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

颜昌海:官媒“自嚎不已”:“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高于中国”

2011 年 10 月 16 日 ,大陆官媒报道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引来民众的一致否定。网民分析指出,“此饭非彼饭”,调查报道玩弄“文字游戏”,是“世界级的笑话”;网民怒批官媒“弱智”、“无耻”、“又在愚民”。 官媒中新社 10 月 16 日报道称,盖洛普最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和中国大陆相比,相对有更多人正在为了吃饭问题挣扎。报道称,盖洛普 10 月 12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2011 年受调中国大陆人中有 6% 的人曾经在过去 12 个月内发生过没钱购买自己或家庭需要的食物的经历,这个比例在 2008 年时为 16% ,下降明显。 相比较而言,调查显示, 2011 年有 19% 的美国人在过去 12 个月间发生过没钱买食物的经历,这个数字在 2008 年为 9% ,比例整整翻了一番还多。同一个调查还显示,中国大陆住房有困难者的比例要高于美国, 2008 年时这一比例高达 21% ,到了 2011 年为 16% ,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的住房困难群体,在 2008 年比例为 5% ,但到 2011 年有 11% 的美国人出现住房困难,也翻了一番多。报道称,这项调查是基于 2007 ~ 2011 年每年对 4,100 名中国大陆成年人的电话或面对面采访,以及大约 1,000 名美国人的调查基础上得出的结果。 中新社这一报道被新华网、人民网等其它党媒以及大陆各大网站大肆转载报道。 在各大网站和论坛转载调查报道新闻之后,大量网民跟帖质疑、怒批。网民质疑调查没有标准、没有代表性、没有可比性,“盖洛普收黑钱了?”;批调查和报道是“世界级的笑话”、“文字游戏”;网民分析指出“此饭非彼饭”,怒批大陆官媒“弱智”、“无耻”、“又在愚民”: 这份报告里没提美国这类人有政府发的食品券,可以免费领取食物吗?美国的情况和加拿大类似,没钱买食物和没有食物是两个概念。——网易加拿大网民 这个调查是笑话吧?说实话在美国找一个撑死的穷人容易,但是找一个饿死的穷人太难了。——网易美国网民 中国大陆人连猪吃的泔水都有人在吃,难道这也是吃饱饭?还和美国比。——网易浙江省网民 就算这个调查是真的,拜托看看“饭”的标准,中国大陆多数人吃的是猪食(我就是,买不起肉,每天吃点白菜)。不要拿这些来哄骗百姓了。我们的物价跟美国一样高,收入是人家的五到六分之一!——网易山东省网民 此饭非彼饭。——网易贵州省贵阳市网民 又见文字游戏……人家不做饭不买饭也饿不着。——网民“ deydey ” 扯淡!美国穷人吃什么?住什么?中国大陆穷人吃什么?住什么?——网易海南省网民 请问所谓的吃饭是指的什么饭,是馒头蘸盐吃吗?——网民“ ytertie ” 美国 12 个月没钱买食物不会饿死,但是中国大陆 12 个月没钱买食物看看会怎么样?——网民“ tanshiang ” “没钱购买自己或家庭需要的食物”这个跟挨饿是同等的?需要吃澳洲龙虾跟需要吃土豆相同了?又是文字游戏吧!——网民“ iefux ” 请调查的再详细一些,应该有一组比如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每天的生活标准、失业补贴的发放等等,最好给些数字的对比,让人们自己来判断。——网易河南省网民 (中国大陆)现在在花钱买调查机构了哟!——网易重庆市手机网民 这个盖洛普不是收了黑钱了吧。——网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网民 电话调查?那些吃不上饭的人有电话吗?——网易河北省石家庄市网民 哈哈,牙要笑丢了!这个调查和作者的文章肯定是精神病院出来的。——网民“无语” 盖洛普调查的都是中国大陆的五毛吧,你想啊,如果发贴不勤快,现在 CPI 这么高,是不是没钱买吃的啊。——网民“ Craftsman ” “ 2011 年有 19% 的美国人在过去 12 个月间发生过没钱买食物的经历”,美国给穷人发食品券,于是问美国穷人你今天用钱买食品了吗?于是人们答没有。人家把钱留着干其它的了。在中国大陆问你们用钱买食品了吗?大家说买了。不用钱买就饿死了。——网易云南省网民 不要侮辱民意——网易北京市网民 世界级的笑话。——网易山东省网民 政府越来越不知耻了 ! ——网易四川省成都市网民 自己弱智就认为别人也是白痴。——网易广西南宁市网民 太有意思了。我以为自己到了朝鲜呢!——网易上海市网民 无耻也得有个度啊!怎么能到这种地步!——网易广东省网民 意思不就是社会主义独裁好吗?明着说好啦!——网易北京市网民 真拿老百姓当傻子,还有比这更弱智的新闻吗?——网易天津市网民 哈哈,这样的调查忽悠得了地球村的人民吗?!——网易浙江省金华市网民 不能让自己的国民富有,便说别国的人民贫穷!——网易广东省网民 这得弱智到啥成度,还得脑袋被驴踢了,门框夹了才能写出来。——网易北京市网民 发这篇新闻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目的,现在社会这么怨声载道还能发这些话来忽悠老百姓,太他妈不要脸了。还以为是改革开放那会的老百姓那么好忽悠啊。——网易广东省东莞市网民 同日,大陆各大媒体转载《新京报》报道称,据财政部介绍,中国大陆财政收入很高,而“民生投入不明显”,是由于中国大陆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世界排名也处于百位之后。 2010 年美国、日本、德国等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均在 14,000 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人均财政收入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166 美元,仅为上述国家人均财政收入的 8% 左右。 大陆财政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全国财政收入约为 7 万 4 千 2 百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 31% 。由此推算, 2011 年全年大陆政府的财政收入很有可能突破 10 万亿元人民币。而“福布斯” 2009 年公布的“全球税收负担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大陆的税负指数位列全球第二。 就以农村为例,说说 “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高于中国”的谎言。 最近几年,经常看到或听到官方或官方媒体关心民生、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的政策宣传,例如给农民减免农业税,给农民上疾病保险,按照农村人口给予生活补贴等等优惠政策。