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被命运眷顾的总统哈维尔

被命运眷顾的总统  / 崔卫平 2012-01-07 09:59 |   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离世,走完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 1989年底捷克天鹅绒革命,异议作家哈维尔被选为新总统,他不仅没有一份现成的履历,甚至没有一条穿得出去的裤子,他向别人借的那条有点太短。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在我们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我们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说真话,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而该年的1月份,他还被警察在布拉格文策尔广场附近抓捕,事因纪念苏军入侵时自焚的青年扬•帕拉赫。他被判9个月的监禁。4月份,他那些演员、作家和知识分子组织了一次巨大的声援浪潮,他最终被释放。人们强调他已经服了一半的刑期。 为了向公众更好地介绍新总统,他的助手们认为紧急印刷他的那本问答式自传是必需的,这本书的捷克文名《远距离采访》,英文名直译为《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1992年,中国的东方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将这本书翻译出版,印数1500册。 刚进总统府,他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自己办公室隔壁有一间屋子始终打不开。结果进去之后,找到了一套通讯设备,是专门用来与华沙公约组织联系的。他与他的新同事顺便用这个设备,给戈尔巴乔夫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他“新年好”。 这个期间,他应该正在准备那份著名的演讲——《1990年新年献词》。其中开门见山地说:“40年来每逢今日,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要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个开场白很能够说明他的个人风格,它也可以看作这个人命运道路的起点:厌恶一切陈词滥调,尤其是其中的谎言部分。1936年他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有家庭,这让他在周围人们中间始终感到羞愧。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创办了捷克巴兰道夫电影制片厂,该厂曾经是欧洲最大电影制片基地之一,因此哈维尔多年的梦想是拍一部电影。年轻时他很想进布拉格最高电影学府,已是成名的作家昆德拉推荐了他,但是因为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不被录用。被排斥的经验让他学会“从下面”看问题,体谅别人的痛楚源于知晓自己的痛楚。 很少有人看懂他写的那种“图像”诗,完整的词汇被他撕成一个字母一小片的,像风中鸟儿一样仓促迷乱。宽松的六十年代前期他在捷克先锋小剧场担任布景、提词、照明和演员,有空也抓紧时间写作自己的剧本,后来上演。他的戏剧被认为是荒诞派风格。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抽象,许多是嘲笑官僚主义的,弄一些暗语在剧场里与观众接头,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叫做《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他第一任妻子奥尔嘉是剧场的领座员。捷克作家协会上他大声发言,一度被认为是颇具培养前途的年轻剧作家,直至被开除出这个协会。 1968年苏军入侵时,他与朋友在捷克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抵抗了一周。始终处于边缘、生性腼腆的他,每天写一篇评论,由当地的电台播出。他甚至还为不同部门政府的头头脑脑起草大篇宣言,表明捷克民族绝不屈服的决心。事后他亲眼看见苏联坦克从市中心广场两边拱廊碾过,把一些人们压进瓦砾之中。抵抗的人们也大多销声匿迹,许多人流亡去了国外,包括昆德拉。70年代开始,捷克社会一度变得死气沉沉。昆德拉写文章说被入侵时捷克民族古老命运使然,哈维尔予以反驳。 1975年哈维尔提笔给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绘了所处社会中人们精神和道德上的可怕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的“稳定”,是靠制造人们心中的“恐惧”来维持的。每个人都担心有东西会失去,他们因而接受来自官方的大小“贿赂”,在道德上把自己将为低人一等。那其实也是一段经济发展时期,然而人们仅仅拥有选择某部冰箱或洗衣机牌子的自由,拥有给自己房屋内部装修的自由,当权者欢迎这种能量朝向私密空间的溢出。“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性方面的衰落,以及道德上的软弱无能?”他向他的总统发问道,结尾处他对从未谋面的收信人这样说:“要求您根据您的历史责任作出估价,并以此而行动。” 写完这封信让他长长喘了一口气,多年积压的精神负担稍微卸下了一些。此为这个人性格上第二个令人瞩目的地方:比起其他人,他更愿意坚持自己生命与立场的一致性。当环境变了,周围的人们也改变了他们原先的做法,他却愿意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上去,回到最初的信念上面去。他需要坚持自己生命的前后连贯。他把这个又称之为“同一性”、“延绵性”。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件寄出之后,他随身准备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放上牙刷、牙膏、肥皂、一点换身衣服和常用药,准备任何情况下被捕。这之后许多年,如果他不正好在牢里,他就随身带着这个小包。1988年法国密特朗总统访问布拉格,在早餐会上会见了几位布拉格异见知识分子,哈维尔将这个小包也一并带上。他准备好一踏出家门就回不来。 1976年捷克一支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成员被捕,其中领头的叫做伊万•伊劳斯。稍早时候两人见过面,长发披肩的音乐人并不信任哈维尔,认为他是“官方允许的反对派”。哈维尔也逐渐了解到这些人不管言谈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是他们的音乐里有一种“特殊的纯洁,一种羞怯心,一种脆弱感”。那天晚上当局抓了他们19个人。此事在布拉格知识界引起震撼。“七七宪章”因此而诞生。这份区区几千字的短小宣言,旨在呼吁政府能够遵守自己同意的(1975年)赫尔辛基人权公约。