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义和团式“自残爱国”是中国挥之不去的政治噩梦 ——熊飞骏 慈禧太后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点应该是多数中华大国民的共识，可在“义和团乱华”时期，她却被义和团“反帝爱国人士”尊为“伟大领袖”和“人民大救星”？ 戊戌变法志士谭嗣同为了中国的进步强盛，主动放弃逃生机会慷慨赴义从容就死，用鲜血来唤醒“为奴隶而不自觉”的中华大国民。他的绝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迄今仍令中华志士热血沸腾。这位死于慈禧太后屠刀下的良心英雄，则被义和团“反帝爱国人士”污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死有余辜？ “义和团乱华事件”直到今天仍被我们的教科书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徒众也就自然上升为名头响亮的“爱国民众”了？ 百年前义和团徒众的“爱国口号”确然喊得震天响，最响亮的“爱国口号”不是什么“振兴中华还我河山”和“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太后万岁！”“大清万岁！”“誓死忠于太后！” 本人有限的智商实在想不出“太后万岁”和“誓死效忠太后”与“爱国”有何干系？这个中华大国民公认的“赃官卖国贼”，居然被义和团徒众尊奉为“中国象征”，“爱她就是爱国”？ 这是什么猪狗逻辑？ 可百年前的义和团“爱国阿 Q ”们就是如此“爱国”的！ 义和团徒众的“爱国壮举”除了声嘶力竭向慈禧太后和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表忠心外；就是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的豪言壮语。 义和团“爱国阿 Q ”们眼中的“汉奸卖国贼”都是些什么人？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末期，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应该是鱼肉百姓草菅人命发国难财的贪官政客和拒绝变法图强的特权集团，他们才是招致中国积贫积弱并引狼入室的祸根，一个无卖国之名却行卖国之实的腐恶守旧势力。 这批腐恶守旧势力以慈禧太后为大佬，她个人聚敛了近 2 亿两白银来历不明资产；挪用海军经费一千万两修建的供个人穷奢极欲的颐和园总耗资 2 亿两白银，能建造 10 个北洋水师。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是她的超级腐败造的孽，随后中国割让台湾岛，赔偿白银 2 亿 3 千万两（ 3 千万两赎辽费）。她无疑是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这个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却被义和团“爱国阿 Q ”们尊为至圣至明的“伟大领袖”和光芒万丈的“人民大救星”？是最大最红的“爱国英雄”？ 以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人帮”是鼠目寸光只知贪赃枉法荒淫无度的满族亲贵，全是“倾天下之财来满足一己之欲”的卑污政客，“宁予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思想根深蒂固，是死不改悔的“汉奸卖国贼”。 这四个“铁杆汉奸卖国贼”则被义和团“爱国阿 Q ”们捧为“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是最最爱国的统帅和导师？义和团的司令部就设在载漪的府第上。 追随在慈禧太后和载字辈“四人帮”左右的则是一批只会贪污索贿的酒肉政客，以大学士徐桐、刚毅、山西巡抚毓贤和甘军司令官董福祥为代表。他们的最大“政绩”就是疯狂贪贿把国家墙基掏空；同时对任何有助于中国文明强大的思想言论和赤心为国的仁人志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批思想守旧灵魂卑污的贪官政客则被义和团“爱国阿 Q ”们引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和并肩作战的“阶级兄弟”。 ………… 清末最大的爱国团体则是主张学习欧美仿效日本，推动中国实行明治维新式政治变革的维新党，宗旨是“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华民族的活力和主动性创造性，在二三十年时间内制日超美赶英，废除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领事裁判权和海关主权；收复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岛和沙俄武力强占的 1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维新党领袖是光绪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愿意放弃个人特权谋求中国文明强大的良心英雄。 维新党骨干是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六君子”。义和团乱华前两年，有望使中国在短期内超越日本的伟大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汉奸集团”扼杀在血泊之中。康、梁亡命日本，“戊戌六君子”血沃中华， 英雄的鲜血则被首都大大小小的阿 Q 们醮了人血馒头。 维新党领袖虽逃亡身死，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很多拥有维新思想和民族责任心的“爱国志士”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里幸存下来，他们是真正的爱国力量和中国的希望，也是以慈禧、四人帮为首的“汉奸集团”必欲去之而后快的肉中钉、眼中刺。 这批对中华民族拥有巨大责任心的“真爱国志士”，则被义和团的“爱国阿 Q ”们污为“汉奸卖国贼”，良心英雄光绪皇帝则是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义和团的“爱国阿 Q ”们是如何从事“爱国运动”的。 一、      疯狂屠杀幸存的维新派爱国志士。 除了光绪皇帝因慈禧太后的干预幸免于难外，中央政府里拥有维新思想，和变法图强沾上边的政治家被屠杀一空。 二、      把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教民污为“二毛子”格杀勿论，近五十万中国无辜教民倒在血泊之中。 三、      把使用“洋伞、西洋镜……”等西方工业品的无辜中国平民污为“ N 毛子”格杀勿论，冤死者数以万计。 