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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高墙内,一颗鸡蛋的自白
作者:三辉图书
发表日期:2024.9.12
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辉图书”
主题归类:审查制度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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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今天的推送摘自学者景凯旋为《天鹅绒监狱》所写的导读。

高墙内的作家自白

景凯旋

卡夫卡晚年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主人公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向世人表演绝食。饥饿既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他的艺术追求。然而,尽管他想要达到饥饿的极致,却得不到世人的真正理解。几年后,那些喜欢看热闹的观众就把他淡忘了,纷纷涌向其他表演场所。饥饿艺术家最后在孤独中死去,临终前他对看管人说,他只能忍饥挨饿,没有其他办法。据说,这是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在病逝前一个月,作家躺在病榻上校对这篇小说的清样时,仍然禁不住流下眼泪。

这篇小说含有丰富的隐喻,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比如,伟大的艺术是一种牺牲,也不可能得到世人的真正理解。艺术家要想衣食无忧,甚至享尽荣华富贵,就应当改行做别的事情。卡夫卡生活的年代,艺术家是独立而匮乏的,常常要忍受孤独和穷困的处境。作家无法预见到,艺术家有一天也可以被国家养起来,他与社会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既不必忍受饥饿,也不需要表现饥饿,哪怕才气平庸,也会拥有众多读者,成为一名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艺术家。这种美妙情景不是梦想,它曾在苏联、东欧国家实现,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86年写成的政论随笔《天鹅绒监狱》中,就详尽地分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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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说!》,Selcuk Ozis,2009年Freedom of expression海报竞赛获胜者之一

在这种文化体制中,不存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文化掌管者和创作者已经是合作的关系。既然饥饿艺术家必须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为什么他不可以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而不致忍饥挨饿?这就是哈拉兹蒂想要阐明的理由,尽管笼子代表的是艺术的自律,监狱高墙代表的是体制的限制。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认为哈拉兹蒂是在为体制辩护,实际上,他是匈牙利一位最有独立性的作家。他出生于1945年,父母都是犹太人,尽管他自小生活在红色家庭,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异见者。20世纪70年代初,当哈拉兹蒂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一书,并以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发表任何文字。此事曾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哈拉兹蒂也因此被视作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代表。80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讲述者》的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与审查制度的冲突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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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想要阐明的是,“国家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他采用一种反讽的调子,从一位“御用作家的良心”角度,阐释他所说的“审查的美学”。审查制度源于权力对自由言论的控制。早在17世纪,弥尔顿就在他的名文《论出版自由》中指出,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对善恶做出选择,如果人民选择善,却被阻止知道恶,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进行自由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审查制度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真理必然会战胜谬误。但在哈拉兹蒂笔下的御用作家看来,弥尔顿的言论大谬不然,审查制度完全可以带来文化繁荣。与通常人们谈论审查制度不同,此书没有对审查制度展开控诉,而是极力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用作者的话说:“这本书描述了审查的美学,以及艺术家和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书中研究了国家用于操控文化的努力;探讨了艺术家与他们所处社会的执法者之间的合谋共犯关系。”

秘诀仅仅在于,从前的艺术创作都是个人性的,东欧则实现了艺术创作的国家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主要有两点:一是保障艺术家生活的作协和文联组织,二是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哈拉兹蒂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文化”。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艺术的唯一雇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曾经让艺术家们饱受屈辱和贫困,艺术国家化则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解放,它解决了艺术家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专业人士,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政府把艺术家看成是自己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国家承诺“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饥饿艺术家们从此成为社会的主人,不再挨饿,不再孤独,甚至还能享受其他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按照哈拉兹蒂的叙述,在匈牙利,国家通过作协和文联向艺术家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以鼓励其艺术创作。当局给艺术家提供住房,工资和养老金,还有收入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并且经常设立各种艺术奖和基金,其成员可以接受奖学金、长期免息贷款或财政援助,可以入住基金会的疗养院和工作室。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与一位诗人坐在作家俱乐部里,紧张地等待入会申请被批准。他们渴望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不是来自读者的欣赏,而是来自作协所发的会员证,这是成为一个国家艺术家的唯一标准。马尔科夫本人最终也因发表一部小说进入特权阶层,从工厂调到编辑部,分配了新的公寓,有了私人小汽车,可以在特供商店购物,还可以经常出国旅游,到作协的别墅度假,只要递交一份写作提纲,就可以获得特殊的资金与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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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马尔科夫

