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贫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变航线的那一天——这架凌晨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关闭通信系统，在南中国海擅自调头，飞至南印度洋时离奇消失——也是许多人命运航线被改变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国籍乘客154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一群来自江苏的颇有声望的画家，一个京籍老年人组成的商务旅游团，若干在新加坡从事劳务输出的年轻人，以及不同职业、身份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只因为一张印着同一个登机口的机票，他们的家属从此命途相连。
噩运的雨点无差别落在他们身上。穷人，富人，苦难里长大的人，蜜罐里长大的人。
当年25岁的石家庄人魏守厚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开学前，父母来澳洲，他们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一段难得的家庭时光，「非常开心，非常难忘」。年轻人雄心勃勃，想着毕业后在「西方各方面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长长见识，闯出一番事业。父母踏上回程，他们将在马来西亚中转。儿子此前在中澳间往返，多次乘坐这趟航班。转机前，他们通了电话，儿子才去睡觉。等他醒来时，原来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经的手表车间工人包兰芳感觉前半生吃了很多苦。当老师的爱人在「文革」中受到父亲的波及，被学校开除，下放到边疆。夫妻两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5年把爱人调回了北京的厂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胡同，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以后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么以为。儿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飞机。
「我说不清我这一辈子有多难，肉体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兰芳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难。」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发的，早上5点半，他和女儿就出门了，开车奔机场而去。妻子是个摄影爱好者，经常背着长枪短炮出国旅游，每次回来，丈夫都会在机场接她。这一趟她去了尼泊尔，回程从马来西亚转机，预计在6点半抵达北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显示处于延误状态。到了后来，屏幕没有字了。他没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结束的。
家属被安排在丽都酒店等消息，他们在那里度过了50余天。消息混乱矛盾，飞机却始终踪影全无。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对如此灾祸，表现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样子。酒店里到处都是争吵声。家属跟马航工作人员吵，跟酒店服务员吵，跟志愿者吵。「咱这话说得可能难听点，他们当时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发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轻家属说。
一位家属回忆，与马方的沟通会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环节纠缠。「这么关键的提问场合，他说我几点钟去饭堂吃饭，没有给我饭。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可笑。」她说。但姜辉不同。他通讯专业毕业，在一家通讯公司担任中层，拥有与飞机通讯有关的背景知识。「姜辉是唯一能站起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算是比较理性的。」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
记者蜂拥而来，机缘巧合下，权义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个。他30岁出头，面相病怏怏的，但却是个死磕派。记者无法进入的会议，他总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个家属看他面熟，给了他一张房卡。他从此有了「通行证」，得以搬进丽都，全天候混在家属里。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他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他足够大的支持，允许他一直留在丽都，即便到了后期，消息逐渐沉寂，大量媒体撤离。他每天都在写稿。
那个时期，记者采访家属，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觉。有时，你身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顶楼会所，桌上摆着果盘与小吃。有时，你赶至市郊一个没有暖气的棚户房里，月租50元，门外就是臭水沟。但破解马航谜团，社会地位与金钱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方便与各方沟通，头几年，很多外地家属在北京租了房子。对于江苏农民夫妇冯至善、谢修萃来说，那间棚户房就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少数选项之一了。
最初一两年，家属间常有饭局，一两周一次，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达翡丽的手表，他从未想过隐藏什么。「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烟，你的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说，「你有多少实力，或者你有多少社会地位，在这块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大家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马航家属。」但他需要过的内心一关是，作为一个一贯威严、内敛的企业家，他害怕让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后的狼狈。后来他意识到，藏起来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种短暂的解脱。
权义也常被喊去聚会，他是到场唯一与机上乘客无亲属关联的人。报道停下来，他与家属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赵本山接受他采访，送了他一幅亲笔字画，他扭脸就送了白栓富。家属里的河北邯郸农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药，他反而感到比字画更珍贵。一次，白栓富醉了，无处安置，权义把他带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发，让出房间给他。次日，白栓富醒来直骂，「你他妈这个床太差了，年轻人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权义脑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栗二友睡西客站时，他也邀请他来家里睡。「一个富豪，一个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张床嘛，有什么区别呢。」权义想，「命运都是一样的。」
