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水

于是，很多原本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思考的问题，就这样被地域优越感搅成了一滩浑水。就像这次的北京暴雨。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灾难面前出现的总是小人物的史诗，功绩面前的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小人物的突出恰恰反映了公共系统的无能。不要再让我看见什么“众志成城，人身铸成的钢铁长城”一类的字眼了。这不应该出现。说得难听点，是让个体的高尚为体制的无能买单。原本应该依赖制度化的建设解决的问题，反而要依赖民间的善良来缓解（之所以不用解决，是因为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这种不专业且不成规模的善举只能被称为杯水车薪），除了荒谬，我想不出别的词汇。     失焦的槽点 ——写在北京的暴雨后   张诗卉（清华大学）     作为一个身在帝都的南方人，在帝都暴雨后我的人人微博上出现了以北京暴雨为关键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刷屏状态：众多北京同学疯转的小人物的史诗、北京坚强等等的煽情字眼；部分南方同学一脸不屑的口吻认为这次暴雨以南方的标准来看根本不算什么，北京人太矫情。于是一场骂战再次爆发，“傻逼”“支京”等等地图炮专有名词又一次占据了网络舆论的半壁江山。 首先澄清一点，我对昨天在暴雨中牺牲的死者并非抱有任何的不敬，相反，我认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英雄。但是，抱着绝对的“死者为大”的道德大棒强行要求所有人，尤其是并不了解情况的人和你们一样悲痛，哀伤。对不起，你们没有这个资格。“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任何降临在个人身上的灾难注定都有一个影响力的界限，强求界限之外的人和自己感同身受，即便是在这个信息并不对称的所谓信息时代，依然显得太幼稚。因此，在昨天刚刚开始下暴雨，有人员伤亡的事实并未得到广泛知晓的时候，外地人一句“本地天气很好，帝都的童鞋小心”是否一定就是居心叵测的嘲笑？恐怕，更好的解释是悲伤所导致的神经过敏。而更为居心叵测的一种揣测是，让某些人迫不及待地骂出“外地逼”三个字的，绝不是悲伤，只是地域优越感的又一次集中发泄。     其次，对于部分南方童鞋的不屑，我只想提一件事：08年的南方雪灾。当时开始闹雪灾的时候，确实有部分北方人把南方人的惊恐看成是少见多怪。的确，从绝对值来讲，当时南方的雪灾在某些北方城市看来是在是不算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南方某些人的不屑和当年的北方人，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少见才会多怪，但是多见不代表你多优秀，更不代表嘲笑的资格。更何况，南方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看海的壮景，只不过经过这样多次暴雨的洗礼，南方人早习以为常，不觉得这么大点事值得喊出“XX坚强”这样的字眼。可是，所谓此人之肉彼人之毒，自己觉得淡定的事情没必要强求别人淡定。风水轮流转，谁知道下一个倒霉的是谁。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部分北京人和部分南方人对待这次帝都暴雨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源的：又是地域优越感在作怪。从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到前鼻音后鼻音的发音再到今天的暴雨骂战，一切南北对垒的潜台词都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可是，任何人都是自身环境的囚徒，换句话说，绝对的客观尺度是不存在的。从你一出生起，你的价值判断就不断地被周围的环境影响，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信仰。而这些信仰，只能说，你信，就信了，无从判断真假。正因为如此，对价值观的优劣正误判断，多数情况下，就成了流于表面的骂战。因为，参与其中的所有人，只知道“自己好”，但是无法从逻辑上证明“自己好”，于是，只能诉诸于两种形式：一、“我就是好我就是好”，具体表现为诸如“XX的女孩，就是这样……”充满着无限优越感的段子，但是很不幸这样的段子往往把地域的名称隐去，就完全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二、“你就是不好你就是不好”，具体表现为诸如“真搞不懂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但是事情往往是相对的，你搞不懂别人的时候，别人恰恰也搞不懂你，你也是你眼中的奇葩眼中的奇葩。 地域优越感本身不可怕，这在任何人群中都无法避免。只要人和人之间一天还有差别，地域优越感就一天不会消失。因为人毕竟是社会动物，需要一种对自身归属的认同感来实现自身认同，这种认同无可厚非。可怕的是排他式的优越感。但是很遗憾，至少目前来看，地域优越感的排他性几乎和地域优越感是高度并存的，古今中外皆如此。黄西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就谈过“我在亚利桑那州（支持共和党为主）讲笑话，如果涉及到黄种人，他们能够理解，报以善意的笑；但是，当我讲起和佐治亚州（支持民主党为主）有关的笑话，观众就会报以嘘声”。也许这个例子有点不太恰当，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比起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有些时候只会有过之而不及。 尽管如此，地域优越感本身不应该过多地为网络骂战背黑锅。毕竟，既然排他性的地域优越感是普世性的存在，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不只中国）地域优越感总是屡屡被拿出来说事？