第一批签名者243人。宪章的三个发言人包括哈维尔本人、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和1968年离职的前共产党人、当时的外交部长伊希、哈耶克,体现了一种多元化。 因为他是三个发言人当中最年轻的,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从此他开始了与警察之间的多年周旋。他当总统13年,而这之间的十来年,都是在监狱或看守所大门进进出出度过的。其中最长的一次是1979年5月到1985年1月,这位未来的国家总统,在当时以“危害共和国”的名义被判四年半,结果因病提前释放。他在牢里被允许给妻子每周写一封信,因为不准谈其他事务,他就继续发挥有关人的“同一性”、“认同感”、“存在的地平线”这些令人费解的题目,弄得他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什么‘存在的秩序’,‘精神的秩序’,你唯一应当关心的,是监狱的秩序。” 这些书信后来集结出版——《致奥尔嘉》。在监狱这个世界的尽头,哈维尔得以再次返回自己的源头,检查自己生命的根基。“一个人的秘密是他责任感的秘密”。他对妻子写道。许多人欣赏哈维尔反抗的行为及勇气,然而在我看来,与他看得见的行为同样重要的,是他不断给出抗争的理由,他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不是因为仇恨而反抗,更不是为了赢得权力或名声,而是因为人的“良心”、“尊严”和“责任感”。他被誉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哲学家国王”。 还应当算上“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穿透力,能够看清潜藏在事情背后的东西;也是一种坚持的决心——一旦看到某个景象之后,就深信它。他竟然把良心这种东西带进了政治!他反复强调,政治不应当与人类生活为敌,不应当与人类良知为敌,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家们则应当对这个世界担负更多的责任。他反对他的前任一再打压社会良知的做法,在转型最困难的时刻对公众呼吁: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相信,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的和困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善意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和给它提供空间,赋予其希望。” 2009年3月,哈维尔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行三人,我们向他发问:什么是贯穿他一生的东西?”他答:“冒险性”。问他有关“历史及其与个人”的关系。他强调:“偶然性”更重要。问他对中国年轻人说些什么。他答“希望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是的,假如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视自己的生命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四分五裂,就进入充满偶然性的种种冒险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冒险都通向总统宝座。哈维尔的故事也并非一个成功的典型,他身上有许多自我抗击的成分。他的政治对手克劳斯批评他是个“半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任职期间,突然被传唤到某个阴森森的法庭接受审讯,或者直接被带去那个采石场服苦役,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哦,处于转型期的身心疲惫的公众,听到他们的总统早起向他们发布昨天晚上的噩梦,会怎么想呢?然而这却是哈维尔接近自己、保留自身人性的独特方式。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运设下的残酷陷阱。” 他将自己从权力中撤出的经历写成剧本《离开》,去年又亲自导演拍成了电影,他最早的梦想终于实现。     《新世纪》2011年,第50期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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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别了,“社会恐惧症”

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别了,“社会恐惧症” □《南方周末》2012年1月5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很多事实表明,在中国重新认识社会、重新建设社会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战略重点,中央层面动作频频,一些地方还通过放开社会组织登记等手段为社会“松绑”。 这一年,公民力量继续生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积极理性地参与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年末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更显示社会与政府的协商对话、利益博弈渐成机制。 概言之,居庙堂之高者和处江湖之远者,都不再患有“社会恐惧症”,都在学会正视社会,并自觉组成参与社会建设的多方力量。 “社会并不是反政府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政府放开手,民间的社会自治,恰恰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道路。” “治安”变“管理”,究竟变了什么? 过去的一年中,“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是中国热门时政语汇中的一匹“黑马”。 搜索引擎Google忠实地记录下了它的崛起轨迹:2010年,还很少有人搜索“社会管理创新”;到了2011年2月,这个短语的搜索量直线上升;此后,它已经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政治语汇的搜索量相差无几。7月至10月间,人们对它的关注度甚至超越了“和谐社会”。 容易发现,轨迹上的几个时间点分别对应着中央的几番动作。 