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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政治上，他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经济上，国有化政策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   聂鲁达与阿连德 1973年，两个智利人的死亡裂开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伤口。 9月11日，总统阿连德死，死因不明。 12天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死，死因同样不明，一说病逝，一说他杀。 聂鲁达在智利文学史上的地位，大约相当于鲁迅在中国。而他对政治之河的涉入程度，则远过于鲁迅。冷眼红尘的鲁迅只是隔岸观火，偶尔湿一下鞋；聂鲁达则积极多了，他投身民主运动，加入智利共产党，参选议员，因反对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而遭驱逐，到苏联捧斯大林的臭脚——他至死仍在歌颂斯大林：“我的立场是，在我所不了解的斯大林时代的阴云之上，我的眼前出现了头等人物斯大林，他有原则而善良，像隐士一样简朴，是苏联革命的伟大捍卫者。另外，这位大胡子的人在战争中变得巨大了，他的名字被人们挂在嘴边。”（《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因为同属左翼，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聂鲁达乃是阿连德最好的朋友之一。1969年，共产党提名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他却主动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同一阵线的阿连德。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任命聂鲁达为智利驻法国大使，算是酬答。朋友加战友，捆绑了两个人的政治命运。 阿连德比聂鲁达小4岁。论出身，倒是聂鲁达更根正苗红，其父是铁路工人，阿连德则出自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他的专业是医学，1933年，毕业于智利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医治国民性；青年阿连德弃医从政，是不是立志医治整个国家？他加入社会党，很快取得该党的领导权。1952年、1958年、1964年，他三次竞选总统，皆告失利。他开玩笑说，自己的墓志铭应该这么写：“下一任智利总统长眠在此”。 说这句话的阿连德像一个悲情的先知，他早早预见了自己的悲剧未来：纵然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据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通过合法化的选举程序而成为总统，阿连德是第一人），却暴死在总统任上。也许，还不如永远做“下一个”。 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联合共产党和激进党，组成“人民团结阵线”，联袂出击，斩获了36.2%的选票，美国政府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获34.9%，政治色彩居于二者之间的基督教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所推举的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获27.8%。阿连德以微弱优势领先，可所获选票未达半数，依智利宪法，还需进行一轮选举，由议会从阿连德与亚历山德里这一组老对手当中选一人作为总统。势力均衡的双雄相争，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此刻，基督教民主党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身为第三大党，它在议会有足够多的席位决定总统权杖的归属。最终，该党选择阿连德，然而秘密约定了前置条件，即阿连德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得破坏智利宪法的任何条文，“保证民主”使军队非政治化，政府不得没收新闻媒体等。可见，即便暂时结成了同盟，基督教民主党对一向左倾、激进的阿连德依然不太放心，所以强加了这一道政治紧箍咒。 可惜，这道紧箍咒只能禁锢阿连德，却无法禁锢智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暴风骤雨。当山雨欲来，一波接一波的惊天剧变，早已挣脱了阿连德政府的改革之手。阿连德不仅未能当成时代的推手，反倒被时代的车轮碾作了红色的尘土。 就像中国改革号称“中国特色”，阿连德宣称，他施行的政策乃是走“智利社会主义之路”。其改革的关键词，也许老一辈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重建分配体制。其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铜矿和银行等重头项目收归国有并无不可，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对原持有者的补偿公正与否的问题。智利有不少矿业公司，皆由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所投资。阿连德政府经过核算，认为这些外国资本家多年以来从智利所赚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投入，权衡之下，他们还欠智利人民的钱呢，于是，一律不予补偿。这一招，严重得罪了国际经济市场。一两年后，国际铜价持续走低，从1970年高峰时期的66美元/吨下降至48-49美元/吨，因智利经济属外向型，其GDP中40%依赖出口，且它是世界第一铜出口国，比重之大，关系国脉民命。被国际市场的经济与政治巨鳄（很可能，其后黑手是美国佬）这么一报复，智利经济便乱了阵脚。 再说土改。智利的土地改革，自阿连德的上一任，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执政期间就已经展开。弗雷竞选总统之时，曾经许诺，要让10万农民拥有土地。当选后，前三年（1965-1967年），平均每年没收45万公顷土地；后三年（1968-1970年），则达71.8万公顷。依此走势，稳步推行，前人种树，后人正好乘凉。阿连德政府却要搞大跃进，好似三年赶英超美，一举翻天覆地，仅在1971年，执政府所没收的土地比弗雷政府六年之总和还要多。最可怕的是，没收地产主的土地，本应由土地改革协会领导进行，殊不知事态迅速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农民翻身做主人，往往自行决定怎样没收土地。对此，政治旗号便是为工农服务的阿连德政府怎么可能干预呢，只能默许。这下地主不干了，便组织武装保卫自家的土地庄园。土改改到最后，沦为农民及农业工人与地主之间的武力冲突，政府束手无策，局势完全失控。 “我不是所有智利人的总统。”1971年1月17日，一次公开讲话，阿连德如是说。此言严重不合时宜，只适合憋在肚子里。那么，阿连德是哪些人的总统呢？首先是工人们。他履任之初，便将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5-40%，其中一部分是为了补偿此前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为了防止物价随之上涨，阿连德政府干脆冻结了物价。如此必然打乱供需关系，物价不往上涨，生产商利润大减，哪有心思投入生产呢；同时，老百姓腰包鼓胀，消费欲亦将激增，可日渐干瘪、匮乏的市场无法满足他们充盈的欲望，怎么办？黑市遂告形成。这则不是阿连德政府——乃至任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市面。然而，他们绞尽脑汁所推出的商品分配制度却无法对付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从改革一开始，改革者在智利的病体之上所注射的药物，便同步化作病毒。 在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基于一系列短视的铁腕政策所生出的奇效，智利经济形势十分喜人。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的3.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0%以下，GDP增长率为8.6%，其中工业增长率达12%。可到了1972年，政治近视眼们便尝到了苦果的怪味。冻结物价政策导致黑市上的大米、大豆、糖、面粉等价格飞涨，此年8月，短短一个月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就从190埃斯库多上涨到421埃斯库多（注，智利于1960年1月1日发行新货币埃斯库多，1975年9月29日收回，此后不再流通），涨幅为120%。再加上政府财政赤字，以至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增加到140%，至1973年9月，阿连德政府崩盘前夕，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1%。而且，在物价飞涨的另一面，是工人的收入如老牛破车，停滞不前。1973年春天，世界最大的地下铜矿——埃尔特尼恩特铜矿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阿连德则回应说，矿山已经国有化，工人乃是矿山的主人，不该要求加薪。然而，矿工们要具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才能认同这一点呢？认识不到，只能继续罢工。当阿连德政府失去了它的老家底，工人阶级的支持——更不用提反对党的虎视眈眈和国际敌人的兴妖作怪——它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 不妨说，阿连德操之过急的改革，伤害了他所能伤害的所有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统一战线，过分激进的决策，逼迫基督教民主党这样的中间党派，曾经的同盟者，一步步右倾化，直到与右翼的国家党结成联盟。从政治上讲，尽管打出了民主的旗帜，他却是使用专制化的手段推行民主的观念，这般强行嫁接，最终能结出什么样的政治好果子呢。从经济上讲，国有化政策显失公正，导致国进民退；平抑物价、严控商品等过于短视，只能医一时之痛，却埋下了无穷的后患。一言以蔽之，阿连德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 从1972年起，智利就乱象频生，等到1973年9月，全国性大罢工持续不断，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留言漫天飞舞，据说连议会都参与其中，授意军队出面恢复宪政。