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改良未必更和平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本文节选自《财经》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已再版，本文为节选： 1991 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 74 年的锤镰星红旗黯然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冉冉升起——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宣告解体。作为 20 世纪象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占全世界 1 ／ 6 的这片广袤土地上经过 74 年实践后，终于告一段落。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堪称为 20 世纪全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年美国人约翰·里德题为“震撼世界的十天”所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及 1991 年的苏联解体，都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对人类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苏联的解体，人们开始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前苏联往何处去”。这当然不仅仅是“前苏联人”的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未来，也有赖于人们对另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前苏联由何处来”。这同样是个不仅为“前苏联人”所关注的问题。前苏联的未来有待创造，前苏联的历史则已经结束，历史学家应该对这段历史以及它的源头作出解释，而关心着这种解释的，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 苏联的崛起与衰落是个世界性的事件，而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又更非“地球村”中的其他住户可比。苏联是我们最大的邻居，也曾是我们最大的老师，曾有过一段时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中国是老少咸言、上下皆称的信念。从孙中山起，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以至一些地方势力（如新疆盛世才等）都曾狂热地“以俄为师”。后来国民党、共产党人又先后“以俄为敌”，而且是头号大敌。如今，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又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倡导“以俄为鉴”。“以俄为师”、“以俄为敌”和“以俄为鉴”几乎是对 20 世纪中叶中国人革命、建设、改革三部曲的一个概括。不管是为师、为敌还是为鉴，都首先要求以俄为认知对象。而这种认识又是或者说应该是不断深化的，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俄国历史的重要一章，然而在“知俄”的进程中它却应该是揭开了新的一章：对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有趣的是，当中国人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世纪行同时，俄国人的中国观却出现了从“以华为鉴”到“以华为师”的演变。沙俄时代统治者中的“西方主义”改革派经常论证说：俄国如果不发奋图强“赶上欧洲”，就只有沦落为“另一个中国”。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更认为俄国是个“中国类型的国家，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欧洲”。经过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之后，如今的俄国却在中国之后搞起了改革，而且在改革中也出现了日益增高的“以华为师”的呼声！中俄两国的命运有如此奇特的纠葛，这当然不是仅以地理上的相邻所能解释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不少国际“苏联学”学者都指出，从沙俄时代起，俄国现代化进程从总体上看与其说与“西方列强”的现代化相类，或者与其说它与谁都不相类，不如说它与今天的第三世界或“边缘”（ peripheral ）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从许多方面看，沙俄既不能简单地视为“欧洲的落后部分”，也不能视为独一无二的特例，它可以说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中社会”的那一类国家中的第一个。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论证说，俄国不仅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类型中产生危机与革命的头一个国家，而且这类国家也借此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今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必须考虑的”。

