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战后重建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快速发展，苏联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这种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对个体利益持否定态度，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国家单一驱动力与人民愿望、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在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人民对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尚能理解和支持的话，到了和平发展时期，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愿望和利益需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加上搞军备竞赛超常开支，人民...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薄熙来事件已是中共最近二十年影响最大的一次党内权力斗争，与陈希同、陈良宇案不同，除了单纯的贪腐和权斗因素外，薄案有更复杂的背景。在中共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社会思潮分歧的当下，薄熙来以“唱红打黑”的民粹主义回应挑战，在体制外集结了一大批同样情绪激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使薄熙来的被整肃，增加了路线斗争的维度。...

四川道孚县僧俗藏人在达赖喇嘛七十八寿辰举行祝寿活动遭中共军警开枪镇压，据证实受枪伤藏人现已增至十五人；此外，西藏昌都八宿县仲沙寺僧人丹增赤列本月二日被控与示威事件有关遭到拘捕，但因被殴严重而住院至今。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鲜水镇的尼措寺（中文又写：灵雀寺）僧众及当地藏民上周六（7月6日）聚集圣山“玛沁本拉（音译）”举行炜桑祈福会为达赖喇嘛七十八寿辰进行隆重庆祝，但这一祝寿活动却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目前获知受枪伤藏人已增加到十五人。 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的甘孜州道孚籍僧人亚玛次仁星期四对本台说，最新获得的消息证实，截至目前有尼措寺僧人、甘丹曲林寺尼姑和当地藏民共十五人受到枪伤。 “甘孜道孚县鲜水镇境内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的祝寿活动被中共军警开枪镇压，但因当地的通讯渠道立即被当局封锁，无法及时获知详情。在事发当日，得知有七人受枪伤，星期二又得知另有三人受伤，而星期四再度了解到有五人当时也遭到枪击，他们分别是尼措寺经管人次旺群培，甘丹曲林寺尼姑措列和尼姑德庆，藏民亚玛次仁和妇女恰列，其中亚玛次仁被枪击后还遭到毒打，导致四根肋骨被打断；尼姑措列被枪击后也遭毒打，她的一只手臂被打断。目前大都数受伤者正在甘孜州康定县医院接受救治。” 亚玛次仁表示，尼措寺有两个纠察僧官，由于当时网络等通讯渠道被封锁，因此误以为受枪伤的是纠察师次仁顿珠，不过根据进一步了解得知，受枪伤的是另一位叫嘉措的纠察师，而不是次仁顿珠。 流亡印度南部的甘孜州道孚籍藏人诺布次仁星期四也告诉本台，在达赖喇嘛尊者祝寿日当天遭到当局拘捕的道孚县僧俗藏人被证实共有十八人，他们被拘押期间遭到不同程度的毒打，其中多人被打伤。 “参加祝寿活动的藏人不仅被当局枪击，还有十八人被拘押，后在民众的请愿下，陆续被释放，截至7月7号中午约12点全部得以获释，不过因为他们遭到警察的毒打，很多人无法站立与行走，其中被打最严重的有甘丹曲林寺尼姑洛桑曲珍、尼姑旺青、尼措寺经管人亚玛坚参和僧人德吉贡布。” 诺布次仁表示，其实受枪伤的藏人还不止十五人，因为不少受伤藏人害怕到医院后被当局拘捕，所以由家人买药后在家里医治，而有些人已到其他县的医院接受治疗，因此确切的受伤人数尚且不明。 此外，居住在印度德拉顿的西藏昌都八宿籍藏人索巴星期四告诉本台，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吉达乡仲沙村的仲沙寺僧人丹增赤列被当局指控与同寺示威藏人为同伙而遭到拘捕和毒打。 “昌都地区八宿县吉仲沙寺僧人洛桑更敦于7月1号‘中共建党日’在县城举行的官方庆祝活动上高呼口号展开示威被当局拘捕后，同寺僧人丹增赤列于7月2号被当局指控是洛桑更敦的同伙而遭到拘捕，但他在被拘押的三天后受到严重毒打，被紧急送到医院。直到今天，他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还不能说话。而示威僧人洛桑更敦现被关押的地点尚不清楚，当局不准家人探望他，不过有藏人看到，几天前他被带到医院，当时无法自行走路。” 索巴表示，目前昌都八宿县被当局部署大批军警实施严控，仲沙寺僧人被禁止出寺，也不准集聚。自7月1号示威事件发生以来，当地局势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采访报道。

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武警西藏总队司令员(正军职)、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郭毅力同志(少将警衔)，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13年7月10日上午9时30分不幸因公殉职，终年56岁。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武警西藏自治区总队...