当一个国家风雨飘摇，依照南美洲军人干政的传统——相对而言，智利所受军政之害要轻于其他国家——军人不出，奈苍生何？ 9月11日清晨，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与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等将军联袂发动政变，命令军队开进圣地亚哥（智利首都）的市区，迅速占领了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军方提出，给阿连德一架飞机，请他出国。阿连德不从：“……智利总统决不坐飞机逃走。正如他知道一个士兵该做什么，我知道我将如何履行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职责。”他更不愿投降，抵抗亦不坚决，起初呼吁工人上街保卫政府，随后改变主意，要他们留守工厂，保持警戒。 此前，阿连德一直对军队抱有幻想，他过于坚信智利所拥有的数百年的民主传统，足以感化、约束军队，使其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坚守政治中立——殊不知军队从来与民主无关——所以，当皮诺切特们的子弹与刺刀向他步步进逼，迫使他辞职的时候，他依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彼时他若放手一搏，还是可以反弹一下，毕竟在军队当中，有大多数士兵支持人民团结阵线。然而，一而再的政治误判，以及不愿分化军队令他们卷入政治漩涡，导致阿连德的落幕演出极其悲壮：这个悲情的英雄，和他的警备部队、文职人员等支持者，共计37人，与皮诺切特的步兵团及空军，在总统府拉莫内达宫（La Moneda）——一名“货币宫”——展开了激战。 上午9时左右，阿连德在临时搭建的广播站向智利人民发表最后的讲话： “我决不辞职。我将用一切方式进行抗争，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联合——使得智利军队放弃了传统，发动了政变……智利万岁！智利人民万岁！……我相信，自己不会白白牺牲；我相信，这至少给大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如此义正辞严，壮怀激烈。比之他的同志杜布切克何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苏联军队武力罢黜，他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无法阻挡春天。”——反倒更见坚决和自信。 傍晚时分，千疮百孔的拉莫内达宫被攻陷。这场战斗的指挥官哈维尔·帕拉西奥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向上级报告：“总统死亡。” 阿连德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杀。据其私人医生帕特里西奥·吉洪回忆：“政变那天早晨，我和总统医疗小组的6名医生来到拉莫内达宫，当时军人已经叛乱。下午2时，他让身边人员撤离，当时只剩下他一人，他穿一套灰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自动步枪，坐在沙发上。我从独立大厅敞开的门里看到，阿连德正向自己开枪，在子弹冲击下，他的身体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当身体倒下时，自动步枪夹在他的双膝之间，鲜血流到地毯上。”——1971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智利，呆了一个月，在老而弥坚的阿连德面前，那时只有45岁的卡斯特罗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晚辈呢。他赠予阿连德的礼物是一杆冲锋枪（私人医生说是自动步枪，另有更精确的说法是AK-47，不知何者为真），枪托上嵌有黄金，上书“送给我战斗中的朋友和同志”。以刀枪为礼，实在不祥。两年后，阿连德便可能死于这支枪下。 当时任内政部长助理，后来逃到以色列政治避难的维加，著有《阿连德的陨灭》。在书中，作者称“从智利军队内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认为阿连德死于乱军的枪杀：“士兵们冲进红色大厅，遇到 5个人，并立即枪杀了他们，其中一人就是阿连德总统。后来进来了5名文职人员，有吉洪医生的同事帕里斯医生（他后来在圣地亚哥体育场被政变部队拷打致死），他检查了阿连德的尸体，发现至少有6粒子弹洞穿阿连德的胃部和下腹部。” 1973年9月11日，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肉身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时宣告终结。而这一天能被后人牢牢铭记，还要等到2001年，另一场惊世骇俗的灾难爆发。这次的受难区是美国的世贸大厦。风水轮流转，遑论天灾，连人祸都不例外。不知当年与理查德·尼克松前总统一道暗暗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美国人，目睹那一片焕然一新的废墟与尸骸，是否会想起28年前，他们以帮凶的身份，将智利人阿连德送上了天堂？ 阿连德死亡的这一天，原本与聂鲁达有约，一同出席Cantalao中心的揭幕仪式。彼时身患前列腺癌的聂鲁达正在临近大海、风景迤逦的智利黑岛疗养。当天凌晨，他早早醒来，从一个阿根廷电台听到圣地亚哥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顿觉不妙。他自伤身世，想起了1936年被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次日，皮诺切特的军队前往黑岛，搜查聂鲁达的住宅，试图查寻与智利共产党领导人相关的资料，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带走了聂鲁达收藏的一些烟斗和酒。搜查之时，聂鲁达对士兵说：“你们请仔细环视周围，这里唯一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危机重重，聂鲁达决意到墨西哥避难，他将在墨西哥城向全世界讲述智利的沧桑巨变，讲述他的亲密战友的牺牲与荣光：“无数的装甲车勇敢地对付一个孤单的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等待这些军车，陪伴他的只有那颗巨大的心，包裹在硝烟战火里。”然而，这些话只能形诸文字，再也无法从他的口中说出。9月23日，聂鲁达病逝，官方说法是死于癌症。他死的前一天晚上，被注射了一剂致命的针药，据说是镇静剂。次日早晨，聂鲁达开始说胡话，然后休克。再后来，他遭遇了阿连德温暖的亡魂。 马尔克斯说：“（聂鲁达）不是死于幻想的破灭，但他离去时，确实饱含深深的失望。假如他能早一点去世，他的感受会好一些。”诚哉斯言。 也许，聂鲁达与阿连德在天堂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耳际会响起旧日的吟唱： “你的沉默就是星星的沉默，遥远而明亮。”

切•格瓦拉变成了一个符号，以纪念的名义反复出现，却终被遗忘和抛弃。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与20世纪的拉美革命浪潮，他的《页边笔记》里神秘人的预言，或者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 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1967年10月8日，39岁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45年过去了，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以纪念的名义反复出现，却终被遗忘和抛弃。追溯他的一生、他的理想与20世纪的拉美革命浪潮，他在25岁时写下的《页边笔记》里神秘人的预言，或者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许多年后，已渐渐丧失记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家中，或许还能想起那个贝雷帽上别着一枚红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年的哈瓦那，32岁的马尔克斯应邀参加了古巴的革命胜利庆典。随后，他在格瓦拉领导下的拉丁通讯社当记者。因为革命阵营内部不和，马尔克斯工作一年后，选择离开，辗转至墨西哥。 数年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问世。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沧桑的笔调写下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错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写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马尔克斯曾说，他需要准备1000年、写上100万页。 青少年“切”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残忍，虚伪，无知又愚昧。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文明世界所赋予的国际分工里，他们提供的是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得到是毁坏的土地、靠军事维持的政府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他们也习惯用疯狂来反抗这种命运。仅在1960年代，拉美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生长和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样带着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喜欢赋予他受难者形象的人可以说，“切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对病魔的抗争”——1928年，格瓦拉一出生就被查出遗传性肺部充血症，终生都受严重的哮喘困扰。 格瓦拉的反叛和冒险，来自家族的遗传。 格瓦拉的外祖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势人物，出身上流社会，是一名激进的党派人士，因为一战前夕的悲观政治氛围加之自身疾病，在欧洲自杀。他的父亲林奇来自一个没落的西班牙贵族家庭，家族谱系中出过不少冒险家，有新西班牙总督、殖民地城市创始人、淘金者、寻宝人…… 在其一生中，母亲赛莉亚与他维持着一种牢固的、排他的情感和精神纽带。