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作者：黄波 信息来源：时代周报 　　 　　 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曾经掀起过好几波的人权保护运动，这中间不能不提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声称“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该组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左、中、右各个方面的人物或为盟员或参与过其活动。过去对这个组织的评价是一面倒的，说它“为了保障民权，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运用合法斗争手段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近来随着其政治背景的公开，和关于该组织主要负责人员的一些史料的披露，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可以以张耀杰《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一文为代表（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历史背后》一书）。 　　 　　　　对同一人、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评价，这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笔者认为，考察一个组织的是非功过，其主要负责人是谁、具有何种背景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它究竟做了些什么，而如果以这一点去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维护报人新闻自由、首开民间组织考察监狱等，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人权保护事业的，光荣业绩斑斑可考，但笔者也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理念和运作还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仅仅活动半年便无形解散，其中的一些深刻教训值得记取。 　　 　　　　胡适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 　　 　　　　不论是从国民政府要人的讲话和文章，还是国民党的党义，还是确认其统治合法性的《约法》，都不敢公然否定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保障民权本为阳光事业，应该合法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对此是否认同呢？这可以作几个方面考察。首先，没有一个负责人在公开的场合下表态同盟是非法组织，相反都认为自己和该组织所从事的活动是完全合法的。“合法”者，合乎什么样的法？舍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此外还会有别的吗？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权观。陈漱渝1985年著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曾把这两种民权观称为“革命的民权观”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并分别以宋庆龄和胡适为这两种对立的民权观的代表。 　　 　　　　所谓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其实也就是前述的两点：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权，民权保障运动应该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纵观胡适在盟内所进行的活动，无不以此为指归，他也向当局抗争，不过他的抗争都是以现政权宣扬、公布的理论和法律为武器，用当局之矛攻当局之盾，如当北平国民党市党部不承认胡适所在的同盟北平分会为合法组织，通知军警机关不予备案时，胡适即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系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组织，若谓此为非法，则法将何解？ 　　 　　　　