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早期，经济腾飞的台湾是许多人的梦想之地——承接欧美产业后的台湾，正在经历发展最快的三十年。
在丽珊的想象中，台湾一定是“宛如宫殿一样的地方”。那时生活在闽东地区的女性，很多通过“假结婚”去到台湾务工。她们大多为了家庭债务、抚养儿女，或是躲避家暴。相较于体力劳动，去歌厅和按摩店来钱更快——那时，在整个闽东地区，“去台湾”就等同于“卖淫”。
到了台湾后，她们成为了客人口中的“大陆妹”，意味着“罪犯”与“贪图钱财”；假结婚的台湾“人头老公”以身份威胁纠缠，为了不被遣返，她们很少反抗这“有限的侵害”；当局查“假结婚”的力度也逐年强硬，东躲西藏成为她们生活的常态。
她们以“身体为小船，从那个金色梦乡，源源不断地为大陆家庭载来资源”，却在临近退休年龄时被遣返大陆，在劳动力市场毫无优势，还要面对他人的讥讽，成为“被两地‘驱逐’的人”。
丽珊去台湾后，作者林秋铭作为长女，开始成为家庭的半个照料者。她怨恨母亲在她 18 岁时，就将“养育者”的责任转交给她，也在看见母亲的真实生活景象后，开始将怨恨的矛头对向自己。在丽珊被遣返回大陆不到两年后的 2023 年夏天，林秋铭隔着餐桌坐在母亲对面，开始听她讲述那段赴台的往事。
今天单读分享林秋铭的非虚构作品《被两地“驱逐”的人》，本文是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的「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的第三季获奖作品。
被两地“驱逐”的人
撰文：林秋铭
01
登岛
“你和你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2012 年 4 月 19 日，飞机抵达桃园。机场二楼的面谈室里，隔着一张桌子，工作人员问吴丽珊。气氛有些严肃，桌子的一角，另一位穿警服的人用笔快速写着什么。狭小的面谈室让她焦虑得浑身冒冷汗。
接着，面前的警官又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你老公有给过你生活费吗？有给过你聘金吗？有没有办酒席？两个人的工作是什么？财务状况怎么样？你有打算在台湾长居吗？你有没有带他去哪里旅游？
关于对方口中的“老公”，丽珊只有零星印象：他叫阿涛，戴一副黑白相间的框架眼镜，头有些秃，他比她大 7 岁。再多便没了。
几个月前，丽珊花了近 5 万人民币，通过蛇头“买”了一名台湾丈夫。此刻，她正试图利用依亲居留签证进入台湾，假老公在隔壁房间接受相似的讯问。如果双方答案不一致，她将被原地遣返。
并不正当的意图让丽珊很是慌张，身体坐得僵直。聘礼钱、纪念品、订婚戒指，这些是当时早已在电话里对好的信息，她仍说得磕磕绊绊。那年她 43 岁，两颊已经有些松垮，眼角皱纹的崎岖走向，不留情面地暴露在面谈室干涸的白灯之下。为了这次台湾之行，她把头发重新拉直、染棕，买了一件崭新的皮衣外套。她不安地想，隔壁的那个人会说出事先对好的答案吗？他会不会趁机胡说八道？
很快，对方告知丽珊，这次面谈没有过关，但她被允许暂时进入台湾境内，“三个月后，会有第三度留台面谈。”下一次面谈将变得尤为关键。
走出面谈室，丽珊再度见到假老公阿涛。他们走到一边，像两个结束考试的学生，快速对了一遍问题和答案。关于旅游的问题，两个人的答案对不上。丽珊忍不住在心里怪他蠢，去市区里的公园玩，怎么也算旅游呢？
但无论如何，她终于有了暂时在这个陌生岛屿上生活的可能性。
丽珊没有跟阿涛回家，而是拉着行李去了朋友杨怡在桃园市的住处，和来台的其他老家姐妹们挤在一个 20 平的房间里。
随身行李箱被牙膏、卫生巾、擦脚布、咸菜填满，只有几件衣服。台湾的物价高，带多点生活用品过去总是没错。榨菜用来下稀饭，省钱。她的身上没带任何现金，她铁了心，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好好赚钱。杨怡向丽珊保证，出机场就会有事情做，“不管它，出去再说。”
没来台湾之前，丽珊对这片土地了解很少。她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的 A 村。在镇上，她见过一个奇异的景象。天空漂浮着从台湾飞来的氢气球，落在地上，塌成一片，露出牛肉干、宣传单和邓丽君的磁带《何日君再来》——那是台海长达三十年“气球战”的一段小小注脚。丽珊想象，台湾一定是“宛如宫殿一样的地方”，楼宇高耸，华丽规整，空气中都飘散金粉。有人和她形容，走在台湾街头，纸钞能没过人们的膝盖。
丽珊的家乡 A 村（图片来源：林秋铭）
众多有关迁移的故事，总以财富神话作为开端。丽珊生活的县城里，悄然流动着大大小小的台湾梦。
在她之前，已经有数十位女性同乡、朋友通过“假结婚”的方式抵达台湾。据说，一个女人在当地的卡拉 OK 上了一个星期的班，有人愿意马上给她一百万现金，让她跟着自己去山上种绿竹笋；还有一个女人，在台湾躲了十年，等到钱赚够，儿子也长大结婚，她再拿着机票去移民署自首回家。
钱有多好赚呢？KTV 包厢里，顾客会把几万台币换成 200、100 的纸币，平铺在地上。小姐们把衣服脱光，皮肤抹一层油，在地上滚爬，沾到身上的纸钞全都归她们所有。赚得多的人，一个月能赚四五万人民币。
女人的身体成了小船，从那个金色梦乡，源源不断地为大陆家庭载来资源。等到丽珊到了台湾，她们惋惜地说，丽珊，你真是来晚了啊，“你早五年十年过来，你就发财了。”
02
妈妈
十一年后，当我和丽珊在餐桌面对面对话时，我们两人都已经知晓这场旅途的终点——她没有发财。面前的她头发半白，因为长期在户外骑电动车，手臂被晒得黝黑。她一边包着明天要上街兜售的小笼包，一边和我讲述她的赴台往事，拱着背，用力眯着眼睛，老花眼已经很严重。
丽珊是我的妈妈，我是她的长女。在我们成为母女的 28 年里，她曾经缺席 10 年。我 18 岁时，她和我父亲离婚，继而成为一个台湾人名义上的妻子，在对岸生活。
她具体是哪一年、哪一个季节离开的，我已经记不清。我只记得，动身去台湾前，她坐在床边，抱着我、告诫我，“如果别人问你，妈妈去哪里工作了，千万不要说台湾。”在宁德，甚至整个闽东地区，“去台湾”就等同于“卖淫”，是心照不宣的密语。
她向我发誓，她绝不会“做鸡”，一定会找到其他工作方式。过了很久，我才感受到那场对话的诡异。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对着女儿说出那样的誓言，是多么羞耻和难堪。我的表姐特地给我打电话，苦口婆心劝我，“不要让你妈妈去，她会被人看不起，连带着你也会被看不起。”当然，我知道已经这件事于我没有商讨的余地，只有告知。
妈妈该怎么去那个地方呢？听人说，她要和人假结婚，有一个假老公。妈妈告诉我，为了办手续、拍一些生活照片，她的假老公阿涛来过大陆。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见过阿涛这个人。妈妈几乎不提他，她希望把我隔离在这场假婚姻之外。
我遵守了和她的约定。当别人问起我，你妈妈做什么工作，我会精心包装她的身份，“她在外地做厨师。”我想我没有撒谎。台湾，当然可以叫做“外地”，有时候她在卡拉 OK 给客人炒炒小菜，也算是厨师吧。我在心里哀求对方不要继续追问下去，替我保留妈妈最后的尊严。
我同时感到深深的心虚，我为什么不愿意面对母亲真实的面貌，承认她是一个不得不钻制度漏洞、到台湾做小姐的人？是不是我打心底对妈妈感到羞耻，成为污名化她们的共谋者？
这样的迷惘和痛苦困扰我很久。潜意识里，我拒绝理解丽珊在“母亲”以外的属性，她有一份在对岸的工作，她是我的妈妈，她赚钱给我花，她把我和弟弟扔在了大陆，仅此而已。
我曾经上网搜索她的真名，她的名字和一串法院判决书的编号一同显示在网页上。假结婚被检举后，她的行为被定义为“影响两岸关系”、“扰乱社会治安”。媒体报道里，她融化在假结婚调查的庞大数字之中。
她和她同去台湾的姐妹被台湾本地人称作“大陆妹”、“大大”、“阿六仔”。刁难的客人会用更难听的词语，“死大陆”。（她曾教我，台语念起来，读音是“系阿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陆妹”是“可怜的受害者”，她们遭到胁迫或诱骗，成为台湾蛇头的摇钱树。如今，它意指大陆过来的，贪婪、低贱的“捞女”。她们的命运是主动选择的，带着活该的嘲讽意味。
这就是丽珊留在台湾的痕迹：一个罪犯，和一个贪图钱财的女人。
2021 年，丽珊被遣返回到大陆，把她的生活重新移植到家乡。2023 年，我辞职回家，和她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夏天。
