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

进入网络舆论时代，网络社区为韩寒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培养并夯实了广泛的受众基础。韩寒本人利用博客，以平民化的表达方式扩展了其意见领袖功能的作用范围；同时，态度鲜明、形式另类的个人表达也充分发掘了争议性人物的宣传能力，因而使得其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得以在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不断 … 换言之，韩寒的个性特征恰恰展现在对于既得权力的放弃，这种权力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赋予的，这种权力是其他获奖者欣然接受的，这种权力是十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这种权力就是免试进入著名大学的受教育权。 …

调查发现，在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基本没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6月15日《法制晚报》）     这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看点，就是课题组调查的是各省市2007年度的行政收支情况，如果调查的是更近的2009年度的情况，可能得分率会更低。而且，尽管课题组所采用的是低要求的评分标准，离国际规范相差很大；也尽管各省分、各部门之间是在既不愿过分“曝光”又不甘心排名落后的情况下，相当不情愿地挤出了一点信息，但结果表明，各省的得分率仍是出奇地低。该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显示，以100分为满分计，我国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只有极其可怜的3.21分，不足5分，信息透明度情况整体滞后。其中福建得到16.57分，位居第一，宁夏以9.97分位居第二。这也是仅有的得分超过或接近两位数的省份。北京行政机关的透明度在31个省份中位居第三位。     如果按照当前教育领域普遍实行的100分满分标准计，考试不足20分的考生绝对是无可救药的超级劣等差生。不知道在行政透明度上向社会交出如此成绩单的各省政府机关，拿到这样的成绩单是何感想？     屈指算来，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经两年有余了，一届政府都已经过去五分之二时间，而其执行的效果居然如此，而且，对此社会各界似乎只能是无可奈何，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追究相关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违法责任。以此来衡量各省级政府部门依法治权的现实状况，同样令人担忧得很。不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什么会成为没有牙齿的纸老虎，纸上的法律如果不能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法律形同虚设，依法治国又从何谈起呢？     同样尴尬的是，这份行政透明度调查报告显示，现实中普遍存在“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不行”的做法，在部门比较之间，可以看到政协、人大排名靠后。如果把31个省份每个地区的11个部门统一进行排名，卫生、交通、财政部门的得分分列前三，工商、人大和政协的得分位居后三位。考虑到政协与人大民主监督的天然职责，这种结果很耐人寻味。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已经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只有在阳光行政下，才能消除奢侈消费甚至腐败消费。而没有一个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正与社会上一直垢病的“三公”消费形成惊人的呼应。不敢公布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心中有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政府。     “服务型政府”与“掠夺型政府”、利他型政府与利己型政府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前者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不受约束的政府，不可能是对国家、对民众、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而权力受到制约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的行政和财政公开透明，一切都坦坦荡荡地公开在公民的眼皮底下！     没有什么力量更能够促进政府的财政和行政等信息公开，一是政治家必须拿出足够的能力和魄力，从法律上加强信息不公开的惩诫力度；二是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公民运动，包括独立第三方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持续鞭策，一点一滴地促进政府阳光透明。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虽然将问责提升到了制度层面,为进行行政问责提供法规依据和程序指导,但在在实践层面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一、行政责任不明。现行体制下,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行政机关之间职能交叉严重,责任划分模糊。二、行政问责范围过窄。 … 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从法的形式看,中国已有的专门的行政问责制度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五、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缺陷。包括评估考察上存在着困难,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六、缺乏被问责官员的权益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