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约在台北边缘的一家连锁咖啡馆。这是卫星城，“北漂”聚集地，挨着市场。我也是个异乡人，从地图上随意挑了这家咖啡馆，到了后才发现，小桌和两侧挨得很近，谈话很容易被其他人声干扰。68岁的吴仁华走进来，吧台年轻人问他喝什么咖啡，他问是否有红茶。小桌上只够放下手提电脑和那杯热红茶，我把我的冰咖驱逐到了隔壁桌。
吴仁华坐在我对面，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成三七分，方框眼镜后目光炯炯。他说的第一句话与他的母亲有关。“我遗传我的母亲。”嘈杂的咖啡馆里，他指着自己的耳朵，“这些年听力不好，请你说话大声些。”
母亲
母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软肋。他接受了监控和渗透的事实，也知道当权者会利用他对母亲的思念折磨他。“当局就用这种恐惧、渗透、压迫来逼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要参与中国的人权民主的活动。”
整个下午的讲述中，母亲是吴仁华生命故事的锚点。
1956年9月12日，吴仁华出生在浙江温州市平阳县，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这位专精于文献考据学的学者说，平阳县民风强悍，自南宋以来出了十多个武状元，百多名武举进士，民众有不计后果反抗暴政的传统，这都形成了他的性格底色。“我高中时就拜师习武，一生崇尚侠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89年我会站出来。”
1990年2月，33岁的吴仁华从北京回到平阳县。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骨干教师，那时他在校长江平的保护下，已经从天安门学生运动后的“大追捕”和“大清洗”中过了关。但他仍下定决心偷渡出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把被公安部内部下令，秘密通缉的同道朋友的消息带出去，呼唤国际社会关注。出发前，他回平阳县陪母亲过最后一个春节，他知道前路生死未卜。
二十二年后，2012年11月28日，56岁的吴仁华从洛杉矶飞抵上海，在入境处使用美国护照的英文名，并登记了同音不同字的中文名，最终躲避边控入境中国。他切断与外界所有联系，在平阳县陪伴了86岁的母亲四十五天。在家乡居住的日子里，有秘密警察上门警告，“这是最后一次”。
彼时，他已经于2007年5月和2009年5月在香港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是研究六四屠杀过程和参加六四屠杀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相当权威的专著。
第三本专著《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在2014年6月出版，那时吴仁华已经58岁，他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记录过去的痛苦。他因六四屠杀开始流亡，在流亡的三十多年中，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搜寻和整理六四资料，进行研究和追查凶手上面。“（写书）绝对谈不上是流亡生活的一种调适，实际上这是我流亡生活中最痛苦的部分，是对我个人生活的严重的伤害。”他又紧接着说，“也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
1989月6月4日，吴仁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解放碑下坚守到最后，后来在组织学生撤离的路上，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目睹了坦克冲出人群，碾死了百米处11名学生。曾经对着被坦克压碎的学生哭了一场后，“永不遗忘”就是吴仁华心中的誓言。
作为亲历者和幸存者，他这三十年间所做的一切研究，都随时随刻唤起亲历屠杀时的悲伤、痛苦和愤怒。他说，早在2011年时，那种因为一直接触六四资料的心理和精神的伤害就显露了出来，他很长时间没法再进行有关六四的写作。
2018年4月，62岁的吴仁华迁至台湾，成为东吴大学的访问学者。选择移居台湾，是为了心灵的疗养。他又回到了华人社会，浸入到熟悉的语言、食物和气候里，回到了暌违28年的大学讲堂。刚到台湾时，他被学校要求开设六四相关的讲座，“写作失语症”又出现了，他无法提交课程大纲，没有任何准备就走上讲堂。但一旦开始说，那些细节又自动出现在脑海中，事无巨细。
如今六四已过35年，当年与政权抗争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入暮年。6月4日凌晨的血腥屠杀后，幸存者流亡海外，不被允许回国。2008年，多名前六四民运学生领袖联名向中国外交部所属领馆发出公开信，要求保障“回国权”。多人自首闯关，均告失败。香港回归后日益沦落，近年来已无法为民运人士提供庇护。民进党执政的台湾是流亡者靠近祖国的最近选择，近年来，已有王丹和吾尔开希曾经或者正在定居于此。
2018年抵达台湾后，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给吴仁华发新的邀请函，协助他办理签证。
