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王波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2月07日   12 版）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白宫草坪上的欢迎人群中就有中国首批52名留美人员。 唐占晞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 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中国媒体在11月15日集中报道的一条新闻——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 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 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年，在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后，他几乎天天能看到或听到“光复大陆”的标语和口号。 海 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为使拟留学出国人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 高”，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文革”10年期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 “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1974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无论是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写信的美国教授，还是直接与大学联系的美国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后，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国正在‘文革’，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而且中国正讲阶级斗争，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不敢。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晞搅着他的菊花茶这样自问自答。 自1970年在台湾担任外交官开始，唐占晞的工作和生活与中国再未脱离关系，对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词汇，他应用自如。 虽然身在台湾，但唐占晞在1976年得知，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时正跟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合作，每年互派几个考察团，在图书馆、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交流。 考察团的美国成员回国后，很快便会给刚认识的中国同行写信，建议“应该交换学生，开始研究交流”。依旧没有回音。 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片被台湾人形容为“匪区”的土地。从机场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联络处，他乘坐的小汽车迅速掠过一辆又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沥青路两旁大部分都是农村景象，路灯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裤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灯下打扑克。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 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 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 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 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饭店附近，他下车问路，发现不少人远远看见他过来就提前走开了。最后，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只手贴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 看了一眼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面喊了一句，“美国一秘来了。”楼里面的人接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看到唐占晞进来，里面的人也跟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直至唐占晞走进接待室。 经 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 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 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 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 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 信息。 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 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 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 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 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 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 集 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 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 厕所。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 府井百货 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晞看到，车上下来的50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面试前，唐占晞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 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40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晞回忆说，为这50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唐占晞回忆。 12月31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但中国科学院一早便打来电话，请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晞为大使翻译。他近距离感受到，“邓小平是没有耐心的，就是要干，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说‘yes sir’，抓紧时间干”。 20多天后，邓小平将访美。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教育等资料。这需要刚上任的新闻与文化参赞唐占晞去负责操办。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 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他们把大衣脱下来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结果这些出国前购置的大衣，除了大小不同外，样式颜色都一样，无法分清，出门时穿错了很多。 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唐占晞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他准备了15套介绍留学美国的资料，在同助理研究了中国地图之后，他决定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十几个城市的图书馆各送一套，以提供公共借阅。 一年后，唐占晞先后到其中几个城市出差，顺便想看看资料的使用情况。