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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5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4 10:51:09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标签： 重庆模式 ● 崔之元 （ 进入专栏 ） 等 2011年6月12号，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会议室，来自北京、重庆与成都的学者，以“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崔之元（清华大学）、苏伟（重庆市委党校）、赵磊（西南财经大学）、王贵明（西南政法大学）、邓斌（西南政法大学）、崔平（西南政法大学）、何跃（重庆大学）、吴怀连（重咨集团）、辛华（江津区委宣传部）、余显礼（第三军医大学）、郭春甫（西南政法大学）、黄斌（重庆大学）、刘荣军（西南大学）、胡刘（西南大学）、陈剑（重庆市委党校）、陈钢（重庆师范大学）、祝玉峰（重庆师范大学）、欧阳周财（中钢集团）、肖军（第三军医大学）、王力钢（第三军医大学）、彭健（重庆渝北党校）、曾凡跃（西南政法大学）、钟枢（西南政法大学）、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靳松（西南政法大学）。 参加会议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博士李节、黄莉伟、易淼、肖斌等，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李涛、吴臻、林地明、杨艳、李依霖、庄丽、陈曙光、石儒标、胡东梅、高培茂、范能能、庞婧等。会议由王贵明教授主持。 ● 王贵明： 首先，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邓斌教授致辞。 ● 邓 斌： 首先，我向各位专家表示欢迎，欢迎你们来西政渝北校区进行交流探讨。我们是一所政法大学，虽然看到“政法”我们会想到法律，但是“法”之前还有政治。这涉及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比如李庄案之后，我们就要求学生“又红又专”，也就是业务上要拿得准，政治上要靠得住。所以，政治方面的培养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相关任务落在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学院。目前我们这个学院有四个学科，有十个二级学科点。 其次，我想再次做个邀请，今年是建党九十周年，今后怎么走，很多地方都做出了探索。重庆模式在大力地推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论坛，叫“中国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由我们学校和市委党校共同主办。这个活动初步定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两个学校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重庆的事。所以我们发出邀请，希望在座的学者们，帮我们做好这次活动的宣传，能够把相关的学术界的朋友邀请过来。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现在我们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学者们。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崔平教授致辞。 ● 崔 平： 首先，我代表我们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对到会的各位专家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近年来，我们重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实践活动，取得了举国瞩目的成绩，引起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关注，以及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召开了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重庆经验”的研讨会。在我心中，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反思、总结、宣传。反思我们重庆的实践活动，总结重庆的实践经验，宣传我们的重庆模式。 我认为，实践应该是火红色的，我们的反思应该是海蓝色的。一个代表火热，一个代表冷静。只有火热的实践和冷静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才能保证我们的重庆模式有好的发展势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科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次活动。最近我家的一盆栀子花盛开了，沁人心脾，我也祝愿这次会议能够圆满成功，像这盆栀子花一样，飘香重庆远播海内！ ● 王贵明： 苏伟教授是研究重庆模式的专家，下面我们请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发言。 ● 苏 伟： 我抛砖引玉，谈谈重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大家知道，明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提出来的第30年，而且正好是十八大。中国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它的具体落实，的确成效非常大，但是问题也真的不少。而最近成为热点，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破了产。最近西方提出了一个“后华盛顿共识”，企图扭转败局。那么，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又成为了热词。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100年校庆，第一个活动是胡锦涛来视察，第二个重要活动是举办了一个“百年清华暨中国模式”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一个清华的博士向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问了一个问题：“清华大学出了九个政治局常委，你能用政治学来解释一下吗？有没有什么‘基因’之类的？”的确，清华大学的政治敏感性比较高。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北京共识”最早是雷默提出，他是崔之元的师弟，但他还没有脱离“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思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考虑中国改革30年以后，理论应该如何完善和推进。 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有一个框框，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不是完善的，因为它的“邓论、三论和科论”，还在相互整合。但是科论它自身还没有整合完备，有人整理出了七八条。但是这七八条怎么样用科学发展观统一起来？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狭义的科学发展观是四大要素、四大原则，而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七八条战略思想。十八大会形成一个完备的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还要和邓论、三论再次进行综合，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两大体系。 这从思想体系来讲，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这是成立的。但是这就引起强烈的反应，比如在邮电大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我没有参加，前两届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声讨。今年我听说还是这个情形。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称谓上，如果我们将这个体系就以邓、江、胡来命名，那么这个争议就没有了。这是个名称的问题，所以哲学上的“名实”问题，是可以发挥一下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理论总要对实践进行指导，在十八大时，理论会有一个发展。 其实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各地方都在纷纷探讨，改革30年以后，都有新招，比如广东及广东模式。汪洋去了广东以后，推进产业升级，向后工业化迈进，他在广东率先对地厅级搞党内民主。我们重庆也在改革我们的考核体系，可能是受到了广东的影响。这两项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很大一步，尤其是重庆的改革。我请大家关注一下，重庆这次考核政绩打分，官员之间其实都差不多，而关键的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这个实际上占的权重是非常大的。这次就搞了六个先进区县。 中国的民主道路怎么走呢？上个月我到中山大学，它的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请了港澳台等一些专家。其中台湾来了个专家，是“总统府”“顾问”，他就大力批判选举民主，我感到比较吃惊。他的观点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华民族，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后来我在想，除了选举民主，我们怎么来表达民意呢？民主不在于选举还是其他的形式，而在于执政党是不是有民意基础。也就是党民能否达到一致，而这种一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感觉重庆的这种形式是新型民主的萌芽。如果广东进入了后工业化，而它的这种民主形式似乎更为先进。所以中山大学的肖斌发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重庆模式的近期效应要比广东模式要强，但远期效应要弱。他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重庆模式依靠的是强政府，而广东主要是靠市场经济推动。他这样的观点好像是认为强政府推动后面一定是个弱市场，而重庆的特点恰恰是一个“双强”甚至是一个“三强”，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市场是同时存在的。 另一个观点就是萧功秦的，他主张公民社会，他认为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所以他对重庆模式有疑虑。我也和他探讨过，我说为什么一定是弱政府才会有公民社会呢？其实，重庆好像在做的是，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强政府和强市场就可以表现在重庆的七大要素市场建设上。还有金融方面，以前我们认为金融中心在成都，那重庆是否也能弄一个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重庆市强政府弱市场是肯定站不住脚的。还有，我们说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是矛盾的，而重庆在做的，是创造一种双进。这个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个特征呢？当然，其他地区如天津也是做得很好的，比如滨海新区短短几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浦东！它可能也有自己的模式。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各地区可能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百花齐放，它们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影响。 重庆提出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路子，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民生导向是什么意思？我记得薄熙来提出一个观点：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与此对应，他公开批评了“不择手段去发展”。如果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生产，是决不允许假冒伪造，以及这么严重的经济秩序混乱。这种经济秩序混乱的治理，我们谈了很多年，其实，这不是什么市场监管不严，或者什么伦理道德水平不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问题。有人说，这种秩序混乱，发达国家都有，台湾也在闹塑化剂。那言下之意就是推断出，中国也是一样的，要经过这个阶段，后来就会自然而然消失了。现在看来，重庆的认识是超越了这种认识的，提出了要从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想起了现在重庆正在像打黑一样在打击那些“流氓经济”。 所以，不问姓资姓社，那么什么食品安全以及其他问题，所作出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毛主席的文稿是原汁原味的，它上面有这样的意思表达，就是中国走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但会让老百姓受到更多的苦，道路更曲折。看当前，也是一样，你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而社会却要遭受一些苦难。就像马克思说的，喝的是美酒，却不人道，因为酒杯是人的头盖骨做的。 再一个问题是“民生动力论”，这也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而它怎么和社会矛盾是动力，改革开放是动力等等联系起来，我看薄熙来有一些论证，他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来分析的。其意思就是消费这匹马不够大，所以要做大。当然，在这里可以请教赵磊教授，我也看了一点相关的书，其中有一个观点，说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人开的天大玩笑。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全球看成一个经济体，就没有进出口，那又怎么拉动呢？ 我觉得拉动经济的应该是科技进步等等，好像投资、出口和消费是不是GDP形成以后装的三口箱子？我觉得按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主体是人，人有两重属性，一重是生产者，改革解放了生产者，这是动力。但是人民群众又是消费者，而我们的消费又被我们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所束缚了。那么，重庆模式是不是对这种束缚的解放呢，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民生动力论和改革动力论似乎能到达一致，而且会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第二阶段是解放作为消费者的人。这一解放对人民群众的意义可能更大。 最后一点，是缩小三大差别创造历史的观点。这好像是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形成了一个上限和下限。邓小平讲过，不争论，先发展再说。所以污染一点环境，浪费一点资源都是硬道理，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脱贫啊。