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不下去了，而产业转型升级却迟迟没有进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因素,关于这一点，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但如何促进转型升级，如何从制造型经济走向创新型经济，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毫无疑问，政府在转型升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正在做的和他们应该做的相差实在太远。 　　关于政府的作用，我在这里简短地讲五条。 　　第一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创新，创新需要研发投资，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企业的研发投资就很难完全回收，得不偿失，企业就没有创新的积极性。设想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进行研发，新产品推向市场时就被抄袭仿制，山寨版降低了创新企业的产品价格和销售量，创新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后谁还愿意投资研发呢？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哪个国家的创新就处于领先地位。 　　要保护知识产权，必须保护一般产权。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移民海外，他们就不可能有研发的长期计划。研发需要长期的投入，技术优势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要想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自己的国家投资和创新，把产品和技术留在这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一定要让他们有安全感。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一般的和普遍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的意义在哪里？一是让企业家安下心来，有长期创新、转型的愿望和计划；二是防止抄袭和造假者分食市场和利润，创新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企业就可以保持足够的创新动力。 　　第二，解除管制，建立多元化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一个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骨干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支持创新的是私人投资基金。从早期的天使基金开始，到中期的风险投资也就是VC，再到后期的私人股权基金也就是PE，要形成梯队，形成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产业。发展这样一个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提供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运作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审批和监管。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在争夺PE基金的审批权，它不说审批，审批改换为核准，核准又改换为报备，它在争夺报备权与核准权。你跟他搞不好关系，他不予报备！你把报备材料递进去，他给你扔出去！实际还是审批制。审批制成了新型金融产业的拦路虎，成了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重大障碍。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为了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刚才听了（广东省发改委）主任的讲话，我的想法有点改变，意识到发改委的同志也深知这个道理。 　　PE是什么意思？PE是Private Equity,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不需要纳入监管，都是私人对私人的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为什么要管？你凭什么要管？政府现在把PE搞成了 Public Equity，财政出钱搞PE，又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不能承担创新投资的高风险。创新投资也不能靠大型国有银行，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同样承担不了那么高的风险。 　　第三，解除管制，建立和发展要素市场。创新讲了好多年了，为什么总是光说不练？政府和企业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政府管制工业用地价格、（从而间接管制）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能源价格，用低成本支撑GDP的高增长，企业赚钱，政府收税，日子过得很好，干什么要费劲去升级转型？如果生产要素、能源和资源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包括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价格上去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节能，怎么降低成本。现有的低端产品不赚钱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去升级换代。让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利率、人民币汇率更大的波动空间，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走向创新。只有企业转变了，才能有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有国家经济的转型。 　　第四，官退民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宝贵资产。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经济舞台上，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去，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最近参加会议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10个讲话的里面，前9个都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说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回去好好学习。我们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企业来搞，民众来搞，要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是这个舞台的主角。现在他们到了台下，在台下看着、听着；台上一排官员坐着，在那里发命令、做指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衰退，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抑，大政府、强势政府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代。政府要做的事就是赶快到台下去，将市场经济的主角还给企业和企业家。 　　第五，营造自由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创新是思想的自由创造，如果没有一个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营造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人们不仅鼓励勇于创新者，回报幸运的成功者，也尊重和理解不幸的创新失败者。只有这样的社会文化，才允许对现状的挑战和对现有格局的破坏，才能为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思想开辟生存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能产生出持久的创新激情，各种各样的奇想怪想才有机会得到尝试，变成提高经济效率和丰富人们生活的伟大创新。在这方面，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少管一点！请你不要今天说我“三俗”，明天又说我不符合雷锋精神，思想文化无禁区，政府管的越多，就越是压制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创新转型就越是不利 　　——在中山大学“首届岭南论坛”上的发言

[  编者按：本文由作者根据 8 月 10 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 EMBA 管理论坛的演讲实录整理而成。一家报纸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自行对讲稿进行了删节和编辑，于 8 月 21 日刊出。作者在循法律程序处理这一侵权事件的同时，授权搜狐财经刊登讲稿全文。 ]   非常高兴到新疆来 , 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 , 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 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 2009 年的强劲反弹后 , 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 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 50% 。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 WTO 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 40 多岁以上的，少有 20-30 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 2.3 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 2 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 60 年的经济建设，前 30 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 30 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 18 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 GDP ，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 2008 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 GDP 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 2000 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 2001 年加入了 WTO ，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 2001 年出口出口占 GDP 的 22% ，到金融危机前的 2007 年，这一比率上升到 36% 。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 20% ～ 30% 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 2008 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中国及欧美经济走势图 保存到相册 中国及欧美经济走势图：中国开始下滑，欧洲在中间，美国在沟底。  [ 保存到相册 ]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 2008 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 2008 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 2008 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 , 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 4 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 2009 年推出了“ 4 万亿”的计划。