一天上午，我帮助她收拾家里的旧物，在角落发现台湾生产的药品，几乎全数过期。我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她又捡回来，摆在桌面上，舍不得丢。和药瓶子摆在一起的，还有老旧的香水瓶子、没有拆封的面霜，像一排小型纪念碑。她怀念在台湾的生活，似乎那里的年岁是一片静止的、晶莹的湖，一直没有流逝。
我决定搁置自己的拒绝，询问我的母亲，过去十年是怎么度过的。我想要找到一种自我解离的途径，似乎只要我转向更宏观的视角，把她看作某个社会学课题中的组成部分，受过的痛苦就可以减轻一些。
“我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起初，她同样在拒绝我。母亲和女儿之间，即使再亲密，也横亘着不能逾越的秘密地带。那段日子，我们常在饭后出门，脱下鞋子，踩着海滨公园的栈桥散步。自从她去台湾后，我们少有如此亲密的相处。在一次又一次的散步后，她明白，这次对话不是女儿对母亲的审判，而是一次理解的契机。她同意了我的请求。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在她的宝蓝色电动车的后座，跟着她去拜访同期前往台湾的假结婚女性，也就是她在对岸的姐妹们。电动车在街巷快速奔驰，我靠在她的后背上，太阳烤着我们俩，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很勇敢。
印象里，我的母亲嗓门洪亮，一直有劲、顽强，生活难以摧毁她。但听她讲述飞机在台湾落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她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03
右耳
丽珊的右耳时而嗡嗡作响。
声音在耳蜗深处回旋，闷闷的，和生活中其它声响搅浑在一起。从外观看，这只耳朵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完整无碍地藏在发丝里。但和丽珊亲近的人知道，它曾经被严重地伤害。2007 年夏天，在一次和丈夫的争吵、扭打中，她的脑袋猛地撞在衣柜上，右耳短暂失去听力。医生诊断，她的右耳耳膜穿孔，并存在轻微脑震荡。
相似的暴力在这场婚姻中数不胜数。
它往往发生在深夜。隔着两堵墙，我仍能听见他们摔打东西，有时候伴随着一声闷响，那是人的肢体撞击家具的声音。我很怕没有力量优势的妈妈被打死，跑出去，看到的是满口血渣的妈妈，我吓得跪在地上为她求饶。天亮了，我把碎了一地的啤酒瓶碎渣扫进垃圾篓，再踩过黏糊糊的地板，背着书包上学。弟弟年纪还小，他用最童真的方式应付这一切，例如踩着凳子，把菜刀偷偷藏进冰箱的深处。
这些暴力事件都发生在老房子里，这让我以为，它们是从搬家以后才滋生的，实际上它早已显现，比我想象得还要绵延持久。
我的父母都是渔民，曾在渔村的近海处拥有十多个大黄鱼的网箱，他们一同劳作了七八年。丽珊力气很大，每天，她的手反复地插进腥臭的饲料桶，抓出拳头大小的份量，用力向鱼苗甩去。他们有过争吵，但父亲从未动手，他需要妻子的帮助。
30 岁那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丽珊的腰间开始囤积赘肉，从松软变得紧实顽固，再也消减不下去，身体像一只被吹胀的气球。她身高 1 米 6，体重近 65 公斤，下颌很宽，鼻头有些许臃肿。在闷热的厨房做完饭，她的脸上就挂了一层亮晶晶的油，丈夫时常笑她，“你胖得像只母猪”。
搬进城里后，丈夫继续经营渔排，她退守成为家庭主妇，照顾两个孩子。她偷偷试过减肥冲剂，喝下去后，持续的腹泻让她快要虚脱。她还试过一种束在腰间的震动带，抖得肚子麻麻的，全身发痒。丈夫的嘲笑变得频繁，“母猪”、“笨猪”、“没文化”、“什么都不懂”，大约是这些词。她气不过，用更难听的话反击，最后演变成肢体冲突。
这段婚姻辛苦又漫长，丽珊持续忍耐，是因为自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如果逃离，她不知道靠什么活。右耳发出细小尖锐的耳鸣声，它提醒丽珊，这些羞辱的存在。2010 年，不堪暴力的她决定协议离婚，女儿和儿子分别被判给她和丈夫。在台生活多年的杨怡建议她，不如跟着自己，一起到台湾赚钱，不然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以后怎么过呢。不想留在大陆的孩子遭人白眼，她下意识地回绝。
按照协议，她搬出老房，和女儿租下一间两室一厅的出租屋。出租屋很暗，没有餐厅，她们在楼梯间里吃饭。一天深夜，她在房间窗口听见小儿子的呼喊声。想念妈妈，他偷跑出来，在楼下一遍一遍哭喊她的名字。她决定把他带到身边照顾。
因为只了解鱼，她唯一的工作是去海鲜市场帮人杀鱼。她又和鱼打起了交道，每天用利刀刷刷刮去鱼鳞，再剖开鱼的肚皮，划拉出内脏。回家时，她身上有洗不去的腥味，手掌布着深深浅浅的伤口。杀一天鱼，赚 80 块人民币。
儿子被扔给自己后，丈夫甩手掌柜一般，零星给几百块的生活费。这样下去，离婚时分得的十几万，很快就会耗尽。她主动问杨怡，可不可以帮她介绍一个假老公？
假结婚来台的女性，大多都有这样相似的、伤痛的故事。要么，是背着家庭债务、抚养儿女的责任，要么是躲避家暴，普遍得一点都不稀奇。
电池研发公司宁德时代进驻宁德以前，当地的经济总量排全省末尾，是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东南沿海黄金海岸线上的“断裂带”。彼时，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巨大，承接欧美产业后的台湾正在经历发展速度最快的 30 年。至 1991 年，台湾的 GDP 增长到 1849 亿美元，人均 GDP 也达到了 9016 美元，直到 2017 年，大陆才接近这一水平。
宁德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以海洋经济为支柱。渔民们往往是在前一年贷款养殖，等来年鱼售出后，再把窟窿补上。千禧年以后，因无序养殖和海漂垃圾，农渔经济不济，渔民们无力填补资金流的大洞。那几年是渔民售卖渔排、进城打工的高峰。每隔半年，A 村的渔排面积就会缩小一点。
丽珊的家乡 A 村（图片来源：林秋铭）
摧毁一个渔民家庭更为致命的原因，是赌博。渔岛与外界存在一定隔绝，长期存在大大小小的赌档。每逢节日或是收鱼期尾声，渔民们围绕一个圆形的簸箕，垒成“人山”，狂热下注。幸运的赌鬼搬进城里，不幸的家庭债台高筑。
过去，体力处于弱势的妇女难以掌握家庭经济的话语权，没有独立的收入和资产。现在，女人们决定自己养家，通过假结婚去台湾务工，赚取高额的收入差，再经由地下钱庄汇到大陆境内，把钱供给丈夫和儿女。其中，比起做体力活，去歌厅和按摩店是赚钱更快捷的途径。
“那时候村里人都觉得，没能力的男人才让女人出去做这些事。知道老婆要出去，老公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怕被人瞧不起，也怕女人去了不回来。但是老公们根本无法偿还债务，必须女性来扛。”丽珊回忆。
04
新家
假新娘们并非凭空降落在这个陌生地域。在此之前，有一群人提供了承接。
我在一家水产干货店见到翁碧，丽珊说，她算得上第一批到台湾的女性。我们在一个宽大的茶盘前对坐，她梳着一个低马尾，动作文雅地沏着茶水，姿态舒展。她在台湾已经生活了 30 多年，入台时的身份是一名偷渡客。
1992 年，两岸关系解冻近十年后，翁碧踏上前往台湾的船只，那年她 25 岁。船只从晚上出发，要行驶到第二天下午。进入台湾海峡，看到巡逻警的影子，蛇头驱赶她们进入暗舱。她和四五十个人挤在不见天日的舱室里，其中一半是女人，她们操着闽东口音，来自宁德、福州。船只剧烈摇晃，一天没有吃的，翁碧差点把黄疸都吐出来。
为了上这艘船，她花了近 3 万人民币。费用不仅包括船费，还包含了买官的钱。到了宜兰的码头，她们逃过临检，顺利上岸。20 多个女孩排成一列，由等候好的车子，一台一台地载到相应的工地、农场。
能够平安抵达台湾，都算得上幸运儿。有人因为中暑闷死在暗舱，有人遭到临检，跳海身亡。我问翁碧为什么冒着这么大风险离开，她告诉我，“我以前在宁德做衣服的。有人告诉我，你在台湾做一个月，能抵上宁德做一年。我听了好动心，都没有想过后果是怎么样，就这么去了。”
