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这些微博用户都是梁树新参选的推荐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有的撤销签名，但大多数坚持了下来。他们把2011年8月23日到25日中受到的骚扰情况发到了微博，我在此做了汇总，给历史留下一份文本。 @方块3： 8月23日： 今天晚上我也接到自称人大代表选举委会员的工作人员电话，要我过去委会员再次签字确认，被我拒绝。然后又要求到我住的地方来谈谈，也被我婉拒。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联名推荐的选举人！？ 说 说今天的事吧：有几天没回公司，今天上班特别忙，有3个未接电话来自同一号码，晚上吃饭时又打过来，自称是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去居委会 签字一份什么文件，因为我昨天联名推荐了候选人@梁树新，我以没有发文为由拒绝；其又称可以到我住处来找我，也被我婉拒。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 8月24日 就在刚才接到自称是街道办的人员用手机打来的电话，约我出来跟他谈谈，我说在上班不方便。他说要到我们公司找我，我说香港管得很严，公司见也不方便，有什么电话里说。他不肯说我就只好挂电话了。虽然公司管得严，偶尔发个微博还是可以的。 就 在刚才，接到一个自称佛山市顺德区某镇镇政府人员的手机来电，说是他收到顺德区某领导的短信，短信指示要求跟我核实一下身份。我知道他为什么事找我，不过 还是被我以听不清他讲什么为由挂断了电话。不就是联名推荐了一个独立人大代表参选人吗？有必要这样吗？还是我真得正面回应一下？ 8月25日 我 2003年在顺德某镇上班，2009年已回广州发展。昨晚有两个自称顺德某镇政府人员电话约谈，但对方紧张得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有录音为证）。今天一大早 居然又接到3个电话，分别是什么经济发展局，村委会和街道办，询问我之前在某镇工作的情况。最后我怒了，我说请转告你们的人，再打过来我就报警！ 15 分钟前接到以前我供职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打来电话，说是以私人的名义跟我说一些事。昨晚政府的人员找到他们，跟他们说我最近在参加某些活动，可能会影 响到我今后的发展，让我注意一下。我问：你知道所谓的活动是什么吗？他说不知道，电话里也不方便说。最后谈话在感谢声中愉快结束！求围观！ @风中疾走 8月23日： 每 一位@梁树新的推荐人都必须在表格中填写工作单位和实名，在填表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多数人都写下了“自由职业”，只有少数几个人包括我写了真实工作单位。 刚接到的消息，其中一位推荐人就在刚刚接到了单位领导的通知要求他退出推荐，所以他必须退出了。好吧，我也等领导通知，但我决不更改。来吧！ @香草花园 8月24日 就在刚刚来了七、八个人，有警察带路敲门。我问了一下所有人员的身份，要求只有一个人可以进门。最后还是进来了两名街道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意思是：梁在未成为选举人之前就搞宣传活动发传单是不合程序的，然后再三问我是否真的决定作为他的推荐人。 我说：“这个是否符合程序和我没关系吧，那时你们的责任，我作为推荐人的责任是我推荐的是我信任的人。另外我也没见过他的传单，也不了解他的宣传活动。”后面这两句话显然令这两位工作人员感到意外。 他们问我是不是梁的朋友，我说：我并不认识梁，我愿意推荐他是因为他之前的那些事迹。 我说没参加宣传活动之后，他们意外之余也有些无措。他们整理了一下思路最后再次重复了一遍梁的宣传不符合程序这些话，最后很郑重地又问了我一遍是否真的推荐，我也很确定的回答：是的。 谈话过程中的那位女工作人员一直面带着歉意。他们没有反驳我的任何话。 听到敲门声我问是谁，门外说：“警察。” 我说：“什么事？”门外人：“调查情况。”打开门之后他举了举手里的证件。刚才我忘了提醒他们一句话：利用警察敲门是个非常失败的方法。 @eastweirdo 8月23日 洛浦街居委来电话了，说要求我到居委会去核实联名举荐区人大参选人@梁树新的情况。我告诉她，我已经在联名举荐的书面文件上签名了，为何还要去证明一次呢？如果你们确实怀疑，那么可以到我的住地来核实。居委工作人员答应了，态度还不错。 8月24日 刚 接到洛浦居委电话，要到我家来谈话？晕~，昨晚不是明明已经去核实过了吗？我拒绝了。然后她说，我或者可以到丽江居委去谈谈？我也拒绝了。我说去过居委报 名、书面联名推荐了，然后又去被核实了，你们还要做什么，请按公开程序办事。或者将意图公告大家，电话里说也可以。她不同意，要面谈。@梁树新 @如猫展paw上腾 8月23日 番禺洛浦街道一一通知@梁树新的联名推荐人，让他们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再签一次这张推荐表。有做律师的街坊在表格上面加注：“本人已提交联名推荐信，此签名仅作核实用，并非联名推荐信（原件）。 8月24日 洛浦街道的人刚打电话给我，约我一会儿下楼谈10分钟，说电话里不方便谈，不知会说什么呢，态度还蛮客气的，一直说打扰我了，耽误我时间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找到我的公司，但我今天已经递了辞职信了。 谈完了。他们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有比@梁树新更合适的，看能否今年这次就先算了，等五年以后如果梁表现好，再推荐他也未迟。我多谢他的好意，说如果有更合适的，请让我先了解一下，我会考虑。但目前不会更改自己的这一选择。大家相谈甚欢，友好告别。 @闻宇律师 8月23日 街道打电话给我，说要核实推荐@梁树新的事情，我让他们七点前到我家来核实咯。街道现在说过来居委咯，又叫我去居委一起核实啊 已经去居委会核实登记推荐@梁树新咯，我走的时候，至少有5个人已经签名。