除建房方面的税照收之外,农业方面的税收一概全免了。大力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中央电视台也在经常搞盛世大联欢宣传或庆祝演出,全国上下好像真是一片以民为本、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剥去了这些伪装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当今大陆农民的负担并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有专家最近去农村老家做了一个实地调查,共调查了两方面情况:一是农民的负担情况,二是农民的疾病保险治疗情况。 拿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来说,国家给她家的种地补助款接近 4 百元,还给他家免了不到五百元的农业税、上调款、提留款,从表面上看起来对比以前多收入了 9 百多元人民币,乍看起来是好事。但再算算开支帐,比比以前其结果却恰恰相反。以前没免农业税时因为买化肥、种子、农药的价钱低,全家共用一千元钱就够了,而现在化肥、农药、种子的价格比以前长了三、四倍,全家再买同样的化肥、种子、农药则需要 5 千元钱,需要比以前多开支 4 千元钱。这样算一下收、支总帐,这个五口之家比以前反而多开支了 3 千元钱。 国家为农民投入了那么多钱,农民的收入怎么反而降低了呢?谁是其中的盈利者呢?知道底细的人都明白,化肥、种子、农药比以前长了三、四倍的价格,是不是这些厂家都发了大财呢?非也!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就因为这个价格是官方一手制定的,长了大价格以后,用税收的名义从厂家把大批的钱提走了,人们看到它拿走的是商家的钱,然后从中拿出一小部份再补助给农民。殊不知这钱根本上来说还是农民出的。这就等于它这只手从农民的兜里拿走了大钱,那只手还给了一点小钱。还美其名曰:支农、免税、补贴。 至于农民疾病保险的事,比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得了阑尾炎,在县医院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手术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院,检查化验费、手术费、医药费合计用了 3 千元。疾病保险按 60% 给报销,也就是说给报销了 1800 元钱,自己承担了 1200 元。表面听起来这个疾病保险对农民还真有实惠,但再深究一下,实质却不是这样。其中的化验检查费、手术费权且不说,就单拿医药费这一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 3 千元开支当中,其中的 2 千元钱是医药费,这 2 千元钱的药品如果到一般的医药门市去买,只花 7 百元钱就能买下来,而且买的还是同样的药品。这就是说在医院里光药品费这一项就多花了 1300 元钱。等于疾病保险并没有给报销,只是多转了几个弯儿而已。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发现,无论官媒怎么涂脂抹粉,都掩盖不了其欺世盗名,鱼肉百姓的龌龊嘴脸和丑恶灵魂。 关于“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高于中国”,有力生动的例证是, 2011 年 10 月在经合组织发布的一个有关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里,中国大陆在有 41 个国家参加的题为“生活满意度”的调查结果中排名倒数第一。在此次调查中,经合组织淡化了 GDP 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等衡量标准,而是采用了包括收入、工作、住房、健康、教育、环境等 11 项指标在内的更加广泛的评选标准。评选结果中排在最后,在中国大陆之前的国家,有印度、爱沙尼亚、俄罗斯等。 消息一经发布,很多五毛便开始为大陆鸣不平:“参选的国家只有 41 个,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除了这项调查,中国大陆在其他主题的调查中排名还可以啊?”云云。当然,就全球所有国家的范围内来个排名的话,都会觉得中国大陆排到倒数第一是有些困难了,起码朝鲜之类的小兄弟会为大陆老大垫个底。大陆这几年一直在强调“大国崛起”、“和谐盛世”,幼稚地以为发射几艘飞船、举办一场奥运、把 GDP 按照一定的增长比率编造一下,其就可以把国内的百姓们忽悠住。谈何容易?!倒数第一的排名,将大陆极力粉饰下的虚假繁荣撕地粉碎,将大陆治下百姓生活的真实现状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今天中国大陆,草根老百姓们吃饭怕有毒、坐车怕追尾、读书交不起学费、买楼马上变成房奴、示威有人请“喝茶”、讲真话坐大牢,大陆的情形似已超越了满意与不满意的范畴。周立波调侃说《死神来了》在中国大陆非电影而是非常现实的生活,或许有人觉得夸张,但是细细地去想,老百姓目前的生活处境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困苦的境地。 前段时间,韩国“罗老”号卫星的发射连续失败,很多韩国人觉得这与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韩国政府要进口美国的劣质牛肉,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就不同意了,纷纷上街示威抗议。老百姓最需要的是贴近自己生活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的满足,而后才是其他。而大陆恰恰本末倒置,贴金工程动辄成百上千亿的投入,贫困山区的孩子却往往没有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校舍。为了统战大陆可以免除其他国家几十亿上百亿的债务,中国大陆百姓受灾大陆却吝啬的犹如葛朗台。如果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极度不满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也就谈不上崛起,所谓崛起的依据无非就是那个华而不实的 GDP 罢了。就单看这个 GDP 大陆也谈不上崛起。看看中国大陆历代 GDP 总量在全球的比重就一目了然:唐朝的 GDP 占当时世界 GDP 重量的 50% ,到了北宋时期这个数据是 80% ,明朝是 45% ,即便是到了战乱不断的清末以及民国时期这个数据也在 10% 。到了今天。这个数据不到 10% ,如果谈及人均 GDP ,那结果就更加可怜。 谈到“生活满意度”倒数第一,其实大陆治下的倒数第一又何止这一项?!