2011年2月19日,也即搜索量急剧增加的第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要“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胡锦涛是在以“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为主题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这番话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了开班仪式。这一研讨班,自1999年以来基本每年举办一次,近年来主题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是执政党近期的重大战略。 7月至10月间,“社会管理创新”又因两件大事备受关注:一是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二是“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后者引发众多解读,“从单一强力控制到社会综合协调”的维稳思维之变,是论者的普遍共识。 实际上,变化从官方文件的措辞转变就可以窥见:1991年3月综治委成立后,“严打”一直是核心词;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2007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则明确提出了“服务”的概念。 从“严打”到“预防”,再到“服务”,直至“管理创新”,这条线索亦显示出中共对治理方式的探索之路。 另一个观察视角是综治委的领导配置。更名后,主任依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但副主任序列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高法、最高检的一把手退出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也退出了,增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马凯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运录等领导。 在地方,综治委主任的任用模式也随之转向——越来越多的省由党委专职副书记取代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主任,多个省份的宣传部长也跻身综治委副主任行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综治委能调配的资源将更加广泛,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将更“宽”,不仅包括治安,还包括公共服务、危机应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精神卫生等。 从最高层的讲话到省部级官员的研讨,从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到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的变化,2011年的时政新动中这些最抢眼的变化都指向社会管理创新。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是:各地政府、各行各业大力宣传自己的“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各方对中央新战略展开解读,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研究课题数量猛增……最新的消息是,浦东干部学院谋划成立“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 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少人将2011年称为“社会管理创新年”。 被“逼”出来的革新 在中国,以“社会”为中心的革新十分罕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被“逼”出来的。 “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着力强调,源于特殊的背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以及社会冲突不断增加,并由此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乱”,而是“烂”。其区别在于:“乱”相当于被他人打伤,“烂”则是自身的组织、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 孙认为,这种溃败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以2011年触痛国人的“小悦悦事件”为例分析说:“我不相信18个人经过小悦悦的时候都视而不见。如果他们内心有过挣扎,但最后因为怕惹来麻烦而没有伸手,那更多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需要改变的是这个社会,只有好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好的植物。” 现实情况是:糟糕的土壤不仅孕育了冷漠的路人,更孕育了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给政府带来巨大的维稳压力。日本《外交学者》杂志评论说,中共厌倦了“打地鼠”式的维稳,因此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 对于社会建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也曾有一番解释:“我们这些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使社会建设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有许多欠账。” 汪洋是在2011年7月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这番话的,这是汪洋连续第四年邀网民“拍砖”。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之下,政府不与社会对话是不行的,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是不行的。”师曾志说。 但革新之后的“好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人对此并无经验。 学者金观涛曾系统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他发现,“社会”一词是1900年左右“进口”的外来语,但引进时,背后的意思却存在微妙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私人领域稳定而坚固,国家权力受到监督,公共领域不会压倒私人领域;但在当下中国,家国意识浸润的绅士知识分子们并不了解“社会”与保护私人领域间的关系,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私人领域不断萎缩,“社会”最后只能代表“公”,成为国家的代名词。 