我特别注明：我已经提交了联名推荐信，本次签名仅作为核实使用。 8月24日 为了不让事务所难做，我在律管处和我谈话以后，撤销了对@梁树新的支持，我也同时被要求低调。 @阿登 8月23日 我一小时前也接到电话，对方强调说今天是确定区人大参选人资格的最后一天，因此必须去办公室面谈；我告诉对方凌晨12点半才下班，她不依不饶说可以届时到我家等我——工作人员的“敬业”令人叹服。后来约定说明天上午去丽江居委会见面。 8月24日 上午十点应约去丽江居委会等洛浦选委会人员，然而无人应约，居委会居然无任何移动或联通的信号；居委会工作人员很多，连接给我们送水两杯，并给洛浦选委会电话沟通，然后很快拿出一张写有“梁树新”的空白推荐人单，告诉我签名了即可。 我 刚刚接到通知：据广州市人大选举规定，有工作单位的，默认为单位所辖区域选民，换言之，即便我已在户籍和居住所在地丽江居委会登记了选民资格，其合法选民 资格也不被认同。鉴此，我决定提前办理辞职申请手续，并重申我作为丽江社区合法选民推荐@梁树新竞选区人大代表的资格。（8月24日 15:55） @SharaLuk 8月23日 今天下午才打电话给我，就说今天之内必须要谈，这办事风格可真够我行我素的。幸好致电人态度还不错，也愿意来丽江，不然我才不鸟她 没事儿，约了他们来丽江谈。嘿嘿，我倒是挺好奇他们想和我谈什么的，严重期待中，录音设备侍候 其實也就是簽個名核實一下身份而已，整個過程不到10分鐘，是他們自個兒把事情變得神秘兮兮。工作人員態度客氣，還貼心地準備了茶水，簡直沒把我們當外人，印象最深的是外面忽然下大雨時，一個女工作人員淡定地當我們面打了個電話：＂落雨啦，收衫啊！＂ 8月24日 剛剛離開公司就接到通知說，番禺紀委的人正前往我公司要和我面聊，至於談話內容是什麼，不聊也都能大概猜到。可是我目前人已不在公司，讓他們失望了，只是麻煩了我的老板和行政部的同事，很抱歉！

刊于2010年10月15日 香港明报 2008年11月底的一个周六，我与崔卫平、徐友渔、郝建约在一起餐聚，我先到饭店等候，却看见晓波也一起来了，我知道他每周六都要打羽毛球，有点诧异他的出现。坐下后，晓波掏出一叠纸，上面是打印的《零八宪章》文本，此前，我已经看过并签署，另外三位应该是第一次见到，晓波随即讲了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外世界人权日在即，想邀请大家一起表达一下政治理念，很快，三位先生均表示同意，在座都是擅于表达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开始就其中的具体条款展开了讨论，甚至是争论，崔卫平尤其认真，还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宪章的打印文本上。 待讨论完毕，签署名字后，晓波也没有与我们一起吃饭，就匆匆起身去打球了。在座的各位也很平静，只觉得这是很平常的行为，一来《零八宪章》的文本内容其实很平和，并未超过在座各位平时的表达尺度，一来觉得这样一个文本的发布，甚至不如大家以前参与过的其他文本更能刺激执政者，诸如六四、西藏、奥运等问题的公开签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晓波。更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刚才所参与的行动，会将晓波送进监狱，判上11年，当然，更不会想到，晓波会因此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说到晓波，戴在他头上的最显著标签自然是异议人士，但在私下的接触中，他更像是一名文艺学教授，几乎每次聚会和饭局，晓波津津乐道的主题都是电影、小说，甚至是诗歌，然后才是最近的政论观点，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在谈论文艺的时候，晓波不仅显得更有兴趣，表达也更加生动和活泼，不愧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文艺学的博士。要说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平时的交往中，实在难以浮现出这样的想象。 然而接下来就是对晓波和祖桦的抓捕，祖桦被释放了，晓波却还在里面，《零八宪章》运动也因此而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动力，一批一批的签署人喷薄而出，作为朋友，自然为晓波的处境担忧，大家也都在议论可能的结局，乐观者认为，六四运动二十周年这个敏感日子过后，可能会释放，悲观者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人将被抓进去，以遏止宪章运动的发展，然而，二十周年过去了，等来的是晓波被正式逮捕的消息，看来，他将为《零八宪章》运动独自承担刑责，唯一的区别是刑期的长短而已。 显然，执政者不仅在意《零八宪章》文本中蕴含的挑战，更在意发起《零八宪章》这一行动本身。越来越多的签署人的涌现，表明民间不但有走向联合的意愿，而且呈现走向出联合的趋势，对于专政政体而言，将民众分割成孤立的个体乃是其统治的基础，任何走向联合的努力，都是不能容忍的挑战，并将遭到执政者的惩罚。这个惩罚，即将降临到晓波身上，在那段日子里，每次邀约朋友和刘霞相聚，心里怀揣着这个判断，一面却又试图宽慰霞姐，总是说不出的难受。 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长达11年的刑期，在那个日子，我和许多人一样流下了眼泪，不仅为晓波，也为这个国家感到悲哀。执政者再一次向社会表明了自己的顽固，拒绝了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这个社会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民众会放弃权利和自由的追求，重判晓波预示着，民众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努力，将遭遇到顽固的压制，展现为悲壮甚至惨烈的进程。