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后来某一天重读《阿Q正传》的时候想通了。里面有个情节说阿Q上过城，知道城里的煎鱼放的不是简单的大葱，而是切细的葱丝，于是很鄙薄城里人，觉得那是错的，但同时又非常自豪，因为未庄人没见过城里的煎鱼。地域优越感之所以会成为某些人精神生活（姑且让我称之为精神生活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和阿Q一样，在自己本身找不到优越感。换句话说，自己不值得自己骄傲，那就让自己所在的地方让自己骄傲吧。于是，这样的骄傲很多时候显得非常的无理取闹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和要起面子来的人谈理智无异于对牛弹琴。 于是，很多原本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思考的问题，就这样被地域优越感搅成了一滩浑水。就像这次的北京暴雨。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灾难面前出现的总是小人物的史诗，功绩面前的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小人物的突出恰恰反映了公共系统的无能。不要再让我看见什么“众志成城，人身铸成的钢铁长城”一类的字眼了。这不应该出现。说得难听点，是让个体的高尚为体制的无能买单。原本应该依赖制度化的建设解决的问题，反而要依赖民间的善良来缓解（之所以不用解决，是因为在突发性公共事件面前，这种不专业且不成规模的善举只能被称为杯水车薪），除了荒谬，我想不出别的词汇。 失焦的槽点，反映的是真正舆论监督的缺位，背后，也许巨大的国家机器正在庆幸又逃过了一劫。     （采编：黄理罡 责编：黄理罡）     您可能也喜欢： ＜北京7.21雨灾专题特稿＞你的名字 你的故事 ＜开阳＞从北京大雨看民众自治的前景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天玑＞四城记（四）北京 ＜天权＞北京的金山上 无觅

社会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避免了政府和民众直接对话而可能出现的对抗与冲突，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将人们的不同需求有组织地集合，反映给政府，也使得质疑、对话更加平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极端行为的出现。     从北京大雨看民众自治的前景   文/刘晓川（中国人民大学）     昨天，我的家乡北京经历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很不巧，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弄得妈妈提心吊胆了一晚上。结果今天被她唠叨了整整一天：“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你就该住学校……” 这一天，我也一直盯着人人、微博的言论，有公知的，也有普通网民的。和很多热点事件一样，这次网络上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之势——抛开大家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的问题不说，我只想从“民众自治”的角度谈谈我从这场大雨中得到的体会。 分析问题的这个角度，我是从这两方面想到的——很多民众自发开上私家车，组成车队参与救援；这两天正在写有关“官民共治”“政社合作”的课题，恰好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可有如下的分析角度：   一、今后“民众自治”的发展方向如何？ 我们看到，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相关提示，提示那些去机场救援的私家车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即使是民众自发的救援行动，也需要有组织地指挥、调度，即使这个组织是临时的、因为某一个紧急任务而建立的。这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定律——“纵然组织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离开组织的束缚。组织是人类在当前有限理性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因此，今后“民众自治”的发展方向很明确——通过推动基层（草根）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民众自治”。比如，何不以这次的大雨救助为契机，成立一个“救助协会”性质的组织呢？ 而结成组织的最直接目的只有一个——促进救助和相关事宜的专业化、提高救助的效率。设想一下，假设昨天的救助行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单个的私家车主缺乏足够的信息，而根据自己的“想当然”参与救助，情况会是如何呢？——估计是更多的私家车被困途中、造成了更大的救援压力。 我在写课题的时候曾说：社会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避免了政府和民众直接对话而可能出现的对抗与冲突，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将人们的不同需求有组织地集合，反映给政府，也使得质疑、对话更加平和，最大程度得避免了极端行为的出现。回顾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的“热点事件”，很多极端的维权方式都是因为缺少有组织得表达需求，以至于出现单枪匹马、自我维权的现象，甚而造出“新闻事件”发泄自己的不满、引起公众和更高层级政府的注意。比如，开胸验肺、唐福珍自焚、杨佳袭警等事件。 