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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李劼 , 孔丘 , 等级观念 , 仁义政治 作者授权惠寄 孔丘从周信念与基督救世的根本差别,除了缘自生存需要的世俗性的有无之外,还在于基督的悲悯全然聚焦于人的救赎,而孔丘的克己复礼所关注的,却是君权的威严和等级秩序的维护。孔丘从周信念的核心在于“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可见,仁的核心乃是克己复礼。那么礼的涵义是什么?孔丘在回答齐景公的时候,一语道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十二》 孔子此处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源自周公姬旦的“尊尊亲亲”(语出《淮南子•齐俗训》)。尊卑、等级,乃是礼的涵义所在。及至汉儒董仲舒,又将周公、孔丘所言之礼,上升为礼教。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进一步发挥为“三纲五常”,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以及相应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倘若说孔儒学说后来形成了什么体系的话,那么其基本框架就是这三纲五常。 从周公的尊尊亲亲,到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这个不断僵化的伦理体系所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则是一以贯之的等级观念。尊尊的涵义在于,上下之间的尊卑秩序;亲亲的要点在于,血缘关系的远近有别。由尊尊自然发展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所谓阳尊阴卑关系,其中包括源自周室的男尊女卑。从亲亲的远近和亲疏,则演化出后来的贵己贱夷的民族主义。而所有这些等级观念的要义,则在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生来就得遵守既定的等级秩序;用孔丘的话来说,克己复礼。亦即克服掉自己的个体价值,恢复从而遵守周公制定的等级秩序。这与《圣经》里的原罪说,可谓大相径庭。 原罪说的要义在于,人是生而有罪的。原罪说也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但不是面对世俗的君权皇权,而是站在上帝面前。上帝是惟一的至尊,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但这同时又意味着,所有这些罪人,在上帝面前又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有罪,所以也就彼此彼此。从这个潜在的平等观念之中,生发出近代欧美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乃是顺理成章的历史趋势和逻辑结果。 相反,源自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给人设置的却不啻是一个尊者,而是重重叠叠的尊者。对一个臣子来说,君主是尊者;对一个儿子来说,父亲是尊者;对一个妻子来说,丈夫是尊者;对一个女人来说,男人是尊者。及至革命推翻了三纲五常之后,又演化成另一种等级关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更有工、农、兵、学、商之类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翁,以及被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那样的黑五类,诸如此类重重叠叠的等级划分。人际间的关系结构在形式上是不同了,但在实质上依然是不平等的尊尊亲亲构架,只是血缘之亲改作了家庭成份、再从阶级出身里派生出团伙之亲、帮派之亲之类。除此之外,还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等级区分。甚至就在同一个城市里,还会有住在市区还是住在市郊、住在上只角还是住在下只角的贵贱。只要整个社会被划分成多少重等级,人与人之间就有多少重不平等。西方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人却无法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皇帝或曰天子,虽然只有一个,就像上帝一样,但从皇帝到庶民之间,却隔着无数重的等级。此乃周公、孔丘的等级观念与《圣经》原罪说的根本区别,以及演化到后世的世俗现象。 基于以君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孔丘会把民众之于君主的服从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以此确立民众对皇权的绝对崇拜。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 此处的“民无信而不立”,翻译成白话文,应该是:假如没有民众对皇权的绝对信服,国将不国。从逻辑上说,这种以皇权崇拜为核心的仁义政治,几近荒谬:因为假如国君把民众折腾到了既因为“去兵”而没有安全感,又由于“去食”而食不果腹,还怎么能够取信于民?因此,孔丘此段论说的真正涵义在于:哪怕军队保护不了民众,哪怕民众饥肠膔膔,民众也要服从国君。因为国君没有民众的绝对服从,国家就会崩溃,无以成立。相比于西方世界因为原罪而生发的凡夫俗子们之于上帝的匍伏,孔丘的仁义政治所倡言的,是民众之于皇权的无条件信服。换句话说也就是,民众听话不听话,比他们有没有饭吃还重要。 孔丘的这种皇权崇拜,有时会夸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三》 从表面上看,孔丘回答得冠冕堂皇,充分体现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则。但仔细一想,却发现荒唐可笑:君王只消对臣下彬彬有礼,臣下就会报效尽忠了?即便在一个君子国里,君王要获得臣下的效忠,也得首先满足臣下应得的利益要求。这不是君子小人的形象问题,而是君臣之间的现实关系问题。君臣之间没有利益上的互相需要,哪来的以礼以忠? 更可笑的是: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第四》 国家的源起是因为利益关系。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是基于利益关系而诞生。专制国家要民众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的利益,民主国家的政府则因为是由民众选举而产生,必须履行服务于民众的职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礼让而产生的。即便是尧舜时代的禅让,也不是为了表示对礼的尊重,而是基于担负起对民众的责任。正如在周公、孔丘的等级观念里,人是毫无地位、毫无尊严、毫无价值可言的一样,孔丘的国家概念毫无利益需求的常识,从而把国家看作了礼的衍生物,或者道德如何高尚的标榜。用孔丘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 由此,孔丘通常不是从政治成就或者说政绩的角度去评判一个政治家,而总是将对政治家的褒贬,诉诸道德的高尚与否。比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 从孔丘对子产的评价里,根本看不出子产有何政绩可言,全然一个道德楷模。但可悲的是,孔丘的这种评判方式竟然会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后世的中国民众,热爱风度翩翩的作秀高手,尤其是相貌堂堂者,更佳;但他们不会以政治成就的有无或大小,作为评判一个政治家的基本标准。