而三个代表，第一个代表就是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硬道理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后来，比如先进生产力在沿海，在城市，那么区域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就有了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区域。但是，它还是讲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呢？发展以后的阶段是什么阶段？我觉得，重庆正在进行着这个阶段。但重庆是毕其功于一役，把发展阶段和发展以后的阶段合在一起，在发展的同时缩小差异。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西南财经大学赵磊教授发言。 ● 赵 磊： 感谢重庆的东道主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关于重庆模式，我们成都的学者先后座谈了三次。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座谈的背景：第一次座谈，出于对“定性”的关注，我提出了“重庆模式还能走多远”的命题，大家讨论了重庆模式发展的几种可能。第二次座谈，从“基础”、“性质”和“灵魂”三个角度，我提出了“不要低估重庆模式”这个命题，力求更准确地把握重庆模式。第三次座谈，围绕“民生”问题，我们讨论了重庆模式的“当务之急”，希望从建设性的层面来给力重庆模式。 如果说，前两次讨论都集中在重庆模式如何“定性”这样的理论问题上，那么，第三次讨论就开始关注重庆模式的实践问题了。 讨论主题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走多远”，到“不可低估”，再到关注现实层面的“当务之急”，有人认为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认识，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其实，我们的这几次讨论，并不是一个“越来越现象”、“越来越感性”的过程，相反，是一个“越来越本质”，“越来越理性”的过程。正是居于理性的思考，最近我们又发起了一个倡议：向重庆模式学习！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重庆模式与特色理论”，围绕这个主题，我谈一下“力挺重庆模式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重庆模式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当然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而且还会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科学的，是必须坚持的。这个立场，不是少数精英的立场，而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个方法，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而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 遗憾的是，今天有些人的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发展为名，行阉割之实，抛弃之实。我不知道各位教授在公开场合，能不能理直气壮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坦率地说，我在公开场合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的时候，阻力很大，压力很大！所以，如何“坚持与捍卫”，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庆模式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人们的看法可能有分歧，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多讨论。我只说一点：“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红色卫视”等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体现。 左和右都有人质疑重庆模式的做法，我倒要问一下：放任贪官污吏作威作福，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天上人间”保驾护航，鼓吹“精英至上”的“民主”，倡导“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寡廉鲜耻地嘲笑劳动，肆无忌惮地讴歌无耻——这些货色坚持和捍卫的，又是哪家的立场和方法呢？ 在这物欲横流的喧嚣世界，薄熙来书记说，要理直气壮地讲“为人民服务”，理直气壮地“唱红打黑”；刚才听苏伟教授介绍，薄熙来还说“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这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又是什么呢？ 最近，薄书记在与重庆区县党政负责人座谈时，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今后还要进一步充实、完善考核指标，将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不能只看GDP。” 把“理想信念、社会正气等也纳入考核范围”，我估计有人一定会跳将出来，说“虚得很”、“假得很”。在他们看来，只有金银别墅，香车美女才“实得很”、“真的很”。可是我说，把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纳入考核范围，不仅“好得很”，而且抓到了要害！ 现在学术界也在热中于讨论怎样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什么“可持续力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就业指标”、“收入分配指标”、“社会稳定指标”、“通胀指标”等等，还有权重计算，量化分析，其实，很多就是在做数字游戏，在扯淡。虽然这些指标也强调不要只看“鸡的屁”，但就是抓不到点子上，就是不能落实。为什么呢？ 别看这些考核指标有华丽的“学术”包装，可是，与“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相比，境界差别高下立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的指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视野，你的那些考核指标再“科学”，最终也落不到实处，只能是做秀。 对于共产党的干部来说，“理想信念和社会正气”之所以是“必须的”，就在于它关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用薄熙来的话说，“直接影响到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是否真正认同，也直接关乎各级党组织在中国大地上能否站稳脚跟。” 所以，薄熙来要反复强调理想信念，他说：“现在我们那么多党员干部，到底都在想什么，信仰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将要追求什么？值得高度重视。” 第二个理由，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从毛泽东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会有分歧；说特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间有分歧，不过官方定了性。那么，重庆模式姓不姓“马”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实践正在检验。 重庆模式是“经验”，还是“现象”，有没有资格称“模式”？有争议。但不论怎么定义它，我认为，重庆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探索。何以见得？ 我们都说，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主流给出的证明是：否则，我们怎么能大胆解放思想，怎么会有改革开放呢？“不要教条化”成了“中国化”的基本标准，很好！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个逻辑，也必然包含着“不要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命题。也就是说，特色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此不需要发展了。不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不都是对特色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吗？ 不论道路有多么曲折，历史总是要螺旋式上升发展的。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辨证过程：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不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特色理论；不把特色理论教条化的结果，产生了重庆模式。如果说，特色理论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那么，重庆模式为什么就不是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 第三个理由，重庆模式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号角。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发展是通过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的。所以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任和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从娃娃抓起”。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青年人当中去。 有人质疑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质疑好象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质疑者若是老师，是“误人子弟”；若是中共党员，是自废武功。 过去的思想教育确实存在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对青年人没有吸引力，而是在于：（1）我们究竟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客观把握现实的发展和变化的？（2）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说教”的人，用心究竟何在？答案不言自明。 不要轻视宣传舆论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的“说教”。重庆模式正在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用薄熙来的话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唱红”正在中国大地响起，正气正在上升，这难道不是“说教”的结果吗？有人讥讽这是搞“形式”，“走过场”。我说，可别小看了“形式”和“过场”，法学界的精英——比如那个贺卫方不是嚷嚷着要“程序正义”吗？这种嚷嚷还被赋予了一个很学术，也很恰当的名称：“法律形式主义”。这些人如此看重“形式”和“过场”，说明什么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连“形式”和“过场”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者都噤若寒蝉，那还侈谈什么“实质上”、“内容上”的理想信念呢？当然，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吸引和凝聚更多的年轻人，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庆模式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王贵明： 赵磊教授的发言很精彩。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都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中，真的，大家现在都感到很艰难。我们有一门课叫《毛泽东思想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门课目前是最难讲的，而对于这些专业课老师也是最麻烦的。原因很多，其中很可能是与我们社会目前的偏好有关。这个课的课时多，但效果不好。所以，赵教授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现在，像赵教授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少了。 下面，我们请重庆大学行政与贸易学院副院长何跃教授发言。 ● 何 跃： 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有几个背景：第一，黄奇帆市长是我们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在和我们交流时，希望我们能够为重庆的一些创新活动作出贡献；第二，四月份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会议，见到了国内外很多知名学者，在会议上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是，因为我是会上唯一的重庆人，所以每个参会者见到我后，都会问，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对重庆红色卫视以及唱红歌，都是一片质疑之声。这件事促使我对重庆的变化作出一些思考。第三个背景，是我最近在申报一个课题，叫“重庆模式——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我是希望通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理论，来解释社会现实中新形势。所以，我尝试用自组织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评价重庆模式。 我们梳理了这样几个模式：第一，英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依托，强调企业自主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目标。这个模式最大优点是发挥了市场经济的固有优势，调动了积极性。第二，莱茵模式，也就是欧洲大陆模式。它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经济进行不断地调整，经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个模式一方面推崇私有经济，调动了经济积极性；另一方面用高税收和高福利来调整因为市场竞争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三，东亚模式，它创造经济优先原则，实施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国家管理和干预，高投资的增长刺激等等。第四，拉美模式，它曾经与“华盛顿共识”有紧密联系，不过现在也有国家主义的形成。中国改革开发30年，也形成了一些模式，比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 从国家的层面看，国家给予了重庆一些重要的支持，比如“314指示”、09年的国务院3号文件等。重庆也作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比如08年的“五个重庆”的提出，“三进三同”、“大下访”等等。我对重庆模式的看法有这样两点：第一，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过程，所以，重庆模式要以自身为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比如唱红歌，别人觉得左，于是我跟他讲，这个是符合重庆实际的，因为重庆有唱红歌的传统。