因此，既满足了民众的参与需求，又避免了“过于碎片化”而导致的“无政府主义”现象，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   二、如何看待“民众自治”同“政府管理”的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样一个理念：二者绝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各得其所”的关系。 作为三个最基本的治理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我曾经做过总结——建国初到改革前，我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社会的作用；而改革初期到本世纪初，我们又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十六大以来，政府逐渐意识到了“提供公共服务”是自己的基本职责，那么，展望今后的社会管理，我们的方向在哪呢？很简单——从一元模式（政府或市场）、二元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到三元治理模式（政府+市场+社会）。这意味着，这三个主体应在互动、对话中达到一种“平衡”，而非彼此质疑、不信任、甚至试图互相取代。 以昨天的暴雨为例，决不能因为民众自发组织其救援队，政府就可以袖手旁观。而在昨晚，政府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武警和消防人员抢险，这就是政府职责的体现。联想到美国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由于三种机制发生作用的时间先后、强度各有不同，导致此次飓风的救助使得布什政府的信任度在一年之内急剧下降。当时有这样一个现象——无家可归、等待救助的全是当地中下层人员，这显然是“市场”机制主要发生了作用。而小布什政府想进行救援，按照他在《抉择时刻》里的表述，他想派救援部队到路易斯安那州，但被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无情地拒绝——州长认为小布什的做法侵犯了路易斯安那州的自治权。当然，这涉及到美国联邦制如何完善的问题，本文不过多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力量在此次台风的救助中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力度上都有所不足。 那么我国政府在自然灾害中的救援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呢？笔者认为，专业化是最直接的答案。比如，假定排水设施承载力维持现状的前提下，莲花桥每次一下大暴雨就成海，那就应该采取封路措施，不让行人、车辆通过，如果提早封路的话，估计就不会出现车主被困水中窒息而亡的惨剧了。 因此，我们如果承认了“共治”的模型，就知道应该如何看待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郭美美事件”之后，慈善组织该如何发展呢？ 有的人提出这样的解决之道——既然慈善组织存在这么多漏洞，以后救灾款直接由民政部门管理、划拨，就能避免此类问题。这种方法还是没有脱离过去的“一元模式”“二元治理模式”的束缚。笔者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促进社会组织的竞争提高其透明度和业务水平。 比如，假定有几十上百家慈善组织可供我作为捐款的对象，那么这些组织就会自觉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以招致更多的信任、吸收更多的捐款、最大程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如果除了红十字会没别的地方可以捐款的话，红十字会自然没有动力改善自己的管理水平。 此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责任也少不了“监管”二字——像台湾的“公法人”组织，就要定期向立法会、审计署等组织汇报、接受其质询。 其实，无论是毛寿龙老师推崇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是张康之老师自己构建的“权治、法治、德治”的平衡，其本质都在于——社会各治理主体相互制约、彼此平衡，通过力量的平衡推动治理的长治久安。   三、如何看待在民众自治中的“利他主义” 这里的“利他主义”，如果换一个表述，应该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即“同床异梦”（相异于政府管理的“同床同梦”、市场机制的“异床异梦”——来自于张璋老师在“公共行政学说史”课上的比喻）。这种“利他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 如果按照康德的理论，利他主义有两种——纯粹的利他主义、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利他主义（我不是学哲学的，加之康德的理论很博大精深，我只能通俗地予以转述）。纯粹的利他主义，就类似于“做好事不留名”“白求恩”等；而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利他主义，则是这样一种情境——为何很多外国人这么爱让别人“搭顺风车”？他们的逻辑是——这次我帮助了别人，下回我的车抛锚了肯定也会有别人帮助我。也好像我们坐公交车劝别人给老人让座时常说的那句话“谁都有老的时候”。这两种利他主义有何不同呢？最根本就在于，对人的假定不同，也即社会形态不同所产生的人的动机不同。纯粹的利他主义，比较适合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即每个人的道德水平极高；而现代社会的基本假定则是——人是理性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由此产生了现代经济学、代议制民主等制度。