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陽光時務 | 《陽光時務週刊》第35期《痛哉西藏》

2012年12月13日出版 如欲閱讀全部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主編的話】 傾聽自焚者的心聲 漢人主導的主流輿論自我審查,畫地為牢。我想要再一次呼籲,要改變民族衝突的危險,請先從傾聽藏人自焚者的心聲開始。 【封面故事】 燃燒的遺言:藏人因何自焚? 文/王力雄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祈福、慰問,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由此形成自焚運動。我們需要弄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麽意願,追求何種目標? 與中國學者談藏人自焚 文/夏明 知識分子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思考和使命感,是否配得上這名分?中國知識界必須關注藏人的訴求。 祭:西藏自焚抗議者檔案 資料整理/王力雄 【觀點】 歷史不容目標不鮮明的改革 中國要重建社會互信,重新啟動改革,僅有誠意而不清晰表明目標已經遠遠不夠。開放言論自由、開放組織自由,這必須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新的領袖習近平以憲法為綱,談論改革的前提性基本定義,也應該是有常識之士的共識底線。 沒有昂山素姬,就沒有吳登盛;沒有民進黨,就沒有名垂千古的蔣經國。今日中國,唯有愈發強烈的社會壓力,才能促發朝野健康進步力量的多黨民主憲政改革浪潮之匯流。 【特別報道】 新疆維吾爾社會正陷入深重危機 文/黃章晉 切糕黨、小偷是維吾爾社會危機溢出到內地的一部分。他們正被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拋棄,而內地人看到的僅僅是水面上的冰山。 尋訪內地維族學生的故事:鄉關何處是? 文/趙思樂 在中國內地求學的維族學生,他們的學習、生活狀況如何?他們如何思考文化融合和衝突?本刊記者尋訪維族學生群體,講述他們的故事。 專訪維族學者伊力哈木:我們是一個對自己作不了主的民族 文/趙思樂 政府借維穩強化權力,維族知識分子被打壓使維族社會負面力量滋長,權力和資本勾結在邊疆尤甚,這些是維漢矛盾的癥結所在。 【中國】 河南外地進京非法拘禁案背後:審判黑保安,終結黑監獄? 文/余聲 2012年12月4日,「北京久敬莊救濟服務中心」開始釋放上訪民眾。數萬訪民得以自由地遊蕩在北京的夜色中。這一切源於今年5月,北京王四營鄉關押訪民的「黑監獄」的10名保安被抓獲。 【香港】 專訪中策組前全職顧問劉細良:中央政策組奪權之路 文/陳嘯軒 中策組近日高調宣布要監察網上民意、收回多個人事任命權、資金審批權等,被指有如將內地書記處、宣傳部和組織部的職能集於一身,權力之大令公眾極為擔憂。學者評其意在奪權。 中策組插手,學術政治化? 文 /何康橋 港府智囊中策組,收回2000萬「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審批權,學者憂其將「學術研究變成政府的宣傳工具」。 【台灣】 從野草莓學運到野草莓世代:那些沒禮貌的年輕人 文/林怡廷 「八年級生的台灣意識就是生活在台灣的真實感,他們會捍衛民主的生活方式,盡他們所能對抗任何要改變這個現狀的力量。」 反媒體巨獸激發學運老兵返場 文/康依倫 學運老兵重返近日台灣反媒體壟斷的現場,他們將積累的經驗和成果傳授給學生,讓新生代在抗爭中更加成熟,少走彎路。 【國際】 新加坡罷工事件背後:百萬中國新移民難消負面形象 文/游秋萍、鄺健銘 換轉是新加坡人罷工,平日愛批評政府的新加坡人應該會把罷工者吹捧成英雄。但由於本次參與罷工的是中國人,很多本地人便趁機宣泄積壓已久、對政府外來人口政策過於寬鬆的怒氣。 公民運動促變天?馬來西亞世紀選戰促政改 文/周澄 「淨選盟」、民間運動聲勢雖然空前浩大,但大馬選舉尚存暗湧;如何把公民運動延伸到鄉村地區成為關鍵。下屆大選若更換不了政府,在野黨跟公民社會就要面對民眾士氣低落的挑戰。 