结果他发现，在一些图书馆，资料封面已被摸破，里面也被翻得十分破烂。而在另一些地方，这些资料从来没人翻阅。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资料非常珍贵，我们锁起来了”。 当时，唐占晞不管到哪个地方，对方介绍情况时，第一句话总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况。“到哪儿开头都是这样念，然后结尾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个字还很少提到。”唐占晞边说边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着纸念稿子的样子。 但他也发现，“中国报纸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说，路线要转变”。他当时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理解，就是让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跟外面交流。 在他看来，当时这种交流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唐占晞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晞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晞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名幼童，由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倡议，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25天左右的颠簸。100多年后，他们的后辈则坐着飞机向西，经巴黎中转，只需30多个小时的飞行。 “当年詹天佑他们，都是中途被搞回来了的。这些人……”送别这52个人时，唐占晞在心里嘀咕。 与 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晞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 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80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老校友在中国，或是中国大学 的老校友在美国。这些在1949年前留学的校友此时成为纽带，不仅他们和母校恢复了联系，也让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晞说。 其实，在那52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也是在这一年，由唐占晞负责，中美之间中断了32年的富布莱特项目重新启动。经许国璋推荐、唐占晞面试后，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梅仁毅成为第一个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如今，当年的出国人员集训部，已经更名为培训部；曾为首批留美人员订做衣服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已经成为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场的一部分，不复存在。 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让唐占晞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本报记者 郭建光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16日   12 版） 李英强 （寇爱哲  摄） 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   （柳建树  摄） 湖北青石镇的黄侃图书馆  （郭建光  摄） 黄侃图书馆内的阅读场景   （罗奇志  摄） 李英强   （罗奇志  摄） 编者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曾痛陈教育的误区，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忽略了自己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取得巨大进展，为青年、为国家贡献良多。然而在根本使命这一问题上，当代教育仍有值得检讨之处。许多有识之士已展开研讨，并将改良举措付诸实践。“立人图书馆”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 4年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放弃大城市生活，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和他相伴的，还有一份扎根农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执拗理想。 几年过去，他在自己的家乡和全国其他8个省份共建起了13座图书馆。他雄心勃勃，想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图书馆。 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之意。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青年人说道，语速极快。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初冬的一个下午，在湖北省蕲春县这个名叫青石镇的地方，太阳还稍有点刺眼。32岁的李英强趿拉着一双蓝色拖鞋，穿着一件浅灰色外衣，抱着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如果不了解他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名校硕士。 台阶前的水泥地上晒着稻谷，往前，是一条不太宽的公路。飞驰的汽车鸣笛驶过，掀起阵阵尘土。马路另一侧，是青石镇中学。一些推着小车卖零食的小贩，在等待着学生的出现。 图书馆就在李英强的身后，一栋红色的4层小楼。这是李英强今年才租下的，每年租金1.8万元。摆放在门前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图书馆，免费阅读”的字样，算是牌子。此前，他的图书馆设在中学内，不对镇民开放。 公路上人来人往，但没什么人走进图书馆。 “时间长了，就会有人进来。”年轻的父亲倒是很放松，逗弄着怀中的孩子，不时笑出声来。 5年前一个冬日，李英强到河南农村出差。一个个村庄从火车窗外掠过，许多显得凋敝。农村出身的他，便与同行友人谈论起农村的话题。他们聊到农村的衰败，聊到农民精神世界的荒芜，聊到“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的同题系列文章。 其时，李英强刚刚拿到硕士学位证书，在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初为四川一位学者所写，在文章中他以自己所在的中学为切入点，引申到他对整个社会的担忧。作者在文中强调：“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 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此后，一些人开始写同题目文章，描写及反思自己家乡的“沦陷”。 “我几乎看过所有写家乡沦陷的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李英强说。 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近而又遥远的地方。自1997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外地上大学后，他就一直在城市生活。每次回到老家，他停留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即便是短暂的逗留，家乡的凋敝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位四川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我的家乡今天充满了……终日消耗在麻将里的人群，以及在教育者绑架之下被迫造假的孩子们。”这样的景象，也在蕲春县出现，也在青石镇出现。 李英强读中学时，这个叫青石镇的地方，还有几家“有追求”的小书店，而国营的新华书店，也会卖一些“打开世界大门”的图书。 如今，那些小书店不见了。那个不太大的新华书店虽然仍在这个镇子上营业，不过里面的书已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在昏暗的空间里，破旧的书架上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等。镇上的高中毕业生蔡小海大呼：“这些书都过时了，有谁会买？” 小镇上还有几家网吧。每次回到家乡，李英强总能发现，一些戴着红领巾或穿着校服的孩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一些游戏中，甚至还出现色情的画面。 上高中后，李英强来到县城。当时县城的人文氛围，让他充满激情和想象力。那时，县城的电影院会放映一些不错的影片，他在那里看到过科幻大片《未来水世界》。