两种利他主义，如果从比例上看，必然是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占主要、虽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有“纯粹性”的成分——就好像斯密的“两大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同等重要一样。像“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模范”他们的纯粹性就比我们多很多，但不能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一点没有纯粹性。但小悦悦事件暴露的问题则是——利己主义的“趋利避害性”战胜了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利他主义和纯粹性的利他主义。 因此，我真希望能以昨天大雨的“救援队”为契机，在我们的社会上形成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就好像，A同学帮B同学辅导英语、B同学帮A同学辅导数学一样…… 但要形成这样一个社会，显然离不开下一个问题——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   四、如何重建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最近“微信”频频爆出的“摇一摇骗局”，一直就很热的“职业乞讨团伙”，还有我们很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的——做调研越来越难，很多人在填问卷、接受访谈的时候总是不诚实、不说实话…… 而上个月初的中美公共管理论坛上，蓝志勇老师的20分钟主题发言也是“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未摆脱传统社会信任机制的一些特点，即“差序格局”。要是再细分的话，先后关系依次是血缘、地缘、业缘……血缘关系，很多温州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而在这些企业家看来“家族企业是最符合当前环境的公司运营模式”；地缘关系，我们那么热衷于参加“老乡会”的活动就是体现；业缘关系，从高层到基层都有体现——高层有团派、太子党、石油帮，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根据所学专业、文理分科确定与人的亲疏程度。 二是陌生人社会不可避免了到来了，中国社会有一些“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是不稳固的——比如，昨晚下大雨，微博上那么多人关心住在地下室的人们，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机场接送陌生人，甚至为陌生人提供暂时落脚的地方，这些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存在“信任关系”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很多地方老年人摔倒没人去扶、现代住宅邻里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低信任关系”的一面。我下午也在思考——为什么下大雨的时候，那么多人免费为陌生人提供救助，而日常生活中甚至熟人之间还经常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种矛盾的现象因何产生呢？ 经过徐南南同学的提示，“利益”二字的分量很重，或者说是“纯粹性”和“利益”二字孰轻孰重的问题——老人摔倒，我不想当彭宇、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失，所以我不去搀扶；下大雨接送陌生人，除了一些油钱，我不会产生什么利益损失，“助人为乐”也是我应该为社会尽的一份责任，因此“纯粹性”战胜了“利益”的盘算，感人的画面产生了；我们俩关系再好，但涨工资、晋升的机会只有一个，非此即彼，面对生存的压力，我不得不展现“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这样的算计——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动物、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促进社会中“善”的水平的提高，“共同的善”也是“公正”的真谛。但回顾上海“钓鱼执法”、“彭宇案”等争议声音大的案件判决，每出一次“新闻事件”，陌生人社会的“信任程度”就降低一点，这实在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而激发人类潜在的“恶”，也是众多学者所批判的科层制的弊端。比如，帕金森定律中的一个重要结论——上级政府不会安排一个下级，而会安排2个以上的下级，并鼓励他们相互竞争，以保证自身权力的稳固，下级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所以，科层制所产生的“机构臃肿”“防卫型的官僚人格”也就不足为怪了——“文革”中鼓励全民“互相揭发”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也是当前提升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人们只有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够更好地彼此了解、彼此合作、以致彼此信任。   五、我如何看待网上的“论战” 网上很多人对政府在排水设施建设、救助速度等方面产生了质疑，另一些人又在反击——你们怎么偏偏只看到不好的一面而忽略好的一面、感人的一面？ 这不禁让我想起这样一件事——去年8月份，毛寿龙老师邀请了普京的前经济顾问来人大讲座。这个顾问一上来就说——同样半杯水，本国人只看到“还差半杯”，而外国人通常看到“已经盛满半杯了”，比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极其庞大的国有石油公司，我看俄罗斯的石油公司问题多得不得了、但我看中石油中石化却觉得俄罗斯真得好好学学这两家公司，估计中国人的看法是相反吧……的确，中石油中石化在国内已经被经济学家和公众批判得体无完肤了。