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北斗 | <摇光>人人政治动物

支那虽然奉行看上去很美的集体主义制度,可绝大部分支那人骨子里彻彻底底是个自利主义者(这个就无需我多加解释了)。支那伪善的礼义廉耻如同褴褛衣裳,终归遮挡不住支那人丑陋的内心。自从有了自由主义这么一个避风港,加之极权中没有下限的不要脸,一帮子支那犬儒主义自私鬼纷纷褪去身上的破唐服换上劣质洋装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个人主义者,还妄称自私是种理智,不仅可笑,简直可恶!     人人政治动物   文 / 周诗霞(北京服装学院)     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曾说:人类是一种一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确信自身的存在不是一种荒谬的动物。心理学家如此翻译:人们都会对自己的行为、信念和感受加以辩护。当人们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只要有任何可能,都会尽力让自己(或者他人)相信所做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合理的。用我们平日里的大白话讲就是自欺、欺人、被人欺。 本文将立于此点对于从网上的政治控们略加分析,找茬者请自觉绕道。     一、五毛 毫无疑问五毛是从网上最大的政治团体,同时五毛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种:     (一)男默女泪型五毛 一般来说,男默女泪的童鞋跟政治的交集并不大,风花雪月是他们上校内的主要目的。这类人群以不学无术的无脑无知少女为主,在熏陶下她们沉浸于韩剧而流连忘返但并不影响她们茁壮成长,对于洗脑不以为耻反而感恩戴德,显著特点有:热爱长相俊美的周丞相,追捧面目慈祥的温奶奶。平日里,她们上人人传个人嘟嘴露腿露胸照和艹泥马们也相处得其乐融融,但是,一旦发现她们的偶像被艹尼玛攻击便母性大发露护犊之势,脑残言论层出不穷。 此类人最为单纯傻逼便于分析: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是乐于了解一些相反的观点的。反之,一个见识不多不怎么看书的人则不太容易了解相反观点的存在,如果不谈相反的观点,那些见识不多的男默女泪党们是极易被说服的,一旦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则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困惑甚至恼怒。 杰出人物徐小小则是典型中的典型,除了蠢之外,这类人倒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善良。 参照徐小小某天状态: 这个餐馆好贴心啊,老板的儿子看起来像个智障。看见我米饭快没了,菜还很多,主动问我要不我再给我加些米饭。。。感动死了。。。正纠结会吃不饱。。。 所以此类人注定是被人欺、自欺,智商不足欺骗不了别人。 (二)体制内卢瑟五毛 有位叫亚瑟·科恩(Arthur R. Corn)的社会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在一次学生骚乱之后(骚乱中纽黑文市警察做出了出格的反应,野蛮地对待学生),要求耶鲁大学的学生们写一篇短文对警察的行为表示强有力的支持,而这些学生强烈地认为警察的行为一直很恶劣。在撰写短文前,一组学生得到了十美元,另一组学生得到了五美元,还有一组得到了一美元,而第四组学生得到了五十美分。每个学生在短文完成后,都被要求表示各自对警察行为的态度。结果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获得的奖赏越少,学生们态度变化越大。即:得到可怜的五十美分的人对警察的行为最为赞同,而得到十美元的人,对警察的行为支持度最低。     以上行为在心理学中被称之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无论何时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如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而这种现象则被称之为“讲过为真”:人们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但只是在没有充分理由对那些与自己原有的观点进行辩护时才会如此。需要强调的是,假如一个人所表达的看法难以从外部加以辩护(没有足够的物质诱惑),这种人则会试图从内部进行辩护,努力使自己的态度与所表达的看法更加一致。 此类失调五毛常见为军校出身,或者在政府机构里当个上不了台面拿着微薄工资的小公务员。这个案例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体制里当大官的都向往美帝且心照不宣地把孩子往国外送。 代表人物状态后,用拉尔夫·怀特(Ralph White)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当行动与观念不一致时,人便倾向于按照行动来调整他们的观念。所以,状态后被打脸打到鼻青脸肿,死不悔改——一旦人陷入自我辩护的滑坡,就会越来越感到难以放弃自己的行为。简言之,被人欺兼自欺欺人到不能自拔。 GCD应该很为这种强有力的底层建筑感到自豪。   二、草泥马 能与五毛党分庭抗礼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草泥马军团。总体而言,草泥马的姿势水平完爆五毛党好几条街,但其良莠不齐的局面也不容忽视。以下言论只论现象,不针对个人。     (一)自我陶醉的草泥马 草泥马相对于五毛党的优越感来源于草泥马相对于五毛党的“见多”(识广倒不完全谈得上),常见于他们套用先帝的名言:你们啊,图僧破,拿衣服! 他们自我陶醉式的自尊是不容侵犯的,一旦有人对他们提出质疑,他们便会强力反击,不管到底错没错,先给对方扣上五毛的帽子再说。