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戴建业：请问：让观众笑一笑难道会死人吗？ ——读《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之四 进入专题 ： 全球文化战争 普世价值    ● 戴建业 （ 进入专栏 ）   　　 　　美国大众文化能成为全球的主流文化，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世界观众，一是得力于它们在艺术上既“酷”且“炫”，能让世界各国的观众心醉神迷；一是缘于它们传播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这种普世价值能让世人心心相印；一是因为它们传播普世价值的手法十分高明，让观众在哈哈大笑中“躺着中枪”,喜滋滋乐颠颠地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 　　美国大众文化艺术上的“酷”与“炫”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从第二个方面谈起。美国主流文化所表现的当然是美国崇尚的主流价值，也就是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如今它已经成了“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代名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它们的普世价值，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天天把它挂在嘴上，还恨不得时时把它贴在自己脸上，民众一听说“自由、民主、法制、人权”也容易“high”起来。要想将一国的文化弄成全球的“主流”，你所宣扬的价值当然要为全球广泛接受。自由的有无，民主的真假，法制的好坏，人权的多少，这一切美国人自己的感受或许各有不同，世界各国对它们的评价更见仁见智，但美国各届政府在口头上，各类艺术家在其作品中，都表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对民主的坚守、对法制的维护和对人权的尊重。这使美国文化在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谁不痛恨践踏人权？谁不厌恶独裁统治？谁不渴望自由民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这首小诗一直拨动着所有人的心弦。不管符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自由圣地”，美国政府也一直把自己装扮成“人权卫士”。这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它让世人把美国想象成自由的乐土、民主的楷模和人权的守护神。没有机会亲身体验美国生活的人们，美国更成了他们想象中的“美好风景”。 　　再理性的人也容易爱屋及乌，“美国”本身就成了许多青年文化消费者心中的“名牌”，所以美国时兴的电影、音乐、篮球、服饰乃至饮食，都成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最爱。 　　我国政府在普世价值上首鼠两端，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态度，不是前后矛盾就是犹疑不定。也许“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在政府眼中是如此神圣，不允许小民七嘴八舌玷污圣物，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这四个词都成了“敏感词”。连魔兽游戏中“自由”一词也被屏蔽，玩家只好用“目田”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可怜的“自由”成了没头没脑的孤魂野鬼。有时候，“民主”“人权”得变成罗马符号，才能躲过互联网“安检”的法眼。“自由”、“民主”、“人权”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好像“失足妇女”似的要蒙住脸才敢见人。 　　政府一方面否认世界上有什么“普世价值”，一方面又宣称自己在实行是真正的民主，人民享受了最大的自由，中国正处在人权最好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为了反驳美国每年人权报告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污蔑，我们也每年出一份专门批评美国人权的报告，可另一方面我们对“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又另有界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它们的定义相比，我国政府的定义好像是在“自说自话”，如“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法制”，“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等等。要是按我们这样的人权标准审视美国，美国的人权实在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人家的生存权早已解决，人家的生活贫困线至少高出我们的贫困线十几倍。尽管我国人民也许享受到了世界上最严明的法制、最充分的民主、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人权，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显然很难弄懂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很难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制”，很难认同“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自然也不会憧憬我们社会主义自由的生活方式。