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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绕开的现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抗争行动还将继续增加。执政者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抗争是基于具体的可见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特定支持的下降，而国人对于制度的普遍支持，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抗争性政治的制度化才既有紧迫性又有可行性。制度化后的抗争既不会挑战到根本制度，又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也为中央观察地方提供了一枚透镜。     信息透明是抗争制度化关键   文/赵蒙旸（香港中文大学）     反觇这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媒体和意见领袖在事后总结的时候，在抗争的一方上，一般会突出公民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萌芽，在政府一方，则会强调公信力的下降，刚性维稳体制的弊端。这是绝大多数事件的共性，也能够反映网络舆论的正常走向。但这些静态的结构分析面临三个主要的缺陷：首先，它没法描述具体的抗争过程的多元和差异；其次，它没法解释，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为何有些抗争形成了官民互动的良性协商过程，有些则落入了暴力镇压与流血冲突的渊薮；最后，对公民社会等大词的使用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浪漫化倾向，浪漫化一个地区的民众，浪漫化年轻人的勇敢，浪漫化整个抗争过程，问题意识被抒情文字所取代。 理解当前中国的抗争性政治，应该秉承多元的视角，既要静态剖析，又要动态勾勒，既要立足本土，又要目观国际，既要有普世的情怀，也不能丢弃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公民社会视角的得失   当我们谈论公民社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有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推动公民社会的重要角色，有的观点则指出，公民社会是历史演化出的一种结果，是无法靠一群人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也有研究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寻求量化公民社会的办法。不管怎样，公民社会的强弱确实对一个社会抗争的程度和模式有着深层的形塑作用。 针对剧变后的东欧社会，政治学者达伦多夫曾提出著名的民主化“三种时钟”理论：在变革发生之后，政治家和律师的时钟是最快的，他们几乎能在一夜之间起草新的宪法；经济学家的时钟其次，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的轨道；而公民社会时钟是最慢的，如同磁场一样缓慢地调节着深层的文化传统。著名社会运动学者，政治过程模型的提出者道格·麦克亚当也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中植入一种文化的取向，他将民众的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看作社运兴起的关键：面对扩大了的政治机遇，依靠内生的组织和网络，行动者还需要的是寻求改变的意愿，以及把握这种机遇的能力。不仅是个案研究，更大范围内的总体调查也证明了文化的作用：从亨廷顿到英格尔哈特等一系列转型学者的研究显示，在对权威的崇拜、传统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国别差异非常明显，且与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社会也好，民主文化也好，是否可以成为解释目前中国社会抗争模式差异的主框架，是值得商榷的。针对中国近些年的抗争为何屡屡陷入暴力维稳的怪圈，一些学者会从公民社会发达与否来解释，比如有观点就认为沿海城市的公民社会较为发达，抗议处理更容易走向理性协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避重就轻，忽视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公民社会的概念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分歧，是个很难量化的对象。对其进行量化的尝试也有，最著名的是莱斯利·萨拉蒙的全球公民社会指数，它涵盖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可持续性、影响力三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十四个二级指标。但遗憾的是，萨拉蒙进行的只是国别分析，且暂未将中国纳入其中。其次，就整体的文化价值观而言，地区间的总体差距正在缩小。互联网的赋权作用保证了至少在信息的获取上，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接收到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的资讯。最后，正如上文所言，公民社会是个静态的概念，不适用于动态的过程分析。事实上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浅层的社会网络和策略使用比深层的公民文化更具有决定行动成败的意义。文化的视角当然不能抛弃，但这是一个宏观和长期的变化，套用在微观和短期的分析上不太合适。 所以，动态视野下的抗议政治学有更强的解释力，它甚至可以被看做一个单独的变项，揭示出静态条件下无法显现的问题：包括复杂系统中各个要素间内在的关系，突发事件导致的各种可能等。这也是事件方法分析优于结构制度分析的地方。   抗议社会学在中国   笔者认为，如果将抗争过程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博弈，则更能以差异而非共性的视角来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 这里首先要提到一个“抗议招募”（Protest Recruitment）的概念，按照西方抗议社会学的视角，公民仅仅认同一个行动的理念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被组织者所招募，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而公民是否选择加入某个特定的行动，取决于其门槛（Threshold）。门槛的概念最初由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于1978年提出，他在论文中对其的定义是：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     门槛概念提出三十多年，在多个学科领域中得到了运用，这其中就包括传播研究。去年末，《自然》杂志下的科学报告网站公布了牛津互联网中心和萨拉戈萨大学的合作成果，研究人员对2011年5月西班牙抗议的数据挖掘显示，成功的网络抗议招募过程大致包括三个阶段，首先需要的是广播站式的人物，在单向关注网络中，这些人物通常有大量的关注者，而很少关注别人，表现为很高的节点中心度。这些人物发布的消息随后被门槛较低的”招募者“所转发和评论，造成了招募爆炸（Recruitment Bursts）的效果。第三步是最关键的阶段，低门槛的用户招募到了大量中间门槛的个体，拥有人数优势的”散布者“将消息从小集团带向大社区，完成抗议的大面积传播。 然而，虽然传播规律是互通的，中国的大多数事件无法享受到如此畅通的传播渠道，具体的传播路径也容易发生畸变。以上月发生在四川什邡的抗争事件为例，我们看到，一场典型的邻避运动，在得不到事前有效动员的情况下，演化成了当地政府的强力维稳，其与上段所提到的西班牙抗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传播路径。