这样一种局面，谁也不愿意看到，但在那个日子，却显得似乎难以避免。晓波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刑期，但是，他为之奋斗的自由运动却不会停止。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预料，重判晓波并没有吓倒已经觉醒的民间社会，就在重判晓波的当天，就涌现出了更多的《零八宪章》签署人，也有更多的人理解了晓波的价值，理解了《零八宪章》的意义：必须无畏地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和政治愿景，还必须与其他公民一道，为权利和愿景而努力。近一年的社会进程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士更为勇敢无畏地站了出来，在416的福州街头，在一个又一个的抗争场合，在一次又一次的饭醉场合，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公民勇敢地走到了一起，为着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而努力。这表明，21年前六四惨剧之后陷入低潮的中国自由运动再度焕发了生机，《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民间走向联合的努力，在持续获得成长。而在这当中，无可否认的，晓波以其持之以恒的努力，发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自由运动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没有争议的旗帜。 让人惊喜的是，国际社会也体认到了这一进程的展开，看到了中国走向自由的新希望。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晓波，不仅是对他个人坚韧努力和卓越贡献的肯定，也是对他为之奉献的中国自由运动的鼓励，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21年来最为高兴开心的一天，那是因为，这个奖也浓缩了这21年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牺牲和所有的眼泪，它属于刘晓波，也属于21年前付出了鲜血、生命和自由的先驱，属于如晓波一样长期坚持抗争的斗士，属于投身于中国自由运动的所有人。这个奖，属于重新出发的中国自由运动。                    

近年來，國進民退之說頻繁被提及，隨著財稅收入增長率連年大幅超過GDP增速，國富民窮也日漸成為常用詞。復旦大學教授韋森在談及富國窮民時認為，當今中國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征化事實為“四化”︰即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在加速，中國經濟的證券化在受阻，中國經濟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強，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正在被扭曲。 事實嘲弄了一廂情願的“目標” 這一看法，與相當多人士長期的期待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一九九二年確定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以來，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都將改革的目標定位在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一段時間內，不斷涌現的市場化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這一目標想像，至于依舊保留的行政控制和高比例的國有經濟成分，則被看作是有待進展的領域，將隨著市場化的進展而不斷克服，或者是正在過的“大關”。 然而，事實無情地嘲弄了這種目標想像。吳敬璉等經濟學家一再鼓吹的“大關”沒有絲毫要度過的跡象，相反，卻出現了韋森教授所言之“四化”，對此，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利益集團的出現乃是主因，中國正日漸淪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由于權貴利益集團對國家政策的綁架，導致利益偏向于特定利益集團，拉大了貧富懸殊。不久前，鳳凰網發起“中國往何處去︰四大利益集團綁架中國”的討論，認為當前中國有壟斷國有企業、政府部門、官商勾結和身份血緣等四大利益集團，共同綁架了改革，即屬此論。可事實真是如此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執政當局一再重申的是“保持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即使在確立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後，“抓大放小”並舉，進而“做大做強”也是從不諱言的政策指向，在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應對所謂七大“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明確宣示應由國有經濟保持絕對控制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此外，金融行業等資源配置的核心部門，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依舊保持著行政控制。此外，在社會領域，無論是教育、科技、文化還是衛生系統，也均由事業單位保持著絕對的控制，民營單位僅僅起到幾乎微不足道的補充作用。 