且不说那些鹰钩鼻子老外，即使黄皮肤黑头发的港澳台同胞，喜欢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大概也不会太多，向往我们这种社会体制的人可能更少，他们对我们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首先，他们可能更容易接纳“普世价值”，因为这种“普世价值”简单明了，其次，对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恐怕较难理解。说实话，连我自己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一个命题，2007年将它纳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按官方的说法，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据文件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彼此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如果我们艺术家以这四个方面作为创作的底色和主旨，再用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参与全球文化战争，人家一看到我们这些东西，要是没有被吓得晕倒，就一定会吓得夺路而逃。看看西方所宣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制、人权”样样都是在确保个人的基本权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条条都是要求人民作出奉献牺牲——要人民处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时时胸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武装自己，做一个深知“八荣八耻”的圣人。除了像我这样极个别落后分子外，从小就受党教育的大多数中国人估计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一张嘴就胡说八道的山姆大叔，一睁眼就色迷迷欣赏“性感”的法国花心萝卜，一上班就喊着要“自由”的英国绅士，这些家伙肯定没有我们同胞那种“自我牺牲精神”，要他们用四项“基本内容”自律无疑是强人所难。我们政府那些草拟“核心价值”的笔杆子，可能忘记了嵇康“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的名言。“文化战争”又不像武力征服，不服从命令就一枪把别人放倒。你表现的那一套人家如果十分反感，还要死缠着别人来欣赏你的作品，那无异于强行给别人灌屎灌尿。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要么就接受人家信奉的那套普世价值，收起大部分人都很陌生和反感的“核心价值”，要么就彻底输掉这场全球文化战争，永远关起门来自己与自己人玩。要参与世人都在玩的游戏，就必须遵守大家约定的规则。 　　可是，在这场全球文化战争中，我国政府似乎不想置身事外，看看各地一夜冒出来那么多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那么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听听官方三令五声要增强“软实力”的号召，就知道从官到民都在磨刀霍霍，我好像又听到中国战争影片中常听到的台词：“司令员，让我们二师打冲锋。”问题是，我们既要参与全球游戏，又不想遵守约定的游戏规则，我十分怀疑别人愿不愿意和我们玩。 　　不仅我们文化艺术所要表现的主旨，与世人信奉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我们对自己核心价值的表现方法也会把人家雷倒。没有精英文化的高贵典雅，没有大众文化的生机活力，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只能一种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大有改善，但是，或许是识有未逮，未能深刻领悟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娱乐与艺术的融合；或许是艺不如人，我们艺术家们一直没有创作出风靡全球的作品；或许是宣传文化部门领导有方，大多数艺术家都重视宣传而轻视艺术；或许是我们社会太过严肃，弄得我们的大众文化也“不苟言笑”。幽默小品了无幽默，电视言情剧无情可言，惊险电影毫不惊险，但愿外国观众看我们这些东西有点新感，至于我自己，每次打开电视不是为了看新闻联播，也不是为了看影视节目，只是想看看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比我们的新闻联播更加真实，比我们的影视节目更有悬念。 　　更要命的是，“歌颂主旋律”的宣传方针，让我们能看到的影视、舞蹈、绘画、雕塑，能听到的新闻、歌曲、音乐，全是一个声音，一种形象，一个腔调。有和声才会显示出主调，没有“次旋律”就没有“主旋律”，中国文学艺术不是在“歌颂主旋律”而只是重复“一种旋律”。这使中国当代文化单调而又僵化。我们的文学艺术很像新闻——死板乏味，我们的新闻倒很像艺术——充满了想象。国家向外输出的文化更是强调要打造“国家形象”，中国的艺术作品看起来都有点像宣传广告：中国永远是那么光鲜，永远是那么和谐，永远是那么高速，永远是那么充满希望……“国家形象”的确打扮得十分漂亮，可这恰恰应验了英国那句成语：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 　　商务印书馆惠赠《主流》的同时，还附赠了一册《主流》“评述本”。评述本中有篇《〈主流〉一书的启示》的文章说：“主流文化是青年人的文化，必须研究年青人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将青年人培养成国家核心价值的捍卫者、中国主流文化的继承者，乃至成为未来国际文化战争的积极参战者和我们的胜利者。”该文还要求“专家学者能起到参与推动主流文化的积极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一读到这些文字心里闷得慌，年轻人一读到这些文字肯定会掉头就跑，外国佬读到这些文字无疑要抗议我们进行文化侵略。