　　【要点1】无论在哪个国家，所谓的都市贫民都是新移民，也就是今天讲的“打工者”，不过“打工者”这个词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中国有所谓身份制的问题。 　　【要点2】纽约与巴勒的“都更”过程，最大的区别是巴黎穷人住在郊区，富人住在城里；美国穷人住在城里，富人住在郊区。美国市中心的衰落是穷人驱逐富人的过程。 　　【要点3】南非诸多现象和中国一样，比如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有一个很有名的“候鸟”现象——大量的南非黑人是城市里的流动劳工，家在外面，每到圣诞夜前就会出现交通拥堵，大量黑 人回去过节；圣诞长假过后，大量的黑人回来，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 　　【要点4】如果廉租房不是给城市新贫民盖的，那是给谁盖的？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我们现在的保障房制度虽然是向西方学习的，但基于基础制度不一样，还是有很大问题。 　　【要点5】西方的问题是福利房本身的问题，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负福利”保障制度。中国住房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是：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打工者。 　　【要点6】中国现在没有贫民窟问题，但有严重的家庭离散问题，一讲到打工者问题就要讲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三留守”，“三留守”在中国加上打工者，家庭离散在中 国达到了两、三亿之多，这在将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点7】要么给他自由，要么给他福利，要么两者都给，这些方式可能都有缺点，但最不持续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而企图用一种两栖人的办法避免所谓的城市化带来的弊病 ，这种现象既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点8】“租户权”概念我觉得是城市贫民解决住房问题时所需要加以维护的概念。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更好的，那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至少不能无条件的驱逐他们，中国特殊的租户权是指 相对于政府而言的租户权，而非相对于房主而言。在发达国家的租户权是指租佃双方的权利，比如我租了你的房子，我和房主之间就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可中国现在驱赶租户不是房主，而 是政府，所以我们现在的租户权是面对政府的租户权。 　　【要点9】中国人的福利观念一定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成问责型福利观，这个福利是我们向政府要的，而非政府恩赐我们的，政府给了我们不用感谢，政府不给我们就要。 　　“任何国家的贫民窟都是城市新移民构成的” 　　秦晖：这个话题对我来讲并不新鲜，三年以前我在深圳曾讲过：希望他们对于驱逐平民应手下留情。结果后来在媒体上被炒作成为——我认为在城市发展贫民窟的说法。其实我从来没讲 过这个话，谁也不喜欢贫民窟，但你不能给他更好的，把他们做得差的权利给剥夺了。那之后，我一直觉得是一个问题，就此讲过很多，但中国很多问题中国人讲话不管用，要外国人讲。比 如国企改革问题，自1993年就开始讲，到2003年郎咸平放了一炮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关于贫民居住权的问题也一样，尽管在2008年关注过一阵子，但后来又无声无息。今天年初一位外国人写了一本书《落脚城市》提出这个问题，才又引起一阵关注。贫民窟是我们经常谈 论的话题，也引进了很多讲西方城市化弊病的著作，比如《街角社会》等，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些著作的核心内容是都市化造成的贫民窟的问题，也就是说贫民窟引起了很多问题。这些著作 介绍得越多，越使中国人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中国似乎没有这种问题。1989年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生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一方面最近几十年有2亿多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城市里没有贫民 窟。不过他接下来没有讲这样一句话——“这些人住在哪儿？”“这些人都住上了商品房？”“这些人都住上国家给他们提供的福利房了？”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 　　现在讲外国人的著作，比如城市有那么多的贫民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等，那是20世纪以后人们提出的问题。更早以前很多人提出过更为基本的问题，现在我们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年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就讲过这个问题。马、恩谈论城市贫民居住问题最有名的著作可能也是唯一的一部专著，即恩格斯写的《住宅问题》，住宅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专门为了 批判我们国内流行的说法而写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居然没有什么人知道此事。不过当时有一个背景，社会主义者另外一个流派是蒲鲁东，他对当时十九世纪欧洲城市贫民窟发表过和 我们现在主流很流行的一些说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窟，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罪恶。原来他们在农村本来是很好的，田园牧歌风光，在农村有农业、 手工业，本可以男耕女织过得很好，但由于资本主义的迁徙自由使他们跑到城里，结果造成种种问题，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资本主义以前不会这样。