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后世的中国民众,极其听话,极其崇拜真命天子。哪怕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皇帝依然伟大。按照孔丘的说法,即是“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饿死事小,无信为大。饿死几千万老百姓,没关系,饿死人的事情,自古皆有之,只是个死了多少的区别而已,但皇帝不能不伟大,民众不能不听话。因为伟大的皇帝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这种评判可以诉诸非常完满的循环论证:凡是伟大的皇帝,都是道德楷模;凡是在道德上被歌颂的皇帝,都是伟大的。可见,那个饿死了几千万庶民的皇帝,真该感谢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为他培育了如此信服皇帝如此听话的顺民愚民。 朱学渊评:人类社会要追求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秩序”,秦始皇、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都曾经建立起空前的秩序,但都以动乱、战争和农民起义为结束,因此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秩序”。所以,歌颂秩序,不如解析秩序,并判定其结局。海外学者李劼解析了中国传统的“尊卑秩序”,它确是优于秦毛的“暴力秩序”;但与“宪政秩序”比起来,孔孟之道犹如刀耕火种……这就是李劼的本意。海内“新保守主义”学者萧功秦则认同“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变革的现代化思潮”,但中国的“现存秩序”也不是由“连续性”而来的,而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只有六十年“合法性”的……而萧先生举起左手反对“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举起右手反对“激进自由派思潮”,而且不讳言拥护战争决定论的“刘源主义”的“渐进地推进变革的现代化思潮”的“温和性”;就很值得质疑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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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贾焱 , 我的老师 , 梁晓声 [本文录自张耀杰编选《私人记忆》一书,青岛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欢迎围观8月21日(周日)杨继绳VS梁晓声分析当代社会阶层:中国社会为何是现在这样子?地址:搜狐大厦12层大演播室,主讲嘉宾:杨继绳,对谈嘉宾:梁晓声(著名作家)、@张耀杰2012(文史学者)、@张弘 (资深记者)、:@苏小和 (书评人、财经作家)。//http://t.cn/a8B5Oc] 在多数人眼中,梁晓声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然而对我来说,他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学教授。 初来北京语言大学时,常听学姐们提到梁晓声老师。每次谈起他,她们都是满脸的兴奋与崇敬。当时,我对梁老师还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他是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只是依稀从父辈那里听到过。后来听说大三有他的选修课,于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能早日一睹大师的风采。 这期间又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听说梁老师的身体不好,不能保证给我们代课。后来又听说他教完我们前一届就要离开北语。总之一句话:我们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于是,见他的愿望便与日俱增。然而这一切终究是道听途说。大三新学期的第三天,梁老师如期出现在教室门口。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名人,兴奋,紧张,更多的是好奇。梁老师出现的一刹那,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审视着眼前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身上带着一种威严,抑或是一种作家身上独有的气质。一件玄色毛衣、一个印有八卦图案的白色帆布包,更使他变得神秘莫测。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杀伤力的。视线扫过之处,鸦雀无声,大家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了。而老师的声音很有磁性,属于低沉的男中音,对于听讲的人而言是一种享受。我暗暗地想:大作家的课堂要求定是与众不同的吧。 果然,刚上课,梁老师就训练我们起立。在同学们的惊讶声中,梁老师将课前起立定为他的第一项课堂要求。课堂进行的过程中,老师又要求我们坐直,不能趴在桌子上。最要命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点起来回答问题,而回答不上来的情景更是十分尴尬的。这一切都使本应活跃的课堂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我对这门课的兴趣也随之消减。 “老师今天有一点发烧。”这是梁老师课前常说的一句话。因为说得多了,我也就不是很在意。直到有一次,老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微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每讲一句话,他都要停顿片刻,再接着讲下一句。我这才意识到老师的身体是真的很不好。后来读他的杂文,才知道老师喜欢熬夜写作,颈椎腰背都不好,而老师却从来不曾因为生病请过一天假。于是再上课的时候,我就格外用心了。我不想让老师的辛勤劳动白白浪费掉。 原本以为大作家讲课随口就来,应该是不需要备课的吧。然而,梁老师在课堂上,手中却拿着一份讲义。我这才知道老师每节课都要认真准备,亲手写讲稿。每节课,都要精心选择一个主题,“人文主义”、“情调与情怀”、“情节与细节”等等。他极力想让我们明白,写作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情怀。直到那时,我才领悟到老师上课时的良苦用心。 梁老师的课是周一下午第一节,恰逢周末刚过。每次上课,我都带着周末综合症遗留的疲倦,踩着铃声进教室。有一次,因为中午有事没有回寝室,就提前到教室趴在桌上小憩。一点四十刚过,教室的门开了。我很纳闷,谁会来得这么早?朦胧中抬了抬眼皮,恍惚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招牌式的白色帆布包。猛然抬起头来,竟是梁老师。后来才知道,梁老师每节课都会提前十五分钟到教室。有时闭目养神,而更多时候是为了和早来的同学聊天。谈文学,谈人生,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梁老师总是给予青年学生以最热心的帮助,最诚挚的忠告。 大学老师一般是按时来,按时走,平时难得见面,与他们聊天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想到这些,我对梁老师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从此,上课铃打响之前,我必然也已经坐在教室里了。 一次课前,我找梁老师询问作业的问题。