不过这些倒数第一都是以负面数量第一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中国大陆的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大陆的矿难数量以及矿难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大陆官员每年转移出境的赃款金额世界第一;中国大陆官民比例世界第一等等。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生活满意度”会倒数第一了。 就在 2011 年 4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 2010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再次严词批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次日大陆外交部回应“我们奉劝美方多反省自己的人权问题,不要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停止借人权报告等方式干涉别国内政。”有网民调侃说,“警告万恶的美国,中国大陆的人权是最好的!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人,我自嚎不已!”;也有网民进行中美对比: 1 、美国:市长见了谁都要讨好 ; 中国大陆:谁见了市长都要讨好。 2 、美国:老百姓可以乱搞,当官的不可以; 中国大陆:当官的可以乱搞,老百姓不可以。 3 、美国:公共知识份子以批判政府为使命 ; 中国大陆:公共知识份子以歌颂政府为使命。 4 、美国:批判政府最厉害的知识份子得大奖 ; 中国大陆:歌颂政府最厉害的知识份子得大奖。 5 、美国:国穷民富,政府宁愿欠中国大陆巨款,去保民生福利 ; 中国大陆:国富民穷,政府宁愿牺牲民生也要去买美国政府贬值国债。 6 、美国:学校甚少政治教育,而精英都很爱国 ; 中国大陆:学校强调政治教育,但精英纷纷移民。 7 、美国: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运动; 中国大陆:少年运动员业余时间学习。 8 、美国:在向中国大陆的传统学习; 中国大陆:在向美国的现代学习。 9 、美国人:喜欢到中国大陆领养小孩; 中国大陆人:喜欢到美国生小孩。 10 、美国政府:外悍内善,对哪个国家都不怕得罪,只讨好本国人民 ; 中国大陆政府:外善内悍,对哪个国家都不愿得罪,只不怕得罪人民!! 随之,网民说:“警告万恶的美国,中国大陆的人权是最好的!” 中国大陆的人权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人权是全世界最差的,所以,我们广大干部争先恐后牺牲自己的子女,率先勇闯刀山火海,纷纷定居万恶的美国,去亲身体验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这再次证明我们是具有无比的先进性! 美国动不动就对别的国家的人权指手画脚,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是极不正确的。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一直在进步,在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 当拒不拆迁的刁民自焚时,我们的执法队员总是冲锋在前,手拿灭火器,帮助灭火。 城管和小贩亲如一家,总是帮着小贩卖水果。保安公司生怕上访群众冻着饿着,免费给上访的群众安排食宿。对于其中得了精神病的群众,免费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治疗,主动承担了医疗费。 中国大陆人有最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对领导们进行批评,而被批评的领导们不远千里,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带着水果脑白金等礼品跨省“慰问”网民,虚心接受大家的建议。 中国大陆的犯人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犯人,为了不让他们在里面太寂寞,干警们创造了躲猫猫,喝开水,睡觉觉等众多喜闻乐见的游戏供人们玩耍。多么人性化的管理啊! 广大公仆们日夜操劳,前仆后继,真抓实干,敛洁奉公,广大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群众们流着热泪,唱着红歌,拿着锦旗去送给公仆们,县政府门前那是人山人海,彩旗招展,如此感人的场景,竟然被 CNN , BCC 这些美帝国主义的爪牙污蔑为群体性事件! 中国大陆人民住着 77 元的廉租房,食用着没有三聚氰胺的牛奶,没有瘦肉精的猪肉,没有苏丹红的鸭蛋,没有兑水的白酒,吃着没有转基因的粮食,……。 看看美国,到处是一起又一起食品安全事件,“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苏丹红……正侵害全体美国人民!而且,美国人民还吃不上饭!所以不仅人权,中国大陆连食品都是比美国好五倍!这不仅是中国大陆官媒的“自嚎”,而且更令无数吃着没有地沟油火锅唱着红歌、拿着一帖五毛钱补助、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家“主人”们自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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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无家可归的美国人

无家可归,让人电影《落叶归根》里面的镜头,没有地方住,在哪个桥洞或者地铁站的角落栖身,要饭、靠拾荒为生,饥一顿饱一顿的,衣服脏兮兮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尊严,没人瞧的起,都绕着他们走。这是中国版的无家可归的写照。但是,在美国呢?大不同! 在美国,无家可归人士幸福着呢! 在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很容易判断,就是别人都忙忙碌碌的上班,工作,他们聚集在树荫下,长椅那晒太阳唠嗑的人。黑人居多,白人也有,穿的很休闲,比较干净体面。试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图书馆前面风景很美,有大型的喷泉,有树荫,有长椅,还有不怕人的小鸽子,一派祥和。无家可归人士就坐在长椅上聊天,读报,还有玩扑克的。到了中午,一辆教堂派来的车停到了广场前,大家就都朝着那车走过去,是“免费的午餐”来了。大家排好队,临近的人寒暄着,领到午饭的就找到广场的圆桌坐下安心的吃饭,也有免费水供应。吃完了饭,可以继续晒晒太阳,要不然就去图书馆里补充一下精神食粮。