而现今，电影院依旧在，只是已经变成了歌舞厅。 那些他曾买到过《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以及《简爱》、《悲惨世界》的书店，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租书店。在这些租书店中，他总能看到一些学生在翻阅穿越、盗墓或者“有点色”的言情类书籍。 “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李英强说，“家乡的沦陷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沦陷。” 那次旅程快到目的地时，李英强严肃地对友人说，自己想回到家乡，为乡民建一所图书馆。因为“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我不能逃离，也无处可逃。我是农村考出来的，我必须回到农村去。”他对友人说。 友人一听，当即点头称赞，并鼓励他放手去做。 此后不久，李英强就开始筹划第一家乡村图书馆。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 这栋红色小楼的一楼，约有200平方米，沿着3面墙壁，立着一圈书架。图书馆的志愿者将书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屋子中间摆放着几张白色的书桌，桌上也散落着一些图书。 这些图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还有中学生读物。甚至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也出现在这所乡村图书馆里。如果不是门前那些晒着的稻谷，不是公路上乱窜的母猪，乍一看，就像置身于都市中一个有品位的书店。 立人图书馆的书目都经过精心挑选。李英强曾放言：“就藏书质量而言，如果在立人图书馆读几年书，会比上一般的大学强得多。” 2006年的河南之旅一结束，李英强便开始写建立乡村图书馆的计划书，并拟定图书馆的核心书目。其间，他不断与学界朋友联系，请他们推荐适当的书目，甚至还通过网络征集。 立人确定的方向，是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文（humanity），指向的是人的发现、成长和完善。综合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意味着一个整全的“人的现代化”。 李英强也意识到，立人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培养和训练他们的人格，做公民教育的试验者。 最终，他拟定出适合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书目，共约2000多种。 其中小学生书目有近200种，以简单经典的故事书为主；中学类书目，内容随年级逐渐加深。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系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以及鲁迅、胡适的书，还有钱穆、汤因比、费正清、唐德刚、张灏、葛剑雄等人的著作，都在核心书目之列。此外还包括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 “书目是图书馆的灵魂。农村学校没有城市学校条件好，但立人至少能让农村学生读到高品质的书。”说到这里，李英强加重了语气。 当年刚上大学时，面对那些侃侃而谈的城里同学，他曾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因为中学读书少，一些讨论，他几乎插不上嘴。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自卑感才淡化。 筹划立人乡村图书馆时，“平等”是贯穿其中的一个意识。尽管“硬件”的城乡平等并不现实，但李英强相信，以阅读为主的“软件”是可以填平鸿沟的。 书目拟定后，他就开始着手筹款。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步。有朋友回忆，那段时间，每与李英强见面，他都像“着了魔一样”，反复问两个问题：靠谱不？支持不？ 第一笔收入是帮着他设计立人标识的朋友捐赠的。当听到他的乡村图书馆计划后，朋友毫不犹豫地掏出300元钱。此后，李英强不断游说，不断有钱捐入。 与此同时，这名北大硕士托家乡的关系，与家乡学校的领导沟通。他的计划是，在学校原有的图书馆基础上，配备自己的核心图书；图书管理，则由自己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因为并不增加学校的成本，学校当即同意。 在“普九”之时，各地的中小学都被要求设立图书馆，配备一定数目的图书。不过，据一名初中校长说，一些农村地区的图书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被使用过。另外，图书的种类偏少，以教辅书为主，还有一些图书则完全是“凑数的”。 青石镇中学的图书馆也是如此。有学校老师回忆，当时的图书馆甚至不开放。 2007年12月底，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在青石镇中学内试营业，起名“黄侃图书馆”。此后，每开一个新馆，大多会以当地文化名人的名字命名。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出生于青石镇，故以他命名。在四川巴中，则有以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命名的立人图书馆。 李英强为这座图书馆配备了2000种图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每种图书各一册。 开馆那天，天气很冷。下课后，学生们便涌进图书馆。这个只有52个座位的图书馆，被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在等待，里面的学生一出来，就会有人挤进去。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个月。为此，他不得不限制学生数量，并请人做了60个代书板，只有拿到代书板才可进入。即便如此，图书馆外经常也有学生排队等待。 当时蔡小海正在读初三，有一次老师上课时，特意讲到立人图书馆，鼓励同学们多到图书馆读书。 “那些书，对考试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对人生有价值。”小海记得老师这么说过。 乡村教育革命，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从一开始，李英强就在探索一条教育之路。这也是立人图书馆最核心的定位。 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你看到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学习如此多元的时代，依然以最低的效率‘被学习’；你看到数百万的中国青年，在经历了所谓的大学教育之后，陷入到失业、迷茫，无力于自身发展，无能于家庭社会；你看到每一个孩子，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被考试、被排名、被歧视、被告密、被侮辱、被消磨，你不痛心吗？” 因此，他希望自己能为青少年提供一条“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即立人。而乡村教育革命，“当从乡村图书馆开始”。 这和李英强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在他读小学的时候，当地几乎无书可读，能看到的，无非是一些评书。偶有大人们拿回一本书，他就会读得津津有味。 年纪大些后，他的生活态度一度消极，准备退学，还曾离家出走过10多天。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 “那时觉得生活没意义。如果我能读到一些有品质的书，或许我就不会有退学的冲动。”李英强回忆道。 作为对教育品质的追求，立人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阅读课、手工课、电影欣赏、讲座、冬令营、夏令营等。李英强理想中的乡村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学习中心、教育基地，还是一个文化中心、精神家园，并且还将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和公共平台——人们从这里不但是索取，还给予，更重要的是交流，图书馆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 2008年，李英强在图书馆内开设“中学经济学”。每次开课，总有数十人前来听讲。 蔡小海就是他的忠实听众，几乎每次都到。在课上，小海学到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并且还学会用这些知识分析经济事件。 上高中后，他和几个同学认为学校强制给学生订奶的做法不对，便一起调查，一起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学校有“垄断”之嫌，并将分析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学生报纸上。报纸一出，引起“全校震动”，最后学校取消给学生订奶。一时间，他们几个被同学们奉为“英雄”。 “要是没有图书馆这个平台，我们也做不到这一步。”蔡小海笑着说。 像这样的调查分析还有不少。比如学校的垃圾处理问题、铁栅栏的成本问题、学校的扫帚为什么比家里的坏得快，等等。 