重庆大学的“红五月”活动，是举行了很多年的。而且，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过程的根本动力。所以，有效地保证人民自身的创造活动，对经济社会自身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满足人们群众的正当需求，是自组织发展的根本目的。第二，经济社会的民生导向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组织导向。所以，重庆的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民生为导向的。第三，重庆模式，就是自组织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体现。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咨询集团吴怀连副总裁发言。 ● 吴怀连： 我受前面几位教授精彩发言的启发，在这里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其实，就像何院长说的，全世界这么多模式，那么重庆弄个模式有何不可呢？我想说，随着研究的深入，重庆模式或者重庆经验一定会给其他与重庆相类似的地区以启示和借鉴。由于时间关系，我具体想谈一谈国企的问题。 重庆经济中，国企占有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位置？在重庆，自从薄书记和黄市长主政以后，重庆的国企有了快速发展，引起的理论界的讨论，比如“国进民退”等。经济学界总希望国退民进，觉得国企进了，市场经济就搞不成了，说“这不是倒退吗”？我说几个观点： 第一，重庆的国企发展，不是政府有意为之，是被动的，就是没办法，只有搞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不愿干的，国企担当了任务，比如路桥、烂尾楼的运作等，国企只有硬着头皮做。 第二，我们的国有经济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又好又不好。好是在于修了几十座大桥，几千公里路，高速公路就有　两千公里　了，马上还要修一千多公里。不好的地方在于，负债累累，平均负债达到60%。包袱有点重。不过现实是，很多事情国企不得不干。所以国资委讲，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一个互补经济。重庆国有经济的奥秘在于，我们在很早的时期，就将国有土地储备了不少。多少呢？数据可能不准确，大概有50多万亩。那么按照现在土地的升值，就有一个盈利空间。 国有企业之所以能高速发展，之所以能开展民生工程，都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其他地方，这部分土地的升值，基本是让民营企业获取了。这样，重庆方面能够让重庆的国企在一些民生建设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国企肯定存在有问题，不过相较它的作用，问题只是很小部分。我认为，随着以后的发展，比如上市、重组，这些问题都会在以后自然得到解决。 我有一本书准备出版，其中对国企提到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大主体是长期共存的，而我觉得以后在重庆，国有经济的比重会将会上升。另外，我认为会出现新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这个概念不一定正确，但这是我的体会。新国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国有经济。国有经济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谢谢大家！ ● 王贵明： 下面，我们请重庆江津区委宣传部辛华部长发言。 ● 辛 华： 今天的座谈会我感受到的，是重庆经验的生动体现。我下车就有同学来领我，我感到非常的亲切。来到会场后，感觉氛围也很好，身边的老师很热情，还听到了高水平的讲解。我个人读了苏教授的书，也看了他在电视上的一些讲解，他的很多观点我感同身受，体现了一种重庆的“精气神”。重庆的文化充满了生机也很有活力，这是我从基层来的一个真实感受。这种“精气神”，我走进会场都感觉到有强烈的气场，我们生活在其中，说大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氛围。重庆市委搞了一届专题会专门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很少见的。 我来自有3200平方公里和150万人口的江津。这样一个地方，她的气场，“精气神”，是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上班实行的是“5+1”，一般是星期六都投进去了，白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个小时。在“精气神”起来之后，我们的目标是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建设、千亿工业强区、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千亿工业强区，明年就能达到重庆刚直辖的时候的工业产值，预计在2015年时能达到1500-2000亿。要实现这种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是少不了的，老百姓也蜂拥而动。 我多次参加薄书记讲话的会议。说实话，我们基层干部很有感慨：一个六十多岁的领导，在省区的领导中很少有像薄书记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亲自指导“唱读讲传”，连我们卫视的一些栏目，薄书记也是要亲自修改的。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书记在上面有这么强的“精气神”，下面真的不敢怠慢。 我是从上面下去的，这两年搞重庆文化的发展是把很多年欠的帐给补回来了，一年干的活远远超过前面很多年的。拿江津来讲，我个人觉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原来提到江津，大家都觉得远，不愿去。现在到江津一个小时，有三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有一些红色资源。根据我们的资源，提出了五大城市名片：楹联文化、滨江文化、古镇文化、名人文化、爱情文化。 前段时间参加重庆研讨会的一个《经济时报》的老总来看陈独秀的故居，之后有些感慨，作了一首小诗赞陈独秀江津旧居。这其实是外界人对重庆文化发展、重庆经验和模式的感受。现在的重庆充满了生机活力，我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光明。贵州有一个同志到江津来参加我们中学的“唱读讲传”，他说：你们重庆搞得起来吗？我就跟他说：“唱读讲传”这些活动很符合我们群众的需要。你看这些学生，他们爱唱爱跳，就是符合他们的特点。这位同志参加了我们江津中学七千人由学生自编自演的唱红活动。 我们主城区的老师曾经来江津看，说主城区某些学校搞活动有时候是“搞怪”的娱乐节目，要靠怎么把大家逗笑来取胜。比较一下，我们江津的学生确实充满了“精气神”，效果还不错。那个贵州来的同志还是很感慨，说确实搞得还可以，把这些学生动起来还真的有效。从基层来看，我的个人体会是，“精气神”发展起来对经济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发言，是这次讨论会的重量级。下面请崔教授发言。 ● 崔之元： 很高兴上午有机会来跟大家学习。我是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是去年五月份开始到我们重庆国资委挂职锻炼，所以来了重庆已经一年多了。虽然一直对重庆比较关心，但是和在重庆工作生活这么多年的在座各位相比，我不敢谈什么经验，我觉得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来之前苏老师让我报个题目，我就报了个最近写的关于李庄案撤诉的文章，这个争议比较大。特别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贺卫方教授是有很多批评的。另外中国法学界著名的学者，比如说两任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陈光中，都是李庄顾问团的成员。顺便说一句，李庄昨天已经出狱回到北京家中了。 前一段时间我也初步的把重庆经验概括成四个方面，但是对最近李庄案的思考，使我给它加上了第五个方面，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关系的。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个人对重庆经验四个方面的理解，然后重点谈一下如何从学术上分析李庄案撤诉。 刚才在那边我听吴总讲到的关于“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并进”，既不是“国退民进”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我觉得有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他说：“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15%的税策，就我的初步了解，在重庆是执行的最彻底和最广泛的。 举个例子，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　2010年9月28日晚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和。他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重庆经验我理解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土地制度上通过土地储备制度和地票交易，实现了孙中山先生一直提倡的“涨价归公”。今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同时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义成功。　10月13日　，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　 辛亥革命后政局纷乱，袁世凯复辟，孙中山为保卫共和，于1917年在广州召开国民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但他认为，以重庆为中心，联合云南与贵州，是比广州更有利的反击北洋军阀的革命根据地。在1920年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期间，孙中山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该年9月16日，非常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及议员70余人抵达重庆。但因四川军阀刘湘占领合川，直逼重庆，非常国会不得不于　10月14日　离开重庆。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上升到10亿元。 除了“涨价归公”，第二点是土地交易所，重庆是全国唯一拥有地票交易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发展权的市场。新的物权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也是一种物权，但是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土地发展权这一概念。地票隐含了承认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是独立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要改变土地的用途性质就是使用了土地发展权。在全世界城市规划趋势来说，土地所有者不见得有土地发展权，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规定修建房屋的高度。 我们在征地当中抱怨对农民的补偿太低了，我个人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太赞成媒体流行的观点，只要征地就是剥削农民。比如，征地10块，经过土地交易之后卖了100块，就认为90块都是剥削农民来的。因为，土地增值确实经过七通一平。但是我觉得农民补偿确实低了点是因为，现在给农民补偿的基础是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三十年所得收入。这无视了农民的一部分土地发展权，农民不见得一辈子都从事农业，比如说，他也可以集中农业生产或者开个小旅馆什么的，也可以把发展的权利卖给商人等。地票隐含的承认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并对其补偿，我觉得这是重庆敢于进行大规模户籍改革的基础和制度保证。 重庆第三方面经验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和沿海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内陆开放高地模式不同，重庆并不是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因为，简单加工的两头在外模式对我们扩大内需并不利，但如果一头在外，我们拥有生产基地对整个经济的带动就要大得多。黄市长正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宣传和推广重庆的云端计划，就是要把重庆打造成全国的云计算结算中心，其最大的特色是离岸云计算中心，有13条海底光缆直通重庆。各国大公司需要结算的可以直接离岸在重庆结算。比如说，中经数据中心已经正式在两江新区中心选定了厂房。 第四方面的经验，我概括为通过“三进三同”重建党群关系。最近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学弟”雷默来重庆。他现在是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帮助已经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经营业务。但他在中国更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北京共识”一词。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三个构成要素是“改革创新”，“注重公平”和“非对称国防战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是美国唯一获得转播权的NBC电视台的解说兼评论员。 在重庆见到雷默格外亲切。因为芝加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桥头堡作用，美国媒体常把重庆比喻为“长江上游的芝加哥”。芝加哥市市长刚刚来访重庆。位于重庆解放碑的农畜产品交易所的生猪远期交易和芝加哥的活牛期货交易，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牲畜活体远期市场。在重庆的短短一天半中，雷默拜访了有关市领导和重庆金融界的实干家，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三峡博物馆”和刚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但一度使我略感惊奇的是，重庆令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他多次对我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到农民家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说一度“略感惊奇”，是因为我早已了解他和相当多的西方政界学界人士不同：他极为真诚地想了解中国人的所为所想，而不是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想当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在他的已被译成中文的新书《不可思议的世界》第8章中，他详细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管理秘诀”：以色列每炸毁黎巴嫩南部一座民宅，真主党就帮助老百姓盖一座新的。正是通过帮助老百姓盖房，修马桶，重建被炸的学校，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能够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我问他，“到真主党人中去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多年前在黎巴嫩当记者时认识了值得信任的真主党人朋友。