四、      把中国耗费巨资修建的铁路、通信线路和近代工厂全部拆毁破坏。 五、      在首都大搞烧、杀、抢，繁华盖世的商业街被烧成一片废墟。 义和团的“爱国阿 Q ”们在“对内残杀”时如虎如狼所向披靡，其“英勇无畏”形象令手无寸铁的首都平民毛骨悚外小儿不敢夜啼。 在屠杀铲除内部的“真爱国志士”、摧毁中国的工商业基础，极大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后，义和团的“爱国阿 Q ”们在以慈禧太后为首高呼爱国口号的“汉奸集团”的“英明领导”下，在一个晚上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出动十多万号称刀枪不入的“团勇”和配有克虏伯大炮的禁卫军团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 这真是人类世界有史以来最为荒唐疯狂的政治闹剧？ 我不否认义和团的多数成员是真心爱国的，但有爱国之心者不一定能行“爱国之实”。义和团“爱国阿 Q ”们因为一无知识二无阅历，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很容易是非不分忠奸不辩黑白颠倒认贼作父为虎作伥，通常只会被灵魂卑污的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在“爱国名义”下“行害国之实”。 结果“爱国者”堕落成“害国贼”！ 这就好比很多中国父母真心爱自己的儿女，但却用溺爱怂恿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结果不自觉成为儿女成长的“第一杀手”。 在一个晚上向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并出动军警团民围攻外国使馆？有点类似一个热爱儿子的父亲，因不满身体孱弱的儿子在班上被同学欺侮，就鼓动儿子同班上所有同学绝交，并手持凶器四面出击追杀同班同学…… 这个孱弱儿子无疑会吃大亏上大当，就算不被同学打死也要落个终身残废。 残杀儿子的凶手是谁？无疑是那个溺爱儿子的父亲。 当时中国的邦交国有 11 个，其中英、美、法、德、意、日、奥等主要邦交国每个都比中国力量强大，一对一都必败无疑，就更不用说四面出击 1 对 11 了？ 义和团的“爱国阿 Q ”们把他们的祖国推上了上述那个非死即残的“儿子绝境”。 因为“爱国”而把国家送上“绝路”，“爱国者”充当“害国”的凶手，是百年中国一直挥之不去的噬脐之痛。 百年后的今天，在全球共享科技文明的信息时代，我们的很多高呼爱国口号的“左愤”们，不也经常在别有用心的幕后阴谋政客的煽动忽悠下一再扬言要向美国“开战”吗？ 就算美国真个“亡我之心不死”，真个是中国最为穷凶极恶的敌人，此时若向美国宣战，结果和义和团当年向 11 国宣战有什么区别？ 我们一驾飞机也飞不到美国领空，一艘军舰也靠近不了美国领海；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和战略轰炸机则可在中国领海领空随意锁定军事打击目标？结果美国国土没有一声炮响中华大地却硝烟弥漫，就算最终不亡国也会遍体鳞伤…… 中国又将再次坠入那个非死即残的“儿子绝境”？ 那些高呼爱国口号的御用“左愤”们又将再次上演义和团“爱国阿 Q ”们的悲剧，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爱国者”不自觉充当“害国”凶手！ “爱国者”将最终堕落为“害国贼”！ 也许有些左愤会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言壮语来印证自己的“爱国豪情”？ 我这里想问一个简单问题：中国慈父慈母们有几个会鼓动自己的爱子在尚有退路尚可和解或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去和力量比自己大出 N 倍的对手玩命的？ 好象没有这样的慈父慈母，因为他们对子女的爱是“真爱”。 “真爱”更多表现为“责任心”，而不是为逞一时之气拿爱的对象去豪赌？ 所以那些动不动就拿祖国去“赌气”的“左愤”们并非真的“爱国”？要么与国家不“连心”感受不到国家的痛；要么以“国家”为赌注来实现个人的阴暗动机。 我们在自己的力量还只是“羔羊”的情势下，只因为老虎在远方偶尔流露出不友好的表情，就冲上去煽老虎一个耳光？这是“爱国”呢还是“不负责任”？ 在科技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为何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国民思维见识仍停留在百年前的黑暗岁月？在义和团“爱国阿 Q ”的文明层面没有前进一步？ 这真是人类世界最为匪夷所思的困扰？ 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能找到答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成果共享的地球村，我们的教科书依旧把“义和团乱华事件”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这不是诱迫青少年喝“狼奶”，毒害青少年心智吗？ 在“狼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国民，价值品味思维情趣怎么可能与文明世界接轨呢？ 结果是在精神领域，别人都乘上了宇宙飞船；我们依旧老牛拉破车。 停留在如此自残自虐精神层面的中华大国民，怎么可能实现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呢？不大倒退不崩溃就是万千之幸了。 ………… 与“对内象狼”不同，义和团式的“爱国阿 Q ”们“对外象鼠”，在对外战争中丑态百出。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那里只有不到 400 名卫兵，既没重武器也无坚固的防卫工事，可用克虏伯重炮武装起来的十多万“团勇”和正规军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也无法攻破。西什库教堂则只有区区四十多杆步枪，在“清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下一样坚守五十多天直到援军前来解围。 西方仓促组建起来的八国联军尽管是互相猜疑勾心斗角的乌合之众，战斗力相当有限，可义和团与之接仗却一触即溃，象山崩一样败下阵来，远没有当初屠杀自己人时的“英勇无畏”，临危之际没有几个人想到要“为国赴死”，而是从事逃跑比赛，边逃边对自家人实施烧杀抢奸。 ………… 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代价是高昂的：北中国成了尸山血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东北三省则落入了北极熊张开的血盆大口，从此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一直未能在那里恢复主权。 