西班牙抗议由于经过了充分动员，在政府选举前就越过了传播的引爆点，达到了关注的最高峰，从而给了执政者很大压力，逼迫其做出让步。什邡的抗争在事前的传播非常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滞后的：钼铜项目开工典礼后的三天时间里，什邡人向微博名人发出的求救没有获得回应，所有的讨论都局限在本地范围内。确切地说，直到流血抗争的图片被参与者传上了微博，传播的引爆点才在线上出现，整个网络的招募爆炸才得以实现。一言以蔽之，西班牙人是先动员后抗争，什邡人则是先抗争后动员。 事前动员的弱势，取决于很多原因。从地理上来看，什邡地处内陆省份，又是县级市，没有大量居住于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生组织强度较低，缺乏北上广等地密集而丰厚的博弈资本。其次，由于官方的事先阻挠和各个击破，民众间基于共同责任与风险的内部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难以搭建。第三，外部支持网络稀疏，缺乏来自其他地区的声援。 抗议政治学中有个经典概念叫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根据其提出者彼得·艾辛格的界定，就是在相异的政治环境下，行动者实现利益的可能性存在差异。在中国语境下，如果行动者的政治机遇结构欠缺，他们的抗争途径将大大萎缩，行动主体一腔愤懑，却有心无力。一方面，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扩张议价（Bargaining）空间，行动者不得不放弃对安全等因素的考量，将对峙引向冲突，将冲突引致暴力。另一方面，由于行动者资源的匮乏，官方往往高估自己的控制能力，低估镇压的成本，也更倾向于无原则地对一切挡道之人采用极端手段。绝望的行动者加上愚蠢的当政者，共同将事件推向暴力的深渊。震撼的流血场面，确实也带来了极佳的情感动员效果：残酷现实加上集体记忆，将国人愤怒的泥沙全都淘洗到了情绪的表层。 由此可见，当前抗争滑向暴力的趋势，更多是博弈双方力量悬殊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在尚有行动空间的前提之下，官民之间的力量越悬殊，传播的滞后效应越明显，暴力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然，也无须对此趋势过于绝望。艾辛格的“政治机遇结构”基于他对美国都市族裔抗议的考察，他在研究中同时发现了后来称之为“抗议的悖论”的现象：在极度不开放和极度开放两个极端上，都不容易出现社会运动。如果政治环境达到理论上的完全开放，民众没有必要通过抗争手段来争取权利，而如果环境绝对压抑，抗议则根本没有萌芽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数量的增加，行动模式的多元，解决方式的迥异，恰恰说明了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政治机会结构虽然呈现出一种梯级分布，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在路上”的前进状态。因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出目前地域抗争频发的深层动力：政治机遇结构处在从绝对封闭走向绝对开放的进程中，这种基于中间的游离态是中国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土壤。   走出滑向暴力的恶性下旋   目前需要警惕的是，民众的抗争行为和官方的回应策略，在相互演化影响的过程中，不是学会如何进行对话，而是复制如何使用暴力，最终走进一个恶性下旋。 在研究西方的社会运动时，学者们都会强调“制度化”的重要性，即民主国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开放公共空间，重构了民间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将随机的，特定的抗议方式转化为有序的，固定的模式。社运从一颗威胁国家的手榴弹，变成了抒发不满的安全阀。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化后的抗争演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表演：行动方如何选定路线，如何呼喊口号，如何提出诉求，管理方如何控制人数，如何出示警告，如何平息骚乱，都有一套事先确定的规范动作。随着抗议次数的增加，双方对彼此也掌握得更为清楚，信息上的盲点越来越少，一切都在行动主体的预料之中。 由于转型社会利益主体的丛生性和多元化，中国社会已不可能浇灭所有激发抗争的因子，留下的道路，只有一方面开放传统政治空间，将不满吸纳进传统的解决模式，一方面寻求将抗争政治常规化、制度化。而信息透明不仅可以扩展传统的政治管道，也是抗议制度化的第一步。信息的自由流动带来的不只是民众信息拥有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为共识的达成创造条件。人类有着天然的交流欲望，当信息阻滞时，民众就会自发地创造以谣言和小道消息为代表的信息黑市，并逐渐形成信息获取的路径依赖，如果多数民众都将“不真诚”当做政府的头号标签，对话的平台已经被拆毁了。 遗憾的是，遇到传播失控的情况，上层的第一反应总是会诉诸审查，去干扰甚至切断传播链条。事实上，正是信息的封闭会在抗争群体中制造绝望的情绪，逼迫他们采取极端手段来实现诉求，从而使得本来非政治的维权运动和邻避运动走向激进化。不少经验调查也证实了这个假说：在对穆巴拉克主政期间埃及抗议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研究生哈桑普尔通过建模计算发现，干扰网络和通讯设施不仅没有平息抗议，反而使得抗争程度和社会不安大大加剧了。相反，没有审查和干扰的完全连接状态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局势的稳定。 如果说信息透明是消弭暴力的一贴良方，社会网络则是抗争传播的关键。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传播的类型、速度和程度都依赖于内生网络的强度和广度。由于地域间在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不平衡，内生网络间的差异不可能完全消除，内生组织的建立和孵化肯定有快有慢。但是这不妨碍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倡导。长期来说，要获得有利的动员结构，还需要通过社区营造、媒体赋权、公民教育等方式，降低公众主观参与的门槛，这个门槛不仅是一个范围内所有成员的平均数，更多要看这个群体中的门槛分布：拥有不同门槛的个体的数量对比。在传播的策略上，则必须关注先抗争后动员的滞后传播现象，通过寻找传播中的关键节点等办法，尽力提前传播的引爆点。事实上，一个充分的事前动员，非但不是鼓励对抗，反而对博弈双方都有好处。地方政府与民众间的力量差距越小，就越有可能建立相互间的威慑平衡，越有可能诉诸谈判桌而非催泪弹，越有可能找到危机解决的良性机制。     无法绕开的现实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抗争行动还将继续增加。执政者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抗争是基于具体的可见的利益诉求，是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特定支持的下降，而国人对于制度的普遍支持，依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差序政府信任的格局下，抗争性政治的制度化才既有紧迫性又有可行性。制度化后的抗争既不会挑战到根本制度，又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冲突，也为中央观察地方提供了一枚透镜。在此共识下，讨论制度化的前景绝不是空中楼阁：信息透明、社会网络、传播策略，构成了抗议制度化的三个支点，是未来抗争性政治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采编：楼杭丹，责编：楼杭丹）     您可能也喜欢： 本期主题：抗争 ＜摇光＞网络时代的信息摄取 ＜摇光＞信息、理性与心灵——从信息量角度出发浅谈影响个人思想观念的因素 ＜七星人物＞第二期：周菁——间隔年：转变的思想 天下大风——关于山西王的抗战记忆 无觅