上述事實表明，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目標想像僅僅是部分知識分子的虛構，而從未成為執政當局的選擇。前三十年全能體制運行的失敗表明，不引入市場化也是死路一條，可是，如果引入市場化，又有可能失去對經濟運行的控制，尤其嚴重的是，如果按照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方向，那麼，政治體制就必然要由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專政體制轉變為由社會制約並對社會負責的憲政責任體制，而這是鄧小平和陳雲等人所無法接受的。鄧、陳兩人所共同規劃的“兩個基本點”表明，引進了市場化，同時將其發揮的作用圈定在了一定範圍之內，才是其意想中的改革目標。 經濟以維持專政體制為要務 楊繼繩的《改革時期的政治斗爭》一書中曾引述過陳雲對趙紫陽的一句話︰“中央的政治權威需要經濟權威做保證”。以我理解，所謂政治權威不僅體現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更體現在執政當局與社會的關系上，為了保持專政政體對社會的全面和絕對控制，不僅需要行政權力不受監督，拒絕政治改革，也需要在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上保持控制力。但是，難以克服的問題在于，如此片面的改革勢必會出現行政體制、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的低效、浪費和腐敗，相比民營私有經濟的效率和節儉，如果不加以逆向的調整，民營私有經濟的比例終將超過國有經濟，而低效、浪費和腐敗的行政、事業和國有企業，也終將不堪運行。 因此，為維護專政體制，就需要在引進市場化的同時，運用權力干預市場，為了抵銷國有經濟相對于私有民營經濟固有的低效率，並長期保持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既需要從行政上管制、設置壟斷，于是，隨著市場化的深入“行政控制化在加強”，當然也就會出現“市場化進程正在被扭曲”，同樣是為了這一目的，還需要同時運用通脹和低利率相結合的組合拳，源源不斷地從民營私有部門吸取經濟資源，並轉運給國有部門，于是，就出現了長達三十年的貨幣相對于 GDP增速的超發，以及為達成這一目的，而必須保留對金融部門的行政控制，拒絕金融體制的根本性改革。 如果上述的分析成立，那麼，中國經濟的走向就不是受什麼利益集團的綁架，而是服從于維持專政體制的政治意圖，所謂的利益集團乃是這一意圖的派生產物。 進而，無論是權力支持的國進民退，還是長期貨幣超發效應下的國富民窮，其實都是這一昭然若揭的政治意圖下的陽謀一場。  

著名媒体人及时事评论员长平 1月 27 日下午被要求完全辞去南方报系之工作，近段时间以来，除长平外，此前还有《成都商报》劝退殷玉生、开除龙灿，《时代周报》劝退彭晓云未遂而让其停职，等等，而让笔者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南方都市报》分管评论的李文凯的调离，由于李文凯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自己并没有太多写作，外界对其所知不多，然而，评论界人士都知道，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能够独树一帜，李文凯是事实上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李文凯被掉离表明，针对长平的举动，很可能只是整肃南方报系的步骤中的一环，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环。 长平的发表平台主要是国内平面媒体，一度在《金融时报》网络版有专栏，其文章具有鲜明的自由化色彩，但很难称得上出格，即使那篇引起渲染大波的针对314拉萨事件的评论，除了不合时宜和不归正统之外，也没有什么足以上纲上线的地方。在我看来，两年来，针对长平的持续攻击，与其说是因为长平的某些具体言论惹怒了他们，不如说与司马南针对《南方周末》512震后系列评论的持续攻击一样，都是一个更大企图的一部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通过如此罗织拼凑，得出“南方报系”内存在着一个追求普世价值的团伙的结论，进而为整肃南方报业的舆论导向创造条件。 所谓南方报系，窄义上应指南方报业集团，虽为党报集团，却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旗下的《南方周末》有着追求政治改革的自由化倾向，新兴的《南方都市报》则明显地面向广东地区的新兴社会阶层，反映其利益和需求，此外，旗下的其他一些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也有着类似精神上的共性；广义上的南方报系，则包括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扩张的成果，如北京的《新京报》和云南的《信息时报》等合作兴办的媒体，因为是合作办报，这些报纸在理念上当然与南方报业集团的其他媒体近似。或许，还存在更抽象意义上的”南方报系”，由于南方报业集团的成功，曾供职于南方报业的人士成为了各类新办媒体的挖角首选，出身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广泛分布于各类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带到了各处。   