我们官员的功利性太强，目的性又太明确，致使我们的文化看起来都张牙舞爪；我们的艺术家有“铁肩”但无“妙手”，创作出来的东西有道义却无情趣，出自他们手笔的作品常常面目狰狞。 　　假如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是表现社会的“和谐”，恰恰说明这个社会缺乏“和谐”；都是表现国家的民主自由，恰恰表明这个社会还缺乏民主自由——读者从作品中很容易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强制性，三岁小孩也想象得出这个社会艺术家们没有创作的自由。更何况整齐划一的歌颂和赞美，与电视上的商品广告有什么不同？有时候看商品广告还有趣一些，因为写商品广告词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政治干预，最多只有夸大的嫌疑，很少会犯“政治的错误”。要一个小品艺术工作者，一本正经地表演幽默小品，这本身就是“黑色幽默”。 　　我们的宣传干部老是想着“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就必须“教育”人民，我们的艺术家老想着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总以为自己“站在时代的高度”，他们都把观众和读者当作教育的对象和塑造的对象。观众来欣赏艺术成了来接受教育，文学作品的阅读成了自己灵魂的改造，本来是来寻乐子最后变成了是来找罪受。想想看，我们在家里与太太就很难统一思想，要让十三亿人统一思想，该是多么困难，该是多么痛苦，又更该是多么虚伪，这无异于叫十三亿人集体撒谎。再想想看，我们之中有谁愿意接受别人的改造？一个人要去塑造另一个人的灵魂，这种事情说起来就十分滑稽，做起来估计也不轻松容易。我们来听听《主流》中那位美国女评论家宝琳•凯尔是怎么说的吧：“如果艺术不是一种娱乐，那该是什么呢？难道是一种惩罚吗？”可是，我们这里偏偏就有一些人要把娱乐弄成惩罚，而且他们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光荣任务”。 　　美国艺术家们当然崇尚普世价值，可他们从来没有把普世价值写在脸上，他们当然百分之百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好像没有打造美国形象的义务。上网听听美国歌曲，你总以为美国青年都是单身，他们不是在渴望爱情，就是觉得十分孤独。到电影院连看几部美国大片，那里不是恐怖就是吸毒，不是偷盗就是枪杀，那里的坏蛋个个都是武林高手，那里的警察许多都在暗通匪徒，你一定会觉得美国不是人呆的地方，那里是罪恶的渊薮，是人间的地狱。可是，你到美国去旅游几天就会看到，美国普通人家不像我们这里家家都装铁丝网，把家庭住宅活活整成“犯人牢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美国作家和艺术们，天天在给自己国家的脸上抹黑！我们不妨回顾几部美国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那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低俗小说》，表现黑社会和性暴力的题材，导演将恐怖的暴力弄得十分轻柔，对柔情蜜意的爱情进行亵渎，把严肃的政治化为玩笑，对庄重的历史调侃嘲弄，崇高的东西在影片中显得卑劣，神圣的东西在影片中是那样庸俗。《好家伙》是一部纪实性的的黑帮片，影片主人公亨利的一上场就踌躇满志地说：“在我看来，成为一个黑帮分子比当美国总统更酷。”可是，随着亨利梦想的逐步实现，他同时发现了自己的梦想不是“炫酷”而是“残酷”。社会上的普通人为钱为权必须拼命奋斗，影片中的黑帮分子则要为钱为权而抢劫杀人，因而，黑帮就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亨利梦想的破灭同时也就是“美国梦”的破灭。《公民凯恩》是一部传记体影片，它以一位报业大亨凯恩之死揭开序幕，并通过他人生的悲喜与事业的兴衰，暴露了资本主义神话背后冷酷的真相。1999年度的第7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丽人》，以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犀利地揭示了美国普通百姓的“众生相”，无情地展示了隐藏在美国社会肌体中“癌症”：甜蜜微笑后面是辛酸眼泪，光彩照人后面是阴暗猥琐，美好纯洁后面淫荡堕落。还有那《沉默的羔羊》中的凶杀恐怖，《普通嫌疑犯》中的毒品走私，《上帝之城》中的贪婪背叛，《美国往事》中的琐碎虚无，更有《罪恶之城》中那腐败奸诈的警察，招摇放荡的妓女，狭窄破旧的街道……这些影片中的美国只有暴力横行，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即将崩塌。名为《老无所依》的影片具有象征意义，似乎美国只有辉煌的过去，不会再有美好的未来。 　　可是，世界观众偏要从反而看问题：从美国那些描写黑暗的影片中，竟然发现了美国光明的未来；从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众声喧哗中，感受到了美国高度的自由民主；从那些表现破败贫穷中的作品中，看到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从中美两国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中，我发现了一种价值悖论：无论是我国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西方国家所崇奉的“普世价值”，艺术作品对它们越是淡化，它们的实际效果反而越是强化。 　　那部“反智代表作”《阿甘正传》恰恰表现了美国的“大智”：人生无目的才能更好地实现它的目的，放弃自己的小聪明才会真正的大智慧，它在捧腹大笑中让观众明白：我们任何人的一生都充满偶然性，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在剥开巧克力纸之前不知道它是黑的还是白的。