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我的按语：前一时期中大传院院长助理袭彦方安排，接受了《岭南传媒探索》专访。就传媒转型，我不觉得已经尽述心中所想，因为回答只能根据问题而来；不过，确实表达了我最近思考的大部分问题。获授权，在此发出，求教方家。 传媒转型的中国问题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专访 《岭南传媒探索》记者：张桂萍 随着全球数字化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网络新媒体和移动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这为人才沉淀丰富的传媒业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中国，一方面是互联网、手机终端、多媒介传播和数字发行的相继崛起，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   阅读全文

【有聲的中國】专栏二 網路會大幅改變中國政治嗎？   文／胡泳   網路 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 相反，非正式團體和個人利用網際網路創建自主社群、促進政治參與的方式產生了最大和最積極的政治影響。通過這種方式，網路創造了社會資本。   作為一個網際網路研究者，我在國內外都不斷地被問到一個問題：「網際網路會不會促成中國社會的大幅轉變？」 我認為， 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國家中， 網際網路 擁有相對較大的民主潛力。在這些國家裡， 網際網路 不只是在傳統媒體之外，資訊傳播和動員的又一個出口，當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 網際網路 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成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 就中國而言，這種工具並不能保證政治的民主轉變，但它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網際網路促進了資訊傳播的民主化。在中國， 媒介從來不是獨立的政府制衡機構；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創造國家統一和政治認同的核心工具，對媒介實施高度壟斷。 在這種情況下， 網際網路 成為政府唯一無法完全壟斷的媒介。 公民獲取資訊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資訊的豐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於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 不僅如此，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訊息的生產，而這在傳統的、國家控制的媒體管道中是無法想像的。 其次，網際網路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由於網際網路可互動的特性，各種公共論壇應運而生，公眾第一次擁有了對公共事物進行評論、交換意見、形成輿論的場所。 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對於集會與結社自由匱乏的中國，網際網路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繫與集體行動。因為實地的集會仍然受到嚴格的監控，網際網路成為一種替代性的活動場所。政府幾乎不可能消除網上集會。同時，興趣相同者開始利用網際網路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儘管有以上的進步， 網際網路 在中國的發展仍然存在顯著的障礙，可以歸結為三點：中國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網路控制體系，並執行嚴厲的網路監控政策； 網際網路 在全國的普及率仍然有待提高；中國社會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這些障礙使得 網際網路 ，不可能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活。 相反，非正式團體和個人利用網際網路創建自主社群、促進政治參與的方式產生了最大和最積極的政治影響。通過這種方式，網際網路創造了社會資本。

混序的世界   胡泳   迪伊·霍克（ Dee Ward Hock ）在《混序》一书中，提到一种新型组织的概念，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他借用了混沌（ chaos ）和有序（ order ）两词，把这样的组织叫做“混序”（ chaordic ）组织。也就是说，他认为组织的最佳状态是具有混沌与有序双重特征。   霍克本人是一个商业传奇。他是维萨信用卡组织的创始人和前 CEO 。 1968 年，他说服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放弃对其信用卡许可系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成立了一家由成员银行共同拥有的非股份制公司，这即是今天的维萨组织的前身。   1984 年，霍克辞去维萨的管理职务，退回到他在加州太平洋岸边的庄园中，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霍克显示了一种对于商业的极为清醒的态度，尽管他曾获得过巨大的成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害怕四头怪兽，如果不能够把它们关起来，你早晚会被其吞噬掉：这四头怪兽就是自我、忌妒、贪婪和野心。 