图书馆里有冷气开放,有免费上网,也可以找个沙发,找一本喜欢看的杂志,插上MP4,悠闲自得。还可以预约自习室,几个人凉凉快快的畅谈一下,渴了的话还有自动饮水机补充水分。傍晚时分,图书馆关门了,他们就去教堂提供的住处登记入住。早上到了固定时间离开住处,继续开始社交,接触自然,享受没有压力的人生。当然,白天他们也去超市,商店逛逛街。…… 在中国大陆,有的人劳累了一辈子,就想有一天能够没有压力的晒晒太阳,看看热闹,而这些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天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当然,这样不劳而获的生活不值得提倡,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美国的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即使等待着政府、慈善机构的救济,但他们是有人权的,没有人因为他们没有钱,社会地位低而歧视,侮辱或者迫害他们;即使有,他们的权利也是由法律保障的,如果遇到这样的委屈,会有律师出面无偿的为他们伸冤。由此,人们就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大陆,联想到大陆官媒报道称,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联想到中国大陆那些被强占土地的农民,被强拆的老百姓,那些被城管欺负的小商贩,因为宗教信仰自由遭到迫害的人们,还有那些因为说句真话、公道话而受到监视被失踪的正义之士。在中国,他们无权无势,用辛勤的劳动赚钱持家,他们的基本人权无理的遭到权贵政府以及政府与黑社会勾结的势力的剥夺、乃至迫害。也会深感: 中国大陆的屁民,挣扎在飙升的CPI里;幸福,梦幻在CCTV的新闻里;反腐,酣睡在纪委的规划里;倡廉,嗨叫在领导的报告里;爱国,签证在美国的绿卡里;道德,跌倒在彭宇的赔偿里;宝马,奔驰在平民的躯体上;阔少,接班在京城的大会堂;公平,畅想在双江的红歌里;正义,关在安元鼎的黑狱里;动车,夜行于不归的雷雨中;沉船,只关注非洲的河流里;真相,保密在组织的档案里;良知,湮灭在网管的删贴里;警察,维稳在抗议的人群里;城管,跋扈在小贩的泪水里;强拆,屁民自焚在祖传家园里;跨省,网民躲猫猫在看守所里;法律,勾兑在莫须有的罪名里;慈善,包裹在美美的避孕套里;官员,糜烂在荷尔蒙的激荡里;医院,偷乐在谋财害命的红包里;学校,窃喜在毁人不倦的收费里;房价,遨游在高不可及的天宫里;…… 中国大陆,台湾的旅美学者余英时用“三大裂痕”来形容,并用三个系列的事件作说明。 第一个裂痕是农民的耕地被掠夺,被官商勾结起来抢走,然后给他(她)很少的补偿,引起集体反抗 。这个事情常常发生,但是现在忽然加速度起来了,尤其在9月、最近刚刚发生的。比如广东的陆丰有几百家住户农民,因为官商勾结,市政府把他们的土地800亩都卖给发展商了,造房子、造其它的值钱东西。卖掉钱是很高的,1亿5千6百万的美金,但农民所得到的补偿少得不得了。农民自己,根据大陆内部的报道,就是他们说:“我们得到的钱,顶多每人只能买1张床,以后就没有任何土地了。”所以,这几百家就联合起来,要政府还他们土地。口号旗帜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还我祖先耕地!”,这个旗号上面有几百人公开签名,都是真名真姓,签名信也在《纽约时报》登出来。可见这件事情老百姓是已经下定决心,跟政府要对抗了。而且,也是打了警察局,同时也烧了车子。总而言之,这件事情闹得很大,结果当然一定是被抓,被送进监牢。这件事情是刚刚发生的,但是这事情发生一星期之前,浙江的海宁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但不是抢耕地,而是几百家住户抗议他们一个工厂有很大的污染、造成癌症。他们就抗议当局毁约,因为本来答应工厂距离1千公尺以外,造成的结果是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所以,有几百家农民和住户联合起来,也是打警察局,摧毁工厂,把工厂设备种种、工厂汽车都推翻、烧掉了。而在海宁事件前几个星期,当然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就发生在大连的大规模抗议,上万人参加,要求一个化学工厂赶快搬走。化学工厂是非常危害他们健康的,尤其是造成癌症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可以说是加速度地在发生,这是大陆统治机器的一个很明显的、很大的裂痕。 第二个裂痕,就是车祸的问题。 9月27日上海市中心到虹桥机场的一段地下车,又发生同样的车祸、即所谓快车追尾、追尾事件。为什么那样撞呢?原因跟7月23日在温州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原因:信号系统忽然不灵了。因此车站的负责人只有靠打电话来指挥,结果40分钟以后、就是2点50分,终于发生车祸。这车祸发生在豫园公园附近,游人很多,据说有270多人甚至有300人受伤,其中严重的有20个人,可能没有死亡,但无论如何,这是个极严重的事。事件跟温州的事情是同一个类型的,等于跟抢夺耕地、或者环境污染一样,已变成一个周而复始的一种形态,一个固定的形态,老是发生。 老发生的原因也是同样的,都是官僚系统要尽快地发展,就粗制滥造;而且为了下面的官僚向上面讨功,没有真正造好以前,就开始动用。有些桥螺丝钉都没有转紧,就开始用了;还有一些公路,还没有造得很好,也就开放了;再加上铁路的轨道没有完全搞好,就让使用,这些事情已经到处发生。不过温州是一个最大事件,把整个弄出来了。大小事故到处都发生,这就是一个固定的形态。从这个形态可以看出,这也是统治的官僚系统的基本的问题,就是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而只是想到他们怎么样能完成任务,就在这完成任务中,有很多钱牵涉在内,可以大笔捞一笔。 第三个裂痕也是最近《纽约时报》有报道的河南洛阳有个官员叫李浩,他造一个地下室,强迫16岁到24岁的女孩子,在里面强迫她居住,不准她出去,用各种淫乐的方式来取悦他。 其中有两个不服从的,把她们杀掉了。这件事情最后是靠一个《南方都市报》记者,把这件事情戳穿了。李浩被抓起来以后,而这个记者也被当局警告威胁。警察局说记者不应该报道这件事情,这是“国家机密”。从中人们可以看出来,大陆所谓的“国家机密”,常常是抓人的的借口。这件事情本身作为一个孤立事件、他们叫做“性奴”,这种事情也不是特殊的,别的国家也有。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却又变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固定的形态,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裂痕。因为 没有人能控制、法律也管不到的一个官僚系统,一定是官官相护、或者官商勾结、官商互惠,把小民的利害完全不放在心里 。 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官 员们胆子就越来越大,可以无恶不作,而且觉得有持无恐 。 