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聪明人王蒙怎么讲话

核心提示: 语言到这种天才手里,简直是一种灾难。语言太可怕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非,一切真假,全是因为语言,而不是事件本身。 “如果几个派别用不同的观点在那个谩骂,两边吵得非常凶,有一个人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态度出来,很平和地说,你们不要这么吵了,咱们坐下来谈谈。也许两边的人会同时骂你,认为你在那儿装腔作势,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这是2012年8月9日南方周末上王蒙说的一段话。王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中国天机》。他那个年代的作家,基本都淡出公共视线了,但王蒙没有,他每有动静,媒体还会响应。 王蒙是一个天才。说话的天才。一般地说,故事对小说是重要的。但对于王蒙来说,无论他讲什么故事都是次要的,他讲什么故事都遮不住他的语言,他讲什么你都感觉他在“讲话”。王蒙的小说是讲人情世故的,讲世道人心的,讲观念讲概念讲理念甚至讲政治的。故事是王蒙的道具,语言才是他的真实。只要一点点故事悬挂在那里,语言的瀑布倾泄而下,便是他的小说。 这是因为王蒙太聪明了,太老道了,太练达了。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那样运用语言。一个明白的道理,他可以给你讲到不明白,你跟着他走,最后你不知道走到了哪里,走过什么地方。同样,一个复杂的道理,他也可以讲得你似乎都明白了,但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并且越来越不明白。你可以说,王蒙没有明白地说过什么。 语言到这种天才手里,简直是一种灾难。语言太可怕了。世界上的一切是非,一切真假,全是因为语言,而不是事件本身。 王蒙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他登上文坛的第一篇小说就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显示出他对人类的组织活动有天才的悟性。后来因此获咎,并不是因为他不懂组织,不懂政治,而是因为他懂得太早。而组织是不喜欢年轻人的。 才华的惟一坏处就是横溢。王蒙的天才自从早年早泄了一次,再没有横溢了。从七十年代末期到现在,他又写了三十多年,写的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写了多部小说,还写了多卷本的传记。看了他的传记,你就更知道什么叫聪明人了。他似乎什么都讲了,但似乎什么都没有讲。你可能什么都记不住,但你会记住一点:王蒙是对的。 要知道,党也是不会看错人的。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一个受到过体制迫害的文化人,中年以后入主体制,官至文化部长。它跟第一代文化官员茅盾、郭沫若等人不一样,这些人是革命时期的有功之臣,获得权力是论功行赏的分配方式。 王蒙最终裹在他的语言里。这是一层看不见,也穿不透的铠甲。他会用十个以上的同义词近义词去讲一句话,讲完,所指的事情已经被拆迁到另外的地方了,他再用十个同义词近义词去讲一番,然后,原来的事情已经不在了。 到这时,我觉得我读懂了王蒙。 我懂得了,本文开首引的这一段话,是王蒙对自身的写照。他就是那个“带建设性、理性的甚至于中庸的”的第三方。第三方是站在中间那个位置的,就像运动会的领奖台,总是高出一截,就是第一名。王蒙在抱怨第三方所受不公,但这其实是领了头奖的副产品。 我不以为王蒙真正在诉说“第三方”的委屈,我觉得他是骄傲的。记得十多年前,一位年轻人把他弄烦了,他就说了老实话:向高处吐口水,会掉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话,多么催年轻人奋进啊。现在,王蒙的新书叫《中国天机》。他在进一步描绘自己。在王先生的智慧里,他是头顶透亮,能窥见天机的人。