1984 年，我切断所有的商业联系，选择一种隐居和隐姓埋名的生活，认定自己通过以时间替换金钱、以自由替换权位、以愉悦替换自我而占了大便宜，把四头怪兽有效地关在了笼子里。”   十年之后，霍克复出，怀着一种理想，要发展崭新的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这种新型组织正是上边所说的“混序”组织，既非严密控制，也非无政府主义，而是一种两者的杂交形式。霍克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 The Chaordic Commons ，目的是培育、传播和实施新的组织理念，以促成权力和财富的更加平等的分享，让组织与人类精神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圈能够更加和谐地共存。   当霍克四处传递他的理念时，人们无不认真谛听，原因只有一个：可信度。不像大多数有远见的思想领袖——或者管理咨询顾问——一生只动嘴不动手，霍克可是将自己的理念认真实践过。他曾用他今天热情倡导的组织原则——权力分散化、多样化、创新性——管理维萨组织 25 年，而这个组织的成功有目共睹。自从 1970 年以来，维萨的成长率是百分之一万，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电子支付网络。 Visa 卡可以在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家商户受理，可在超过 170 万台的 ATM 机上取现，受理率全球首屈一指，服务的客户数以亿计，全球基于 Visa 产品的年交易总额以万亿计。   霍克演讲的时候喜欢玩一个游戏。他会拿出自己的维萨卡，问在座的听众：“有多少人认识这张卡？”屋子里的每个人都举起手。“现在”，霍克接着问，“有多少人可以说出来，维萨的总部在哪儿，它是如何管理的，到哪里去买它的股票？”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大部分人可能压根儿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霍克说，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就对了。“公司组织得越好，越是不可见的。在维萨，我们试图打造一个不可见的组织，并保持如此。结果，而不是结构或者管理，才应该是凸显的。”今天，霍克所创造的维萨组织不仅绩效优异，而且蒙上了神话色彩，成为混沌理论的动力原则应用于企业的最好例证之一。   维萨的故事开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期，当时的信用卡产业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一张信用卡叫做 BankAmericard ，来自以旧金山为基地的美国银行，起步很好，直到 1966 年，加州的五家其他银行联合发行 MasterCharge ，成为 BankAmericard 的竞争对手。美国银行对此的回应是，在全美范围内发展特许经营（当时的银行法不允许跨州开分行），导致一场信用卡大战，各路银行纷纷以自己的专有信用卡和特许经营系统跟进。各种客户名录都被发掘出来，无数预先批准的信用卡被寄到客户手上，甚至孩子、宠物、重罪犯都收到卡。欺诈猖獗，银行收益一落千丈。   两年以后，信用卡产业几乎被自我毁灭殆尽，美国银行在俄亥俄州召开特许经营商会议，大家互相指责，争论不休。霍克就在这个时候出场，当时他 38 岁，是西雅图一家特许经营银行的副总裁。在会议开不下去的时候，他站出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系统地研究信用卡面临的问题。与会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协议，任命霍克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霍克等待大显身手已经等了很久。在他此前的商业生涯中，他曾数次断然离开几家等级森严、严守规则、控制一切的公司，哪怕他在那些公司内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他最无法容忍的就是窒息下边的人的创造力与主动性的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往往固步自封，无法应对任何新起的挑战和机会。虽然霍克只是个社区学院的毕业生，但他几乎无所不读，从历史、经济学、政治学、科学、哲学到诗歌，也从不在意学科界限。从他的广泛阅读中，霍克意识到支持工业革命的命令与控制式组织已然不敷使用了。这类组织不仅是过时的，而且越来越无关紧要。商业界正面临大规模的机构失败。   霍克坚信，如果他有机会创造一个组织，将把它建立在生物学的概念和隐喻之上。现在，作为专业委员会的主席，他拥有了一个天赐良机。 1970 年 6 月，经过两年的头脑风暴、计划、争论和共识寻求， BankAmericard 系统被纳入一个新的、独立的实体之中，这个实体后来改名为 Visa International ，霍克亲任 CEO 。   新组织在各个方面都与众不同：它是一家非股份制的以成员为基础的营利企业，所有权以一种不可转让的参与权的形式出现。霍克对该组织的设计体现了他的哲学：这个组织必须是高度分散的，但同时又是高度协作的。权威、动议、决策、财富——所有这些因素都尽最大可能推到组织的边缘，即成员当中。最核心的，其实是要解决一个组织如何做到既竞争又合作的问题：让参与维萨组织的每家银行都竞争，服务好自己的客户并角逐其他银行的客户，但同时要维持最基本的合作，保证不管你在哪里刷哪家银行的维萨卡，必须到处都能使用。后者意味着银行拥有某些共同标准，参与共同的清算。这个成功的组织设计令维萨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体系。   霍克总结说：“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都需要清晰阐释和理解的、共同享有的目的和原则，它们构成了该组织的遗传密码。