由于是第一次和他面对面地讲话,加上老师身上素有的威严,心里不免有一点紧张。我低着头,支支吾吾的,一句话反复说了许久,不知所云。而梁老师一开口就将我所有的不安化解掉了:“亲爱的同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抬起头,正遇到老师亲切、和蔼的目光。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老师始终是轻声细语的,像是和自己的孩子谈心。问过之后,转身要走,梁老师把我叫住了。“最近有什么作品需要老师帮忙修改的吗?”“最近……没有。”“以前的习作也可以呀,拿来老师帮你看看。”“嗯。”我嘴上答应着,心里想:老师大概是随口说的吧。他要上课,带研究生,又要写文章,作讲座,哪里会有闲暇为我修改文章?恰逢当时临近期末,事务繁多,习作一事早就被我抛在脑后。 再一次上课时,梁老师是主动走来与我聊天的,这让我很是意外。老师与我谈起毕业后的打算。 “考研吧。”我说。 又问我研究生毕业后的打算,我无语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老师看着我,良久,语重心长地说:“无论考研还是日后工作,现在都要多学点知识才行啊!” 我重重地点点头。 末了,老师竟再一次提出帮我修改习作。我惊诧万分,心里充满不安和感动。没想到老师竟是认真的。我窘了,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最近在准备英语考试,还要写论文,所以……很忙。” 我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老师虽然难以掩饰内心的失望,但对我仍旧是鼓励的话语:“那么,以后有作品,老师还是可以帮你改的。” 我早已无地自容。直到课程结束,我也没能交给老师一篇像样的习作。现在想来,真是愧对老师的一片苦心啊。 最后一次课是新年后的第一节,下了雪,天很阴。直到结课的最后一分钟,老师都在讲评同学们的作业。这作业是老师挨个用彩笔悉心批改的,每一篇都有他针对性的评语。 下课铃声打响了,有人上前与他合影留念。我只是呆呆地站着,莫名地惆怅,脑中极力回忆着老师讲课时的一言一行。 我忽然记起老师曾不止一次在课堂上感叹当老师的不易,他常说要为人师表,要对学生负责。我想,梁老师早已做得很好了。 现在没有他的课,平时更是难得见他一面。每当看到许多人为了听一场他的讲座,从很远地方赶来,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可又是那么不知道珍惜。现在,我只想再听听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再听他轻声地问道:“亲爱的同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录自《山西文学》,2006年第8期。贾焱,女,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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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化解 , 权力市场经济 , 路径选择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张耀杰,文载《中国新闻周刊》528期,2011年8月15日 [欢迎围观8月21日(周日)杨继绳VS梁晓声分析当代社会阶层:中国社会为何是现在这样子?地址:搜狐大厦12层大演播室,主讲嘉宾:杨继绳,对谈嘉宾:梁晓声(著名作家)、@张耀杰2012(文史学者)、@张弘 (资深记者)、:@苏小和 (书评人、财经作家)。//http://t.cn/a8B5Oc]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作者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的农家,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从1968年起一直在新华社从事新闻工作。他在《记者这个职业》一文中曾经写道:“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正是基于那一代人引以自豪的社会良心和人文关怀,杨继绳在该书“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 杨继绳在书中依次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表,进而得出这样的学术判断: 其一,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8%)和社会下层(14%)。 其二,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其三,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其四,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 在杨继绳看来,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并且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不公正现象。当今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贪婪与资本的贪婪的恶性结合,就形成了导致中国社会所有严重问题的制度症结,也就是他所谓的“权力市场经济”。 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首先根源于不服从于法律权威和法律制度的绝对权力。关于这一点,杨继绳在第十二章谈到“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时介绍说:“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为了化解“权力市场经济”,尤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制度症结,杨继绳给出的最为重要的路径选择是这样的:“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自己是不能制衡自己的。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也就是破除政治垄断,开展政治竞争。这正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 年逾古稀的杨继绳,为了充分证明自己忧国忧民的社会良心和人文关怀,还专门在“前言”中引用温家宝的话表白说:“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杨继绳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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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金晓光律师 , 从复议到判决 , 公正被吃掉 ———-欢迎理性讨论、辩析 作者 金晓光律师 本人受金晓光律师委托,代为转发.敬请关注!!本文引用自晓光《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案情核心提示】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统筹横沥镇月塘村集体土地,月塘村部分村民认为违法,遂有836名村民依法向广东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请求确认东莞市人民政府统筹月塘村集体土地的行为违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不进行复议,理由是月塘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人数为799人,提出行政复议的适格复议申请人380人,复议申请人数没过半数。