这三件事情最后被告发,但是,还有很多的人虽然做同样的事情,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就是中国大陆一党专政官僚系统下绝对权力、控制老百姓的这种权力,造成以上这几个明显的裂痕,也是中国大陆的致命伤 。 大陆官僚体系的裂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陆社会的巨大分裂,使得大陆社会变得更加冷血。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女童在市场玩耍时被面包车撞倒,前轮压过,司机又加油门后轮从女童身上压过。接着两个行人路过,看到女童躺在地上,不屑一顾。女童又被小货车压过。前前后后,10个人经过,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才把女童拉起来……。此情此景,让人汗毛耸立,血都冷了! 而在美国,人们却争先当义工,人们都梦想能居住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付诸行动,让现实更接近我们的美梦;人们认为,做义工便是实践此一美梦的最佳捷径。义工,这一名词在中国并不多见,这跟中国的历史和家庭传统观念有关。而在美国,义工可谓是无处不在,也因此“义工”在美国社会受重视和尊敬的程度,让很多华人,尤其是大陆来的华人感到惊讶。 “义工”在美国社会里非常普遍,许多基金会和非盈利组织就是由义工组织或参与的。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回馈社会的公德心,引导学生参加“义工”活动,比如组织小学生去访问附近的老人中心;收集一分钱,然后由学生会决定捐给那个慈善机构等等。到了高中时,有些学校更规定每年要参加几十小时的社区服务,而大学申请也以此作为一个很主要的考量。由此可见,美国的教育自始至终强调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要有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认为志愿者精神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做义工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传统。 做义工能培养孩子的爱心,藉由传递这份爱心,让孩子体验到帮助别人的快乐。尤其在他们正值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高中阶段去参加义工活动,更有助于他们认识社会、理解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自己的生活心怀感激,更加热爱生活。 一位在洛杉矶一处粮食银行当义工的家长指出,来领取免费食品的人千姿百态,看久了很耐人寻味。有的人失业了,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临时来拿些食物贴补家里生活;有的人身有残疾或者重病在身,无法工作,全靠政府救济生活;还有的人身强力壮,精神正常,正当壮年,不知为什么也会长年累月地领救济。她曾碰到这么一对前来粮食银行领取免费食物的父子,让她深深感受到,什么叫“施比受有福”。那是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气愤地拉着他的父亲的胳膊,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们家里有食物!你缺食物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父亲小声地解释着,儿子又大声说:“你回去,我不会进这里的,打死我都不会进这里的!”过了好一会儿,那个父亲一个人进来了,满脸的沮丧和难堪。后来负责登记的人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失业好一阵子,失业金已经领完了,不得不开始申请救济,同时也来粮食银行领取食物,而他的儿子很不谅解。 这个父亲后来终于重新找到工作。他每2周发一次工资,发了工资就到粮食银行来送一张支票,面额都是100元。他说,他困难的时候,在这里得到了很多帮助,现在有能力了,也希望能够尽点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生命的真谛,在于自助助人。就像这首奥黛丽·赫本的朋友萨姆·莱文森写给孙女的诗〈永保美丽的秘诀〉所写: 诱人的双唇,来自亲切友善的话语。 可爱的双眼,是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 苗条的身材,在于将食物与饥饿的人分享。 美丽的秀发,因为每天都有孩子的手指穿过。 优雅的姿态,来自于一直都与知识同行。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们会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成长, 不断地自我成长,而非向他人抱怨。 请记住,如果你需要帮助,首先要自助, 随着岁月增长,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 如果让做义工成为我们的习惯,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就是改变世界的主角! 什 么时候,中国大陆的人们能争先恐后地做义工,什么时候中国大陆官僚能真实的关照无家可归的人们,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官媒不再欺骗老百姓说“美国‘吃不起饭者’比例远高于中国大陆”。那么这时候中国就真正崛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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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群体性事件的中国起源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林昭   1   人类的历史就是错误的历史,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犯错误,然后再纠正这些错误;犯错与纠错构成了历史的起起伏伏,人类就在这些错误中徘徊、进步。所谓错误,在于精英们总是自以为是地漠视“群众”。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说:“历史犹如农艺,其养料来自河谷而不是高原;来自普通人的社会水准而不是显赫者。”群众永远是历史的主角,社会才是历史的真正舞台。在中国历史中,“社会”这个词诞生于文昌锦绣的大宋帝国时代,“社”指的是社团,“会”指的是集会,有组织性的社团集会孕育了中国社会的出现,这就是“社会”的中国出处。   