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

法广 | 公民广场: 邵江:从中国地下民刊发展看民间抵抗极权的过程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存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不受党团资助的民刊,如果存在,它们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办刊者又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他们为什么要承受生命危险办刊,民刊的意义何在?民刊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前景又在哪里?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邵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刚刚完成有关中国地下民刊的博士论文。 法广:我想请您简略地陈述一下,您为什么要研究民刊? 邵江:中共统治大家可以把它叫做极权制度或者党国制度。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屏蔽、边缘、甚至摧毁民间那一段独立的历史和反抗的历史。同时它提供一个关于这段历史的主流的叙述版本,使得一代一代人遗忘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不同叙述。我的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还原这一段存在于民间的独立的历史,一个反抗的历史。我觉得所谓的主流的历史叙述不仅包括中共对历史的释义,实际上也包含了一些主要汉学家的历史叙述。比如费正清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把这一段历史整个叙述成是中共政治运动造成的,或者说成是这种政治运动的一种产物。民间完全成为中共政治运动变化的被动接受者。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史观问题。所以,我觉得研究这段历史,会给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怎么认清我们自己现在的历史位置,怎么去为未来的变革去做一些准备。 法广:您研究的民刊领域很广,我们今天就把话题范围限制在中共统治下的民刊好吗?请您先简略地界定一下概念,您所研究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民刊,这里的民刊,主要指的是官方禁止的地下的民间刊物吗? 邵江:大致是可以这样说的。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自发的、独立的办刊,不接受中共党团组织的指导。但民刊的发展在1967年和80年代出现了一些灰色地带。什么意思呢?比如67年所谓的群众办报,这是在当时党团组织遭受了很大冲击,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但问题是当时办刊者的自觉性,他们怎么去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有一个独立的反思?这方面可能做得很差。80年代有一个特征,就是办刊者有可能利用体制内的一些资源,比如挂靠。但办刊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引起争论的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但是他们有很强的意识,知道边缘在什么地方,知道什么时候要打擦边球。总体来说,我的民刊的概念的定义就是你必须要独立自发办刊,你有意识地要超越共产党给你设置的限制。 法广:中国大陆民刊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民刊出版最辉煌的时期是什么时期? 邵江:我在研究的时候没有发现从49年到57年这一段有真正的民刊。那我就把57年到61年划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利用官方号召的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大学生起来自发地办起了一批民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自发的去反思自己整个的历史,尤其是共产党的问题。第二段是62年到68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比较明显,尤其在60年代早期办刊的这些人实际上享受一些信息上的特权。比如他们可以很早地接触到『灰皮书』『黄皮书』等等。在17年中处于被压制的中青年人利用67年共产党控制能力下降的机会,就办出了一批刊物。最突出的是遇罗克他们,强调的是权利平等,这也是与民主问题最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总体上这个时期跟57年的那些讨论上是一个断代。 第三阶段是67年76年,这是共产党控制最严厉和镇压最残酷的一个时期。经过多年的统治,共产党基本上把油印机等办刊工具的来源渠道堵死了。虽然在45运动期间, 民间有不少交流,但是办刊人在大部分时间内很难借助一个公共空间让公众直接看到异议文字,同公众直接进行交流。他们主要是依靠地下的办法。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时期,基本上是靠通信,靠其他的一些封闭的小圈子来做这个事情,很多都是手抄本。第四个阶段就是77年到80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社会各个阶层在这个时候能够最全面地去看民刊。通过大字报,通过民主墙、通过办油印刊物等种种形式去互相交流中共统治几十年的问题。虽然他们讨论的未必很深,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从80年到89年是第五个阶段。这一时期民刊的特点刚才我提过了它有灰色地带的特征,还有一个比较强的特征是可以说是并行的、地下的、可以被称作是二渠道。我们一直在谈传播的二渠道,这个发行的二渠道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固定了下来,比较成型了。还有出现了海外刊物。就是这些刊物或者办刊人在国内遭镇压后,到海外发展,比如『中国之春』等等。由于国内发展地下刊物非常困难,他们就把过去国内的投稿人、民刊参与者的稿源组织起来。在这类刊物上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深,因为它有国际视野。最后一个时期如果只谈纸媒的话那就是八九年镇压之后、到九十年代中叶,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个时期有一点像五七年镇压之后,五九年林昭,张春元他们办『星火』的那种模式,而且也有文革控制最严的时期的那种特征。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因为有了前期的经验和准备,海外刊物发展起来了,所以虽然国内的很多刊物被镇压了,但海外的这些刊物一直可以顺利地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大陆。这又有点像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70和80年代的情况,刊物是在海外印刷的,但实际上是异议刊物,有很多稿源可能是从内部组织的,然后再返回去。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互联网阶段。互联网带出来一种技术上的革命,但从民刊的角度看,它又借助这种形式,逐渐利用它几个时代的特征,然后把民刊发展起来。 法广:您的研究跨度是从1949年到90年代,这个时间跨度本身就很特殊。大家知道,49年共产党掌权后,实行一党专制,所有的民刊都是被禁止的,尤其在80年代以前这段时期。但是,您的研究显示,恰恰在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仍然存在着地下民刊。人们不怕吗? 邵江:这几代人大致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首先希望自己把事情搞清楚,你可以把这叫自我启蒙。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经历,或者从自己思考的一些结果出发,对这个制度产生了质疑。产生质疑的人多了,大家可能形成了一个共识,就可能决定要做点事情,要办一个东西,把疑问探索清楚。即使有风险,也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探索的东西拿去跟别人交流,他们不想让中共的这种高压和信息封锁把所有人的信息来源都封住。