借助图书馆这个平台，蔡小海认识了很多校内外的朋友。周末休息时，一些人会跟随小海，到图书馆读书。 小海和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小伟认识后，两人经常在图书馆展开讨论。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写出来？”李英强启发他们。 两人兴致很高，召集了一些朋友，开始深入讨论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还成立一个编辑部，筹划办一份报纸。不久后，小海出资200元钱，买了一台旧电脑。 第一期报纸出来了，叫《一代人》。一位学者看了其发刊词后，直呼“写得老道”。他们先后出了4期报纸，直到这个团队在高考后各奔东西。 有一次，为了想刊登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蔡小海辗转找到其电话。通过电话，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数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近几年，网络开始冲击到这个距离县城近30公里的镇子。李英强曾看过一篇分析少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文章。看后他明白了一点，孩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聊天儿，其实是教育之病引发的天然反抗。 为此，李英强更加注重通过图书馆和专门的阅读课之间的互动来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青石镇现在仍有几家网吧，时常可看到一些孩子的身影。对此，李英强淡淡一笑：“图书馆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在一次夏令营中，李英强组织过一场辩论赛，参加者是北京大学的7名本科生和蕲春的一些高中生。他观察到，在辩论赛上，这些高中生个个表现得“很自信”，“反驳很有力”。 辩论赛结束后，有高中生对他说：“我们并不比大学生差。” 立人图书馆对乡村教师的触动也很大。黄侃图书馆开馆时，李英强邀请北京的几位学者到青石镇与师生交流。当地一名老师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学者的话：即使在现有的乡村教育体制下，中学老师也能有所作为。 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些学生陆陆续续走进这座图书馆。这是图书馆最热闹的时刻。回家的学生开始返校，来早了，就到图书馆看看书。 他们或在书架上选书，或在桌前看书，有几人还低声地讨论着什么。图书馆有几名专职义工，但他们几乎不去打扰这些孩子们。 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女生问道：“叔叔，这个图书馆会一直开下去吗？” 旁边一名志愿者回答她：“会的，一直开放，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小女孩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青石镇打工，她便跟随父母到这里读小学。立人图书馆在校外开放后，她经常到这里读书，尤爱看漫画和绘本。她说自己常常想象，如果有法力，就会帮助穷人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在之前，小女孩说，自己除了课本外，几乎没书可读。每天天一黑，她就只得一个人呆在家中，不是写作业，就是看电视。 她甚至连玩伴都没有。冬天黑得早，天一黑下来，镇子上的人似乎停止了活动，除了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 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天一擦黑，他们就结伴出现在图书馆中。他们并不喜欢看书，当被问起为什么喜欢到这里玩时，两人的回答是“没地方玩”。 这一点，李英强也看在眼里。“生活本可以是丰富和灿烂的，然而大部分人都是单向度的，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因此也不知道什么是丰富什么是灿烂。” 因此他鼓励志愿者多开一些兴趣课，从而让立人图书馆“看得见、摸得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 志愿者小婷开了一门手工课。10多个女孩子，跟着她学编手链。女孩们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过几天，小婷就要离开，两个小女孩还分别送了她礼物。 休息日的晚上，图书馆还会放电影。这天放的是《音乐之声》，英文原版的，可一些孩子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一些家长并不买账。一个孩子经常到图书馆读书，父亲不同意，总是把孩子拉回家。孩子不愿回去，父亲就说：“光看这些书有什么用？考不上大学，你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农民？”孩子只好顺从地跟着他回家。 志愿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后，很不解：“读书明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家长们不愿意孩子们读书？” 后来，他们到一些同学家中做家访。在给家长们讲了一大堆读书的道理后，对方一句话就驳回来：“到图书馆，能不能考上大学？” 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接受了志愿者的意见，不再强硬地拖孩子回家。晚上下自习后，一些孩子甚至在图书馆逗留到晚9点过。而第二天早晨4点过，他们就要起床，准备上学。 在这个偏僻的乡村中学，学生每天用在课内学习的时间达到10多个小时。 即使在双休日，高年级的学生仍被要求有一天在校学习。“我们就像一个个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一样。”一名初三学生说。 高三毕业后，蔡小海没考上大学。他到外地打工，“每天挣200元”。打工期间，他一直和青石镇的图书馆保持着联系。终于有一天，他跑了回来，并住在图书馆中，准备来年再考。偶尔，他也给志愿者们做饭。 “在外打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打工就是我的生活吗？每问自己一次，我就否定一次。我很痛苦，所以就回来了。”这个唇角刚长出胡茬的年轻人说。 这也正应了李英强所说的：“如果可能的话，图书馆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当他从乡村外出四处漂泊，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图书馆的“温暖”，李英强将图书馆开到更多的乡村，希望更多的村民走进来。 时至今日，13座立人图书馆已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河北、江西、山西、重庆、陕西等地的乡镇或县城扎根，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人群达到数万人。 一个读者，就是一棵苹果树 11月上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英强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蕲春县城的黄侃图书馆分馆回到青石镇。 图书馆里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对在场的志愿者说：“今天很有收获，有一个女生看了一下午书。” 大家面面相觑，随后哈哈大笑。李英强也跟着笑起来。有志愿者说，自己也培养了几名读者，也应该高兴。 “培养读者很难。只要我们坚持，相信会有不少人来读书的。马丁·路德曾说过：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也会选择在今天出门，种下一棵苹果树。”李英强开始给大家打气。 县城的图书馆开了有一阵子了。前几个星期，几乎无人问津。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在休息日开门。 吃过晚饭后，李英强照例躲进房间，通过网络和外界联系。他得募集更多的钱，还得招聘更多的志愿者。同时，他还要一遍一遍地传播他的理念。立人图书馆越建越多，钱和人成为李英强头痛的事情。 他曾写道：“林中两条路，我们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小径。不被社会时髦的潮流裹挟，不被已知未知的困难吓倒，我们选择，我们承担，我们热爱，我们享受。” 其他志愿者也各行其是。一部分到一楼，等待着读者的到来，另外两人则在二楼忙活。二楼准备再办一个阅览室，书架的材料已经买来了，志愿者们得自己组装。 来这里的志愿者，每个人都怀揣着一分理想。 一名志愿者，在回答“我为什么来立人”的问题时写道：“我只希望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多看一些书、开阔眼界、长长见识；只希望在他们毕业后、踏入社会前，思维里面不出现或少出现外出打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只希望10年后他们在对自己的孩子讲起美丽的校园的时候，不要说那是‘猪圈’。” 志愿者王一夏，硕士研究生没读完，就申请到立人图书馆工作。她的理由很简单，只为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志愿者尹虹，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在广州，她的月薪是3万元。