【人物】 專訪莫言:姑姑的故事在這個時代才能被書寫 文/王滬生 從我出生那天起,《蛙》就開始萌芽了。拖到現在來寫,是因為這幾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好與壞開始允許爭論了。我覺得這時候可以寫姑姑的故事了。 【文化·專題】 暗黑舞踏之前世今生 文/周澄 回歸身體,聆聽本真,以反抗當下文明的癲狂發展。暗黑舞踏誕生於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反叛思潮,而它至今仍在不同的在地抗爭藝術場景中發揮着直面人之本原、挑戰社會平庸的爆發力量。 身體的黑暗是對抗世界的武器:舞踏與日本反叛思潮 文/林于竝 舞踏所做的,是藉由空間與時間的「失去」,換句話說,藉由「死亡」來與這個世界對抗。而身體的「黑暗」,是與世界對抗的武器。 【文化·閱讀】 蔡衍明:做媒體就像做仙貝 文/李蔚 中時老闆蔡衍明剛聯合四位老闆買下台灣壹傳媒,而「反媒體巨獸」的學生和社運力量持續集結,對立情勢至今未解。此時《口中之心》以「撥亂反正」姿態橫空出世,訴求「還蔡衍明本來面目」。 【文化·廣場】 變 編者按:時光細微改變着一切。時光自身也在改變。其實……不關時光的事,變,是時間之外的另一種維度。 舊世界群像 文/溜溜 我愈來愈不愛回老家了。在我家鄉,人們把錢都花在建房子上了,房子愈建愈高,愈建愈氣派(房子裏很可能是空盪盪的)。 紙不過要被你看見 文/何倩彤 來我一直以來,都不過想我的畫,能夠與他的活命相隨,成就一個被他目睹的可能。如此而已。 變臉 文/姚時晴  她在步入洞穴的前一秒,看了自己一眼。 【文化·現場】 第三屆中國建築傳媒獎·走向公民建築:形象工程的時代該結束了 文/劉冉 輝煌、誇張的建築在中國比比皆是,與自我膨脹的大國意識形態相唱和。而這個獎頒給那些溫柔樸實、注重民生的「公民建築」。 【文化·詩歌】 街角賣茉莉花的少年 詩/黃茜 低處的人生,普通的日常生活場景,詩人卻能從這平凡、微賤中體會到精神之力和靈魂之美。(主持/周瓚) 【專欄】 大饑荒:天災還是人禍 文/陶短房 對於距今不遠的人和事,叙述者很難拋開一切,理智客觀地去滿足他人的好奇心。對於後人,饑荒不過是一段文字,一串叙述,而對於他們,則是逝者之殤,存者之慟,如何能够釋然? 轉型中妥協是一種藝術 文/張倫 舊制度還不承認貪污是好事,但我們追求的這一制度卻要先送貪官大禮,民眾得到的不過是些所謂的「當家做主」的權利,連追討那本為民眾血汗、國家財富的權利都沒有了,那要民主何益? 虛妄的微博反腐狂歡 文/趙楚 在現有體制框架內,一旦反腐成為運動,則以司法包裝家法,玩弄法律的事幾乎難以避免。如此,反腐反而會成為集權的工具,而集權自然又會導致更多的腐敗。這還是現實中國的無解之套。 禮貌?謝謝,下個問題! 文/羅世宏 如果大人們能够嚴肅面對台灣日趨嚴重的媒體壟斷問題,這些學運青年其實大可不必冒着「無禮」的指責,也不必挺身對抗媒體巨獸,憑着熱血青春卯上財團、媒體和權力。 寫在民間媒體高峰會前 文/謝曉陽 如果說,主流媒體過於保守滯後,市場和長官意志主導,那麽,民間媒體是否又能不受民粹和網絡工具的局限,走出一條獨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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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獨立或另類,終究是關於自由的

詩:2012年, 西九第一塊獨立音樂拼圖… 由黃耀明牽頭的「文藝復興音樂節2012」,在萬人「獨立起義」的歡呼聲中圓滿結束。林一峰、周雲蓬、巴奈、黃靖、五條人、陳珊妮、左小祖咒等中港台與明哥同場獻唱,從下午三時唱到晚上十時多,在香港語境來說,已是馬拉松音樂會。過去,香港觀眾對這種音樂會模式的認知,通常來自慈善賑災大匯演,如民主歌聲獻中華、饑饉三十音樂會之類。今回的「文藝復興」背後隱伏着幾個關鍵詞:戶外、免費、自由和多元。 戶外、免費、自由、多元幾個元素看似平平無奇,想深一層,這其實是相當「唔香港」的。大部分香港人聽賞音樂的根是廣東歌,是令獨立音樂人有點「喵嘴」的CANTOPOP,睇騷文化更來自紅館。當台灣小清新盧廣仲都說,小時候夢想是來香港紅館開唱,香港人可能還是有點沾沾自喜。