美国的喜剧、滑稽戏、肥皂剧，无一不让你笑出眼泪，笑破肚皮，并在笑声中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即使美国那些政治人物，除了小布什讲话像个楞头楞脑的西部牛仔外，风流倜傥的克林顿，能言善辩的奥巴马，他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都轻松幽默，可是一听到我们主席和总理的讲话，我马上就想站起来立正，好像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那些小品演员好像总忘不了自己“历史使命”，一上台就满脸肌肉紧张，看着他们夸张的笑脸比看到别人号啕大哭还难受。我们政府要求轻松的小品承担严肃的政治任务，所以相声小品都是“一脸苦相”，难怪民间相声演员郭德纲苦苦哀求说：“你们饶了相声吧，让它给人们乐呵乐呵不行吗？”话音未落，他那位体制内同行姜昆马上指责他“格调不高”。 　　情侣们去看电影，去听相声，去看戏剧，是去花钱买乐子，不是要花钱买教训，请问：让观众笑一笑难道会死人吗？ 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文化战争 普世价值   

搜狐博客作者杜君立的文章说，最精彩的无疑是点燃火炬，7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点燃了204个红花瓣，红花瓣慢慢靠拢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炬，奥运圣火熊熊燃起，烟花映亮夜空……伴随着麦克特尼演唱的披头士经典名曲《Hey Jude》，伦敦奥运会正式开幕——比起4年前北京吊起李宁点火来，伦敦的圣火点燃仪式堪称奥运史上最牛逼的创意，仅凭这个创意，伦敦就完胜北京。毫无疑问，这是文化、精神和创意的力量，绝不是烧钱就可以做到的。相比之下，张艺谋的宏大叙事就是将人标准化，而博伊尔则恰恰相反：张艺谋将人变成了提线木偶和冷血机器，博伊尔则将冰冷的机器变成了人。这体现出前者的紧张惶恐，和后者的轻松自信，与博伊尔相比，张艺谋无疑还沉迷陶醉在卓别林所讽刺的那个《摩登时代》。 此外，伦敦开幕式的演员们显然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你看，村姑四处逛，牛羊满地跑……，整个演出呈现出一种自由、散漫的气息。对此，雅虎焦点关注的点评说，而这一切正是总导演博伊尔所想要的，那就是，让不同政见，不同肤色和种族，以及不同价值观的人，站在同一块舞台上演出，不回避历史的阴暗面，并把它定格在本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这的确是一种无比的宽容态度。共识网上学者陶东风的文章则认为，对比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整齐划一和严整规则，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狂欢，大狗小狗一起叫，众声喧哗，甚至有些乱糟糟的感觉（特别是讲工业革命的那场）。但这正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本来面貌，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监狱和军营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 如果只有整齐划一和秩序才是美的话，那么，最美的地方就应该是监狱和军营了。也有评论说，这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事情，英国人既没有拼投资、拼人手，也没有拼声光电，更没有拼脸蛋有多漂亮，所有我们准备好的可供对比的参照系，都不存在。网易体育评论作者刘耿的文章说，自信不是用钱堆成的，博伊尔仅仅用了北京奥运会1/30的费用，就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有担当的历史，而不是像张艺谋那样，把种种中国元素像糖果一样，放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就行了，充满了堆砌感，而没有逻辑性，让人眩晕的是华丽的视觉轰炸。 自信也不是只用“正面”元素堆成的，比如，为历次战争中的死难者默哀，为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故中逝去的人们建记忆墙等等。反观中国，我们会将“7.23”温州动车事故，以及“7.21”北京水灾的死难者摆上台面说事儿吗？甚至就连当年北京奥运会对“5.12”大地震的处理，也仅仅只是让那位汶川男孩林浩与姚明一起，手举国旗入场而已，之所以搞得这么隐晦，不就是怕添乱吗？！顺便提一下，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是“激励一代人”，小屁孩在弹簧床上乱蹦，真实的胖护士在照看他们，歪瓜裂枣的大叔在唱国歌。几乎每一幕都有残障人士参与，在北京人们恐怕只能从残奥会的开幕式上看到他们吧，从这点上，伦敦又完胜了北京。 刘耿的文章强调说，自信更不是用一张张华丽的表皮堆成的，无实质内容的美丽宣传只不过就是一张画皮，风一吹就露馅。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让我们想起了那位诈骗透析费救妻的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向WWW（万维网）发明人蒂姆致谢，让我们想起了GFW（国家防火墙）的缔造者方滨兴，我们不知道善待国民就是国家形象，我们也不知道 GFW不只是反WWW，而是反对人类文明。究其原因，两个开幕式，一个是威权体制的作品，一个是自由体系的作品，这才是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也有网友点评说，如果伦敦奥运开幕典礼的花费是2700万英镑，仅仅只是北京奥运430亿美元的近百分之一的话，基本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不需要比较了。君不见，伦敦开幕式燃放的焰火都是从中国廉价采购来的，据说只花了60万，相比北京开幕式的1800万，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更便宜的是，这次伦敦还用70亿张小纸片像征70亿地球人，这也太廉价了。腾讯博客作者王思想的文章感慨说，有限政府、有限预算，有限奥运——这就是伦敦奥运会，与北京奥运差别巨大。