1949年后,社会更是无法发育,乃至有人称当时的中国是“有主义无社会”。社会学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干脆取消了近三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令社会的成长成为可能,一些人从“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一些人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社会”依然有贬义。学者崔卫平曾指出:在人们的惯用语中,“社会”往往意味着次一等的存在,意味着危险、不可信任,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等。 社会控制,还是社会自治? 从视社会为“原罪”,到告别“社会恐惧症”,无疑是巨大的飞跃。不过,在各地纷纷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热潮背后,却暗藏着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管理创新”这个“筐”,到底该装些什么内容? 广东选择了学习香港。以省会广州为例,在该市“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香港“小政府、大社会”的运作模式,还提出要逐步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而广东决定自2012年7月起基本取消社团双重登记的做法,更引发关注。实际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公开表示,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此外,《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诚认为,广东乌坎事件的顺利解决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对待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事件,能够采取疏解方针,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今后解决群體性事件做了有益探索。” 杭州也有自己的经验。在那里,政府并未将政府职能外包,而是吸纳民间组织与政府组成“社会复合主体”。中央编译局学者周红云认为:在社会复合主体中,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而且作为一个重要分子发挥应有作用,而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甚至商户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这些都是对重新界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求是》杂志今年5月就刊文说:“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 但很快,人们就读到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全社会要进一步正确认识公民社会,改变一些人对公民社会的误解,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支持合作的态度……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 孙立平认为,对“社会管理”的不同解读值得关注,要防止偏离社会自治,走向社会控制。“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社会管理形成误解,将其片面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他提出,“社会管理不能片面理解为单向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积极的社会管理只有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和共治才能实现。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主张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但也有人不全然认同,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就提出“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他认为,由政府主导,由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协同配合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社会的逐渐强大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强大后的社会将使政府与社会间不平衡的关系得到修正。“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孙立平说,“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从细节看中石化社会责任心的缺失 向内的探索 亚运微风吹过广州 别把法治打没了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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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全球之声:只是谈谈革命

