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本期头条】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道德就会变得毫无相关了。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专题·校车】不想说“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样的废话了。联想到上世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2011-11-29） 早报导读 [报业年会] 张晓卿：公信力是挽救报业武器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时事漫画] 大陆学者 重炮批评蔡英文 [中国早点] 狼在猪面前自杀了 ● 郑永年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的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它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论讨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不道德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尤其是当时的普遍贫穷，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发生了“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更不用说，除非又发生长时间的革命，今天的中国要回到那个时代实际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他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塑料袋并非破坏环保祸首 （2011-11-29） 早报导读 [报业年会] 张晓卿：公信力是挽救报业武器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时事漫画] 大陆学者 重炮批评蔡英文 [中国早点] 狼在猪面前自杀了 ● 郑伟权 　　《联合早报·言论》在11月19日刊登罗禅珠君的《开门三件事》一文，对笔者于11月9日《交流站》刊出的《处理垃圾离不开塑胶袋》文内列举塑料袋的善用也有助环保的观点稍有微言。因而希望借助《交流站》，再与罗君交流一些不同的环保观点。 　　科技的进步，拉近了世界的距离，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方便。工业的发达，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但亦因而产生了许多垃圾，给环境带来了污化问题，影响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常引人诟病的塑料袋的面世是其一。但在繁多的垃圾归类当中，相信是因为塑料袋对环保为害不大，至今为止，尚未听闻有任何国家将它列为禁止使用之物。中国虽立有所谓的“禁塑令”，但并非限制生产或使用，街道旁的垃圾箱还是像我国一样，以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垫底，以取保护箱子的乾浄。除了在超市或书店要多付2角钱人民币作为垃圾处理费用外，食物店与菜市场还是如常免费提供塑料袋。 　　虽然目前的科技进展，已经有能力把人类送往太空去旅游，将科学家送到另一个星球去探究，但是，世界上乃然有许多问题无法永久妥善解决。垃圾处理与环保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许多工业先进国家急待的首要项目。 　　处理垃圾与环保工作的过程，并非如罗君为文所述那么简单，只凭着“开门三件事”（出门带几个环保袋，一个水瓶，一双筷子或勺子）就能够解决令专家们感到头痛的环保问题。要知道，当今对大自然为害最深的并不是因塑料袋的广泛使用，而是给人类提供方便的飞机与车辆，和工厂所排出的废气。还有太空研究，因工业所需而大量砍伐树林，过度开发地下资源，以及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污物，才是环保的主要克星。塑料袋的祸害所占的比率与前者比较，是微不足道，将塑料袋当成环保的祸首，紧咬着不放，是非常狭隘的做法。罗君也许还不知道，市面上的许多塑料产品是可以再循环使用的。 　　我还是要重申：天下物无全美（罗君在其开门三件事文中也同意）在电动飞机，太阳能商运货船以及完全能环保的替代能源成功研发面世之前，我们还是得面对事实。因暂时无法解决的某些问题，而暂时保留具有一些缺陷的事物，以作为他日进步的基础或阶梯，我们为何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惭与悲哀呢?