希望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就像林昭在她诗歌里阐述的普罗修斯盗火的精神。60年代的办刊人在刊物中引用的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也是一个盗火者。他把自己的心拿出来,捧在手上然后带领众人走出黑暗的世界。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受到很多中外的、四九年以前的许多刊物的影响。因为他们要探究自己这段历史,为什么自己不断的受到这么多的迫害?为什么社会出现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他们思考的时候就会从前面提到的历史阶段中找参照,他们可能想到了那一段历史中有民间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可能受到另外的影响。比如,共产党当时也宣传,讲列宁在流亡期间办一些刊物;共产党还宣传邓小平在巴黎如何办刊物,毛泽东如何办『湘江评论』。他们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让民间了解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需要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他们觉得民刊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即使他们知道有风险,也愿意去做一个盗火者。 法广:这类民刊是怎么出版的?又是怎么传播的?各个时期有何不同?它的传播范围,它的受众是谁?哪些民刊比较有代表性? 邵江:我觉得从五七年到六一年,这两本杂志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本是北大学生1957年6月26号办的『广场』。他们办刊的主旨很清楚,就是共产党是在做整风运动,但他们自己要重新定义自己,要有一个自我的界定,因此叫五一九民主运动,办的这份刊物叫『广场』。直接援引的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个广场。这同北大的传统有关。共产党一直强调“红楼传统”,说五四的来源是红楼的,红楼传统意思就是五四运动诞生了共产党。但是这个红楼是封闭的、代表一种官方叙述版本的;而广场恰恰是当时五四运动爆发时学生集聚的地方,是开放的。所以学生们的这个参照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就想把自己的刊物办成这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们把一些重要的大字报,比如“三害的根源”、“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法制”,包括赫鲁晓夫报告都是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出去,其中有分量的拿去重新油印,传递到北京高校,然后把油印刊物卷起来,从这个滚筒的外形, 起名叫民主接力棒,名副其实。这种传播方式是非常有力的。同事借助广场,这是一个公共空间。然后又通过大字报,油印刊物把广场和其他整个的传播渠道都接起来。五七年官方发动反右运动,对广场这一形式是非常惧怕的。所以它用官方组织的大字报去占领这一空间。 另外一个刊物是『星火』,『星火』是在极端困境下办的,完全是地下状态。传播渠道是靠同仁。办刊的很多是兰州大学的学生,然后结合其他大学的学生,包括跟北大被划成右派的学生,等于是一个跨地区的交流。他们还发展了一些当地的地方官员,当地的农民帮助他们做这件事。这两份刊物其实为后来的刊物提供了非常多的借鉴作用。 62年到68年有三份比较有影响的刊物:『X档案』、『太阳纵队』、『湘江评论』、』、『扬子江评论』、还有一份是遇罗克他们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当时那个时代是社会分层分割最严重的时期,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把社会分成了不同的派别,然后不同的派别互相仇视。这样就必须要有一个跨越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遇罗克的东西特别重要,虽然他使用的是毛式的语言,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要求平等。虽然没有像五七年提出那样广泛的问题,他提出的主要是平等的问题。但平等问题是民主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遇罗克强调平等,这个平等就是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虽然他使用的框架,分析语言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给后来的民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来源。 六八到七六年实际上是一个准备期,为此后一直到八零年这一时期的民刊的蓬勃发展做了准备。到八零年这个阶段,民刊蓬勃,选一可能漏百。全方位封闭的社会、共产党的高压、文革的暴力、以及他们本人在社会中的遭遇,这些都迫使一代人进行探思。这个时代有很多杂志值得一提:像贵阳 『启蒙』、北京 『探索』、『中国人权』、『北京青年』, 『北京之春』、『四五论坛』、 『 群众参考消息 』、 『今天』、 上海的『民主之声』、广州 『人民之声』、青岛『海浪花』、 杭州『 四五月刊』 , 长沙『共和报』、 和多家民刊共同创办的『 责任』、 等等。 八十年代民刊的发展有几个方面,一个是陈子明所讲的“以书代刊”,用这种形式找体制的空隙、漏洞,然后把东西出出来。还有一个渠道是地下刊物。民主墙和地下刊物被镇压下去之后,仍然有地下刊物存在。再一个就是海外的刊物。整个民刊传播的渠道既通过广场的、民主墙的,有地下网络的,有通信的,甚至有占领官方发行渠道的。还有建立二渠道的,比如八十年代自己办的书店书摊也是一种传播的形式。 法广:根据您的研究,地下民刊或者半地下民刊,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对中共掌权以来这样一个社会,它的存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邵江:这个影响是很难评估的,我们可以从你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去谈。那就是受众是谁?五七年直接的受众就是学生和城市的一些居民。六十年代,比如六七年,办了大量刊物,很多写大字报的,参与的很多,这样他可能在公共辩论的时候都可能互相受到影响。这些参与的主要是城市青年,但有可能他们当了知青后,就把这些想法带给一些农民。在这个事期,大学基本不招生了,工人也是很活跃的。这些是主要的受众。还有就是不能功利性的去讲,以到底存在多久来评判,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种潜力。比如『星火』,它的这种潜力在九十年代就出来了。可以看到,互联网有很多东西在传这个东西,甚至办刊的方法都从像『广场』『星火』等刊物中吸取了不少东西。还有比如杨小凯当时那一份『湘江评论』,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那篇很出名的文章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至少我们可以说对当时广大的年轻人来说,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和信息来源是不足的,他的整个的视野是很不足的,但他也是在反思。他本人经过了一个极特殊的阶段,就是在监狱里,他接触到过去的一些办刊的、其他的抵抗人士。他把这些总结出来,然后写成『牛鬼蛇神传』。而这一个东西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影响是逐步加强的,越来越强的。如果你去仔细分析,有意识地去了解中国民间抵抗的过程的话,你能发现这个过程其实是越来越强。这个过程既是民间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形式。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办民刊,又可能跟组织连在一起。在中国大陆,任何组织都被严格禁止存在,那他们办刊物,想用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准组织的形式,准组织的一个实体。 当然,从办刊者或他们的文章来看,这一时期也始终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主要的趋向就是它是非常功利讨论问题,语言使用的是共产党的语言,用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如强调“举着红旗反红旗”,这大概是文革期间最常见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举红旗本身就把它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标杆了。