可是物換星移,不知不覺地胡士托的戶外、自由進出的音樂模式,成為世界大勢。戶外,縱是被動地受制於天時,卻是一種光天化日、自然開闊的舒坦狀態。放眼看去,赫然又與城市空間各種流動狀態並時而生。這邊廂,巴奈與周雲蓬跨刀合唱〈美麗島〉,聽眾掉進眼淚的河流,旁邊維多利亞港的貨船同在游移。人和天地合唱,原是一道人文風景。 正如龔志成談及接下來的「自由野」時,就說「香港人大部分人很少看海,雖然海就在旁邊。」因此,戶外造就的一種奇妙、自由的文化氛圍,又可以野餐聊天喝喝小酒,點點滴滴,正是戶內場地所不能比擬的。想當然的是,「文藝復興」和「自由野音樂會」還有一個關鍵詞:免費。有人說「文藝復興」得到不少名人助陣,看來錢多得很,辦個免費騷自是綽綽有餘…。然而,「文藝復興」作為基金會插旗定調之作,它所實現的,恰恰是黃耀明和好些藝術工作者一直在說的「文化權利」--不論是玩音樂、談社會還是推廣平權精神,背後原是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和人權(Human Rights)。 睇騷文化中很難擺脫買賣和交換關係。去年的Clockenflap同樣是免費,畢竟低調。本年的「文藝復興」從一開始,便實踐網上免費登記取票的形式,和接續而來的「自由野」一起呼籲觀眾朋友來「自由叫、自由唱、自由跳、自由玩,盡情自得其樂…」。朋友笑說,「文藝復興」不是給人「聽音樂」的,象徵意義多於一切。既展示了「文藝復興」這個儼如概念股品牌的大中華視野和動員能力,以述行姿態公告天下它的自我定位,站在「主流與獨立之間偏向獨立多啲啲」。它的態度是開放的,只要你願意來,他們就唱歌給你聽。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文藝復興」的圍觀者,或者不介意充當臨記,完成這個在「文化權利」議題上的portfolio。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的多元,是與接力開唱的Clockenflap和「自由野」互為對照的。它們全都擠在十一月到十二月的三周內,在港「晒冷」式示現「非主流」音樂面貌。Clockenflap對香港獨立「音樂撚」意義重大,演唱的數十個國際獨立樂隊和香港獨立音樂單位,是不少香港獨立音樂人的精神奶水。「自由野」在獨立音樂的基本盤以外,更與不同藝術形式合作,涵蓋的音樂種類,有搖滾、爵士、雷鬼、古典、後搖滾、原音樂及非洲流行樂等,如同音樂小宇宙。而這三股力量,就是香港獨立音樂拼圖的三塊,放射出不同的光譜排列。對主流聽眾來說,即使「文藝復興」很香港很黃耀明、珊妮公主還是很明星;即使Clockenflap陌生得令人近乎只認識恭碩良;即使大家搞不清楚「自由野」究竟是草原野餐還是觀摩藝術。在主流CANTOPOP貌似傾頽的大勢下,2012年,西九第一塊獨立音樂拼圖「文藝復興」開動了。   珏:火 1992年,世界首隊結合饒舌與重搖滾的樂隊同名大碟《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面世,為整個九十年代新金屬(Nu-Metal)潮流開出一道航線。RATM把搖滾樂的剛性配合Hip-Hop極具社會面向的詞意,不兜圈子,直線批判美國政府所有的不公義,我們從此對「重型音樂」有另一層次的詮釋。回憶年輕時初次接觸RATM,其中一樣最震撼的衝擊必然是專輯封面上的照片。黑白相片裡頭有一個全身着火的僧侶,在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是要花一點功夫才發現到這是一張真實紀錄照:記者Malcolm Browne於1963年身處越戰後的越南西貢市,拍到僧人為抗議新政府受美國干預下企圖推行反佛教法案而自焚,死者法號釋廣德。紐約時報記者David Halberstam 目睹整個過程,寫道: 「我曾以為會想再看見那畫面,但一次已經足夠。火焰在人身上冒出,他的身體慢慢被摧毀乾癟,他的頭顱燒焦變黑。在空氣中瀰漫燃燒人肉的氣味,人體意外地易燃。在我背後聚集哭泣的越南人民,我震驚得哭不出來,混亂得不懂紀錄或發問,狼狽得思考也不能…他燃燒時動也不動,默不作聲,他的泰然與身邊的羣眾成為強烈對比。」 事件間接引發多宗僧侶自焚與後來的越南政變,人民重奪宗教自由,釋廣德被尊為聖僧。