这是抠门吗？是的，但当伦敦开幕式上向人们展示英国免费医疗体系的时候，你就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抠门，什么叫不抠门了？！ 这样的全国免费医疗体系，又会让备受高额医疗费用折磨的中国人情何以堪呢？一届被认为很抠门的伦敦奥运，是否会让奢华的北京奥运无地自容呢？！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脸红。不知张艺谋对伦敦开幕式作何感想？北京奥运开幕式让张艺谋声名狼籍，从此戴上了“法西斯美学”的桂冠。张艺谋现在忏悔了吗？我表示怀疑，以张艺谋的智商，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 北京伦敦，两个奥运连着，人们自然免不了做比较。其实，我更愿意比较的是北京与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该届奥运会出现了10多亿美元的巨额亏空，致使该市的纳税人直到20世纪末才还清这笔债务。蒙特利尔一定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北京那么奢华都没有让北京人背债？我要告诉蒙特利尔：谁让你们没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北京的奢华奥运由全中国人民买单，这就叫优越性。中国人会为了一个蹦蹦跳跳的运动会“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代价”，你蒙特利尔能吗？谁叫你不幸生在加拿大？ 当然，北京所谓的“优越性”也是有限的：尽管政府声称奥运会极大改善了北京的基础设施，但几年之后，北京下了场暴雨，下水道堵塞，居然导致发生特大水灾，仅仅官方承认的已经死了77人。奥运会，是蒙特利尔人永远的伤痛，也是北京人永远的羞愧。至少，觉醒了的那部分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假如体制不变的话，我希望，中国永远也不要举办什么奥运会了。 综上所述，博客中国网友颐生引述的文章分析认为，伦敦奥运开幕式所展现的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但这对我们来讲却是一种外星文化，无法理解，内心充满着不安和慌乱，以致于央视的评论员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伦敦开幕式的解说能力。而北京奥运所展现的却是被人类历史淘汰的潮流，当那位发明万维网的专家出场时，也是在提醒观众，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仍然在主导和改变着世界，并将引领未来。因此，不要再留恋张艺谋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所炫耀的那个活字印刷时代了。此外，伦敦奥运会展示的是英国，却让人感到人类的共同性；北京奥运会试图表现世界，但却让人感到人类就是中国人。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如此之少，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7月19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西方提出的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这也是中俄第三次联手在安理会否决涉叙草案。中国为什么投反对票？ 一些网友认为这是要联俄抗美，不能让美国等西方太过嚣张、为所欲为。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反对票最多表明了一种态度，并无实际意义，更不可能真正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行动。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由安理会成员国投票通过的大规模国际军事行动，除了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还真不多见。冷战时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从来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冷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所有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干涉（例如科索沃、伊拉克等）都是美国或北约牵头，没联合国什么事。 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普京只是为了在国内制造硬汉形像，俄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本来就不深，加上俄国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丰富的石油储藏，在中东制造一些混乱对俄国实在是有益无害。而中国的反对票也只是表明了政治立场，中国不会真正去阻止西方人采取行动，也没这个能力，如果知道这张反对票会引起西方对自己的经济报复，中国不会投反对票的。 然而，这个政治立场表态是缺乏眼光的，关于这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这里引用在微博发表的一段话： 中国不应和独裁走得太近。时代不同了，独裁的历史终将终结，独裁政权会一个一个从地球上消失，这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更不是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的——利比亚卡扎菲走了，埃及穆巴拉克也下台了，叙利亚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北朝鲜的政权也一定会成为历史……但人民却会永远存在，而且继续创造历史。