至于“革命的民权观”，则可以以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为代表，这篇文章原收在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为新中国奋斗》一书中，附注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上海”，但因为文中提到了把胡适开除出盟这件实际上发生在1933年的事，而且收录此文时并未注明原始出处，还因为此文极具颠覆性的内容，笔者据此判断此文当时并未公开发表，至少没有在国内公开揭载，易言之，此文中透露的“革命的民权观”无疑是宋庆龄等人真正坚持的“民权观”，但囿于客观环境，当时并未公开化。 　　 　　　　所谓“革命的民权观”的要害，简而言之，就是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认为现政权所实施的是一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其法律是“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同时宋庆龄认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是虚伪的、有名无实的，“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截然不同”，而人民大众要想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就必须是在“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前提下。这样的一种民权观当然是极具革命性的，然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深刻的矛盾却常被忽略：持革命的民权观者，自然是不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的，可是他们自己又清楚知道，如果将此公开出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组织，那无疑是表示自己意欲暴力推翻政府了，而这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要想公开活动就必须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这就是持革命的民权观者所不得不面对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他们言行上往往有脱节之处，即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尽管充满了许多颠覆性内容，但作者后面又说：“我们更要为政治犯们组织法律的保障，要尽可能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使他们的案件能够提出来公审”，试问这里的“法律”难道还会是现政权公布的法律以外的东西吗？ 　　 　　　　持革命的民权观者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呢？是目的和手段相脱离的方法，虽然他们是最后要推翻现政权的，但为了公开活动，在手段上却又不得不尽量采取合法方式，以赢取公众之同情和支持。可以说正是这一目的和手段的背离，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即患上了“人格分裂症”，最终导致同盟的内部分裂和解体，同时更给中国民权保障这一“阳光事业”埋下了浓重阴影。 　　 　　　　营救党员与改善人权的分歧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分裂是因胡适而起的。胡适和同盟主要负责人的分歧表面上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看法的差异，实质是根本理念的不同。 　　 　　　　两者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政治犯的。 　　 　　　　因为国民党惯于以言治罪，不少政治犯的确只发表了一些不同的政见而已，但同时也有很多是怀着不同的信仰，以暴力推翻现政府为职志的，比如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营救并获得成功的廖承志、陈赓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职业革命者。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始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的作者并认为，“他们（政治犯）不是罪犯，他们是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如果脱离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这种关于政治犯的定义当然不错，而如果考虑当时两党相争你死我活的背景，认为一个政府连号召暴力推翻自己的人居然都没有处置的权力和理由，实在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职业革命者不应包含在“政治犯”内，这正是胡适反对不加区别地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诉求的原因，但胡适同时认为，即使是对那些职业革命者，政府的一切处置也应该依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走程序正义的路子，罪由法定之后，“必须予以人道的待遇”。 　　 　　　　