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我南下香港学习新闻。
那一年是多事之秋，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当年还是学生的我看到许多前辈记者们纷纷赶往一个又一个新闻现场，发回了大量令人难忘的报道。然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新闻记者最后的“黄金时代”。
我的老师钱钢先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曾多次亲赴现场采访，写下了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一书，入选香港中学教材。他曾是《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和央视《新闻调查》创始人之一。后来因为一些监督报道，被迫离开新闻一线，成为我最早认识的“被消失在新闻现场”的新闻人之一。
然而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那一年的夏天在香港遇到他。他的传奇经历就是我们新闻人最好的见证和榜样。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过抱怨，他用自己的言行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做记者的初心，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总要试着去找到可以努力的空间，去做一些事情。
更让我难忘的是我们的老院长Ying Chan，引用一段2016年她退休的时候澎湃新闻的报道：
在SOPA获奖致辞中，陈婉莹说，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好新闻，而好新闻始终是她的初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但好新闻无法被叫停。没人能阻止想法和文字穿越物理的界限。”
毕业那一年，全球金融危机，香港几乎找不到新闻业的工作机会。我还记得钱老师和陈老师和我们一群焦虑的学生们谈心，鼓励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那个时候我曾经一度想要先去找一个其他行业的工作，但最终我还是成为了一名记者。
我一直记着他们的话：“我是一名记者，其实我一无所有，我有的就是我的公信力。”而我们的公信力只有通过我们每一篇专业的报道来塑造。
二
2010年，我回到上海成为了一名记者。
那一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一场大火成为了我的启蒙报道。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听到了消息后，本来准备下班的小伙伴们兵分几路一起前往各个新闻现场进行报道的场景。
最让我难忘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来自广东电白的摄影记者。他一个人前往了大楼核心现场，混进了对面一幢大楼的高处，从楼对面拍下了几位站在脚手架上往下看，求救的民众——后来成为了我们第二天报纸的封面照片。那个画面我至今无法忘记。那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现场待到很晚很晚。
我们一直都很惦记照片中那几个人的命运，所幸我们后来在医院中找到了她们，都获救了。此后数个月里，我们持续跟进报道，我写下了第一篇调查报道。几年后，那些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今天，还在做记者的，还有多少呢？
2012年，某地发生P-X事件，我当时前往现场报道，为了方便采访我提前入住在旁边的一家小旅馆里。那天晚上，所有人被迫离开，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我，一边拿着手中的相机和笔尽可能记录下现场发生的一切，一边不停地发消息给后方的编辑和领导。
我记得那天深夜在小旅馆里，我用有点颤抖的手敲打着键盘，发回新闻稿。这么多年来，许多细节都模糊了，但当时的领导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始终未忘：不要怕，他们无法掩盖所有的真相。
亚伯拉罕·林肯说过：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我知道，是这些一点一点的细节支撑着我走到今天，依然在做一名记者。
三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记者消失在新闻现场。因为他们早已在去之前就已经进行了自我审查。太多同行同事们千辛万苦去到了现场写出了报道却因为“无形的手”阻碍而无法刊发。这对于记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事情，便很容易心灰意冷，萌生退意。所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记者们离开了这个行业。
许多人都说现在的大环境变了。媒体已经成为了夕阳行业。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尽管技术在变，行业在变，但人们心底永远盼望追寻真相和公义得到彰显。而记者的天职就是去追问这些问题。
那些被消失在新闻现场的不只是记者，还有人们对于公义的渴望以及良心的呐喊。于是真相只能沉默，在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公义的社会里，所有人的权利都无法保障。
我不知道那些消失的记者们如果今天都还在的话，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我相信没有这些记者们去追问真相的话，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坏。一个让人不能再正常的履行自己职业职责的社会，怎么会变得更好呢？怎么会变得更正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