    体育商业化       体育商业化   体育商业化就是指以竞技体育为主体的各类体育运动，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以获取最大利润作为推动和发展体育运动的杆杆。     目录   1、主要表现形式 2、奥运商业化案例 3、正面效应 4、负面效应 5、参考资料 6、延伸阅读     1 主要表现形式 1、以投资的方式经营某一运动项目。企业或公司法人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独立地将竞技体育中的某一具体运动项目作为投资对象, 并按照企业化的管理与经营模式来设计、投资、流通、经营与管理等，如足球中超俱乐部、CBA等是当今竞技体育商业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2、以合作的方式赞助某一体育赛事。大量、精彩体育赛事的追踪报道及长时间、频繁的电视滚动转播，客观上为商家提供了扩大企业知名度、展示产品品牌的绝妙平台，同时也为商家对竞技体育赛事的不断介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体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3、 以广告利润回馈的方式盛邀体育明星。竞技体育明星，如奥运冠军等，因其具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和众多的追星族而成为企业或商家猎取的对象。一些企业或商家基 于营销战略的需要而大打“明星”牌，以巨额广告利润回馈的方式盛邀体育明星作为企业产品形象的代言人，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商业营销活动中，是竞技体育商业化 的又一主要表现形式。   2 奥运商业化案例 1、历届商业化程度 奥运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四种渠道：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发行彩票和商业性收入：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世界体坛最高竞技水平的奥运会越来越像一个 充满商机的大市场。卖主是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而电视转播权、门票和赞助权，成为其招财进宝宝的三大渠道。奥运会电视实况转播源于1936年第11 届奥运会。随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全球直播，电视转播权成为奥运会的最主要经济支柱。门票也是奥运会的一大经济来源，价格高低得考虑举办国观众的承 受能力。雅典奥运会，组委会提出“平民化”思路，即要让更多希腊人能够走进奥运会赛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取赞助的成功。坚定了国际奥委会在出售赞 助权方面的改革思路。 2、商业化弊端 世界各国的诸多大公司也纷纷在奥林匹克公元和赛场馆 安营扎寨。亚特兰大市还以300美元～20000美元的价格，向小商小贬竞售临时营业执照，弄得大街小巷到处是眼花缭乱的摊位和不绝于耳的吆喝声。各大电 视网转播比赛实况时，没完没了地插播广告,奥运会俨然成了商业海洋中的“孤岛”。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大会混乱的交通。尼加拉瓜和美国的棒球赛由于交通车影 响。比赛被迫推迟45分钟。英国、法国、乌克兰等国的赛艇运动员因为班车误时，被迫在奥运村拦截一辆大客车。警察干预也在所不顾，而这辆车本来是送生曲棍 球选手的。有人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对赚钱的兴趣，远远胜于对参赛选手的关心。 3、“蒙特利尔陷阱” 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出现10多亿美元亏空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5天的奥运会使蒙特利尔负债长达20年。人称“蒙特利尔陷阱”。蒙特利尔市从l 940年起就多次申办奥运会，终于在1970年获得了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组委会开辟奥林匹克中心，新建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 行车赛场、奥运村等设施，并采用了许多高科技成果，但由于加拿大经济萧条，管理不善，使这些工程的费用一再追加。原计划28亿美元的主体育场竟耗资58亿 美元之巨，组织费用也从原计划的6亿美元涨到实际的7.3亿美元。这使得蒙特利尔奥运会债台高筑，不仅影响了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使奥林匹克运动受到 沉重打击，使得准备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国家纷纷退出。蒙特利尔奥运会最初预算和实际投入相差太大——几乎相差10倍，致使奥运会主办城市陷入经济陷 阱。而这也给以后的奥运会主办城市敲响了警钟，合理利用奥运资源、避免盲目投资是主办城市必须事前考虑清楚的。 4、汉城的成功 回 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韩国以奥运会为契机，跨入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汉城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世界走向汉 城，汉城走向世界”，当160多个国家的体育官员和运动员汇集韩国时，它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国自己多年通过外交、新闻等手段所做的宣传，特别是世界 几十亿人通过电视看到了韩国的现实发展，韩国获得的精神收益是无法用金钱和数字采计算的。汉城奥运会成了韩国企业的最佳广告平台。据统计，奥运会的召开为 韩国带来了近70亿美元的生产和销售额。韩国的出口得以扩大，同其他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贸易额也迅速增加。同时，汉城奥运会还为34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 一点尤其表现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汉城奥运会最值得借鉴的是它在城市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汉城被汉江一分为二,在类运会举办前南、北两地发展极不 平衡。通过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放到并不发达的汉江北岸，使得两地的发展趋干平衡：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汉城的汉江上只有两座大桥，奥运会之后20多座大桥横 跨在汉江之上：城市结构的平衡对于其后的经济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3 正面效应 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给体育事业带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赞助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宣传也提高了体育项目的知名度，扩大了公 众参与和群众参与。就以姚明为例，姚明被成功塑造成为中国篮球的形象代表，让中国人更热衷于关注和从事篮球运动。假如没有宣传与比赛转播，他的影响力将不 会这么大。 另一方面，体育商业化也给竞技体育界带来了巨大良性效益，一方面商业化使盈利成为现实，出现了开展体育活动的浪潮，职业联赛也接 二连三的出现。另一方面，广泛的商业宣传也让体育运动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项公众化的事业，群众基础不断扩大。