胡适和同盟主要负责人的第二个分歧出现在视察监狱之后。 　　 　　　　1933年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杨杏佛代表同盟总部由上海赶来参会，胡适任执委会主席。当日晚杨杏佛拜访当时北平的最高负责人张学良，提出视察监狱的要求，获得批准。 　　 　　　　1933年1月31日，杨杏佛、胡适和著名报人成舍我组成视察监狱的三人委员会，在张学良秘书王卓然的陪同下，前往拘禁政治犯的北平陆军监狱，其间胡适、杨杏佛、王卓然都与一位名叫刘质文的政治犯用英文进行了交谈。而正是这个共产党员刘质文（又名刘尊祺），在三人委员会视察监狱之前，经狱中党支部同意后，于1933年1月10日寄出了两封匿名英文信，一封发出营救请求，另一封是揭露监狱黑幕的，诸如虐待犯人“或以针尖刺指甲，以猪毛刺尿道，痛彻心髓。或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谓之鸭儿泅水。或袒背以皮鞭或细竹条用力笞之，谓之打花背条”等。在胡适等视察监狱之后，这封英文信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作为宣传资料广为散发，引来了胡适的不满和抗议，直接导致了同盟的分裂。 　　 　　　　刘尊祺的英文信是否符合事实？既是同盟总干事又为重要当事人的杨杏佛在其中是否有过暗箱操作？张耀杰《胡适笔下的杨铨之死》一文有相当精细的分析，此处不赘。笔者想提请有心人注意的是时间问题：北平分会刚刚成立，当晚杨杏佛就向当局要求视察监狱，次日便付诸行动，如是之迫切，这是为什么？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透露，刘尊祺的信件于1933年1月10日发出，“宋收到刘的信后，极为重视”，“决定由杨杏佛利用赴平参加成立同盟北平分会之机，调查北平监狱实况，进行营救。”原来，杨杏佛之所以亟亟以视察北平监狱为务，根本目的是为了营救刘尊祺等中共党员出狱，了解北平监狱的现状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而这一点，杨杏佛肯定不曾向同去视察监狱的胡适、成舍我透露分毫。 　　 　　　　胡适等人视察监狱的目的是单纯的，无非就是在了解监狱实况的基础上，据此向政府呼吁改善犯人待遇，尊重其权益。也就是胡适当日在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所说的：帮助个人；监督政府；……以营救中共党员出狱为根本目的的人，他们的探访监狱，只是为了坐实这些政治犯受“非人虐待”的指控，为营救其出狱制造舆论，给当局施加压力，而单纯以改善人权为目的的人，则希望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为改善人权提供依据。目的决定了手段。 　　 　　　　胡适的迂执与智慧 　　 　　　　胡适之所以会在视察监狱这件事上做出激烈的反应，当然出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主义者的天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指责胡适们，“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这倒不是无根之谈。其实以胡适的智识，他何尝不知道，在中国的司法传统下，犯人之受虐待可能远非鲜见？但他是实证主义者，他只能依据他所耳闻目睹者发言。胡适说：“我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指出：改良不能以虚构事实为依据，……那些夸张不实的内容，只能给希望把事情办好的人增加困难。这些意见在一些目的高于手段的人看来可能过分迂执了点，但也许包含了更深刻的智慧。 　　 　　　　1933年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召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开除会员胡适。同月13日，北平分会除胡适以外的另外五名执行委员陈博生、成舍我、任叔永、马裕藻、蒋梦麟，因胡适事件联名给总部写信质疑：“会员个人之言论自由，是否应因入会保障他人民权，而先自牺牲？”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遇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销声匿迹。一般人认为杨的遇刺是导致同盟解散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其实不然，早在杨杏佛遇难之前，不少参与者已心灰意懒，这一组织早已“无形停顿”，这从蔡元培的一封私信中可以看出。