赛莉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模范母亲，她天生鲁莽，总是被危险吸引，常常做一些挑衅社会规则的事情。在当地社会里，她创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譬如开车、穿长裤、抽烟等等。有一次，怀着6个月身孕的赛莉亚下河游泳，差一点被急流冲走。据林奇回忆，她在结婚头几年里遭遇了好几起类似的溺水事件。 和她父亲一样，赛莉亚热衷政治，无论是在阿根廷历史上“最羞耻的10年”和贝隆时代，或是193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反排犹运动、二战以及后来的支持古巴革命的过程，她都活跃其中。尤其是格瓦拉走上政治舞台后，她成为儿子事业最忠诚的追随者和传播者，与炸弹、入狱都沾了边。 格瓦拉热爱小说、诗歌和哲学。他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追逐危险、天生反叛、无所畏惧，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出位小子”，总是做一些引人注目的恶作剧。似乎是对哮喘病的一种反抗，小格瓦拉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竞争人格。 这个没落的贵族家族经济上已沦为中产阶级，但仍过着优越的生活。格瓦拉一家属于偏离信仰的天主教徒，到格瓦拉上学时，他们已经不去参加教堂的弥撒，并要求他们的孩子免上宗教课程。 1930年代，二战前夕的南美洲涌动着不安定的气氛。在阿根廷，西班牙裔分成共和派和佛朗哥派，每天都在口诛笔伐。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进阿根廷。格瓦拉家收留的流亡者中，就有西班牙共和国卫生部长胡安·贡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一家。两家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战局和各种反法西斯话题。 不甘于清谈的格瓦拉一家联络朋友，成立一个旨在援助西班牙政府的“阿根廷行动”委员会，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战斗募集资金。 从1930年到二战爆发，阿根廷一直由军人和文人交替执政。1943年6月3日，一个名叫“军官联盟组织”的地下军队组织发动政变，陆军上校贝隆是幕后的首脑。之后3年里，他逐渐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端，成为阿根廷实际的掌控者。 贝隆以铁腕和开明统治着阿根廷，他提出了一种融“正义主义”、“民族主义”、“劳工主义”为一体的政治理念。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在经济上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拉丁美洲一体化，由阿根廷充当领导角色。同时，他反对美国插手南美事务，尤其是反对美国干涉阿根廷内政。 1945年10月，首都卫戍部队军官发动政变，贝隆被扣押，随后被流放到一座海岛。然而，政变者也拿不出新方案，内部争吵不休。 贝隆的支持者在几小时内调动起“400万人的劳动大军”，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政变者释放贝隆。贝隆的情人、女演员爱娃·杜阿尔特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贝隆最终得以重获自由，并在1946年2月大选中大获全胜，6月4日就任阿根廷总统。“贝隆主义”终于成为阿根廷政府的意志，进而演变成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 在阿根廷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格瓦拉只是一个旁观者。从中学到大学，他对政治只有泛泛的关心。他一面就反法西斯发表激进的言辞，一面对激进的政治活动漠不关心。20年后，格瓦拉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和学生运动。” 据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回忆，格瓦拉对美国怀有强烈的敌意。“在他眼里，拉丁美洲有两个恶魔——一个是国内的寡头统治，另一就是美国”，他深信是魔鬼的黑暗之子引导了美国在海外的每个举动。 有大量的事实让拉美人怀着这样的不满。二战后，美国在拉美地区雄心勃勃地追逐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当地发生的社会变革漠不关心。为了和苏联冷战，美国牺牲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政党，去支持一批右翼军人的军事专制统治。 一张摄于1948年的照片展现了格瓦拉学医时期的精神面貌。在一具被剖开的男尸后边，身着白大褂的他和另外30名同学站在后面。照片上的格瓦拉笑得一脸灿烂，十分诡异。 他的阅读量和涉猎之广令人惊讶。在哮喘病发作的日子里，他靠书籍来打发时间，弗洛伊德、社会小说、哲学，也包括《资本论》。根据一份他当时手写的读书笔记，年轻的格瓦拉关注爱情、永生、性道德、死亡、上帝、魔鬼、幻想、理智和神经质等话题。 一头褐发的格瓦拉已经是一个英俊的大男孩，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除了性和女孩之外，他向往着冒险与新鲜的刺激。 1950年1月1日，22岁的格瓦拉开始人生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骑着一辆装着小发动引擎的旧“米克伦”牌自行车，踏上了全程长达4500公里的内陆地区旅程。中途，在麻风病院工作的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也被说服，加入了他的队伍。 这也是格瓦拉第一次跨越舶来的欧洲文化，深入阿根廷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为拥有大片土地的政治寡头家族把持着，他们和他们的祖辈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许多印第安人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他们是被歧视的群体。 格瓦拉探索世界的流浪癖被唤醒了。6周后，他赶在开学之前回到医学院准备考试。在此期间，他第一次真正坠入爱河，他的恋人叫奇奇娜，是阿根廷一个豪门家族的女继承人。他向奇奇娜求婚，并提议他们乘坐旅居车横跨南美度蜜月。这段浪漫曲遭到了奇奇娜父母的强烈阻挠。 1951年10月，他和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商定：骑着格拉纳多的“威猛”摩托车环游北美。格瓦拉第一站赶往米拉马尔的度假胜地，奇奇娜正在那里度假。他握着姑娘的手，对方没有给他等他回来的许诺，但留下了他送的一只小狗，名字叫“回来”。 在旅行中，他收到奇奇娜寄出的分手信。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几乎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的命运就是远行。” 两个年轻的流浪汉一路风餐露宿，穿越南美大草原。等口袋里的钱花完后，他们开始伸手向人要食宿，并竞赛看谁更擅长要白食。遭到拒绝时，他们搭帐篷过夜，或者在警察局和罪犯们一起吃牢饭。每到一处，当地报纸对两位来自阿根廷的“麻风病专家”热情报道，这为他们“骗得”不少白吃白住的机会。他们沿路拜访麻风病院，有时也打工换一点路费。 除了姑娘、新奇和刺激，他一路看到了贫困、病痛、被欺压的印第安人。 在秘鲁一家麻风病院，医务人员为他举办了24岁生日聚会。格瓦拉发表了一篇题为“拉丁美洲人”的演说：“我们坚信，（拉丁）美洲分化成为虚幻、不确定的多个国家，这完全是假象。我们要组成一个单一的混血种族，从墨西哥湾到麦哲伦海峡的广大地区有着明显的人种相似性”，最后，他提议，为“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他履行对父母的承诺，准时回到阿根廷，为即将到来的医生资格考试做准备。此时阿根廷发生了一件大事——32岁的贝隆夫人因癌症去世。阿根廷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不时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抗议。在整理这次旅行笔记时，格瓦拉写道：“一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就死掉了……我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美洲流浪给我的改变比我认为的还要多。” 多年之后的一次谈话中，身为古巴政府领导人的格瓦拉说：自己学医时，曾经梦想成为“著名的研究者”，“我梦想不知疲倦地为帮助人类而工作”。在环游了整个被“苦难、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拉丁美洲后，他的政治意识才开始萌发。 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 顺利通过医生资格考试后，25岁的医学博士决定开始第二次拉美之旅。在新日记本里，格瓦拉意气风发地高呼：“一个美洲战士出发了”，“两个独立意志在美洲大陆上前行，不知道他们寻找的是什么，不知道哪条路是往北的。” 母亲的本能让赛莉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送别儿子的站台上，她忽然抓住了家人的手，绝望地说：“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看不到了。”当火车开始缓慢地行驶，她追着车厢奔跑，挥舞着手帕，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整个拉丁美洲正处于政治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长期在政治上从属于美国、经济上依附于美国的现实，令人们产生了普遍的不满。由西蒙·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开创的拉丁美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撼动着这片土地。 1952年3月，古巴发生武装政变，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第二次上台，他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宪法，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在阿根廷，执政已满5年的贝隆修改宪法，为自己二度当选扫清障碍。