这些目的和原则分享得越好，你就越得以在组织中免除命令与控制。人们将会懂得如何与它们保持一致，然后，他们会以难以数计的不可思议的、充满创造性的方式来实践。由此，组织将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信仰共同体。”   最有意思的是霍克提出的组织设计原则，这或许构成了 21 世纪组织的先驱法则。第一条，组织必须是平等的，被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这个组织最后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成员独立的创新；第二条，权力和功能必须最大限度做到分布型，也就是分权化或分散化；第三条，整个组织的治理也必须是分散的，没有哪一家或几家联合起来可以控制这个组织；第四条，组织的可塑性必须非常强，即永远不断地在变化。   霍克提出这些原则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但在今天来看，很适合用来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他还说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看上去维萨像是一个控股公司，但它不是真正的控股公司，因为控股者就是维萨的成员。这些成员既是所有者也是客户；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上级也是下级。”一个理想的互联网组织，应该是符合这些原则和要求的。  

一 新加坡一直以“有民主、无自由”闻名（香港正好相反，是“有自由、无民主”），在各类新闻自由榜单中，新加坡的排名也是相当靠后，与之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媒体人和普通民众并没表现出追求自由的强烈意愿，而是相当温顺。不像香港人，最近因为一家以播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为主的电视台没有获得牌照，就炸开了锅，昨天爆发了12万人游行，普通民众的参与度甚至超过了此前的反国教运动。 当然，香港人的游行不全是因为香港电视（HKTV），它与香港近来的整体政治气候关系紧密。同样，新加坡人的温顺也并不仅仅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它是由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一手塑造的政经体制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媒体制度方面的书，深深感到李光耀是驯服媒体的高手。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媒体必须服从新加坡的整体需求，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高于新闻自由。这种观点本身不算什么，因为我们也天天听到类似的说法，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成功推行这种观点，使其获得广泛的接受，而不像某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一样，成为一种表演性质的闹剧，谁都不信。 李光耀的秘籍在哪？以一篇文章的篇幅，很难概括完全。以下我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若有兴趣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我刚读完的书《Freedom From the Press》。 二 李光耀的媒体管理有一整套自洽的理论支持。律师出身的他，喜欢和人辩论，他的理论水平远远高于“三个自信”之流。 例如，他的理论核心之一是：报纸不是想登什么就能登的，为什么？因为报社的股东和编辑记者都不是新加坡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而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则是票选的结果，是民意的选择。有了选举民主这一有力的抓手，李光耀及其政府便拥有了至高的合法性，而媒体则不具备这种合法性，因此需要接受民选政府的监管。 再比如，他一直坚信，新闻自由不过是媒体的老板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李光耀真心信奉这种观点，并且根据这种理论设计出了驯服媒体的策略，而且还相当奏效。 这一策略的核心之一是：从1970年代起，要求所有报纸改制，必须改为由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看上去这是相当冒险的做法——想想国内的情况吧，一直以来，市场化运作、媒体上市被许多人视为开辟自由的路径。要想上市，媒体的核心采编业务往往需要被剥离，据说某报业集团就是因为内容屡屡犯忌而上市未果。可是李光耀却强令所有报纸上市，他疯了吗？没有。因为他知道，上市公司最大的目标便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为股东尽可能赚钱，规避风险。很遗憾，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以逐利为第一目标的新加坡报业，不会冒险越界。 三 上述强令报纸上市的做法，是通过立法实现的。实际上，立法正是李光耀驯服媒体的主要方法。通过一系列巧妙的立法，他在没有宣传部的情况下也能轻松搞定媒体。 比如，他在推动报纸上市之后，又推动了报业股票分级的立法。所有报社的股票必须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股权，大众可以持有；另外一种是“管理型股票”，这种股票的投票权是普通股的200倍，政府决定这些股票的归属。这样一来，政府对报社管理层任命等重大事宜便具有了完全的发言权。 