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

高王凌 | 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部分,上

2011年11月15日 09:59:21       (这是2011年5月,网易读书“阅读•中国”第6期“中国思想者系列访谈录”,雷天先生主持的一次访谈节目;因为最近的世界“70亿人口日”,再次引发了对中国人口(及其数量多少)的争论,故发表于下,并附带一些以前写就的文字)         中国人口众多促进了经济发展         网易读书:高老师,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网易的专访,我听说您对最近的人口普查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您能不能先谈一些您的研究?         高王凌:我在人口的问题上算是代表一派意见,大多数人,包括现在比较有名的国内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都比较相信官方的数据。所以他们提出,中国的人口早就已经出现了拐点,中国人口在减少。当然目前还没有到总量的减少,就是增长率在下降,他们估计若干年以后中国人口就会掉下去,掉到不是世界第一了,掉到甚至五亿的地步,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努力的目标就是废除计划生育。他们给我友好地发来了信息,通过网络,希望我不要再说中国人口多了,说这样才能够一块儿努力改变这个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说英雄我倒不敢当,从我一辈子做学问来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过不去的关,就是说我一向的学问,首先就是这数据可靠不可靠?你不能够拿这个数字上来就用啊?这是我前面的老前辈,如何炳棣,他专门研究了清代的所谓“丁”,明朝统计的人口,这样一个“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耕地上,一“亩”不叫一亩,实际上是一个纳税单位。他做了先驱性的研究,后面就是已故的老朋友黄仁宇,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主张。黄仁宇在美国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反了潮流,他主张不要上来拿着这些明朝的数据就当统计资料用。你要先做“综合”,再做“分析”,这在美国就“犯规”了。实际上他这个想法是很超前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口的数据是很有问题的。(一向并不质疑数据可靠性的)易富贤最近发表了一些言论,也对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产生了怀疑。但是他的怀疑很有限,他最主要的就说人口肯定少了。他就是有一个政治目标,把自个儿的目标定成一个政治性的目标。你定一个政治目标,如果上头不同意你,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学术性一点,我的看法当然也没有办法说服别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认为中国人口远远不是这个数字。有一些内部数字一直就很高嘛。         网易读书:您能不能告诉我现在人口普查的数据是什么情况?您今天有带这个数据吗?         高王凌:现在是十三亿四千多万,还一个数据说十三亿七千多万,总之就是在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始终在十三亿里头晃荡。就怕说中国人已经超出十三亿了。         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情结在里头,我“冒说”一句,我认为中国人口现在在十六七亿以上。我去年在《读书》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人口众多,何罪之有。我也指出有些学者为什么会这样说(中国人口增多之后的负面问题),他们就是受了美国布朗的刺激,布朗到中国来,十年前就说中国到了2030年就会有十六亿人了,中国就会吃外国的粮食了。这就从理论上被布朗给制住了,所以他就永远没那个数,所以我也不会吃外国粮,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我认为现在不要争什么数,你就算是十四亿,十四亿也不是一个很少的数,我们中国怎么样了呢?按照过去人口论一向的说法,中国这时候经济不说崩溃了,至少农产品供应出现严重问题,把经济作物废掉,现在都种粮食去。         我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今天的粮食涨价是属于另外的问题,这里头有货币的问题。如果排除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实际上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基本农副产品的供应,这些东西都很便宜。我们没有基本供给的危机,这种事情要在过去,就是天大的事。我是研究经济史的,特别是清代历史。清代历史里就有这个问题:到底人口增加对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历史起到什么作用,到底是好是不好?         比如说我给你分阶段、分地区,像西南地区过去破坏得很厉害,人口慢慢发展,(人口增长对)四川那些地方那个阶段肯定是有好处。中等发展地区我们先不说,现在说经济最发展的地方,江浙地区,按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可是我们看到雍正时间的材料就说,我们这儿劳动力还不够,如果劳力再多一点,这个棉田还可以怎么扩大。棉业有了充足的原料还可以发展。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在清朝的几个阶段,人口实际上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正面贡献的。         我们那时候有人口论者,就是有名的洪亮吉。洪亮吉比较系统一点,实际上洪亮吉的思想基本是康熙的思想,康熙皇帝比他早九十年,而且康熙老爷爷就把它在朝廷上讲,讲了好多年,然后雍正讲,乾隆讲,就跟咱们现在说现代化一样,有个旗号,清朝的旗号就是解决人口问题。所以他就有一大套政策出台。洪亮吉基本上是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跟欧洲人不一样,这种观念基本上依靠着经济发展来解决人口多的问题。         不是靠“砍沙尔”,“砍沙尔”咱们中国也有一个,就是江南的那个写《乙丙日记》的,叫汪士铎,时在十九世纪中叶。         他当时就说到,对人口要怎么怎么样,他才有点马尔萨斯,洪亮吉并不是真正的马尔萨斯。所以我们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这种思想也是很超前的,欧洲到十九世纪才有,欧洲原来没有这种思想。         网易读书:清代的人口最多的时候能到多少?         高王凌:清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我估计有五个亿。