听到他的回答，我对他想参加“三进三同”的热情的惊奇豁然消逝了。我答应他，下次带他去重庆合川参加“三进三同”。 提到合川，是因为我上周刚好去合川调研，了解到今年春节刚过后合川干部集中两周时间开展“三进三同”春季行动。他们的做法是：全体区级领导率30个镇街工作队，3531名干部组成387个工作组，同时成立整修农村公路、解决饮水困难、帮助就业、村（居）务公开、医疗卫生免费体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曾任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书记的现任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的“三进三同”体会是极为生动的排比句：“真下去，老百姓真欢迎。真下去，真管用。真下去，真受教育”。 为了使雷默更好理解“三进三同”，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试图用1938年死在法西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理论加以阐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政治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致意大利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很晚（拿波里长期是西班牙殖民地）？他的部分答案是：文艺复兴尽管辉煌，但局限于上层精英，而宗教改革才是深入普通人民的“民族-大众”意志。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应领导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同龄人葛兰西有许多惊人相似的思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葛兰西的意大利南部农民问题的论述，都重视统一战线而为此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批判。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强调令人心服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简单的统治权。雷默对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比较极为兴奋，在飞离重庆的飞机上，他可能会用毛泽东及葛兰西的视角琢磨“三进三同”吧？这只有下次他再来重庆时问他了。 第五方面的经验，是关于李庄撤诉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的讨论： 1、对抗式审判制下的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 不论人们对李庄案第一季的判决看法如何分歧，恐怕没有人会否定李庄案第一季将引发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深刻反思。在讨论李庄案第一季时，有人指出：“李庄案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律师能不能把有关的共犯的情况告诉自己受委托的被告人，让他在出庭时有所准备。对这个问题目前的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第38条是有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规定，但《刑法》第306条却没有串供构成犯罪的规定”。这里的潜台词是：只要不明确违法，律师就有权为委托人用一切手段服务。这个潜台词触及了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根本问题。 有趣的是，我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关于美国律师职业道德的书，其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一本是蒙罗·弗里德曼的《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另一本是戴维·鲁本的《律师与正义》。弗里德曼论述的观点是：“一个辩护人，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其当事人。对辩护人而言，其最重要且唯一的职责就是使用一切方式挽救其当事人，为其谋利，并把危险和负担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辩护人履行上述职责的时候，他必须无视其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惊慌，痛苦以及破坏”。而戴维·鲁本恰恰认为蒙罗·弗里德曼的论点荒唐之极。他指出：“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如果一个被起诉犯下强奸罪的被告辩称得到了受害人的同意，为其辩护的律师就应当设法交叉询问强奸受害人的性生活，以证明她在性生活方面是如此放纵以至于可以随便勾搭陌生人——即使他的当事人私下里已经告诉该律师，他确实强奸过受害人。” 弗里德曼并不否定在戴维·鲁本描述的状况下律师为委托人“尽职辩护”（zealous advocacy）会给自身带来道德上的困扰。但他认为，如果律师考虑其他人（如受害人）的利益，而不是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将使英美的对抗式审判制失去意义，而“对抗制”审判从长期看是比欧洲大陆的“纠问制”审判更符合正义的要求的。我在下面第二个深层问题的讨论中，要谈到“对抗制”和“纠问制”的利弊，这里我只想指出，即便在英国这个“对抗制”的发源地，也有一系列对律师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限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等车顺序原则”。 目前网上对李庄案的讨论，较多集中在“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否应该废除的问题。我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建议去读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张明楷的两篇文章。我想强调的是，李庄案对律师职业道德标准问题的启示可能更值得关注。 2、不同法律体系“杂交”和辩诉交易问题 在我国著名刑法学　家樊崇义　教授70华诞纪念会议上，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瑞华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一种“怪异局面”，即“制度引自英美法”，而“理论来自大陆法”：“1996年，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实行的带有大陆法倾向的 ‘职权主义审判方式’，被一种带有明显对抗性色彩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所取代”。他虽然没有使用不同法律体系“杂交”的说法，但意思是相近的。我们都熟悉一句常言：“杂交优势”。但不是所有杂交都必定有优势。实际上，早在1995年对抗式审判制刚刚被引进中国时，北京大学法学院　朱苏力　教授就警告说“杂交可能产生劣势”。他借鉴“法律与经济”学派波斯纳的观点，认为“在采用对抗制的普通法系中，对抗制增加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节约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在采用讯问制的大陆法系中，讯问制似乎节省了司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要求并且也实际上增加了立法活动的社会成本”。但“因为中国在立法制度上是大陆法系类型的，而如果在司法制度上，即使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这就将两种制度的‘高消费’结合在一起了……结合了这两种制度的毛病”。 如今看来，我们远远不是“仅仅在民事和经济案件中采用类似普通法的对抗制”，而是在刑事诉讼中也引入了“对抗制”。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对英美“对抗制”和大陆“纠问制”的利弊有深刻地了解，力争杂交优势，避免杂交劣势。实际上，李庄案中辩方律师提出的开庭前在法院查阅控方证据难的问题，是一个带有全国普遍性的“杂交劣势”：因为“对抗制”的实质是让控辩双方当事人自行调查取证，法官开庭前对案情知道越少越好，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案件限制在主要证据上面，且主要证据的范围完全要由检察机关自行确定，这就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和研读大量的控方证据”。而我前面建议的借鉴“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进行控辩双方对称性的证据展示，可以理解为变“杂交劣势”为“杂交优势”的探索。 我在此想特别指出，由于“对抗式审判制”的巨大成本，英美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真正“对抗审判”。在美国，竟然有高达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结案的。 “辩诉交易”，指的是被告人以自己认罪（guilty plea），放弃被审判权，来换取减刑的“交易”。虽然这种“辩诉交易”在美国已于实践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美国最高法院却是在1970年的“Brady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才正式使之合法化的。中国在1996年引进“对抗式审判制”后，如果不相应借鉴“辩诉交易”，将使我们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发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帕杰特（John Padgett）的研究，美国有四种不同类型的“辩诉交易”：（1）隐性辩诉交易；(2)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3)法官从轻定罪辩诉交易；(4)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按此分类，上面的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属于“检察官从轻指控辩诉交易”及“检察官量刑建议辩诉交易”。而我个人认为，李庄案第一季的二审，则属于“隐性辩诉交易”：李庄以认罪，换取从一审的两年半刑期减刑到一年零六个月。之所以说是“隐性辩诉交易”，是因为在这一类型的辩诉交易中，被告人不能得到法官或检察官的明确减刑承诺，而只能希望自己的认罪能在概率论的意义上带来减刑结果。帕杰特根据对美国实行禁酒令的1920年代的辩诉交易的经验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法院当时更多实行“隐性辩诉交易”，而地方法院则更多实行“显性辩诉交易”（第2,3,4类型都是显性辩诉交易）。我认为，李庄案可能提供一个我国法学界深入研究“隐性辩诉交易”的契机。 3、“法律现实主义”及其继承者“批判法学”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和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一场“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的学术争论。在李庄案中，我们看到很多“法律形式主义”的表现。例如，关于李庄的委托人龚刚模究竟是不是保利夜总会实际控制人的争论。辩方律师认为，由于公司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上不是龚刚模的名字，因此龚在法律上就不是“老板”。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隐名出资人”后来要求明确其股东身份的案例。相关法院并没有“形式主义”地根据工商登记来否定其股东资格，而是依据“隐名出资人”是否实际在公司中行使股东权力来判定，除非隐名出资的原因是违背国家法规的（如干部隐名入股小煤窑）。 在此，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是对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而不是脱离法律条文的实质解释。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否定“形式”本身，法律条文总是要有一定形式的，而是批判“法律形式主义”忽略法律条文的实质精神。　 “法律现实主义”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年的院长庞德等人。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代表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精神。目前“法律现实主义”的继承发展者是“批判法学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和他的同事肯尼迪教授。我前面提到的研究布兰戴斯“人民律师”伦理观的西蒙（周至柔将军的女婿）就是昂格尔和肯尼迪的学生。“批判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 “批判法学运动”在1970年代最为活跃，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度三分之一教授都属于“批判法学”学派。但1980年里根上台后的保守政治氛围使“批判法学”运动相对衰落。但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巴肯(Jack Balkin)教授的说法，美国最高法院2000年对“布什诉戈尔”一案的判决，使“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点深入人心。 大家一定还记得2000年美国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因计票机器故障而争持不下。为了阻止戈尔一派重新计票（当时佛罗里达州法院已经宣布重新计票），布什上诉戈尔到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先是判定佛罗里达州法院无权要求重新计票，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章，州议会而不是州法院才有权决定州“选举人”的产生方式。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自己也感到这样判决太牵强，故最后他们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否定重新计票的依据，因为“平等保护”是第14修正案的核心精神，而如果只对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选区重新计票，而不对全美其他也有机器故障的地方重新计票，就违背了“平等保护”。而众所周知，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美国自由派大法官判决公民权运动的关键案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的依据。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们为了使布什当上总统，不惜使用自己对手的论据，这就在广大人群面前显示了“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的“批判法学”观。 这就涉及对“法治”的较精致而非天真的解释了。“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和演绎性可以给每一个案例唯一正确的判决，但“法律现实主义”认为，可能适用或经过解释后适用于的一个具体案例的法律规则常常不只一个，法官最后用哪个法律规则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是潜意识的）。如上述“布什诉戈尔”一案，美国最高法院5位保守主义大法官权衡选定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为判决布什胜诉的依据。