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虽然是个贬义句子，但却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缺陷的真实写照——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心理。比如，为人父母的，明明自己孩子已经很优秀了，但还天天说“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明明自己的成长环境已经很优越了，但还天天抱怨“我不如XXX过得好”；明明自己的政府已经很高效透明了，却偏偏觉得别的国家的政府更值得学习（比如，在很多内地人看来，马英九正面形象大于负面形象，但在台湾本地，马英九却天天被人在FACEBOOK主页上质疑，甚至一位台湾教授去年来人大做讲座的时候还说了他一堆缺点……）；再比如，我今年去西班牙，和格拉纳达那个导游聊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西班牙政府机构臃肿，西班牙社会已经被政客绑架，各自治区其实就是政客们为了自己利益设想出来的一种制度，但是各自治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差别；相反，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倒不错……”；包括我前面的分析，不也是好坏并存吗——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关注啊。 说到这，我忽然想到我导师3年前上课时跟我们说的一句肺腑之言，那个学期她给我们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有一次课讲“绩效管理”，她最后说：“咱们这么大力度地引入绩效管理，从企业到政府，就是一个目的——通过绩效考评发现问题、进而改进问题。老师跟你们说一句肺腑之言，以后你们无论是继续读书还是工作，老师、领导说你说得越多，其实是越信任你、觉得你是个可塑之才，如果领导觉得你朽木不可雕也了，直接把你打入冷宫、对你不闻不问，那样好吗？” 是啊，这么多人批判政府，不就为了政府明天能变得更好吗！比起那些天天为政府唱赞歌，转而“用脚投票”移民别的国家的人，哪种对社会的进步更加有用呢？因此，我们的政府真得放开胸怀、放低身段、虚心听取民众的批评意见、改进自身工作……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问题时也要秉承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对事不对人，你可以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但你不能通过人身攻 击的方法来佐证你的反驳意见。在探讨问题时，我们应当从基本事实出发，本着理性、客观的原则深入思考，不能浅尝辄止、被假象所迷惑。 对“民众自治”，我们喜欢用这两种方式予以反驳：一是党的“全能主义”背景下，是不可能自治的；二是当前中国民众的素质不适合自治。这两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尤其是第二种——分析人人、微博上“论战”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民众的确需要更加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但是，正如蔡定剑在《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民众开始并尝试自治了，他们的素质才能切实得到提高。并且，近年来民政部、广东省的许多做法已经在提示我们——将来的趋势必将是逐步放权的，虽然这种趋势可能会有些缓慢。所以，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原副校长谢韬所说“中国的民主是‘等’和‘促’的结合”——我们一方面要对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中国民主的“社会资本”。   扩展阅读：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民主及其批评者》《多元民主的困境》，张静《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 注：原文地址： http://blog.renren.com/blog/233495177/862367244     （采编：董一儒；责编：马特）     您可能也喜欢： ＜北京7.21雨灾专题特稿＞你的名字 你的故事 ＜天枢＞失焦的槽点——写在北京的暴雨后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天玑＞四城记（四）北京 ＜摇光＞民众的狂欢 无觅

每次灾害发生，只要一有人提出问责，就会有人跳出来含泪劝告要理解政府。在别人已经宣告胜利的时候，你还不去追责，还要理解并赞美，那不是给他们埋下了下一次胜利的伏笔么？这种因为没有死足够多的人而被宣布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吧。从免费午餐到北京人私家车去接人，中国的民众替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但是纳税并没有减少，问责也并没有成为权力。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只做好事不提问责的善良民众，纵容出这么一个政府。作为民众，对自己花钱供养的政府，怎么苛责都不过分，若政府觉得委屈，他自然可以选择辞职，另找工作，不用你纳税人杞人忧天的替他打抱不平。     永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   文/放风筝的唐僧(University of Leicester)     自从我出国以来，时不时我妈就会在电话里就会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经常被问的一头雾水，但是我妈显然很担心，她告诉我，她在新闻里看到英国的房子都泡在水里，一片狼藉。