与这些“倒退”不同的是，在玻利维亚，爆发了“四月革命”。 两位旅行者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玻利维亚。格瓦拉希望实地考察这个国家在“革命”后的新气象。政变后上台的民族革命组织解散了军队，将全部矿业收归国有，他们正在推行一项引起激烈争论的土地改革。 街头酝酿着一种不安的气氛。格瓦拉特意跑到已被收归国有的钨矿区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拉丁美洲依附于美国的证据，他写道，“这是惟一支持玻利维亚前行的东西；这是美国要买的矿石”，只要美国还控制着矿石的出口市场，这个国家就不能真正实现独立。 在古巴，一件与格瓦拉未来命运相关的事件正在发展中。7月末，一群年轻的武装叛乱分子发动了旨在推翻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军事行动，他们攻打了两处兵营。叛乱遭到镇压，幸存者被捕入狱。领导这次行动的是一对兄弟：2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弟弟劳尔。 在法庭上，律师出身、天生的演讲家菲德尔发表了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判我无罪》。他抨击古巴独裁政府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指出古巴国内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并提出把财富归还给人民和打断新殖民主义依附的锁链。 通过报纸，卡斯特罗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格瓦拉的耳朵。他为这一对年轻英雄的社会理想和命运唏嘘不已。 1953年底，格瓦拉在厄瓜多尔、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一路游荡。路上，他不断结识来自拉美各国的各种政治流亡者和激进分子，和他们成为朋友。新发现的兄弟友谊令他陶醉，他对朋友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同志情感，这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在新朋友中，不断有人推荐他去危地马拉看点“新鲜的东西”——他们告诉他说，“新的左派革命”在那里正在挑战美国的势力，其结果可能决定拉丁美洲的未来命运。 在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和美国的矛盾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年前，他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征收了美资跨国公司的22.5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阿本斯：将用武力干涉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者”。 数百名左派的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和激进分子聚集，也有像格瓦拉这样想亲眼目睹“社会主义”实验的青年人。每天，他都在结识新朋友，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流亡者在一起探讨和辩论，他读了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书。毛泽东的关于“新中国”的书吸引了他，他在家信里告诉父母：他会认真地做一个医生，“直到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 格瓦拉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在给舅妈的信里，他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宣告自己的信仰：“我的生活就是一潭死水，直到我扔掉了行李和肩膀上的包……走过曲折来到这里……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之前，我不会停歇。” 署名是：“您钢铁铸就的、肚子空空的、充满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侄子。再见，猪猡敬上。” ５月，阿本斯政府和美国之间彻底谈崩。6月，由美国武装并训练的雇佣军开始轰炸危地马拉。军队叛变了，阿本斯总统躲进了墨西哥大使馆。美国人所扶植的“解放军”首脑阿马斯成为新的总统。 格瓦拉后来回忆说，在危地马拉，他开始研究成为一名革命医生的可能性。可是，随后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根本现实……首先必须要有革命，一个人独自努力，不论理想有多纯粹，都是没有价值的。要想有作为，必须开展革命。” 在空袭的炮火中，上了骚乱分子“黑名单”的格瓦拉匆匆离开了危地马拉。离开时，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切”。这是古巴政治流亡分子尼科·洛佩斯给他取的绰号。在瓜拉尼语中，这个字代表惊讶、喜悦、悲伤、温存和愤怒。 “切”，后来成为格瓦拉最响亮的名字。 成为红色的“切” 危地马拉的第一轮空袭，让格瓦拉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看到人们在炮火中发狂奔跑，他有一种“不会受到伤害的奇妙感觉”，这让他“得意地舔了舔嘴唇”。 到墨西哥城后，格瓦拉遇到了他在危地马拉时的朋友。给他取名“切”的古巴人尼科告诉他一个消息——卡斯特罗兄弟及其18名追随者遇赦，离开松树岛。他们正聚集在墨西哥，组织和策划武装起义。 这让彷徨中的格瓦拉异常兴奋。在尼科的安排下，几天后，他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公寓里见了面。两人立刻打得火热。他们的思想很接近——劳尔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大学时代就加入了古巴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7月，菲德尔也抵达墨西哥。交谈一阵后，他邀请格瓦拉加入他的游击队伍。 “切”——古巴人已经开始这么叫格瓦拉了，他成了他们的医生。卡斯特罗野心勃勃的计划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格瓦拉梦寐以求的事业。他觉得与菲德尔的相识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菲德尔“年轻、睿智、非常自信、勇气非凡。我觉得我们意气相投”。 卡斯特罗是完美的政治动物。他出生于古巴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从小到大接受最好的教育。从学生时代就投入到反政府的政治运动。他富有领袖魅力，擅长政治手腕，一直把自己视为古巴的未来领袖。 他对“美国佬”恨之入骨，认为是美国人把独立的古巴变成了“伪共和国”，任由腐败、残暴的独裁统治在古巴扎根，美国人应该为单一依赖出口的古巴经济负责。   格瓦拉的眼神，总让人想起流浪诗人或者舞台剧演员。他同样具有强烈的自我，但他更渴望被接纳，成为同志中的一员，而非领导者。两人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超越生命的使命感，都想直接参与历史。他们也有共同的敌人——“美国佬”。 格瓦拉加入了古巴的起义军，他把卡斯特罗视为领袖。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古巴革命并不了解，更多是被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还有自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当时我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战死在异国的海滨浴场，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在卡斯特罗的训练营里，格瓦拉参加了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同时充当随队军医。他的“政治委员”身份也在那时确立起来，在业余时间，他教学员认字，给他们讲革命故事。 切依然徘徊在马克思主义和诗歌之间，他心里还在计划着天马行空的旅行计划。一年前，他曾吐露自己对参与社会运动的矛盾心情——“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不愿意用铁的纪律断送我的前程。我完全相信，我所信仰的会最终获胜，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将是参与者，还是此行动的观望者。” 命运很快为他做了选择。 1956年6月，墨西哥警察突然袭击了圣保罗庄园，逮捕了格瓦拉和其他成员，随后在别处逮捕了卡斯特罗。在律师们的活动下，卡斯特罗在7月24日顺利出狱，只有切和另一位成员加西亚还关在监狱里。 远征的计划暴露了，情况非常紧急。格瓦拉得知后，让卡斯特罗只管行动、不用管他，可是卡斯特罗发誓说：“我不会抛弃你们。”这种姿态让切深深震撼——“这是他能动员所有拥护者们疯狂地追随他的关键” 。 这次入狱，使得格瓦拉彻底放弃波西米亚人的流浪梦想，全身心投入卡斯特罗所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 扬名天下 11月25日凌晨2时，一艘破旧的美国产快艇——“格拉玛”号运载着82名远征军和大量武器驶出了墨西哥湾。经过7个日夜的颠簸，最终在古巴奥连特省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 上岸一小时后，起义军就被政府军发现。被打散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分散行动，在大森林里前行。会合后，继续向马埃斯特腊山进发。1957年初，起义军终于进入绵延险峻的马埃斯特腊山。 1月17日，起义军第一次战役打响了，他们对图尔基诺山下的一个政府军兵营发起进攻，大获全胜。鼓舞士气的同时，也击碎了之前政府在民众中散布的关于远征军全部被歼灭的假消息。 在这场战斗中，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两名最勇敢的司令官脱颖而出。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格瓦拉冒着枪林弹雨，一举炸掉了敌人的飞机库，从而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他不时受到哮喘病的折磨，肾上腺激素已经用完，完全靠意志力支撑。 在起义军里，格瓦拉充当了三重角色：军医、杰出的战斗指挥官和出色的政治委员。 