和她同批偷渡到台湾的闽东女孩，分散在台北和宜兰，大部分从事成衣工作，其余的做起护工、理容。假结婚的生意链条出现以前，没有任何关系依靠的她们，几乎是凭空开凿出自己的天地。她们接二连三地向大陆的姐妹送去新世界的消息，为假新娘们后来的登岛探路。
后来，翁碧和宜兰渔村里的一个男人结婚，在家里做起了裁缝铺，一个月收入 1 万多人民币。1994 年，她的女儿出生了，她给老家寄了一张抱着孩子的婚纱照。
拿到身份证后，每次投票她都参加，“不管是选市长、议员，还是什么县长，我都会去。我要选对我们有利的政党。”2008 年，翁碧在粉色的选票纸上勾上了马英九的名字。
同乡的牵引和帮助，是假新娘选择前往台湾不可忽视的前提。她们宛如鼩鼱，互相咬着尾巴，连成一串，穿过原野，寻觅食物。
落定脚跟后，第二年，丽珊从桃园市搬到开放式卡拉 OK 更多的新竹市，住在自由路的一栋红棕色和米白色相间的公寓楼。自由路上，来自闽东的女人最多，她们分散住在自由路两侧的公寓或民房。如果有新的“表姐妹”从大陆刚刚过来，这里将成为新人的暂住地，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直到找到下一个稳定的住所。
年龄成为小姐们工作流动的分水岭。20 岁到 35 岁的年轻女性，流动到酒店上班，或是“跑方”。35 岁以上的，则进入开在巷弄里的传统型卡拉 OK。
她们用花名搭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小丽，香香，小红，乐乐。除了亲近的人，其他人不知晓她们的真名。假名让她们在新竹的黑夜里感到安全。宁德话是她们用来交流的暗号，透露某个客人会不会发小费，会发多少。如果被客人发现，他们就骂，“去去去，都在说宁德话，你在骂我吗？”
住客之间极少相互串门——晚上工作一宿，白天的她们急需充足的睡眠——除了需要互相染发的时候。染发剂在这里十分紧俏，四五十岁的女性要和时不时冒出头的白发对抗。在娱乐场所，白发是扫兴的存在。
公寓楼分布多个独立单间，一个月房租 5000，配备了料理台、冰箱、洗手间。生活必需的装置挤在一个空间里。花朵图案的床罩是楼上的老邻居不要的，丽珊拿来洗晒了几次，用酒精消毒，盖了很多年。鞋柜和锅具也是半夜在路上拾来的。别人丢弃的家具，一一拼凑成她在台湾的家。她常去新竹的二手商店淘衣服，一件衣服只要 50 块、100 块台币。
丽珊的公寓楼离工作的卡拉 OK 很近，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她住五楼，下楼，转弯，再穿过一条小道，就到蔚蓝卡拉 OK。在新竹，她的世界是一个狭窄的“L”型，自由路和中央路把她紧紧夹住，她如同一只陀螺在其中不停来回旋转。
风，是新竹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不管走到哪里，风都在呼呼地吹。”冬天，新竹的冬季季风干燥猛烈。风越过山脉，扑向城市。丽珊将自己埋入风中，挪着小步子地去上班。夏天走累了，她会坐在拐角的阶梯上休息，风轻轻摸她的耳朵。
05
地狱与乐园
真正进入台湾，丽珊发现，台湾不如想象中那么华丽。这里坐落着联排的低矮房子，昏暗的娱乐场所藏在破旧铁皮屋的肚子里。
刚到台湾的头几天，杨怡请丽珊帮忙，陪着她和台湾人吃饭，“我一个人害怕。”杨怡说。饭桌中心摆着一只硕大的帝王蟹，足足六七斤重，很是威风。吃开心了，台湾男人拿出皮包，给在座的每个女人发了两三千块钱。到达那里的女人们，互相称呼“表姐”、“表妹”，向外人介绍彼此时，都说是“亲戚”。冲着这个名头，男人会按惯例给她们“见面礼”。
看到胖胖的丽珊，客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你这样来台湾，也能当小姐哦？”他们把她推出门外，要求换人。有时，她不吭声在其中一桌坐下，他们毫不客气地推开她，“去去去，去那一桌。”友善一些的客人打发她两三百块钱，让她不要再进房间里来。
她先后在两家卡拉 OK 工作。前一家卡拉 OK 本地小姐多，外籍小姐常常受到排挤。她们叮嘱客人不要给大陆人小费，“阿六很现实啦，她们只是想要你的钱”。大陆小姐需要偶尔替本地小姐喝酒，“喝得半死给一百两百”。为了争小费，她们甚至揪打起来。
丽珊辗转到第二家店，也是她工作了五六年的蔚蓝卡拉 OK。
它坐落在一座老旧楼房的二楼，立着一块紫色的招牌。每天下午 5 点到凌晨 2 点，这里准时营业。进入正门，会直直看到一个舞台，地上铺着红毯，顶上挂着彩色霓虹灯带。大厅摆放的棕色皮沙发，如同餐厅一般，围成许多个圈。这里遵循古早的点歌方式，客人分别在不同的圈内落座，到舞台侧边的点歌机或用点歌本点歌，DJ 按照桌号轮流放歌。
开放式的卡拉 OK 对于没有外貌优势的丽珊来说更有机会。更重要的是，蔚蓝卡拉 OK 的老板有一个宁德女朋友，她们能够更受照顾。
这个系统有自己的规则和语言。
卡拉 OK 不会发放工资，小姐们的收入全部由小费构成。小费被称作“方”。客人来喝酒，记在某个小姐的账上，算作“开”她们“方”，1000 块钱的酒钱，小姐从中抽成 200。“公方”，指的是“见者有份”的小费，在场服务的小姐都可以得到。
歌厅分为大厅和包厢两个区域。包厢，称为“私台”，空间封闭，由他们指定小姐来服务；大厅的点歌台是开放的，叫做“公台”，每位客人入座需要给 300 块钱入场费，他们可以得到三瓶啤酒，和无限唱歌时长。
包臀裙、手袋、皮靴，是工作时的常见装扮。为了及时把小费收好，她们把手袋的拉环紧紧套在手腕上。如果换了卡座，忘记带上手袋，她们就临时将钱塞进胸罩或是皮靴里。回到公寓，她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清点皮包里的钱。把花花绿绿的台币在桌子上码齐，她们再脱鞋、脱衣，从身体其他角落抖落出剩余的钱币。
凌晨到家，小姐们要把纸币从口袋里悉数掏出，清点今天的收入。
新竹市是全球高科技代工产业的重镇，客人们多是附近社区的中老年居民，以工厂里的体力工作为主。他们衣服破旧，仔细看，成排成排挂着毛球。一号是他们的发薪日，那几天店里往往生意很好，但到了七八号，人就渐渐少了。有的客人甚至向小姐借钱消费，等到下一个发薪日，再把钱还掉。
客人们有不同的习惯，有人喝酒要加冰块，或是加特定量的冰水。如果调错，他们会用闽南语厉声骂她们，“干你娘，去死啦。”像插花一样，客人们轮番把钱一张张塞进小姐们的衣服里，通常是领口。
轮到丽珊的时候，她躲开了。客人问她，你要不要？她说，我要。他说，那你过来给我塞。她总穿高领，腋下的衣服很紧。钱塞不进去，那就不赚了。
她不知道和客人聊什么，只傻傻地坐在那里张望。其他小姐已经对这套对话方式很熟稔，丽珊只能靠她们开口，帮她争取小费。
有时客人的手掌爬上丽珊的大腿，惹得她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四肢绷得紧紧的。她找了个借口，跑到卡拉 OK 外面偷偷地哭，被经理撞见。经理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哭。“我想孩子了。”她不想露怯。
后来又一次跑出来，她不得不解释，有客人在摸她的大腿。“傻逼”，经理骂她，“摸一下你的大腿，你的肉有少一块吗？”
她摇摇头。
经理又问，“那你口袋里的钱是不是多了？”
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玩一种脱衣服的游戏。在碗里投掷骰子，客人输了给 100 块钱，小姐输了就脱一件衣服。玩到最后，每个小姐能赚到两三千。等到丽珊，脱到只剩下一件单衣和内裤，已经不能再往下脱，她只好躲进卫生间，迟迟不敢出来。经理在门外劝她，她感到极度难堪。她过去的工作是面对网箱里的鱼、案板上的鱼，现在她自己成了一条圆滚的鱼。
从四川来的小爱姐，已经六十几岁，来台湾之前特地做了一场丰胸手术，头发染了又染，她会主动地把客人的手掌放在自己饱满的胸脯。表姐小瑶和丽珊一同从三都老家来到台湾，称得上是“发小”。最早，她在南部搬水泥、采柳丁，收入不高，辗转来到卡拉 OK 上班后，她的经济状况才转好。“记忆里那么单纯的一个女孩”，此刻坐在客人的腿上，呼唤他们“亲爱的”、“老公”。丽珊感到恍惚。
她遇到过一个台湾原住民女孩，18 岁。女孩说，自己 16 岁就出来上班，早就和家人断开联系。女孩“胆子很大”，坐在男人们的大腿上，让他们摸她的乳房。她得到一份小费，会让客人给其他人各发 200。女孩喊丽珊“姨姨”，看到她时，丽珊想起自己的女儿，她们有同样年轻的脸，“每次看到她，我都心疼死了。”
为什么女人会把自己搞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她嫌恶她们用“这样的方式”赚钱，与此同时，她内心矛盾地学习如何加入游戏。