核心提示:2011年末,韩寒的三篇博文激起了网络上的大讨论。本文是”全球之声“收集的回应,加上我们收集的更多回应,存档备查。 原文: China: Only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作者:John Kennedy 发表:2011年12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补充收集 赛车手、作家和中国最受欢迎的博主韩寒本周末以三篇分别谈中国的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可能性的博文扔下了一枚炸弹。 陈卫因为写了四篇文章而刚刚被判刑入狱九年,和他不同,韩寒和他对改良vs.革命的讨论以及中国公民是否能够(至少是在当前)适应民主自由的机制的这些观点,则引起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更广泛的讨论,参与者涵盖学者、“异议人士”、也充斥主流的博客门户以及所有微博网站。 在这三篇文章中,韩寒坦率地谈到了一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受批评不敢谈的问题,但是他自己却受到攻击,不适合代表许多倡导进行严肃政治转型的中国人。 东南西北博客的博主宋以朗已经翻译了他的三篇博文(中译英见 东南西北博客 )。 我们希望能够跟踪来自公共知识分子和网民们的成百上千的对韩寒的批驳,我们把这些归纳如下。韩寒的父亲、韩仁均有时会充当小韩在新浪微博上的发言人,他说: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的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 我还是觉得那些不解风情的朋友不能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就要求他闭嘴;韩寒说的话再肤浅,也不能不许他用这些词作标题,就像你姓金的话生了儿子哪怕智障也大可文不对题取名正日、日成,只要不讳本朝就行;韩寒两篇博文只是一些问答,大家有才能有兴趣尽可以去写专著系统论述,供全国人民学习。 (媒体评论人、博主)安替: 韩寒这篇《谈革命》的文章没什么,就是他读书太少而已。台湾1980年代党外运动推动民主化的时候,国民党的启蒙者改革者拒绝民主化都是类似的腔调:不遵守公德的人如何能谈民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类。结果都是屁话,还不是正常民主化了?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韩寒连发博客,他“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发生在中国”,认为“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因此支持“更有力的改革”。他还认为中共有8000万党员,3亿亲属,“已不能简单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阶层了”,“党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体制本身”。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 另,《环球时报》发表谢文文章: 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 和张颐武的评论: 韩寒化蛹为蝶,超越“左”与“右” 知名艺术家艾未未: 没有看到辩论,就文章而言,太落俗套的腔调,向权利倾斜的立场,乏于认真的论述,过于默契、几近谄媚的论断,主动放弃和偏颇的贬褒……适合环球时报采用。 韩寒的出版商路金波:(有人怀疑他出了这个主意,用这三篇文章来进行炒作) 几日没怎么上网,各种文章都没看。我先说一句:在这甜腻腻的岁末季节,韩寒用两篇合计四千字博客文章,成功掀起了关于政治、民主的网络大讨论。这本身就是载入史册的大事件。 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崔卫平,她中断了对哈维尔的国葬的现场直播推发表了以下感想: 仅仅说一句,通常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不可预期和难以逆料。因此,就目前而言,即使是革命论者,也不可能提前进入难以预料的未来之中,显得与他人有什么不同。 当时许多的捷克人有住房,有小汽车,但为什么还要起来革命?天鹅绒革命是一场人的尊严的革命,存在和价值的革命。这场革命远远没有结束。哈维尔也并非是一个成功人士,也许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他是一个永远异议者,令权贵们不舒服,也刺痛一向自满的人。 学者薛涌(他对韩文的观点全文见《 中国的革命恐惧 》和《 拯救革命 ): 我劝韩寒多读些书,去哈佛。我并不主张谁都要读书。但他要纵论历史、革命,基本的书还是要读的。否则只会拿共产党教他那几个概念胡乱演绎。什么东方社会不能革命。日本,韩国、台湾等,都已经是现代民主社会。其生成过程有许多革命(当然不仅仅是革命)。 中国的商人和网络名人贝志诚: 常识1:民主靠得不是民众的素质,靠的是人贪婪的本能;贪婪的本能决定了人会把选票投给他认为能带给自己最大利益的政客。所以你要说有个什么地方的人连这种本能都木有了,那真是邪门鸟。 常识2:老有人抱怨说“我身边的朋友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己涨工资卖房子”。错了,你的朋友只是胆小而已,等到他真的能自由选择了,再有人告诉他你每年交的税有2万块是去养一帮无用的官员,你买房的房价里有70%也是养他们,现在你如此如此就可以不承担这些,你看他们不一蹦三丈高的。 我老在想动不动说中国人素质低农民根本不懂维护自己利益,和乌坎村一有骚乱就大喊这样的暴民太不理性了的是不是一拨人啊 独立思考本身是种可贵的品质,但不是为逻辑不通辩护的理由,也不是为不读书辩护的理由。一个人物理就小学水平,当然会独立思考出“宇宙怎么会有边界呢?宇宙怎么可能起源于一个奇点呢?”,这时候你应该劝他却学习,而不是夸奖“很欣喜他确实在独立思考”。 别拿中国民众的素质说事,要说民主制度下民众素质低的例子容易得很。英国贵族统治早早就废除了奴隶制没有种族隔离,美国白人老百姓就是看黑人讨厌经历了血腥内战还又过了百年才搞定种族隔离。这是不该实行民主的理由吗?不是,因为你避免了这些缺点会有更可怕的东东等着你,例如“三年自然灾害” 我认为韩寒是个很好的作家,出道以来一直保持独立思考不被拥趸所裹挟,对于社会问题他善于站在普通人的感受角度漂亮的批判;但是他的确在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不够,复杂的问题容易绕晕。 如果看完韩寒三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改良主义者,作为中产阶级和父亲担心彻底改变政体的变动带来的动荡和不可知的后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先把之前举出的他的逻辑不清放在一边。事实上,如果他期望的改革能成功,革命派应该也能接受。只怕执政者顽固到底把改革派都变成革命派。 《南风窗》的记者熊培云: 韩寒没有有些朋友批评的那么差,但也没强到可做救世主。他只是个有独立人格的正常人。一个正常人能在这个国家成为时代偶像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但也说明这个时代悲剧正接近尾声。韩寒谈革命一文,我读到更多的是无奈、诚恳与责任。这些年我们批评政府很多,却忘了建设社会同样是关键,甚至是最重要一环。 今之时代,一个人如果指出国王没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评者;如果他指出民众可能也没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这样的思维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恰恰是统治者思维。最理性的方法,我仍旧认为是对于政府与社会,都要坚持批评。