志愿者阿良，原为一家飞机制造厂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菲。还有志愿者三炮、小张、小婷、阿飞、小树等，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 志愿者的这些行为，也常常感动着李英强。他将这个团队的生活，看作是“生活在真实之中的生活”，是一种“‘在人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信任、友谊和爱，充盈其间”。 青石镇人依旧在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一些人出门打工，一些人没事打打麻将，一些人喝酒作乐，还有一些人钻进网吧……白天的公路上依旧一片繁忙，依旧有猪在乱窜。图书馆对面那些闲聊的村民，始终没有走进过图书馆。 有志愿者着急，“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拉进来”。但李英强总说：“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图书馆在这个地方存在，就是意义。” 只要他有空，还是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抱着孩子晒太阳。 小女儿不知为何笑了，李英强也被带笑了。他把女儿举到面前，用额头碰碰她的额头。

本报记者 陈倩儿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8日  12 版） 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  陈倩儿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   陈倩儿摄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大学，最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一年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一年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大学。“你看人家考上大学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大学，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一年上万块”的大学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在我们身边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学不坏，你说是吧？”爸妈这样劝说儿子。 　　高俊琪开始沉默。生活没人照料怎么办？自己学坏了怎么办？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怎么办？“要是这些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呀？”他不断问自己，越发觉得难以应对。最终，他又拿起书包，跟着爸妈回到了北京。从此，他再没提过回老家念书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大学意味着自己的前途，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一封电邮中，高俊琪这样向我描绘他心中的大学。 　　“远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从小喜欢玩具车、不仅爱玩还爱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在大学里学一门与机械或汽车有关的专业，将来“可以设计汽车”。 　　 还是出来了好，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我们想得很开的。”在游人如梭的天安门广场，我和高俊琪边走边聊，16岁的他用一种类似中年人的口吻说道。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对于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参加高考，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怨言，“大家只是讨论怎么办，很少讨论为什么”。 　　对天安门及周边，高俊琪如数家珍。一路上，他抑制不住地为我当起了导游。 　　“这个你要看吗？杨贵妃展览，不过里头东西特少，就几张图片，我老早看过了。”“要不在这儿坐一下？这小公园挺好的，小时候玩累了，我就坐这儿休息。”过去7年，他保持着每年都来这里的习惯，一般每年来三四次，至少也得来上一次。 　　“这儿特漂亮。”在天安门前，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带着欣赏甚至珍惜的眼光，观赏这里的一草一木与宏伟建筑。“天安门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说，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这儿是中国的象征。” 　　“这儿不准卖冰棍，逮到了要罚100块的。”一个女人捧着“北京老冰棍”的纸箱子在我们面前快速走过时，高俊琪向我介绍道。 　　“他想偷偷进去卖国旗，被逮着了，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还罚点钱，一天就白干了。”一个男人撩起了裤腿，长筒袜子里塞着一捆小国旗，正被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盘问。 　　在街心花园里，扫地的清洁工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没有垃圾，也要一直走来走去，走完8小时。” 　　在这个少年眼中，天安门随处都是与自己的家庭境况相似的人。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他却始终明白，自己是个“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本来就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可以在这里上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吧。”他平淡地说。他并不知道当下社会正热烈地讨论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问题，以及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国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脸严肃地表达对户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乱套了。” 　　可最近这几年，这个“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却开始有些不习惯了。前年他回去过春节，呆了没几天就忍不住抱怨。“这儿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没灯。”妈妈记得高俊琪这样对自己说。他吃不惯老家的棒子面，帮忙做饭的时候，因为用惯了煤气炉，也不再习惯拉风箱烧柴火。 　　事实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场大雨后，土房子被冲塌，他们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没有修葺。返乡时，一家三口就在爷爷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挤着睡。 　　更微妙的变化是语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说的山东话“没以前溜了”。尽管他感觉还是“说老家话亲切点儿”，但一听到别人说普通话，自己的普通话也就“被带出来了”。他妈妈发现，孩子在老家“说普通话比说老家话多”。 　　“一听到我说普通话，大家就笑。”他告诉我，有时候也感觉会说普通话的自己是“半个北京人”了。 　　对老家人的这种笑，俊琪妈妈深有体会。“你到北京也就是打个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还出洋相了你，不说家乡话……人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还行……”她偷偷告诉我，她还没出来打工时，也曾在心里这样嘲讽从外地回来的老乡。 　　与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们老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人。这些年轻人离家后渐渐都把普通话说习惯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着点，别把外头的话带出来了”。 　　高俊琪似乎还读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们自己不会说吧，觉得有趣。”他这样猜测。 　　与上了年纪的人不同，小他两岁的堂弟一直想学好普通话。春节时，他常常让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话对话。 　　