如《华尔街日报》所说的，中国的“太子党”建立起来的私募股权基金多半会遭到炮轰，被批评不专业和随意投钱。 这一说法也许有些狭隘，无论西方或者中国，官员二代自然有发展其事业，无论在政治或者财经领域发展的权利，因出身环境高贵，其见识能力有出类拔萃之辈也是屡见不鲜。 在目前中国权力难受制约“瓜田李下”的情况下，一些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太子党，享受更快的升迁，更便捷的审批，更大的投资回报，甚至进行利益交换和输送，似乎并不罕见。 公平起见，限制他们在金融、财经界的发展，既不可能，也并不公平，似应是将这些政商血缘关系置于阳光之下，更为现实。但这在当前中国新闻管制的现状下，难以实现，只能以民间“英雄谱”的方式隐秘流传。 据公开报道和业界传闻，本台简要整理了在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行业（PE/VC）发展的太子党红二代，列出“英雄谱”，以供参考。 据港媒报道，吴官正之子吴少华1964年4月出生，曾先后在武汉，江西等地任职，先后担任江西省审计厅综合指导处主任科员、通达审计师事务所所长、商贸处处长、经贸处处长。 2002年，吴官正进京升迁，吴少华随其父调到北京光大集团，任光大银行总行营业部副主任，后升任光大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目前是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党委书记，系吴官正之子。 光大国际原董事会副主席李学明（化名）为薄熙来兄长薄熙永。薄熙来事件后，李学明辞去了公司职务。 成立于2010年1月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系央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下，该公司总经理马乐，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马凯之女。该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封闭式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总规模50亿元人民币，存续期为10年。除了创始人投资30亿外，航天产业基金还引入了20亿元的外部投资。基金发起人为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市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李瑞环之子李振智 (George Li)，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 李瑞环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 2003年任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离职后，2009年创立德福资本(GL Capital Group)，主要的投资方向是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的成长期企业。 冯绍东（Wilson Feng）1970年出生，曾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现出任总资产达100亿人民币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而且身兼上海百联集团董事。冯绍东是吴邦国的女婿。 李彤，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银国际”)首席执行官，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旗下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集中在媒体行业，其父李长春。 曾之杰（Jeffrey Zeng）系日本长崎大学经济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开信创投为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之杰于2001年加入华登国际，供职开信创投之前一直担任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负责华登国际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资本投资。曾之杰系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 刘乐飞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的首席投资官，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合1470亿美元）的资金。后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 Funds Management)董事长、CEO，现任中信证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刘乐飞系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之子。 在金融业发展的太子党还有现任中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Levin Zhu），朱云来系朱镕基之子，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朱燕来，系朱熔基之女。以及控制着上海联和投资的江泽民长子江绵恒。