停滞与分化
事发16天后，权义见证过一次家属们集体的情绪崩溃。那天，马方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上百家属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又砸又抢，还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权义说。
但他理解，他报道过多次灾难性事件，他知道应激创伤意味着什么。之前那些事件发生后，调查结论和追责总会到来，那也是报道结束的时刻。「飞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嘛。一个月不出来，俩月不出来，仨月、四个月总得有一个结果。」他想，一切终将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知道故事如此发展：MH370依然是一个庞大、彻底的谜题。那几片残骸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一些疑点始终无法解释，而围绕残骸的发现，又衍生出更多的疑点，其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家属群体的普遍认可。
早在丽都酒店，家属们成立了家委会，有着不同分工，组织有序。律协在家委会建立过程中甚至给予相关指导。后来家委会不再运作，通过微信群，家属联系紧密。
家属诉求一致，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找人」。无论是去空港中心开会，向有关单位反映诉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读资料，都是为了把人找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属们的聚合，不止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情感疗愈会，也是一个持续进军的行动队。
家属们前期提出的问题，集合起来有47页A4纸。看到这些问题，你将感受到家属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问题看起来像特稿的采访提纲，聚焦细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从卫星的数据来看，有两次的电话呼叫过程，当时使用的电话网络是公共通讯还是独立的海事卫星电话？具体型号是什么？呼叫地点在哪里？」
一些像庭审询问，关注证据链条——「纳吉布总理说通讯系统被人为关闭，证据支撑是什么？」「请马方提供中期报告第 6-7 页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达录像。请马方再次协调印尼当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
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页，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请问这个号码代表哪里的地面卫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万平方公里区域是基于 2:40（MYT）的首次卫星电话BFO 推测飞机已转南。有分析人员提出，那时飞机不是水平飞行，马方技术人员怎么看？是否仍然认为飞机已转南？」
一些当时以为的阶段性成果，事后看来只是某种自我安慰。比如登机录像，家属向马方提了两年多要求，最终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其实那只是安检录像），对真相揭开并无帮助。
清单上的一些小问题解决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舆论焦点的大问题还晾置着。「为什么马方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波音公司作为飞机制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组成员，为什么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
一个问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化为一个问题。MH370在哪里？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节，事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属群流行发红包。白栓富出手阔绰，一发就是188元。「没有由头，不高兴就发，高兴也发，跟神经病似的。」母亲在飞机上的徐京红回忆。她发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粗略算下，发出去也总计有一万六。他们约定，抢到红包尾数为6的要接着发20元，接龙不断。抢红包常常到半夜还在进行。后来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讽刺，红包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感觉，大家仿佛刻意狂欢，预祝劫难尽早结束，却不知漫长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5年7月29日，一块属于MH370机型的襟副翼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为此前搜索无果的航空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在家属内部搅起极大波澜——如果相信乘客还活着，这片残骸意味着什么？
家属们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否认残骸的存在，认为那是阴谋论的一部分。重点还是「找人」。他们继续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质问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们知道，残骸如果属实，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为了证实残骸的真实性，姜辉投以行动。当年10月，他与另外两位家属自费奔赴留尼汪岛，找到了那位发现残骸的海岸清洁员，与他交谈并在海边勘探后，姜辉确认，这的确是一个普通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不存在阴谋，也与任何组织无关。到了2017年，20余块的同机型残骸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其中3块通过零件编码，可以100%确认来自MH370），姜辉还在马达加斯加亲手找到一块。
否认残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们认为姜辉等人这样做是转移舆论的关注，迎合谎言。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成为姜辉的首要批评者，他的独子在飞机上。一些旧事也被翻了进来，其中还包括2015年春节，20几位家属用群体捐款去马来西亚抗议，大家为省钱睡通铺，姜辉却以携带很多设备为由，给自己安排了单间。双方从观点不同变为个人恩怨，在姜辉单独提起的对马航及其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中，文万成向对方提供了偷录下的不利于姜辉的视频证据。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现。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前，诉讼与和解的选择摆在了家属面前。
选择诉讼的人，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赔偿。往前看，他们是为了追责。往后看，是为了国际航空公约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关怀不要停止。诉讼也是一种争取关注的手段，如果没有人的持续行动，家属担心，MH370就被人遗忘了。
