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2011年09月05日 16:47:07 　　食品安全已成中国社会切肤之痛。苏丹红瘦肉精牛肉膏地沟油塑化剂三聚氰胺工业用冰醋酸等等奇怪名词已经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制造出末世般奇观。借用民间段子，不难体会到一个普通中国人过着怎样一种荒诞的“幸福”生活：   　　“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两个硫磺熏毒馒头，夹根河南产瘦肉精猪肉火腿，切个苏丹红咸鸭蛋，来两口膨化粉做的面包，中午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毒生姜，麻辣烫加止泻药，再买点牛肉膏牛肉炖点膨大西红柿，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饭后抽根高汞烟，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白天黑夜，渴了喝杯塑化剂饮料，饿了吃点塑化剂奶粉钙片，中国人的生活太幸福了”。……   　　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段子非常的多，但却不是中国人所共有的生活写照。因为，在中国，有“自供运动”。在一个无产阶级当政的国家里，“自供运动”却是分档次的。高端的“自供运动”里，人们可以包下大片农田、山地，在“自留地”里实现西方先进国家的食品生产模式，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块肉每一粒粮食都经得起检测。此种模式下，那些据说由于成本高昂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IP模式（注：建议加个注）啦、“通用良好生产规范”（GMP）啦，“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体系”（HACCP）啦，通通都成功引入并一一实现。对于生活在这种供应模式下的人们来说，什么毒物，都是浮云；什么成本，都不在话下。   　　人所共知，当年的苏联，就曾搞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自供”。当然，在特权阶级终于想到要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所表示、准备通过改革，将“自供”的优越性略略向工人阶级有所扩大的时候，这种昂贵的供应方式旋即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成了压垮前苏联这匹骆驼的一根稻草。历史的教训如此鲜活而深刻，我有理由阴暗地去断定，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正享受着这种“自供体系”的政权，会重蹈前苏联的旧辙，去尝试搞什么特供扩大体系。   　　民间的“自供运动”则是“用钱投票”：或呼朋唤友，共同出资，在一尚算放心的地方包下一块小小土地，请人耕种；或在高端超市中花数倍于菜市场的价格买供港蔬菜有机食品进口油盐醋……   　　高端低端，都是一个目的：虽然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要尽自己所能，不吃“中国制造”。   　　只是，在食品工业化时代，以农业社会的方式去应对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问题，注定了这场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自供运动”只能成为少数人的梦想，安全的食品只能是少数中国人的专属奢侈品。“自供”的存在，恰恰成为中国现状以及中国模式的写照，不仅抹不掉、反而更是增加了民间段子里描述的那种“幸福”生活的荒诞感。     　　在如今食品安全系数排名靠前的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吃着早餐、看着《屠场》里美国肉制品生产黑幕的描写时，恶心得把手里的香肠扔出窗外的故事；1906年之前美国也面临着与今天中国类似的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过，美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并不仅仅依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颁布《肉质食品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法》这样的法律条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但是两级分化严重，腐败等罪恶横行，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中产阶级均对现状不满并发出声音，而新闻界更是报道了大量的腐败丑闻和美国下层社会的惨状。在民意的压力下，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重拳出击打击垄断集团，保障劳工利益，保护环境、保障食品安全，最终使美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真正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可以说，今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食品安全体系，是改革的结果，是社会进步运动的一个成果。     　　21世纪的现代社会里，前赴后继的食物中毒事件，换来的却是专家们“六成食品添加剂无检验标准”的哀叹；反复多次的运动式安全治理，换来的却是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越来越恐怖。神农尚能以一人之力，尝遍百草而写出利国利民的《本草经》，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现有的管理方式却见不到有司的触动和深思。   　　无论是特供压垮前苏联，还是食品安全问题推动美国社会进步，都给今天的中国以启示。当安全感和希望成为奢侈品，饮食成为毒药，民怨沸腾对政府信任一降再降，社会进步运动必须进行，且无其他捷径。 上一篇： 民众无参与    px成毒药 　 下一篇： 旧文：团干之死 阅读数(67)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9月05日 16:56:56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南方某知名周报报道他的死，已经过去5天，而距离他“纵身一跃，凛然赴死”，已经有20天。   　　他的死亡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引起太多震动。虽然报道的媒体给予了足够的位置和“规格”，可是与人声鼎沸的药家鑫案相比，关于这件事情的谈论实际上并没有展开，在讨论死刑存废以及知识分子与民粹话语权争夺战的硝烟中，仿佛再无精力关注这个三十四岁青年人的死亡；而普通的网民，也并没有对此事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般，读完报道，长叹一声，无话可说。   　　“陈刚自杀”事情正在挑战今天社会整体的阐释能力。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太庸常：单位中想谋求晋级的年轻副处长，在升迁受挫后，寻了短见；可能是陈刚的身份含有某种让人齿冷的因素：某理工大学的团委副书记，一个大学行政官僚体系中的党务工作者；甚至还有可能，是他的死亡方式过于简单，跳楼。在被各类推手不断推高情感燃点之后，这样直接有效的方式，就传播效应而言，越来越不可取。   　　在我看来，陈刚的死亡几乎是必然的。