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叙利亚、朝鲜人民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会质问中国人：你们当初为何同压迫我们的独裁站在一边？你们为何向那些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公敌伸出援手？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如那些遭受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压迫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一样。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同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是有区别的（见《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届政府也都以小平改革思想为指导，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这张反对票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叙利亚的距离，得不偿失啊！ 国际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投下反对票表面是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其实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国是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十亿），中国是叙利亚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帮助叙利亚“维稳”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那些认为一切国际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这个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是极其短视的。尤其当我20日打开电视与报纸，从美国的CNN、Fox News，到英国的BBC，再转台到澳洲的7号台与9号台，看到各大媒体以鲜见的时段与强烈的语气批评、谴责中国，把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一员的时候，我感到了这张反对票的沉重，认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反对票。 先让我们稍微绕一个弯路：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500多个，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十年不到，人均GDP 在世界排名只在一百位左右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大多是富裕国家）开办了如此之多的免费教育机构，相比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难，与希望小学的雷声大雨点小，堪称奇迹。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不差钱，差的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如果孔子学院真能够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花一些纳税人的血汗钱，也算是无怨无悔吧。 让我们继续看看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事迹：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人物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广告屏，在国际上激发了媒体的集中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2011年8月，新华社从美国金融时报手中接手了一块18米高、12米宽的广告显示屏，更为中国广告出现在时代广场提供了方便。 好了，如果要列举的话，还有世界各地的报纸媒体等很多很多，现在让我们粗略算笔账吧，为了传播中国价值理念，提升中华软实力，拉近我们同现代文明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一年在海外花费宣传与推广费应该不少于一百个亿吧？ 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张反对票，在世界各国媒体中占据的比重几乎压过了我们所有的宣传与推广。如果你不相信，20日晚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一次民调，中国的国际形像与“软实力”比一年前同期应该跌了至少十个百分点。我们一夜之间，疏远了文明社会，拉近了同叙利亚的距离。换句话说，我们一年花费在孔子学院与外宣上的钱算是白白浪费了。 谢天谢地，美国及时发生了丹佛枪击案，见异思迁的国际媒体立即调转了镜头，转移了公众视线……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一个令人疲惫且不无挫折感的话题。关于它的必要性以及价值、意义已经说得太多，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实际进步实在太少。 　　不过，最近，在新媒体传播圈，这个话题却出现了一次突然闪亮。