恩格斯这本书主要是针对这些 ，所以应该使这些人留在农村，不要急于进城。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一开始就说“贫民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穷人一般住得很差，不是我们“现在”（“现在”指1870年前后的西方）特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现在无产阶 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痛苦不同的特有痛苦。相反，穷人住得差是同等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也就是说贫民窟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那资本主义社会独有 的毛病是什么？恩格斯说“真正资本主义独有的矛盾是大规模的驱逐农民，大规模的强拆贫民窟，造成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没法维持了。”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贫民 窟几乎都是从农村来的人构成的，从来没有城里原来住得很好的人沦落到贫民窟，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小规模会有，因为人民的处境会变好也会变坏）。但我们 以前讲所谓的贫民窟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结果，有人认变富了，大部分人变穷了，穷人沦落到贫民窟的说法在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的贫民窟都是城市新移民构成的，也就是从农村 进入贫民窟。只不过有些国家发展很快，贫民窟的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在那里过渡若干年后就走了；有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就业率比较低，于是这些人在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甚至呆的一 、两辈子，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所谓的都市贫民都是新移民，也就是今天讲的“打工者”，不过“打工者”这个词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中国有所谓身份制的问题。前年有人说“打工者”这个词有 启歧视性，要换了一个名字“流动工人”——意思是家在农村，自己跑到城市里打工，在城市里无法安家的那些人。当时我觉得很滑稽，因为“流动工人”概念在某个国家长期以来作为政府 法定的用语，这个国家是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南非把黑人当成流动工人，黑人可进城打工，不可进城安家，给进城打工的人发一个暂住证，在街上随时抓他们，要他们出示证件，没有证件 就收容，送他们到昌平筛沙子（现场笑），由此引起种种故事。但南非当局不说他们是黑人工人（有种族歧视的色彩），所以叫“流动工人”。我说“流动工人”正好是南非早就用过的一个 概念，结果搞得那位朋友很恼火。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学南非，他根本不知道南非有“流动工人”的事，只不过英雄所见略同。 　　“法国奥斯曼大拆迁的新移民” 　　恩格斯说“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现代（指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 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比如高级商业街区、豪华 街区等，“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 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 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恩格斯在这本书中谈到一个典型，即法国在1850年—1870年出现的所谓城市改造案例——奥斯曼对巴黎改造。奥斯曼对巴黎改造在城市建设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而且在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中往往作为正面典型提出来，如果仅仅从城市规划角度讲奥斯曼改造的确很成功，使巴黎成为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但奥斯曼改造引起的负作 用非常大，而且当时受到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也引起很大后果。 　　恩格斯说“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奥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奥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 都很逍遥自在。”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奥斯曼以驱逐贫民的方式制造一个豪华城市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可我要说，恩格斯这种说法不对，对奥斯曼的谴责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奥斯曼现 象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其实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因为说实在的，能够像奥斯曼那样用铁腕手段驱逐贫民的，在共和制国家、民主制度下难以做到。