事实上,社会的历史要比国家的历史悠久得多,早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国家是作为社会的补充出现的,直到后来逐渐取代社会,形成专制权力下的国家主义。人类是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本身就是反人性反社会的。示威权作为人类天然的生气权,充分体现出人类的社会性,而示威却常常被视为对国家的对抗和威胁,从而遭到国家机器的打压。社会与国家的对抗体现为暴力对非暴力的镇压。作为国家机器,士兵、警察和黑社会以集体性暴力为职业,因此构成暴力专家。相反,一般民众的示威本身是非暴力性的,但却常常遭到暴力镇压。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中认为,“集体暴力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所有的社会互动中,暴力显著性增加的原因是现存的非暴力程序失去了他们的保证作用”。所谓“非暴力程序”,是指诉讼、媒体批评、罢工、选举和公开集会等社会性示威活动,当今世界中,所有民主国家都为示威提供合法的地位。示威显然不能被称为“骚乱”、“暴乱”、“起义”和“恐怖活动”等暴力活动。示威的合法化保证了范围广泛的公民自我组织的权利,比如集会、占有公共空间、视自己为集体利益以及表达要求。   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写道:“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於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毫无疑问,一切国家权力都来自群众,而不是官吏。从根本上来说,群体性的示威与官方的阅兵式是类似的集体行动,都是一种对暴力和威胁的传达,但其本身并不是暴力;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性示威是社会性的,官方阅兵式是国家性的。因此,前者常常被权力垄断者斥为“非法”,后者却为权力垄断者所热衷。   2   在公民社会阙如的情况下,作为公民生气权的合法示威权利在中国同样是不存在的。示威作为一种非暴力活动被置于非法状态,从来使官方的暴力镇压合法化。在非暴力程序被堵死之后,暴力逐渐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唯一渠道。在这种暴力博弈中,国家机器依靠对暴力专家的垄断,从而获得彻底的胜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所谓“群体性事件”之命运。   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中,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不可谓不严密。法家文化中,不乏对民众的制约和弹压,“内用刀锯,外用甲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官方对社会事件的习惯性恐惧和敌视,生动的展现在官方话语中,比如早期的“非法聚集”和“非法冲击”,或者“暴乱”和“骚乱”。在公民权利诉求的广泛压力下,官方虽然仍禁止示威权的开放,但不得不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段做出妥协,比如以“停运”“停工”来代替“罢工”,以“散步”来代替“游行”,对抗议示威活动一律进行信息封锁。在主流媒体被官方垄断的中国,信息封杀使示威效果大打折扣。正是在这种皇帝新装的时代背景下,“群体性事件”一词成为没有示威的中国一景,在伦敦和华尔街迎来一波波公民运动的时代,中国只有暗流涌动的“群体性事件”,只有不被官方承认“公民身份”的“不明真相”、“被少数人鼓惑”、“听信谣言”、“愚昧”的“群众”。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另据学者统计,从发生次数来看,过去15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17%左右;而从发生规模来看,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4倍。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访谈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据此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上海交通大学《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则显示,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近年来规模大影响广的事件包括贵州瓮安事件、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马鞍山事件等。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与“群体性事件”成正比的是“暴力专家”和“暴力经济”的繁荣,中国政府将“维稳”作为核心目标。2011年维稳费用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与2011年6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新加坡答记者问时说“解放军应该保卫的核心利益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同出一辙。   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历史正是从“群体性事情”开始。2800多年前,周王朝的第十位国王姬胡即位,因为他实行极其严厉甚至恐怖的维稳政策,后世称为“周厉王”。周厉王严厉到什么程度?“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所有的镐京人都不敢说话,即使是在路上见到也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交换个眼色。看到如此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则回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3年之后,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镐京的贵族、平民和农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说是流亡了。