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

港大历史系教授：中国大饥荒4500万人死于非命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北京讯）学术界过去将中国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估计在1500万到3200万之间。荷兰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利用数年时间到多省参阅官方档案，发现那段时期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 　　毛泽东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带领中国投入一场被称为“大跃进”的经济实验，结果以失败收场，引来的是大饥荒等空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半世纪后，冯客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提出的数字远超过学术界对这段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评估。 　　一直致力于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的冯客向美国之音中文网表示，他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藉中国开放了大量党史文献，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彻底研究这段期间中国经历的浩劫。 　　冯客利用数年时间，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等多个省份，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他在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书中指出，从中国近年公佈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是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冯客警告，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然存在。 　　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为实现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目标 中央政府再向地方施压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黄慧敏 北京特派员 　　为达成在今年内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再向地方施压，无法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城市，一律不得兴建与购置政府办公楼。但为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任务，当局也呼吁优先处理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债券发行申请。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是于周五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加大该工程建设的推行力度。 未来五年建3600万套 保障性住房 　　所谓保障性住房是针对中低收入者而建的廉价房，并可进一步细分为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等类别。为了解决房价高涨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定下目标，要在未来五年里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让这类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其中，单是今年全中国就要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 　　根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截至8月底，除了西藏以外，全中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已有86%开工。但报道引述匿名官员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推行这最后14%的项目难度最大。 中央政府列明制裁措施 　　为了在这最后的三个月里达成目标，中国政府周五发布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了制裁措施。指导意见指出，地方政府应在财政预算安排中将保障性安居工程放在优先位置，任何擅自改变保障性住房土地用途者，将依法从严处理；没有按计划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城市，不得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楼。 　　指导意见也要求相关部门制定具体的考核制度，根据情况，对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问责。任何以虚假资料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者，也将被禁止申购租赁保障性住房五年。

韩咏梅：价值导向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韩咏梅 练习曲 　　最近有很多收集民意的对话会，关于交通、住屋、移民、教育，不一而足。毫无意外地，大家更敢于表达自己对政策和现状的不满，而其中一个针对住房的对话会很有意思。 　　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出席这次对话，让他们说出心目中想购买的第一间组屋是几房式？愿意拿出自己薪金的什么百分比来购房？对话会上也说明了组屋的成本、包括地价、建筑成本等背景资料。 　　对话会上几乎每个人希望拥有的第一间组屋都是五房式的，可是以一对大专毕业、双薪夫妇的收入计算，工作几年，筹备结婚、计划买车、一年出国旅游两次、每个星期上一次餐馆，除去这些开销后，可以拿出来轻松支付房贷的钱，只足以购买三房式组屋。 　　想买大一点不是不行，只是负担会重一点，其他开销要少一点。然而一旦需要做出取舍的判断，大家就会问：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于是压力就产生，情绪就来了。 　　和一个同事分享这些观察，她说：“大家都认为一代一定要比一代好，现在的父母大多数都住四五房式的组屋，孩子买房子，当然要从五房式买起。而且当很多人都住五房式的房子，为什么我得住在三房式？” 　　如果我们以眼前的情况来比较，很多人的父母确实拥有四五房式或更好的房子，如果我们去想想父母那辈其实也是从三房式组屋买起，之后谨慎开支，慢慢提升，我们大概就不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如从前。我知道不论自己是在怎么独立判断下做出这样的思考，这个理性的说法还是会被视为过度维护制度，所以我们的讨论没有继续。但是，这个有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我们要追求的物质要进步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普遍感觉到满足？ 　　现在社会最难解决的不是物质不足的问题，而是物质太多后人们的虚荣和攀比心理。而这个精神层面的问题，只能从精神和教育方面去理解，才可以触及问题的核心。 　　上星期四教育部一年一度的工作蓝图大会上，教育部长王瑞杰发表了100分钟的演讲，详细论述了他“以学生为本，以价值为导向”的未来教育方针。这篇重要的教育部长演讲，实际上不只是要处理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一起面对更具挑战性的未来。部长在演讲中回顾了我国教育变革的过程，从1959年起的生存导向，到1979年以后的效率导向，再到1997年以后的能力导向，在这个社会变革进行的时候，这篇演讲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好好阅读。