不难想象，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是自由派的话，他们也可以找到宪法依据判定布什败诉。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违背“法治”。因此，“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法治是政治斗争的特殊领域，而不是像“法律形式主义”那样故作天真地认为法治就是逻辑演绎。这次李庄案第二季中，控辩双方对管辖权的争议，从“法律现实主义”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最后，我想强调，“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说“法律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并不是不要“法治”，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法律领域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特殊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则是羞羞答答地回避这一事实。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应该“有机统一”。但如何真正做到这个“三结合”，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如果说重庆打黑和李庄案对我国法学，政治学理论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三结合”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改革和创新的地方。 那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结合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人民陪审团”。我国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1982年宪法并没有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2005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再次强调人民陪审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该决定中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我对这点很反感。我赞同托克维尔对美国陪审团的评价：“陪审团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它和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曾撰文称赞重庆“民生十条”，我希望重庆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上也有所创新，这可能在人民的主导性上开创我国改革的新局面。 ● 王贵明： 崔之元教授的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9 00:34:30 《瞭望》：重庆逻辑 标签： 重庆模式 ● 《瞭望》 本月下旬重庆市委将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继去年推出专题报道“别样重庆”之后，本刊一直关注着这个西部大城市不断演进的轨迹：从明确提出民生导向型发展，到正在酝酿的“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布局，似乎可以看出重庆追寻“后来居上”的改革与发展逻辑。 解放碑，重庆著名的商业中心，有人称其为“西部第一街”。 高楼林立，人潮涌动，街道的一边路易威登、杰尼亚等世界奢侈品牌专卖店正在装修，一幅幅耀眼的广告招牌，蓬勃着财富的气息，置身于此，恍若走在北京王府井、香港铜锣湾或纽约第五大道。 不过，只需从这里走出几百米，就可看到正在拆除中的危旧房片区“十八梯”——一个7000户城市困难居民栖身的“老重庆”。 目光再远一些，解放碑500多公里外的大巴山深处、渝鄂陕三省市交界的巫溪县，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一成多，“那里不少农民一辈子都没到过解放碑。” 这是真实的重庆，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奇迹般地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令人倍感振奋，而地区、城乡、贫富之间的三大差距尺度之大，也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紧迫的气息。 高层对此的忧患，亦不断见于各类讲话、文件之中。“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写入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具有类于法定约束力的要求。 在重庆，本月下旬重庆市委要召开一次全会，主题定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据悉，一系列相关的措施，将在全会上敲定。 在此之前，火辣的重庆已率先在全国鸣出一炮：今年年初，重庆将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列入了全市“十二五”规划目标系，提出到2015年将其由当前的0.42降至0.35。 按学界共识，基尼系数超过0.4，即亮“黄灯”二级警戒，0.5即是严重的“红线”，综合多方统计，中国贫富差距已临近“红线”边缘。 同时，在缩小另两大差距方面，重庆也给自己确立了行动坐标：城乡收入差距要由目前的3.4:1缩小到2.5:1左右；按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距，由目前的2.2:1缩小到2:1左右。 重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与其他三个发达的直辖市不一样的是，它位于西部，有大得多的乡村、大得多的山区、多得多的农民，尽管经过“十一五”的长足发展，人均GDP从1100美元翻番到了4000美元以上，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仍排名在全国各省份的二十位之后，但缘何在此阶段就主动提出触碰“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个世纪性的难题？ 到了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时候 “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探访重庆期间听到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这一主张。 他认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统筹兼顾，考虑好、处理好城与乡、工与农、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家园。他说，“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 十七大后不久，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三年多来令这座西部山城热词频出，新闻不断，屡为外界瞩目，“打黑”、“唱红”、“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如今，又多了一个“促进共同富裕”。 薄熙来把前述热词归为一个，为了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薄熙来说，“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重庆，一个特别而又典型的地方，它集合了中国的多重特征。在这里，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及民族地区集于一体，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阶段性矛盾汇聚一身。 全市8.2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加起来的总面积还多一倍多，3200多万重庆人中，农村人口超过2000万，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直接管辖的行政单元40个，其中20多个县有1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直辖之初农村贫困人口达366万；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代表东部地区水平的都市发达经济圈，又有代表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渝东南、渝东北贫困山区，区域间人均GDP差距最大近10倍。 重庆作为直辖市，相比之下，既不靠海，也不沿边，在奔向富裕的征途上，各方条件不具备先发优势，客观上是一个后来者。重庆特别需要发展，而且特别需要更快的、更好的发展。 后来者当然也有后发优势，其中不仅包含对先发者腾飞路径的借鉴，也包括对先发者在发展中所遇问题更前置性的规避。在发展中不断显性化的三大差距，几乎是所有省份发展中遇到的共同问题。 有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找到缩小差距的得当路径。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的扩大之势，必然会遭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这对后来者来说，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重庆没有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没有选择“先建设、再收拾”的方式，他们要用辩证法的逻辑，主动寻找一条“边快速发展、边消解差距”的求进新路。 去年的重庆市委全会，推出“民生十条”，明确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包括推动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公平化，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两个50%”用于解决老百姓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规划两年半内，全市投入3000亿元，办好“十件民生大事”，让2000多万群众直接受惠。“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薄熙来说。 “重庆正做的和要做的，正是一方面要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上的“两手抓”方式，相当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人类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设想，到美国现代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撰写的名著《富足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在叩问、求解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做到。”薄熙来说，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努力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创党之初便确立以开创一个平等而富裕的新中国为己任。执政之后，几经挫折，认识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后者往往导致共同贫穷。 于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拨开了通往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小岗村农民在“大包干”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深圳由渔村到开放特区的嬗变，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实现共同富裕不懈探索和孜孜以求的历程。今天，如何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效防止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社会分化，靠改革、靠发展来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成为中国的一大课题。 “邓小平曾设想，要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后半句’。现在新世纪十年过去了，到了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的阶段了。”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样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仅要把“前半句”坚持好，还要将“后半句”的目标实现好。 共产党有责任、有能力、有办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重庆求进，意在契合更好更快发展的逻辑。 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至一半以上 “只有“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让“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解构重庆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逻辑关系，并非排他结构，而是希望建立起两手抓、两促进的共融关系。 人们一直纠结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先后之分。“做大蛋糕”无疑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薄熙来则认为，一边要把蛋糕做大，一边要把蛋糕分好，某种程度上，只有“分好蛋糕”，分得合理，分得公平，大家才有更高的积极性，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重庆提出，到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并且规定每年按上年全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劳有所得”这一保障共同富裕的基本要素，变得更加实在。 重庆主动争取纳入到国家个人所得税试点行列，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依法足额征收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抵扣制度方面，目前全国只有重庆在2009年推出了市民购房可抵扣个税的优惠政策。 重庆去年开始进行房产税试点工作。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告知，到今年底将有4000多万元进账。专家评说，房产税政策实施后，增加了高档住房购买者的持有成本，政府通过对占有公共资源多的高收入者进行征税，并将税款全部用于住房保障建设，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对改变地方政府税收结构、完善财税体系具有作用。 “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一方面继续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一方面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此种愿景能够激发出更大的社会活力。