中国汽车制造业对地方政府为缓解城市拥堵和治理空气污染而出台限购政策感到不满。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汽车协会秘书长董扬日前接受采访时，反对地方政府通过采取限购政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做法。 此前，有报道称，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等城市先后实施汽车限购政策之后，未来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武汉等八个城市均存在实施限购的可能。 限购政策对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新车销量下降，以北京为例，在实施限购政策后，新车销量减少了52万辆，同比下降了56%，汽车商品零售额下降了25%。 如果未来八个城市的限购政策一旦实施，将造成当地汽车销量25%左右的下降，直接减少汽车销量40万辆左右，约占全年汽车销量比重2%。 中汽协秘书长董扬认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空气污染需要制定科学系统的解决方案。 他认为，限购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作用有限。限购政策限制最多的是私人购买的汽油车，但是据统计，汽车排放的尾气对于增加PM2.5的贡献不足10%。 英国布鲁乃尔大学高级讲师刘芍佳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董扬的说法是个保守的说法，因为他是站在维护汽车工业发展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刘芍佳说，即便汽车尾气排放对增加PM2.5的贡献不足或只占10%的话，那也意味着空气中每一百个有害颗粒中就有10粒来自汽车尾气，肯定是很显著的。 他在分析各地出台汽车限购政策的原因时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环境保护主义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财政收入之间相互博弈的阶段。 他说，以往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是要求发展、发展、再发展，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水平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严重雾霾现象导致人们的环保意识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但不排除政府为了忽悠百姓而做秀。 想买车的消费者和汽车生产商都对限购不满，那么除了限购，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治理汽车尾气带来的环境污染？比如提高油价、增设城市拥堵费、提高市区停车费等让人有车不敢开，是否都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刘芍佳认为提高油价非常对治理空气污染最为有效。他以英国为例，英国天气之所以特别好，不光是因为它多风，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征收的燃油税使英国的油价昂贵。 他说，英国油价含税比例奖金达到油价的70%，每10块钱的油价里将近七块市政府税，三块钱是成本和生产商及零售商的利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限制人们对驾车的盲目消费，保护空气清洁，减少空气污染。 刘芍佳认为，与其出台各种限购措施，不如提高油价，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从根本上治理空气污染。 （撰写：尚清 责编：路西）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此前回忆了食品特供制度的开端。 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金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等蔬菜，也是虫害少、长势好，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开始前往视察参观。很快，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主席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制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权力特供由来已久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来是与权力挂钩的，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都对等级之分有严格的规定，食品的消费也有严格限制。《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馐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原则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孙中山先生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是极权的产物。 关于特供食品争论已久，以前的领导层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别不大，然而现在的“特供”俨然成为了权力阶层的划分。政府机关热衷于搞特供，其一是基于现实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为能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还违法使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或者添加剂。此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虽然具备数量和产量上的优势，但在质量上却难以得到保证，甚至危害到公众健康。正因为如此，处于对健康的考虑和对市场中农产品质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机关才热衷于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尽管从法制和社会伦理角度而言，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公众，所有开销似乎都应该用在服务公众上，也应该征得公众的同意。但在现实中，权力缺少制约，政府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搞一些特供，花高价采购优质农产品给自己享用。由此可见，权力有特供，借权力之手，借公共资源之力，却只给部分群体享用，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法纪和公平正义的伤害。 顺道推荐萝卜网友阅读 神秘国企掌管中央特供，某些部门不放心中国食品 来源：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3_07/10/27359617_0.shtml