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草泥马内部互相打斗的场面——而且此类草泥马的攻击性也比常人强,少则状态互骂,重则檄文讨伐,好不热闹,堪称为校内一大奇观。 而这种自我陶醉式的高自尊,根本不是真实的高自尊,它是建立在不安全感上的脆弱的自我吹捧,一旦这种自尊受到批评,草泥马便会攻击批判者以尽力获得平衡并修复收到威胁的自我形象。 (二)伪装成自由主义者的犬儒式草泥马 有一类草泥马,看了点哈耶克,读了些奥威尔,知道点安·兰德,懂得人终究是自私的动物,便以自由主义里的个人主义者自称(鄙人自毙),对支那的集体主义制度深恶痛绝。 乍一看方佛参透世事,自私悲观冷漠,颇有二次元腹黑美少年风范,实则软弱无力,面目可憎。刘瑜在某篇文章提到有些人是理性的无知,我在这号人这儿倒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无知的理性。     要知道,支那虽然奉行看上去很美的集体主义制度,可绝大部分支那人骨子里彻彻底底是个自利主义者(这个就无需我多加解释了)。支那伪善的礼义廉耻如同褴褛衣裳,终归遮挡不住支那人丑陋的内心。自从有了自由主义这么一个避风港,加之极权中没有下限的不要脸,一帮子支那犬儒主义自私鬼纷纷褪去身上的破唐服换上劣质洋装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个人主义者,还妄称自私是种理智,不仅可笑,简直可恶! 套用校内一位名叫王啸天同学的文章《其实施特劳斯相当不错的》里的例子: 譬如大家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它是自治的。政治学更愿意看到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大家在花园里嬉戏游闹,下棋跳舞,某家有困难了,大家你一件我一件帮助他。而自由主义更愿意看到的是,我的家里会不会有人偷东西,是不是会有人唱歌打扰我睡眠,我付了物业费,只要某些地方不好了,我便会跑到物业质疑:“你们都干什么了,拿我的钱想吃白饭呀?”为什么政治学更看重奉献呢,假设有一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小区,搞某个工程却平均凑不齐那么多钱,自由主义的有钱人交了一份子,剩下的他要财产权的保护,而另一个比较注重公共集体的有钱人,慷慨一声:“没事,剩下的钱我掏了。我有钱,应该的。”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否认这种美德的存在:装什么逼,有钱显摆是吧。他们觉得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想,这个人肯定有意图,是不是为了图个好名声以后好卖大家什么东西呢。 自由主义最烦的是人家跟它讲美德,有时觉得那是一种道德压迫,政治比较看重美德。政治不希望人们为了权利你争我吵,没完没了,而希望大家能够互相谦让,甚至在某时候忍让自己的权利来达到群体的和谐。 我不能说所有,但是大部分的自由个人主义右棍已然自私得令人发指了,他们非得把人互助互利的社会性需要当成是一种伪善,个人主义没学好倒是在唯我主义(我在此的唯我主义意为唯我独尊主义而非英文为Solipsism的哲学上的唯我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不推行集体主义就一定要完全推行个人主义的水平上,要知道,世界上大多数事物和问题并非绝对白色或者绝对黑色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灰色地带。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却缺乏自由主义的精髓——质疑精神,那还谈什么自由主义! 毛姆的自传型小说《人生的枷锁》以及《月亮与六便士》里给出不少自由个人主义者的例子,典型的有诗人克朗肖和画家思特里克兰德,下面抄送一段克朗肖与《人生的枷锁》男主角菲利普的对话:   克朗肖:“我只替自己说话,只有当我的活动受到别人限制时,我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就他们来说,每个人的周围,也就有一个世界在不停转动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也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个人的能力大小,划定了我对世人的权限范围。只要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尽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爱群居交际,所以才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和舆论力量来维系的。于是你面前就出现了以社会为一方,而以个人为另一方的阵势:双方都是致力于自我保存的有机体。彼此进行着力的较量。我孑然一身,只得接受社会现实。不过也谈不上过分勉强,因为我作为一个弱者,纳了税,就可换得社会的保护,免受强者的欺凌。不过我是迫于无奈才屈服于它的法律的。我不承认法律的正义性:我不懂得何谓正义,只知道什么是权利。譬如说:我生活在一个征兵制的国家里,我为获得警察的保护而纳了税,还在军队里服过兵役(这个军队必须使我的房屋田产免受侵犯),这样我就不再欠社会什么了。接下来,我就凭借自己的老谋深算来同社会的力量巧妙周旋。社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制定了法律,如果我犯了法,社会就会把我投入监狱,甚至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么做,所以也就拥有了这份权力。假如我犯了法,我甘愿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绝不会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惩罚,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犯了什么罪。社会用名誉、财富以及同胞们的褒奖作诱饵,想诱使我为它效劳,可是同胞们的褒奖,我不稀罕,名誉,我也不放在眼里。我虽无万贯家产,日子不也过得挺好。” 