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只能安慰她，7.24可能是个别地区吧，反正我这没事。我当然知道，我妈是太关心我，看到英国出了点什么事，就害怕我也会遇上，以为英国各地处处都有我的身影。被问了太多次，我就好奇，作为一个连网都不上的人，她怎么对英国这边的这种鸡毛蒜皮的事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她从哪知道的啊？ 大约去年这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北京观海图，周末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又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笑了，对她说：“我是没见到大水，不过北京被淹了，你知道不？”我妈很惊讶：“啊？！没听说啊。”北京离我家不到600公里，是英国离我家的1/20。可见，对于像我妈这样的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对外国人受苦受难的感受都远远大于对身边人苦难的感知。在离自己不到600公里的首都发生的灾难，对很多国人的冲击力都不如万里之外某个犄角旮旯发了场洪水，喷了个火山。这恐怕得归功于每天新闻联播最后那五分钟，那真的是神一样的五分钟，编导们以举世罕见的耐心，把一条条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信息灌输给99%和那些地方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们。 出国后，我经常怀疑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被方校长铸成的新长城阻断的不仅仅是非死不可和推特，更是信息的流通和对世界的认识。比如，在我的一些朋友眼里，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好像是崩溃在即，民不聊生。我只能一遍遍的告诉他们，这里其实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物价有上涨，但没有豆你玩，蒜你狠，牛奶、面包、咖啡、黄油这些基本生活品，三年来都没涨价，我这个拿着比清洁工工资还低的底层人民在这里依然不需要在衣食住行上有丝毫节省。更有趣的是上次年轻人暴乱的时候，有人问我，英国人民是不是起义了？我还看到有些人在国内对着网线高潮：“看来还是马克思看的准呐，这资本主义社会每隔几年就要来次经济危机，一有经济危机，国内的老百姓就要革命啦。” 井底之蛙看到掠过井口的飞鸟，转瞬即逝，以为别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瞬，然后洋洋自得于自己活得比别人都久，实在是生活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啊。却不知道，自己其实身陷囹圄。     井底之蛙的一个优点是很喜欢替把自己关在井底的那个人辩护。前两天北京一场大雨让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就失去了生命，在政府还没来得及宣布胜利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因为各种各样不利因素，政府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刷微博，刚开始还看到大家在调侃，北京又可以看海了，过了一会，就看到很多人被困在水里，被滞留机场，被无家可归。接着，微博上的气氛变得凝重和紧张起来，我也意识到，可能要出人命了。再接着，我看到望京有人组织私家车去首都机场接人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愿意打开办公室接纳附近暂时回不去家的人。我一直在刷微博，却一直没有看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告，也没有看到任何来自政府有组织的救援，哪怕普通公民都已经开始自发救援了。那天晚上，很多基层公务员在自发地坚守着自己的职业准则，普通老百姓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准。在这样一个连NGO都动不动被定义为非法组织的国度，民众这种自发的行为深刻的证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着天然的公民社会的土壤。无论是私家车接人，还是打开办公室接纳陌生人，无论放在哪个发达国家，也都是可以上新闻头条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素质来配得上自己的人民，整整一夜，他们都是旁观者，北京人民在自己救自己。更可悲的是，表现如此优异的北京市民在灾害过后，却第一时间的被政府当成了不稳定因素。如果好人需要被维稳，那么维稳的人是什么人？ 我想，无政府状态下的比利时人民遇到灾难了，大概也就如此表现吧。当然，据说整整一晚，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们都奋战在一线，市委书记还吃了桶泡面。可是真的，整整一晚没有看到政府为受困的民众有组织的救援，甚至没有发出声音，这是泡面所无法弥补的。有人说，不要太苛责政府，下班了，反应慢可以理解。当望京的民众都反应过来了，通过微博开始组织私家车去接人的时候，最具有信息优势、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依然还没反应过来，大量性能优越的公车军车警车卡车大巴车没有去把困在海里的民众送回家，政府掌握的各种设施优越的建筑也都没有向民众开放，提供避难。这些本就该是政府的职责，却不得不由民间零星的去做，这就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了。如果一个政府的反应速度比民众自发的还慢，民众又何必浪费钱去养一个政府呢？ 