【花朵传送】表扬一位宜家服务人员 （2011-11-29） 早报导读 [报业年会] 张晓卿：公信力是挽救报业武器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时事漫画] 大陆学者 重炮批评蔡英文 [中国早点] 狼在猪面前自杀了 ● 庄秀慧 　　不久前，常看到有关新加坡服务业需要改进的报道，也屡次听闻妈妈投诉一些服务人员工作态度的恶劣。 　　不过，最近，我却因为一位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此，特地写信前来《联合早报》，表扬这名服务人员。 　　11月7日那天，大约晚上8点多，老公与我到达位于淡滨尼宜家（IKEA）家具中心，想要退还那天早上购买的家具。当时负责接待我们的服务人员安娜小姐，在询及了一切后，发现我们所购买的家具，由于是早上刚购买的关系，所以还未送到该部门，我们的家具依然储存在运输部门里。安娜小姐耐心地为我们解释状况过后，见服务柜台没有顾客，她还不辞劳苦地带领我们到运输部门索取家具（因为我们得先领了家具，再拿到另一个部门，才能索回退款），并和那里的工作人员讲明状况。 　　后来，由于人多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运输部门一共等了45分钟。那时，安娜小姐见我们在运输部门等待许久，还特地为我们催促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三次，甚至还送给我们一张索取免费饮料的固本。显然，那时的等待，固然漫长，我们确实有点不耐烦，但是我们都被安娜小姐那积极、不辞劳苦的服务态度给暖化了……

不能对肺结核掉以轻心 （2011-11-29） 早报导读 [报业年会] 张晓卿：公信力是挽救报业武器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时事漫画] 大陆学者 重炮批评蔡英文 [中国早点] 狼在猪面前自杀了 ● 李顺福 　　最近，发生在务乐中学的三起肺结核病例引起该校师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密切关注。一些家长感到相当焦虑，正考虑让他们就读该校的子女转到其他学校去。 　　在卫生部11月9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传染病管理部司长卡特医生（Jeffery Cutter) 指出，刚出炉的研究报告显示，该所中学的三名病患学生都属单独病例，之间并没任何关联，患病 “纯属巧合”。卫生部的调查报告相信会让社会大众，特别是务乐中学的师生和家长松一口气。 　　在记者会上，卫生部官员也透露多个相关信息。今年首九个月本地共有70名学生与教师被证实感染肺结核病。去年，共有92名学生与教师染上肺结核病，比前年的89名多了三名，而2008年则有70名教师与学生受到感染。在对这些数据作出分析时，卫生部副医药总监（公共卫生）办公室司长詹姆斯医生（Lyn James) 说：“总体而言，过去几年的趋势仍属稳定。”她强调，不可单独对比有关数据而得出受感染人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的结论，因为学生总数有可能有所上升，进而对染病人数造成影响。卡特医生强调，本地的肺结核病患者仍以本地居民，即本地公民与永久居民为主，占总患病人数的73%。 　　这些信息显示，当局认识到有必要说明整体情况让国人对事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相关官员也强调了两点：首先，本地学生和老师感染肺结核的情况与往年对比是平稳的；其次，我国的肺结核病患比例是亚洲第二低，仅次于日本。提供这类信息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安定民心，减少不必要的恐慌。维持高透明度的处理方式应该受到肯定的。 　　对当局所提供的信息，笔者有几点意见想提出来与大家讨论。首先是学生与教师染病的数据。詹姆斯医生讲得没错，虽然此群体的病例在2008年与2010年间增加了，我们不能单凭这点结论说感染人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我在想，如果卫生部能从教育部取得学生总数资料而直接计算出如每10万名学生／教师染病之类的数据，那所传达给民众的信息是不是会更为全面和清楚？ 　　第二个观察是，近几年来本地肺结核的情况似乎出现了一些较不寻常的变化。虽然肺结核病例数目而自1970年代开始逐年减少。但从2008年始病例数目首次回升至10万人口38起的界线，去年更上升至39.2起，让人觉得肺结核的感染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这现象也指向一个可能性：此病症的控制方案的成效性似乎已经正在减弱，意味着我们的医疗团队或许有必要对现行措施进行检讨。本地的肺结核病例比例远比其他亚洲国家（除了日本的21起）的来得低，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4.1起）及英国（13起）等作对比，我国的病况尚有改善的空间。 　　稍有年纪的国人应该会对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 “闻痨色变”（肺结核俗称肺痨）记忆犹新，可是大部分的年轻一代对肺结核似乎是一知半解。本地善达社区医疗（SATA CommonHealth) 总裁阿布拉罕（K. Thomas Abraham)日前在受访时说：“由于从70年代后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加上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频繁谈论病情，因此70至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认识。” 　　从明年初开始，善达社区医疗将率先在务乐中学开展针对肺结核的教育讲座。这是个值得赞许的开端，希望相关团体也能为其他群体展开公共卫生教育。 　　从积极角度看，务乐中学发生的三起病例的确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不单老弱群体是肺结核攻击的对象，年轻一代也未能幸免；另一个信息是，根除肺结核是一场持久战，不能对它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