与吴仁华的命运似有对照。东吴大学也是一所被中共政权驱离大陆的学校。这所学堂原本在1900年建于江苏苏州，是美国监理会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学校之一，建国前以法学闻名全国。1952年，执政的共产党实施“院系改革”，分拆了所有教会学校，驱离了外籍教授，将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大幅削弱或取消。1954年，先行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后，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如今在大陆东吴大学原址上，是苏州大学。校园内仍保留东吴大学时期的建筑，苏州大学的毕业生也偶会提起母校晦暗不明的教会历史。
他的母亲在两百海里之外的对岸。飘零在外的吴仁华，也与几乎所有亲人都断了联系。“你不主动切断的话，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政治麻烦。”作为流亡海外的敏感人士，他留在家乡的亲属也陷入中共当局的骚扰中。他发现，亲属如果不接受当局的威逼利诱，就会遭受政治迫害，如果接受和当局合作，成为线人去接近他，良心上也会不安。所以他主动断亲，“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我所牵挂的亲友”，但和年迈的母亲是断不了的，他还小心翼翼地与母亲保持联系。
母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软肋。漫长的流亡岁月中，吴仁华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想得透彻。他接受了监控和渗透的事实，也知道当权者会利用他对母亲的思念折磨他，但这些都不会阻止他参与政治性活动。“我们不能因为说有渗透、有线人，我们就不参加这些活动。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中国的民主跟人权就更没希望了。而且这就是中共当局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他们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远离政治性的活动和团体。当局就用这种恐惧、渗透、压迫来逼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要参与中国的人权民主的活动。”
吴仁华的母亲今年98岁了。老人过寿时，吴仁华把亲人传来的四世同堂的照片发在Twitter上。他提起，自己的两个伯父都活过了百岁，这预示着他们家有长寿基因。如今他的母亲平时读书看报不需戴老花眼镜，走路也不需要拄拐杖，还能自己每天用电脑打麻将，除了家族遗传的听力问题，一切都很好。母亲的健康也让吴仁华对自己有了信心，在美国居住几十年，他从没买过医疗保险，也没做过身体检查。
这也和拮据的生活有关。但吴仁华将这种状态形容为脱离世俗，“这是我的基本观念，但不一定正确，别人千万不要有样学样。”他回归到教书先生的本色，先做了免责声明，然后下结论：“我觉得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能省的就省。”
讲台
那时大学里老师和学生的交流比较自由自在，师生情感也很真挚。没有像现在学生审查和举报老师的情况，也不存在如今高校学者为了私人利益在招生和学术上的腐败。“我们是很单纯，很纯洁的，就是传统的教书育人。”
在1989年春天之前，吴仁华一直与政治活动划清界限，并相信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人生按部就班。
吴仁华的父母参加过解放战争，算是革命干部。文革期间，吴仁华读完了高中后下乡插队，在乡村小学和初中教书。1976年参军入伍，任职于在公安边防部队。1977年底，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吴仁华就报了名，他在三个志愿上都填写了北京大学，梦想将来成为作家或是大学老师。他一举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并在1978年退伍入学，后来在同一专业取得研究生学历后，1987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教书。
踏上流亡路前，吴仁华的人生目标本已即将达成。“有一个安安静静的书桌，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吴仁华说，早在下乡插队时，他就喜欢教书，1987年刚到法大，他就给三个专业的硕士生讲授专业课，很快成了学校重点培养的教学和研究骨干。到1989年时他已被破格提拔为讲师。在那个高学历人才缺乏的时代，三年后他就有资格参评有高级职称的副教授，然后按部就班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仁华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教职生涯。出身干部家庭，又是退伍边防军官，多年的规训塑造了他的“政治素养”。文革尚未走远，他清楚地明白，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公开站出来反对政权，将会承受“断送一切”的惨痛代价，十年寒窗就可能付诸东流。
就算在学生年代，退伍军人吴仁华都是大学同学中保守的那个。在他考入北大的1978年，大学校园内言论空间已经颇为自由。这令还未从文革和体制工作的紧绷中脱离出来的吴仁华颇为吃惊。“老师跟同学之间交流没有任何的禁忌。”对比如今中国高校课堂里和海外留学生内遍布的“信息员”和监控力量，他感怀自己学生时代的宽容气氛。