邓炳成、邓容辉、叶包妹等村民向国务院法制办递交裁决申请书,申请裁决,国务院法制办答复研究,一直无果。2009年12月21日,申请复议的村民代表邓炳成、叶包妹将广东省人民政府告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作为复议机关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应对东莞市人民政府统筹土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申请复议人数的多少并不影响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审查和裁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邓炳成、叶包妹败诉,邓炳成、叶包妹不服,上诉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进行了公开法庭调查,多名群众和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参与了旁听。2011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理由是邓炳成、叶包妹未能提供本人的土地承包合同等证据证明其使用的的土地被东莞市政府统筹的事实,详见判决书。 邓炳成等认为,月塘村集体土地被统筹,邓炳成、叶包妹是月塘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统筹行为的受害人,其有权提起诉讼,虽然邓炳成、叶包妹没有提供承包合同,但邓炳成、叶包妹提交了月塘一队、月塘三队各户村民柑地面积明细表,该证据直接证明了邓炳成被统筹收回的柑地为1.83亩,叶包妹的为2.17亩。广东省政府在先前的836名村民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中,也已经确认了邓炳成、叶包妹的复议申请人的资格。 从在省级政府的行政复议到广东省高级法院的判决,这么大的级别,公正为什么还如此难寻? 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 金晓光 2011年8月24日 附:部分文书及证据,因篇幅所限,仅附部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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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从师生到情敌——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

  《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并称为曹禺的四大经典戏剧,其创作时限大约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间。剧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辙的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与曹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与妻子郑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干爹杨振声之间的三角情恋密切相关。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曹禺写作《蜕变》期间正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1940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1940 年代方瑞(中)、张瑞芳、曹禺在重庆合影。张瑞芳扮演《北京人》中以方瑞为原型的人物愫芳。 (张耀杰/供图)   在曹禺“已经枯竭”的情况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异性可人儿,为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北京人》中,曹禺借着为主人公愫方写作舞台提示的机会,给这位异性可人儿绘写了一幅传神写意的美好倩影:“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情,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位异性可人儿,就是本名邓译生(又写作绎生)的方瑞。她是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接下来,曹禺还不点名地谈到方瑞与杨振声之间的旧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情感纠葛,方琯德的说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 杨振声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杨是《北京人》中曾皓的原型   杨振声,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是中国现代史不该被遗忘却又几乎被遗忘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比1917年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还要年长一岁。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他们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五四”运动平息后,杨振声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于1919年12月与北大同学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国。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因写出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玉君》,而受到胡适等人的好评,同时也引起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   1928年8月1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议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机要秘书的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为此专门邀请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组成接办清华大学的核心班底。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在蔡元培、胡适等人鼎力推荐之下,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为节省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其他教员,自己出钱租下黄县路7号的小楼,与教务长赵太侔、校医邓初等几个家庭合住。