2013-07-11 08:19 荷兰在线 2001年到2013年，从业委初创时无法与物业平等对话，到民众捍卫自我权益迫使物业还权，再至如今业委的规范民主自治，成都府河竹苑业委会十余年的变化，不仅是一部业委会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公民意识、民主自治的成长史。 文／Echo Chen（特约撰稿人） 业委初创：服从、妥协意识根深蒂固 2001年刚搬进小区，业主陈栋和大家一样，都习惯性服从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公司，按时交物管费，也未没思考过业主的权利。3年后，成都推动基层民主建设，要求各小区必须成立自己的业委会，让业主学习自治，陈栋便与其他8位热心业主，仓促成立了第一届的业委会。 陈栋所带领的第一届业委会基本是委曲求全，还无法和物业公司平等对话。业主们一旦和物业产生分歧，他们最终都选择让步妥协，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要是物业不管我们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虽然身为业委会主任，陈栋和业主一样，都错误地认为，物管就是来“管理”他们的。而这种认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普遍现象。彼时，在由单位统管的集体住房向社会流通的商品住房过渡中，大量的物业管理公司都没认清自己的服务属性。而无法平等对话的结果，便是2007年第一届业委会任期结束，几位成员心灰意冷地退出。自此，业委会陷入了长达3年的瘫痪状态。 二创业委： 学会捍卫自我权益 沉寂三年后的业委会，被一纸告示引爆。 2010年9月13日，当时的府河竹苑小区物管红帆物业管理公司突然贴出告示，宣布物管费要涨价。这张毫无征兆的涨价告示，引爆了业主多年来对物业不满，也触动了民众捍卫自我权益的神经。 陈栋决定提出动议，再次成立业委会。而这次，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和即将成立的业委会，肩负着代表全体业主，让物业全面还权的使命。这一次成立业委会，陈栋完全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走正常渠道，进行选举投票，他明白，只有选举通过成立的业委会，才具有法律效力。 令人欣慰的是，当年业委会“老人”也愿再度出山为业主争取权益，业委会选举筹备组也很快成立起来了。与第一次初创时不同，这一次，每个筹委会成员都在筹备细节中严肃对待，因为他们知道，有法律效力的业委会是捍卫业主权益的有效平台。 业委重生：公民意识崛起 2010年12月2日晚上，府河竹苑小区162户业主，通过选举成立了第二届业委会，60岁的陈栋刚被选为府河竹苑小区新一届业委会主任。时隔3年后业委会的“重生”，也逐渐展露了基层民主自治的规范。 此次选举，整个府河竹苑知晓率几乎到达家家户户，有效投票率高达80%以上。第二届业委会的新班子五位成员中，有四位还是第一届业委会原班人马。在随后的业委会工作中，业委会作为业主代表，请出了原本小区的物管公司，引进了新的物管，不仅给小区安装了全景的监控系统；还把破烂的大门更换成了新的电动大门等实事。 从2001年到2013年，成都府河竹苑这十余年业委会的变化，不仅仅是业委会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公民意识的成长史。而与物业的博弈过程，正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正在日趋走向成熟的过程。 题图与本文内容无关 作者

北京——中国西南地区大面积遭受了被称为是50年来最严重的暴雨的袭击，暴雨冲垮了桥梁，引发的 泥石流掩埋了几十人 ，并摧毁了一个为2008年大地震遇难者修建的纪念馆，在那场大地震中四川当地的大部分建筑被夷为平地。国家新闻媒体周三报道称，从上周末开始的暴雨，已在全国范围内导致50多人死亡，并打乱了200万人的生活。 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四川省山区有着中国最迷人的风景，山洪的暴发则突显了在这种经常遭受暴雨袭击、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鼓励修建所面临的挑战。一些专家指出这里地震频发，而且森林砍伐导致水土流失，不应该在流经该地区大峡谷的岷江、涪江、湔江等沿岸继续搞城镇开发。 遭受最严重破坏的看来是都江堰市，那里一片被雨水浸透的山坡在周三崩塌，掩埋了11户人家，最多有40名居民被埋。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从省会城市成都派出的救援人员和搜救犬已紧急前往该地。都江堰刚刚从2008年大地震中恢复过来。那场大地震造成8.7万人丧生或失踪。周三晚间，国家广播公司中央电视台报道称，泥石流还将数百人困在连接都江堰与汶川的山区公路的一个隧道中。 国家媒体报道称， 通口河上的一座桥在周二垮塌 ，使6辆汽车坠入水中。至少有12人仍未被找到，估计已经死亡。 北川县城已完全被洪水淹没，这座原有2万人口的城市在5年前的大地震中被摧毁。据国家媒体报道，约7米深的洪水淹没了一个最近才开放的地震遇难者纪念馆。北川的地震幸存者早已搬迁到了一座新城，官方在老城中留下约26平方公里的面积修建纪念馆。 上海《东方早报》呼吁政府 更好地保护纪念遗址 ，那里掩埋着上百名遇难者的遗体，因为未能从废墟中把他们挖出来。 该报文章说，“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再过10年或20年，老县城地震遗址恐将不复存在。 ” 据《人民日报》援引事故发生地晋中市政府的声明报道，在四川以北的山西省，周二夜间一场暴雨导致一个未竣工的煤矿车间倒塌，致使12名建筑工人死亡。倒塌事件发生在中国北部在本周内遭大雨袭击期间，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被雨水浸透。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