客人赶她离开时，她慢慢凑近，主动问客人，“你今天要摸奶吗？”她说，“我知道这里有人可以给你看奶子。”她要求他们拿 500 块作为介绍费。丽珊向我解释她的无奈，“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钻到她们中间去赚钱。”
两三年后，她成了这里的熟面孔。她学会了如何用娇嗔的语气和客人说话，“大哥，今天看你心情不错哦。你孩子多大了？你在这家卡拉 OK 有女朋友吗？”
客人稀少的日子，来自闽东的女人们聚在一起喝酒，相互倾诉想家的心情，边抽烟边流泪，仿佛要用眼泪把自己重新洗刷一遍。
有人喝得倒地大哭。“你以为台湾是天堂？来台湾就是地狱你知道吗？”喝醉了，杨怡对丽珊说，“为了钱，人是会下地狱的。”
06
回音
包厢里是很吵闹的，没有空间容纳乡愁。丽珊半夜回家洗完澡，通常已经接近凌晨 2 点。如果没把脑袋喝醉，躺在床上就感到孤单。穿高跟鞋让她的小腿长年水肿，她揉捏自己小腿，按一下，皮肤就落一个小坑，留在那里。
微信的消息框里满是未读的红点。她收到小儿子给她的留言，说自己患了感冒，或是摔着了，“妈妈，我身上疼。”才上初中的他带着很是委屈的语气，她边听留言边掉眼泪。除了春节，她错过了孩子所有的生日和节日。她同意杨怡的话，台湾确实是地狱，但她不得不留下来。她发誓，自己再怎么样也要挣出一套房子的钱。
如候鸟迁徙，每年春节和暑假，丽珊都会回家一次，待一周左右的时间再离开。即使她回家，我们也没有时间可以交谈。夏天，她要骑着电动车，翻看路边的招贴，找新一年的住处。老房子卖掉以后，这十年，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只能在不同的出租屋之间辗转。我的书本被不停地打包、丢弃，搬家的货车司机随意地将它们扔在水泥地上。房东常常找上门来，警告我们动静小一点。
每次回来，她都会带不同牌子的凤梨酥。我几乎不会分享那些凤梨酥给同学。送人手信，要顺带分享它们的来由，我很难说清。凤梨酥藏在书包里，被压烂了都没能拿出来。
丽珊都是在半夜三四点时离开。走之前，她会到床边摸摸弟弟的脸，弟弟醒不来，她只好把所有的叮嘱都一股脑塞给我。
妈妈离开后，我代替她，成为家庭的半个照料者。弟弟和我差五岁，我们分别上高中和小学。生活费不够用时，我们一同坐车去姨姨家领她汇来的钱，再分配给弟弟。因为父母的双双缺席，我要承担这个家庭“养育者”的责任，关照学业的同时，陪伴弟弟、教育弟弟。这让我对母亲产生怨恨，为什么妈妈的责任可以简化为一个金额、一盒凤梨酥？为什么她可以想当然地远程履行她的母职，把负担转嫁给我？
但怨恨很快被道德责任消解，作为一个女儿，作为一个长姐，总归要更理解和包容妈妈。面对母亲的苦难，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对自己发出责难：如果没有我们，妈妈的人生是不是会幸福一点？我不敢让自己过得太舒适，想和妈妈一起受苦，减轻我的愧疚感。
极度疲惫的我，和她爆发过剧烈的争吵。为了切割和这个家庭的关系，我决定在经济上不再得到她的支持。一次，我给她留言，“我不想再收到你的钱。我之前花了你多少钱，我以后赚钱了全都还给你。”换做现在，我大概不会说这么重的话，但那时的我，总想把话语磨得锋利一些，刺痛母亲，让她背负愧疚。我得逞了。收到那条留言，她哭了好几天。
后来我才知道，与此同时，我的弟弟也在经历一场内心的崩坏，甚至崩坏得更为彻底。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和对岸的母亲相处，她也无所适从。无话可说的时候，她做得最多的事是拍每天的饭菜给我们看，豆腐乳、白开水和乱炖一锅、已经看不清原本颜色的剩菜。
得知我出现厌学情绪，她带着揶揄的语气责骂我，“我为了你们两个，吃剩菜剩饭，我节约成这样，你们还要让我受气。你要是不想读书，就和我来台湾做台。”
这些尖锐的对话，潮水一般，在某些时刻猛烈涌起，又缓缓落下。早晨，我收到她醉醺醺的语音，“宝贝，赶紧睡觉，明天会更灿烂的，你知道吗？管他妈的那么多，我们前途才是无量的。”我和弟弟没有得到多么无量的前途，但这已经是她努力托举的结果。
当生活趋向平稳，她想“托举”更多的人。2019 年 8 月 1 日，赴台自由行个人签注停办以前，她曾陆续把她的几位外甥女，也就是我的表姐、堂姐们，通过旅游签证带到台湾，让她们住在自己的住处，晚上跟着自己去“上班”。那时，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已经缩小，不愿意办理假结婚年轻女性们，利用 15 天又 15 天的签注循环，在台湾短期赚快钱。
为托举打上了引号，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样的帮助只算得上颇为无奈的选择。我的姐姐们，无一例外有要养育的小孩，其中包括当时劝阻我的表姐。出于这些帮助、家里逐渐转好的经济情况，“去台湾”的丽珊在自己的家族里有了话语权，她成了众人倚靠的对象。
读大学期间，我读到一些女性主义相关的书籍，逐渐萌生性别意识。在我准备继续申请研究生时，遭到父亲的反对，他的理由直接又荒谬：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我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金钱资助，支持我读完研究生的，是在台湾赚钱的妈妈。
某种程度上，我的妈妈是一个最不女性主义的女性。她的工作是模糊的、暧昧不明的，要接受异性的凝视和侵犯，利用关系赚钱。但另一方面，她始终不放弃培养我，用尽全力把我推向更宽广的地方。
当我们聊到她如何向客人推销另一位小姐的“胸部”时，我感到难为情。我痛苦的不再是如何消化她曾经抛下我们的怨恨，而是母亲形象的轰然倒塌，母亲的威严消失了，继而立起的，是一个复杂的女性。以前的我能够自然地对丽珊说，“我不是你，我才不会成为你。”现在，这句话无从说起。
我是在她的苦难之上长成的人。金钱组成了一条河流，从台湾男性的皮夹、口袋流向妈妈的胸罩、皮靴，再通过数人的手，流到我们的手中。它哺育我，浇筑成我的目光与视角，是那个荒诞乐园里，众人无意敲响的一个回音。
07
身份
我见到玉华时，她正坐在一扇明亮的落地窗前喝茶。她长相清丽，身材很高挑，眉毛是红棕色的，模样有点像女歌手阿朵。卫生间的洗手台上放着一顶假发，还有新买的染发剂。头顶上桃红色的头发出现了断层，深处的白发长度标记着她离开台湾的时间——两年。
她是丽珊在台湾的朋友。和总是紧皱眉头的丽珊不同，玉华开朗松弛，说话声像是在放炮，充满不管不顾的活力。
玉华前后两次通过假结婚入台，第一次去台湾，在 2001 年。她主动选择了那里，没有愁苦的动因。
对于她而言，台湾是一片亟待探索的“新世界”。她指着窗外明亮的街景向我描述，“哪像现在，那时候的宁德到处都是垃圾，晚上各处在喝酒打架。我听说台湾比大陆各地开放多了，气候好，还有健保，台湾人素质文化也比较高。虽然有工作上的不愉快，但你在那里，能作为人受到尊重。”她翻找相册，为我展示她离开家乡前的模样。我想象着，照片里那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向她的新大陆进发。
2000 年前后，假结婚严重泛滥。玉华记得，那时候她去办理证件，出入境大厅熙熙攘攘，排了很长的队，“每天都有一两千人在办理结婚。”审核条件并不严格，流程极其简单。首先，双方在大陆地区指定的机关单位登记结婚；接着，台湾丈夫向陆配写一封信，表达希望她前去探望的愿望；最后，陆配通过这封信办理入台证和台湾通行证，前往台湾。陆配只要申请就能过去，落地机场无需面谈。
根据台湾当时有关规定，抵台后每 6 个月，陆配需要由台湾配偶或在台设有户籍的内亲属作保。它又被称作“对保”、“报到”。由于对保制度，假新娘依赖假老公，遭遇过他们趁机“敲竹杠”——他们要求假新娘在介绍费的基础上，每个月定期上缴五千到一万新台币，不然就去派出所检举她们。
假老公，又叫“人头老公”，往往是找不到伴侣或早已离异的单身汉，或残疾，或贫穷，或智商低下，或流浪街头。台湾的蛇头们常去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寻找打扮邋遢、生活秩序混乱的男性，说服他们达成假结婚契约。运气好的陆配，可以找到一个年长的“老芋仔”（民间对退伍老兵的一种俗称），他们能领到退休俸，还不会过分刁难假新娘。