而不是建立你自己的东西,长远来说,对民间社会的成长是非常有害的。然后还有分析框架的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办刊物的一批人。基本上受的教育整个都是在四九年以后。所以他们有一个面对未来怎么去发展的问题。他们很多人当时提出很好的观点,但后期他们怎么去总结自己,怎么再去学习?这些年就已经看出来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许多民刊参与者由于坐牢,与外界隔离多年。他们需要继续学习,开放对话,理解不同分析的框架,去继续反思,在广泛的平台参与辩驳,这对他们是另一种挑战。 法广: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网络时代,在中国,网络封锁同样很严重。网络和民刊是一种什么关系?民刊发展的前景是什么? 邵江: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年轻人。那你看网络的一个特点,很活跃的东西也是跟年轻人的一些文化是相关的。网络实现了一个非常有效方法,就是虚拟和现实的结合。虚拟它可以隐身。办刊物的时候风险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过去办民刊的人可能被枪毙,或者全部被抓起来。现在使用虚拟的方式,可能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安全性高,同时容易超越地理限制和形成多中心。然后另一个特点就是快速传播和复制。民刊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一个纸的东西,你把它毁了,就全部毁了。你很难恢复。但网络你弄掉了它还可以提取,还可以恢复。它克服了纸媒的弱点,是非常有效的。但它有一些泡沫化的问题,有一些布朗运动的问题,消费和八卦导向。 不过对有心人,网络上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比如跟草根组织,跟现实的结合呀,你可以从阿拉伯革命中能看出这种特征:快速组织社会运动呀。因为在极权国家最难的就是成形的组织,那网络恰恰实现了这些东西。那民刊利用网络的这种形式,实际就是虚拟和现实的最好的结合,这样就可以把民间社会的弱小和无组织的缺陷克服掉。所以概括来讲,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民刊提供了一个独立社区、多元政治,提供了一种潜能,促成专制国家的转型。然后克服民主国家的一些问题,然后超越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在跟全球的公民社会对话。然后最后使得中国也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一员。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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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丵,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丵放军一共“消灭”国丵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丵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丵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丵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丵民党军队消灭解丵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丵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丵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丵动   所谓“镇反运丵动”就是“镇丵压反革丵命运丵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丵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丵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丵压反革丵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丵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丵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丵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丵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丵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丵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丵泽东的建议下,中丵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丵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丵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丵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丵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丵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丵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丵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丵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丵动   “肃反运丵动”即“肃清反革丵命运丵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丵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党政机关、革丵命团体、民丵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丵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丵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丵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丵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丵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丵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丵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丵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丵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丵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丵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丵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丵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丵动”,是指在“整风运丵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丵动”。