事情的缘起，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新浪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之前有媒体朋友们发文表示对骆家辉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感兴趣，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拿多少钱呢？另外，也有朋友询问我们美国国务院员工到中国出差的住宿和餐饮费报销标准是什么？今天也一并用事实解答。 　　这条微博的发出时间是5月17日，截至6月9日，点击量超过1万，评论数量2780条。点击链接进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新浪博客，还可以看到长文：“美国国务院员工和骆家辉大使的工资”，其阅读量是13927次，并有2705条留言评论。 　　就传播而言，转发量过万，再加上二级、三级转发的数量，以及很多衍生的话题帖子，实际的传播面相当大。这样的传播方式，给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话题讨论注入了两个新元素。 　　第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正在成为一种“表演剧目”。中国迟迟不公开，相当于剧目迟迟不开演，还让万千观众年复一年地苦等。假如这是剧院，观众必然散去，去看对台戏；假如这是电视机，观众必然转换频道，并且会发现，有很多同类型的精彩剧目在上演。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全球化的传播领域中，已经成为国家能力、国家形象的一种竞争。 　　第二，竞争需要有武器、手段、工具。在信息社会中，官员财产是一种信息。将这种信息公开释放并灵活运用，日益成为竞相争取公众信任的手段和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财产公开作为信息公开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学会掌握和运用的“政策工具”。 　　换言之，新传播给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带来了新的动力机制。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切用以达成政策目标的方法或者策略。例如税收。希望激励富人捐资用于公益事业，一个可选择的手段，是对慈善捐款者实施减税。此外，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组织或者组织制度。例如，以发展社会组织作为手段，目标是改善社会服务的供给质量。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 Hood）将政策工具分为四大类：组织类工具、权威类工具、财政类工具、信息类工具。信息类工具，指的是各种信息发布策略或者信息使用策略。比如，在香烟盒上印制警告语以推动戒烟。 　　信息类工具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弱工具”，但是，现在越来越表现为“强工具”，或者“巧工具”。举例来说，2003年“非典”危机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布“每日疫情更新”，还针对特定地区或城市，发布“旅行劝告”，希望迅速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条。当时，没有人会把世卫组织的信息工具等闲视之，这可以从那些被列入旅行劝告名单的城市其旅游、交通、酒店、饮食、会展以及其他行业均遭重创中，可见一斑。 　　我们可以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看作是信息类的政策工具。官员的财产与收入，是政府掌握的信息。以制度化的方式向社会发布此项信息，就是在使用信息类的政策工具。 　　它将有利于实现至少三个目标：方便公众监督和政府自身监督，最大程度地清除腐败现象；改善官民关系，建立起公众对于清廉政府的信心与信任；建立科学的公务员激励机制，并且获得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其实，在某个特殊的角度上，政府也使用过信息公开的政策工具。这主要是，公开那些被查处的落马官员的贪腐财产。公开的程度相当细致，可以说“公开到项”“公开到目”。这包括：受贿所得的总额、房产数量、名贵礼品、国外存款、亲属子女名下财产与利益、情人数量与交往细节、生活腐化程度等等。 　　这样的信息公开方式，相当于“战利品展览”，目标是获取公众对于政府打击贪腐之力度的信任。然而，多年下来，它产生了两个问题。 　　首先，它逐渐提高了公众的心理耐受阈限，培养出一种“大老虎期待”，并演化成竞相追逐“更大老虎”的游戏心态。“战利品展览”方式曾经有过的积累合法性的功能，便逐渐流失和瓦解。其次，这种贪腐信息公开，常常以政府自己组织报道或者默许媒体报道的方式来实现，其制度化程度不高，容易出现信息不实的情况，也容易夹杂各种暗示，引发“墙倒众人推”现象，或引向对于个人的羞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反腐败、政府公信力建设这个领域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不够大，种类不够多。其中很多工具，早已经落后、老化、不灵光。假如把“战利品展览”算作是信息类工具的话，它顶多只是工具1.0版。现在的任务是，应当将它迅速升级至2.0版，即建立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表演剧目 　　不久前，有学者刊载文章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者认为，根据对中国经济、政治运行周期的考察，有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少需要十年，这还是乐观估计。 　　考察经济政治运行周期，并做出预测性的推断，纯粹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或有其科学道理。如果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表演比喻”，假定观众已经入场，大幕已经徐徐拉开，这时候还可以说，剧目无法上演吗？