而且，如此高的公众关注程度和 日益良好的收益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职业运动员，兴旺了竞技体育。对运动员来说，杰出的一部分会成为体育明星，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更多的运动员也能得到 更高的收入，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运动员的处境，也创造了优胜劣汰、相互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对发展体育活动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4 负面效应 1、 对违禁药物及禁用技术的使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促进药物学及医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体育领域禁用药物及技术手段的研制、开发与 使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重大体育赛事奖牌获奖者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物质刺激，又时刻诱惑着一些惟利是图者使用违禁技术来获取奖牌或取得优异成 绩，加速了卖方市场的形成。 2、对维护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构成巨大冲击。竞技体育发展中所形成的体育精神和优良体育道德风尚是一种宝贵的社 会财富，已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而竞技体育商业化对维护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构成了巨大冲击。一些从业人 员抵不住的诱惑，心理失衡，或吹“黑哨”，或打假球，或服用违禁药物等等，这种种有悖体育道德精神的行为， 一方面严重破坏了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良好的竞赛环境，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 —————————————————————————————————- 5 参考资料 （1） 竞技体育商业化对其发展的负效应及对策研究 （2） 浅谈体育的商业化进程 （3） 体育商业化探讨 6 延伸阅读 （1） 举国体制是体育商业化的障碍   （助理：高丽 编辑：白告 责编：董宸)     来自 北斗网 旗下连接七星百科栏目   关注七星百科   如果你喜欢七星百科的话，可以采用以下的方式关注我们: 关注 瓢虫君 、 瓢虫妹 关注 北斗网 、 北斗网新浪微博 更多 七星百科词条     您可能也喜欢： ＜玉衡＞荒庭初雪兮心底哀：读《十三夜》 ＜七星说法＞第三十八期：管中窥豹：从台湾进口美牛案看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侧影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中国运动员权利保护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恋·慕 无觅

本期导读：台湾是美国牛肉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003年美国本土暴发“疯牛病”疫情后，台湾多次禁止进口美国牛肉。去年初，美国牛肉被查出含有瘦肉精，台湾当局再次下令全面下架、禁止进口此类货品。而今年3月，台湾行政机构针对进口“美牛”提出有条件解禁饲料含莱克多巴胺(一种瘦肉精)的政策方向，其后相关修正法案送交台立法机构，持续引发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激烈争议。25日最终获得通过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本期说法将讲述台湾进口美国牛肉的立法修正案获通过的过程，来看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侧影。     管中窥豹：从台湾进口美牛案 看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侧影   文 / 周遠游 （上海财经大学）     7月25日，台湾立法院终于以表决的方式三读修改《食品卫生管理法》的相关条目，正式开放美国牛肉的进口。这件事从马英九在今年年初连任后正式提起，到现在终于过关，整整搞了大半年时间。我基本是全程关注此事，包括事件本身，包括事件背后的各种角力，我觉得，这件事，不单对台湾是大事，其实对于大陆，尤其是对大陆关心时事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参考的事情。不过看人人网的各位似乎对此事并不太关注，我就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感想写在这里。因为我对台湾历史比较了解，我觉得台湾过去的路，很多我们现在正在走，好多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有很值得参考的地方。 美国牛肉案，说白了是因为美国牛肉固然肉质可口，但是大部分美国牛在饲养时候，喂了各种添加剂，最重要的一条是莱克多巴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瘦肉精，因为这样，大部分国家其实是不允许这种美国牛肉进口的。 对于台湾的美国牛肉来说，美牛案涉及三个层面。 第一，喂了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能不能吃。 第二，美国牛肉该不该进口，进口与否利弊各在何方。 第三，关于美国牛肉问题的朝野攻防和政府民间的博弈。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初一看是最简单的，因为答案非此即彼。但麻烦就在于这一次不是非此即彼。具体大家可以去搜相关文献，目前的资料是，喂了瘦肉精的牛肉没有吃死过人，也没有造成很恶性疾病的记录，没有证据证明吃含有瘦肉精的牛肉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是瘦肉精如果剂量大，的确会在动物实验里对动物造成损害，也有致死的记录。 所以从科学角度，说美国牛肉会吃死人，这不对，目前没有证据。但是说吃不死人，可以随便吃，那也不对。因为目前为止虽然没有记录，你怎么知道下一个吃的人会不会吃死？你怎么知道这个潜伏期会不会很长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大规模发作？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准确的回答，应该是不知道，不确定。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是我们默认政府应该保护民众健康，这一点大陆做的很不好，众所周知的三聚氰胺啊苏丹红啊什么的，说罄竹难书，也不为过。台湾过去做的也极为不好，我查过资料，八九十年代这种事情一样很多，包括在前年，起云剂事件一样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如今台湾朝野对这个事情都极为敏感，稍微不注意，一个“不管民众死活”的帽子扣下了，那可受不了。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美牛能不能吃，科学家答不出来！ 因为如果科学证明吃了没事儿，那就进口呗，无所谓，毕竟好吃，还有利于国家利益。如果科学证明那就不能吃，那也简单，美国你施压就施压，为了民众健康可以不甩你，民众也会支持政府顶住。 问题就在于，美国添加了莱克多巴胺的牛肉会不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这事儿不好说！ 那么在第一，第二两个问题的前提下，就有了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一定要让别国进口他的这种牛肉？为什么台湾会纠结？ 美国农业州人口不多，但是由于独特选举制度，选举人票不少，奥巴马要连任，需要讨好他们，这是一个，当然历届总统都几乎要干这事情。韩国最先顶不住，李明博天人交战了很久，还是最后决定开放美国牛肉进口，为此还向全国人民道歉。 