抵台两年，陆配才被准许发放工作准证，但是东南亚外籍配偶没有同等要求，大陆配偶位处“种族化移民体制的最底层”。对于一个急需收入的群体来说，两年实在太过漫长，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偷偷打工。
为了防止假新娘出外务工时趁机离开，一些人头老公将她们囚禁在自己的家中。取得身份证以前，假新娘们的性与身体成为丈夫严密监控的客体。
担心背上责任，玉华抵台后，她的人头老公不再愿意为玉华对保。6 个月的时限一过，她沦落成了“黑户”。
躲警察的日子，她说自己“都快得病了。”下楼倒垃圾，听到警车的声音，她迅速冲上楼，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有一次，玉华远远看见警车，吓得拐进巷子。灯光昏暗，她不慎闯入巷子里一座复式毛坯房，在楼梯口处踩空，摔了下去。她翻出手机照亮自己的腿，它们擦伤严重，挂满血痕。无暇顾及这些，她只能缩在角落，等警车走了以后，跑出巷口拦了一辆计程车回家。
玉华先去了台中，后来又前往屏东。她和表姐住在一起，屋子里塞了 6 个人。没有工作许可，让她每天生活在被捕的恐慌之中，不敢出外。她只能选择等待。其他姐妹去火锅店洗碗，给她偷一些丸子和冬粉，可以抵两顿饭。
无法忍受四处躲藏的恐惧，玉华决定回家，这一趟探索之旅宣告结束。明知道在机场一定会被扣留，她仍然订好了一张回大陆的机票。飞机起飞的同时，她在被押送去派出所的路上，不停掉眼泪。
玉华站起身来，语速变得很快，“在看守所的地下室，我睡了一晚上。关在里面真是度日如年啊，一天怎么那么那么漫长，现在想想还是害怕。他们把我的笔录做得乱七八糟，我拿回来一看，写着我‘去酒店上班’，就是卖淫的意思。我很生气，我根本没有卖淫，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写！”
2002 年，陈水扁政府企图将大陆配偶取得台湾当地身份证年限由八年延长至十一年，远高于外籍配偶的四年，但未执行。两年后，台湾出台相应的入台面谈审查。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台湾陆续立法完善面谈制度管理，保障入境夫妻的隐私和权益。两岸婚姻的外部环境有了改善，夫妻不再需要对保，陆配获得身份证期限由过去的 8 年缩短为 6 年，入台后即可获得工作权、参加医保。
马英九时代为渴求获得收入的女性拉开了一条生存的缝隙。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假结婚再度迎来高峰。2011 年，在大陆居住 6 年以后，按耐不住满腔冲劲的玉华，再次通过假结婚的方式来到台湾，并在新竹认识丽珊。
即使玉华和丽珊很快取得长期居留证，她们仍惧怕警察的稽查。
新竹大部分卡拉 OK 的二楼，通常设有监控装置。一旦有临检、巡逻的警车经过，报警器就开始作响。听到响声，前台马上到吧台按下按钮。它连接着所有房间，铃声同时响起时，所有小姐都会轰隆隆一阵往后门跑。看到这样的景象，她们俩二话不说，跟着一起跑。
跑不掉，丽珊和同伴钻进厨房的楼梯下。里面空间不够，她被挡在外头，被警察提溜了出来。“你躲什么躲？你依亲居留，来团圆的，怎么还敢来这种场所上班？”警察质问她。她慌忙说，“我只是来玩啦，我来找我同学。”
每个假新娘都怀揣着一堆逃跑的经历。如果被逮住，警察会调查她们在这里上班的缘由。万一和人头老公的信息对不上，她们就会遇到麻烦，取得身份证难上加难。能跑则跑，这是她们的生存准则。
另一条生存准则是，卡拉 OK 的酒桌上不能有党派之争，“小姐”们如同一个摆件，没有社会身份，附和就好。玉华会在心里记下谁是民进党，谁是国民党，“那边的支持者非常忠心。和国民党在一起就会放松一点，碰到民进党，就要小心翼翼。”
摇摆的身份之下，隐秘的侵害在发生。店里一个名为瑞瑞的女人，把赚到的小费，花在交往的台湾男朋友身上，却遭到对方殴打。玉华和丽珊心里都很痛楚，但她们没有上前阻拦。她们自认为，作为外来客，自己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脚踏在别人的土地上赚钱，我们没有权利说话。”丽珊说。
丽珊的另一个朋友小沛记得，她曾寄住在朋友家，一天下楼，朋友的丈夫看见她后，边嚼着槟榔边过来抱她。她吓得冲回楼上，躲进卧室。她不知道求助谁，不敢报警，也不敢开门上厕所，只能在卧室里解决大小便。
工作性质的暧昧，致使她们常被认定是客人的“女友”。“他们即使六七十岁，脑子里还有爱情，跟神话一样。他们会说，我又爱谁了，我要追谁了，我要照顾谁。即使自己没钱花，也要给她们花。”丽珊说。小姐们不能反驳，只能忍耐，她们需要模糊的关系为生存提供庇护。
在一个晚上，丽珊还是忍不住动手打了人。她托一位台湾朋友给自己姐姐汇的钱，被他在百乐门游戏厅赌个精光。游戏厅门口，她和他打了起来。警察到场后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她不知道怎么解释，大哭起来，最后无奈编了一个理由，“他是我的雇主，他欠我工资！”
她们痴痴数着办理身份证的年限，到那时，她们便有了在此生活的正当性。
在玉华家，我认识了和她相识多年的朋友湘美。她今年 50 岁左右，相貌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我们说话时，她安静地坐在沙发的一角听，从不主动参与。问题落在她身上时，她用点头或摇头模糊地带过，不愿多透露一点信息。这是多数假结婚女性在大陆自我保护的姿态。
当话题引到“身份”，沉默的湘美突然转过身，低声对我说，“其实我不是那么想拿到身份证的。”那个时刻，湘美的心轻轻开了一扇小窗。
和丈夫离婚以后，湘美独自抚养儿子。经济情况无法支撑单亲妈妈的生活，她选择在 2014 年来到台湾。太想念孩子，她的时间被切割成两半，半年分给台湾，半年分给大陆。
“我拿身份证，只是为了让假老公不再纠缠。”她说。他们只要单独见面，他就试图摸她、抱她。湘美不愿意同住，他就敲门骚扰，用举报假结婚来威胁她，扬言说，“看到你一次，我就打你一次。”她曾向派出所申请人身保护令，在 100 米的范围内，他不能靠近她。
熬过了六年，湘美满足了办理身份证的时限。在此之前，她和丈夫需要再一次面谈，解除对他的人身保护令。每天，她依然很害怕他“咚咚咚”地敲门，看到他的来电，她都会心里一紧。
湘美把这么多年的噩梦一股脑地冲我倒了出来，声音有些颤抖。我很愤愤，她又转而安慰我，“其实不能怪他们，我们也是在利用他们。”她说，“我们互相利用对方罢了。”愧于假结婚的不正当性，湘美接受了他有限的侵扰。
一年前，拿到台湾身份证的那天，湘美没有任何兴奋、欣喜，只感到一阵短暂的平静。第一件事，是和假老公办理离婚。
获得身份证后，她将得到投选票的权利。我以为她会积极参与投票，为自己以及所在的群体谋一点可能。但她摇摇头，她从不参与这些活动，也对此不感兴趣。困境中，能松一口气已经是幸运。
通过台湾务工，湘美存下了近 200 万人民币。这两年，她全款在宁德的一座沿海小镇买下了一套商品房，有了安家之所。她想，在台湾再做一两年小姐，就彻底回到大陆。握有台湾身份，往返两地办手续，处处会遇到麻烦。至于老年的生活，她不想在台湾度过，“我一定是会回来的。现在可以赚钱，可是等我们老了，怎么生活呢？我会很孤独。”
我坐在她们三人中间，感受到眼前的割裂。右手边的丽珊和玉华，渴望一张身份证立住脚跟。左手边的湘美，在苦恼怎么放弃台湾人的身份，逃出围城。
08
天地
每过一年，我都要迎接一个不太一样的母亲。
我很难说清，丽珊根本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一些细节可以作为例证，比如，她会把“保安”叫成“保全”，“垃圾”的发音变成“乐色”。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闽南语词汇，从她的嘴角溜出来。出外吃饭，她使用公筷，主动压低自己的声音。
她和我讨论两地的政策、党派，描述台湾历次大选时的投票景象，谈论政治的姿态十分自然。
我记得，过去在饭桌上，每当我寻求建议，我爸爸都把她撇到一边，“不要问你妈，她什么都不懂”，我和弟弟自然地和父亲形成了同盟，把她视为智识上的弱者，把她架空在话题之外。她和父亲打完架，要面对我的数落，“你知道他要打你，你就不要还嘴啊。”弟弟也会跟上一句，“对啊，妈妈，你忍住不说话就好了。”我们把妈妈挨打归结为“她太蠢了，不懂生存之道”我警示自己，不要成为她这样无能的家庭主妇。
我那仅有初中学历的妈妈，在海水之上长成的妈妈，现在像是经历过一番文明的训练，变得陌生却生动丰满。我反而成了那个更封闭的人。