不过，政府一般不会亲自持股——新加坡的报社全都是私有的，广播电视则是国有。那么，政府把管理型股票给谁呢？换言之，谁才是政府信得过的呢？ 答案是：大银行。按照李光耀的说法，银行业的商业利益决定了，它们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保护国家的稳定和成长。 他还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样一来，股权极其分散，没有任何人能够决定报社的走向。 你不得不佩服李光耀的智慧（或者邪恶）。他不光在嘴上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还真的利用其虚伪本质实现了对媒体的驯服。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四 李光耀和外媒过招的经历，也是相当精彩。对于那些不受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外媒，他不是整天气呼呼地抱怨“妖魔化新加坡的背后”（虽然他的确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外媒对新加坡的不公正报道），而是再次祭出立法的武器。 这一次，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对于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媒体，如果政府认为它在关系新加坡的议题上做了歪曲事实的报道，便可以限制其在新加坡的发行量。 李光耀深谙媒体的运作：依靠发行量获得的广告是媒体的命脉。如果发行量被限制，广告商便会不满，媒体也就硬气不起来了。 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李光耀并没有表现得像个专断的独裁者。他在遭到“歪曲报道”之后，往往会由手下写信给发表报道的媒体，纠正其中的“差错”，并要求全文刊登。如果没有刊登，或者删节刊登，才会真正执行处罚。第一个被处罚的是《时代》周刊，因为它只刊登了信的部分内容，并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在新加坡的发行量被从18000降到了2000。后来，《时代》只得刊登了信的全文，8个月后，发行量恢复正常。 在执行发行量限制的时候，有的媒体叫屈：你是在损害我的订户和读者的利益！《亚洲华尔街日报》就曾这样抗议，李光耀的回应也很聪明：好，如果你真的是在为读者利益考虑，那么你可以仍然在新加坡发行那么多份报纸，但是这些报纸上必须没有广告。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这不可能啊，广告和新闻是一体的，难不成我还专门安排人一份份地把广告裁掉？或者专门制作一个没有广告的版本？这成本谁来承担啊？ 李光耀说：没关系，你要是觉得囊中羞涩，新加坡政府可以补贴你因此而产生的一半费用！ 最终，《亚洲华尔街日报》拒绝了这一提议。李光耀对他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为读者利益考虑，你们只是想要兜售广告赚钱的自由罢了！” 还有一次，《泰晤士报》惹到了李光耀，说他“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李光耀的做法是，写信邀请作者跟他在伦敦来一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主编回信说：这不可能，因为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的。 李光耀早就预见了这一招，他事先已经写信给他的朋友：BBC主席。后者答应腾出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并提供一位中立的主持人。 《泰晤士报》主编估计根本没料到李光耀还有这一手。不过他又找了个理由，说两人应该通过同样的媒介来辩论，也就是在《泰晤士报》做出回应。 李光耀于是真的写信给《泰晤士报》，对作者不肯同他当面对质表示遗憾。但《泰晤士报》没有刊登这封信，于是李光耀又在《独立报》买下半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从那以后，那个作者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新加坡的文章。 这样的来回过招，让人不服不行。李光耀说，“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他还说，在互联网时代，搞屏蔽的国家肯定会失败（新加坡的确没有因政治原因屏蔽过任何网站），真正有效的做法还得像他那样。 当然，他的成功和太多新加坡独有的因素相关，也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必须触及存量，破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仅让社会资本作为增量拾遗补缺，改革就断难深入 公众对医疗改革的关注日益升温。分歧仍然不少，但有一个共识已经形成，就是要增加供给，调整结构，这意味着医疗机构的数量增加、效率提升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善。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医院。 民资办医在这一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新一届政府“健康产业新政”的部署之一，国务院近日下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文件），并由发改委负责解释。相关政策明确表示，“放宽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态度之迫切，言语之热诚，政策惠及面之广，均属空前。 应当承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