1933年2月28日，作为同盟副主席的蔡元培虽然和主席宋庆龄一起联名致电胡适，警告其“违背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请出会，以全会章”，但3月17日的这封私函无疑更代表他的真实想法，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大挫折，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论者总结，说以保障民权相号召的组织，居然连盟员自己的权利都不尊重，对的，从开除胡适一事可以见出；又说其蒙蔽盟员，也不错，且不说数十年后才被公开的政治背景，单是当年视察北平监狱时，对同去探访的分会负责人胡适、成舍我隐瞒真实目的，已经透出了很多消息。几十年后，已入暮年的胡适、林语堂回首往事，慨叹“蒙在鼓里”，“被人利用”，良有以也。 　　 　　　　“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今年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平和而又坚定的民权先驱的纪念。 　　 　　http://www.sczjw.cn/wbry/201204/8071.html

本报记者 孙勇杰 实习生 高菁阳 发自青岛 摘自《时代周报》176期   毕华德 　　3月21日，青岛，没有悲情的谢幕公告、没有任何停刊消息，青岛都市类日报《都市便民报》停刊。 　　4月1日，愚人节，一张电子报，“高仿”《都市便民报》头版，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寻找毕华德，一个很文艺的标题，饱含着一群媒体人的悲情、一个失踪社长的传说，夹杂着世态炎凉，散落在依然阴冷的海风里。 　　“老毕从没有放弃这张报纸，他还在想办法。”4月7日，青岛八大关海边礁石下，一名跟随毕华德从业多年的传媒大哥，狠狠地甩了下鱼竿。 　　墨镜遮住表情，但已拧成倒八字的眉毛，透露着一丝剽悍和不服的神情。 　　毕华德呢？ 　　一代报业传奇、曾经的青岛小哥，是否此刻，也在某个地方，一脸不服气地思索着什么？ 　　 失踪 　　3月21日，《都市便民报》，2724期，停刊前的最后一期。这一天，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报头显示，这一天，青岛晴转阴，温度2摄氏度~7摄氏度，南风4~5级。报纸的左下角，依然印着豆腐块的征集广告，“重金征集新闻线索，最高5000元。”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会是这家都市类日报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只是，这极有可能是该报在毕华德社长执掌下的最后一期。 　　“当天，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宣布明天不出版了。”一名时政部记者说，“我们连油墨纸张钱都付不起了。” 　　“去年6月到现在，没有发一分钱，出去采访，包括半夜打车跑热线，都是自己出的钱，我们从来没有报销费用的。”热线部一名去年入职的大学生说。 　　更重要的是，社长毕华德失踪了。 　　“打不通，我们都打不通他的手机，主持工作的副总编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时政部一名参与发布《寻找毕华德》电子报的记者说，最后一次见到毕华德，是在报纸停刊一个多月前。 　　“没有什么异常，一样不发工资，一样见到一线记者彬彬有礼，一样提着公文包，上下班，只是脾气似乎突然好了许多，不怎么骂编辑了。”报社一名中层有些调侃地说。 　　只是，在报社骨干描述中，毕华德消失，仅仅是停刊前一个星期的事。据报社创刊老编辑透露，毕华德一个星期前，曾给报社骨干员工发过一次工资。 　　“他说，正在想办法筹钱，把欠大家的都补上，他还说，一个星期以后还会发一次工资,话说得很真诚。”上述编辑说。只是一个星期后，再也没有人联系到他。 　　“几个副总编都是他的亲信，都是最初创刊就在的5个人里的，包括毕华德的儿子毕翔。”知情人表示，这些人可能知道他在哪儿。 　　4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通过中间人辗转联系到毕翔，毕翔表示不知父亲去处。“他可能在济南，报纸刊号是在济南弄的，此前鲁商集团也一直在跟报社谈判，甚至一度派驻了财务人员。”报社一名中层表示。 　　这是报社员工的猜测，猜测中带着一点卑微的期望。另外一种猜测，有点灰色，但是依然被一些熟悉毕华德的人相信。毕华德可能在躲债，为了支撑报社，除了银行的数千万贷款，他还借了一小部分高利贷。 　　“应该不是太多，但确实有。”熟悉毕华德的人肯定地说，“他早不是当年的青岛小哥了。” 　　 “小哥”往事 　　时光倒流十二年，青岛的那个春天。那时的青岛，香港中路的繁华，还停留在一纸蓝图上。那个已无法考证具体日期的傍晚，青岛繁华地区，当时依然带着计划经济印记的报摊，突然遭遇了一次无妄之灾。 　　“一群弟兄们，百十号人，拿着钢管、刀片，冲上大街，跟那些欺负俺们的人大干了一场，真砍啊，很多小哥挂了重彩（受了重伤）。”