奥斯曼现象其实就是法国在一个特 殊的历史环境下而形成的，1850-1870年是法兰西的第二帝国，这个时期法国复辟了帝制，法国革命后出现的共和民主原则被颠覆掉，在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是寡头专制主义）的条件下，用铁 腕搞城管的条件，于是有了奥斯曼的改建。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巴黎没有什么贫民窟，当时的法国农民在中世纪是农奴，没有迁徙自由，乃至在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都有很严格的所谓的城 管制度或者《资本论》中的“血腥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到处抓流浪汉，那时候不存在现在讲的西方毛病：美国那么发达国家的城市里还有流浪汉。那时候没有，一有就抓起来，实行 强制收容制度。老百姓不可能流浪，这在《资本论》中也有讨论。 　　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情况不一样，老百姓有迁徙自由，城里工业化兴起，很多人进来打工，于是巴黎就变得乱糟糟，上流社会看不惯。还造成另一种现象，巴黎穷人住宅区一个很大的特 点是街道比较窄，而且住宅区经常发生我们以前讲的“革命”，如果大家读过《悲惨世界》会经常看到这种场景，一有这种场景统治者想到的是拿炮轰。但原来巴黎的街道很小，大炮拉不进 去，第二帝国时期就认为要把巴黎改造成为由笔直、宽敞的大街和豪华大厦组成的一个城市。1852年拿破仑三世通过政变颠覆共和恢复帝制后，政治出现专制化的趋势，民权被严重削弱。 　　在此背景下，把巴黎的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提拔为巴黎市长，授命他清理贫民区。奥斯曼的权力很大，当时被称为“副皇帝”（除了拿破仑三世外，没有谁比他更厉害，只对拿破仑三世 负责），据说他是将此案在城市地图上穿过拥挤狭窄的街道划出条条直线，创造了新的城市形式，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位给林荫大道，创造了当时世界说最直最宽的街道。在他当巴黎市 长的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的清理了贫民区。在这个阶段，第二帝国投入巨资，为打造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这时期国家每年的财政总支出只有14—25亿法郎）。巴黎的 变化反映在没有的很多美术作品中，那时候照相不普遍，但美术家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在法国很多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美术作品。 　　奥斯曼大拆迁的结果的确把巴黎搞得非常漂亮，现在巴黎很多建筑都奥斯曼式的大道，最有名的是这条：香舍丽榭大街，巴黎典型的景观大道。这个大街旁边的房子是奥斯曼式大厦，奥 斯曼式大厦的特点是在规划好的街区中，一个四方形的街区就是一个连体大厦，典型的建筑是四面为街的框，一圈楼房连在一块统一规划。这种房子在以前中国的城市也有，比如武汉的六度 桥也有奥斯曼式的大厦，现在巴黎还有很多这种房子。 　　奥斯曼这种开发商房地产商联手进行，当时有城市开发的协议，奥斯曼政府和开发商签订的协议，今天读起来和今天看到的协议很相象，大致是在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这些土地都 是国有的，交给开发商有一定的年限，我们是70年，奥斯曼是60年），保证开发商在10年内赚得盆满钵满，因为政府可以保证低成本拆迁，政府用强制手段把穷人赶走，而且政府用大量的物 力提供物流和商业环境的条件，讲得简单一点是可以搞基础设施配套，使这个地方很快的积累人气，使开发商能很快回收成本。用这种办法的确极大地改变了巴黎，奥斯曼以前的老巴黎在油 画上都有反映。 　　巴黎有个地方叫蒙马特，现在有一个红磨坊，蒙马特是巴黎有名的艺术街区。蒙马特原来是一个农贸市场一样的地方，但经过奥斯曼的17年不分昼夜的大拆迁，在电灯不普遍的情况下点 着汽灯昼夜施工，经过施工后巴黎焕然一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奥斯曼街区道路非常宽、非常直，奥斯曼街区其中的一个地方叫歌剧院广场，歌剧院广场旁边斜的街道现在还叫奥斯曼大道。 去过巴黎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条大道，因为这条大道上有两个地方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去的，即巴黎最大的两个豪华购物场所：老佛爷百货、巴黎春天，中国人把老佛爷百货叫老佛爷，中国一 大帮人在那里疯狂抢购路易威登，那个地方现在充满中国导购，法国留学生在那里当导购员，拉法国的内需。 　　歌剧院广场的设计完全把原来巴黎街道、路全部打乱，不是由原来的街道拓宽造成的，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小胡同，全部推光，按照划到哪里拆到哪里。之后的巴黎很豪华，很长一段时间巴 黎被认为是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像这一条斯托波尔林荫道，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笔直大道（二十多公里）。这里是共和国广场（图）。在这个时期，尽管第二帝国期间舆论管制比较严，但人 们普遍对奥斯曼这种做法厌恶，对这种大拆迁很媒体，媒体对奥斯曼的抱怨也很多。这种抱怨有两种：一种是此拆迁破坏了历史风貌。比较怀旧的人说把原来巴黎的古迹给拆掉了。如果仅就 这一点而言，我要为奥斯曼说话，因为奥斯曼对于保护古建筑很在意，因此奥斯曼改建以后的法国就这点来讲并不严重，还是保留了巴黎的古建筑。但真正引起反感的是那些被驱逐的人，奥 斯曼改建以后的巴黎变成大楼社会，当时有这么一幅漫画讲改建以后巴黎主城区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穷人如果留在巴黎，只能住在屋顶下没有窗的阁楼里，奥斯曼大厦很豪华，下面都是高 档场所，阁楼间就住着为富人服务的穷人。