好吧，可能是我太苛刻了。但至少，你应该道个歉吧。无论是排水系统的建设还是预警报告都是你的工作，死人了、让老百姓不方便了，都有你的过失在里面，你如何不该道个歉？客人打电话到宾馆订房间，如果客满了，前台小姐还要说句“对不起”呢。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以及崇尚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他们的老百姓感觉不爽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就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仅要道歉，有的还要鞠躬，还要谢罪。无论这些政府对外多么的张扬跋扈，霸权主义，他们都不觉得对自己的百姓谦卑一点有什么丢人的。反倒是某些政府，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屌丝loser一样，在外面受尽了别人的气还只能陪着笑脸，就会回家欺负老婆孩子发泄装大爷，还永不认错。我突然发现，极品屌丝是不是都是永不道歉的？比如方舟子。 每次灾害发生，只要一有人提出问责，就会有人跳出来含泪劝告要理解政府。在别人已经宣告胜利的时候，你还不去追责，还要理解并赞美，那不是给他们埋下了下一次胜利的伏笔么？这种因为没有死足够多的人而被宣布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吧。从免费午餐到北京人私家车去接人，中国的民众替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但是纳税并没有减少，问责也并没有成为权力。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只做好事不提问责的善良民众，纵容出这么一个政府。作为民众，对自己花钱供养的政府，怎么苛责都不过分，若政府觉得委屈，他自然可以选择辞职，另找工作，不用你纳税人杞人忧天地替他打抱不平。 2010年末，我去伦敦拜访一位教授，第一天晚上在酒店里看BBC新闻，一上来是一条苏格兰冰灾的消息：因冰灾而堵在高速路上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尽头，很多人堵了十几个小时，又冷又饿，燃油耗尽，最后不得不弃车步行离去。整条新闻配以忧伤的音乐和低沉的画外音，把民众的可怜煽情到极致。然后画面转回演播室，主持人当面采访苏格兰交通部长。主持人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劈头质问：“入冬前你曾公开说，今年苏格兰政府准备充分，绝不会因冰雪天气影响交通，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全世界的官员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部长的回答和他的中国同学如出一辙：这场灾害百年一遇，我们估计不足，但是已经尽力补救了云云。等我第二天回到酒店再看新闻，头条就是“苏格兰交通部长辞职”。 这就是体制问题。蔡英文有句话说的很在理：民主就是做的不好就要换个人来做。有人会问，换个人就一定能做好么？当然不一定。但任何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都不一定是能力最强的，但所谓民主制度的弊端并不能靠专制来解决。这两种制度并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并列关系，而是进化图谱上的高级与低等的关系。民主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至少会在态度上全力以赴，做的好了，他不会自夸，做的不好，他会辞职，会承担责任。而不是像现在，人人都在宣布自己胜利了，死去的人命似乎只能记在雷公电母帐下。那些认为中国不该民主化的同学们请扪心自问下：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无论做的再烂都不会被开除，做的好了不涨工资，做得差了也不扣工资，而你的工资水平又极高，高到足以让你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还会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么？如果你自问觉悟不够高，做不了活雷锋，那么你就只适合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因为，必须把官员的饭碗交到你手上，让你监督他，鞭笞他，苛刻的对待他，他才能认真负责的为你服务。     永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因为也许你一个心软，他就可能偷走了你的钱。至少，不要在他没有表示丝毫的愧疚还在宣布胜利的时候，就开始要理解他，原谅他，更不要因为一包泡面就感动得忘了是你给他买的那碗泡面了。理解和原谅是有前提的。没有道歉，就无所谓理解，没有忏悔，就无所谓原谅，没有认罪，就无所谓赦免。 你和政府的关系就像屌丝与高富帅的关系：他永远比你有钱，他永远比你力气大。当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的时候，他永远有条件可以轻而易举的抢走你的妹子，只要他想。当你在广渠门下的海里挣扎时，他永远可以在新华门后的海里和你的妹子鸳鸯戏水。当高富帅抢走你妹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屌丝，默默地去搬砖已经够怂了，就不要总是心急火燎地替高富帅担心，人家胯下的木耳够不够粉嫩了。尤其不要再大爱无疆的来一句：“高富帅辛苦了，高富帅也不容易，要理解人家啊！”     （采编：何凌昊；责编：何凌昊）     您可能也喜欢： ＜开阳＞古代产生长久专制政府的逻辑 地方政府管治水平低下已威胁中国社会稳定 地方债券——政府的救命稻草？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读书笔记 北京法源寺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