很难精确地定义出南方报系媒体及媒体人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上的共同之处，但大致而言，应包含以下内容：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总结而言，则主要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求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应该说，这样的陈述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仅没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不用说触犯红线了，甚至，这些内容都曾经在一定时间段内，为中共官方所倡导，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甚至是有利于现体制的。客观地说，南方报业集团本身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报业的这种倾向却日益成为了体制的异己力量。邓小平路线始终强调两个基本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政治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被体制系统地输送给了各类既得利益者，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体制的共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种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为一种维护既得利益体制的论述，其目的在于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则是拒绝体制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   这种论述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现体制的合理性，证明了现行政治体制并没有落后而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此，并不需要作出体制的重大变革，当然也无需在利益格局和权利现状上做出让步。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论述也构成了当前维稳体制的核心，也就是对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拒绝。  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要求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及支持这一格局的既有体制。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也使得新兴社会阶层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手段来对现有体制提出挑战，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维权和抗争行为，也表现为网络和媒体里越来越强劲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这一挑战尽管尚不足以撼动体制，但毋庸置疑是一种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于是，南方报业对改革的持续倡导就越来越被看作是维稳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在顽固拒绝一切重大变化的维稳体制面前，作为体制一部分的南方报业，必须回到拥抱现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现行维稳现体制的道路上来，而为此，就必须对南方报业加以适当的整肃。 因此，对南方报系的攻击来自于现行的政治路线，一种以维稳为名，实际上捍卫既得利益格局，拒绝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政治路线，从这个角度，长平被辞职和李文凯的调离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事件，预示着即使是体制内的改革话语也不见容于维稳体制。  

  春节前，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迅即引起广泛反响，不仅网友踊跃参与，及时行动，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一时间，“随手拍”炙手可热，高居新浪微博热词榜顶端，此为第一阶段；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期间，尽管有彭高峰寻回失散三年的儿子的感人奇迹，但是，彭文乐既非乞讨儿童，其获救也与“随手拍”无关。截止到本文撰写，仍无一例通过“随手拍”获得解救的案例，相反，“随手拍”所到之处。却往往引发乞讨人员的愤怒反感，舆论随之反思，开始开始讨论“随手拍”是否侵权，“随手拍”行动渐呈强弩之末势头，此为第二阶段； 因两会在即，“随手拍”发起人于建嵘借打拐之势，抛出“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提案要点，此举遭到许多原本支持“随手拍”打拐人士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此为第三阶段。 透过围绕“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三个阶段，可以一窥当代中国社会的内部分裂，无论在事实还是观念层面，分裂仍在加剧，而在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某种聚合，指向两个日渐清晰的阵营。 一、臆想的产物 根据于建嵘教授自述，行动起因为一位被拐儿童家长的求救。