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

失踪的官员往往都是有屎在身，更加是司空见惯；更何况，这回的失踪者仅是区区一个处级官员。那么，近日《新快报》记者根据读者反映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出国月余未归且音信全无一事，追踪走访了花都区政府有关部门，其新闻价值何在？余以为，应该从这则新闻中看到的是在官员失踪之迷的背后存在着公共监督的缺失，而且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缺失既是政治体制的积弊所致，也反映出建设公民社会必须从建立公共监督入手的迫切性。 这个处级官员的失踪会使公众思考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例如：官员（尤其是一个部门、一个行政区域、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一把手）上不上班谁来管？公众是否有权利了解和监督官员上不上班的问题？本来，在任何单位、企业中，无故旷工的行为并不奇怪，也无需劳烦公众和媒体来监督，就按相关的劳动规章来处罚就是了。但是，官员、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官员，好像从未有过什么“旷工”之说，也就是说，他们是否上班的问题从来没有成为问题。比方说，中国的公民从来不会想、更不可能问“×××这几天有没有上班”这样可笑的问题。不知从何时养成的惯例，公民对我们的官员是否上班、做了什么事的了解都只能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如会议报道等。 在这种国情背景中，官员的失踪只能是被报道出来的失踪；而能够有幸被报道，如花都这位局长，仅仅是因为他还不够资格被阻止采访和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官员玩失踪实在不是什么新闻，甚至连“失踪”这样的概念用在他们身上都是有问题的：本来就无踪可寻、可监督，何来的“失踪”呢？而且，越是高位，就越不可能有“失踪”之说。因此，“失踪”实在不应该是什么新闻。相反，如果中国的官员每天干什么、什么时候他们应该工作、什么时候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有休息的权利都让老百姓知道，那才是新闻，天大的新闻。 但是，在当今世界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官员的工作、休息的基本安排和特别活动，从制度上说都是透明的、可以接受公众监督的。否则的话，纳税人怎么能放心那些官员是不是拿了他们的钱而不帮他们办事呢？怎么能放心他们是否领着优厚的薪俸（更重要的是工资单以外的享受）而对社会没有任何好的贡献呢？因此，只有逐步建设让所有官员——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民的勤务员—— 都没有失踪可能的制度、只有逐步建设让所有公民都能够知道他们的勤务员，每天在干什么的制度，才不会随处出现官员失踪的事情。 花都畜牧局长的失踪还透露出其他不是新闻的新闻：虽然按规定这样级别的官员不可能私自出国而不被组织上知道，但是他就是不被知道地走了，恐怕这是很普遍的可能性。难办的是，假如明察秋毫的上帝能告诉我们全中国有多少个处级以上官员的怀里揣着多少本护照的话，那到底是不是新闻呢？ 对了，至于局长这个月工资待遇照发的问题，还是忘记它算了—— 君不见多少薪俸外的利益待遇耗费惊人、多少公款千金一掷然后烟消云散，这点可以写在工资单上的小钱就看开点吧。 2010,9,28 （原载《新快报》2010,9,29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李公明的最新更新： 拆违工程虎头蛇尾会使人心寒 / 2010-10-01 08:59 / 评论数( 3 ) 权力观的颠覆：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 2010-10-01 08:51 / 评论数( 1 )

进入网络舆论时代，网络社区为韩寒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培养并夯实了广泛的受众基础。韩寒本人利用博客，以平民化的表达方式扩展了其意见领袖功能的作用范围；同时，态度鲜明、形式另类的个人表达也充分发掘了争议性人物的宣传能力，因而使得其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得以在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不断 … 换言之，韩寒的个性特征恰恰展现在对于既得权力的放弃，这种权力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赋予的，这种权力是其他获奖者欣然接受的，这种权力是十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这种权力就是免试进入著名大学的受教育权。 …

调查发现，在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基本没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6月15日《法制晚报》）     这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看点，就是课题组调查的是各省市2007年度的行政收支情况，如果调查的是更近的2009年度的情况，可能得分率会更低。而且，尽管课题组所采用的是低要求的评分标准，离国际规范相差很大；也尽管各省分、各部门之间是在既不愿过分“曝光”又不甘心排名落后的情况下，相当不情愿地挤出了一点信息，但结果表明，各省的得分率仍是出奇地低。该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显示，以100分为满分计，我国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只有极其可怜的3.21分，不足5分，信息透明度情况整体滞后。其中福建得到16.57分，位居第一，宁夏以9.97分位居第二。这也是仅有的得分超过或接近两位数的省份。北京行政机关的透明度在31个省份中位居第三位。     如果按照当前教育领域普遍实行的100分满分标准计，考试不足20分的考生绝对是无可救药的超级劣等差生。不知道在行政透明度上向社会交出如此成绩单的各省政府机关，拿到这样的成绩单是何感想？     屈指算来，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经两年有余了，一届政府都已经过去五分之二时间，而其执行的效果居然如此，而且，对此社会各界似乎只能是无可奈何，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追究相关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违法责任。以此来衡量各省级政府部门依法治权的现实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得很。不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什么会成为没有牙齿的纸老虎，纸上的法律如果不能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法律形同虚设，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呢？     同样尴尬的是，这份行政透明度调查报告显示，现实中普遍存在“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不行”的做法，在部门比较之间，可以看到政协、人大排名靠后。如果把31个省份每个地区的11个部门统一进行排名，卫生、交通、财政部门的得分分列前三，工商、人大和政协的得分位居后三位。考虑到政协与人大民主监督的天然职责，这种结果很耐人寻味。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已经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只有在阳光行政下，才能消除奢侈消费甚至腐败消费。而没有一个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正与社会上一直垢病的“三公”消费形成惊人的呼应。不敢公布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心中有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政府。     “服务型政府”与“掠夺型政府”、利他型政府与利己型政府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前者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不受约束的政府，不可能是对国家、对民众、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而权力受到制约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的行政和财政公开透明，一切都坦坦荡荡地公开在公民的眼皮底下！     没有什么力量更能够促进政府的财政和行政等信息公开，一是政治家必须拿出足够的能力和魄力，从法律上加强信息不公开的惩诫力度；二是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公民运动，包括独立第三方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持续鞭策，一点一滴地促进政府阳光透明。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虽然将问责提升到了制度层面,为进行行政问责提供法规依据和程序指导,但在在实践层面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一、行政责任不明。现行体制下,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责任划分模糊。二、行政问责范围过窄。 … 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从法的形式看,中国已有的专门的行政问责制度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五、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缺陷。包括评估考察上存在着困难,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六、缺乏被问责官员的权益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