艺术家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受众,作为艺术家保护者的国家对艺术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并且会不计成本地予以推广。为了控制工人的思想,匈牙利当局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参观博物馆,阅读或起码谈论几本书,或是看上一两场电影。在保加利亚,公众参加读书活动同样是一种政治义务,作协经常会组织作者与读者见面。有一次,马尔科夫受邀去外地会见参加暑假劳动的大学生,这些学生正在山区修筑一条公路。当地政府预先就宣传作家即将来访,准备好了鲜花和照相。一切都是组织好的,事先会安排几个读者阅读他的作品,准备几句赞扬话。这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各自背诵相同的独白。听众一般很聪明,不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生活的真实及文学的虚假之类。

由于艺术家成了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艺术家与国家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对于艺术家来说,教育人民总比服务市场的感觉要好得多,也要有保障得多。当然,艺术家们需要经常表态向人民学习,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在人民之上,这是从前的饥饿艺术家所没有的荣耀。聪明的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优渥待遇的,哈拉兹蒂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情节,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曾打算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革,流行艺术由于缺乏“价值”或“教育意义”,不值得国家大力支持,因而当局想把它们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和自负赢亏。这个措施竟然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强烈反对,市场化使他们受到侮辱,他们抗议艺术再度成为商品,批评这种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作品销量。这使当局感到欣慰,艺术家们不会再反对官方的艺术标准和审查制度了。艺术家们曾经愤怒地指控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安全,而不是自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多半来自于对纵容的愤恨”。

在传统审查制度下,艺术家与审查员曾经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的目的却是要消除这种对立。艺术依然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干预,但这种干预不再只是迫使艺术家们沉默,而是确保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也是艺术家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历史上第一次,艺术家和审查员有了共同的目标,他们一道培植艺术的花园,正如波兰诗人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所言,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面对真实的生活,艺术家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学会了自我约束,完全能够做到自我审查,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以至于审查制度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了。“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艺术家们已经被体制化,无力产生不自由的感觉。最终,他们证明了自己与普通人一样,在高墙内呆久了,习惯了依靠高墙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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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完全意识到哈拉兹蒂与他的叙述者的区别。这是一本表面上赞扬不自由的书,因而在阅读此书的同时,还应当阅读契斯、巴兰察克、马尔科夫和马内阿等作家有关审查制度的文章,他们从批判的角度互补了哈拉兹蒂充满反讽的赞扬。比如,哈拉兹蒂没有提到艺术家在当局心目中的真正形象,这一点由马尔科夫写到了,在艺术国家化的制度下,保加利亚的作家们不断被告之,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事实上在所有东欧国家,艺术家们都不得不忍受这种屈辱。这还不够,为了体现国家具有言论自由,当局更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那些持有异议并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是为了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如果艺术家要想发表作品,只能选择屈从官方;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出版。但无论结果怎样,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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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

这种体制内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真正的读者也不会对此长期保持沉默。马尔科夫回忆道,当他那一次与学生座谈时,谈到每个人都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一个学生马上问道:“那你如何使你的信念和你的特权相协调?外面停着昂贵的西方小汽车,这看上去难道不矛盾吗?”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回答。马尔科夫沉默了,他知道学生的质疑是对的,他每月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父母一年半的工资。学生们纷纷发言,批评当代作品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们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如果说这是在反映生活,那么作家或者不懂得生活,或者是在撒谎。最后,马尔科夫问学生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他们异口同声提到从前那些著名的名字。这些老一代作家大都穷困潦倒,但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了时代。

那些坚持艺术自律的艺术家终究会发现,国家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许多东欧艺术家都有与马尔科夫一样的感受,他们并非都忘记了艺术的真谛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了大量毫无价值的作品后,留给他们的只是无尽的忏悔。马内阿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当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一位作家朋友写信给他,不无悲哀地说:“我们过去四十年里写的那些文学作品,有多少能留传于世?它们利用了历史事实,有时甚至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这样的文学不就是一些应景的只有短暂价值的东西吗?这些文学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些插曲,未来的人们会觉得毫无意义,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

本文作者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作品被翻译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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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译者:戴潍娜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10月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对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艺术家而言

做一个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我宁愿不把这种文化刻画为一种审查制度,这么做会掩盖其新颖性:正确的理解是,我们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我希望这本书成为这一深刻文化变革的记录者。我们的新文明,不仅与真正的艺术自由相背离,与被认定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传统审查制度亦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