“整风”是共产丵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丵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丵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丵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丵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丵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丵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丵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丵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丵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丵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丵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丵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丵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丵主人士。”“反右运丵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丵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丵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丵党集团4127个。粉丵碎四人帮后,中丵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丵反丵”,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丵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丵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丵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丵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丵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丵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丵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丵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丵命   毛丵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丵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丵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丵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丵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丵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丵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丵泽东去世并粉丵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丵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丵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丵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丵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丵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丵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丵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丵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丵剑英在中丵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 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 。《维丵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丵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然而,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当局不应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而应该正视这段历史,血债不应你们背负更不是你们背负得起的。在那个年代的所有拥护、沉默、坐视的全民对这笔血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无法一一追究。因此,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与历史和解,求得内心的宽恕,勇敢面对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重新整装开始,走向文明社会,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们遭受如此惨痛的磨难!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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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将政府从“真话恐惧”中解救出来_华琦共济会MZ呱呱_新浪博客

任何需要编造谎言、掩盖真相、 压制 真话、禁绝真话以维护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什么理论,什么思想,什么制度,什么集团,什么组织,都是非正义的,都应该被人民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任何讲真话的努力,不管讲者是什么人, … 与此同时,“林昭正悄悄 回到我们的生活中”(傅国涌)、顾准成了“50位 公共知识分子 ”之一,张志新入选“12位最美丽的女性”(《南方人物周刊》)……有良知、有勇气、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人,正以勇敢地追求真相、说出真话、传播真话,来拯救中国。 假丑恶确实有时看上去还非常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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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罪行录

  不少专家学者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十分仇恨毛澤東,认为毛澤東一无是处,恨不得将他从棺材里拖出来碎尸万断,方解心中这股恶气。认为老右们都带着个人仇恨的情绪,不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在他们看来,毛澤東纵然有罪有错,但仍然是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战略家”,“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那些持此论断的专家学者依据什么不得而知,不外乎是毛澤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打倒了国民黨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國,让全中國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为此是有伟大功绩的。如果不是白痴和健忘者的话,这个歪理邪说不置一驳。台湾至今还是“国民黨反动派”统治,人民生活过得怎样呢?如果大陆没有后三十年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今日大陆能是这样吗好?无疑仍是贫穷落后,饿殍盈道,缺衣少吃,苦不堪言。