四亿三千万是官方统计数据……         网易读书:有一种说法,因为美国劳动力少——美国大陆因为也是种棉花,人手不够,所以促进了工业化生产、机器的发展,中国人口那么多,所以制约发展。         高王凌:你说那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多年以来被人家所诟病的,人口多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说,天下的好事不能让你都占了吧,你既然变成了一个人口大国,你就不可能是英美式的(现代化)国家,你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什么便宜都你占,什么好事都是你的,这都是妄念,最好人还是实在一点。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中国经济问题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我们现在已经是所谓世界老二了,你还怎么样啊?英国在哪儿呢?日本在哪儿呢?你不可能又是中国又是英国。所以我们史学家讲有论有据,就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论和据。现在的事实和观念,全部都充满了问题,不能不彻底清算。         网易读书:这样的话,您的意思岂不是说人口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多和中国经济是一个成正比例的对应关系。         高王凌:也不敢说正比例,但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全部得益于这样的人口,我们没有这样大的人口,没有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不可能变成现在的世界工厂,当然这里有问题,那是另外的事。但是我们整个经济基本的发展,我们是得益于人口增长的。         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说的,粮食不够吃,耕地不够用。可是这个情况哪里出现了?最近物价的涨也主要是个货币原因,多年的粮食价格不涨,总是一个样,那行吗?         网易读书:现在我们进口粮食的情况是增长还是减少?         高王凌:现在进口越来越多了。有人也拿这个说事。但是进口的问题比较复杂。比方现在进口的大豆,是有巨大的利益在里头的。比如说现在进口大豆的出油率要比国内种的高得多,经济得很。另外我们进口一些高档小麦,这是做好面包的需要,我们现在缺乏这种高档小麦,做不出高级面包来。   而且中国同时有进口出口,我觉得我们现在仰赖一部分国际市场没什么,茅于轼先生发表了关于粮食问题的看法,他的基本论点我是同意的,我们现在依靠一些国际市场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些人脑子里天天都是“脏心眼”,怎么叫脏心眼呢?天天准备着跟谁打一仗,谁要算计我们?我觉得那都是“小心眼”。你就是和美国开战,你还有加拿大吧,你还有澳大利亚嘛,他最关心的就是他们小麦的销路,我去过法国,那里的农田大规模的都在抛荒补助呢。 上一篇: 纸醉金迷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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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 现代婚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孩子

作者: 杨支柱    2011-09-18 13:16 星期日 晴            杨支柱            最近李铁、易富贤和我本人因为反对同性恋婚姻而受到同性恋者与同性恋婚姻辩护者的猛烈批评或辱骂,后来甚至一些不想生孩子的异性恋者特别是其中的“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批评,他们质问我们:结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吗?女人在你们眼里就是生育机器吗?他们辱骂我们:你是种猪吗?      结婚后是否生育属于个人权利,非婚生的孩子也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先结婚后生养,而且这种先结婚后生养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人们结婚的目的当然包括生养孩子。这在婚姻制度产生以后的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常识,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大陆也是常识,在我们父母一辈人的观念中现在还是常识­——老人们参加婚礼时总是祝愿新婚夫妇“早生贵子”。      在法律层面,婚姻与生育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但有专门的一章规定“父母子女关系”,即使是“结婚”一章中关于结婚年龄、禁止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禁止近亲结婚等等的规定,离婚一章中关于子女抚养、探视甚至财产分割的规定,也都包括了甚至主要是基于生育方面的考虑。如果删除跟生育与孩子有关的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还能剩下几条?      从婚姻的功能上看,过去主要是三个:一是使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一是建立男耕女织的互补型生产单位(自然经济),一是共同生养后代。现代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功能基本上已脱离家庭关系,婚姻的功能只剩下两个。但是感情在人的心里,属于观念范畴,其实是法律约束不住的,婚外情现象和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就是证明,发达国家独身男女(终身不结婚,但多数人还是有性生活的)的增加也是证明。不相爱的,婚姻困不住;相爱的,不结婚也可以一起共同生活。所以现代婚姻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生养孩子。      婚姻法并不能保障爱情但是可以确立责任:使孕妇、产妇得到丈夫的照顾,使孩子生活有保障并且尽量少受父母离异的影响。当然婚姻法也规定了夫妻相互间的扶养义务,但是在妇女就业率高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国家或地区,这一义务事实上已经严重削弱了。婚姻法强调感情基础,不提倡为满足一时性欲或看重对方的财富而结婚,固然有夫妻自己生活幸福的考虑,但也包含了对孩子利益的重要考虑——在一个父母恩爱、兄弟姐妹和睦的家庭里生活,哪怕经济上困难一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最有利的。      为爱结合,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能够生育而不顾夫妻另一方的意愿拒绝生育,“以便全心全意地爱对方”,这种爱即使不是谎言,也多少有些变态。