“还是出来了好。”与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这样想，“毕竟我知道了北京的习俗和文化，懂的东西比他多多了。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 　　可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前，高俊琪大概没有这么肯定。 　　回老家念书的想法彻底受挫后，他在心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却很少对别人说起。他当时的班主任项阳记得，高俊琪每天来到学校都“笑呵呵的”，看不出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只有那么一次，他无意中与高俊琪聊起了学业前途，感觉这个学生“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似乎在惋惜自己”。 　　大约从初二下学期开始，班里越来越多同学退学去打工，或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在咸宁侯村里，与高俊琪上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还有4个男孩，到了初二，其中3个“混帮派的”都陆续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学年的末尾，班里只剩大约一半的学生，同一年级的两个班最终在初三时合并为一个26人的班。散漫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每回上课，听讲的不到一半人。 　　进入初三，高俊琪开始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班长。对自己的前途，他渐渐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毕业后去职业高中继续读书，以后再一步步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得学历。 　　有一阵子，他也考虑过体育学校。“他说过想去上体校，咱上得起吗？”他妈妈这样对我说。上体校据说“一年得花好几万块”，这样的开销对她是天文数字。平日儿子打篮球，一个多月就要穿破一双20多元的布鞋，她已经有点儿心疼，不时唠叨几句。 　　在北京打工这些年，高俊琪的妈妈换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离开过保洁这个行业，爸爸则一直跟搬运、卸货打交道。眼下，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500元。 　　与我见面的时候，高俊琪穿着一条20元买的黑色运动裤，身上的衣服显得不大合身。“这是去年买的，一直压着没穿，只穿过一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这几年长得快，初一时还是一米六几的样子，到了初三，个儿就蹿到了1.8米。 　　在老师的记忆中，这个学生总穿着同样的几件衣服。有一阵子碰上大热天，老师发现他天天穿同一件衣服，忍不住提醒：“你这衣服要不要也洗洗了？”“我妈妈每天晚上给我洗，第二天就干了。”他答道。 　　这个少年很清楚家里的条件。他记得第一次去天安门时，自己曾幻想住得离天安门近一点，却从来没对父母提起过。他心里明白，“那太不现实了”。 　　上体校的想法也不太现实，高俊琪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最喜欢干啥呢？”眼看着儿子快要毕业，妈妈整天在耳边唠叨。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别磨叽了。”一直犹豫不决的儿子被说得烦了。 　　“那就学修车去吧！”最后，常年在外头跑的爸爸说。在家里，他见识最广。在他看来，学好修车，儿子就有了一门手艺，不用像自己那样光靠力气干活。 　　对于修车这一行，高俊琪并不反感，他随即锁定了新的目标——去职高读汽修专业。可直到初中已经毕业，他依然没有找到一所适合的职高。在北京，职高通常开设针对服务行业的专业，极少有汽修的。 　　一直到了7月底，他才通过网络搜索到一所专门培训汽修技术人才的学校。可一去报名，“一年一万块”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要不找个修车铺跟师傅学？那样省钱，还学得快。”回到家里，父母这样跟孩子商量。 　　高俊琪接受了。 　　 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父亲在离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找到了一间老乡开的修车小店。从8月中旬开始，高俊琪去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第一天，他特意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见师傅，可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油，怎么也洗不掉”。第二天，他就换上了破旧衣服在店里忙碌，但路上往返时还是要穿着干净的衣服。 　　“他这是怕丢脸。”他妈妈说。做母亲的留意到，过去一年里儿子开始要面子了，他甚至主动要求为自己多买一身夏天和冬天的衣服。有电视台去他家做采访，高俊琪千叮万嘱让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一点儿”。 　　原本，他刚上初三时，父母曾动摇过，打算让孩子回老家念书。但那时候回去，高俊琪很可能要“蹲一级”才能跟上进度，考上高中。“我现在比老师，甚至校长都高了吧。”他嫌留级丢脸，最后拒绝了。 　　不久前，房东把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收回重建。“这样拆迁时他们能拿到更多赔偿，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弄得更漂亮了。”在咸宁侯村里，高俊琪向我介绍着，我俩的跟前是他曾经的家。 　　他们至今没有找新住处，只是盼望旧房子翻修后，“房租不会涨得太多”。高俊琪的爸爸常年在外头跟车跑，极少回家，高俊琪和妈妈近来在不同的亲戚家借宿。 　　“天生你就生在农村，你赖谁呀？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了。”我试探着问他是否曾埋怨家里的条件，他爽快地回答。 　　“怎么样才算是改变呢？”我又追着问。 　　“改变就是……自己事业上能好点儿……找的工作比北京人低一点，级别上，但自己多付出点努力，挣钱能多一点的那种……”他努力地寻找着各种词语，又不自觉地摆弄起手指。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老家念书、成绩优异的表姐。表姐明年高考，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那里离咸宁侯村不远。“我羡慕她有这个理想，她朝着去奔，可能就会实现。”高俊琪低着头说，10只手指被他更加夸张地捏来弄去。 　　“她现在天天起来就对着书，倒下做梦了还是书，其实她不是直接去干她喜欢干的东西，她得考上了才能去干。”过了一会儿，他又这样说，仿佛在安慰自己，语气却越来越坚定，“我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走，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去学它。”他一直坚持说，修车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他所喜欢的。 　　就像许多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想象若干年后的美好日子。“五六年后我也可以当师傅了，到时候也找几个徒弟，自己就轻松了。”他淘气地笑着，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创业计划：学成之后打几年工，然后在北京靠边的地方找一个便宜的门面，自己开一间修车铺。那时候，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偶尔进城“去天安门玩”。 　　我让他带我去看看他学修车的小店，没想到高俊琪却突然显得很为难。“去那一块儿呀，咱们不去了吧，太远了……”“那边特别乱，师傅不让看的……”“我带人过去，他就不让我学了……”他吞吞吐吐地找出各种理由。 　　一开始我不明所以，摸不着头脑。几番恳求后，他最终涨红着脸，极不情愿地说：“去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原文： 点击