菲利普:“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社会岂不立即分崩离析了!” 克朗肖:“别人和我有何相干?我只关心我自己。反正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捞名获利才干事的,而他们干的事总会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乐得坐享其成呢。” 菲利普:“我觉得你这么看问题,未免太自私了吧。” 克朗肖:“难道你以为世人做事竟有不出于利己动机的?” 菲利普:“是的。” 克朗肖:“我看不可能有。等你年事稍长,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容忍的生活场所,首先得承认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画家诗人学术分子等作为个人主义者是不错的,因为只想着自己才能成事(典型的自私鬼),但是终其一生结局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像克朗肖和思特里克兰德孑然一身,最后远离家乡死于病患(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成就)。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当上大学者诗人画家的。既然要民主,是要承认人是自私的,但是也要认识到,人除了自私还有仁爱等等特质存在。 《自由钟与美国精神》里有段话很到位:从社会角度讲,自由无法至上,因为它脱离不了社会对传统的“Virtue”的尊重,而“Virtue”的核心又是“Faith,Hope,Charity”。 提自由主义不得不说到两位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和安·兰德。他被称为自由主义反讽者,她则是上个世纪的美国引导思想革命的自由主义先知,二人都标榜自己为“美国公民”。为何?因为只有象征着“Faith,Hope,Charity”的美国足够宽厚去包容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们。可如果人人都提倡个人主义,那还哪里来的“Faith,Hope,Charity”? 还有人说:自由意志主义的毛病在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永久悖论所造成的。我不禁哑然,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是个多么万能的句式啊,无政府主义、功利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往里装了!既然能看到人自身的局限性,那怎么不去看到任何一种主义都有其局限性呢? 话说得文雅点:你们这是贪爱新奇胜于追求真理。说得难听点不就是跟屎吃屁吗? 可想而知,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草泥马也是意淫爱好者。 最后套用杨溪同学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列宁同志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所以主义是唬人的,聪明和笨才是区分人群的分界线。     写于2011年8月22日晚     (采编:黄理罡;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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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 成圣又如何

给张宏杰的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写的书评,载于《南方周末》 ---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 “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以德治国”的危险在于,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象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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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 十问

《第一财经周刊》 ------- 01 你当学生时,是讲座爱好者吗?有过希望少走弯路,获得点拨,迅速豁然开朗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一切学习本质上是自学。指望别人来“点拨”,从而“迅速豁然开朗”,不是老实的学习态度,和想靠吃补品而不是锻炼来获取健康是一个路子,而且是注定失败的路子。当然,有时你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一些思考和学习的方法,但这也要靠你自己的领悟和揣摩。此外,我觉得“走弯路”是学习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往往特别扎实。 02 最近觉得有趣的观点是? 说是有科学家发现,人的政治倾向和特定的基因相关,就是说,政治观念的基础是生物性的。 03 人们都在说多样性,但事实上又憎恨多样性,比如观点不一的人会被简洁地骂为傻X。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从第一次和人在网上辩论,到今天,你觉得争鸣和辩论环境有所改善吗? 对不同意见者上来就“傻叉”、“脑残”,是特别中国特色的事情。当然国外也有,但不像中国这么普遍和极端。这情况好像这些年也没什么好转。我以前觉得,只要理是对的,语言粗俗也没什么。后来慢慢开始反思这一点,主要是对骂不利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向纵深处发展,也不利于观念的传播。