黄奇帆说，在有关促进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庆明确提出，“公民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物权，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有效保护广大群众投资创富的积极性。” 就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政策来说，前半句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激励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一政策的后半句，“先富”、“后富”、“共富”不应当是对立的。促进共富，意味着在“带”字上可做的文章很多：让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更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找到生存发展的支撑；让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带动农民；让迅速城市化带动农村；等等。 在让源源不断的人群跨入到创富行动中来，政府是可以作为的。 提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量化指标的重庆主政者，还算过三笔“心账”： 一则，现在三大差距已不小，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比较高，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 二则，不管以何种形式为中低收入群体花钱和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最后都会转入消费，拉动内需，这个钱花得绝对不冤枉； 三则，只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这是最根本的发展动力。 “缩小三个差距中，最难的就是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我们决策层反复琢磨研究……”黄奇帆向记者坦言，半年多来他与市委书记薄熙来一直在思考调研，不断地理清思路，推敲方案，“今天讨论半小时，明天议一会儿，有时间就碰，最后思考成熟。” “熙来书记提出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几年时间下来，我们觉得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光喊几个口号，一定要在模式上、发展战略上动脑筋。” 他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有三个层次： 一是转变生产力结构，落后生产力转为先进生产力，能耗高的转为能耗低的，投入产出比低的转成投入产出比高的； 二是转变经济拉动模式，由出口、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内需为主的发展方式； 三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也是最高层次的转变，即用发展结果来检验是否真正践行了科学发展观，“如果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差距不再扩大，而是逐步缩小，那才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更像中国的缩影。因此，它的探索也会更具有普遍意义：重庆可以做的事，其他大多数省份也一定可以做。”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说。 没有充分就业，就难有富裕之机。抓住这个要素就抓住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敏感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 一个硬指标写进了重庆的规划：到2015年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要成为全国就业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而在全国和诸多地方的目标中，这一数字一般为4%。 “有了工作，就有收入，就是在缩小贫富差距。”黄奇帆说。为实现3%的目标，重庆将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180万个服务业岗位。 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的“底气”从哪里来？首先来自于重庆近年来由传统老工业基地向内陆开放高地的转型发展。 重庆的决策者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 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国家级开放开发新区两江新区，内陆最大的两个保税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等，相继铺开，先后形成20个百亿级园区、一大批百亿级企业，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金融业，连同重庆的传统产业优势，共同构筑起新产业高地。 2010年，重庆利用外资总量居中西部第一，增幅全国第一，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额超过“十五”期间的总和。 去年重庆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5年后将达到2.5万亿元，按照一个工人平均100万元的产值，大约可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在黄奇帆的算盘中，内陆地区金融高地、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文化信息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社区家政、养老娱乐、消费服务等传统生活服务业，大约可增加180万个岗位。 而一项“微型企业”创业计划，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便带动22万人就业。 15万微型企业：以创业推创富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微型企业”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 一项创业来带就业、推创富的计划，正在重庆悄然推进。 有关研究表明，现在贫富差距不仅是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主要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比如，拥有多套房产的人所聚集的财富就是中低收入者的数倍。 因此，重庆明确地提出“普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渠道，逐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大众化。 “全民创业”是重庆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不论身份、不拘形式、不限规模，放手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动。 重庆的目标是，到2015年，企业总数要由目前的20万个增加到50万个，个体户要由目前的70万户增加到150万户，“使重庆成为西部地区企业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老百姓民间创富、创业最有活力的地方。” 扶一把民众创业，搭一个创富台阶。2010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将发展微型企业纳入“民生十条”，希望探索一条以创业来带动就业、激发社会活力的新路。 这一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为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 对创业者而言，这是一个颇为诱人的计划。个人投入10万元创业资本金，即可获得政府5万元以下的补贴，政策贷款10万元，总共便有25万元的启动资金，且经营期间还能获得与资本金等额的税收返还；企业再投入，财政就再补助、税收就再返还，直到发展成为中小企业。如此算下来，相当于零成本创业。 “创业欲望不光是要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在财务上给予实打实的支持，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业潮。大学生们一搞这个，其实就把微型企业变成了风险投资的创业。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不是幻想”，一位重庆的领导这样评价。 从去年8月份计划推出到目前，不满一年，重庆登记的微型企业已达2.9万个，带动22万人就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微型企业’是中小企业的摇篮，是中低收入者自我创造、自主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扶持微型企业的钱花得值不值？黄奇帆为本刊记者算了笔账：如果不在扶持创业上做文章，可能到现在就多了20万人失业在家，政府一年要给每人补助约5000元，20万人一年就要掏出10亿元，肯定不如把这10亿元一次性拿出来办2万个微型企业，不需要每年都掏钱，以后还会产生税收，会带动更多人就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用治病的钱用来强身健体，投入、产出都非常划得来。” 今年，重庆还将拿出9亿元专项资金，发展3万微型企业，到2015年争取培育起15万个微型企业。 公租房：百姓不做“房奴”也是增加收入 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住有所居”点燃走向富裕的希望 “长安居，大不易”。当这则关于白居易的文坛轶闻，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高房价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排斥和拒绝，已无需笔墨描摹。 如果，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本就不高的生活水准与安居梦想之间获得平衡，会带给社会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薄熙来说。 重庆解开“住有所居”的钥匙是提出了“市场＋保障”的双轨制住房供应模式，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原则，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去年春天，重庆抛出这项庞大的民生住房计划。 “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住房省一万元，就可多消费一万元”，黄奇帆这样解读公租房的增收账。 公租房计划在重庆的出台，恰逢房价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主要实行公房配置，出现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之后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相当部分中低收入群众无力购房。 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他认为，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30%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重庆的公租房，约一半配租给农民工，此举打消了农民进城后的一大隐忧；一到两成配租给毕业不久的大中专学生；剩下三成左右配租给城市中低收入原住民；五年后可自愿购买。 “打开大门，堵死后门。”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局局长郭唐勇形象概括了公租房申请的原则。 “打开大门”即申请不设户口门槛，打破城乡和市内外差别，只要是无住房者和住房困难户均可申请，让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住房困难户、包括外省来渝工作人员都能安居。因数量充足，供需基本平衡。前不久的一次摇号有2万人参与，可提供的房源达1.5万套。这样的高满足率，令公租房的保障功能不再因“一房难求”而陷入“仅供观赏”的尴尬。 “堵死后门”即公租房永远姓“公”，封闭运行。租金仅为市场价的一半左右，承租人住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购买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以原价加银行利息回购，使公租房始终在保障性住房系统内循环，避免因利益输送引发腐败。 已建成的小区，也打消了此前对公租房会否成为“贫民窟”的怀疑。本刊记者在探访首个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时看到，这里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主城区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楼盘，并由专业物业公司实施现代化管理。小区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鸳鸯组团，距轻轨500米左右，交通方便。 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租房带给他们的不单单是“住有所居”，还有对社会的信任和对未来走向富裕的希望。 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学有所教”，保证人生的初始公平，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备要素。 一般说来，决定个人的职业道路、事业发展进而影响个人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禀赋，而培养后天禀赋主要就依靠教育。教育的缺失，最严重的后果，将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机会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几乎就意味着丧失了社会竞争力，丧失了获得发展、改变命运的可能。 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国家便多次在有关规划中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但这一目标迟迟未能达成，被一再延宕。而近几年重庆用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均达到GDP的4%。 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提出他当“教育书记”，后来又让黄奇帆当“教育市长”。这位“教育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义里，以人为本是核心，面向未来，提高人的素质就要抓教育。”“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一条十分重要、行之有效的路，一个家庭再困难，只要孩子能成才，就有了希望。” “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 2010年，重庆制定《重庆市教育系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市实施教育领域内的“改善民生十大计划”，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计划，并向农村倾斜。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钟燕介绍，2012年，重庆下辖的40区县义务教育可达到初步均衡，2020年将做到基本均衡。 重中之重，在130万农村留守儿童。