其实“ 4 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 2009 和 2010 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 1 万亿至 2 万亿可能是有的； 2009 年新增贷款 10 万亿， 2010 年新增贷款 8 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 20 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 4 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 4 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 4 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 4 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 GDP ，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 4 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 , 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 1995 年的 10% ，增加到去年的 22% ，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 30% ，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政府预算财政收入 /GDP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 30 年，前 15 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0% 逐年下降到 1995 年的 10% 。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 1995 之后的 15 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 , 收入增长落后 GDP 。不仅如此 , 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 2001 年的，那一年是 0.4 ，这是国际警戒线 , 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 , 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 , 已大大超过了 0.4 。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 GDP 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 2009 年那样，再来一个“ 4 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动结构性的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永远跟它说再见，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 36 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问题不在文件，而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 36 条”，说明第一个“ 36 条”没起作用。如果第一个“ 36 条”起了作用，就没必要出第二个。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个能起作用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中欧校友问我，铁道部现在有投资机会，敢不敢进。我说我不敢，怕进去后他来个关门打狗。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 , 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新 36 条”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我怎么和它们竞争？   重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重建民间的信心，不仅对于活跃民间投资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前提。要从制造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而知识产权只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 960 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 PPI 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少关注宏观政策，或者干脆不关注宏观政策。你关注 GDP 干什么啊？ 7% 还是 8% ，都是统计局报的，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可靠。一个好企业并不是靠它准确判断宏观形势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断大市一样，靠的是对一个个具体企业的分析。 GDP 增长 8% ，活得很好， GDP 增长 3% ，也可以活下去，这才是好企业。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一下。   中国经济虽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 40% ，官方数字是 50% 。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 10 个百分点， 1 亿 3 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不到 40% ，而发达国家在 70-80% 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 40% ，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有，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就不那么乐观了，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问与答•   问：您出席了温家宝总理召集的座谈会（编注： 7 月 9 日上午和 10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谈谈您的感受？   许小年：抱歉，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谈了。这件事本身多多少少增强了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各位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比较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这样一个批评者，政府能邀请，听取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想法，说明社会的确在进步。   问：新疆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政府政策还是和山西基本一样，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都是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于新疆民营企业，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你对新疆的民营企业有什么建议？   许小年：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走马观花，新疆的丰富资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于发展经济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只有资源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支活跃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资源不能转变为财富，反而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反而会阻碍创新的负担，希望新疆不要染上“沙特病”。   大家都知道沙特是石油蕴藏非常丰富的国家，几十年下来到现在，它的经济还是靠卖油，其他方面的能力仍然欠缺。国际上把这种现象叫做“沙特病”，卖油来钱太容易，没必要艰苦奋斗，懒得去创造和创新。   和沙特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几乎没任何资源，只有 600 万人口，这是它最宝贵的资源。 600 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动脑筋，怎么样致富，怎么样繁荣经济，怎么样在四边都是敌国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壮大。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大概仅次于美国，有一本书《创新的国度》，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资源，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市场，资源反而成为累赘，拖累经济的发展，就像沙特那样。   依照现在的形势，“国进民退”还会继续下去，经营环境短期内无法扭转。对于所有的民营企业，我想借用冯仑的一句话：熬，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如果顺风顺水，干什么、怎么干都赚钱，还要企业家做什么？企业家就是在逆风逆水的情况下，在外部环境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被政府和国企垄断，企业家对自己要有信心，找到自己的市场。   问：一些企业，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会遇到融资困难，上市比较难，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他们的贷款门槛比较高，民间资金机构数量少等问题。该如何通过这些途径优化资本结构？谢谢。   许小年：上市不是常规的融资渠道，而是退出机制。上市是成功以后的报酬，而不是奋斗过程的给养。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上市的可能。   贷款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中小企业贷款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首先要判断一下你的企业适合贷款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判断的依据是企业的成长性。如果成长性比较好，应该更多地关注股权融资，要找 VC 、 PE 。如果成长性差一些但收入比较稳定，可更多考虑债务融资。把企业做好，不愁找不到钱，市场上做投资的人很多，往往是钱找企业，而不是企业找钱。   问：我是做煤化工的，您刚才说到的产能过剩，我们是最集中的代表。我们是湖北宜昌市国资委主导的企业，想把产能转到新疆，淘汰落后的产能，提高产能的综合集中度。你如何看这样的转型模式？   许小年：你的问题太具体了，而且我对煤化工也不太了解，只能讲讲带有共性的问题。   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要思考，那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紧迫，以前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可以生存，因为市场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有现成的市场。只要成本和价格不太高，你生产出产品，市场上总有人要。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资本品、消费品市场基本都饱和了，你想买产品，必须从其他人手里抢夺市场，这就要靠本事了，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有两条。第一条是你做的别人做不了，苹果的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别人做不了苹果手机，或者做得没有苹果好，核心竞争力就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条更为重要，你的优势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市场中没有秘密，技术的秘密、商业模式的秘密，迟早别人都会知道，都会被抄袭和模仿，如果竞争对手知道你的优势，但他想学都特别困难，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转型时，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常问中欧的企业家学员：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我资源整合能力强。换句话说，就是和政府关系好，“整合能力”是政府关系、社会关系比较委婉的说法。我不反对你和政府搞好关系，在中国，做企业离开政府关系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关系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你会拉关系，我就不会吗？你会喝酒我就不会吗？你的竞争优势能够轻易地被别人模仿，这不叫核心竞争力。   难以被对手模仿的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所在，价值就是你满足的客户需求，你为客户提供了新产品、更高质量的产品，或者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通过良好的政府关系你当然可以赚钱，但是别忘了，虽然赚钱和价值创造密切相关，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赚钱并不意味你有价值创造的能力，而如果有了价值创造能力，迟早会赚钱。捕捉交易机会，能赚钱的是商人，创造价值的是企业家。