为了拓宽自己外貌以外的“空间”，她自学了台语。在大理石桌面上，她划拉着手指，给我拼写歌曲《怀念的播音员》。Bo 是“ㄅㄛ”，像两把钩子，yin 是“一ㄣ”，弯弯折折，yuan 是“ㄩㄢ”，像汉字里的“山”和“马”。
学习台语的开端，是店里姓郭和姓杨的两位客人。得知丽珊不会唱台语歌，他们非常慷慨地教她，一句一句，仔细纠正。回到出租屋，她在手机软件上搜最新的台语歌，把拼音表列在本子上，一笔一画跟着写，用点唱机来练习。新歌一上线，她第二天就能唱，比点歌机出新歌的速度还快。客人们热衷找她唱新歌。
在她的请求下，老板同意她随意使用厨房。用酱油膏拌一碗葱油面，她能赚 200、500 的小费。客人到店，她主动上前问，“饭吃了吗？肚子会不会饿？我拌一碗面给你吃？”从那时候起，她有了自己的花名，叫做“丽妈”。外貌上，她无法满足男性对“女友”的想象，她便扮演一个“母亲”。
钻入这些缝隙以后，最开始，她一个月只能赚四万块，后来月收入渐渐达到十万。小费最多的一个晚上，她足足赚了九千多。
丽珊有了自己的台湾朋友。一个六十几岁的姐姐，每个星期三都会来找丽珊唱歌，丽珊去哪里上班，姐姐也跟着去哪里唱歌。还有比她大 20 岁的台湾女人莲秀，她会带上丽珊一起家庭旅行，带她认识其他家人。听说丽珊孩子还在上学，她心疼丽珊，常用小费支持她。
一次，丽珊从卫生间出来，发现一对开面店的台湾夫妻站在门口。他们在等她。怕丽珊错过小费，他们要亲自把它放进她的手心。
一个货车司机认她做干姐姐，邀请她到家里喝酒。喝到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给她塞了两千块钱。她把钱又推回去，“你去店里消费，我会向你要，那是我工作的地方。但现在我们是朋友。”
立夏那天，丽珊和朋友聚在出租屋里做春卷。这是宁德过立夏的习俗。
那个场域里，“朋友”有不同的解释。它不意味着彼此有多么坦诚和亲密，更多的是相互照顾的情义。它停留在这间卡拉 OK 里，不能越界和冒犯。
有一年中秋夜，玉华拉着丽珊，逃出卡拉 OK，拦了一辆计程车，一路驶到青草湖。在半山腰，她们喝着咖啡闲聊，湖里灯光点点，再抬起头，又看到好大好圆的月亮。那天，丽珊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初到台湾时的紧张、恐慌不同，她们开始习惯这里的生活，学会在工作间隙喘息。
公寓楼不远处，有一家 711 便利店。独自一人的时候，丽珊会走进店里点一杯黑咖啡。咖啡的香气蒸上来，让她感到舒缓。来台湾以前，她几乎没喝过咖啡，仅有的几次体验，是蹭女儿的速溶咖啡粉。客人或是朋友带她去了几次咖啡馆后，她知道了，现磨的咖啡是很香的，它要烘焙，磨粉，再萃取，喝咖啡的时候，可以和人好好地、放松地聊天。
玉华和丽珊计划着去不同地方旅行，去澎湖、小琉球、花莲。玉华最开心的一次旅行，是去澎湖看花火节。她看到，船开到海里面去，往空中刷刷地放烟花。烟花绽放开的时候，大家齐喊“啊——”，“好激动，好梦幻。”台湾的海水蓝蓝的，有点绿，又有点乌青，和宁德的海水很不一样。
玉华拍下的澎湖花火节。
在台湾的日子，是她们结婚以后最漂亮的时候。每年圣诞节前后那几天，小姐们要穿上圣诞套裙，一人戴一顶毛茸茸的帽子。打扮成圣诞老人的老板，背着大袋子，给大家发小费。迎接新年，老板请吃香菇鸡汤、麻油鸡，在高档餐厅里为小姐们举办尾牙。
“那是一个很快乐的场所。”丽珊说。这是她的原话。我问她，为什么会是“快乐”的呢？明明在此之前，你承受了那么多难堪。丽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她看来，愉悦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霓虹灯和音乐把它们搅在一起。
49 岁生日那天，卡拉 OK 为丽珊办了一场生日会。她给我发来一则视频。视频里的她，捧着一大束鲜花，穿一身波点连衣裙，对着镜头左右摇摆身体，笑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有人往她的脸上抹了一层奶油，她们打闹在一起。视频底下，她留言，“那天我好开心，第一次过那么快乐的生日。”
我回复她，“妈妈，你好可爱。”发自内心地，我觉得那个蹦蹦跳跳的丽珊很可爱。我记忆里的她很笨重，扎在厨房或是洗衣槽。我们记得父亲的生日在九月初四，但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更不用说庆祝。她在那里找到了轻盈的自己。我想的是，不要回来了，妈妈。
除了玉华，小沛是另一个常常拉着丽珊“出逃卡拉 OK”的朋友。
她比丽珊小两岁，活泼风趣。我们见面那天，52 岁的她穿着水手服，挎着闪亮的挎包，邀请我们出门散步。她的手和丽珊的手紧紧扣在一起，女孩似的，在空中来回晃荡。
在台湾的十年，是小沛的人生被生育、婚姻折叠后重新打开的十年。结婚前，她跟着姐姐做服装生意，裁剪衣服。这样的日子很短，她很快结婚，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生完儿子，小沛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胸口像有一块石头坠着，每天止不住哭泣。晚上更是难熬，吃十几种药，用来控制睡眠和躁郁。最严重的时候，她在家里躺了十个月。病情不见好转，她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尝试过割腕、上吊。这期间，丈夫与小沛离婚，唯一的儿子判给了男方。
独身一人，小沛渴望换一个环境。那时正值陆配政策放松，“那时候，闲着也是闲着，别人去我也跟着去咯，就这么迷迷糊糊到了台湾。”她笑着，快速交代了自己去台湾的原因。或许还有更多，但她不愿意再多加解释。她只告诉我，在四十岁，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新生活给了她勇气，让她慢慢和抑郁剥离开。
小沛为自己安排了卡拉 OK 工作的“假期”，一个星期休息三天。休假时间，她背着包坐火车环岛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她就去当地的卡拉 OK 上班赚生活费，钱够了，再去下一个城市。台湾从北到南的所有小城，她几乎都踏足过。旅途中，她认识朋友、同乡，约定以后再去找他们玩。
“那时候，我觉得上天是有使命给我的，我得好好用这个生命。”她晃着手臂说。
丽珊和小沛在新竹相识。一年春天，她说服丽珊，放下工作去台东泡温泉。两人一路坐着火车到了台东，分别穿上浅粉色和淡蓝色的浴衣，住进日式的小房子。那趟旅行，她们拍了很多照片。草坪上，她们背靠着背，笑得眼睛眯眯的。只有在这些轻盈的时刻，丽珊才能不思虑未来。
丽珊和小沛在台湾的最后一次旅行，她们拍了很多照片。
出租屋的物件越堆积越多，周遭朋友关系也变得坚固。丽珊发现，她早已在这个城市建立起了另一种版本的生活，它由咖啡、温泉和闽南语构成。她甚至想过，在这个金色梦乡一直生活下去的可能性，“生活越来越顺利的时候，我开始舍不得回来。舍不得那些朋友。”
丽珊最喜欢的地方是野柳。那里是大屯山延伸到海中的岬角，从新竹的住处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当地的石头受到海蚀及地壳运动等作用，形成大大小小的奇景，孤寂苍茫。她站在野柳的石块上，双手展开，头发被吹得高高扬起。
逼仄昏暗的歌厅里待久了，人就向往广阔的地方。
09
驱逐
2016 年 5 月的一个上午，在总统府经国厅，穿着白色西装和黑西裤的蔡英文走上台宣誓就职。她的当选引起陆配们的焦虑，卡拉 OK 的小姐们嘀咕，“这个女魔头上任了，不得了了。”
蔡英文在其任期均坚拒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降到冰点。于 2012 年起提出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17 条修正案，将陆配取得身份证年限由 6 年改为 4 年，在 2016 年因议事瑕疵被民进党籍立委推翻，还新增须通过一项认定考试。马英九时期，2012 年陆籍配偶达到 12,034 对、占 58.4％最高。此后，陆籍配偶占比不断下降，大陆及港澳地区配偶移入人数每年下降约 1000 人。
水温在不断升高。机场面谈的问题变得愈加刁钻，各地的派出所严打“假结婚”案件，查察力度比以往更为强硬。也是在 2016 年，一位台湾单身男性通过玉华介绍大陆女性假结婚，但在一个月后，他很快离婚，再次寻找新的大陆女性。这引起警方的警觉，玉华作为牵线人，被警方调查。