本报记者 赵涵漠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7月27日 12 版）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路段已清理干净，恢复通车。李震宇摄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现场新华社 朱平 陆海天 7月23日7时50分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对于在离家将近2000公里外上学的朱平来说，“回家”也许就是她7月份的关键词。不久前，父亲因骨折住院，所以这次朱平特意买了动车车票，以前她是坐28个小时的普快回家的。 12个小时后，她就该到家了。在新浪微博上，她曾经羡慕过早就放假回家的中学同学，而她自己“还有两周啊”，写到这儿，她干脆一口气用了5个感叹号。 “你就在温州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吹空调等我吧。”她对同学这样说。 就在出发前一天，这个“超级爱睡觉电话绝对叫不醒”的姑娘生怕自己误了火车。在调好闹钟后，她还特意拜托一个朋友“明早6点打电话叫醒我”。 23日一早，20岁的朱平穿上浅色的T恤，背上红色书包，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临行前，这个在同学看来“风格有点小清新”的女孩更新了自己在人人网上的状态：“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据朋友们回忆，实际上陆海天并不知道自己将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哪些工作，但他还是热切地企盼着这次机会。开始他只是买了一张普快的卧铺票，并且心满意足地表示，“定到票了，社会进步就是好”。可为了更快开始实习，他在出发的前几天又将这张普快票换成了一张动车的二等座票。 23日6时12分，陆海天与同学在北京地铁八通线的传媒大学站挥手告别。 7时50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途经温州南站的D301次列车启动。朱平和陆海天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后来，人们知道陆海天坐在D301次的3号车厢。可有关朱平确切的座位信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在5号车厢，有人并不同意，这一点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 几乎就在开车后的1分钟，那个调皮的大男孩拿起手机，在人人网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信息：“这二等座还是拿卧铺改的，好玩儿。”朱平也给室友发了条“炫耀”短信：马上就要“飞驰”回家了，在动车上，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这次开机仅仅用了38秒。 D301上，陆海天和朱平的人生轨迹靠近了。在学校里，尽管他们都曾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但彼此并不认识。 朱平真正的人生几乎才刚刚开始。大一上学期，她经历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分手，然后“抛开了少女情怀，寄情于工作”，加入了校学生会的技术部。在这个负责转播各个校级晚会、比赛的部门里，剪片是她的主要任务。 室友们还记得，她常常为此熬夜，有时24个小时里也只能睡上两个钟头。一个师兄也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女孩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不是肩上扛着一个大摄像机在工作，就是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做视频剪辑。 就像那些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们一样，这个长着“苹果脸”的女孩子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上，她甚至参加了象棋比赛，并让对手“输得很惨”。 有时，这个“90后”女孩也会向朋友抱怨，自己怎么就这样“丧失了少女情怀”。随后，她去商场里买了一双楔形跟的彩带凉鞋，又配上了一条素色的褶皱连衣裙。 黄一宁是朱平的同乡，也是大学校友，直到今天，他眼前似乎总蹦出朱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瞬间。“那就是我觉得她最漂亮的样子。”一边回忆着，这个男孩笑了出来。 可更多时候，朱平穿的总是在街边“淘来的，很便宜的衣服”。当毕业的时节来临，朱平又冲到毕业生经营的二手货摊上买了一堆“好东西”，“那几天，她都开心极了”。 她平日花钱一贯节俭，甚至每个月的饭钱不到200元。这或许与她的家庭有关，邻居们知道，朱平的父亲已经80多岁，母亲60多岁，这个乖巧的女儿总是不希望多花掉家里一元钱。 就连这趟归心似箭的回家旅程，她也没舍得买飞机票，而是登上了D301次列车。 “车上特别无聊，座位也不舒服，也睡不痛快，我都看了3部电影了。”朱平在发给黄一宁的短信里这样抱怨，“我都头晕死了。” 在这个漫长而烦闷的旅途里，陆海天也用手机上网打发着时间。中午时分，朋友在网上给他留言，“一切安好？” 他十分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好，谢。” 在陆海天生活的校园里，能找到很多他的朋友。这个身高1.7米的男孩是个篮球迷，最崇拜的球星是被评为“NBA历史十大控球后卫”之一的贾森·基德，因为基德在38岁的高龄还能帮助球队夺取总冠军。 师兄谢锐想起，去年的工科生篮球赛上，陆海天的任务就是防守自己。那时，谢锐还不认识这个“像基德一样有韧性”的男孩，被他追得满场跑，“我当时心里想，这师弟是傻么，不会打球就知道到处追人。” 其实，在篮球场上，这个身穿24号球衣的男孩远不如基德那样重要，甚至“没有过什么固定的位置”。可在赛场内外，他都是不知疲倦的男生。他曾担任过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对讲机里总是传出呼叫陆海天的声音”。志愿者们在高近10米的报告厅里举办论坛时，也是这个男孩主动架起梯子，爬上顶棚去挂条幅。 学姐吴雪妮翻出了一年前陆海天报考青年志愿者协会时的面试记录。在这个男孩的备注里，吴雪妮写着：“善良，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甚至就在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饭桌上和同学聊了一会儿人生规划。据他的朋友说，“陆海天最讨厌愤青，平时从来不骂政府”。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记者，冲到新闻现场的最前线。而第二天到达温州，本应该是这份规划中事业的起点。 在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有关陆海天和朱平的信息并没有留存太多。人们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去试图弄清他们究竟如何度过了整个白天。“希望”也许是7月23日的主题，毕竟，在钢轨的那一端，等待着这两个年轻人的，是事业，是家庭。 7月23日20时01分 人们平静地坐在时速约为200公里的D301次列车里。夜晚已经来临，有人买了一份包括油焖大虾和番茄炒蛋的盒饭，有人正在用iPad玩“斗地主”，还有人喝下了一罐冰镇的喜力啤酒。 据乘客事后回忆，当时广播已经通知过，这辆列车进入了温州境内。没有人知道陆海天当时的状况，但黄一宁在20时01分收到了来自朱平的短信：“你在哪，我在车上看到闪电了。”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朱平看到的闪电，可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D301前方的另一辆动车D3115，遭雷击后失去动力。一位D3115上的乘客还记得，20时05分，动车没有开。20时15分，女列车长通过列车广播发布消息：“各位乘客，由于天气原因，前面雷电很大，动车不能正常运行，我们正在接受上级的调度，希望大家谅解。” 有人抱怨着还要去温州乘飞机，这下恐怕要晚点了。但一分钟后，D3115再次开动。有乘客纳闷，“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将要在温州下车的旅客，开始起身收拾行李，毕竟，这里离家只有20分钟了。 20时24分，朱平又给黄一宁发来了一条短信，除了发愁自己满脸长痘外，她也责怪自己“今年的成绩，真是无颜见爹娘”。可黄一宁知道，朱平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但她对自己要求太严了，每门考试都打算冲刺奖学金”。 已经抵达温州境内的朱平同时也给室友发了一条短信：“我终于到家了！好开心！” 这或许是她年轻生命中的最后一条短信。 10分钟后，就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的一座高架桥上，随着一声巨响，朱平和陆海天所乘坐的、载有558名乘客的D301，撞向了载有1072名乘客的D3115。 两辆洁白的“和谐号”就像是被发脾气的孩子拧坏的玩具：D301次列车的第1到4位车厢脱线，第1、2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第4节车厢直直插入地面，列车表面的铁皮像是被撕烂的纸片。 雷电和大雨仍在继续，黑暗死死地扼住了整个车厢。一个母亲怀里的女儿被甩到了对面座位底下；一个中年人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可是很快就被重物撞击，失去意识…… 附近赶来救援的人们用石头砸碎双层玻璃，幸存者从破裂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人们用广告牌当做担架。救护车还没来，但为了运送伤员，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已经自发停下。摩托车不能载人，就打开车灯，帮忙照明。 车厢已经被挤压变形，乘客被座位和行李紧紧压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消防员用斧头砸碎了车窗。现场的记者看到，23时15分，救援人员抬出一名短发女子，但看不清生死；23时25分，一名身穿黑白条纹衫的男子被抬出，身上满是血迹；然后，更多伤者被抬出列车。 