吴仁华记得，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后，学生们的交流更加开放，有一位舍友来自福建农村，比他年长九岁，“他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又是农村的，所以见识过真实的中国。”从这位同学口中，吴仁华知道了许多很多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真实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坦诚地回忆说，自己当时还和这位同学开玩笑，说他“发表了反革命言论，太反动了。”
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这类“反革命”和“反动”都是能被容忍的。吴仁华认为，在北大七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时常与当时在北大十分活跃，甚至在当局眼中算是“比较敏感”的学生们混迹在一起，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王军涛。
在1988年的时候，王军涛常会到吴仁华在法大的小平房里度周末，那时王军涛已经办起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从事社会调查研究，聚拢了许多专家资源。王军涛提出了“以商养运”的理念，实践以商业支持民主运动和政治活动。研究所旗下包括两所函授大学，还有聘请学者参与的智库组织“城市菁英社”和出版机构，后来又出资五十万人民币收购了《经济学周报》。王军涛的研究所拥有充沛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力，是政治警察眼里的头号敏感目标。1989年天安门运动后，王军涛和研究所所长陈子明被捕，两人被定性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均被判刑13年。当研究所被查封时，账户内还余三千多万人民币。
吴仁华说，当时他与王军涛的交往仅限于私人，未曾有业务上的往来。他回忆，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会聘请体制内学者担任特邀研究员，每月提供五十元的津贴。当时作为大学讲师的吴仁华每月工资只有97元人民币，这津贴数额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但吴仁华拒绝了，作为退伍军人，不和敏感人士有合作，这是他那时候“非常明确的底线”。
与许多甘坐冷板凳的老派文人一样，吴仁华享受讲台和书桌的生活。他回忆，那时大学里老师和学生的交流比较自由自在，师生情感也很真挚。没有像现在学生审查和举报老师的情况，也不存在如今高校学者为了私人利益在招生和学术上的腐败。“我们是很单纯，很纯洁的，就是传统的教书育人。”
尽管教的是古典文献学，吴仁华在课堂上也会穿插一些他对当下社会及制度的看法，比如讲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时，他会提起先秦时期比当下的言论空间更自由。作为年轻讲师，吴仁华和学生间平等交往，他的学生不需事先约定就可直接到研究中心找他讨教问题。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同学，来自河北唐山的浦志强。浦志强会直接到他宿舍串门，与他交谈和提问。浦志强在天安门广场参与了绝食，后来成为了知名人权律师。
记忆
这种巨大的震撼，伴随着之后的恐惧，或许来源自坦克随机追压杀人。“这种无差别的杀戮并不是普通的暴力行为，可以被定义成恐怖主义行为。已经核实的死者中，就有普通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他还留意到，许多人在枪口下失去生命，是因为带了相机。
1989年6月3日晚上开始，解放军戒严部队从北京郊区向中心进发。吴仁华后来到考据到，包围北京的军人数量超过20万。军队进城的过程中，遭到百万名北京市民阻拦，工人兄弟也站出来保卫广场上的学生，在抵达广场之前，人民解放军就举起枪屠杀人民。屠杀持续到6月4日破晓时分，同时天安门被彻底清理。没人知道在广场帐篷里熟睡的学生有多少人未及时撤退，也没人知道天亮之前，有多少人的尸体被埋在花坛里，在燃烧垃圾的火堆中消失，或是被碾碎得无法辨认，永远消失。
那晚的镇压过后，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官方公布了241人的死亡人数，这些人都死在广场之外，其中包括：“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 然而维权组织“天安门母亲”在2013年核实公布到的死亡名单就超过200人，这个组织宣称，真实死亡人数应当远远大于公布的数字，因为许多家属迫于压力或不愿再面对痛苦，选择拒绝公布死者信息。而一些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1]，镇压那晚北京城死亡人数上万。
在子弹和坦克的镇压下，这个起因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学生持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爱国民主运动，被以无比血腥的方式结束了。