我当然不反对你当商人，但要搞好一个企业，就要思考你的核心竞争能力到底是什么？价值创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逐渐形成企业的转型与发展战略，形成战略的实施方案。我所看到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核心竞争力非常突出的，在行业里能够做到前三，有别人无法替代、难以复制的优势。   问：新疆经济高速增长，有一个提法，是“内地产业的承接地”。怎样看新疆作为内地产业承接地？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回避内地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所谓旧模式？如何看待我们机遇和危机并存的情况？   许小年：作为经济学家，我并不关心 GDP 增长是多少， GDP 增长是经济活动结果而不是目标。如果把 GDP 增长当作目标来追求，这就错了，这是内地的一个教训。   GDP 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干部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 GDP ，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 GDP 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如果排末位，官帽子就没了。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 GDP 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 GDP 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 GDP 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而不是表现在宏观的 GDP 数字上。这就像体检，不能只量身高和体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电图。 GDP 排名相当于用体重和身高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发展经济，政府要做什么？就是放开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拓展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动空间，政府退出经济。政府越是制定这个规划、那个目标，经济的发展就越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弱势政府，强势政府的地区经济反而落后。   问：企业家面临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才能突破旧的商业模式？   许小年：作为教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我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  

　　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所谓中国模式，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所以：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叫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年、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或者凯恩斯模式，大政府模式。 　　中国政府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强政府，那是过去十几年间的事情，不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十五年国退民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1978年开始改革时，财政收入占GDP30%。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这是国退民进，把资源配置的任务交给了市场，开放了民营经济，所以政府越来越小，小政府模式。国退的过程中，民进，市场往前进。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效力上的改进主要来自于新体制下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值得提的有两点：一是从农业转移配置到工商业，大家知道工商业的效率比农业高很多，所以获得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配置。我们也知道民营部门的效率远远高于国有部门。今天国有企业之所以还赚钱，那是因为有政府给它特殊政策，有政府给它保市场。改革开放把计划体制打破，资源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亚当·斯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经济学第一本著作是亚当·斯密写的，早就指出了市场为什么有效率。 　　1995、1996年后形势发生逆转，政府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到了2011年，各级政府政府的收入，这里包括了卖地收入，但不是政府的全部收入，有预算内、卖地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费、基金。到2011年我们看到右边，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重新回到30%。所以从这个低谷再往上走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即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东亚国家曾经执行过，东亚国家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曾执行过，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 　　看看今天的日本就知道东亚模式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到最后经济增长乏力，因为来自于草根、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力没有了，来自于企业基层的创业激情没有了，完全靠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一个叫财政，一个叫货币），利用这些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结果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到今天东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是因为在财政上、货币政策上碰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再这样搞下去有可能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日本今天是高收入陷阱，整个经济缺乏创新能力，不能提高效力，还靠央行保持零利率，日本政府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没钱了，这两个都不是什么新模式，历史上都有。 　　 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 　　我觉得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你说国企改革，首先要把国资委搞清楚，国资委到底是政府的一个衙门还是确实为人民股东的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国资委是一个衙门，按照衙门的方式管央企，民意上都是央企、国企的股东，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分红权，全都是衙门内部决定，这叫什么国企？ 　　国有部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其实你要想做明天就可以做，但老说条件不成熟，什么条件不成熟却不说，就说不成熟。明天可以做什么？所有国企可以经营的民企通通可以经营，石油、石化、电讯为什么民企不能做？因为一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的格局就形成了，不需要设计。现在老说顶层设计，让顶层设计的方案通通是为了巩固官僚制、权力。顶层需要放开，不要老下封杀令就行了，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气象、新格局、新结构就出来了。搞制度改革和创新，别忘了制度不是官僚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和寻租空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制度是在市场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顶层设计什么？放开就行了。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

大家早上好，很抱歉我要看一下稿子，最近领导批评开会念稿子，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领导批评的是别人写的稿子，我是自己写的稿子，应该不一样。十八大以后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启改革的希望，当然这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 30 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可以摸，现在又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信号。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趋势已经存在了可能性。十八大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了，接下去要讨论是如何推进改革？改革刚才吴教授讲了，是需要路线图和时间表。我的理解是从政府公信力的角度看问题，的确需要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为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银行和财政，透支了银行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改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所以，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有必要。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必要性还在于改革的难度，和 1978 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的多，因为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是当年小平同志决定启动改革的时候都没有碰到的问题。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共识缺乏， 1978 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年文革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今天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是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改革比 1978 年困难很多，改变的难度越大，越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增强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实现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很周密、详细的设计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的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这个事件所表明的一样，改革过程中，政府如果不要打压，不要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设计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 1990 年代中期财税和外汇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是靠基层的实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权衡考虑改革的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演进，在市场中它有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过程，这个国家是事先很难预料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图，要想搞得非常细也不大可能，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和给出方向以及目标。就时间表而言，恐怕只能是有头无尾，也就是宣布具体某项改革开始的大致时间，而不限定完成的日期。