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人们惊恐地发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 同时，这个世界失去了朱平和陆海天的消息。 在中国传媒大学温州籍学生的QQ群里，人们焦急地寻找着可能搭乘这辆列车回家的同学。大二年级的小陈，乘坐当晚的飞机，于凌晨到达温州。在不断更新着最新讯息的电脑前，小陈想起了今早出发的朱平。他反复拨打朱平的手机，可始终无人接听。 黄一宁也再没有收到朱平的短信回复。当他从网上得知D301发生事故后，用毫不客气的口吻给朱平发出了一条短信：“看到短信立即回复汇报情况！” 仍旧没有回复。 因为担心朱平的手机会没电，黄一宁只敢每隔5分钟拨打一次。大部分时候无人接听，有时，也会有“正在通话中”的声音传出。“每次听到正在通话，我心就会嘭嘭跳，心想可能是朱平正在往外打电话呢。” 可事实上，那只是因为还有其他人也在焦急地拨打着这个号码。 同学罗亚则在寻找陆海天。这个学期将近结束，分配专业时，陆海天和罗亚一起，凭着拔尖的成绩进入了整个学院最好的广播电视工程系。这是陆海天最喜欢的专业，可他们只开过一次班会，甚至连专业课也还没开始。 朋友们想起，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很文艺的青年”代表小组进行实验答辩，结束时，他冒出了一句：“好的，over！” “本来，他不是应该说‘thank you’吗？” 陆海天的电话最终也没能接通，先是“暂时无法接通”，不久后变为“已关机”。也就在那天夜里10时多，朱平的手机也关机了。 在这个雨夜，在温州，黄一宁和小陈像疯了一样寻找着失去消息的朱平。 约200名伤者被送往这座城市的各个医院，安置点则更多，就连小陈曾经就读的高中也成了安置点之一。 寻找陆海天的微博被几千次地转发，照片里，他穿着蓝色球衣，吹着一个金属哨子，冲着镜头微笑。但在那个夜晚，没有人见到这个“1.7米左右，戴眼镜，脸上有一些青春痘”的男孩。 那时，陆海天就在D301上的消息已经被传开。朋友们自我安慰：陆海天在D301，这是追尾车，状况应该稍好于D3115。另悉，同乘D301的王安曼同学已到家。 人们同时也在寻找朱平，“女，1.6米左右，中等身材，着浅色短袖，长裤，红色书包，乘坐D301次车”。 人们还在寻找30岁、怀孕7个月的陈碧，有点微胖、背黑色包包的周爱芳，短发、大门牙的小姑娘黄雨淳，以及至少70名在这场灾难中与亲友失去联系的乘客。 一个被行李砸晕的8岁小男孩，醒来后扒开了身上的行李和铁片，在黑暗中爬了十几分钟后，找到了车门。周围没有受伤的乘客都跑来救援，但他只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后来在救护车上，他看到了妈妈，“我拼命摇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来。” 追尾事故发生后，朱平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小潘也听说了朱平失踪的消息。她翻出高中的校友录，在信息栏里找到朱家的电话。24日0时33分，她告诉QQ群里的同学，她已经拨通了这部电话，可是“只有她妈妈在家，朱平没有回去过”。 这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搭乘的列车刚刚驶入了一场震惊整个国家的灾难。“她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小潘回忆通话时的情景。朱妈妈认为，女儿还没到家可能只是由于常见的列车晚点，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继续等待女儿的归来。 凌晨3时许，黄一宁和小陈分头去医院寻找已经失踪了7个小时的朱平。他们先是在急诊部翻名单，接着又去住院部的各个楼层询问值班护士。 广播仍然在继续，夜班主持人告诉焦急的人们，只有极个别重伤者才会被送往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和附属第一医院。而在那时，黄一宁根本不相信朱平就是这“极个别人中的一个”。在医院里，死亡时刻都在发生。 当黄一宁看到，一位老医师拿着身份证对家属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心里紧了一下。有的死者已经无法从容貌上被辨识，一个丈夫最终认出了妻子，是凭借她手指上的一枚卡地亚戒指。 可朱平却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当小陈最终找进附一院时，他向护士比划着一个“20多岁，1.6米高的女孩”时，护士的表情十分震惊，“你是她的家属吗？” 那时，小陈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抱有的一丝希望也已经成为泡沫。他从护士那里看到了一张抢救时的照片，又随管理太平间的师傅去认遗体。女孩的脸上只有一些轻微的刮蹭，头发还是散开的，“表情并不痛苦，就好像睡觉睡到了一半，连嘴也是微微嘟着的”。 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包子妹妹”。但是，没错。他随后打电话给另外几位同学，“找到朱平了，在附一院。” 黄一宁冲进医院大门时看见了小陈，“朱平在哪里？” 小陈没说话，搂着黄一宁的肩膀，过了好一会才说，“朱平去世了。” 两个男孩坐在花坛边上，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小陈又说，“可能是我王八蛋看错了，所以让你们来看一下。” 黄一宁终于在冰柜里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的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脖子上的项链坠子是一个黄铜的小相机，那正是他陪着朱平在北京南锣鼓巷的小店里买的，被朱平当成了宝贝。 那一天，他们一起看了这条巷子里的“神兽大白”，“就是一只叫得很难听的鹅”。那一天，朱平炫耀了自己手机里用3元钱下载的“摇签”软件，还为自己摇了一个“上签”。 “你知道吗？我们俩都计划好了回温州要一块玩，一起去吃海鲜。可是看着她就躺在太平间里，我接受不了。”回忆到这里，黄一宁已经不能再说出一句话，大哭起来。 7月23日22时 朱平是在23日22时44分被送到医院的，23时左右经抢救无效后身亡。 21时50分，被从坠落的车厢里挖出的陆海天，被送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据主治医生回忆，那时，他已经因受强烈撞击，颅脑损伤，骨盆骨折，腹腔出血，几分钟后，心跳停止，瞳孔放大；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后，仍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宣告死亡。 在D301次列车发生的惨烈碰撞中，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终于相逢，并齐齐折断。这辆列车在将他们带向目的地之前，把一切都撞毁了。 天亮了，新闻里已经确认了陆海天遇难的消息，但没人相信。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希望有更确切的消息！” 陆海天才刚刚离开学校，他的照片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总是穿着运动装的男孩有时对着镜头耍帅，有时拿起手机对着镜子自拍，也有时被偷拍到拿着麦克风深情款款。 直到24日中午，仍有人焦急地发问：“你在哪？打你电话打不通。”也有人在网络日志里向他大喊：“陆海天你在哪里？你能应一句么！！！”那个曾与他在地铁站挥手道别的朋友，如今只能对他说一句：“晚安，兄弟。” 朱平失踪的微博也仍在被转发，寻人时留下的号码收到了“无数的电话和短信”，一些甚至远自云南、贵州而来，他们说，只是“想给朱平加油”。 可那时，朱平的哥哥已经在医院确认了妹妹的身份。他恳求朱平的同学，自己父母年岁已高，为了不让老人受刺激，晚点再发布朱平的死讯。那几个已经知道朱平死讯的年轻人，不得不将真相憋在心里，然后不停地告诉焦急的人们，“还在找，不要听信传言”。 这个圆脸女孩的死讯，直到24日中午通知她父母后才被公开。悲伤的母亲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整日只是哭着念叨：“我的小朱平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黄一宁也总觉得朱平还活着。就在学期结束前，她买了一枚“便宜又好用”的镜头，并且洋洋得意地告诉朋友们，“回家要给爸妈多拍几张好照片”。 黄一宁还记得，朱平说过要回来和他一起吃“泡泡”（温州小吃），说要借给他新买的镜头，答应他来新家画墙壁画。“朱平，我很想你……可是，希望我的思念没有让你停下脚步，请你大步向前。”黄一宁在26日凌晨的日志里写道。 他也曾想过，如果这趟列车能够抵达，“会不会哪一天我突然爱上了你”。 阳光下花草、树木的倒影还留在这个姑娘的相机里；草稿本里还满是这个姑娘随手涂画的大眼睛女孩；她最喜欢的日剧《龙樱》仍在上演；这个夏天的重要任务还没完成，她在微博上调侃自己“没减肥徒伤悲”…… 但朱平已经走了。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5日23时许，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死者包括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在事故发生时，这位安全行驶已达18年的司机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在严重变形的司机室里，他的胸口被闸把穿透。死者还包括，刚刚20岁的朱平和陆海天。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2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