那一个多月里，吴仁华打破了多年来不沾政治运动的习惯，决定站出来，首要原因是胡耀邦的去世。“当时的青年大学生，可能和我们青年教师一样，内心对胡耀邦的去世感到伤痛，都觉得欠胡耀邦一份人情，必须要站出来表达沉痛哀悼。”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也是中共建政40周年。在言论宽松的80年代，知识界都在考虑如何去纪念这个有意义的年份。作为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爱惜知识分子，在文革结束之后主持了反右运动中右派的平反，而1987年，胡耀邦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失势，被迫辞职，两年后黯然离世，给文革后已经内化了压抑的知识分子的心中，平添了一份伤痛。
“我当时非常清楚，在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之下，你要站出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要表达抗议的话，就会有不能承受的巨大政治后果。”吴仁华说，即使言论空间已经相对自由，但80年代的知识分子普遍还是回避政治问题，尽量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胡耀邦的猝然离世，让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平庸之恶”。“良心上非常过不去。”抱着“要为胡耀邦说一句公道话”的想法，吴仁华走上了广场。
知识分子们并不认可当时中共内部保守派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口号。吴仁华用“挂羊头卖狗肉”来形容政权的真实意图，他指出，所谓的“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即是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和人道精神。而中共提出这个口号来攻击胡耀邦，并抓一些负面典型，主要是既得利益团体为了阻止知识界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共暴政的反思风潮。
在80年代，已经有一些新潮的作家开始书写自己在文革和反右期间的悲惨遭遇，形成一股“伤痕文学”风潮，其中包括对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吴仁华说，这些也都被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行动，而予以批斗。这令更多知识分子觉察到，中共早已远离了对人民的承诺，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平等的社会，而是成了新的压迫者。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军用机枪扫射毁掉了广场中心的广播站，推倒了中央美院学生制作的自由女神像。学生要求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反腐败和反“官倒”的梦被碾碎了。坦克开上了广场，军人把枪口对准学生，恐吓他们撤离。破晓时分又开来直升机。
吴仁华随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最后两千多学生被迫撤离。他带着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走到西长安街六部口时，身后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突然掉头，冲向学生队伍，把一队学生压在了履带之下。那队学生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距离吴仁华带领的法大队伍不到一百米。据他回忆，这辆编号106的坦克一边追压学生，一边投掷毒气弹。学生们四处逃窜，如他这般个子高的男性能够快速翻越路中间一米高的尖头栏杆，但这对女性就有些难。他的同事，法大的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吸入了毒气弹，当场晕倒，幸亏有学生将她拖到路边，送去急救。但北京商学院19岁的女生龚纪芳却因毒气弹送了命，“天安门母亲”从她家属处获得的死亡鉴定书显示，她的死因是肺部糜烂。
不同于警察使用的橡皮子弹、辣椒水或是催泪弹，天安门戒严部队使用的是军用毒气弹。目击者还从中弹死亡的遗体上看到了“开花弹”的痕迹，这是一种扩张性子弹，进入人体后，子弹里的铅质核心会受压扩散，在体内造成更大面积损伤，早在1899年就被《海牙公约》禁止使用。六部口的坦克追压当场造成11人死亡，鲜血淋漓的场面给了目击者深远的震撼。作为文献学者，吴仁华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国家暴力有所了解，而在公安边防部队的时候，他也见证过镇压甚至杀人的场面，但他仍然认为，这些都没有六部口惨案给他带来的冲击大。
这种巨大的震撼，伴随着之后的恐惧，或许来源自坦克随机追压杀人。“这种无差别的杀戮并不是普通的暴力行为，可以被定义成恐怖主义行为。”吴仁华认为，戒严部队执行六四屠杀时，目标是不特定的，并不是针对有暴力行为的人，也不是学生领袖，已经核实的死者中，就有普通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他还留意到，许多人在枪口下失去生命，是因为带了相机。
军队当街杀人的恐惧成了学生心灵的烙印。吴仁华说，专制政权往往利用制造恐惧，让民众不敢抗议和发声，来维护统治。如今他再想来，六部口坦克追压惨案的目的，或许就在制造深远的恐惧。但在当时，学生们的愤怒压过了恐惧。吴仁华回忆，在走回学校的几个小时的路程中，学生对路过的民众大喊“要记住106号坦克”。刚走进学校校门，吴仁华就看到教学楼前面的一排课桌上，摆着五具被坦克碾压过的学生遗体。他不顾一汪汪的鲜血，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内心想的是“永不遗忘”。