何况多数骂人的人话糙理也糙,只是用骂人来取代说理而已,豪气下面是懒惰。当然人在逼急了或者在“自卫反击”的情况下骂人,我也能理解。 04 你觉得关心公共生活、社会公正的人其实只是一小撮吗? 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关心公共领域的一般来说是“一小撮”,这符合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行为的受益者分母太大时,一般只有极少的人会“傻”到愿意去做这件事—这种“傻”要么是因为“理想主义”的强大激励,要么是有人以公共事业为职业(这样他能获得额外的个体性激励)。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喝,是这个意思的简洁版本。 05 决定回国之前纠结吗?现在感觉如何?有什么不适应的么? 没有纠结。现在和我之前预想的差不多,无论是好处还是坏处。比较不适应的是很难买到无糖的健怡可乐。 06 为了让别人(比如说亲人)满意,你做的较大的一次妥协是? 如果没有父母亲友,我很可能会去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当然现在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至少会因他们的担心而推迟。 07 什么东西是你早年深信不疑如今深表怀疑的? 我以前相信理性的力量,现在觉得人人脑子里都筑满了高墙,理性未必能穿透它。 08 从审美角度说,生活中你最讨厌的几样东西是?觉得“不亦乐乎”的几件事呢? LV包、春晚、武打片。我觉得它们是美的敌人。最不亦乐乎的事情:读书、听音乐、发呆。 09 最爱的“死”男人和“活”男人,请各说一个吧。 可爱的已逝的男人,第一个蹦到我脑海里的是杨小凯。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政见学识等,而且因为他身上那种枝繁叶茂的生命力。很爱的“活”男人是歌手Tom Waits,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完美”的定义。 10 生活中最近的一件新鲜事是? 想了五分钟,愣是没想出新鲜事。开微博算不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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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 那些剩下的东西

朋友的命题作文(“灵魂”),载于一个新杂志《全球商业经典》 -------- 我不怎么喜欢《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据说它得过很多大奖,赢得过无数热泪。 因为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活着”本身是最高价值。电影里的人物,都好像从不追问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对错,只是默默地忍受,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把参加革命的证明裱起来贴到墙上,兴高采烈地参与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往家里刷文革宣传画。对文革中倒了霉的春生,家珍大喊:“你要好好活着!” 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斑马也是这样的。北极寒风中发抖的企鹅也是这样。其实说到在夹缝中求生存,蟑螂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精神的人,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至少,我不相信有一个寄居在我们身体里的、等我们死的时候烟圈一样溜走、然后排队进入天堂地狱或者转世的灵魂。 可是,那么,如何形容概括那种我认为人内心应该有的、追问是非的力量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里?又为什么有时会熄灭? 灵魂还是存在的吧。 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当然你叫它“嘟嘟嘟”或者“咕咕咕”也行,叫它“加菲”也行。 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有一回,在一个餐厅吃饭,餐厅突然开始放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好听到令人窒息,而周围大家还在若无其事地狼吞虎咽,“你们难道注意不到吗?”这事真叫我抓狂。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全体起立敬礼呢。 灵魂甚至还激发科学精神。古往今来,有多少苹果砸中过多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叫牛顿的人会抬起头,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不但思考,还研究,还从苹果身上扯出一整套现代物理,就象魔术师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彩绸。牛顿一定有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灵魂,像大食堂里的蒸笼。我甚至怀疑,在凝视那只苹果时,他就是上帝本人。 我当然不相信所有人的灵魂同质同量。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死了,都会轻21克,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灵魂重量都一样,21克。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平均主义思潮的毒害。