在我看来,毛澤東执政的二十八个春秋,没有干个一件好事,除了“以階級斗纲”搞运动整人,有哪一点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政绩?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國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污吏、黑恶势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认为是中共三十年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他们只坚持发展经济,不改变一黨專制的政体构架,特别是没有批判揭露毛澤東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改变政体结构首先是批毛,不批毛在政体结构上只能修修补补。正因为三十年来没有批判揭露毛澤東的罪恶,国家与社会才出现了诸多怪状:一边大叫大喊“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一边大颂特颂毛澤東思想理念;一边大搞经济建设,一边大肆專制专横。正因为表里不一,理念和现实矛盾,一些死心踏地的毛派分子便拿起毛澤東邪说的钢鞭反对现政权,说“现在的中國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僻”,“不是工人階級领导的国家”,“鄧小平是修正主义总头子”,并公然叫喊“重新按照毛主席指示再搞一次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应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平反”!面对这些泛起的沉渣,中共当局从不敢正面回应,因为话语权不再他们手里,显得做贼心虚,应了中國一句俗话:“明不正就言不顺”。为此,毛派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它所控制的“乌有之乡”网站,公然在毛澤東115周年生日之际,向全国各地网友提出倡议,要把“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所谓日常化就是要重启封建迷信的造神“礼仪”,恢复“早请示,晚汇报”的宗教程序。他们公然提出:[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國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門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澤東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黨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无独有偶。,新近冒出水面的号“中國毛澤東主义共產黨”的“毛共”,简历和历史上有过的中國共產黨一模一样,公然宣称它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义武装的无产階級政黨,是中國工农階級为主体的革命先锋队,是毛澤東时期共產黨和毛主席遗志的忠实继承者,是中國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修正主义执政黨和复辟了的官僚买办剥削階級,用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產主义。”把鄧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视为“大复辟”,把现政权视为“把持中國共產黨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把现政权的现行路线视为“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是一条封建、官僚、买办卖国的反动路线”。主张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打倒”“中國共產黨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警讯!   中國真正反黨反人民的不是1957年追求民主进步的“右派分子”,是反革命的毛澤東!毛澤東几十年的所谓“革命生涯”,是不折不扣地在反黨反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的双手不但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也沾满了同志、朋友、共產黨人的鲜血。纵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毒难尽。”   这两句话始见于隋末李密为推翻隋王朝的统治,他联合各路起义军及隋朝的文武官员,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檄文,檄文历数炀帝祸国殃民残暴专横的十大罪状。可是没有想到在1200多年后的十年“文革”动乱中,却频频出现于报刊广播,那些不可一世的毛式笔杆子秀才们,秉承东宫皇后江青的旨意,用它来批判御笔亲点圈定为“大内奸、大工贼、大叛徒”刘少奇的所谓罪恶。刘有什么罪恶呢?仅不过在1962年全国七千人大会上,说了句“三年灾兽”锇死三千七多万中國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半实话,还说句“人相食要上书的”,为此惹上杀身灭门之祸,五年后作为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竟然为毛澤東借用“红卫兵”与“造反派”的暴力对他又批又斗又打,戴高帽挂纸在中南海里游斗,吃着伴口痰的饭菜,有病不给医不给药,后活活惨死于开封“监狱”,运去火化没有真名改修“刘卫皇”。一国之君尚且如此,还说一般百姓吗?   我认为这两句话用在刘少奇身上太不恰当,用来讨伐毛澤東最适当。在我看来,毛澤東是中國历史上最残、最暴、最坏、最淫下三烂的痞子皇帝,没有一点道德与人格,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不讲诚信的无赖流氓,是中國人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可是最大的耻辱与悲哀他的头像至今仍然挂在天安門城楼上,还作为共和国一代“伟人”昭示来者。   直到今天执政的中共当局还不敢重新批毛评毛?怕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他掩盖难以数计的血腥罪恶,继续宣传歌颂他的“德政”。批毛揭毛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请当代中共放一百个心,不要那样没自信心。一个政权稳定不稳定,决非构建在祟拜个人迷信的沙滩上,而是这个政权是否为老百姓谋福利?是否按照宪法在办事?是否给了人民的自由民主?不为人民造福的政权,不给老百姓民主自由的国家,纵有一百个一千个毛澤東的阴魂也不管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熟知毛澤東的罪恶,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和知道的材料,写成毛澤東罪恶展示录,以供大家参阅。   一,从江西“苏区”一路杀到延安,从延安一路杀到北京,再从北京杀向全国。杀,杀,杀,是毛澤東生命的主旋律,美其名曰 “伟大的革命任务”。   毛澤東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说,“革命不是清客吃饭,描龙绣花,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的暴力”。暴力,就是要放火杀人!他不但对革命的“敌人”烂捕烂杀,对自已的同志也是如此。远在30年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与国民黨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殺。毛澤東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事发的起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黨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着手对付江西共產黨人。