围绕记忆与遗忘，真相与谎言的斗争随时可能发生。2024年5月28日，距离“六四”35周年还有一周，吴仁华在X（前twitter）上发表了一张1989年6月4日中午，摆放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内的三具学生遗体照片。他称这些是学生本已从从天安门广场撤出，但是行至西长安街六部口时，被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的三辆坦克从背后追逐碾压。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最近这张照片却引来了大量水军攻击。照片刚发没多久，有人就贴出一张ChatGPT问答截图，自动生成的问答指这是一张越战时期照片。但很快就有互联网专业人士发文，表示将照片放在搜索引擎上，确认吴仁华是首发，即这是一张从未发表过的照片。后来又有人在1995年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找到了场景上几乎一致的尸体镜头。在中共水军攻击抹黑和网友自发支持和澄清的交战之下，这条图文的阅读量达到了270万，打破了他2010年开通账号以来的阅读量记录。
信使
跳下海之前，吴仁华想，如果因为害怕死亡而打道回府的话，他在良心上对不起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同道和朋友，甚至觉得没脸活在世上。
天安门清场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搜捕和大清查。海内外亲民主人士也展开了大营救。报纸上公布了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国际社会对这些年轻的政治犯抱有同情，并对政权施压。但“幕后黑手”是被秘密审判的，公安部印发了内部通缉令，要求抓捕“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与吴仁华私交甚笃的王军涛列在第一位。
从天安门撤离后，吴仁华曾回到温州平阳县躲避了三个多月，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的担保之下，他“过关”了，没有被逮捕，获准回到校园继续教课。
但在1989年年底，吴仁华听到消息，政府将要对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重要参与者进行“大审判”，一些幸存的知识分子秘密聚集起来，讨论被抓捕同道的命运。根据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既然运动已被定义为“反革命暴乱”，那么被认定为首犯的王军涛可能面临死刑。但由于是秘密抓捕和审判，国际社会对这些官方认定的“幕后黑手”并不了解，也就难以进行营救。因此需要有人充当信使，向国际社会介绍这些被秘密审判的人。
吴仁华说，担心好友王军涛会被判死刑，他自告奋勇要当信使，决心偷渡到海外，去介绍这些尚不为人知的重要参与者。
1990年初，学校放寒假时，吴仁华揣着公安部发布的那份秘密通缉令回到了平阳县老家，陪母亲过完最后一个春节后，就南下到了广东佛山市，寻找偷渡渠道。由于当时抓捕风气甚严，偷渡蛇头担心运送在逃政治犯会受到惩罚，不接受广东本地以外的偷渡客。虽不会讲广东话，但吴仁华和友人用温州话聊天，假称自己是温州商人，要去欧洲和家人团聚。加价到三倍之后，终于有蛇头愿意接受他。于是1990年2月底，在珠海通往澳门的海上，按照蛇头的指导，吴仁华将一大瓶人参蜂王浆喝得一滴不剩，跳进了冰冷的海湾。他回忆，九死一生的偷渡路上，最后的滩涂对他来说是最难的，“那不是沙滩，是泥浆和滩涂，我必须要四肢快速地滑动才不会陷下去。”他在最后10米力竭，是年轻的蛇头把他拖到了岸边。上岸之后，他的下半身被烂泥中锋利的贝壳割得鲜血淋漓。
从珠海出发之前，吴仁华把自己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证撕碎，冲进了马桶，哭了一场。跳下海之前，吴仁华想，如果因为害怕死亡而打道回府的话，他在良心上对不起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同道和朋友，甚至觉得没脸活在世上。
到了澳门，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史天建博士的帮助，吴仁华联系上了香港支联会，得到了“黄雀行动”的帮助，经过香港抵达美国。在抵达香港的一个寒夜，营救六四幸存者黄雀行动总指挥“六哥”陈达钲请他签字留言，他推脱不过，就在笔记本上写下六个字：“活的干，死了算”。
吴仁华戴着瓶底厚的眼镜，满脸书卷气，却留下了这样六个直白的字。这引起了陈达钲的好奇，吴仁华向“六哥”讲了自己从小拜师习武，喜欢武侠小说，进了北大古典文学专业后通读二十四史，最喜欢的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讲完这些后，陈达钲请他喝了红酒，与他成了结拜兄弟。
吴仁华记得，他是陈达钲经手救援的第135个人。“黄雀行动”是一个松散的地下网络，在“大抓捕”中救援了数百名天安门广场幸存者。参与者有香港亲民主的政客，明星，黑帮，西方外交官，以及国内一些同情学生的官员。吴仁华说，由于如今香港的全面沦落，如果提及在世的香港“黄雀行动”救援者，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能提的人里面，最知名的是已经去世的香港歌星梅艳芳。
