎中看到生命的宝贵和尊严，跳出主流话语——包括学界和政界——一向以国家政府为本考虑问题的思维定式，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具体的人的命运遭际，用心去感受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庄严。
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对所有这一切，我心中满怀感激。感谢朋友们，感谢这一切。
我的田野 我的工作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依然不断有人问这个问题。
如果硬要给自己给友人一个理由一个交代，我只能说，我拗不过我自己，我拗不过我的心。是的，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是一个快乐的选择。只是，我如果不这样做，会更加不快乐。面对人世间的苦难我不可能作“壁上观”。我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在这条自觉选择的道路上，我的生命也在成长。跟着自己的心就这么一路走来，还要别无选择地一直走下去。也许我的生命需要承受沉重，它沉重的分量使我心安。这是我的宿命。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的宿命。
【编者按：深爱这片土地，我爱我的国，可是生活在现实中。有一种离开，该叫去国怀乡，还是背井离乡……还好，有人帮我们在做，寻找那些快要被遗失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