如果真爱对方,即使自己不能生,抱养一个或几个孩子,也要满足对方享受天伦之乐的愿望。      从婚姻的起源看,所谓群婚制和对偶婚制其实是一种事实状态,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制度。人类早期和动物一样是所谓群婚制的。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制度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人基于生理上的优势(体力强,而且不用孕育、哺育孩子),获取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他们希望有确信属于自己的后代来获得生命的延续感并继承自己的财产,这就势必要求女人忠实于自己。而女人方面也乐意约束自己的“性趣”以换取生活的保障,尤其是换取自己孕育、哺育孩子时的生活保障和孩子的生活保障。但那时是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时代,父权的威严尚未建立,女人可以利用子女的力量令男人忠实于自己。当然从群婚状态到一夫一妻制确立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度阶段,使所谓群婚的范围逐步缩小,这就是所谓对偶婚制。一夫多妻制(含“妾”)在人类历史上属于短暂现象,它部分地是男人压迫女人的产物,但更大程度上是男人之间恶性竞争的产物,随着丛林规则退出人类社会和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必将被淘汰。      我一直不认为男人欺压女人在传统社会是一个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男女之间生理上、情感上的相互需要和他们在家庭功能上的互补性决定了夫妻是合作的伙伴而非竞争的对手,所谓男性压迫女性远不如男人压迫男人、女人压迫女人残酷,即便是在今天也是这样。许多被认为是男权社会特征的现象未必没有合理性。譬如子女随父姓是一种不分种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但这种习俗的形成到底是基于男性的压迫还是女性的“阴谋”真的不好说,因为随父姓极大地强化了父亲对于子女和妻子的责任感。而母亲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强化,母亲孕育、哺育的辛劳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格局使得儿女天然跟母亲更亲近。      生育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需要,无论是为了获得生命的延续感还是获得与孩子嬉戏的天伦之乐,无论是为了获得财产的继承人还是获得给自己养老送终的后人。但是比较起来,女人比男人更需要生育,除了获得儿女这个天然同盟军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外,女人的人均寿命比男人长,通常丈夫死后妻子还要再活它十年、八年,没有孩子的女人晚年是非常悲凉的。生育两三个孩子甚至还能大大降低女人患乳腺癌、子宫癌的几率。而为了使孩子和自己孕育、哺育期间得到更好的照顾,当然是婚内生育好。            新快报201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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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超生教授的抗争

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温雅琼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 “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现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免费出任代理律师,“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周泽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撞墙吧?只好不理它。” 其实,无论是杨支柱还是周泽,都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周泽猜测杨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对此,杨支柱并不否认。 他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得比我这个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杨支柱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卖身交罚款” 虽然官司输了,但杨支柱还是请老同事周泽吃饭作为答谢。这顿饭吃下来,结果却被知晓杨家生计状况的周泽,借上厕所之机提前埋了单。 “我知道他家庭负担很重。”周泽说,去年杨支柱去长沙办事,为了节省开支,买的竟然是硬座票。 饭桌上,周泽对杨支柱开玩笑说:“你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吧。” 杨支柱很喜欢这个玩笑。他甚至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海淀区法院真的来强制执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区计生委门口去,搞个行为艺术。 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他真的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维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杨支柱的这场抗争,外界有着不同的解读。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的判断来自于,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一胎化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杨支柱对此坚决否认,“孩子都是从胎儿来的,不堕掉她肯定就会成为你的孩子。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动物都可以为孩子奋不顾身。我读了那么多书,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 2006年,陈虹怀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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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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