已年逾花甲的吴仁华也能半开玩笑地表示，如果当初知道秦城监狱的同胞不会判死刑，他或许不会选择离开中国。有这种考虑是因为后来他发现，即使是留守在中国的同道们，也能及时地为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做人道救援的工作。另外，他对自己中断的人生规划感到惋惜，痛慨自己失去了做大学教授的机会，无法培养更多的学生。
在香港停留时，吴仁华就开始匿名在香港的刊物上介绍尚不为人所知的、秦城监狱被关押的“幕后黑手”的情况，呼吁海外力量对他们进行关注和营救。其中包括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刘苏里等朋友，还包括因为外界过多关注学生领袖，而被忽略的“首都各界爱国联席会议”的万新金。
1990年7月5日，吴仁华以政治难民身份进入美国。这年9月22至24日，他与同道前往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希尔顿饭店，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在那里举办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地约200名代表，还包括众多和吴仁华一样的自行列席者。作为刚从国内跑出来的人，吴仁华获得了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他呼吁人们关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中，面临重刑判决，尚不为人所知的同道，以及他们和死难者的家人。
吴仁华还提到中国公安部公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名列第三的刘刚，他的母亲在东北罹患重病，是北京的朋友捐款3000元人民币予以救助。“不关注和营救他们，不给他们的家人提供人道资助，我们还算是同道吗？！我们还有道义可言吗？！民主中国阵线可谓是八九民运的产物，应该立即拨款用于资助。”
寻找加害者
2014年，吴仁华有了新的突破。通过没日没夜地蹲守在老兵聊天室里，他终于“抓住”了六部口追轧学生的“106号坦克”里面的人——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第1团第1连第1排106坦克二炮手吴彦辉。
吴仁华从没想过要去美国发展。学生时代，他唯一想去的国家是日本，因为在日本保存了许多完整的敦煌研究资料。为此他课程里指定学习的外语是日语，“我根本就没学习过英文。”
在美国，语言成了吴仁华生存下去的首要障碍。在香港时，有学者为他的未来筹划，建议他去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教授那里工作，加入黎教授的中国档案研究项目。进入大学回炉（主要进修英语），再回归学术界，这是许多六四流亡者在异国安定下来的方法。但吴仁华后来放弃了这条路径，在洛杉矶停留时，他出任了《新闻自由导报》的总编辑。这份报纸创立于六四屠杀事件后的第五天，即1989年6月9日，创立者是一群旅美新闻从业者。这份报纸被认为是报道中国民主运动的唯一一份报纸。但在当时，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报社已经有四位总编辑先后离任。
当时吴仁华留意到，美国当地报纸对被捕的六四参与者的报道已经降温，当他披露不为人知的秘密关押者后，在媒体中所获得的报道篇幅比较小。考虑到如果自己担任总编辑，负责一家报纸，就对报道有了决定权，能用更多篇幅营救受难者。几经考虑后，他决定留在洛杉矶。
“这个选择对我人生来讲虽然是不利的，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后悔。”报社的工作辛苦，收入也不高，吴仁华回忆，《新闻自由导报》是一份主要靠捐助运作的报纸，团队不大，起初除了总编辑，只有三名专职人员，等他接任时专职人员只剩两名。报社经济拮据，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每月800美金，接近中餐馆打杂工的水平。吴仁华在这份报纸工作了15年，这些年间，他们深入详细地报道中国民主运动，包括为1990年代末中国各地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留下了见证。“各地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一千年。”
2001年1月，根据政府内部档案编辑而成的书籍 《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出版。但吴仁华阅读之后，发现内容有一些事实上的错误，另外，全书缺少对六四戒严部队屠杀部分的记录。出于对六四研究状况的不满意，吴仁华决心自己从亲历者的视角，补充书写这段血腥的历史。他坦言，早在1990年流落香港时，他就有意识地在收集资料，而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训练，以及身为退伍军人对体系的了解，令他能够更好地甄别资料来源，以及核实信息。
当时吴仁华的生活并不容易。在洛杉矶当了主编之后，他每月拿出800美金工资中的200美金，在一间四室一厅的公寓中租了最小的房间，大概只有8平米。2005年5月到2007年5月，他的第一本书《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就是在这个小房间内写作完成的。这本书在香港寻求出版时，吴仁华还向朋友借了钱，支付了印刷费。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有五百多页，使用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书体制，记录了1989年6月3日中午到6月4日中午24个小时之内，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区域发生的血腥镇压情况。“这应该是第一本关于六四镇压最专业、最完整的记录。”吴仁华说。