RATM推出專輯時所有舉動於那時的我而言都是極具顛覆性,最起碼我從不知道音樂與社會議題能如此結合,透過他們頭一次認識到南北越與美國的曖昧關係,認識到自焚扺抗的崇高意志。到了有YouTube的年代,釋廣德的片段在網上能隨時重溫。但 Halberstam 形容得好,心痛欲裂的震驚,一次已經足夠。 搖滾歷史中,還有兩個關於火的經典片段,一是 Jimi Hendrix 於1967年蒙特利流行音樂節,彈奏Wild Thing 時在台上把結他焚毀;二是1975年Pink Floyd大碟《Wish You Were Here》封面上全身着火的白領人士握手的情景。有趣的是這些火燄都不是源於憤怒:據說Jimi Hendrix 深愛着那一把結他,燃燒是奉獻,像祭祀;Pink Floyd封面有多個詮釋,空洞而故作自若的握手舉動與着火的身體成強烈對比,有說是影射所有商業上的虛偽。許煜在《佔領論》中談到火的意義,尤其是在社會運動當中冒起的火舌。他引作家傑魯安(Tahar Ben Jelloun)的《火祭》描述突尼西亞小販自焚的故事──一個完全的毀滅,以及重新奪回尊嚴的自毀。然後就是阿拉伯之春,全球佔領運動相繼發生。焚毀是傷感的,但平行出現重生的希望。 一位今年7月自焚並受重傷的藏人,去世前留下這樣的一段錄音:「我的人民沒有自由。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語言都消失了。」由於香港主流媒體隻字不提,我們都試圖透過不同外國媒體重構西藏的危難:僧侶自焚,警察不是送醫院,而是往死裡打;寺廟被鐵絲網圍了起來,藏民不被允許進入寺廟祈禱;僧人從幾年前的九百人下降到三百人,很多人被失蹤;小學生在學校只能學漢字,不學藏文;僧¬侶不能正常祈禱,沒有自由,像狗一樣地活着。去年我在展覽中用紙杯製成擴音喇叭,播放佛教銅罄製成的音樂,然後燃點,火的聲音混雜罄的聲音,最後所有都被火聲取代。那時我用了十八個杯,因為網絡媒體說有十八人死了。如今聽說今年11月初,四川報道當局將會嚴懲自焚者的家人,然後單單從11月到現在,就有二十五個新的自焚個案。 不知從何時起,無數出色的音樂人都高調支持西藏獨立:Beastie Boys、Red Hot Chili Peppers、Björk、Smashing Pumpkins、U2、Rage Against The Machine、Oasis、Bob Dylan等等。Björk更在 2008年巡演到達上海站時,把作品Declare Independence唱成「Tibet Independence」,或許是Björk英語說不準還是上海人英語聽力不好,竟然全場歡呼。其後中國文化部規定音樂會演出前必須先呈上歌詞審查,泱泱大國,卻膽小如鼠。既然審查,那麼所有獨立音樂實際上都必須要禁止:甚麼「青海獨立」音樂、「廣州獨立」音樂、「香港獨立」音樂、「台灣獨立」音樂…太可怕了。 所謂獨立或另類的音樂,終究是關於選擇。我們在消費或製作文化產品時,同時也在實踐我們的選擇自由。只要把這個選擇意識放回生活日常,不難發現創作從來都是會分泌抵抗單一化的成份。台灣饒舌傳奇人物大支與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合作,把他誦經與對談的內容收錄於一首Hip-Hop作品內。歌曲談到短暫人生的無力感,達賴言道,只要是善,就不應以單一生命週期作為量度單位,儘管朝着善的方向就對了。 語言刪除、文化淡化、自由被奪、土地消失,我不能不想到香港的將來,其實殊途。我們沒有龐大信仰力量支撐,好像更容易屈服,更會逆來順受吧?藏人的自由,信仰被掠奪,情願以最暴烈亦是最個人的手段奪回尊嚴,向世界傳遞渴望自由的信息。在人世間的極權下,當所有方法試盡,他們只好捨棄身體,為不公義作一次單程的上訪。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上訪不會白費,早晚會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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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特務政治