阅读更多

涂子方 | 焦国标和王蒙

2012-08-13 09:07:1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说东道西  |  浏览 316 次  |  评论 0 条 近日读焦国标的《北京札记》,其中一段文字,煞是有趣: 微博卖字,难免自夸。一位博友嘲弄我:“启功大师也没你这么得瑟。”我回:“启功大师当然不可能像我这么得瑟,因为他没我大。启大师除了比我岁数大,别的他还有什么比我大?我有博士学位,他有吗?我读过 22 年全日制学校,他呢?他只是区区中学生。我讨伐过中宣部,他敢吗?他得吓尿裤子。我要活到启功大师的岁数,我至少比他大两倍。”拿王羲之压我的,我回道:“王羲之九泉之下夸俺字漂亮,你们没听到吧?你们不仅眼瞎,而且耳聋。”拿梅兰芳大师压我的,我回说:“梅兰芳大师只是京剧大师,若论写文章,他得叫我叫大爷。”哈哈,全都让我打回去了。我并不是鄙薄这些往古大师,我是讨厌那些习惯于拿前人、古人、官人压人的腔调和说辞。 有本事的文人大都豪迈,焦国标对待批评就是这个态度,别人不服也不行。 除了焦国标,前文化部长王蒙同志也是如此。 昨天《羊城晚报》发表访谈文章《王蒙:一个全民都在阅读 iphone 的社会很堪忧》,记者与王蒙同志有如下一段对话: 羊城晚报:这些年也有一些对您的批评,有人说您像个“泥鳅”,还有人说王蒙是“妖精”,您怎么看待这些并不悦耳的说法? 王蒙:横看成岭侧成峰。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有言曰:“如果人人骂我,我感到悲哀,如果人人称颂,我感到更羞耻,因为那意味着我是伪君子。”读读《庄子》就明白了,人们是以己度人的。所以大鹏得到小鸟的嘲笑。 呵呵。 焦国标和王蒙,两人对待批评都持否定的态度,自信心满满。但仔细想想,他们之间也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焦国标说:同学、朋友、熟人、亲人和芸芸众生,都以为我这几年苦极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日子咋过呀?还不是如丧考妣吗?切!真他妈傻逼,你们这叫替豪杰担忧!且轮不到你们为我担忧呢。靠自己卖字过生活,也能过得很滋润。——这意思摆明了,他焦大爷被北京大学除名了,不依附体制,“靠自己卖字过生活,也能过得很滋润”。 而王蒙同志则不同,享受着退休高干待遇,却退而不休,有机会就发挥余热,上电视上报纸,还包括上香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王蒙: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做到三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改革,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成为中华民族利益与尊严的代表者,它的政权就是合法的 ... 我把希望寄托在这里,而不能寄托在某些空想者身上。中国的希望还是在党本身。——王蒙同志的惯技是小骂大帮忙,实足一个帮闲文人。 呵呵。 66 我老人家就想: 文人的最大价值在风骨,风骨不同,人品迥异。 焦国标,特立独行,率真自我,不仰人鼻息,靠真本事过日子,真爷们也; 而王蒙,别听他自己说什么岭什么峰,什么鹏什么鸟的,人家说他是泥鳅和妖精,还真没有冤枉他。 呵呵。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学友讨论 老王的屁股不能摸--我的总结! 老看老想 2012-07-26 01:14:21 碰了一下,还没瓷呢,就删贴了。文革,我的总结。 1990年初,北京"镇暴"不久,看《中流》,《真理的追求》权威毛左刊。指控老王,身为"中委""部长"却"身坐庙堂,心系广场"(愚见:其实,"身坐庙堂,心怀广场,两头不空"),"被辞职"是不能免了。联想,1957.3,听老毛动员鸣放传达,赞扬老王《组织部来的新人》"党中央 驻地团区委,为何不能有官僚主义?党中央亦会.."(大意)。谁知,老王却被右派了。这,就是老毛! 愚,不妄菲薄,总结老毛和文革: 1."神"君""人"老毛--师从洪秀全,亦是半吊子左倾的知识份子们捧出来的。 2."党"父"军"父"国"父老毛--自学朱元璋,一成喊杀蒙古鞑子,九成实杀其它真杀鞑子的民军及同志。"奉天承运"的"天下为公"。亦是中国知识份子杰作创新。 3.1976.10.06,"一举粉碎四人帮",其时,老王买了"三公(尖脐)一母(团脐)"大闸蟹就二锅头欢庆了没?不管老毛时代"人斗/斗人",现时代"人骗/骗人,均为各自互相忽悠。都别TMD装孙子了。 还是套用老毛的话"一党专政,遍地是灾"(1946,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暴雨北京泽国,洪峰,重庆山城漫淹。九总统(清华胡鞍钢教授)北戴河忙传位大事顾不上! 也谈“总结文革靠谁” 金戈铁马 2012-07-25 21:38:25 我赞同oldhuang提出的“总结文革靠谁?”这个大大的“?”!王蒙先生的文章我不大看,原因语言晦涩,模棱两可,你不知道他究竟要说啥?或多或少反映了王蒙先生的立场的“不确定”。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你怎样理解,那是你的事。而他都是“正确”的,错的在“阁下”。这很有点继承了领袖兼导师的遗风。这也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作为曾一度担任过文化部部长后又主动辞职的王蒙先生看得清、摸得着的心态。他着意之处就是让你听他气闲神定、自由调侃,以便获得某种他个人所需要的独特快感。作为一个个人,王蒙先生并不那么难懂。凭常识便能判断个1234来。 总结文革靠谁? oldhuang 2012-07-25 15:40:26 不愧为作家,谈及文革依旧能把文字玩得挺“遛儿”,调侃中透着暗批,辛辣中怀有叹惜。只是到了最后一句才收起了“顽皮”,“正色”地表白了本意:盼望能“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言外之意是眼下并没有“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那么靠谁来“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呢?先生显然并不认为这是自己责任的事情,并且和所有在此写文章控诉文革、并强烈呼吁反思文革的人们一样,认为“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责任在××党、××政府,自己只有表达冤情和仇恨的责任,并无“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义务。由此我衷心地赞叹当年先生辞去文化部长之举是多么英明,多么合乎时宜!——因为先生也和众多人们一样,没有搞明白此时此地根本就不具备“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历史条件,因而也只能象先生此时此地做的这样,调侃调侃而已。——除了给自己给别人解解闷,啥用都不顶。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进入爱思想社区    