参照中国的革命经验，卡斯特罗决定建立根据地。这首先要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格瓦拉开始运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他找当地农民聊天，揭示命运的不公平，还和他们讲述遥远的东方农民的故事。他背着药箱，深入山区村落为农民治病。 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格瓦拉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更适合古巴，必须采取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率第四纵队开辟一个解放区。渐渐地，起义军和农民之间有了联系，农民们开始为起义军提供食宿、通风报信，还有参军的。 马埃斯特腊山的战斗进行时，在古巴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斗争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为了谋求古巴中间派的支持，在山区的帐篷里，政治手段老练的卡斯特罗和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反对党派来的代表签订了协议。 和格瓦拉的天真不同，卡斯特罗在政治信仰上的立场一直暧昧不清，他随时根据政治结盟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这种老练多变的态度，伴随着他之后和苏联、美国的关系。 这让格瓦拉非常失望，他在日记里记录下自己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政客的不信任和鄙视。但卡斯特罗说服了他，强调里头会包括一项制定土地改革的基本条款，而且，那只是权宜之计。 ７月份，卡斯特罗意外地晋升了格瓦拉的官职——这是极高的荣誉，上校是起义军的最高官衔，之前只有卡斯特罗一人担任。何况，获得此项荣誉的还是个阿根廷人。 卡斯特罗的情人兼秘书塞莉亚·桑切斯亲手把一枚金星别在了格瓦拉的贝雷帽上。这枚小小的金星、雪茄烟和马黛茶，日后成为格瓦拉个人形象的主要标志。 “这点虚荣让我那天感觉到自己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在这支古巴人的队伍中，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战斗胜利来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个头衔。 1959年1月，卡斯特罗的部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拉丁美洲。在格瓦拉故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位“阿根廷的年轻医生”。他的英俊容貌和传奇色彩，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为无数阿根廷少女梦中的白马王子。 格瓦拉一家受到邀请，坐飞机抵达哈瓦那。看到已6年未见的长子，赛莉亚激动地一把抱住他，热泪横流。 古巴的革命胜利，也点燃了许多欧美左派知识分子对“理想国度”的想象。1960年，他们群集哈瓦那召开文化大会，其中就有萨特和波伏娃。这对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格瓦拉交谈了数小时，给萨特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当萨特得知格瓦拉的死讯后，给出那句极高的赞誉：“切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二号人物的“新人理想” 在古巴，老林奇和儿子的相处并不愉快。 他发现儿子成了一个强硬的陌生人。一天晚上，他决定去儿子工作的卡瓦尼亚堡看看。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切在质问一个执勤的年轻人，缴了他的枪，并用冰冷的语调下令逮捕他。林奇回忆说，“我看到那孩子脸上绝望的表情。” 在卡瓦尼亚堡，“最高检察官”格瓦拉正忙着革命法庭的审判。新革命政权的首要任务是清洗和镇压政府、警察、军队中的传统势力。每天都有疑犯被带到他的法庭。在随后几个月里，整个古巴共有几百人被处以极刑。 《格瓦拉传》作者、美国记者安德森采访到参与当年“清洗”工作的当事人，这位当事人回忆说，由切作出最后判决，他还是非常谨慎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格瓦拉说自己不参加审判，从不亲自见被告，只根据证据核查案子，这样才能客观、中立地作出最终判决。 “清洗运动”在国外引来强烈批评，美国公开指责古巴革命政权是在进行大屠杀，古巴的报纸也呼吁不要“使得古巴人流更多的血”。 所有的矛头都集中到格瓦拉身上，把他的名字和“恐怖统治”划上等号；又因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更被人称作“莫斯科伸向古巴的手”。 1960年，格瓦拉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该报道在大力描绘他在女性中的性魅力之外，忧心忡忡地指出：格瓦拉是古巴3人执政中最危险的一位。 在古巴，他正式成为新政权的“三巨头”之一。在西恩富戈斯飞机失事后，革命政权的核心人物就只有卡斯特罗兄弟和他了。 革命后的第11个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1961年2月23日，他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兼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由此，卡斯特罗把经济和财政大权都交给了他。   格瓦拉对此讲过一个幽默段子：“有一次，菲德尔把他的同志们召集起来，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我于是举起了手，菲德尔非常诧异地问我‘你什么时候起成为经济学家的？’我回答：“对不起，我听错了，以为你问我们中间谁是共产党员。’就这样，我被将错就错地任命为国家行长了。”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项荒唐的决定，从老林奇到熟悉格瓦拉的新闻记者。格瓦拉的任命一公布，立刻引发了古巴的金融恐慌和银行挤兑。 这位经济和财政的“门外汉”、极端仇视金钱的诗人以挑战风车的姿态，领导古巴的经济建设。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把用自己的名字“切”签署在新发行的货币上。然而，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一种“不用钱的文明”。 格瓦拉为古巴经济找到的“良方”就是义务劳动。他是古巴全国性义务劳动的倡导者。他相信人的力量，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人们能够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潜能，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每到周末，格瓦拉都光着上身和妻子到甘蔗田里参加义务劳动，或是到工厂的装配线上帮忙，或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仅1964年一个季度，他个人参加义务劳动达240小时，荣获“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员”的称号。 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格瓦拉极端排斥物质刺激。他曾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依靠物质刺激，犹如向牧羊姑娘推销彩票一样，不会使她眼红，也不会调动其他旁观者的积极性。” 他认为，“在古巴，个人主义必须消失。明天，所有个人应该适当地应用个人主义为社会的绝对利益服务。”他提炼出一个词——“新人”，作为新古巴人的代表，而这个“新人”和他自己划上了等号。 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勒内·杜蒙来帮助古巴渡过社会主义转型。在古巴做了大量调研后，他提出一个方案：允许工人在淡季为维持合作社进行额外劳动，获取报酬，这样可以让他们有共同作主的感觉。 格瓦拉的反应非常激烈。他说，古巴工人需要的不是作主的感觉，而是责任感。他对苏联的工业成功进行了批判，认为苏联人勤奋工作不过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和搞资本主义的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那不是真正的“新人”。而他本人拒绝在古巴建设第二个美国社会。 格瓦拉浪漫地描绘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成员形象：他们对商业利益不感兴趣，只为社会工作，而不是为了利润工作。杜蒙评价说：“切的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 为了培养这种“新人”，格瓦拉费尽心力。1962年，劳工部成立了劳动竞赛委员会，还制定了相当于个人档案的“记分卡”。在动员和领袖们的以身作则下，古巴一度出现过红火场面。但很快，一切都回到原有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劣质产品成堆。 此外，格瓦拉想改变古巴经济面貌的“农业多样化”政策也宣告失败。 1962年，古巴经济出现大幅度滑坡，作为支柱的甘蔗产量和粮食生产下降。卡斯特罗不得不宣布实行食品配给。民众开始用脚投票，每周平均有3000人离开。到当年年中，约有二十万古巴人流亡国外，占全国人口3％ 。 格瓦拉改造人性的实验失败了。 一些人成为这场“道德改造”的受害者——那些“懒散”的工人被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 献身“世界革命”的战士 1964年，格瓦拉决定离开古巴。 他不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了。新政权已经稳定下来，经济改革连遭失败，特别是，在对苏态度以及“输出革命”等问题上，他和卡斯特罗的分歧越来越大。 这个曾经的“嬉皮士”似乎并不快乐，身上笼罩着一股阴郁的气息。他已步入中年，是4个孩子的父亲，还是一贯的不修边幅，依旧戴着贝雷帽，但已经剪掉了长发。从一张他参加割甘蔗义务劳动的照片看，他的腰部开始有赘肉了。 也许是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年纪：他快36岁了，还能行军、打仗、指挥军队，再等几年，就太晚了。 1965年，一名老商人悄悄离开古巴。