为了减除刑罚，名为“大头”的介绍人承认他为多名女性办理了假结婚，把他经手的所有假结婚夫妻全部“咬”了出来，其中包括邓玉华和吴丽珊。
接到移民署的电话，丽珊意识到，“这下完蛋了”。
检方将邓玉华、吴丽珊的案件合并审理，同时起诉她们。“大头”的证词让官司根本没有胜算。一收到法院的传票，她们整夜睡不着，心脏扑通扑通跳。在店里遇到“大头”，丽珊冲到他面前，想揍他一顿，却被周围的人死死拉住，只能在空中无力地挥舞拳头。
但丽珊不甘心，她们努力搭建的、用尽力气抵达的，竟是这样脆弱不堪的生活，轻轻一拧就断了。“这是我去台湾最伤心的事情。以前我刚去的时候，笨笨的，什么都不懂。现在我学会了很多，却没机会在这上面赚钱。我的女儿、儿子还没毕业，两个孩子用什么读书？我房子也没有，钱也没有。”
当人陷入无力的境遇，一切都被归咎于没有“运气”。有的蛇头办了 200 多对都没有出事，假新娘只要咬紧牙关死不承认，就可以熬过这一关，为什么自己不行？但丽珊也暗叹，自己也算侥幸，在马英九年代入台，“如果是民进党执政，我们机场面谈那关过都过不去。”
检方的查察往往集中关注床、浴室和衣柜。为了隐瞒虚假的婚姻，丽珊到阿涛的家中，往那个狭窄的空间塞进另一份牙刷、毛巾、拖鞋，还有不再穿的裙子、内衣内裤，把他的屋子伪装成两人居住的样子。这些补救并没有起效，据后来的判决书显示，检方曾经深夜突击检查阿涛的家，发现丽珊放置的牙刷、漱口杯、香水和护肤品，都布满灰尘和黑脏异物，判定他们没有共同长期居住，导向假结婚的结论。
玉华和假老公阿元相识之初，是以假结婚结成的关系，但在抵达台湾后，她曾和阿元共同生活了两年，生出了感情。她曾经带着妈妈，和阿元一同在台湾旅行，拍下了很多照片。玉华回忆，法官不接受她的解释，“他说，我知道你们感情很好，你们后来也许感情越来越好，但是你们的初衷就是假结婚。”
她愤怒地拔高了声调，“我委屈的时候，真不知道要去找谁。我是真的和我老公生活了两年呀！我们点点滴滴都在一起！”
多年研究“假结婚”查察手段的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陈美华，曾在论文《性化的国境管理：“假结婚”查察与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一文中提及，“根据两岸条例大陆配偶被许可来台的目的，或者‘大陆配偶’身份的正当性，依定义就建立在为人妻母，克尽妻职、母职的性别角色之上。大陆配偶工作权的取得，也不是建立在普遍人权之上，而在于克尽妻职、母职之责，因此，一旦被查获涉及从事妻职、母职以外的活动，就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她还写道，“身份证取得和性政治挂钩的结果，婚姻的真假已然不是国境管理的重点，真正的关键在于移民女性的性与身体是否专属于夫，是否服膺传统的性与性別秩序。”
根据检方面谈和查察的着重点，假结婚的女性们准备了一套“题库”——爱情故事、同居生活、双方财力证明（近年来，男方是否买房一度成为评判标准之一）、通话记录、年龄、生育或计划生育等，这些内容成为判断婚姻真假的坐标。
到底什么样的婚姻才算是真的？丽珊想不明白。
和其他人头老公相比，她的假老公阿涛“算得上是个好人”。他从不以举报威胁丽珊给钱，也没有肢体上的骚扰纠缠。虽然他说话总是有些夸大自得，但丽珊理解，那是不如意的生活烙下的孤独和自卑。
阿涛肩膀天生残疾，走路时一高一低，上下摇摆。前任妻子出轨以后，骗走了他大部分的钱，多年经营的烧腊店不得不关张。由于身体缺陷，他一直打着零工，做保安、在夜市洗碗，在社会的边缘摇摇晃晃地活着。他向丽珊介绍自己是大学生，可是较真问起他有没有大学毕业证，他马上噤声。
他大丽珊七岁，丽珊把他当作在台湾的“哥哥”。去台湾的第二年，阿涛瞄到她通行证上的生日，悄悄买了一个蛋糕，作为庆祝。她曾经借过他 2 万新台币应急，他无偿帮她按时缴纳每个月的健保费，他们保持着距离，和平相处了五年。
2017 年，阿涛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香港生活的女人，她自称是湖南籍的老乡，和阿涛的祖籍一样。阿涛和她聊得很投缘。丽珊警示他，对方可能是在骗他的感情。他不相信，执意给女人寄钱、约定见面。
“既然你喜欢她，那你和她结婚好啦。”丽珊说。
阿涛拒绝了。早先去大陆办手续，他暂住在丽珊二姐家中。担心妹妹在外地受欺负，丽珊的二姐对阿涛很照顾，她嘱咐他，无论如何，要帮助丽珊获得台湾身份。那一次，阿涛觉得自己受到尊重，他对丽珊说，“我既然承诺了你姐姐，就一定会等你拿到身份证。”
他买好了飞去香港的机票，赶到机场，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女人，很久才反应过来自己受骗。从香港回来后，阿涛积压的抑郁症复发。他多次向丽珊透露，自己心里已经承受不住感情的打击和多次开庭的压力。每天夜里，阿涛吃大把安眠药才能入睡。
有一回，他动了想死的念头，吞下过量安眠药，丽珊拖着他上了救护车才抢救过来。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涛把自己独自关在卧室。丽珊看不下去，上门给他做饭，带他去把头发理短。
阿涛最后一次出庭时，精神颓靡，低垂着头。法官问他，“你为什么精神这么差？”他强撑着身体回答，“我怕法官你判我老婆回家，我感到很难过。”
半个月后，饱受抑郁症摧残的他，将自己的脚用铁链铐在的凉亭的灯杆上，往身上浇满汽油，点燃了自己。他死在 2018 年春末。
每每讲起阿涛的死，丽珊都迅速将话题转移。她可以描述在卡拉 OK 里发生的一切景象，但始终不愿意回忆有关阿涛的更多细节。阿涛自焚的那晚，作为阿涛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她接到警方电话，前去认领尸体。
他的机车车厢里，警方搜到了一封遗书。薄薄的两张纸上，阿涛对家人朋友做了最后的交代，其中有两句话，是留给丽珊的——
“珊：官司不要打了，别浪费律师费，回家。你还有家人，我是废人不一样。我的工作也是保全、清洁。这辈子是没指望的。”
下一条是，“珊：对不起没能实现你的愿望，回家吧。”
10
回家
2021 年 6 月 2 日，新竹晴朗温和。六月以后，热气将渐渐包裹这座城市，酝酿新的夏日。人们会聚集在东海岸，或是乘坐火车抵达香山湿地观海，螃蟹群出没沙地，山林里，萤火虫的活动变得频繁。新竹迎来了最舒适的时节。
丽珊收拾好行李，走出公寓楼的房子，坐上了一辆事先约好的前往竹北的出租车。她将乘坐飞机回到福建老家。她穿着白色防护服，罩着护目镜，车窗外新竹的景色缩成一块小小的方形。出于防疫政策，没有朋友来机场送她。
她拿起手机，录了一段汽车在高速路奔驰的视频，“我那时心里好痛苦好难受，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再踏上这片土地？”
前往机场的路上，丽珊拍下的关于新竹最后的影像。
一年前，新冠病毒席卷台湾，台湾发布八大行业停业禁令。蔚蓝卡拉 OK 暂时关闭，没有告别，过去欢乐热闹的宴会突然散场。没有工作以后，丽珊白天睡觉，晚上到新竹的街头散步，戴着口罩，只敢走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偶尔收到老朋友感染死亡的消息和法院的传票。
那时候，官司前后已经打了五年，先在新竹地方法院打了三年，后来又移到台北的高等法院。每一次的开庭情况阐述，都会提醒她阿涛死亡的事实。总有人好奇问她，这场官司是不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们劝她，官司赢不了的话，干脆黑在台湾吧，大不了做一名通缉犯，躲在什么地方，多少挣点钱。“想好啊，想好啊。”她们在电话里劝丽珊。
她好像胜利了，拖赢了时间。儿子即将从大学毕业，女儿读完了研究所。她又好像是迎接了一场失败。2020 年夏天，小儿子给她打来电话，告知她，自己被诊断出中度抑郁。她明白，自己非回不可。
2020 年 12 月，台湾高等法院宣判最终结果。玉华和丽珊犯刑法第 214 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分別量出有期徒刑 6 月，以 1000 元折算 1 日之易科罚金折算标准，被判定罚款约十八万新台币，遣送回陆，五年内不许可再申请依亲居留及长期居留。加上聘请律师的费用，为了应付旷日持久的官司，她们两人前后各自花费了三四十万台币。
得知遣返的时间后，在台湾的最后一年，丽珊一口气给自己做了三个美容项目，纹了美瞳线，纹了眉，还做了一次丰唇手术。