但是，“随手拍”能够迅速得到广泛响应，应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据专栏评论人和菜头的看法，打击拐卖儿童活动的情感爆发点来自于这样一句话：“叔叔，你还是用刀子割我吧，硫酸实在是太疼了”，可见，被披露出来的乞讨儿童的惨状、与家长们所倾诉的被拐卖家庭的心理创伤，以及两者的结合，乃是“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得以引爆的核心，不幸的是，这一结合并无坚实的事实基础。  走在都市的街头，随处可见儿童乞丐， 其中不乏难分真伪的残疾儿，而根据统计资料，中国每年竟有高达20万的被拐儿童，这很容易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报章上不时渲染的乞讨致富的故事，更加强了这一联想。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下层百姓不得不把后半生的希望寄托在“养儿防老” ，这才是被拐儿童的去向所在。 根据一些媒体的最新披露，所谓乞讨致富也多属虚妄，至于所谓致残行乞，需要较高的医学水平，更不容易发生。根据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统计，此前被解救回家的180名被拐儿童中，仅有5名被用于乞讨，且无一人被致残疾，“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至今仍未能解救出一名被拐儿童，从另一方面进行了佐证。 一场广泛响应的社会运动，竟然建立在近乎虚拟的事实基础之上，令人匪夷所思，却是当代中国信息传播现状和缺乏社会自组织的必然产物。中国媒体并不独立，受到宣传部门的直接管辖控制，所发布的信息均须服务于政治要求，为了渲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了烘托和谐盛世的巨大进步，底层民众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地被排除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之外，偶有报道，也多以俯视的角度，或猎奇，或居高临下地同情。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所有人都生活在由自身经验和受过滤信息组成的狭隘孤岛之上，不能真正了解自身经验之外的世界，并不能理解他人的生活，对于网络人群而言，乞讨群体更是犹如异邦。 此外，当代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缺乏有效的公共交往空间，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中，社会日益碎片化， 因此，“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勃兴，固然受爱心与同情心的激发，但也反映出当代中国人的碎片化生存状态， “随手拍”也就难以幸免地成为了一种臆想的产物。 二、观念的冲突 于建嵘教授在其博客上公布 “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提案要点后，立刻招来了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大致而言，于建嵘等人为一派，强调法律规范的作用，期待通过法律规范而形成社会共识与目标，如于建嵘本人所言：“有目标，政府和社会才能有所作为，才有制度突破，有何不可？” 而以笑蜀萧瀚等人为另一派，强调现有福利体系的不足，基层治理的荒芜，仓促禁止携童行乞，不外是将自救性行乞也一并赶出都市，却并不能提升底层儿童的福利，如笑蜀就认为：“全面禁童乞之根本目标无分歧，但首务应为建设儿童福利体系，却以禁童乞为首务，碍难接受。” 表面上看，双方目标一致，所争不外此先彼后，但是，次序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于现有权力体制的不同认知立场。对规范的强调，，期待其“有所作为”体现了对现行权力体制相对正面的看法，对福利的关切，却表达了对现行权力体制深切的怀疑，尤其是在经历了地震灾区学校与谭作人事件、三鹿奶粉丑闻与赵连海事件之后，现行权力体制对儿童福利的漠视越来越为人所相信，反对派的声音中无疑包含了这一点。 事实还不止如此，在这一派人士的立场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更深的忧虑，“全面禁止儿童乞讨”必然包含着对所有乞讨儿童的强制收容，以及对所有携童行乞者的强制甄别，尽管指向的是特定群体，却可能为已经取消的收容遣送制度打开回归的后门。鉴于当前维稳体制的强势运行，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评论人温克坚就表达了这一忧虑：“愿景虽然一致，但是表述不同，可能导向完全相反的后果。如果以禁乞展开表述，则意味着强化政府职权，干涉公民私域，目前的权力结构下，这种努力最后必然走向目的的反面”。 就这样，争论从特定议题，转移到了如何看待当前的权力体制：信任或是怀疑现行的权力体制，是期待它“有所作为”，还是警惕它“干涉私域”？而这种立场也指向了不同的政治态度，现行体制究竟是小修小补就足敷应用，还是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 近年来，几乎所有类似的争论，都隐藏着这样的线索，一方面，人们根据这样的线索而分开，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根据这样的线索而聚集，在一次一次的争论中，两个日渐清晰的阵营正在浮现，围绕“随手拍”或“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争论，不过是这一持续过程的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