舍此,我们不可能有可靠的进步。 媒体评论人五岳散人: 绕口令:韩少的粉丝面对别人对韩少批评时的态度,正好给韩少所有的论点补充了论据。奇怪的是,韩少提出问题是寻求某种解决,而崇拜他的很多人恰恰是解决问题的阻力。仿韩少说一句:你们就是那些会车时从来不关的远光灯。 韩寒的两篇文章出来之后,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心目中那些大知识分子基本都反对他,而中小知识分子以及我这种知道分子最多是对其某些论点不同意,大方向上是赞同的(胡锡进就算了,他无法归类)。我不知道谁对,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与韩寒文章最好的注释。 每个人最大限度的、不伤害其他人的自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民主是目前所有试验过的手段中,最有效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而宪政则是保证民主不演变成“大多数的暴政”的防波堤。我个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是:宪政为民主之基、民主是自由之路——就教于方家。 韩寒新文章《要自由》比前面两篇好,有妥协也有要求、有威胁,是个讨价还价的路子。其实我个人欣赏的恰恰就是这种看上去不彻底的东西,当年那些学生就是想一夜之间全部翻盘,最终才造成的不进反退。只谈应该如何、不谈合理妥协的,不是政治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个人而言,非常欣赏乌坎的这次对抗与结果。我也想看着那里的村民完胜,但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这事儿牛逼在于村民的组织与决心,以及最后求得一个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为以后的解决做了范例。结合韩寒这三篇文章看,暗室之灯看来真的点亮了。 ***更多回应*** 叶匡政:《 也谈革命 》全文  多年来,我也对革命一词也充满疑问。直到前几年,读到阿 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我才对革命的某些悲剧之源有了一些认知。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催生了革命这种创新的能力。然而所 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 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 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如阿伦特说的,革命意味着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 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李承鹏:《 民主就是不攀亲 》、《 民主就是有权不高兴 》全文 暴力革命其实都是高素质的人干的,比如朱闯、李闯和毛闯,低素质的人才去干民主和自由。 可见中国之民主,不是多与少、快与慢、轻与重、急与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的问题。不存在时机问题,而只有一而再、再而三错失良机的问题。 何清涟:《 民主政治距离中国有多远? 》全文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 Gady A. Epstein 采访韩寒后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 相关文章 ,和一期谈乌坎和韩文的 Sinica Podcast : 韩寒告诉《经济学人》的记者,他在2012年不会做任何过于激进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像赛车,我首先认为没有推动力,就没有变化。但其次我认为,如果你推的太猛,你的成绩可能变差。有时你可能推的过于猛烈导致车祸。” 另,在这期Podcast 中Jeremy Goldcorn谈韩寒,“如此聪明、有趣的一个人,却只是想要那一点点点点的(出版)自由,而且认为这是可以乞求到,可以靠主动撤退而获得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界很令人失望的表现。 在《纽约客》上发表过韩寒的 人物专访 的驻华记者欧逸文(《韩寒成功地激怒了另一群人》 译文 ): 去年冬天至今年春天,我曾与韩寒进行一系列对谈,他多次提到几个同样的观点:中国即使有选举,也会被共产党的金钱、权势所主宰;……他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骚动,是因为韩寒拒绝了人们对他形象的一贯解读。 台湾政治评论人张铁志:《 韩寒的对与错 》全文 韩寒是自我矛盾的,因为他始终没有说,现在中国该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事实上,正是因为民主的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不断地透过民主实践中学习,不论是独立参选、是民�抗�、是成立独立的NGO,或是社会的自我组织──这其实就是公民社会。 媒体人彭晓芸:《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全文 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于是成为了媒体及互联网争相供起的“神器”。而疯狂的崇拜者,不少是教育的受害者,在一个公民教育严重匮乏的时代,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思维也未必比韩寒健全,于是,粉丝们甘愿接受韩寒戏谑式的安抚。 笑蜀: 革命需要啄木鸟——兼论韩寒《谈革命》 全文 韩寒对革命的批评,仅仅是抛砖引玉,比卢森堡差了不知几万里。他还需要成长,最好是成长为卢森堡那样的双向啄木鸟:既啄公权力之树,亦啄革命之树。只有当这样的双向啄木鸟愈来愈多,才能把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开启新时代的革命即实质意义的转型。 网络独立译者、散文作家南桥 谈《谈革命》 全文 如果你的见解彪悍有力言之成理,谁在乎你读书多少?问题是韩文中有很多观点说不通,特仿他的问答体,阐述我的观点如下: ……问:你是美分党么? 答:不是。 问:你和韩寒有仇么? 答:没有。 问: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难道是想革命么? 答:当然不是,我不过是希望国家的领导者越来越开明,应该考虑到老百姓的民生和权利,理性改革,让国家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新换代,真正成为一个受国内群众拥戴,受国际尊重的国家,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一个小小软件尚且需要升级,需要补丁,何况一国的治理方式?