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年号,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开始。   天朝末日,津浦铁路督办吕海寰因强占土地引发“群体性事件”,张之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摄政王载沣傲慢地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之洞愤然道:“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张之洞咳血而出,长叹道:“国运尽矣!”不久即溘然而逝。张之洞生前坚持铁路“必须官商合办”,“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1911年5月9日,大清中央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的国策:   国家必得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论。   事实上,铁路确实成为天朝覆灭的导火索。在官商盛宣怀的策动下,天朝颁布“铁路国有”计划,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此引发了席卷中国南方的群体性事件,即铁路风潮,又称保路运动。事件初期,以“民股”参与铁路建设的广东、四川、湖南和湖北四省民众发起集会,向天朝政府提出抗议请愿;神圣的天朝以强硬姿态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悍然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这场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使抗议转变为一场武装起义,督办大臣端方遂从武昌带新军入川镇压,途中被正义的新军将士逮捕处决。10月10日,正义的武汉新军向邪恶的天朝开枪,两日后在武汉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历史就这样令人拍案惊奇,没想到堂堂天朝最终竟然被一场不经意的“群体型事件”颠覆。    4   中国传统政治是文人政治,刀笔吏是中国权力的主要掌控者。书法作为中国文人的特长,往往成为权力的敲门砖。早在秦始皇时代,李斯和赵高就以书法而成为秦国的青龙与白虎。后世的蔡京、秦桧、和珅、严嵩也都以书法而登龙有术,现代以来的郭沫若、康生和舒同亦是如此,书法背后一颗无耻下流的酷吏面目。这种审美与罪恶的诡异结合构成中国权力史的常态,董其昌仅是其中一蟹。康熙对董其昌书法推崇备至,亲笔题跋曰:   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野,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   董其昌是明万历年的进士,少年时因书法低劣落榜,后临池苦练,终于成为一代书画大师,号称“三百年来一巨眼”。董其昌供职翰林,任学道,当过皇太子的老师,后来辞官衣锦还乡回到老家上海。   所有的权势都来自暴力,董其昌不惜巨资豢养了一大群类似今天“中国城管”的人渣和流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这实际是中国市井自古的常态。董其昌虽然书法伟岸,但其实人品猥下。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囤积有多房妻妾,另外广招致方士,作为房中术特别教练,练习采阴补阳之术,至于当代收集阴毛做阴毛笔或许也有,权力本来就是欲望的极致,变态只是一种较高境界而已。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其昌大概伟哥吃多了,强奸了一个叫绿英的丫鬟,这对董其昌来说跟随地大小便一般不值一提。绿英的爹娘是秀才陆兆芳家的佣人。绿英逃到陆秀才家向爹娘哭诉。董其昌的维稳办公室闻讯,即刻启动“非法上访”预案,出动200多全副武装的勇士冲进陆家,掳走绿英不说,见人就打,将陆家砸了个稀巴烂,以达到最大震慑效果。   可怜陆秀才祸从天降,含恨之下,竟然也走上了漫漫上访之路,自然没有任何结果。陆秀才是有文化的人,类似今天的大学生;有读书人受到启发产生灵感,将董其昌的丰功伟绩改编成说唱段子,类似如今的手机短信;说书人就走街串巷地宣传董其昌同志的先进事迹——“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云云。    5   为了防止“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鼓惑”,董其昌维稳办立即展开“跨省抓捕”,终于捕获了一个为董其昌歌功颂德的说书人。经过躲猫猫睡觉洗澡喝水,意志薄弱的说书人竟然“被精神病”死了,临死前胡乱抓了一个范秀才做垫背。范秀才成了下一个“冤鬼”,他还是董其昌的亲戚,但董其昌素来大义灭亲,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范秀才被抓到董其昌家,写了保证书才放回。范秀才有志气,回来就活活气死了。   范秀才一死,范秀才他娘悲愤之下,带着3个丫鬟跑到董其昌家讨说法。董其昌维稳办的革命战友们采用中国人最常用的革命手段,将这4个女人扒光衣服拖进臭水沟,将其阴部捣得稀巴烂……董其昌同志毕竟是熟读经书满脑子仁义礼智信的先进代表,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勇敢的先锋队拖着4个满身污泥伤痕,头破血流,两股血流如注的女人游街,向广大愚昧的群终或者“普通老百姓”宣布——这就是反对董其昌同志的下场!   事实上,这精彩的中国场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家常便饭。但那400多年前的中国人还没有那么经多见广,心理素质比较脆弱,竟然把这当成了新闻。董其昌这光天化日之下的伟大创举立刻轰动了全上海地区。伯克: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那年代还没有报纸、电视、互联网,好在中国人已经发明了印刷术。正义的人们印刷了各式DM单页,大书特书董其昌同志的光辉事迹,广泛传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连续数月高居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事情终于有一天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一些有良知的人四处发帖,檄文言语犀利、同仇敌忾,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一时之间,董其昌的点击率和人气指数直线上升,其粉丝团迅速壮大。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日,从青浦、金山等地闻讯赶来的人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日夜围住董其昌家,想一睹其芳容。