但山姆大叔不会白白让你吃亏，说白了，这一次美国的盘算很明显，台湾进口美牛帮了奥观海的忙，观海的回报是可以谈过去免谈的TIFA，即“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并且为之后的TPP，即“太平洋伙伴协议”打下基础。 这俩协议不用多解释，因为都知道，台湾是外向经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韩国之所以最近迅速超越台湾，其实就是开放美牛后美国和他的自由贸易协议的功效。 那么问题就在于，签署TIFA，肯定是攸关台湾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但是这需要冒着“有可能牺牲民众健康的危险”。 注意，是有可能，而不是“冒着牺牲民众健康的危险”。这俩个表述，差别很大。 马英九连任总统后，他的考虑，是鉴于台湾和韩国的竞争已经渐渐落于下风，光靠和大陆的ECFA也不够，所以TIFA一定要签，非签不可，关系台湾前途和命运。 至于美牛，马英九认为毕竟，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一定会损害人类健康，而且他的对策是【安全容许、牛猪分离、强制标示、排除内脏】，意思就是最可能出问题的内脏，不行。强制标示，就是所有美国牛肉卖出去的时候要注明这喂了瘦肉精，民众买的时候觉得不放心可以不买。马英九没说出来的一句话是“可以不吃”，意思是说，进口那是非要进口，但是我进口回来你老百姓可以不买。牛猪分离是说喂猪的瘦肉精目前来看可能比较有问题所有猪绝不进口。安全容许是指有最低瘦肉精残留量的限制。 马英九自己认为，这样的话，既能够兼顾国家利益，也能够兼顾民众健康，他满以为这样一定能够轻松闯关，作为他连任的第一桩重要改革。 而且，为了确保民意基础，他本可以透过行政院直接下行政命令开放，但是他选择了修法，让民意机关立法院予以背书。 但是马英九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政治风暴，一直闹到今天才结束。     反对者主要有以下几个声音： 1.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哪怕有可能有问题，民众健康高于天，不签FITA就不签。这种说法在民间其实很有市场。 2.开放了美国牛进来，台湾养牛的人怎么办？他们怎么活？ 3.开放了牛，会不会猪啊，内脏啊也顶不住？ 4.民进党一小部分人认为是美国在2012大选里帮了马英九，现在是要索回报。 这几种声音，第四个没有证据，而且即便如此，美国已经公开承诺开了美牛可以谈TIFA，所以这一条不重要。 第三条，这次修法已经明确否定了他们的担心，所以也不必谈。 第二条，保护主义的声音在全球化时代永远嗓门都很大，但是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利益的取向问题，你是养牛的你肯定反对，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要害在第一条。 民众反对，这是可以预期的。此事，我还专门问过家里人，因为大陆也是禁止美牛的，我问家里如果大陆向民众征求意见说是不是要开放美牛，并且交换条件是可以签一个什么什么协议，并且政府也答应那个十六字原则，你们同意不同意？ 我妈的答案是坚决反对，有可能有问题那就不能吃，至于你说的什么协议是不是对国家有好处我管不着。 我爹的答案则是可以考虑同意，如果政府仔细沟通声明。 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赞同开放。 因为的确没有证据证明有害，最重要是，可以不吃。你进口，我不买，不就完了？ 当然，我尊重反对者的意见。 本来，这事情在大陆，其实国务院一个命令下来，什么都搞定了，不容百姓置喙。 在台湾，马英九要透过民主程序推动，这肯定是对的。 可是这个时候，民进党台联党等反对党把这个事情搞成了政治斗争。 台湾民主政治运作20多年来，可以基本下个定论，他们就是不问是非，只论蓝绿，想搞的，就是把对方搞垮，至于这个案子是不是有利，哪些地方可以协商妥协，他们不管，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认为这一点很值得思考。 民进党嘴上当然是拿民众做幌子，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非要进口就要零检出，就是不能有瘦肉精。 问题是没瘦肉精的牛肉美国人还怕卖不出去？怎么可能给你条件？ 而大家知道，国会里，国民党占多数，要表决，肯定国民党赢。但是民进党摆出了焦土政策，霸占主席台，占据会场，不让国民党进场议事，根本就不给你表决的机会！ 一个重大法案，事关国计民生，透过民主程序来解决，没有错。但是反对党根本不让法案表决，这是民主吗？ 而且因为这样，民进党把整个会期搞得只通过了15个法案，大量法案该通过该表决却还躺在那里，这是对民众负责吗？ 但是你要说民进党所做的完全没有道理，这也不对。因为的确，美牛很多台湾人反对，当时的民调，可以约略说，大部分人反对美牛。 也就是说，执政党这个时候和民意有距离，席次的多数和民意的多数有背离。 问题就在这里！ 选举时候的多数是当时的民意，可是民意如流水，民意是会变的！ 这个时候民意不在你这一边了，你究竟是不是一切以民意为依归呢？ 可是以民意为依归，一个不小心，就是民粹。因为很多时候民众他就是错的，怎么办？执政的目的是为了做好，而不是一切听民意的，不是吗？ 这个时候正常的办法，执政党应该不断说明，解释，争取民意的支持。因为民意毕竟是可以改变的，民众也是可以说服的。 但是这样的成本就是时机成本和社会成本。 有人会说，这样固然看起来效率低，但是可以避免大陆这种短平快决策模式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只能说这必须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 总而言之，美牛案搞到现在，就搞成了政治斗争，直到前几天联合国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通过决议，定了食品中瘦肉精的最低残余后，民进党才不再强力杯葛。 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是打着捍卫民众健康的旗帜，你就要始终如一，坚持零检出，反对到底，为什么现在就退缩了呢？ 要知道，联合国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这个决议，绝不是一个科学的决议，而是美国和其他各国透过利益交换谈出来的决议，牛肉里这个残余量就能保证健康了吗？不一定。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事情里，政治斗争一旦搀和进来，就会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利益博弈，搞得更加复杂，更加难办。 但是我还是认为，政治斗争是人事权力争夺，而很多政策性事件是全民利益分配，在公共政策上搞政治斗争，这究竟是利还是弊，其中有没有相应的边界，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在我正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发现北斗最新发的那篇《不要总把具体问题泛政治化》，最后那句话写的真好，我也就借来一用。 美牛案的泛政治化只是把本来就麻烦的事情搞得更麻烦，还加剧对抗，造成更多的矛盾，制造更多的口水，这固然是民主的代价，但是即便要付代价，付多少代价，哪些代价需要付，哪些不需要付，都是很值得讨论的。     （编辑：陈蓉）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中国运动员权利保护 ＜七星百科＞第三十六期：什邡钼铜事件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自由，抑或民主？ 弱者的武器:政治的滑稽化 无觅