更严重的是大量穷人被赶到四环、五环外甚至六环外，他们居住的地方照样很糟糕。整个过程造成很大问题，也积累了很大民愤。 　　到1870年2月，第二帝国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第二帝国采取的一个办法是通过对外转移矛盾。大家知道1870年就挑起了普法战争，如果打赢是另外一回事，偏偏此政府很腐败，结果打败了— —战争引起革命。1870年后法国就发生了一次政治动荡，大家知道1870-1871年连续发生了三次革命（九月革命、十一月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三次事件使第二帝国彻底瓦解，在动荡 中产生了第三共和国。在第二帝国行将崩溃时，议会对奥斯曼的谴责很厉害，奥斯曼于1870年2月在骂声中被迫下台，奥斯曼很聪明，一下台马上出国到意大利，后来死在意大利。后来证明他 走得非常及时，如果再过几个月他够走不了，因为半年后第二帝国垮台，社会矛盾爆发。在这个社会矛盾中最有名的是1871年5月23日发生的巴黎大火，在巴黎公社的动乱中有人到处放火，把 法国很多有名的建筑烧掉，所谓的奥斯曼街区被烧掉了1/3，有些地方后来又进行了重建，如果大家去过巴黎都会看到，比如荣誉军人院、参议院等。但有些建筑在那次被烧掉后再也没有被恢 复，比如法国国王最常住的杜乐丽宫。现在去巴黎会看到卢浮宫西边是杜乐丽花园，杜乐丽花园就是原来的杜乐丽宫旧址，那个宫被烧掉后没有复建。当时的巴黎大火被普遍认为是穷人的报 仇。 　 　“美国与法国的‘都更’进程” 　　不过奥斯曼拆迁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要说别的国家，就说法国本身，到了第三共和时代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做城市建设，其他国家更不用说。美国现在有一个现象，即美国大城市市中 心的衰落和郊区的繁荣。关于这点很多人说是由于汽车时代的兴起，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美国大城市市中心的衰落过程，在19世纪汽车未普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只是美国的 现象，很多欧洲城市尤其是法国不是这样，同样是西方城市，巴黎和美国城市的区别非常大，最大的区别是巴黎穷人住在几环外，富人住在城里；美国穷人住在城里，富人住在郊区。对这个 现象我觉得和体制有很大关系，美国市中心的衰落（现在没有发生城市衰落的问题，所谓郊区化是城市化所谓更高级阶段而已，郊区里住的也不是农民）是穷人驱逐富人的过程，同样是民主 国家，美国比欧洲更贫民化，欧洲中世纪有贵族传统，美国没有，所以美国比欧洲更贫民化，穷人进城更理直气壮，当然原来有种族歧视的，黑人在农村摘棉花，《汤姆叔叔的小屋》那个时 代的黑人基本在农村。但南北战争后，黑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就由一个纯粹的农村族群变成纯粹的城市族群，几乎都进了城，今天美国的农村见不到黑人，他们在城里，而且在大城市中占 了很大比重。黑人进城的结果是富人纷纷走了。其实美国政府没有这样主张，而是极力主张贫富混合居住，但可以让穷人进来，就不能防止富人搬走，这是他们所面临的大问题。很多国家， 比如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说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约翰内斯堡就像北京，但今天的约翰内斯堡有点像马尼拉（菲律宾朋友的话），南非的富人都跑到郊区。 　　法国没有这样的现象，在奥斯曼后不能像奥斯曼那样搞了，但不意味着法国在奥斯曼以后不搞城市建设了，旧城拆后改建新的过程在世界包括港台都有一个说法，叫“都更”（都市更新 ），都更的对象是拆比较破旧的房子。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也在做，不过做的方式不一样，典型的案例是法国东部圣安东郊区，其实“圣安东郊区”的翻译不对，我觉得应该叫“圣安东田园 ”，那个地方有田园。圣安东郊区是很多故事发生的地方，圣安东郊区是巴黎东西中轴线的一段，就像中国的长安街一样，其中有一段是香舍丽榭大街，巴士底狱以西到民族广场一段就是圣 安东郊区，此地是“打工者”集中居住的地方，法国没有“打工者”一词，总而言之是从乡下到城市打工者集中居住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原来的确有很多田园，不过这边有一条圣马丁运河，那时法国铁路比较少，大部分工厂在运河边。由于这些工厂，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发展成为打工者 居住的地方。不过此地的打工者很有力量，用今天的话讲是他们维权本领很高，一般人不太容易惹得起他们，奥斯曼尽管拆光了巴黎的很多地方，但这个地方没有动。1853年奥斯曼拆迁时 　　期，圣安东郊区周边出现蓝色线条的奥斯曼大道，但圣安东郊区没有变，奥斯曼绕着走。但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圣安东郊区发生了变化，进行了改变。到了1938年（第三共和国末期）红色 线条的地方都是在共和时期进行的改建，其中最有名的是圣安东教区街，现在的圣安东郊区街已经是完全的繁华商业区，不是打工者居住区。但这个改建和奥斯曼时代的改建有很大不同，现 在可以看一下卫星地图，法国奥斯曼式的街区特征非常明显，比如这样的地方经过规划，笔直大道围成整座楼，连体建筑，一个框形全部围在一起。这条街是圣安东郊区街，这条也街经过改 建，原先没有一座这种建筑，全部是单体大厦。也就是说这条街道的改建全部是以自由协议的方式进行个案改造，非成片推光。这片街区也有成片推光的，即见天法国最大的贫民医院——圣 安东医院，圣安东医院规模之大相当于我们的大学校园，那是整片拆迁的。对于工业目的的拆迁，共和国时代也有一套规矩，由于时间缘故我不能讲得太详细，总而言之基本是按照民主法治 的法则进行，没有搞铁腕的做法。 　　今天我们若去圣安东郊区街会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但附近的胡同里仍然是穷人住宅区，是巴黎很少见的在主城区内仍然保留穷人住宅的地方，而且有新的穷人进入这 个地区，即法国的移民，尤其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在萨达姆时期从伊拉克大量跑到法国来，库尔德人反萨达姆，美国出兵伊拉克，法国反对出兵，但在巴黎的库尔德人支持美国出兵，因为 他是很恨萨达姆的人。