后来改名“江青”的李云鹤,是教务长赵太侔在济南戏剧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伦离婚之后,被赵太侔推荐到青岛大学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与赵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又名黄敬,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恋爱同居,从而成为黄县路7号的常客。   关于青岛大学的人际关系,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亲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同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还有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后,邓初携全家来到青岛担任校医。1932年,杨振声因学生运动和教育部拖欠办学经费等诸多原因而多次提出辞呈。这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并且把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由教务主任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辞职之后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委托,主持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此期间,他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高大门墙的院落里。按照他自己的介绍,这是位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的“人家都不肯住的一所荒老的古宅”,据传说“那房子闹鬼”。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谈到杨振声的干女儿邓译生即方瑞:“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Beauty),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Patron),亦一麻烦。”   当年的杨振声出于对干女儿方瑞的喜爱,曾经建议邓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说是留在家里才好培养成为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之前,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尽管如此,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代际师承关系。据冯友兰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蹬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   1932年夏天,从青岛大学辞职的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直到1932年9月9日与张兆和正式结婚后,才搬到同在西城的达子营居住。梁实秋在回忆文章《忆沈从文》中,顺便谈到了杨振声与他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美好生活:“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进进出出。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   1934年1月,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文学季刊》,曹禺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萧乾等人,都是三座门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常客。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又名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主持评奖的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是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   同年2月20日,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够获得《大公报》颁发的文艺奖项,并且得到“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的高度评价,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曹禺与该委员会中的沈从文、巴金、李健吾、靳以连同这次评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都是年龄相当而且过从甚密的文坛新锐。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37年8月,杨振声与梅贻琦、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同车南下。抵达南京后,杨振声任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军进占越南,迫使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交通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联大当局为此在云、贵、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镇叙永设立分校,招收当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学习,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分校秘书刘康甫父女二人随杨振声一家来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号一所民房暂住。   山东大学校医邓初,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与当地乡绅邓鹤年(蝉秋)、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帮助曹禺抄写剧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与干爹杨振声等人住在阴森闹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氛围,融入了《北京人》的剧情之中。与此相印证的,是杨振声后来在《邻居》一文中对于老北京城区的市声天籁的相关描写:“反正我喜欢那几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当一个寂寞的黄昏,隔街传来卖麦芽糖的小铜锣的声音,那正是向晚人归的时候。而当当的小锣声,传达来街市的寂静,行人的倦意,孩子们的欢欣。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从此我就再无宁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xx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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