每个人的灵魂怎么会一样重呢?博尔赫斯能为掉进大海的一枚硬币写一首诗,而金正日甚至不能为饥肠辘辘的一代人起一点恻隐之心。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灵魂碧波荡漾,而金正日的寸草不生。 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头,拴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电影《The Road》里,因为饥饿,所有人都开始吃人了,但是那个男主角爸爸就是不肯吃,因为他要守住“心中那点火焰”,结果他死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鲁宾逊不肯听从父亲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 这样看来,闹灵魂这事,很有可能是种灾难。二、三级的灵魂还行,那叫春风拂面。谁要是闹十级以上的灵魂就玩完了,因为它会将生活连根拔起。这事想想真不公平。仅仅因为你对真善美的敏感,你就要为之受到处罚。当朋友抱怨他们找不到爱情因为他们想找的是“soulmate”时,我也忍不住感叹,唉,灵魂!女的漂亮,男的有钱,还不够吗?还要灵魂! 当然灵魂的重负肯定也不是没有好处。有诗云: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最好的风光,就得爬到最危险的高峰去。对此尼采表示“顶”。他说,从存在中收获最大成果和快乐的秘密就是危险地生活。 相信灵魂有丰盈和干枯之分,这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间接肯定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何以重要?因为在我所有的恐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木偶而已?我有一条小狗,我每天回家时,它都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我的到来。我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总是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我还有个朋友也有一条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跑到门口欢呼雀跃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这事让我觉得,小狗本质上是一种木偶。上帝给它的“程序设计”就是:当主人回家,它就冲到门口欢呼雀跃。好像没听说哪只小狗,无病无灾时会趴那冷冷地看着回家的主人,想,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滚。 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程序固定的木偶?我读过立夫顿写的 《洗脑》,他是个心理学家,把洗脑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等N个步骤,并用来分析某国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此书读得我毛骨悚然,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甲乙丙丁,人们一个个地按部就班地被洗脑。人的这种机械性,真叫我抓狂。以至于作为一个被贴上“自由主义者”标签的人,我现在每每看到“国家主义者”的言论,生气之余还会心下有点暗喜,因为人和人如此不同,说明自由意志是存在的有木有。 当然这很可能是高兴得太早。也许只是上帝在造人时比造小狗时,配方更复杂了一点而已。我读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是有自由倾向的人,基因有特定的构造。我还知道,人们患上抑郁症,常常是因为脑子里一种叫serotonin的物质太少。这样的信息叫我捏一把汗,因为谁知道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否只是个化学方程式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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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作者:刘瑜 来源:财新《新世纪》2011年第33期 来源日期:2011-8-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8-21 10:24:26 阅读量:32次 无知可以带来利益或者安全;无知可以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 “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认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 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四成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打开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同理,美国右翼又有几个愿意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3.75美元。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大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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