时隔多年，一名有打砸报摊嫌疑的中年汉子，无数次跟人讲起这段往事，眉飞色舞。 　　那个傍晚，落日余晖染红半边天，也染红了海面。那个微胖的中年汉子，一脸凝重，挥舞着手中钢管，用标准的青岛话，指挥着兄弟们，“揍他！狠揍！” 　　只是，当年那个汉子如今失踪了，无法印证这个流传在山东报界多个版本的传说具体细节。 　　那个青岛汉子上街打砸抢的理由，更是令人惊叹。 　　“当时我们刚创刊，青岛还没俺们的地盘，发行铺不开，没办法，只能打。”多年后，这个依然本性不改、自称小哥的中年汉子曾多次提起。 　　这个汉子，就是都市报业传奇、青岛小哥、原《半岛都市报》社长、现《都市便民报》失踪的社长毕华德。 　　小哥，一个青岛人耳熟能详的名词。 　　山东，水泊梁山所在地，自古盛产慷慨悲歌的豪杰壮士。即使是开放的沿海，山东人骨子里，抱团、侠义甚至是江湖气，依然没有丝毫改变，甚至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出现一批混社会的“闲散人员”。 　　这些闲散人员，在青岛有个特定的称谓，小哥。毕华德，当年便是一名响当当的青岛小哥。只是，这个青岛小哥，当年很文艺。 　　 尖峰时刻 　　毫无疑问，青岛小哥毕华德，一生中最光辉的岁月，便是一手创刊半岛都市报。至于报业传奇毕华德早年故事，一直有多个版本，但是青岛小哥，显然是毕华德的社会起点。 　　当然，与其他青岛小哥不同，毕华德身上有点文艺青年的味道，所以他选择了做通讯员。“他经常会提起，哪个村书记谁谁都很熟，以前采访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还能讲出哪个村以前的一些掌故。”《都市便民报》一名中层说，这应该是当年毕华德做《大众日报》通讯员时打下的底子。 　　随后十年间，毕华德一路上升，做到《大众日报》青岛站站长的位置。 　　山东，这个在沿海具有明显强势政府特点的省份，对于省内第二重镇青岛，由于其特殊经济地位以及影响力，管理上多少有些放权。 　　与此对应的是，作为山东平面舆论喉舌，大众日报集团在青岛的拓展战略一直不算顺利，在山东一家独大的大众日报集团子报《齐鲁晚报》，屡次试图突破青岛，均未如愿。然而，这却给了毕华德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机会。 　　“最初，集团应该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创办《半岛都市报》，几乎相当于整个承包给毕华德，一年交200万。”熟悉相关内情的大众日报集团中层回忆。 　　1999年8月，《半岛都市报》创刊，毕华德担任社长。几乎白手起家，毕华德凭借对于青岛的熟悉和敏锐的商业敏感度，再加上青岛小哥式的野蛮扩张，终于打出了一片天地。 　　三年后，半岛都市报的广告额已经达到了1.5亿元。毕华德，也名声鹊起，在中国新闻界一度有过“南有程益中，西有席文举，东有毕华德”之说。 　　跟其他两位因都市报兴起而名扬天下的报业传奇一样，毕华德是一个时代造就的英雄。只是，毕华德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完整办报理念的报人，他更像一个洞察商机的商人。 　　翻看早期的《半岛都市报》，一版版的都是各种广告，半岛新闻的整体格调，也完全以迎合市民口味为准则。这正是早期都市报崛起的根本，吸引大众、服务大众。然而，毕华德在半岛都市报的辉煌中，也逐渐过度膨胀。早期与大众日报集团的松散合同，也给了毕华德巨大的辗转腾挪空间。 　　“整个报纸就是他家的，他儿子一度也出任《半岛都市报》经济部主任。”《半岛都市报》创刊人员介绍。同时，最初200万的任务合同，也给了毕华德巨大操作空间。 　　“耗资巨大的半岛大酒店等一系列其他产业投资，老毕应该（通过）合法渠道，转移了不少报社资产。”熟悉半岛内情的一名当地媒体高管表示。一个事实，《都市便民报》刊号，原济南市的便民报，也是在毕华德被迫离职前，在半岛时已经弄到手。 　　“集团要派谁来，怎么还没给我打招呼？再不报到，我就扔他到海里喂鱼。”毕华德在半岛鼎盛时期，流传最广的一个段子。“除了大众集团的主要领导，其他副总编，他根本不放眼里。”《半岛都市报》一名现任中层回忆说。 　　过度膨胀的毕华德，在半岛最终的结局，是2005年突然被离职，那一天，正是中秋节。 　　 败局 　　关于毕华德的“被离职”，同样有着版本各异的江湖传言，只能截取诸多知情人印证的说法。 　　“那个中秋节，集团派人跟毕华德谈话，就在报社，他本人的办公室，据说当时政法机关也派出了相关工作人员，就在隔壁。”一名熟悉毕华德的知情人表示，软硬兼施下，毕华德才最终不得不离职。 　　事实上，毕华德离开后，再办都市便民报，多少有些赌气的成分。更为致命的是，毕华德一直沉浸在半岛都市报的辉煌当中，既没有关注资本时代传媒运作的金元战术，也没有及时调整办报方向。 　　参与创刊的一名《都市便民报》中层透露，创刊时，大家辛苦地画版，做草样，一个月只有三百块钱。 　　“没有发行，开始的时候是张周报，每到发行的日子，记者都要去报摊，求人家帮忙卖下，不收钱的，有时候都是一趟公交车坐到头，然后，记者一路走回来，看看有没有新闻可以写。”一名创刊编辑描述最初的艰辛。 　　据创刊人员回忆，好多采编员工，创刊时，都是睡在报社，几张门板便拼成了床，白天再放回去。 　　“不得不说，老毕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号召力，但是，很明显，这不是这个时代办媒体的创业方式。”