当时，根据马航提出的和解协议，和解金有252万元（原定金额为250万元，因为这个数字像是一种侮辱，被家属否决），由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赔付。和解后，对家属最大的不利在于，要放弃真相浮现后的一切追责。
没有人认为这是公平的，但选择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为失去家里支柱而产生的经济窘迫，有的因为无力维系下去的精神损耗，有的因为不便言说的外部压力。但在一些拒绝和解的人眼里，这是对乘客和家属群体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近的家属之间也不会彼此打听。但当文万成把一份不知从哪里收集到的和解名单扔到群里后，深海炸弹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说了伤人的话。渐渐的，一些人淡出了。聚会变成了小圈子。
媒体的关注也逐渐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参加MH370事件3周年集会，是唯一到场的国内作者。对于这个有多国家属参加、以放飞和平鸽与气球谢幕的活动，一名当地华裔记者告诉我，这个集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反响，远比《中国好声音》跨国海选要低。
最早报道马航的那批记者大多转行了。不计成本长期追踪一个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至于家属们的老朋友权义，转去经营管理岗，他内心依然认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新闻人，我不需要你认可我。」
家属与警察的关系也在改变。2014年，冲突时有发生，不少家属被拘留过。到了现在，他们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体谅。最近一次开庭，警方还配合开辟一处场地允许外媒采访。一位警察向姜辉转述，他母亲知道他的任务后对他说，不把这些家属照顾好了，回来扇你耳光。「我们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几个了。」姜辉说。
回到当下，MH370失联10周年，新的书写由头出现了。但约访家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谈这个话题，实际情况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托权义在一个家属小群里传达，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后来见到我时，徐京红再次提起同样发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剧——2014年7月，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中坠毁，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属是幸运的。因为事件有一个终局。「他们的痛可能没有我们长。」
「我们好像完全还在2014年3月8号那一天，没有任何的改变。」徐京红说。「绕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原点。」
不止悲伤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闻当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并不是在那天发生的，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高个子的徐京红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属索赔诉讼起诉7年后终于在北京开庭，一轮报道刊出，她在家属与媒体的400多人的沟通群里发了一张报道截图，质问其中字词使用——描述家属对终于盼到开庭的感受时用了「开心」一词。「哪位媒体大佬给解释解释？哪位家属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又到了可以消费家属的时刻了？真服了你们了。」
其实，这是姜辉受访时的原话。「苦中作乐吧，否则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释。
有家属打圆场：「用词不当，『安慰』或者『欣慰』比较合适。」
误会解除了，但徐京红并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无语之外还是无语！不想骂脏话可是真的没啥可说的，我们这群人都没了，这一代当事人都没了，就成了！」
能感觉她对媒体的抵触。「我很讨厌那种一到裉节拿我们炒两天热度，完成你们的业绩，拿我们当盘黄瓜炒炒，放凉了又扔了的感觉。不是没有啊，你别不承认。」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随时倾倒而出。但她同样担心事件被遗忘，「又怕别人过度消费我们，又怕别人不消费我们」。
她不想被「马航家属」的标签贴一辈子，但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开庭时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丑，想象着别人的内心台词：「这些人就是370的家属，你看他们多可怜。」以至于法官让家属逐个阐述，轮到她时，她脑子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我见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出于对失控的恐惧，她请求权义陪同），她仍然难以逃脱那种被审视的感受：「伤口结痂了吗？快来让我们看看，还没好呢。」
当MH370事件悬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报道下评论诸如「那会儿我还小呢，我现在都工作了」，明知网友没有恶意，徐京红也浑身不舒服。家属们都听不得旁人劝慰时说感同身受，没有亲历，怎么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员会见家属，用了这个词，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这句话。「走出伤痛，重新开始」这类通常适用的劝慰话语用在他们身上会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别人鼓励要坚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坚强起来？」朋友问徐京红：「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处理完了吗？」她咬着牙答：「没结果呢。」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叫处理完了吗？」
「（我是）被迫地成为一个集体里面的一员。」徐京红说。「有一阵我特别特别的恨。」常有无名怒火涌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会刺激到她，开车看到前面的车牌号，「恨不得追尾」。她不断地退家属群又被拉回来，不断拉黑别人又放出来。有时因为一句不爱听的话，有时只是因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她的暴躁会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节点，家里气氛变得紧张，大家都假装把它当成普通一天。没人敢惹她。情绪化过后，又是无尽的愧疚。朋友何其无辜，孩子何其无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结婚纪念日，这十年来从未庆祝过，「有时候我觉得对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负能量扯了其他家属的后腿，愈发不敢在群里说话了。
事发一年后，她把标注着MH370的飞机纹在手臂上。那是一个冲动决定。丈夫看到后暴怒，认为她在伤害自己。她连解释都懒得开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吗？」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复刺痛着。小儿子有次看见，问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诉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难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儿见状急了，把弟弟拉出去骂了一顿。他们从未讨论过马航相关的话题。