随后与列强签订的“庚子事变议定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摊上一两。 如果不是被义和团“爱国阿 Q ”们污为“大汉奸卖国贼”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事先“不从乱命”事后与列强曲意周旋，挑动列强内斗以夷制夷；不是美国适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坚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将被列强瓜分从此亡国。 义和团“爱国阿 Q ”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差一点就把中国推下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 义和团“爱国阿 Q ”们在“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实质性“爱国事业”一样也不提，既没从事收复失地的努力；也不关注废除列强武力胁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富国强兵扶植民族工商业则被污为“卖国行为”……   中国人什么都肯长就是不肯长记性，一转眼就忘记必须牢记以警将来的历史灾难，导致类似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义和团悲剧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又在中华大地重演了一次，造成的破坏比庚子事变大出十倍，按叶剑英元帅的说法是“一共整了一亿人，整死两千万，浪费八千亿人民币”。国家主席被污为“叛徒、内奸、 工贼”被迫害至死。南沙群岛的绝大多数岛屿也是在文革时期沦陷的。   义和团式的“爱国阿 Q ”们根本不可能干出有利国家民族的事业，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沦为阴谋家的“害国打手”，不自觉充当孔庆东式高呼爱国口号的阴谋家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冲锋队员，干尽害国害民之勾当还自以为很豪壮很“爱国”。等主子的政治目的达到后，就会象当年的义和团红卫兵一样被主子一锅烩，不是被屠杀罄尽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二０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2011年11月22日 16:30:02 　　   　　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 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作者：杜君立 2011-11-15 1 “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近日以来，孔庆东因为这则微博而声名鹊起。北大素有“宁可鸣而死，绝不默而生”的传统，虽然之前他早已经出书上电视，但只是从这两年开始骂人以来，孔庆东 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门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芙蓉姐姐和凤姐带来的启示。她们与孔庆东的不同是从不伤害别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都做坏事，就非常难得了。”他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母狗”;他骂姜昆是“下三滥”;他骂贺卫方是 “汉奸法学家”;他骂央视“毫无人性”;他骂记者是“国家公害”;他骂南方报业集团是“汉奸报系”;他骂深圳是“反动政府”;他骂中国是“不要脸的国家”。对孔庆东来说，骂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为了增加骂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级的爆粗方式，如泼妇骂街一般恶毒下流。 “骂人绝不是战斗”。孙隆基将一个人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类比成排泄能力，一个污言秽语的人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一个人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的话，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友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 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 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 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毫无疑问，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2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 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2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二十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是‘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 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3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三十八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友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73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22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愚蠢的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3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道出了实情：“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些飞来的廉价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2010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25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4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 “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北大100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 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2005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兴和学术领域乏善可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其中毕业于北大77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LV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26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索要30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终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相由心生，孔庆东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狰狞，比不得阿忆水灵，但他却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说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常言说，赚钱如吃屎。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出个书都有一大堆人在记录、在润色，他只要提供一张横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多年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5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 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2011年11月21日 15:28:01 　　 “汉奸”辨     　　 　　起意写这篇短文，与“北大醉侠”孔庆东有关也无关。2010年11月19日在接受“第一视频”网站采访的节目中，孔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论”。节目中有“网友”说“王局长拍案而起，（应）先从南方（报系）开刀”。孔庆东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鄢：指与他有过结的凤凰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接下来他又说：“所以重庆市的打黑工作得到了全国的一致欢呼，有这样的好局长，有这样的好的警察队伍，那些汉奸记者怎么能不猖狂攻击，所以要用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     　　这位北大教授的逻辑很有意味，重庆的打黑工作既然遭到南方报系的“猖狂攻击”，又怎称得上“全国的一致欢呼”？不过，这种“逻辑”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非常熟悉：我代表全国人民，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阶级敌人，当然不在“全国人民”之列，当然应该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虽然我在南方报系混饭吃，也写过质疑重庆打黑做法的文章，但我并不觉得孔庆东的攻击和威胁是针对我的。首先不能接受孔某“汉奸”罪名指控的，恐怕不是南方报系的领导人，而应该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和中宣部，它们作为上级主管单位“守土有责”嘛，若真长期纵容“汉奸”，岂不要交出领导监管权并接受“法律武器打击”？     　　促使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内因是，我早就感觉“汉奸”这个词怪怪的，它的含义应该好好地辨析一下。     　　骂人的“汉奸”无疑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又分明有大汉族主义的意味。众所周知，汉满回蒙藏等等，我中华民族共有56个民族，为何没听说“满奸”“回奸”“藏奸”“蒙奸”——中华民族的好人不能只由汉人代表，卖国贼也不会只有汉族才有吧？     　　最近读了《看历史》杂志2010年第11期的文章《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鲜为人知的“汉奸”们》，恍然大悟：“汉奸”一词原是清廷的满族统治者创造并习用的，他们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对汉人总是心怀戒备乃至敌意。第一次鸦片战争，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皆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在不少清廷官员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汉奸”一词始现于清朝：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满清皇帝骂为“汉奸”，其意为汉人中损害满族统治的“奸细”。（《清史稿》卷307）     　　满族统治者所谓的“汉奸”，大多数原本是与对外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朝廷禁止海外贸易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自然愿意帮外夷打败朝廷；而官军滥杀良民谎报战功，诬之为“汉奸”，必然加重民众对官兵的恨意而愿意帮助外番。