幾年前到香港開會,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跟某某說話要小心一點。不用更多的語言,我就能心領神會,意思是說那個人的身分可疑,很有可能在為內地國安秘密工作。過了沒多久,我再到香港,又有另外的朋友對我說,跟某某說話要小心一點。他指的竟然是前一位朋友。 被懷疑的理由有很多種。某一次私人聚會之後,與會者被國安約請喝茶,自然就會猜測誰是告密者。某人熱衷於參加各種論壇,又長期沒有固定收入來源,難道是接受了什麼秘密資助?某人總是打聽別人的政治觀點,還喜歡掏出一個本子記錄,你就能想像他回家以後寫秘密報告的情形。 這並非玩笑,你的生活真的可能因為他們而改變。郵箱被侵入,手機被監聽,跟你接觸的朋友被喝茶,你自己的回鄉證或港澳簽證被拖延,員警上門查你父母的戶口,稅務人員光臨你兄弟的公司。當然,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這些事其實都不會發生。但是,你不知道界限在哪裏,你不知道是否有人暗中盯梢,你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還是中共的特務。 這就是特務政治。它毀壞了人和人之間的信任,讓你的人際關係變得怪異起來。如果你想要回到正常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再關心政治,不要再參加時事論壇和街頭抗議,這就是當局想要的結果。如果你對政治矢志不渝,甚至因此更加堅定,那麼你就得多花心思來跟這些影子糾纏。 靠地下工作起家的中共,在執政60年之後,仍然迷戀和依賴於這種方式。近年來由於內地群體性事件增多,互聯網高速發展,中共統治危機加劇,特務政治大行其道。「五毛黨」遍佈互聯網,便衣跟蹤成了異議人士的家常便飯,大學生告老師秘狀也多有所聞。 香港抗議運動風起雲湧,也帶來了特務活動的蓬勃發展。無論是議員選舉還是學生會選舉,不乾淨的選票愈來愈多;無論是媒體輿論還是街頭論壇,喬裝打扮越來越肆無忌憚。梁振英到底是「香港特首」還是「香港市委書記」,也許永遠都不會揭開謎底。但是,可以確信的是,梁振英給香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疑雲。今年三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相信梁振英當選之後,最有可能推行「特務政治」。現在再做這個調查,答案只會更加確定。 特務政治到底錯在哪裏?很多人都在談論它的效果。比如中共一邊派遣大量「五毛黨」,模糊網路輿論真偽,一邊又宣稱要從網路輿論來了解民意。也有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批評說,「五毛黨」大量出沒,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事實上,特務政治之所以存在並有擴大趨勢,正在於當局相信它方便實用,效果顯著。 特務政治最大的問題,在於它的正當性。在國際政治中,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間諜活動仍在進行。但是,像中共這樣用大量的特務對付國家公民,世所罕見。 當年中共作為革命黨,處境危險,活動困難,用政治募捐和黨員的黨費,發展地下黨員,從事秘密活動,謀求推翻政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執政的國民黨派人到處暗中盯梢、造謠和謀殺,則是卑鄙下作的行徑。如今中共執掌公權力,卻比當年的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使用納稅人的錢財雇人偽裝成納稅人的朋友甚至其本人,攪渾輿論,壓制良知,綁架公民,倒行逆施,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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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莫言的體制內生存術