作为团委副书记，他是合肥工业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也意味着他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就早早触到了自己的人生天花板。而且，仔细想想不难领悟到：陈刚越是“成功”、越是起劲在体制内挣扎着追求“进步”、越是通过“苦难的历程”早早获得了那些别人眼红的东西——留校、学位、职位——就会越加重他人生那几乎是注定的悲剧感。   　　那些他曾经获得的荣誉、成就，乃至曾经支撑着他的自信“阳光心态“，实际上在他人生最后的那一瞬间都成为绞杀他的绳索。正如有评论指出，三十四岁、“特别适应当下中国高校游戏规则”的陈刚，对这个社会运行的某种深层次逻辑，或者说“潜规则”，并不十分了解；而之前的“顺利”，非但没有让他深谙这些“潜规则”，反而助其产生幻觉，以为凭借着他个人奋斗、按照种种被炮制出来的人生格言——如“努力总会有出路的生活”、“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满足所有字面上规则，就自然会有相应回报，“组织会任人唯贤”。   　　有在中国高校生活经验的人，不难了解高校游戏的所谓明规则，已经详尽到了怎样琐碎的地步；而与此同时，整个体制——高校以及他们行政体系乃至整个学术生产者全体——却是在这些琐碎规定之上，用彻底无序荒诞疯狂的方式在运行着。这种状况，并不仅仅发生在陈刚所在的合肥工业大学，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当下的高教领域，这其实是当下社会整体的某种写照。   　　工科背景的陈刚，书房里一面是考研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是所谓伟人、成功人士的传记。可以说，这些基本构成了陈刚的精神世界，而拥有这种精神世界的，也不会是陈刚一个人。陈刚的死亡，再次证明了这种精神世界的脆弱；然而，这种精神世界，不正是今天的大学致力于传输给学生的吗？作为高校团委副书记的陈刚，其工作内容，也正是以自己实际上脆弱的精神世界，再去“塑造”中国的青年们。   　　陈刚的死有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并非在于他自己以为的、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园里面树一块碑，彰显其“高洁”的品行并映衬他所鄙夷的不守规则的芸芸众生；陈刚之死的价值在于：在现实层面证伪了他自己信奉的这种精神世界。令他走上绝路的，不仅仅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灰色潜规则，同时也包括了陈刚自己生前信以为真、引以为豪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并被大力提倡，并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出价值和光芒，而仅仅是因为它们能遮蔽现实、让灰色变得不那么令人绝望。   　　仅此而已。 上一篇： 用一场社会进步运动拯救中国食品…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   “但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 华商报专栏 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　    采访城管，在广场上转了几个圈，虽然已经是晚上，但依然是差不多三十度的气温，身上的衣服很快全部湿透了。而那几个刚刚上岗一个星期的年轻女孩们，踩着滑轮在广场上转了好几圈之后，也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轻松神态。不过还好，四十分钟，她们就可以轮替一次。 　　说是城管，准确一点来说，她们被称为劝导员， 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 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因为除了那些公务员编制的城管队员有执法权，她们能够做的只是劝说：不要在广场摆摊做生意，不要衣衫不整，不要随地扔纸屑。她们当然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成为真正的城管，毕竟公务员，工作收入稳定，也因为这样，城管队伍里面，不少大学以上学历，年轻女性也开始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女性考试显然要比男性更加拿手。 　　女孩子们可以做的事情不多，广场上游览散步的人们，偶尔会有一些坐在水池边，把脚伸进水池，也有一些人坐姿不太雅观，这些都是她们劝导的对象。而她们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解答问路的民众。 　　不过，只要仔细观察，广场上其实有不少小贩，他们都是帮游客拍照的，只不过，只要看到这些穿着白色制服的女孩子从面前滑过，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把招揽游客的相簿合上，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他们，和其他的游客市民并没有两样。 　　和小贩聊天，因为拿着摄像机，愿意出镜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办？ 　　打开一些城管部门的网页，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市民正在投诉，从楼下酒吧的噪音，到占道的小摊，甚至是住宅附近因为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而造成的臭气，人们抱怨城管为何不来管一管。 　　只有堵没有疏的工作，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自然不会满意，因为意味着没有选择。而一次次个案冲突，在第一线的城管，因为代表政府执法，也就成为了最直接面对不满的一个群体。 的并不多。不过只要开聊，对方的话就很多。他们的状况大多相近，下岗了，有的做过街边小贩，但是老是被城管没收工具，最后发现，在广场上帮人拍照，风险最小。面对镜头，他们大多数很有觉悟，既然自己是无照经营，被城管管也是应该，毕竟那是对方的工作职责，但问题是，要吃饭，要谋生，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游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小贩和城管，一旦发生冲突，舆论往往站在小贩一边，对于这点，和城管聊，他们都很清楚。一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城管说，其实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生计，对方也不会做这样的营生，最理想的，是在告诉小贩不可以在这里做生意的同时，告诉对方，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段，他们可以经营。只是，城管没有这样的选择，小贩们也只有可以和不可以的选择。于是，一次次的执法，其实就是一次次的循环，而矛盾和不满，也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中积累着。 　　当广场上的人开始减少的时候，周边的流动小贩开始增加，年纪看上去都差不多，四五十岁。收起摄像机，和他们闲聊，问起城管的态度，一个个想也不想地回答“好凶的。” 　　做街头访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城管评价负面，觉得他们对于小贩的执法，不近人情，而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论起来则要中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城管，那城市的秩序怎么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比如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路段，在限定的时间，提供免费经营的场所，政府只是进行卫生以及秩序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这也涉及这些区域的居民的权益，在市容和生计当中，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平衡，其实是每个城市的居民，都需要想，也需要参与决定的事情。