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澤東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澤東:“毛澤東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澤東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澤東,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   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殺,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员比死在国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员多得多。](以上材料引自 胡星斗 先生“抵自毛邪教”)   1937年红军败退到延安后,由于毛打着“抗日民主”的欺骗旗号,使大后方数十万不明真相的青年知识人涌向所谓的“革命圣地”。不久,亲信康生秉承他的意志,以“肃奸肃特”为名,在大后方延安开展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对数以万计的有正义感的革命青年进行拘捕审查和治罪下狱,《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掉的。总之,毛一路打劫,一路放火,一路杀人,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推动他的赤化革命。   二,崇苏媚苏“一边倒”,不惜国人生命涂炭,冒然卷入所谓“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借用战争大肆坑杀人民,美其名曰“巩固红色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澤東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澤東。在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黨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抛弃”,允许共產黨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澤東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國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國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以上资料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作儿皇帝的毛澤東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澤東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澤東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南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澤東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國,并阻止中國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毛澤東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中共政治局开会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也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國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牺牲了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國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返回大陆。开始毛澤東用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有的被开除出黨,有的逮捕法办,大部分折磨致死。毛澤東的论断是:为什么不杀身成仁,要去当俘虏?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毛澤東为了彻底消灭失掉政权的国民黨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以及原有的地方势力(乡保甲长),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鎮壓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杀了国民黨旧政权人员71万余人,关押劳改了300多万人。以杀人为已任的毛澤東,多次理直气壮不断向全国各地大军区、地市委下达镇反指标和镇反命令,在指示中说:“应当放手杀几批”, “应杀者均杀之”,“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见《建国以来毛澤東文稿》)杀,杀,杀,真是一个杀人魔王的变态心理。   “镇反”刚一结束,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机关肃反”运动,对私人工商业者的“社會主義改造运动”(史称对私改造)。这些运动虽没有大规模的抓人杀人,但却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固有的善良与诚实的美德,使全民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连一声咳嗽都得环顾左右   三,大兴文字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搜查个人来书信,编造政冶谎言,罗织罪名,扑杀不顺眼不听话的鲸绠之士,美其名曰“纯洁革命队伍”。   纵是历史上制造文字狱的朱元璋,以文杀人的清雍正、乾隆,如果和毛澤東相比,也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第一次文字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是左联作家,一贯支持共產黨的赤色革命,反对国民黨專制獨裁,仅因生性耿直,不尊命于歌功颂德文学,于1955年向中共书写了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被毛澤東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亲自断头去尾摘编胡风与友人来往书信,为《人民日报》加评加按,活生生地打成“反革命集团”。此案共牵连2100多人入狱,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接着以此为借口,在开展了“机关肃反运动”,对全国企事业单位近五百多万干部进行历史审查,集中学习,限制行动自由,搜查信件,收缴私人书籍,至少有一百万人蒙冤。   第二文字狱是《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澤東说成“利用小说反黨,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黨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專政队沉河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四,开启“以言治罪,以言杀人”的历史先河。借帮助黨“整风”为名,实为政治陷阱,一夜之间把全国近百万知识精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使千万个幸福家庭破碎,数十万人死于劳改折磨之中,美其名曰“打退资产階級向社會主義的进攻”。   1956年东欧社會主義国家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澤東惶惶不可终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制服敢于直言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广大知识人和年轻的革命干部,巧设“引蛇出洞”的“阳谋”奸计,开展所谓的除“三害”的“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黨“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宣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骗人鬼话,结果使五十多万知识人上当受骗,被打成“反黨反社会主”的“反动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庭破碎,亲友受到株连,整整毁了两代人。