马航事件像个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吸走。她曾经是一名翻译，事件发生不久，她无力工作而辞职。她忍不住点开家属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会变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过去也不会错过什么，将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马上手动删除，好像唯有那样做才能减轻一点负担。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国家属，中国家属更难，因为无所寄托。家属集体去雍和宫祈福时，她一步也不迈入，那里明明挂着「六道轮回」的匾额，「你不是希望你们家属是活着的嘛」。
她认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我一度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过370，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她说，「我宁可去关爱流浪动物，我都不关爱人。我觉得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这当然有着气话成分。实际上，她是个温柔、慷慨、易于相处的人。总请大家吃饭，在不和的家属间调和矛盾。与我谈起权义时，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大量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其实他很受伤」。
但MH370事件该恨谁呢？徐京红找不到对象。
事发后，机长扎哈里劫机的猜测甚嚣尘上。但经过调查展开，对他不利的证据排除了。3周年集会，我见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开的辩护者张福明，他并未遭到其他家属的排斥。马航（MAS）在2015年破产重组，马来西亚通过国内立法（即765法案），新马航（MAB）不继承债务。国内的办公地址从北京搬去上海，负责人员都换了。徐京红纹在手臂上的MH370，作为航班编号被永远取消了。某种意义上，实体的「敌人」凭空消失了。
事件后续处理上，家属对马方有许多指摘，他们恳求得到一些起码的仁慈，诉求被回应，疑问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够更人性化（马方提供的调查报告没有中文版本）。但国际与国内的相关力量也没有强势介入。一封封请愿信石沉大海。
悲伤当然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但家属们的痛苦，从来不止悲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找不到群体之外的同病相怜的难友。徐京红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斗士
听姜辉讲述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执着与勇敢所打动。他用最轻松的话语描述那些最艰难的历程。说到在非洲搜索残骸时，太阳晒得沙地发烫，他只能「脚尖蹦着走，但是那个活血呀，化瘀」。在树桩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说跑，我们俩撒丫子就跑回来了。」这些年我对他做过多次采访，从未见他哭过。即使谈论着伤心的事，他嘴角也时而浮现出笑容。唯一的波动是，他承认，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是某种天真。他曾告诉我，想通过众筹，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测试，沿着专家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抛下信标，看看到底能漂到哪里。他还想发起网络签名，请求白宫公布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以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我不会理解为这是他的某种大话。他做了大量细节部署。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他是那个试图托起所有人的人。权义记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残骸被发现的那天，所有家庭极为悲痛。那晚，徐京红喝得烂醉，姜辉把她送回家，安顿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权义想：「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个多大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挺能隐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难受的，发泄出来会好一些。」徐京红说，「他一定是有内伤的，他自己消化，不会让别人知道。」
法律是姜辉的武器。美国、马来西亚的诉讼他均有参与，还在中国先后提起五六个马航相关的官司，其中对马航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仅索赔154元，而翻译和公证费就花了近万元。目前已有结果的诉讼，都失败了。
按照他目前的说辞，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远无法夺走、弱者也平等拥有的武器：时间。「媒体、法律和政府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所以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坏消息越多，他状态越乐观。近几年，我数次见到他在社交媒体说到诸如此类的话：「否极泰来，今后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谈论任何一个话题，姜辉都能找到一个积极角度，甚至对MH370被人慢慢遗忘都不感到恐惧，这时，他的论述会突然转向宏大：「人类能够繁衍到现在，出于两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爱心。分析这事到底怎么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问他的乐观从何而来，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不管悲观跟乐观，都要走这条路。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
一些改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在行动。在他要求下，家属的接待工作从国家信访局的窗口转到外交部。2018年马方拟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他提前收到消息，发现如果使用这个名称，按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调查组随后将顺理成章解散。经他抗议，报告名称改成《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小小胜利。不过，这个改名并未改变调查组解散的结果。
作为儿子，姜辉无可指摘，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姜辉是让人担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辞退（官司打了几年，他最终获得一笔赔偿），再也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呗」，他半开玩笑。他告诉我，后来这些年靠积蓄做投资，但据权义说，姜辉也做过一些在家的兼职，比如把家里变成拼多多的一个自提站点，比如客服。