他一头光亮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胡子修剪得非常精致，嘴里还装着假牙。17天后，他出现在与刚果交界的坦桑尼亚。 这位名叫拉蒙·贝尼特斯的商人正是格瓦拉。和他一起到非洲的，是古巴革命时期的追随者。 一年前，格瓦拉作为古巴政府官员出访非洲时，曾秘密会见过金沙萨的起义军。当时刚果领导人向他提出了帮助的请求。然而，在和当地游击队打过交道之后，他感到失望之极——这些“自由战士”身上带着各种劣根性，平日里住在宾馆过舒服日子，他们只想跟他要一样东西——“古巴的军事培训和资金援助”。 在刚果搞革命的日子，格瓦拉过得黯淡无光。和之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想象不同，他在那里很少有仗可打，就算有，也只是小型的战斗，还需要当地游击队的批准。他仍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事，如给贫苦人治病，开设“文化进修班”。 由于刚果游击队的溃散，他们的游击基地被攻破了，古巴游击队的成绩也乏善可陈。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刚果的真实情况，说他们是如何浪费掉外国援助的，“你可能会认为，我已患上了可怕的不明原因的悲观症。” 11月底，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格瓦拉带着古巴游击队撤离了坦格尼克可湖。 离开刚果后，他在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住了数月，埋头写作《革命战争回忆录》，对刚果章节进行修改。他依然不愿意回古巴，妻子阿莱达风尘仆仆赶来和他相会，想说服他回家，最终只能黯然离开。 他的“世界革命”理想的下一站在哪里呢？ 早在1959年，一位随格瓦拉出访日本的人员曾记录下他的“全洲革命理想”：他计划在祖国阿根廷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成功后，再把革命推向南美的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最后推向整个拉丁美洲。 1964年，他支持马塞蒂在阿根廷地区的游击活动。然而，此时的南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根廷刚刚完成选举；马塞蒂所带领的游击队也遭到了灭顶之灾，马塞蒂本人牺牲了。此时，阿根廷发动革命的可能性很小。 他把目光投向正处于危机中的玻利维亚——一个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推翻了帕斯·埃斯腾索罗总统的政府。一年前，他派出的女特工、据说也是他最后一任情人——塔尼亚已经在那里开创出一番局面。 前往玻利维亚之前，格瓦拉回到了哈瓦那和家人告别。儿女们默默地和这位前头光秃、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的“拉蒙”舅舅告别。在古巴的最后一晚，他和卡斯特罗共进晚餐。天亮了，卡斯特罗在机场目送他离开。 11月7日，格瓦拉在日记本上记录下他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的情况。这本《玻利维亚日记》后来成为了解格瓦拉这段历史的最权威资料。 游击队员进驻一个叫达卡拉米那的农场，开始组建队伍和基地。不久，秘鲁革命者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和几名玻利维亚人也加入了格瓦拉的队伍。随着人员数目扩大，管理出现了问题，违纪现象频频出现。格瓦拉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蒙赫为争夺游击队的核心指挥权而发生矛盾。1967年1月1日，两人争吵后，蒙赫离去，格瓦拉称，对方“就像到断头台区的人一样”。 农场进进出出的陌生人，引起当地一名农民的注意。他开始窥探这里，随后向当地警方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便衣警察搜查了农场，万幸的是，他们没有相信农场有武装人员的说法，搜查之后扬长而去。 险情不断。行军训练中出现了意外伤亡；这支“美洲队伍”内部也不时爆发各种矛盾。格瓦拉的日记里不时有“我累极了”、“我感到极度衰弱”这样的字句。 更为讽刺的是，和他的《游击战争》所阐述的革命哲学不同，当地农民并不想要“革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通风报信。政府派出的巡逻队一路追踪到游击队大本营，抓获了几名逃跑的玻利维亚游击队成员，从他们的口供里确信：格瓦拉就在农场。警察随后再次对农场进行突击搜查，侦察机也在基地上空盘旋。 随后，游击队员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在威逼下，布斯托斯画出了格瓦拉的画像。一直在追寻格瓦拉下落的美国中情局也赶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围剿开始。 10月8日，游击队被一支数百人的政府军包围了。经过一番激战，队伍被打散。 当一名印第安政府军士跳出隐蔽处，瞄准一名没有武器的游击队员，对方突然喊道：“别开枪，我是格瓦拉，对你来说，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上尉普拉多走过来，看到他后兴奋得差点晕过去。 接到格瓦拉被捕的报告后，玻利维亚政府第八师军长和美国中情局特工坐着直升机赶到了现场，特工罗德里格斯一眼认出了格瓦拉。他为格瓦拉拍了一组3张照片。照片上的格瓦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表情严肃又茫然，像是在寻找答案，又没有找到。 关于格瓦拉的死和遗言，经历现场的当事者在各自的回忆中给了不同的版本。 10月9日，切·格瓦拉被处决，年仅39岁。 他的尸体在当地医院后院的洗衣房被示众。摄影师弗雷迪·阿尔波特记录了他的死状：他的头微微抬起，眼睛微睁，表情纯洁无邪，看起来仿佛还活着，犹如受难的耶稣基督。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想到把他的形象拍成上帝基督那样的救世场面，我只拍了当时的气氛。不过，在格瓦拉的遗体周围，确实有一种神圣和圣洁的气氛。” 这种说法在医院的修女、清洗尸体的护士和当地妇女之间流传着，她们偷偷剪下他的头发，以祈求好运。 虚幻的完美　 死亡的主题，反复出现在格瓦拉生前的日记、诗歌和信件里。   25岁时，他留下一篇关于命运启示的《页边笔记》，文字激烈、神秘，充满着戏剧性的悲伤。他记录了在一个漫天繁星的寒冷夜晚，他被浓重的黑暗包围，一个神秘的人和他在一起。他们进行了交谈，神秘人对他的死做出了预言： “你死的时候会紧握拳头、牙关紧咬，充分表现出你的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一个象征，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关于他的死，还流传着更多稀奇古怪的神话。 传记作家安德森记录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许多和他的死有关的人都遭遇暴毙。第一个死的是玻利维亚军政府总统巴里恩托斯，1969年他乘坐的直升飞机由于不明原因坠机；出卖了游击队的农民罗亚斯1969年被“第二”民族解放军处决；采集切指纹的军官金塔尼亚上校在德国被谋杀…… 这一串长长的暴毙名单，让人不由得相信：所谓“切的诅咒”是真实存在着的。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格瓦拉在死后的“圣化”与偶像化呢？ “有时，一个人的死亡悲剧使他的一生更加完美，并使之成为人间楷模。”英国评论家约翰·伯格说。格瓦拉年纪轻轻时候就死掉了，却因此代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 胜利是暂时的、片面的、需要做出妥协的，而失败和死亡则是彻底的、永恒的。胜利是世俗的，失败是神圣的。 切的社会理想、努力和改造社会的实验一一宣告失败。更讽刺的是，他和他曾追随的领袖、战友一手缔造的理想国度，成为诠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的一个现实版本。 正如神秘人对他说的那句充满玄机的预言——“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虚幻的圣徒被莫名地崇拜，肆意地消费，他的灵魂却寻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世界。 他的国不在这地上，当然，也不在天上。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在哈瓦那，格瓦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观光商品，泛滥到让人几乎反胃。如果我们对于卡斯特罗的矛盾情结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强权政治的革命者；那么对于格瓦拉的矛盾情结则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编者按：在哈瓦那，格瓦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观光商品，泛滥到让人几乎反胃。如果我们对于卡斯特罗的矛盾情结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强权政治的革命者；那么对于格瓦拉的矛盾情结则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应该是在1990年代前期的大学时期，我读到了格瓦拉。彼时终日搞读书会、上街头抗议、在学校发传单，手持麦克风在人群面前演讲。除了专注于当下的台湾社会矛盾，我也很着迷历史上的青年革命。然后，不记得在什么书上，读到了格瓦拉的故事。那样典型的革命者的故事，决绝的姿态，结合了勇气与悲剧，献身与牺牲。在那个我们正急切于寻找反抗典范的过程中，他当然成为了无可取代的典型。“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是被伟大的爱所指引”，这是格瓦拉一句最让我喜欢的话。他的革命是爱憎分明的革命。但应该是以爱，对于被压迫者的爱，对正义、和平等价值的爱为底蕴，然后才会出现对那些压迫与支配者的恨。所以爱是指引。 回首历史，太多的革命者以正义之名出现，但最后都转变为一副丑恶的面孔。尤其作为一个革命者，是处在高密度思想和肉体斗争的处境之中，他的爱与善很难在与恶的斗争过程中不被一步步侵蚀。于是，许多革命者最初的对人民的爱，到后来轻易地就沦为对权力的爱了。 这就是格瓦拉最迷人的部分。或许因为他是医生，所以可以保持那样的爱，如同我们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和《玻利维亚日记》中所看到的，对同胞与同志的爱。 有人说，他掌权以后也镇压过异己。这个为了权威与纪律而镇压异己的问题，的确是革命者普遍的内在问题；上世纪60年代学运后衍生出的许多激进革命团体，如日本赤军连也是如此。