你戏谑说“1911 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 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文/常远（Erasmus Mundus）   1 在这个神奇的国家每有重大安全事故或灾难发生，在公共舆论一片质疑、问责、批评声中，总少不了一些呼吁宽容的声音。汶川如此，温州亦然。即使身为被世界媒体称为对政府容忍度最高最宽容的中国国民的一员，我也时常被他们傻逼兮兮的仁厚所感动。     宽容界通常有四个流派： 一是祖国母亲派：“祖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均资源这么少，出些问题有些不好的现象是正常的，我们在逐渐进步，要对政府有耐心给政府时间啊！” 二是实干派：“你们这些人只会在网上打嘴炮，为中国的进步做过什么？你们骂的人不上网，有本事当面骂去啊！” 三是余秋雨派：“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这么多了，大家都很心痛，但讽刺批评有什么用？骂有什么用？这时候对政府说风凉话有什么用？含泪劝告大家，灾后重建，安抚人心要紧。” 四是有本事你干派：“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很难管理，出些事故很正常。有本事你去管理啊，有本事你去铁道部调度火车不让它出事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四个流派在江湖上威名赫赫，影响甚广。灾难发生后，愤怒和悲伤的情绪弥漫，相较之下，宽容界“温和冷静”的声音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人们有“眼前一亮”之感。 那么，嘲讽批评和愤怒不满到底是不是建设性意见？     2 记得有个崔永元发飙的视频流传甚广，面对听众的提问，他说（大意）：“抱怨就是建设性意见。我抱怨二环路堵，就骂搞城市规划的那些人。我又不懂设计规划，但你没有给我搞好，我交钱养那么多城建专家是干什么吃的！”     普通人有平庸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面对新闻事件吐槽出一大堆学术理论，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角度侃侃而谈，写出逻辑清晰思考缜密的技术分析报告，呼吁人大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那这个世界简直疯狂了。   从古至今，中国民间有着自己一套朴素的议政话语体系，公共空间从茶馆和寻常巷陌到如今的互联网，政治话题从宫廷秘闻皇帝韵事李公公升迁张首辅失势到如今的先帝病重铁路事故电梯逆行红十字会腐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这一整套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其实质是变化不大的。 在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社会，老百姓写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话，也无法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有条理地分析皇帝和官僚系统的博弈、“以道德代替法治”的体制运转逻辑，他们顶多在风尘仆仆谋取营生的间歇，坐在茶馆里擦一把汗，叹一句“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更多时候，他们遭受不公和冤屈时的反应是简单粗暴的，仅仅是一句简单的“操你X”，或“我丢你老母”。 如果什么都能搞定的话，要政府干嘛？     一幅糟糕的画、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一部烂片，常听人说，人家画了那么久，写得那么诚恳，拍得那么辛苦，能不能别那么刻薄啊，说几句好听的不行啊。这还算客气的，更多人喜欢使用以下逻辑：不满意你去画啊，你画得成这样吗？有本事你也去出唱片啊，你唱歌就好听？有种你去拍，给你一个亿拍《无极》，你拍得成这样吗？ 多熟悉啊。让我们默默倒带回放：这么大的国家，有本事你去治理啊？ 没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会画画，五音不全，给我十个亿可能也拍不出《无极》的水平，让我去设计北京的环路可能会比现在拥挤一百倍。 可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一个作者、一个导演在拿出自己作品给世人看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欢迎各方点评，无论褒贬。好坏跟付出没有关系，人会好心做坏事，也可能一番辛劳后拿出糟糕的作品。换句话说，在一个受众掏出口袋里的钱买下画展的入场券、一本书、一张电影票的时候，他就天然地拥有了对这个事物表达满意或不满的权利。 我掏了钱，你怎么画那么差？写那么傻？拍那么烂？唱那么难听？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你让我提建议给你，指导你怎么画得美、写得棒、拍得好看、唱得好听？我没义务懂这些。要你是干什么吃的？出来混，谁也别装可怜。 哪怕是去银行办理业务，或是打10086客服，都有评判服务好坏的权利，更何况公共服务？     如果说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供货商，你通过纳税购买公共服务，如果这个供货商提供了糟糕的产品，消费者最合理最冷静的表现就是一句：操你X。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花了冤枉钱嘛。脾气不太好的顾客还可能会嚷嚷着，再也不在这家买公共服务了。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你只有一家供货商可以选。所以，骂几句娘，讽刺批评几句，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最温柔的消费者，令人感动。 这个道理是如此清楚，所以我竟不知“宽容论”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在最普通的政治学解释里，人们也倾向于默认政府是恶的，是敌人，是随时可能侵犯自身权利的。所以你要时刻盯着它，监督它，骂它，让它浑身难受，不得好死。        “祖国母亲派”喜欢说要对我们的政府有耐心，多宽容，但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国民的底线素质就是对政府苛刻。对人苛刻是性格尖锐，对政府苛刻则是一种美德。 为什么不呢？六十年前，一个君子模样的江湖骗子敲开了你家的门，经过口蜜腹剑花言巧语一番忽悠：每天/月/年交付给他一笔费用，他承诺给你一块土地，给你医疗保障，等你老了给你生活费，邻居寻衅滋事的话帮你打他，受了冤屈帮你伸张正义。你听起来还挺美，就相信了。六十年过去了，你发现这个江湖骗子，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仆人的家伙，牛逼得不得了，说的话一句都没兑现，而且还时不时地打你，骂你，把你关起来，不让你乱说话，从你的口袋里抢钱，拿着你的钱花天酒地风流潇洒。 你为什么不生气？     或许你不会因言论被删帖跨省，因家有冤屈上访被截访关押；或许你家的高档小区不会被强拆，高物价你消费得起；你养孩子不怕结石，托亲友从国外寄奶粉；你摆摊不怕城管，内部有人；你只想做一个踏实、安稳过日子的普通人，一个上学工作娶妻生子了此一生的小民。这想法很自然，很好。当别人告诉你那些苦难的新闻，你大喊着，这关我什么事？我只想过日子。可是亲爱的，你并不安全。一个有毒的体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安全的，你每天乘坐的地铁有可能突然逆行，你常年乘坐的火车、飞机可能由于非技术原因出事故。你或许多次坐火车从北京去福州，你发着微博，憧憬着电视台精彩的实习，可是突然就出事了。没有人能监督这个体制不犯错，没有媒体敢为你说话，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为你讨要公正的赔偿，甚至你留给世界的物件也被就地掩埋，名字不被人们知道。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是你的切身利益，这是你站立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生气？     3 人们嘲讽整天在网路上发言的网民：你们整天打嘴炮，能有什么用？你们骂的那些人，都不上网的。 是啊，能有什么用呢？ 一声呼喊、一次表达的确没有什么用，但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关注，就是建设性的表达。姿态也好，造声势也罢，打嘴炮的人是在降低行动者的风险成本，同时提升对方罔顾舆论所向的风险成本。 