有意无意地，他会贬损从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从未发生，他说，他大概还在那家公司，「可能职位更高一点，但是还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跟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一样的，你是一辈子在那打螺丝呢。」在他看来，现在过的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为职业经理人时，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机，现在手上这台六年没换了。「原来很在意的东西，排场、面子、人际关系，现在我不在意了。」他说。但他也强调，家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时间在家里陪女儿。
但怎么可能没有亏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家庭的，对吗？不是他一个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红说。
2014年，姜辉的女儿只有5岁。她一天天长大，他们从未谈过马航的话题，他也从未向她解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天，她却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钱拿啊。」他向我转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丢，但是具体的事咱也不能说太细。」
我向他讲起一位叫郭利的新闻当事人，因为旷日持久的较真式维权，失去妻女的理解，与他切断联系。姜辉说他在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也有兜底的举措，「给我闺女买了好多保险，有没有我，她成人之后都会有一笔收入。」但郭利的故事显然击中了他，随后一段时间，他表达有些混乱，当话题转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动拉回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郭利，让我觉得很难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轻，哪些重，他反复自顾自嘟囔着。这是他极其偶然流露出的一个脆弱时刻。
在媒体眼中，他是马航家属代言人，有相关专业背景。其实，他搭建了某种滤镜。他在通讯公司工作，但是在销售而非技术岗位。大学所学的理论，离搜索飞机的具体实务相距万里。「他是后学的，各种技术、参数，（飞机）到哪，洋流……」权义说。
「我觉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来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无法脱身，这对他很不公平。」徐京红说。姜辉却说，他选择的路与群体并无关系，「我敢对我自己说，我一个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认为没有人是天生的斗士，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斗士」，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能量。驱动他前进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要给机上的母亲一个交代。但他也是孤独的。当我问他，还有哪位家属像他一样，至今还在不懈做着研究、调查，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文万成。尽管他们至今彼此嫌恶。
但即便执着如文万成，十年的时间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万成与其他家属的格格不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与他理念不同，他就攻击谁。他还曾说，「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
到了第十年，许多坚硬的东西重新变得柔软。曾经，年轻一代谈论重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与抵触。「妯娌之间的，父母跟儿媳之间，堆成了很多仇恨。」权义说。但最近一次电话中，文万成告诉我，他甚至劝过儿媳妇：「你的老公，我的儿子，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个吧。」
元宵节，他和亲家吃了顿团圆饭。「儿媳妇，你知道我现在花钱，花的谁钱吗？」他对她说。
「花的你的钱。」儿媳答。
「不对，都是花的你的钱。花一分也是你的，攒下一分也是你的。我们必然有老的那一天，俺得依靠你。两个老人最后的财产，都留给俺儿媳妇。」
消磨
过去的十年中，2018年是家属极度挫败的一年，打击接踵而来。
2018年5月，美国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对MH370的搜索中止了，那也是至今为止最后的搜索。7月，国际调查组对MH370的《安全调查报告》发布，这个事实上的最终报告内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之前每年发布的中期报告的重复，飞机消失的真正原因无法确定，「不排除第三方干预」。年底，国际调查组解散，空港中心接待处也关闭了。
家属期待法律能够彰显公义，能够以判决而不是让他们倍感屈辱的和解形式得到赔偿（哪怕要将其中一部分付给律师），最保守的期待也是，令那些与马方、波音公司沟通中被匆匆带过或者从未回复的疑点，能有摊开讨论的机会。他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但终局比想象中来得要快。2018年10月，家属在马来西亚对马政府的行政诉讼败诉（因为二审每人需交纳高达十几万元的法庭费用，诉讼没再往下进行）。11月，家属在美国提起的对波音的民事诉讼，被一审法院以「不方便管辖原则」驳回（2020年上诉法院维持这一判决）。这些诉讼以一种近乎无声的方式走向失败，在媒体上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2018年，李秀芝走了。女儿是乘客，直至去世，她每个月给女儿手机续费。哀悼信息在群里连成长龙。随后这些年，在马航家属大群里，我看到过几次家属去世的通报。
叶伦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体重超过200斤，腿脚不方便，总搭姜辉便车去空港中心接待处，后因对残骸的不同看法，与姜辉疏远。叶伦在2023年4月去世，只有57岁。发布消息的人写道：「他去了那个没有失联的天堂和他的双亲团聚了。」这句话构成一个伤感的悖论：叶伦是个阴谋论者，相信父母被秘密关押在美军冲绳基地。
我注意到，叶伦噩耗传来，大群里只跟了零星几条留言。「过去我会在群里说一句客套话，那天我就没有。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在群里的那些老人。」白栓富说。
「能说什么呢，无非是让大家更悲伤。」徐京红说，眼泪从她脸颊滚落，「我想每个人心情都应该是很沉重很沉重的。」这些年下来，至少有十几个家属去世，其中也包括她的父亲。一些噩耗没有在大群发布。
徐京红永远记得，父亲临终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你看你妈这个事情也没个结果，不甘心啊。」
父亲去世后，有一天，徐京红产生一个念头，想给母亲做个衣冠冢，让父母合葬。她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权义，希望他来拍照做些记录。权义知道，决定是沉重的，她在寻求告别的一种仪式。但这件事卡在一个环节，她无法逼自己去法院宣告母亲的死亡。
MH370乘客的生死，不仅是一种认知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私家车年审、房产过户各个方面。在一些人看来，不得不去开的死亡证明，就像亲手杀死了亲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几乎是年长父母）宁愿相信「人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