第一本书出版后，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但这并不是结束。介绍了天安门屠杀细节后，吴仁华决定要让面目模糊的暴行清晰起来，他要追查戒严部队，找到每一张加害者的面孔。
“对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如果只有受害者的记录，没有加害者的记录，那么这个记录是不完整的。”吴仁华说，六四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亡，虽然始作俑者是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等高层，但真正开枪杀戮的是戒严部队的官兵。他指出，这参与镇压的二十多万六四戒严部队官兵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开枪，或者选择对空开枪。但第38集团军将西长安街杀成血路，空降兵第15军在天安门广场南端开枪，这些实施杀戮的人需要被记录在案。“用一些通俗的话来说，我就要将那些刽子手有名有姓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吴仁华曾得到一份包含四十多万个名字的官兵名单，为了确认他们是否可能参与六四镇压，他对这些人名逐一进行核查。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接通了国际互联网，BBS方兴未艾，许多退伍老兵聚集在论坛里讨论自己参与的作战行动。吴仁华潜入老兵聊天室。他发现，老兵们乐于谈论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很少会热聊“北京平暴”、“六四戒严”，“一旦有人刚好聊到相关经历，我就必须追踪到底，不睡觉也不吃饭。”通过这种海撒网、挨个比对的笨办法，吴仁华核实到了3000多个参与天安门镇压的官兵姓名。
2009年5月出版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披露了大量有关部队的独家细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研究六四屠杀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情况的重要专著。吴仁华回忆，写作这本书时，他搬到了一个朋友办公室的里屋，大概也只有6平方米。小屋子没有窗户，全天开着日光灯，他就在里面不分昼夜的工作了三个月，最终梳理记录了所有戒严部队的信息。
2014年，吴仁华有了新的突破。通过没日没夜地蹲守在老兵聊天室里，他终于“抓住”了六部口追轧学生的“106号坦克”里面的人——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第1团第1连第1排106坦克二炮手吴彦辉。他由此确认，“追轧撤退学生的坦克来自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该坦克师当时奉命组成一支坦克车队（共有八辆坦克），由团长罗刚上校（北京人）担任指挥官，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紧急赶往新华门一带驱赶集聚在那里企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学生和市民，然后又一路向前行驶，追逐碾压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
那一年，第三部专著《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发表。
今年是吴仁华在台湾的第七个年头。平时除了教书，他还喜欢在街巷中散步。偶尔他会猜测，如果自己当初没选择离开，命运会怎样，但当和我认真地讨论起这些，他承认遗憾，却明确表示不会后悔。“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结束采访后，我们告别。后来按照惯例，我请吴仁华先生发来几张近照，以备刊登。他发来一张他与母亲的合影，照片中他的头发更黑一些，他的母亲的腰板挺直，精神很好。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残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让六四的历史叙事有着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
注释：
英国最新解密的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该数字由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通过一名中国国务委员的朋友获得，之后通过一条秘密的外交电报传回英国。在这一数字曝光前，对"六四"事件死亡人数的估计为几百至一千多不等。参见：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470602.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