对方早已肆意妄为到不在乎舆论的地步，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强很多。没有人关注毒奶粉，对方就会毫无压力地把呼吁赔偿的结石宝宝家长抓起来；没有人呼吁问责，对方就会若无其事地掩埋残骸顺利通车邀功炫绩。 你必须清楚的告诉对方：NO。它也许没什么直接作用，但这样的表态很重要。我想笑蜀老师的“围观改变中国”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内核。     4 很多人说，体制内的人都是笨蛋，呆瓜。 毋庸置疑，体制外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体制内的都是蠢猪的结论。逻辑不是线性的。事实上，体制这台大机器早已锈迹斑斑，是个低效而愚蠢的大怪物，但莫要小觑了我党吸纳精英的能力。     你可以嘲弄每年醉心于国考的数十万人的价值观和道德，但你不能否认，其中一小部分人放在哪里是极其出色的人才。甚至你不能否认，《日人民报》本身是一纸笑话，但编写这份笑话的一些人是这个国家最出色的传媒人才之一，无论你每天骂多少遍CCAV，这个国家做电视做得最出色、最有经验的一批人才一定是在这个国家电视台里。 你骂他们投机也好，庸俗也罢，但道德跟能力一码是一码。 我无意为体制辩护，只是说，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是百害无一利的。认为体制内全是蠢蛋，时代的未来、命运的喉咙一定掌握在屁民手里的是视野局限的幼稚天真臆想症；认为体制外全是微不足道的屁民，自己一定高位稳坐垄断利益得享万年的也一定是高傲愚蠢目光短浅的傻逼。 某体制内高级编辑，我曾坐在办公室他的后面等他码字，一条几百字的官方通稿，20分钟搞定，一字不改，直接可以发。他合上电脑，转过来跟我聊天。 你觉得我只会写这些东西吗？他问。 我点点头。我一度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从改革聊到21年前，从个人选择聊到未来局势，从体制内聊到体制外，从80年代的大学生聊到现在的大学生。他聊他真实抗战的看法，对百年来思潮的梳理，你都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看过《盛世2013》《大江大海》《追寻现代中国》等禁书有多么了不起，人家都看过。 放下成见，我只想感叹，操，原来是自己人。 这是我不到一年的体制内经历所给我的最大触动。由于体制环境本身的僵化污浊，一等一的人物进去后也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我很清醒，不能以肯定个体来肯定体制的整体。从比率来看，在国家官方媒体这一块儿，90%的人被体制搞成了傻逼或本来就是傻逼，10%则是人中龙凤。 这是价值观层面。至于利益和道德，我想起了在北京的室友。我俩合租一套家属院的房子，他去年P大毕业后国考中标，现任职于所有媒体人咬牙切齿的阎王殿——真理部。他学传媒的，我开玩笑说，他供职于一个扼杀自己同行和职业理想的单位。所谓的自我阉割。由于本能的反感和鄙视，初始我跟他不甚熟，住在一间屋子里也不常来往。后来随着接触增多，我们开始聊起天来。在对新闻事件交换看法时，我俩很多时候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也痛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对官场诸多潜规则和腐败愤愤不平。翻墙？开玩笑，人家熟得很。禁书？开玩笑，人家一书柜。抛却符号化和想当然，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理部工作人员。仅此而已。 在摸清了他的价值观之后，我更好奇了，他，为什么要加入体制？而且是“体制中的体制”的真理部？ 聊了聊对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后，我恍然大悟。而且我觉得他的想法代表了绝大多数想要挤进体制的年轻人：价值观不认同，但是夹着尾巴捞可见的福利。他出身农家，若能进入体制内，获得铁饭碗和一份丰厚的福利，也算在京城立足了，日后父母和弟妹的生活，都可以有很好的帮扶。所谓“鲤鱼跳龙门”，货于帝王家。 虽然他也同意体制迟早会崩溃，但历史的盘口还远没到来。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想要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倾向于认为加入体制的可能风险小于可见利益。在自己退休之前，也就是50年内，体制会继续运转下去，福利和特权会继续供给。 说白了，就是赌命运。 如果体制不幸玩完，那就倒霉认命；如果体制运转如常至自己退休，那就皆大欢喜。总体上来说，如果加入体制获得利益的可能远大于体制崩溃承担的潜在风险，这单生意就值得做。 你戏谑说“1911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你此刻的选择，取决于你对未来的判断和预估。但人生的什么选择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求学，工作，婚姻。都是赌，赌命运，赌这条路对不对。愿赌服输。奔向体制的青年当然要承担二十年内体制崩盘大清算的风险，而体制外的屁民也要做好五十年后退休在家对着电视机看建党140周年庆典的心理准备。 宁死不食周粟的青年别再嘲讽辱骂那些挤破头进入体制的同龄人，他们选了这条路，注定得承担这个决定的一切后果和风险——当然，还可能是稳赚不赔的利益。 而违背自己价值观和内心进入体制捞钱获利投机上位的青年也别苦着脸说自己身不由己，好像谁拿着刀逼你进体制一样。一身本事在哪里不能混口饭吃呢？忍辱陪睡就别想要牌匾，人不能太贪心。     5 哎呦，我差点忘了另外一批可爱的精英青年。 他们的理念是，我既不想当屁民在体制外被蹂躏，也不想像那些“庸俗势利、没有理想”的同龄人那样进入体制投机获利。没错，我们想进入体制，因为我们要改变这个体制。未来是我们的，我们是20年后的精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我们光明，中国就不黑暗。所谓“好人一定要从政”。        请看：   “我想知道10年后的中国是如何的，当我们这些人30多岁，成了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否惨剧就不会发生？贪官会被罢免？ 医院可以合理收费？小摊不需要城管也能够清除？不公平的要骂，但是请保证我们的心灵没有被侵蚀，因为你——就是中国的明天！ “令你们不满的官员总会死的。如果作为学生，学商的以后能诚信守法经营，学政的以后能真心为民，学工的以后有产品安全让人民放心，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就是另一个模样。可是如果现在只转抱怨的日志只发抱怨的状态，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还将是充斥着下一代人们的抱怨日志和状态的令你们不满的中国。”     啧啧啧啧。小清新有没有，感天动地有没有。好友里至少50人以上在转这些状态，忍不住想吐槽。还是那句话，“总有一些人，明明是幼稚天真幻想症，却自称理想主义者；明明是认输的怂逼，却自诩成熟稳重深谙世事。这世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为什么还不明白呢？体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的好坏，而在于这个惯性运作的体系本身。体制是台轰鸣的锈迹斑斑的机器，是钢铁，是冰冷的，无关人心、人性。腐败不是因贪官污吏没有底线，而是制度性腐败；社会问题不是因道德伦理滑坡，而是体制性溃烂。 换言之，你想改，派对给你改吗？体制内多少能人都无能为力，你以为他们都是吃白饭的？500家庭治国的格局已然形成，在派对看来，挤进体制的这些无背景的精英青年也不过是给他们打杂的，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家犬，你以为你进了体制就有地位？你以为那些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红二代、红三代都是闲看着给你空间给你权力折腾、施展理想抱负的？更不要说，你的那些“理想抱负”是要砍他们的胳膊，断他们的手，剥夺他们已到手的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这不比搏命轻松吧？进入体制，你也不过是从整体的弱势者成为一个集团的弱势者罢了，可知古代官和小吏之区分？