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而且即使他也如此做了，那也主要是因为他把革命理念纯粹化，而非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格瓦拉对于权力所采取的立场也正是他被人尊敬的原因所在。1959年后，他看到了当年的同志正日益庸俗化和堕落，看到了革命终将被官僚体制所吞噬，并逐渐自我背叛化，所以他选择了放弃权力，继续上路去革命。 正如沙特和许多曾经支持卡斯特罗的左派们，对于卡斯特罗的日益强权，而在1971年的公开批判信的最后所说的那样，“我们重申，我们与当时指引着山中游击斗争的原则站在一起，而这个原则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曾一再以言语和行动所展现出的。” 那么，格瓦拉的游击斗争如今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他对社会不平等、对弱势的关切是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这个阶级矛盾的问题从来没有消失。只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之内的社会不平等增加了，且非洲大陆、南亚等地区人民的贫穷并未改变。改造资本主义的迫切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而且，这个斗争不是正在进行吗？从1999年西雅图反WTO的抗争，左翼、环保主义、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许多人身上穿着格瓦拉的T恤，秉持着他的火炬，用身体去抵挡新自由主义的暴力巨轮。 这些格瓦拉的子民们在某程度上是取得了成就的：血汗工厂减少了，世界贸易谈判的议程转变了（更强调第三世界的发展，虽然还在谈判中），公平贸易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当然，斗争还是要继续下去。 第二，他的游击战也让我们联想到对文化的游击战。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除了与其正面对抗，除了用街头的公民不服从取代格瓦拉的山中武装游击战，也有必要展开文化的游击战。透过各种文化的形式，音乐、诗歌、剧场等，去暴露体制的暴力与压迫，去展现抵抗的可能。 然而今天，格瓦拉现象已经是个流行文化现象了，尤其好莱坞又有了新的传记电影上演，必然卷起了一股格瓦拉的热潮。但这也正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格瓦拉现象的核心矛盾：格瓦拉的商业化，以及革命的庸俗化。 我们该如何看待他无所不在的头像？尤其是各种商品上的英俊头像？那些，可以让新时代更理解格瓦拉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吗？ 格瓦拉的商品化现象在古巴也一样。如今在哈瓦那，格瓦拉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观光商品，泛滥到让人几乎反胃。如果我们对于卡斯特罗的矛盾情结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强权政治的革命者；对于格瓦拉的矛盾情结则是，他是一个后来成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但我想，人们总是需要令人感动的故事。格瓦拉成为一个大众的英雄并不是坏事。毕竟，还是有许多真正的反抗青年把他的头像穿在身上。他们并没有忘记他的真正精神。而且，幸好他的形象不属于某企业的智慧财产权，而是可以被不断复制、再造。你可以在任何国家的地摊和夜市看到他。这不也是一种对当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逻辑的颠覆？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介入对于格瓦拉的诠释权，如何让他不只是商业机器的摇钱树，而是在他已然被大众化、流行化的既有事实下，去让那些只以为这个头像很酷的年轻人，对于格瓦拉、对于左翼历史、对于格瓦拉的精神在现实的实践，有更多的理解。 此刻，那些不正义的压迫制度仍然强大，且全球资本更会流窜，并以更细致、更多样的面貌展现。而我相信，不论是文字、思想或是街头活动的各种形式，都会是同样重要的形式。这就是格瓦拉之于我们的火矩吧。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从国内关于死刑问题的讨论看，理性、宽容的声音虽在递增，但缺乏良好的讨论氛围，许多争论充满暴戾之气。一些人秉持“出身论”，只要被告是所谓“官二代”或“富二代”，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高举“喊杀”大旗；反之，若被告属于弱势群体，就把责任一股脑推给社会和体制。  彼拉多的手 在《圣经》故事里，罗马提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被描述为一个受舆论所迫的法官。耶稣蒙难，被犹太公会判了死刑，并送请彼拉多核准。故事中，彼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内心也不愿判他死刑，但架不住乌合之众一片杀声。他既怕生乱，又想卸责，便当众洗手，声称：“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回答：“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下令鞭打耶稣，并交人钉十字架。 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超越东西方》（200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就提到这位彼拉多。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读法学院时，看到吴经熊这段独白，我不仅不以为然，反觉得他瞻前顾后，书生气重。可是，当自己成为法官，并审理过死刑案件后，才深切体会到这位司法前辈的负重与纠结。我虽不像他那样，会默默祈求被处决者的原谅。但内心深处，也怕自己有一天成为畏缩懦弱、逃避责任的彼拉多。 刑事法官“三怕” 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并不神秘，但法官那种如履薄冰的心态，常人很难理解。 公众会关注犯罪情节之恶劣、犯罪手段之残忍、犯罪后果之严重，但对法官来说，现有证据能不能证明所有一切都是被告所为，才是定案关键。 换言之，法官必须考虑：侦控部门的讯问、取证环节，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有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排除非法证据后，现有的证据与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形成严密、完整、有说服力的证据链，并排除合理怀疑，使法官确信无他人作案或意外事件的可能？可以说，上述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审慎、严格、周延的审查、分析和论证。但是，当口供、证言与其他证据高度吻合时，法官可能又会心存疑虑。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的记忆发生偏差是正常现象，如果被告人、证人在案发数月，甚至数年之后的回忆，与现场情况和各种证据严丝合缝、完全对应，反而又意味着有刑讯可能。 我所遇到的刑事法官，多有三怕：一怕有关机关伪造证据，二怕无辜者顶包替罪，三怕阴差阳错各种巧合。这“三怕”，最易导致杀错人的情况出现。 2010年，台湾地区爆出“江国庆冤杀案”，（1996年9月12日，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空军作战司令部营区内一位5岁谢姓女童遭遇奸杀，军方的专案侦办小组速侦速审，将被认定涉案的江国庆于1997年8月13日执行枪决，被枪决时年仅21岁。2011年1月28日，另一相关涉案人许荣洲经由检察官讯问后，许荣洲坦承犯下空军女童性侵命案）连领导人马英九都出来谢罪。而当年定案的关键证据，除了刑讯后的认罪口供，就是一张同时沾有疑犯精液与受害女童血液的面巾纸。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江国庆在厕所自慰，事毕用面巾纸擦拭精液，并随手丢进废纸篓，真凶奸杀女童时，鲜血恰好喷溅在这张纸上。您可以说这是巧合，可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巧合，加上刑讯得来的认罪供述，简直就是承办法官的噩梦。 内地某省也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某甲嫖宿暗娼，事后发现手机落在妓女住处，返回后，却发现妓女已被人掐死，手机仍在尸体旁，甲怕嫖娼之事败露，不敢报警，取回手机，匆匆离去。事后，警方根据电讯线索，抓住此人。若非真凶后来落网，某甲几乎百口莫辩。 不止一位同行告诉我，每当这样的冤案曝光，都会条件反射式地迅速梳理自己审理过的部分案件，内心再三检验、复核，确定无误后，方才心安。 　“求其生而不能”？ 哲人说：“法律家判断对错，政治家权衡利弊”。可对审理死刑案件的法官而言，判断对错只是前提，有时还必须像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家那样，跳出法律本身，考量更多利弊。许多个案的处理，涉及伦理、道德、政治、民族和文化各个层面，杀或不杀，单靠法条已很难求解。在总体公正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法官只能力争在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 例如，兄弟二人共同运输毒品，数量、情节都够得上死刑标准。考虑到他们双亲尚在，一律判死是否过于残忍？若两人在犯罪中作用相同，按照“存留养亲”的传统，可以留下一人性命，那么，留兄长？还是留小弟？在另一起案件中，兄弟二人将邻居一家四口灭门。如此残忍的罪犯，是否还有必要对其“存留养亲”？又比如，父母送子自首，表面上看，并不如被告人单独投案更有诚意，但这类行为的社会示范效应，却绝对不容忽视。如果送子投案也不能免死，今后还有哪个父母会轻易规劝犯罪的儿女自首？如果说，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的被告，自首亦不得从宽，那么，上述三“极”的标准又该如何把握？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谈到自己做法官的父亲决定判人死刑时，适用的是“求其生而不能”标准。这里的“求其生而不能”，就包含了法官复杂、纠结的内心推演过程。 废死与民意 近两年，随着微博、推特、Facebook等新媒介的出现，死刑案件与民意的关系，也变得愈加微妙。要不要废除死刑？该不该在某案中判处某人死刑？死刑判决应不应该顺应民意？这些过去只发生在司法界、学术界的争议，逐渐成为媒体、网络热议的焦点。 