重庆是农民工重要输出地，为了不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并解除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重庆市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联动，以求切实解决好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2010年即新增农村寄宿制学校400所，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重庆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还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黄奇帆对本刊记者表示，包括教育在内，人一生之中有八件大事：“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的发展需求，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要做到大体均衡、公平，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基本原则。 公平要从起点出发。 关注留守儿童，只是重庆戮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一个指标性事件，但其指向的，却是事关缩小贫富差距成败的大课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生的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 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本刊记者听到了黄奇帆与一位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知名专家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按照重庆提出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实际上要求“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收入要保持连续5年每年增长18%，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快一倍。这位专家对此可行性上有担心、有保留。 黄奇帆则信心满满。他解释说，这个目标的实现有赖两大“制度创新妙手”，首先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产生的统计坐标转换，将是重庆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基础，这绝不亚于承包制对农村经济的释放作用”。 直辖之初，重庆常被民间舆论调侃为“农民直辖市”、“超级大县城”。即使在直辖14年后的今天，3200多万重庆人中仍有2080万农村人口。 去年年初，重庆市宣布实施一项极具震撼性的户籍改革计划：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这是城乡人口结构上一个历史性的大翻转。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为做大城市空间，一些城市有超常之举，其间不乏“大跃进”之讥。 怎样才是稳妥的、合理的城市化？一个核心标准是农民的自愿与受益程度。 对此，重庆市推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倾斜机制：在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后有一个过渡期，不仅享有城市的福利，还可保留农村的土地财产。如此一来，避免沦为生活无着的失地农民，而成为“有地市民”。 在中国，以户籍为凭依，城市居民享有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优于农民的待遇，按黄奇帆的说法，是为进城的农民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与此相应，农村户口也绑有“三件衣服”，即宅基地、林地、承包地。 农民是先“脱”了“衣服”再进城，还是同时“穿”和“脱”，或是先“穿”再“脱”？为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重庆选择了最后一种，设计了三到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后仍自愿选择“穿”或“脱”。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黄茂军告诉本刊记者，截至目前，全市转户210多万人，仅退出60亩宅基地，且多为废弃之地。 本刊记者在重庆最先建成的公租房小区民心佳园内采访时看到，一个专门办理转户业务的警务工作站前，进城和拟进城的农民聚拢了不少。向弱者倾斜的转户计划，让大量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的农民工转户热情空前高涨，全市平均每天转户达7000多人。 据重庆相关人士介绍，由于转户主力军是已在城里务工数年的农民工，因此落户后的就业、生计一般不成问题，何况还有农村的退路可保。 黄奇帆计算着这一“妙手”在缩小城乡差距棋局中的效应：按目前进度，5年内重庆会有500万农民转户进城，全市农村人口从2000万降低到1500万左右，同样是3400万亩耕地，农村人均占有资源量增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分母变小了，农民人均收入必然会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增加500万人口，分母变大了，在统计上就会将城市平均收入缩小一点。这一增一减，加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目标高出城镇居民6个百分点，“达成到2015年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的目标，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这是大洋彼岸美国《国家》杂志2010年一篇文章的判断。 农民成为有产阶层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让农民也有更多条件拥有财产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正是黄奇帆与专家讨论时抛出的另一个“奇招”。 “中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分三大块，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前两者都相对固定，增速一般为百分之几。创造更多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方正式提出。对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而已，财产性收入其实并不陌生，如通过办企业、炒股等手段获得的投资收益，近几年房价的暴涨，亦为诸多投资客带来不菲收获。” 黄奇帆说，“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实也是财产，但由于集体所有性质及相关制度安排，这一财产长期处于沉睡之中。”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城乡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差别大，农民没有财产，他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成物质资本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这样分析。他说，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让农民拥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住房产权证)，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2007年年中，重庆与成都一并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入股，激发不小反响。但这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举措还在后面。 2008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是为全国首家，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重庆市政府的初衷就是：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又有效保护耕地，也为城市化提供空间。 2010年，重庆第一个在省级行政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完全抽象的土地财产，变成实实在在可以流通、抵押和变现的活财产。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确定收益比例过程中，曾有“三七开”、“对半开”的提议，最终确定为85%：15%，是基于最大程度增加农民个体收益的考虑。 在此设计之下，假如一块土地价值为10万元，农民可质押出8.5万元。即使破产，银行拍卖的也只是8.5万元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在集体手中，并不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 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对本刊记者说，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缩小三大差距的一个很重要手段，类似土地确权的制度变革。“有时候一项制度的推动，便可促成财富的爆发性增长。” 按黄奇帆的说法，“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理论上全市农民已拥有了1万亿元的财产权。全市3000万亩承包地，一亩地算一万元，就是3000亿元；6000万亩林地，一亩地算5000元，总计3000亿元；近400万亩宅基地，按照‘地票’目前均价15.5万元／亩计算，总价值为6000亿元左右。三项相加，再去掉集体所有权的15%，算在农民头上的使用权财产就是1万亿元。” 现在的重庆，农村这“三权”是可以用作地方银行贷款质押的，给了农户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条通路。 去年6月，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规模发展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其中有一户获得的贷款达37万元。县委书记盛娅农说，过去，农户申请的贷款主要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授信额度较小，最高才3万元，只能满足零星的生产需要。农房抵押贷款推出后，不但解决了农户“贷款难”问题，也解决了银行“难贷款”问题。 到2011年上半年，重庆已发放农民“三权”贷款余额43亿多元。 打造“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 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标准才可能相对统一 展开重庆地图，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如同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以主城区为核心的1小时城市经济区这“一圈”是“凤头”，渝东北和渝东南是“两翼”。 “凤凰”的翅膀十分沉重，以三峡库区、民族山区为主的“两翼”地区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到重庆主城区，几年前开车还需要两天时间，县干部到重庆开会先要坐车到四川省境内，再辗转奔往重庆主城区。 虽然幅员面积比一些省还大，但由于直辖市体制，重庆没有地市这级中间管理层，直接管理40个区县。是故，区县兴，则重庆兴；区县强，则重庆强。离开了“两翼”，重庆这只“凤凰”就飞不起来。为此，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构建县域内发展机制为着力点，重庆大力发展区县城经济，提升小城镇联接城乡的能力。 针对欠发达地区财力不足的现实，重庆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差距缩小到2.5:1。 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何志明告诉本刊记者，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主城和边远地区的人均财力相差就不能太大。他介绍，重庆市级对区县的转移支付以前为300多亿元，现在已达700多亿元，翻了一番。 转移支付中，包括对31个远郊区县城每年3000万元专项支持，加快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以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同时，“一圈”城市还开展对“两翼”的对口帮扶，每年按不低于本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安排资金，重点用于受助区县特色园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设施、贫困村建设等。据介绍，今年对口帮扶实物量额度将突破4亿元，“十二五”期间可望达到25亿元以上。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说，缩小“三大差距”要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过去一般通过财政、税收等“输血式”路子，帮扶不发达地区、农村及低收入、困难群体，最终因为财力不足而效果欠佳。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在推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积极探索。 比如，通过八大国有投资公司创新运作，推动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向“两翼”区县的强力延伸和大幅完善；分两轮安排各50亿元融资提振“两翼”区县工业园区建设，帮助“两翼”区县夯实发展平台，同步推进人才、技术、产业配套，推动了“两翼”工业经济的发展。 分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是重庆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战略。根据重庆“十二五”规划，重庆主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千平方公里、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将三峡库区的万州建设成为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提速发展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区域中心城市。 黄奇帆认为，这种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的城市群，大中小均衡合理，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千万级人口的主城与5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互动，5个百万级人口城市又与20来个几十万人口级的城市互动，形成网络辐射效应。 对“两翼”区县的农民来说，还有更为切身的帮扶。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厂，生活条件大变样；种蔬菜、喂土鸡、牧牛羊，三年增收一万元。”这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农民邹道树写的一副对联，描述的是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项旨在让“两翼”农民脱贫致富的工程，以林权改革为动力激活山区的生产力，即通过发展林果、林下养殖、林业种植、森林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争取到2012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农户收入由2009年的1.5万元增加到2.5万元，户均增加1万元。 