柏杨早已经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一切是个大染缸，怎么还是有人抱有幻想呢？染缸本身就是黑的，不是坏人染黑了染缸，是染缸染黑了一个个好人。你说那染缸是怎么变黑的？这个染缸的诞生前提、运转逻辑、本质属性就是黑的，说清楚了吗？ 一切的不公、一切的问题，不是因为现在四五十岁的那些中流砥柱，那些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坏人，而是因为体制的规则和体系是锈掉的、烂掉了的。 过度苛求人性的自觉而非制度设计，历史上从来都是灾难。     莫再说“我们怎样，这个国家就怎样”，现实情况是，政府怎样，国民就怎样。机器怎样转，螺丝钉就朝那个方向，政府腐败，国民就很难不遵从潜规则，政府说谎，国民说真话就会有危险。 你问我，那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吐槽的屁民而已。 我只知道，每一代人都不要过于拔高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未来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谁也猜不透。莫要高估80后、90后这代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我们很可能只是一个古老国家转型的铺路石而已。正如丹青老师所说，你站在历史的烂泥滩里，回头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批年轻人，玩得不知道比你们HIGH到哪里去了，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而今安在乎？噢对了提个醒，你们觉得是“坏人”的当今某个体制内宣传官员，伍皓，就是当年80年代大学生精英哦~想进入体制的谁也别装逼，获利就是获利，投机就是投机，往上爬就是往上爬，赌命运就是赌命运，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一副道德圣徒似的嚷嚷“我要进去改变这个体制”，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昨日看到一条微博——派对的三大招是虚假希望、团伙腐败和army，招招快准狠。然而，虚假希望的泡沫迟早会吹破，团伙腐败迟早会分赃不均，army也不会无条件忠心。船迟早会沉，有趣的是，没人知道船什么时候沉——可能一夜之间，也可能持续很多年。所以，无论你入体制还是反体制，想靠政治捞一把的投机青年，输的概率都最大。还是老实先安身立命，做好自己的事情。事实上，我压根不信没有体制内的配合，纯粹体制外能推动什么变革。未来转型一定是内外合力的。我接受“有污点的国父”，反对清算，也相信变革会先从贵族民主开始。所以进入体制的人心想，换了新船还是需要我来掌舵的，进体制有可能一本万利，稳赚不赔。毕竟任何体制下都需要大量有一线经验的基层公务员，而且转型社会嘛，新体制的既得利 益者大多是之前的原班人马，看俄罗斯就知道了。投机青年反倒可能摘不到什么好果子呦。 不管作何打算，愿赌服输就行。 怎么样，你打算下注，还是逃离这个赌场？                                                                                         （采编：麦静  ; 责编：黄理罡）    

我们小的时候或许都听过类似的故事：一个心系祖国远赴重洋的留学生面对自己的教授对中国说三道四的时候，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反驳，为自己的祖国争取荣誉和尊严，然后教授沉听了会沉默，同学听了会流泪，大家纷纷向他/她投来尊重的目光，从此再也没有人说中国的坏话了。     爱国就要爱自己   文 / 戴冕（南京邮电大学）     昨天同学跟我说了个事，她的一个同学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是总是被外国的学生排除在外，而外国学生们又总是喜欢批评中国说中国的坏话。说来确实挺堵，好像因为国籍自己就在他人面前矮了大半截。不过这其中也包含了矛盾的东西：既想和外国人谈论自己的国家，又不想自己的国家被指指点点而因此让自己难堪。可事实是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弊病，我倒觉得把自己国家的问题拿出来晒晒又有何不可呢？坦然地面对质疑和批评，才真正地能大国的气度不是么？不喜欢听到批评之声恐怕是因为国内耳濡目染的颂扬之声太多吧，空洞而膨胀的爱国情怀就如同气球一样，被细细的针轻轻一戳，顿时便泄了气。 我们小的时候或许都听过类似的故事：一个心系祖国远赴重洋的留学生面对自己的教授对中国说三道四的时候，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反驳，为自己的祖国争取荣誉和尊严，然后教授沉听了会沉默，同学听了会流泪，大家纷纷向他/她投来尊重的目光，从此再也没有人说中国的坏话了。这个故事本身倒无可厚非，可我们很容易因此而产生一种潜意识：外国人总是想方设法攻击我国，而我们为了民族尊严国家荣誉就必须予以严厉回击。这种潜意识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不讲是非只讲立场或者立场第一是非第二。可是当我们的国家被指责每天有三万五千起强制堕胎事件时，当我们的国家被指责用杀伤性武器对待手无寸铁的平民时，当我们的国家被指责因为异议言论就将人非法拘禁私刑拷打时，当我们的国家被指责为了经济收入而摧毁人们的家园逼人自焚时，爱国的人们，你们依然要为了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而愤起回击吗？虚妄的爱国不只让人丧失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泯灭人格强调国格、泯灭人性强调民族性的丑陋本质。一个丧失了人性的国家，爱字从何谈起？爱本身就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啊！     当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传递时遇到了些曲折，某一段传递过程中爱国华侨们对着一个袒护藏人的美国老妇高喊着“中国万岁！”而美国老妇则微笑着回应“中国人万岁，人权万岁！”我当时若在场，肯定会在老妇人面前露了怯。追本溯源，一个国家成立最原始的意义便是要保护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知道，在国家危难时爱国主义往往大行其道，因为国家有难人人自危，人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时候人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就会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参与感，这种参与感让人们意识到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而自己是可以为国运而奋斗的人。爱国的情怀本就来源于此。可看看我们如今的祖国，大多数人们不再热衷国家和社会的事务，虽然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件琐事都与政治关系紧密，可他们却丝毫没有参与感；另一方面，之前提到的那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个国家早已失去了最原始的意义而转为对人民的暴力工具。试问，如此国家，何以爱？ 那些叫嚷着爱国的人们不妨醒醒，先学会爱自己，然后爱他人，再谈爱国吧。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不妨先让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活得有尊严，起码要有生命的尊严。爱国就要爱自己，我相信，比起战胜于朝廷更伟大而更的是战胜于人民。     （采自北斗投稿邮箱   责编：黄理罡）     标签： 爱 , 爱国 , 辱华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留将功罪后人论——中 (1) 夏夜离人殇 (5) 留将功罪后人论（上） (2) 那个流泪的女人不是陌生人 (4) 一种自认温情自甘堕落的向下的力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