因为从改革过去的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要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出现什么样的反复，事先都很难预料。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我觉得这个不太切合实际。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的改革和制度变革也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先例。 为了强化，我的观点还是刚才讲过的，就是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重要性在于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就是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展开这些方面的工作来使得民众能力积极的参与改革。除此之外，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要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到新的改革委，这个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我们这个设想也许是空想，我们设想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区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 法律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因为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在这里展开，法律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风险也比较高，所以经济学家是希望留给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的权利，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 我只是讲一下，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粗略的设想，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你要说路线图，我想有几件大事儿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在过去政府广泛的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这些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因此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光是说政府干预经济，刚才周其仁教授讲了，政府去定点，政府去指挥，你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是经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所以，政府退出经济，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你让他退出经济，他为什么选择在经济里，他有强烈的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它的考评是 GDP 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 GDP 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取消以后改为群众满意度，这是第一。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中央财政都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在人大适当到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我一直说用的不太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因为我们的那个监管，前面监督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后面的管理是监管的原词根本就没有的含义，监管的原词叫只要你企业，只要你交易主体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就变成监管了，监管改革的原则，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这方面周其仁教授是专家，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政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低价和放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领导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但是我想提是实干兴民，未经领导同意，把兴邦改成兴民了，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谢谢大家！     （许小年教授12月19日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十八大以后,北京吹来阵阵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新启动改革的希望，虽然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人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30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能摸，现在又都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趋势已经有了可能性。 　　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在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改革将一事无成。 　　路线图的重要性还在于,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社会与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阻力可想而知。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缺乏共识。1978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在社会大乱和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人心思变，改革成为党内外的一致共识。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改革的难度越大，越是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提高政府改革政策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事先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事件所表明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如果不打压、不禁止就已经很好了。除了涉及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和外汇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靠基层的试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 　　权衡考虑改革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创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在市场上有一个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新制度产生和它的演进过程事先都很难预料。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给出方向和目标，以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关于时间表,或许只能是“有头无尾”，比如宣布某项具体改革大概的开始时间，但不限定结束的日期。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用计划思维搞改革，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也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新的改革委。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或党中央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一个教训就是改革依赖部门制定案，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范围，增加部门掌握的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法律、政治和经济三个子委员会，分别负责这三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法律体系改革的方向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权力，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我本人不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这些课题留待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下面主要讲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粗略的设想，尽管这些改革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大事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政府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构成了腐败的源头。因此，政府退出经济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政府退出经济，就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改为群众满意度，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了。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只增不减。减税的同时要大幅地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和冗员的工资支出。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为此必须提高财政的透明度。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每年收了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纳税人几乎完全不知情。在人大监督到位的情况下，可适当和逐步增加地方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不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化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一说监管，又变成政府管市场、管企业了。Regulation是“规范化”的意思，企业、个人、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要符合规范，根本没有管理的含义，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英文词翻译得不准，给人们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变成了监管。约定俗成，仍叫监管吧，监管改革的原则是，凡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要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为了减少监管，需要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从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地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这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地价和房价，促进城镇化，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近领导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改革需要实干，但我想修改下半段，把“实干兴邦”改成“实干兴民”。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强国兴邦是手段，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地发展。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