众多受害幸存者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此事至今仍有哭声眼泪,他们大好青春全葬送在劳累的“改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不少皎皎者还被杀掉,仅北京大学就有女大学生林昭、沈元、张锡琨、黄宗羲等,还有北京农机学院学生陆鲁山、北工大学生孙本乔、四川大学的女大学生冯元春、兰州农校女教师毛应星、中央编译局翻译王桐竹、外贸部姚祖彝、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重庆渣滓洞的幸存者、市委黨校馬列主義教员周居正等几百人。惨绝人寰,不忍书纸,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不,他杀的不仅是生命,是正直、是正义、是良心、是忠诚、是民族的真正脊梁!   一个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个灾难又旋风般的降临。1959年在庐山纠偏的会议上,“唯我彭大将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因为民请命,建言毛澤東以老百为重不要再搞“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黨集团”的带头人,时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当年毛澤東的顶头上司)、解放軍上将总政主任谭正、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均入围成了“反黨”干将,全国立马掀起“拔白旗”的“反右倾运动”,致使300多万忠诚之士的干部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的“下放”,解职的解职。自此人们再不敢说实话讲真话,诺大的中國成了谎言王国,位居要津的达官贵人者皆是作奸犯科媚谀之辈。   五、疯狂的大跃进,人为的大饥荒,毛澤東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老百姓,是中國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出七百六十四万多人。美其名曰:“干革命就是要死人”。   。1958年4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为取悦毛澤東,在一篇社论中竟然无耻地说:“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政治思想之花”指“反右斗争”,“丰硕的经济之果”指“小资产階級狂热病”的“大跃进”(彭德怀语)。由于毛澤東好大喜功,逆天行事,他以为“反右斗争”死死封住了人民嘴巴,没有人再敢于说东说西,贸然提出“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结果不到三年时间,活活饿死了3000多万中國人。我们从无饥馑“天府之国”的四川,也饿死了1250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回忆录)。   二OO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见辛子凌《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中國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开特徵》)而毛澤東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國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國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就是魔鬼毛澤東给中國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毛澤東不顾人民死活,瞎指挥瞎折腾的必然结果。   五,“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妄图把“黨天下”变成“毛天下”,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浩劫: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损失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美其名曰: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毛澤東这个魔鬼,为了把饿死三千万中國人的罪行嫁祸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搞“家天下”的封建世袭制,假“革命”之手,“反修防修”之名,悍然发动“无产階級纹化大革命”。先后打倒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23名,其中有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黨分子”。还采用各种卑鄙伎俩,假“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手害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陶铸、罗瑞卿等几十位老一代革命家。除此,全国有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的特大罪恶。将其碎尸万段也难中國人民心中之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人家被抄家。计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上海十万户被抄,它所辖的郊区川沙,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澤東发来电报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國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國的东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纹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土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在此期间,曾与毛澤東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澤東钦定为[资产階級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仅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衙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國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1967年8月28日,在长沙毛澤東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殺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黨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可是至今中共领导层里的毛派人物,仍把一切罪恶都推之于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仍然是“伟大的领袖”,可他的老婆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六,骄奢淫逸,生活放纵,腐化堕落,玩弄女性,抄袭剽劫,毫无人格,道貌岸然,从不恤民,卑鄙龉龊,形同禽兽。还美其名曰:“伟大导师”。   毛澤東是个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獨裁者。彭德怀曾斥责他“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目的是“选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团女琴师说,毛澤東没一个品位。他一见着漂亮女人就拉人上床,他任何办公地方都有“密室”。他对女性从来不尊重,包括自已的妻子,是个见异思迁的淫君。原配夫人杨开慧为他身陷囹圄时,他在井岗山上早与贺子珍合欢交眠;在延安当着贺子珍面竟与他人上病,当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又与江青同室周居;在与江青结婚后又与许多女女“暗渡陈仓”。有人统计,他玩过的女人不少于一百人,在死前还在玩女人,任何时候身边都佳丽如云,自然活不到“万岁”。   