这是对运行周期理论的疑问之一。 　　疑问之二，过去十年，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有些官员通过贪腐而积累财富的速度之快，数额之巨大，不是常理能够解释的。这就不得不问，贪官是按照什么周期来行动的？未来十年会不会周期加速？最乐观的估计会到什么程度？总之，如果离开了贪官的行动周期，对于反贪周期的计算即便再科学再精密，那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疑问之三，当年国企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再就业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妥善安置工人需要十年周期。当农民的土地被征收的时候，也没有人为他们计算什么周期。改革广泛触动了许多人的事业周期和生命周期。为什么改革改到公务员头上的时候，他们就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周期,并且把他们的周期定义为“客观的”呢？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是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头剧目，必须上演。 　　上演的时间表，不完全是哪一个内部团队可以决定的，而是由许多外部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举个例子说明。2008年7月，安徽省的一位博客作者周蓬安在他的博客中评述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受贿案，文中把那些举家移民在外，自己单独留在国内的官员叫做“裸体做官”，从而创造了“裸官”一词。 　　2012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的“裸官”现象。由于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作者直接引用了汉语拼音“Luo Guan”,将其直译为“Naked official”，然后再解释具体意思。6月份，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文章评述中国官员腐败现象，同样直接使用汉语拼音“Luo Guan”。很快，这个“英语新词”由留美学人在博客与微博上发了出来，引起了围观和议论纷纷。裸官与Luo Guan，现在成为跨国传播用词。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跨国流动现象，即贪腐官员利用了全球化的便利（全球通信、全球旅行、全球金融），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模式、生活模式以及个人资产安全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个人绕过了国家，直接利用全球条件作出了决策。 　　更有趣的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认知与报道，也是全球流动的。 　　同时，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接收信息，同样绕过了国家。这种“全球-个人”直接勾连的结构，日益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时间周期与空间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国家的监管制度若仍然固守自己的“周期”（如果还有的话），而不思改进，岂不要贻笑天下？ 　　示范效力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新传播，是一种全球相互沟通的大传播。它的传播力量穿越了传统上以为不可逾越的界线，从而使政府原有的管控力量变小。当然，新技术对于使用者有赋权作用。那么，新技术也会赋权于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其他监管制度，从而有利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吗？ 　　不妨先举一个他山之石作为例子。今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英国王室为此举办了隆重庆典。庆典的筹备与实际操作动用了一切传播手段，包括各种社交网络，包括中国大陆的微博。传播中特意强调的一点是，庆典的经费来源于私人部门的赞助，不使用纳税人的一分钱。善用新媒体，创造性地展示自己，于是，活化石般古老的英国王室，再次老树发新枝，英国老百姓对王室的信任度向上攀升，再创新高。 　　不同制度下的具体做法，当然不能照搬，但总是可以获得启发。以新传播而公开示范作为核心，设想从两个方面来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 　　第一个方面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公开承诺，提供路线图，并且按照路线图逐年公开检讨进程，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个方面是，在职官员现在就做出公开承诺，支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承诺自己仅在合法范围内获得收入，不贪污，不受贿，不将家人财产移国外。同时承诺，接受公众对其个人财产方面的质疑，并愿意对质疑做出公开回应和解释。 　　“示范”与“吸引效仿”是新传播时代的新型权力运行方式，它要求信息公开。官员的财产多少，固然是信息，官员的守法意愿和承诺也同样是信息。公开这些信息，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不二之选。如果连承诺都不愿意做出，失望的公众当然宁可去捧别国大使的场子。政府流失的不是粉丝，是公信力。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