进入大陆境内，手机再也登不上外网，不知道怎么“翻墙”的她，和对岸结识的朋友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她开始适应另一个社会，学习使用支付宝、拼多多、抖音，这些在大陆早已被人熟识的应用软件。
台湾生活九年存下的钱，除去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还剩下 40 万左右。她用这些钱买下宁德边郊一间 90 平的套房。三室一厅，最小的一间不到 10 平米，她留给自己。她最喜欢的地方是朝东的厨房，那里很明亮，清晨，东风从纱窗钻进来。
这是她这一生独立买下的第一套房子，只是，它还没有完全属于她。按 4.2%的利率，每个月还款 3400 人民币，房贷还剩 25 年。由于十多年没有缴纳社保，她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她还需要一份工作，撑起房贷、装修贷和自己的生活，陀螺必须继续转动。
对于一个近 55 岁、只有初中学历的中年女性而言，找工作变得极其艰难。回到大陆两年，她换了十余份工作。
去市场摆摊卖海鲜，一天收入在 150 块钱上下，一个月后，海鲜和秤被城管没收，慌乱中，用了多年的手机被陌生人偷走。换到水果店做收银员，每个月工资 4500。不熟悉电脑收银系统、眼睛老花，动作迟钝，她很快被老板辞退。物流站缺人手，她过去搬快递，日结工资 100 块，最后体力实在难以维持。她听说新能源工厂在招女工，和同伴一同去应聘，结果路途太远，电瓶车在半路没电了，她拜托老板来接她，无果，只好又把电动车推回几公里外的家。
接着是——
小吃店打杂，每个月工资 3600，月休 2 天，每天劳动时间超过 10 小时，体力不支；
酒楼打杂，每个月工资 4500，上班十几天后被年轻服务员顶替；
菜市场帮忙看摊子，每个月工资 4500，两个月后摊子因生意不佳关张；
自己制作小笼包、肉燕摆摊，一天收入 50、60；
烧烤店串签、洗碗，每个月工资 3300，月休 2 天……
以上这些信息，是在一个深夜，她说我记，写在本子上的。写着写着，我和她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越来越大声，好久才停。我们都明白对方为什么笑。
“你写这些，是不是显得我好笨？”她问。我摇摇头说，不会。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妈妈很像游戏机里的地鼠，每次她想冒出点头，命运老要把她锤回洞穴里。
那次丢失旧手机，她给拿走手机的人发消息，“这只手机不值钱，但是里面有很多我重要的照片和联系人，如果你愿意还我，我不会计较，可以给你酬劳。”没有人回复她。这些年，脑震荡的后遗症逐渐加重，她出门买菜，有时空手回来，几袋子菜被遗忘在菜摊。
有关台湾的记忆变得模糊，很多细节不再可考。有一段时间，她听到大陆和台湾要打仗的传闻，心里很难过，问我，“为什么要打仗？那里很多人对我很好。如果打起来，死的那些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在宁德，她要继续和他人的目光对抗。前夫找她借钱，被拒绝后，在亲戚的酒席上，他故意对着别人大声羞辱她，“她赚来的钱有什么可骄傲的，不就是去台湾做鸡吗？”不止这些，他还顺带辱骂了她的二姐、她的母亲。丽珊冲到他的桌边，把杯子朝他脸上挥去，和他扭打在一起。酒席最后以一种荒诞的方式结束了。
她很少再回老家 A 村。曾经，她怕被人发现自己“在台湾”，现在她害怕别人发出 “去了台湾还不是没有发财”的讥讽。
除了骑电动车出门找工作，她最常待的地方，是客厅长长的沙发。她蜷在沙发的一角，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度过。兴致来的时候，她问我附近有没有温泉可以去，或是让我带她去咖啡馆尝尝咖啡。
丽珊的家乡 A 村（图片来源：林秋铭）
当丽珊的生活在我面前展露得越多，我越无处怨恨，只好把矛头指向自己。我和弟弟要不要为妈妈的现状负责？又要为此牺牲多少？我不可能守在她的身边，她培养了一个不安分的、随时想离开家庭的女儿。
愧疚感同样深深折磨着她。由于自己不再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她向我道歉，“妈妈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把压力转移到你身上，总是想这一天能够晚点来。”
回来的妈妈，像一道凝固在沙发上的道德难题。她在台湾生活时，这些问题从未成为我们的困扰。
2023 年夏天，小沛回到大陆。在小沛的房子里，她向丽珊描述她离开台湾后的场景。
过去闹哄哄的蔚蓝卡拉 OK，现在变得冷清，没有什么人来往。以前，这阵子听到某家店铺倒闭，过阵子，又会再听到新店开张，或是另一家店铺重新装修的消息。但现在，它面临着一场真正的大退潮。
年轻一代不再选择去卡拉 OK，而是倾向更高档的娱乐场所。因为面谈条件严格，办假结婚的大陆女性越来越少，很难再看见年轻的面庞。和她们同去卡拉 OK 的女人们如今都接近六十岁，背又弯又驼，还在坚持每天上班，远远看上去像一只只老兽，匍匐在酒瓶堆里。她们的身体被酒精持续伤害着，喝醉后被人用轮椅推着回家。收入日渐减少，“现在赚钱很难，都是靠熟客、老朋友，他们来就私下多发一点。”
她们不愿意离开，用力地把自己的身体镶嵌在那些棕色沙发上，“在那个环境里，你想逃脱都逃脱不了。”小沛说，“有的人为儿子结婚买房，有的人为自己赚钱养老，家里都要用钱。与其回大陆找不到事情做，还不如在台湾猫着。能赚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
表姐小瑶在宁德买了两套房子，一套留给两个女儿，一套留给自己。她仍不愿回来。丽珊问小瑶，你为什么这么拼？她回答，“你知道我还欠了多少债吗？我还有好多房贷要还。”
如果回家，她们只能选择低收入、低保障的体力劳动岗位，时时处在被年轻人替代的恐慌之下。2021 年，“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针对 35 岁以上的《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80.1%的中高龄求职者认为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年龄限制。工作早已在 35 岁设下一道严峻的关卡，更何况，是早已过法定退休年龄 50 周岁的她们。
我想找到关于更多中老年女性贫困的信息，希望从中找到她们不愿意回来的结构性因素。很可惜，我没有找到任何可用的调查数据。在一篇报道里，东南大学研究老龄化与照料劳动的博士后吴心越提出了她的观点，我想它可以为她们的选择做补充性解释——“她们（指中老年女性护理员）已经在社会底层的职业轨道上消磨了自己大半生的岁月，既没有技能、知识或资历的持续累积，又处于年龄、性别、阶层的多重劣势位置，只能继续被困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面临有限的工作选择。”
作为家庭长期的经济来源，“老小姐”们不能轻易喊停。凭着积累的社会关系资源，在台湾，她们还有一线空间。“我也觉得很奇怪，台湾人会嫌弃人‘胖’，但不会嫌弃人‘老’，那些七八十岁的老朋友还愿意给我们发小费。再怎么样，也比在大陆赚得多。”丽珊说。
秋天结束，小沛将回到台湾工作，继续两岸穿行的日子，“但过几年我也要回来啦。我一定会回来的。在台湾养什么老啊，那时候我们都几岁了，还穿个裙子站在那边给人看喔？”
丽珊有不同的想法。照镜子时，她会试着提拉自己的眼袋和下颌，想象着如何通过微整形手术把这张老去的脸修整一番。一是割去下垂的眼袋，二是打一剂瘦脸针，把宽大的下颌收回去，老年斑是很难去掉了，但可以用粉底遮盖。
她一直在打听，遣送回来的姐妹有没有再回去的。她祈盼着，等五年的时限一到，她可以再通过婚姻的渠道进入台湾，飞回她的梦想之地。
*本文受访对象皆为化名。
*如无特殊标注，文中货币单位为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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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大之下“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