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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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博讯的“百大知识分子”和乌有之乡的“十大汉奸”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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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胡泳   崔卫平谈她初次接触哈维尔时的状况说:“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 …… 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崔说得很直白,她是由“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而发现并追随哈维尔的。崔是学文学出身,喜欢的是奥斯汀、惠特曼、 T.S. 艾略特等,然而她发现这些文本都无法使她在危机之后避免失语状态。那时的崔卫平根本不关心政治,她遇到的问题是,离开政治,她无法完成对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述。 90 年代的时候,西方也发现了哈维尔,例如,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继 1995 年写作了托马斯·潘恩的传记《潘恩:一种政治生活》之后,在 1999 年写了一部哈维尔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基恩喜欢哈维尔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市民社会(现更多地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他对 柏林墙倒塌、苏东巨变当中市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重划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扩大社会平等和自由,对国家机构进行重构和民主化。另外,作为在民主国家生活的理论家,他也对极权主义的演变非常关心,哈维尔笔下所描述的“后极权主义”,被他称作“晚期社会主义”( late-socialism )。 我比崔卫平年轻十岁,但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痛苦,只不过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现了互联网,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改变。但就像文学必将遭遇政治一样,技术也会遭遇政治。 2007 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做访问,撰写《众声喧哗》这本书,研究 随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分化的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哈贝马斯,追溯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旋即发现, 哈贝马斯的巨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写于 1962 年,但迟至 1989 年才被翻成英文,恰好赶上苏东引发的西方新一波市民社会研究热。公共领域在国家控制与市场化之间提供了第三个视角,迅速成为典范,哈贝马斯自己也在 1992 年承认,“这本书的中心问题现在被放在‘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的红字标题下讨论”。 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绕不开苏东经验,一个常被提到的认识是,尽管苏东国家普遍经历了极权主义统治,但它们的市民社会始终存在并顽强抗争,这才埋下了日后巨变的种子。 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要想扼杀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作为极权体制原型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于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开始调整自身,上个世纪 四十至五十 年代盛行的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发生了修订。 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文献,终于发现, 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思考对象主要集中于极权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由此我开始发现哈维尔、库隆、米奇尼克,在十年之后走上了和崔卫平相同的探索道路。 我们的发现同西方人的发现有何不同?前提仅仅在于,我们有经验——有时时受到逼迫而无法“ 生活在真实中”的经验,有自愿组织总是在成形前就被摧毁的经验 。 也因此,我们比西方学人更能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在眉睫性。 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是对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制度的抵抗,也是对日常政治的半真半假的不妥协。哈维尔从来不是一个异议分子,如 崔卫平所说:他,和追随他的我们,都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们要的是“好生活”,惟其如此,才努力建立一个“好社会”。如北岛诗云:“我是人 / 我需要爱 /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 在摇篮的晃动中 /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 在草地和落叶上 /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 我写下生活的诗 /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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