外滩画报专栏 外滩画报专栏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外滩画报专栏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外滩画报专栏 ————————–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到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怎麽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那样可以和儿子多呆一点事件。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 朋友同样是在上小学的女儿坐在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的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学里面，来自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想想自己读书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学里面的农村同学很多，回想了一下，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应该有一半来自农村，甚至是偏远山区，虽然她们刚来的时候，很明显，无论是谈吐，还是见识，包括英文，都和来自城市的同学有差距，但是四年之后，大家已经相差不多，毕竟大学提供了一个成长和改变的环境。 一批香港的学者原本准备做一个课题，比较北大九十年代和现在，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有怎样的不同，很可惜，因为拿不到数据而作罢。 我相信，只要能够考上大学，就算家境贫困，还是有办法负担大学的开支，这一点，学校还有政府，毕竟还是有一系列的资助措施，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要说农村的孩子，就算在城市里面，差距从小学开始就在拉开。 如果支付不了赞助费，那麽，要进入好的公立小学，除非正好住在这个学区里面，因为同样都是公立，师资水平相差太多，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好的只会更好，而差的，只会相对更差。这样的差距，在中学进一步拉开，而如果要比较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简直不是同一个数量级。虽然高考在目前来说，依然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呀。“   只是，这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好喜欢，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学里面，来自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想想自己读书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学里面的农村同学很多，回想了一下，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应该有一半来自农村，甚至是偏远山区，虽然她们刚来的时候，很明显，无论是谈吐，还是见识，包括英文，都和来自城市的同学有差距，但是四年之后，大家已经相差不多，毕竟大学提供了一个成长和改变的环境。 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择方法，但是正如那个保姆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写“儿童乐园“那样，看似公平的试题，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考生来说，其实还有不公平蕴含在里面。而教学水平的差异，个人见识的差异，自然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水平。 日本和德国的公立教育，不分地区，必须保持同等的投入以及质量。如果做不到这样，其实还有一点可以做，那就是公立大学，为农村地区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其实不要说美国的公立大学，绝大部分的常春藤大学也会这样做。这和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中国的公立大学，特别是那些名校需要问问自己，大学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麽。   一批香港的学者原本准备做一个课题，比较北大九十年代和现在，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有怎样的不同，很可惜，因为拿不到数据而作罢。   我相信，只要能够考上大学，就算家境贫困，还是有办法负担大学的开支，这一点，学校还有政府，毕竟还是有一系列的资助措施，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要说农村的孩子，就算在城市里面，差距从小学开始就在拉开。   如果支付不了赞助费，那麽，要进入好的公立小学，除非正好住在这个学区里面，因为同样都是公立，师资水平相差太多，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好的只会更好，而差的，只会相对更差。这样的差距，在中学进一步拉开，而如果要比较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简直不是同一个数量级。虽然高考在目前来说，依然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择方法，但是正如那个保姆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写“儿童乐园“那样，看似公平的试题，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考生来说，其实还有不公平蕴含在里面。而教学水平的差异，个人见识的差异，自然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水平。   日本和德国的公立教育，不分地区，必须保持同等的投入以及质量。如果做不到这样，其实还有一点可以做 ，那就是公立大学，为农村地区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其实不要说美国的公立大学，绝大部分的常春藤大学也会这样做。这和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中国的公立大学，特别是那些名校需要问问自己，大学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