本刊记者了解到，通过“三权”抵押贷款，加强市场建设，培育产业等综合措施，去年重庆“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增长23%，比“一圈”高出5.6个百分点。差距缩小趋势已比较明朗化。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出行、环境等权利，让每个人都更加公平地成长，保障公民尊严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 而这样的权利，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这样的均等化，仰赖标准差距的逐步缩小，最终达到统一。而在乡村和相对落后地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 在重庆，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倾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标准化，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逐步提高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 同时，调整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上下限，扩大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并实现全覆盖，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标准，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将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缩小至1.5倍以内，建立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和困难群众生活补贴与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联动机制。 在重庆，对低于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还进行动态扶贫开发。放眼全国，这也算得上是率先而为。而在这样的地方，一些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针对困难群体的帮扶，也渐成气候。 公平正义底线需要守卫 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是底线的要求。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梳理重庆探路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诸多关键词之后，可以发现，其设计和努力，有着同一个取向，即通过制度安排，为全体社会成员努力提供公平正义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这样的底线，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财富权，包括发展的机会、创富的机会，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重庆，一个特殊的要素，常常会闯入人们视野：基于安全感、信赖感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舍此，则一切努力和探索将失去基本的前提。 专门机关“打黑除恶”的努力，令市民安全感普遍增加。自2009年以来的专项行动，使一批黑恶势力被摧毁，彰显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年调查显示，78%的市民认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认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10年，群众安全感达到95.89%，创十年最高。与此同时，通过完善交巡警、校园警务等新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水平，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底线保障。 由于始终坚持“打黑”与反腐败、打保护伞相结合，两项工作同时部署、两条战线同时展开，查办了一批职务犯罪案件，上百黑恶犯罪势力的保护伞被查处，净化着重庆的政务环境、司法执法环境。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明显提升。 让人民安心、安定的民心工程，要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才是全体人民足可长期信赖的守护。 对于劳动权益迫切需要保障的的务工者，法治的力量也伴随左右。从2008年开始，重庆在街镇、社区普遍建立起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站，以提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效率。 更大范围的安全感，则来自“平安重庆”建设的推进。民间调解成功率、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面、群众对执法队伍的满意度，等等，都以指标形式明确写入相关考核体系。渐趋完善的政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三方协调机制，正以新的角色，发挥出越来越多的作用。 如何缩小三大差距，面广量大，颇费思量。重庆将破题的逻辑起点放在消解痛点、难点之上，有大规模就业岗位的设计，有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的考量，有促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要素流通的政策，有加快完善基本型、普惠性、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举措，还有拓宽中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渠道的规划。 对于鲜活的实践而言，任何总结和梳理，都是苍白的；对于一个设计要素繁多的系统而言，媒体能够捕捉的，永远只是片段。 所幸，探路不止，外界的跟踪和聚焦也不会停止。因为，重庆的探索，不仅有益于当下，也关乎未来。 正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所言，重庆正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加速发展的黄金期，这里的3000多万人民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10年乃至20年后再来看，就可以看出重庆创新的历史意义，“希望重庆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甚至可以是一些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们都将成为全国的财富。”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98.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局面复杂 七大难题考验下半年中国经济 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 内外形势严峻复杂 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五大原因造成 相同主题阅读 《瞭望》：重庆逻辑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京渝蓉三地学者：说不尽的“重庆模式” 宋鲁郑：法国为什么学不了重庆模式? 张千帆 何兵 斯伟江 童之伟：“重庆模式”与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 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法治是人民的法治——答贺卫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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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位时为什么不讲真话 本站语录：7月13日-16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8:38:05 阅读量：36次 【 语录· 头条 】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人民日报 ： 拿出壮士断腕勇气突破利益“雷区” 【 语录· 李昌奎案 】 对于已死的人，惩罚罪犯的意义就是维护了死者的尊严。对死者的尊重其实也是对人性、对普遍的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 cctvcctv ： 博弈论是否适用死刑问题？ 废除死刑坚持的“生命不可剥夺”观念，固然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正确性，但剥夺人生命的罪犯行事并不受这一观念约束，这样的现实存在，每每使以“生命不可剥夺”为废除死刑的价值依据的观念陷于悖论。 肖雪慧 ： 支持死刑不等于选择野蛮 司法者究竟是迎合还是对抗公众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迎合还是对抗，请给出法律的正当理由。 南都社论 ： 李昌奎案，司法者理当更少情绪化 社会舆论冷静不冷静和社会舆论批评是否正确，在逻辑上是无关的。法院这个判决，和其他死刑判决是否是同一法律标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斯伟江： 法院的仁心当以仁术贯之 法律人士和公众对某些案件的分歧并不是说公众愚昧，而是说专业分工不同，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性，比普通公众更有可能做出符合长久正义的判决。 许志永 ： 从李昌奎案看法律人与公 众的分歧 没有“把牢底坐穿”和“不得假释”的刚性法律条款，怎能震慑贪官污吏，“死缓”岂不是“法网不恢，疏而有漏”的网开一面 ? 高人 ： 中国法治，路漫漫其任重道远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案件的判处让社会信仰法律，但一个违背民意和道义的判案，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反而会让法律失去民心。 邓聿文 ： “慎杀”还是“枉判” 对一个判决，公众怎样表现是自由的，旁观者怎样看待也是自由的，法官需要的是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迎合或者逆反公众可能的表现。 刘洪波 ： 公众是否狂欢，关法官何事 【 语录· 动态 】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汪洋 ：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人民网评 ：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四） 对于县委书记来讲， 县域范围内的官员、 司法系统、 新闻系统以及民众， 才是日常离县级事务最近的人， 是最容易发现县委书记的腐败， 最能对县域事务进行日常纠偏的力量。通过制度创新， 让他们有真正独立于县委书记的制衡力量，让他们能在制度的保障下行使自己的独立监督权利， 才是 “拯救县委书记” 的出路。 李铁 ： 上级救不了县委书记 【 语录· 现实观察 】 现在的关键是“多数人”“做蛋糕”，“少数人”在“瓜分蛋糕”。垄断国企暴利惊人，工资福利、公款消费惊人。有些公共权力持有者以权谋私，狂抢蛋糕。先富起来的纷纷出国了，把做好的蛋糕带到国外，结“与国之欢心”去了。把环境破坏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底层老百姓。 孤独之鹰 ： 但愿汪洋说的不是心里话 什么时候，不仅仅是“前官员”说真话，而是大量的在职官员说真话，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是确确实实走出了重要一步了。 钱发平 ： 为什么总是“前官员”说实话？ 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 如果屁股指挥大脑，不叫脊梁，当了一辈子代表连句有担当的话都不敢说，这脊梁，顶多是野夫说的一根墙里面扔出来的骨头。 李承鹏 ： 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孙立平： 警惕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二十年前许诺做大蛋糕大家分，先富带后富，可实际上，大家辛辛苦苦做大了蛋糕，无权势的老百姓却越分越少，有权势的执政群与其同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口全吞。 江湖雀语 ： 今日新闻说毁约 【 语录· 百家争鸣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讴歌“唱红”，各有目的，或是职司，或是投缘，或是投机，或是得利，或是弄权，但总得搂着点，不能言过其实。 高人 ： 得不偿失的访谈 美国是假设人性恶，所以我所有的法律是限制你那个恶的部分，这样把你恶的部分限制住的话，人大家就是善的了嘛，就该友善地对待这个社会，我们是假设人性善。 王振耀 ： 制度不合人情造成普遍虚伪 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 扬诺斯·基斯 李公明 ： 要面包，更要自由 公权是惩罚犯罪的暴力机关，亦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没有律师的辩护，任何公民的权益都将面临非法侵害的危险但却无从得以保障。 谭敏涛 ： 就房立刚律师北海受辱事件的声明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使得人们有渠道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张铁志 ： 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 【 语录· 学术 】 一个仅靠古典美德支撑的时代注定是专制、蒙昧、野蛮的黑暗时代。 刘军宁 ： 美德与黑暗时代 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 ： 市场制度最道德 【 语录· 史鉴 】 如果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肆意玩弄法律，甚至随意决定公民的生死，这不仅放弃了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教育全国人民的大好机会，甚至可能长久地影响中国司法的走向，继而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 老张 ： 三十年回眸审判四人帮 谬论所以会层出不穷，是因为一堵不准细议和深入讨论“文革”的围墙竖在人们面前。 我在此呼吁“文革”亲历者们：大家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作出对“文革”的回忆，以此有力地粉碎那些歪曲者的谰言，不使年轻人继续被蒙骗。 XUPING ： 呼吁亲历者回忆“文革” 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戈尔巴乔夫 信力建 ： 戈尔巴乔夫让俄共有了存在的理由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姜莱 ：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腐败是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包括民众的冷漠和犬儒，政治人物的伪善和专横、知识精英的自私和失责、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媒体沦为权力喉舌和大众消遣、教育舍弃人格和普世价值开导的重责大任、经济发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徐贲： 中国共和腐败的 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