我们当时在圣安东郊区街上看到住在附近的库尔德人游行。 　　城市改造在民主化条件下、共和条件也是可以进行的，但手段和奥斯曼时代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住英国）在1869年（即奥斯曼时代）曾讲过“几乎游遍了整个巴黎，奥斯曼化的街区的 确非常漂亮。”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法国人）当时住在巴黎的六环外，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城乡结合部”，他说那个地方很糟糕，没有多大变化，也没有奥斯曼街道，依旧狭窄不看，但 塞纳河对岸的变化很大，很漂亮。 　　民主化以后，他们就不能再驱赶穷人，不过穷人反过来提出改善的要求，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尤其是“福利”概念兴起后，发达国家在城市里基本消除了“棚户区”。我们今天所讲 的“廉租房”是专门为穷人盖的公共住房，变成城市改造中一个显著现象，这些国家的穷人住宅区包括法国和美国都是如此，但美国有一点不一样，美国很多建筑建在主城区，巴黎基本建在 外面，都是一栋栋大楼，从外观看建筑非常漂亮，但人们仍然认为很不人道，街道楼太高，住在里面感到很压抑，因为富人住在House里，只有穷人才住那么高的楼，而且绿地也不多，谴责很 厉害。所以到70年代后，巴黎出现了第三代贫民区——比较矮的楼房，绿地比较多，公共建筑比较多。但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面临很多问题。 　　2005年巴黎郊区发生过“十一月骚乱”，在克利希苏布瓦，那个地方都是非洲来的移民，因为警察怀疑两个移民（其实所谓移民都是移民第二代，爹妈已经到法国的），要检查，这两个 人逃跑撞到电压器上被电死，结果引起了大风波，克利希苏布瓦地区的移民烧汽车，搞得很厉害，最后造成很大的事情。我们也报道了那年法国的事。就在那时候我在中国网站上看到一个广 告，讲一个法国的化妆品（中国很多法国化妆品是假洋鬼子，在法国见不到这种化妆品，那时候在中国流行的品牌是诗妤），网页说“法国诗妤化妆品企业集团组建于1983年，总部位于巴黎 东北市郊风景如画的克利希苏布瓦。”看到这个广告的人，一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克利希苏布瓦发生这件事情的地点。广告中把克利希苏布瓦形容为“风景如画”，我后来去过此地，这个地 方的确很漂亮，距离巴黎市中心15.8公里（相当于北京五环到市中心），这个地方原来是森林，法国国王打猎的地方，从1955年开始城市化成为法国福利国家扶贫制度下一处大型公屋社区。 现在这个地方有3万人口，主要都是居住在法国政府盖的廉租房里。这3万人基本是非洲来的黑人、穆斯林。 　　这整个镇区是绿地环绕的现代化工业楼群，建筑密度很低，规划也很整齐。这个地方有3.95平方公里，人口3万，人口密度是一平方公里8000人，此密度比海淀区的人口密度还要低。其中 1.1平方公里是连片的森林公园。此地建筑里头有一个是原国王打猎的古筑，还有一些公寓楼群，从楼上可以望到的中产阶级社区，就是小房子，法国中产阶级如果在郊区一般有自己的独立小 房子。克利希苏布瓦的公屋有第二代公屋（高层建筑），也有第三代公屋（矮的，有绿地的房子）。克利希苏布瓦最寒酸的是市政厅。法国城市的市政厅是豪华的，如果是美国更寒酸，中国 很多官员到美国的市政府很不适应：哪是市政府，就跟公共厕所差不多，很小的房子，比起我们的政府大厦差得很远。但法国有一点像中国，法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法国巴黎的市政厅很漂 亮，比美国市政厅要漂亮不少，但克利希苏布瓦市政厅很小。如果你去克利希苏布瓦会觉得那是一个居住环境很好的地方，但那里的贫民不满，第一嫌就业困难，住得远；二是这个地方没有 好学校，好的老师不愿意到这个地方到来；三是这个地方的自然问题很大。在发达国家所谓的贫民窟，用英语来讲是“Slum”，“Slum”在现在发达国家主要不是“建筑”的概念，而是一个 “人文环境”的概念，所谓“Slum”是环境很差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基本特点是有很多大楼但没人住，保险费收得很高，如果在那里买汽车投保比其它地方保五、六倍，那个地方的刑事案件 比较多。由于这次事件导致克利希苏布瓦闹起来，闹到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移民骚乱。 　　这个事情完后在法国引起讨论：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讨论来讨论去大部分人认为继续改善帮助穷人维权的办法解决。但我很困惑，如果从棚户区变成第二代福利房， 变成第三代福利房，要盖第四代福利房，即使是这样，能够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吗？——自尊心受到挫伤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十全十美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再加上最近几年西方尤 其是欧洲经济出现问题很重要的是福利制度很难维持，我想这个问题更麻烦。

　　无论程度如何，俄罗斯转型期危机比人们预料的更严重，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方面，俄罗斯的衰退与中国的增长更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不仅中俄两国思想界讨论热烈，国际经济学界也 视之为前沿问题，斯蒂格利茨1999年4月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发表的主题报告《改革向何处去？转轨的十年》就是以中俄改革比较为主题的。这个报告对中俄两国与国际经济学界都产生 了很大影响。 　　如前所说，叶利钦“病夫治国”的许多失误对形成俄罗斯今日的困境是有责任的，但大多数论者（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不会把个人失误当做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主因何在呢？