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也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这种事情只与利害有关而与民族大义无关。你看，清代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写到的官军滥杀良民以冒功，与民族大义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明代严禁片帆入海，断了沿海渔民与商人的生计，他们便“勾结”倭寇乃至假扮“倭寇”攻州掠县，这是“官逼民反”，与民族大义呀“卖国”呀何干？清末民初的蒋芷侪记过一部《都门识小录》，写八国联军打中国时的事，说是清军溃败而散兵游勇趁机大肆奸掳烧杀抢，老百姓只好求救于洋兵。你能说这些可怜的百姓是“汉奸”吗？他们奉行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即尚书里说的“抚我则后（王），虐我则仇”；《孟子》里说的“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仇寇”——报应不爽是天道的公平。     　　又说，“汉奸”一词出现于宋末：崖山之战终于以元灭宋而告终，元军统帅张弘范派人在崖山的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字，他想功垂千秋。但宋室遗民思念负主蹈海而殉难于此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在石壁上刻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这里有两个疑问：一，张弘范是汉人不假，但他公元1238年出生时，祖辈居住地（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范附近）早在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被金国攻占，距南宋签约割让给金国已有97年，而在张弘范出生前4年（1234年2月），金国已在新兴的蒙古汗国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即张弘范根本就不是宋朝而是蒙古汗国的臣民。二，他是汉人，但“汉人”（指早就被国号“辽”的契丹人和国号“金”的女真人先后征服过的“中国人”）在蒙古统治者划分的种族等级中，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却是比新亡国的“南人”包括新会崖山等地的人，高一个等级的；“南人”有什么资格骂他为“汉奸”？     　　从“汉人”与“南人”的区分就可以看出，“汉人”（今之汉族）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历史概念。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说法，炎黄部落曾是一些征服者，“窜三苗于三危”即把原住民撵到云南贵州等偏远地方去；但他们又被“胡人”征服，以致有晋室南渡、宋室南渡，成了最低等的“南人”。中原的炎黄子孙为什么叫“汉人”，他们建立的王朝又不止一个刘汉王朝？为什么只在海外，才叫他们“唐人”？为什么不叫炎黄子孙“宋人”、“明人”？我的解释是，这与汉代的匈奴人有关，在他们的眼里，“北庭”以南的人都是汉人。这种叫法被后来的“胡人”包括蒙古人所继承。这类似于俄罗斯与中国北方的辽国接壤，俄罗斯人与契丹人打交道，所以契丹人就成了中国的代表，CHINA的发音就是“契丹”；反之，蒙古人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甚至统治了俄罗斯人240年，蒙古人受发音方式的限制，发音读“罗斯”时，前面要加一个“哦”的辅助音，于是我们也跟着蒙古人而把“罗斯”读成“俄罗斯”了，比俄语和英语的发音都多了一个“俄”。     　　这说明什么？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演变中的，民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必要认死理，认死理你也说不清。你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鼓吹“排满”，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保皇党”（君主立宪派）都是“汉奸”。等到辛亥革命一成功，马上讲“汉满回蒙藏”五族共和了，“汉奸”云乎哉！     　　“汉奸”成了一个欲加之罪的口实，这在抗战胜利后表现得很明显。老舍的话剧《茶馆》和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都有相关情节。想收编你，不管日伪宪特匪，“爱国不分先后”；想敲诈你，给你加一个“汉奸”的罪名就可以没收“逆产”让你家破人亡。     　　这些年“民族主义”猖獗，“汉奸”成了一个特别方便加诸论敌的罪名。你看“文革”极左时期，也没有把沦陷区的人民都诬为“汉奸”，没有否定百姓在强寇入侵时求生的本能。江青树立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平原作战》，还有放了又放的电影《地道战》，大背景都在沦陷区。李玉和唱道：“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平原作战》、《地道战》里都有“维持会”，白天应付鬼子，晚上暗通八路，并没觉得这有损于英雄人物形象，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就是靠这些百姓支持的。可是，在如今“爱国”愤青口里，这些人不是要被骂作“亡国奴”就是“卖国贼”，仿佛就他们有血性！     　　有些人想用“汉奸”的罪名搅浑水，理所当然地受到抵制。前几年，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大出风头的喻权域又想出风头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其“汉奸”定义受到社会广泛质疑，提议无疾而终。现在孔庆东又欲拿“汉奸”的恶名“起诉”他看不惯的媒体和记者，虽然也不会得逞，但也不是没有附和者，这个“醉侠”的粉丝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要辨析一下“汉奸”这个概念，不要轻易就被这种言论蛊惑了。     　　补充一下，我觉得要描述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败类，不要用“汉奸”一词，而应叫“华奸”——中华民族里的奸人、罪人。   　　   　　2010/12/28   　　2011/ 01/21   中国经济时报   　　   　　    上一篇： 甘肃校车事故：“并校”一刀切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