青岛一家平媒总编辑表示。更严重问题是，都市便民报，几乎完全照搬了半岛都市报的版面安排，在这个都市报日渐衰落的时候，做了一家全市拥有四五份同质类媒体的报纸。 　　“2007-2008年，毕华德一直要求做贪官，每期都要有，理由是老百姓爱看，好几年前的贪官都被翻出来报道。”《都市便民报》一名中层表示，当年经常在《半岛都市报》头版刊登一首莫名其妙的小诗的文艺小哥毕华德，这些年并未改变其办报随意性大的特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毕华德完全照搬了半岛创刊时代的媒体运作模式，试图以热点新闻吸引读者，同时树立权威，吸引广告投放。 　　只是，与半岛创刊时只有《青岛晚报》一家瓜分市场蛋糕不同，目前拥有《半岛都市报》、《青岛早报》、《青岛晚报》以及《半岛都市报》旗下专门针对《都市便民报》的同类竞争报纸城市信报，《都市便民报》拥有的空间几乎完全被压缩。 　　《都市便民报》中层透露，2010年，在医药广告刺激下，《都市便民报》一度实现盈利，一个月广告能有200万元。这昙花一现的几个月时间后，2011年医药广告被限制，都市便民报陷入绝境。“广告很少，就是有软文，一个版，也就是5000块。”《都市便民报》员工透露。 　　最终，资金陷入绝境的毕华德，抵押了自己的新泉矿泉水厂以及印刷厂，银行借贷的数千万，也还不起利息了。 　　“据说鲁商集团出价9000万，要收购报纸，但毕华德认为值2个亿。”知情人透露，最关键的可能还是，毕华德并不愿意放弃报社控制权。 　　 不做大哥好多年 　　毕华德一直没有放弃报纸，为了这张报纸，他赌上了一切，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维持。只是，青岛再也不是那个青岛，江湖也不是那个江湖。 　　《都市便民报》老员工回忆，创刊没多久，报社因为刊登了青岛一家公司薪酬问题纠纷的报道，曾经被打砸。 　　“那个报道出了，第二天下午，直接有三辆车，堵住报社门口，下来的都是黑衣制服的青岛小哥，领头的跟毕华德谈了几句，话不投机，直接砸了报社。”报社一名亲历此事的中层说，当时，采编好多人都蒙了。 　　知情人表示，这件事多少还是提醒毕华德，作为一个挂靠协会、几乎完全民营的报社，都市便民报弱不禁风。 　　已经胖得看不到脚尖的毕华德，也已经成为“老毕”，不复当年青岛小哥风光。 　　2010年底，逐渐靠医药广告积聚了一点元气的《都市便民报》，再次受到意外打砸。 　　“应该是当年11月25日，因为报道了一家全国性私营医院的问题，该医院也是带领一帮人冲进报社，跟毕华德谈着就吵了起来，后来就发展为动手。”亲历员工回忆。 　　这次冲突中，一名记者厚厚的棉衣被砍刀劈破，身上被划开了巴掌长的伤口。“这个事件，也算是《都市便民报》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医药广告，已经不是那么给力，直到政府政策影响，完完全全消失。”一名伴随《都市便民报》成长的报社中层分析说。 　　青岛一家媒体高管透露，毕华德在青岛从事媒体多年，跟政府诸多部门关系还算不错，不然这家几乎是纯私营、员工多数连合同都没有的报社，也撑不了这么久。 　　凭一己之力撑起一家报社的毕华德，随着资金链的紧张以至于断裂，连政府部门的赠阅报纸，也已停止一年有余。没有过硬的靠山、关系网络逐渐无法维护的毕华德，逐渐陷入绝境。 　　报社员工回忆，后期的毕华德越来越小心，一个车祸的社会新闻，因为地点发生在青岛一知名电器企业东门而撤稿，记者还被毕华德大骂一顿。 　　“你写的都是屁，都是屁。”报社中层回忆，骂人甚至动手打人，一直是毕华德作风。专断独行、暴君统治，一直是贯穿毕华德报业生涯的主要特色以及管理方式。显然，这种都市报黄金十年中的强人特色，在目前报业早已落后，也消耗掉毕华德最后一点人脉。 　　“任人唯亲，完全凭自己喜好，最终报纸优秀人才走了一大批。”一名中层回忆，因用人不当，《都市便民报》最后的家底儿终于被折腾掉了。 　　“公平地说，老毕还是很仗义的，有一点才能，他都会给予重用，很多人的离去，他也是最后才知道。”一名接近毕华德的报社员工说。 　　“去年，我丈母娘生病，本来我去找了一家医院，后来老毕听说了，直接电话我，告诉我那家医院不好，主动帮我联系青岛一家知名医院，当晚签版到两三点的老毕，第二天早晨8点准时在医院门口等我们，一路手续包括塞红包，都是老毕指点的。”报社员工回忆起这名暴君式的社长，依然不乏温情。 　　“他不是故意失踪，估计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更多的报社员工，即使半年多没有开工资，依然为已经失踪的毕华德开脱。 　　“我们都不是为了讨薪，哪怕让我们知道劳动关系找谁解除也好。”一名老员工有些无奈地说。 　　至于一代报业传奇毕华德，也许终将像他的那些传说一样，成为一个传说。毕华德，单打独斗式的办报传奇，也终将在资本时代依靠团队打天下的新媒体时代，悲情谢幕。 　　自此，报业再无孤胆英雄。 　　青岛小哥，江湖再见。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1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黑手伸向营养餐补助计划 营养餐变成分切唐僧肉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