民众关心司法话题，当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法院裁判的压力，也开始显现。许多热点案件中，网民了解到的资讯有限，又易受被“污染”的信息源影响，一味“喊杀”或呼吁“免死”的“众声喧哗”，未必能代表真实民意。如果顺应这样的“民意”，判处某人死刑，法官岂不又有变成彼拉多的风险？ 从国内关于死刑问题的讨论看，理性、宽容的声音虽在递增，但缺乏良好的讨论氛围，许多争论充满暴戾之气。一些人秉持“出身论”，只要被告是所谓“官二代”或“富二代”，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高举“喊杀”大旗；反之，若被告属于弱势群体，就把责任一股脑推给社会和体制。 还有人喜用“情境设问法”，对方一谈废死议题，就问“如果匪徒奸杀你女儿，你赞不赞成杀他”，如果对方说“不赞成”，又指责对方“没人性”，不可理喻。还有人索性采取“标签战术”，一旦意见不合，就给异议者贴上“五毛党”、“带路党”或者“美分党”的标签，然后自行宣布胜利。用学者刘瑜的话说，“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易于枯萎。在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教条的渴望。” 当然，争论听多了，也大致能做个简单归纳。“废死派”通常分为三大阵营：第一阵营赞成无条件地废除全部死刑，但必须延长重刑犯的实际关押年限，即“不杀长关”。我国大陆、台湾地区近年先后修改刑法典，提高特定犯罪的减刑、假释门槛，实际上采取的就是“少杀长关”策略，以避免“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第二阵营要求废除所有非暴力类犯罪的死刑，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不过，在大陆，最难令公众接受的，恐怕就是“贪官免死”的后果；第三阵营并不支持废除全部死刑，但认为现行刑事司法机制不够完备，不能最大限度上防止错杀，希望在完善防错机制前，暂停执行死刑。这种做法，国外已有先例。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弗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 .Georgia）一案时，发现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存在过多滥用程序、种族偏见的情形，随即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执行死刑。到1976年，由于各州纷纷修改了死刑程序，规范了法官、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才在“格雷诉佐治亚州”（Gregg v. Georgia）一案中批准恢复执行死刑。 支持死刑者，大致也有三大阵营：第一阵营是严格的“尊重立法派”。那就是，刑法既然已经设置死刑，就应严格执行，轮不到法院以判决方式，变相废除某些犯罪的死刑；第二阵营认为死刑“宜慎不宜废”，可以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立法废除。万一发生“国人皆曰可杀”的犯罪，才适用死刑。在台湾，从2006年1月开始，全岛四年内没有执行过一起死刑，就是两任法务部长——施茂林和王清峰拒绝签署执行令的后果。但是，到2010年3月，受支持死刑的民意压力所迫，王清峰宣布辞职。续任曾勇夫履任10天后，就迅速签署了四名死刑犯的执行令。第三个阵营是旗帜鲜明地死刑支持者。 支持废死者的理由一般是：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死刑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一旦错杀，冤死的生命无法挽回；判处一个人终身监禁，比一枪毙命更有利于实现惩罚目的。 赞成死刑者的立场，则完全针锋相对，他们认为：政府有权处死对社会或公众利益构成极度危险者；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死刑仍具有相当大的威慑作用；错杀的几率微乎其微，不能为防止这样的小概率事件，阻止多数人正义的实现；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长期供养一个被终身监禁的重犯？ 上述争议，有些尚可商榷、争论，有些几乎无法调和。更重要的是，关于死刑在威慑和预防犯罪方面的效果，也几乎无法用数据来量化，论辩双方都可以罗列出许多对己方观点有利的论据。而且，由于总有预料之外的事件挑战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几大阵营的立场也经常发生变化。比如，一旦出现重大冤错案件，“废死论”就会短暂处于上风。而一旦发生特别恶劣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时，一些长期呼吁废除死刑的人士也可能转变立场，转而支持死刑。 理性的讨论如何成为可能 作为法官，我希望能在律师的辩护意见中读到坚定的立场、新颖的角度、缜密的论证、适当的修辞；作为读者，我喜欢平实、通达、宽厚、敞亮的文字。而在张娟芬著《杀戮的艰难》（简体中文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11月版）一书里，这些特质都能找到。 作者张娟芬女士并非法律界人士，但长期参加社会运动，跟踪了许多热点案件，访问过不少死囚，对台湾在死刑改革议题上的重大争议、热点案件和发展脉络，也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最难能可贵的，则是作者务实、理性、平和的多维思辨。她没有那种“你若说不，便是异端”的心态，而是直面问题，明白说理。她会承认：“对于一个向往正义的人，死刑多少构成一种诱惑，并被当作一种实现正义的方式。”当她读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克劳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在辩护词中说“被害人才十五分钟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时，也会出离愤怒，甚至有喊出“快判他们死刑”的冲动。而她进一步的反思，则是“反死刑论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护罪行，否则效果适得其反”。她会从刑事被害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设想如何安抚他们的情绪，如何给予他们更多精神和物质上的救助。 而她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做到“下次舆论又喊杀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读这本书时，我常会想：我们在讨论死刑问题时，是否也能如本书作者一样，更多秉持宽容、平等的心态，更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共同推动这个社会朝着更加理性、开放的方向发展。 作者虽然讨论的是海峡对岸的死刑争议，但两岸同根同源，许多社会问题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当出现恶性案件时，主流民意对死刑可能存在的直接、明确，甚至略显偏执的支持态度。又比如，台湾媒体曾为追求刺激效果，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把杀人嫌犯陈金火描述为“食人魔”。在内地，也有媒体或公民缺乏自律精神，基于各种目的，对事实进行恶意扭曲或篡改。如散播嫌疑人没有说过的言论，或者直接将被告人贴上“身份标签”，吸引“仇恨”火力，或者冠以“草根英雄”、“反腐斗士”的神圣光环，争取社会同情。 此外，作者在书中强调的独立量刑程序、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等问题，也是大陆近年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 阅读本书，我还有一种亲切感。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物，如李念祖、林峰正等律师，我在2009年旅台时都曾有过一面之缘。而作者不经意间提到或援引的一系列书目，如《朗读者》（The Reader）、《为废除死刑而战》（L＇Abolition）、《冷血》（Cold Blood）、《虽然他们是无辜的》（The Execution of The Innocent）、《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Becoming Justice Blackmun:Harry Blackmun＇s Supreme Court Journey），我都曾认真读过。其中，我本人还是最后一本书内地版的译者。布莱克门大法官早年支持死刑，晚年却公开反对死刑，去世前那句“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的名言，曾令我感慨万千。随着时间流逝，我对死刑问题的态度，也或许会发生改变。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自己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的情景。当时，一名死囚即将被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没处理过这类情形，一脸疑惑地看向负责现场指挥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下令：“给他挪挪。”然后告诉在场所有人：“大家要记住，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我很庆幸自己初次观刑，就经历了这一幕，因为它让我对肩头所负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想，无论社会和法律发展、进化到哪一步，每个法官的心底，都应为人性和尊严，保留一块敞亮的空间。 （本文选自纽约时报中文网读书频道）

作者：张娟芬 介绍：作为台湾“废除死刑协会”积极推动者，张娟芬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不同死刑犯的犯罪成因，审判经过，以及执行经历，让人在杀戮与死神的边缘思考关于生命、公平、正义等一系列终极的命题。帮助读者对死刑制度及其残忍和不合理的地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她写就本书的目的，希望所有人都能做到“下次舆论又喊杀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停下来，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