他的骄奢更是惊人,每次外出坐专列,数千警察、军队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澤東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耗时两年,耗资1点2亿。有人计算,如果毛澤東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本人2001年曾去韶山滴水洞参观,留有一首诗:“君王席上一戏言,百万民膏扔此间,寂寞行宫寒光锁,借问疆吏可汗颜?”   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澤東遗物事典》记载上有:三年饥荒期间毛澤東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澤東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澤東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澤東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黨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是当时中國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黨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澤東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毛选”。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澤東不断地违规拿钱。是个典型的口是心非的混帐!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澤東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國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爱民的“领袖”。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的稿费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澤東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辛子陵在《打开纹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澤東传位心路追踪》写道:“毛澤東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黨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澤東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國的金正日。周恩来去世后,毛澤東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澤東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澤東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澤東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門事件后,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后,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黨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2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黨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   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   我们再 看看毛澤東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澤東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澤東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澤東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澤東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澤東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澤東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纹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國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澤東“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澤東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澤東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澤東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澤東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澤東、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澤東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會主義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澤東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黨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陆肆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陆肆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澤東)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階級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澤東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澤東,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澤東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澤東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澤東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黨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纹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國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會主義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國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黨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黨史出版社)   证本文引用了不少 胡星斗 教授的资料,特此说明   作者:铁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罪行录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1949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重新认识毛泽东 (11) 邮票上的毛泽东思想 (0) 越战、毛泽东、台海风云 (0) 评好毛泽东,走出改革困境 (0) 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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