胡爱妮：市场力量可平衡观点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胡爱妮 新声代 　　美国服装品牌Abercombie & Fitch终于来到新加坡。不过，位于乌节路的旗舰店还没开幕就惹上风波。该厂商的经典广告是一个穿着低腰牛仔裤的半裸男模，它的乌节路店外就放上这款巨型广告。可是，广告却因为触犯新加坡广告标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of Singapore）的广告指导原则（据说是有伤风化），而被广告标准局下令撤下。 　　我并不是什么流行品牌的粉丝，不过听到这样的新闻也觉得很惊讶。很多著名品牌的广告都有半裸男模，这已不是新鲜事。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也并不知道新加坡有这么一个机构，为广告制定指导原则。看了消费人协会的网站，我才发现这是个行业的自律团体，成员主要来自不同的政府机构（如媒体管理局）和媒体业者。 　　以今天的新加坡来说，这样的广告实在算不上猥亵或有伤风化。这样的事件难免令人怀疑是不是因为有人投诉，该局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众也有权利知道到底是谁投诉，是个人还是团体，有没有牵涉到宗教原因？毕竟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社会，不应该要所有人都循着最保守的那一群人的道德标准。同时，广告标准局也应该清楚地表明怎样的投诉会受理，这条界限到底在哪里？如果我看不惯满街的减肥广告，认为它们侮辱女性，我去投诉会受理吗？如果大家都因为看不惯广告而投诉的话，我们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只会缩小，不会扩大，更别谈什么打造创意和媒体产业了。 　　这个广告是该品牌的经典形象。以一个国际厂商的角度来说，他们进军某个市场，品牌的经典广告却遭遇这种问题，他们是否能对这个市场有信心？我觉得反讽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说要打造创意和流行产业，可是做的事和说的话往往不是同一个调调，真是令人难以适从。 　　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新加坡满街都是女性内衣广告和减肥广告，那些模特儿身上的布料少得只能遮住敏感部位，不过却没有引来麻烦。裸男和裸女在人们的意识中为什么会引起这么不同的反应？同样是人体，甚至可以说是表现人体的线条美，为什么裸男更会让观众不舒服？我怀疑这其中有父权意识在作祟，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女体是可以“被消费”的。男性通常是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而不是“被消费”的角色。 　　如果任何人觉得一个广告令人不舒服，可以不买商品。商家感觉到市场不能接受，就会调整营销策略。就好像我看不惯满街的减肥广告，觉得它们侮辱女性，可是我不会去投诉，而是用不买单的方式回应。这不应该由一个“半官方”机构由上至下掌控，更不应该因为有人投诉而妥协。毕竟社会中会有少数极保守的群体，广告标准局不可能一直对他们妥协。扩大来说，经常会听到管制者说他们需要平衡各界观点，我其实认为有效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扮演平衡的角色。如果片商引进来的片子没人看，片商会做调整，不买不受欢迎的片子。如果拍出来的广告导致商品没人买，厂商也会做调整，换上比较讨好的广告。在所谓平衡各界观点这件事上，市场力量比任何管制机构的指导原则更简单直接，实在没有必要用公共资源管理这样的事。况且，不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新加坡正致力于打造媒体和创意产业。公众或管制机构应尽可能放下不必要的包袱，对创意有多一些包容，不要一看到不合乎个人品味或价值观的事物，就非得否决不可，唯有这样，打造媒体和创意产业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是自雇人士）

赵倩玉：穿越 （2011-10-02）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裴敏欣：中国可以拯救欧洲吗?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柯木林：走上神坛的孙中山 [金融风暴] 美4500万人靠政府“食品券”过活 ● 赵倩玉 完壁归赵 　　《步步惊心》不是一部典型的清宫偶像剧，它其实是在宣传个人自由主义。 　　这阵子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词汇可能就要属“穿越”了，自从这部连续剧热播以来，网上随处都可见“步步惊心”的涂鸦，连社会中的乱象也被评为“步步惊心”，让人无所遁形，于是平日最没耐心看连续剧的笔者也沦陷了。 　　故事说的是一名现代白领女子穿越时空，变成清朝康熙年间一名叫马尔泰若曦的八旗女孩子，搅和到康熙的几个儿子之间争夺皇位的事情。这段历史及相关人物相信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所以当原著作者桐华把一名现代女孩子丢进这群自小接受封建礼教灌输的阿哥们当中，大谈稽康的思想与自由平等的相似之处，这么近距离的比较现代与古代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对观众造成的思想震荡是可畏的。 　　与其他纪念辛亥革命的若干大片相比，笔者反而觉得这种软文化更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对平头百姓的意义。当然这些意义也并不都是正面的。就如女主角穿越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半个文盲，连一封家书也无法顺读下来，于是决心苦读。有些敏感的观众这时候可能察觉，原来除了在北平解放后被拆掉的北京城墙，有些牺牲是那么微妙，仅仅几代人的时间，就以强国为名退化了，不少现代人若不是浑然不知，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是自豪。不知现在重新审视，所谓的“国家”到底孰强孰弱？　　最近读到李欧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期间重新诠释并批判五四意义的文章，说起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九一六年》的文章，认为他是以开创的心态，促使万事一新。李认为这是陈独秀使东方与西方文明一元化，营造对立氛围，并利用大环境下的其他因素，夺取了话语霸权。当然陈得以青史留名的原因更多得归功于后世掌权者对历史的任意打扮。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年轻一代大陆人与台湾人，往往对五四看法意见相驳。 　　而今中国大陆又面临改变，各派思潮人物争相献策。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为重点。多维新闻网的消息说这是“一场有关中国前途及中共执政‘大辩论’”的序幕。中国政治已走到思想的瓶颈，接下来思想舆论如何倾斜，也是未来政治改革的风向标，尤其值得关注。但就如五四，以及后来的政治文化运动，习惯零和博弈的中华政治文化似乎并不适合只采纳单一意识形态，除非某种思潮也能兼容其他派别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协商，是民主的精髓，但中国大陆准备好了吗？无论如何，改革或快或缓，或兼容或零和，其实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所说，仍取决于思潮后方的利益集团。历史对这次的改革会自有定论。 　　笔者就辛亥与五四的孰是孰非请教过资深学者：当时的中国是否过分崇尚西方思想，这种思维又因执政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无限延伸，才导致今天社会中的诸多怪象？他的回答是：那是一群聪明人在那个时代想出的法子，来应对当时的情况，你要想他们为何那么做。 　　我们总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历史事件，推论着各种可能，就如马尔泰若曦的穿越那样，但即使穿越了，并尝试改变事态，也于事无补，因为她与那些阿哥们由始至终都无法了解对方。也许当后世看今朝的政改时，也会如此感叹着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为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