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把困境归因于东欧的社会保障太多、福利包袱太重，这种解释是与新保守主义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强大工会的立场相符的。如萨克斯便认为东欧应当向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洲虎”学习，摆脱福利国家这种“欧洲病”，奈斯比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它以家庭责任排斥了欧洲传统的国家责任，因而创造了奇迹。波兰学者科沃德科也认 为东欧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吸引外资，因为东欧（例如波兰）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应当承认，这些人的确看到了欧洲式的民主资本主义与亚洲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国家责任与劳动者权利 方面的重大区别，然而至少在东欧内部，这些说法不能解释何以例如波兰的工会比俄罗斯的更强大，但波兰的经济包括对外资的吸引力都比俄罗斯强得多。 　　更多的论者把中俄分别看成渐进与激进两种改革的标本，并从两国实践的对比中得出激进不如渐进的结论。前述斯蒂格利茨报告便是这种说法最近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斯蒂格利茨把 中俄列为改革模式的两个极端，而中东欧诸国位于两者之间。他认为俄罗斯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激进自由主义乌托邦计划，而中国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众选择。前者忽视了国家的 作用，而后者发挥了国家的协调功能。这样一种解释逻辑上似乎很合理，可惜与事实难以契合。首先那种以中俄为两极东欧居中间的排列就与人们通常的观察不符。斯蒂格利茨这样排列是基 于转轨效果中国最好俄罗斯最差而东欧居中，然而转轨方式绝不是这样的顺序，中俄之比姑且不论，东欧的激进怎能说次于俄罗斯？其实前面的叙述已表明俄罗斯的10年改革同样可以说是摸 着石头过河，尤其在1994年前后经历了明显的调整，此前在两宫拉锯战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叶利钦与议会各摸各的石头各过各的河，哪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计划可言。就1994年后的情况而言 ，俄罗斯的改革方式实居东欧与中国之间，无论是从民主到新权威，从大众私有化到寡头化，还是从西化到民族主义。然而中俄经济增长的差异不仅没缩小，俄罗斯与东欧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可见斯蒂格利茨的解释也不能服人。 　　其实与俄的比较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俄与中东欧（尤其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相比，如前所说，这一比较绝不足以证明“渐进”优于“激进”；二是整个苏联东欧与中国相比，众所 周知，苏东各国无论渐进还是激进，其共同点是转轨初期都出现了经济滑坡，而中国似无这种现象，那么苏东各国有什么共同点而为中国所无？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民主化，由此而有民 主妨碍经济发展之说。但我认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另一点，即改革前经济体制的不同对改革“代价”的影响。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经济学家常把中国与苏东改革前经济体制都称为计划经济，但这两者其实是差异巨大的。简而言之，改革前中国的农村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 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东欧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无束缚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体制是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 济，它比东欧式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更无效率。因此，中国改革在公平改进与效率改进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潜势。当然，导致中俄进程差异的还有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这需要另行讨论， 但改革起点不同的影响无疑是更直接的。 　　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平分土地”与每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性质相似， 都是以民主方式摆脱共同体的束缚。但东欧人摆脱束缚，便要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而中国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正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 “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 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 ，从1966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 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1966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民主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 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60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 障制度。换言之，南、波的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时期工业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 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 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 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 ，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 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乡村 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农村改革使中国80%以上人口主动掀起了求变的大潮，而俄罗斯农民正相反，“有保障的工资制”下他们成为比城里人更被动的改革滞后者。俄罗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额债务为诱饵奖励愿意 改革的集体农庄，然而应者寥寥，拖延两年之后俄罗斯政府终于不得不无条件取消了这些债务。至今俄国的农业仍是俄经济中最不景气也最难改革的部门。 　　但国企改革在我国就没有这么顺当了……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 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么无论是“分”、是“卖”还 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民主德国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 方案都经过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 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联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的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 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 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 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 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 “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 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 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 “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这从邓小平关于“改革实际上在七五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 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像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 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 “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攀比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 路上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 困境却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 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此时认真分析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如今两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却值得注意：“右”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平民主义”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证券”而一开始就放纵寡 头搞“亚洲自由主义”就好了；“左”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激进改革”上，似乎“普鲁士道路”当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却可以救苏联。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叶利钦时代既不缺寡头也不缺新权 威，他们所缺的不就是我们也要争取的吗？总而言之，叶利钦时代给我们的教训绝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来源： 《十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