董其昌反其道而行之,更加脱离群众,又聘请了200多名社会流氓做保安,手持警棍和粪桶,近则打,远则泼。群众的热情高涨,最后竟然点着了柴火。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动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把热情的火焰都献给了董其昌家。   用大粪灭火大概效果不佳,董其昌和他先进的工作者们被群众的热情给烧了个狼奔豕突。占地近百亩,投资数亿的董家豪宅,和董其昌一生敛聚的无数资财都化为灰烬。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大火彻夜不止。董其昌儿子做房地产强拆民宅无数,此次群体性事件中,那些建在白骨之上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   一些不长眼的阔人穿绸裹缎,手持绘有董其昌墨宝的扇子招摇过市,也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扇子撕碎,乃至把持扇者一顿暴打。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人们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接下来所有挂有董其昌题字的商铺纷纷取下招牌砸烂,以示响应群众号召。   董其昌和他维稳办的众同志们侥幸逃脱,群众毕竟是善良而愚蠢的,不太擅长暴力行动。董其昌惶惶然如同丧家犬,像狗一样从此隐姓埋名——做名人很难啊,做人还是要低调一点好。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董其昌毕竟是老干部,是垄断一切权力的统治阶级,法律本来就是他们制定的,专门用来保护他们的。所以董其昌同志作为知法懂法的先进代表,自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还击。董其昌联络了无数他的阶级同志,准备诉诸法律,追究群众的热情。可惜董其昌日夜加班写字送礼,他的阶级同志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烧的只是董其昌!这次“群体事件”使得“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再也没有谁敢蔑视“不明真相”的群众了。   6   按照满清官方修撰的正史《明史》的说法,董其昌同志一贯正确,光明磊落,爱民如子,“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意思是说,“不明真相的群众”受“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谣言”“鼓惑”,才导致了这场群体性事件,使董其昌同志无辜受害。   有明一代,一个读书人即使未取得官员身份,只要他具备了生员、监生、举人等身份,他就可以享有礼仪、司法、经济上的特权,官吏集团已经乡绅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奴役民众的巨大食利阶层。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帝国模范官僚海瑞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如今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不幸事实。这场群体性事件看起来仅仅是董其昌一家的报应和清算,事实上它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浮标,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从腐败走向失败和溃败。当社会正义严重缺失时,民众不得不担当起正义的力量,精英被群众鄙视和抛弃,帝国在瞬间溃散解体。美国著名思想家艾因?兰德对国家即将崩溃有过这样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   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人会记得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那个春天的事情,更没有人会在意一场人们自发的正义行动,但毫无疑问,这就是真正的历史。人们一直以人类的名义捍卫着正义,官方和权力每每站在正义的对面。每当国家权力礼崩乐坏之时,风起于青萍之末,民众的力量将无可阻挡地显露出来。这种帝国末日,被唐人刘允章归结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   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吏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   对“群众”的蔑视和羞辱构成官方的正史,在这样的正史中,一次次正义的抗争和生命的呼喊被权力无耻地抹去,就如同“群体性事件”一样,如同没有发生过。“古人说,不读书便是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细看历史,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历史就是群众的历史,任何精英都不过是匆匆过客。孔子说:“谓无道是杀无罪之民”;他还说:“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邦无道,天下共伐。”在一个精英沦丧的时代,群众不得不扮演起自我拯救者的角色。任何权力都无法阻挡历史的脚步,就如同石头无法阻挡风的去向。群众的觉醒象征着社会的崛起,帝国失去了正义,也就失去了合法性。30年后,帝国就不存在了,但中国和正义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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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207页,22.80元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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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墙 | Android翻墙利器-puffin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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