阅读更多

嗨!歷史 | 王蒙忆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打破了某种平衡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 毛泽东 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 文革 ”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 1976年上百万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 文革 ”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 作者: 王蒙 ,选自:《中国天机》,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 江青 、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 三反 ”、“ 五反 ”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 邓小平 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阅读更多

共识网 | 王蒙:我对体制有独立性,也有依附性

  王蒙新书《中国天机》在6月的银川书博会上举行了首发。新书《中国天机》共分5辑28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议,有理有据。谈及新书,王蒙表示,自己从小在政治之中生活,也把自己的政治见闻与见解倾注在了这本书中。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本报记者与作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谈新书 “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   新京报:王老,我们采访过你多次,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季羡林曾经说过,他说自己“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你自认为新书《中国天机》做到了吗?   王蒙:我写《中国天机》,觉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还不单纯是一个真话和假话的问题。我想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真实的想法,尽可能充分表现出来。   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地说,我说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但是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因为语言一说出来后,它已经不完全归你掌握,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话,就必然会有误解。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都快80的人了,还有什么风头可出。我爱人三个月前去世了,确实我的目的是把我看到的真实政治经验、政治忧虑,还有政治的关怀、愿望、理念,能够一一说出来。   譬如我希望有某一部分人给我喝彩,那喝完彩又怎么样呢,喝完彩比如说社会上的黑暗现象就减少了吗?还是喝完彩更黑暗了?甚至是喝完彩后你又往里面加进一些情绪化的因子?有时候喝彩它不可能对老百姓,对国家,对社会有真正好处。相反,它会变得非常情绪化,所以我觉得不但要说话,而且要考虑我说话的效果。   我的意思是说,同样是真话,你又有25种表现方式,你要找一个效果最好的方式,要有一个高度建设性的方式,但是我要想说话,我一定要说出来,我死活要说出来。   新京报:《中国天机》书中229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是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这个是不是你总结出的“中国天机”的一部分?   王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某位领导同志总结的。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悼念谢非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是这样说的:谢非同志告诉我,你好像很致力于改革,这是好的,但是你说话太多。你要知道有些事就是要先做但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   谈做官 “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   新京报:你的书基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观察,你曾经做过文化部的部长,从政的这段经历,对在书里面写到的自己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当然,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原来是中共党官,他还在用这个词,咱们都没这个词了。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我最早的时候在北京的区里头工作,第三区,那时候做过很多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生活还是多。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你认为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蒙: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呢?1945年我还没有满11岁,1945年秋天,我很偶然又很准确地就和北京地下党建立联系,然后我就拼命地从他那里读那些左翼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说。那时候我不能说我11岁,我已经有非常独立的判断的能力。   相反,1945年以后,全世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新京报: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当时很简单,1945年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我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全意,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地图,研究解放战争形势,我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有关于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理论小册子,以及解放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说我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制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要说明,我是很文学的一个人,我写东西从来不教条,我即使写很正面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语言,里头也有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我的细胞感觉很灵敏,我的感受是很锐利的,很敏锐的。   我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爱琢磨事、讨论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和领导和组织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也有我自己的说法、体会,在这种不同的说法之中也说明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多说的一些话。   我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独立思考,随时都在想,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到一个事。我为这个付出过代价,因为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谈保守倾向 不可能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新京报:读你的书有一个明显感受,似乎你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保守的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这种态度?

阅读更多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