10月11號,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Peter Englund 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57歲的中國作家管謨業,他更為人所熟知的筆名是莫言——意即「不要說話」(這個名字據說源自其父母在毛時代對他作為一名學生娃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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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莫言的體制內生存術

10月11號,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Peter Englund 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57歲的中國作家管謨業,他更為人所熟知的筆名是莫言——意即「不要說話」(這個名字據說源自其父母在毛時代對他作為一名學生娃的忠告)。 北京對此消息大喜過望。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之一的李長春,立即寫信給莫言任副主席的官方中國作協,說這次頒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官方媒體歡欣鼓舞,「中國人民等得太久」了!終於有一個「主流」華人贏得了這一獎項。一週之後,官方宣布,計劃撥款6.7億人民幣給莫言家鄉,打造一個「莫言文化體驗區」。 與此同時,中文世界一場論辯風暴席捲海內外中文網站:相對於那些可能獲獎的中文作家,這名作家更配得此獎嗎?這個專制政府正關押着其他作家,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個中國政府眼中的罪犯),僅僅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例。那麽,如此重量級的一個獎項應該頒給一個專制政府「體制內」的作家嗎?一位叫做王小紅的網上諷刺作家在她的中國微博上替死去的諾貝爾先生擔憂,猜測他若泉下有知,一定在墳墓中深感不安: 「前兩年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政府;現在又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人民。才幾年啊,竟然把中國上上下下都得罪了。」 雖然是嘲諷,王小紅在這一點上是對的:比起其它的國家和人民,中國上上下下都深切關注而渴望諾貝爾獎。如同奧林匹克金牌,諾貝爾獎被看作是被世界尊重的標誌——近幾百年來,很多中國人感到他們獲得的尊重大大少於他們應該得到的。這種尊重需求下的忐忑不安,由於這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到了極大的緩解。也因此,中國實際上把自己的文化成就裁判權,交給了瑞典的一個委員會。(注:委員會成員之一,馬悅然,能够閱讀中文,但是其餘成員依賴翻譯)。中國原本確有自己的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莫言是這一獎項2010年度的得主。但是無論莫言或幾乎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把這一獎項與諾貝爾文學獎相提並論。(注:茅盾,1920到1930年代的政治小說作家丶毛澤東時代1949年到1965年的文化部長,以其冗長乏味的散文而著稱。不過,茅盾文學獎之所以是二流獎項,主要因為它是中國國內的國家獎項。) 近年以來,中共統治者對諾貝爾獎的聲望格外敏感,並且要應付令他們沮喪的相關歷史記錄。曾經有八位華人在自然科學領域贏得諾貝爾獎,但其中六位在獲獎時是西方國家的公民(美國丶英國和法國),另外兩位(楊振寧和李政道)當時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同時與中國政府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此外,還有兩位和平獎得主,但是其中的一位劉曉波被囚禁獄中,令當局尷尬;另一位是1989年贏得這一桂冠的達賴喇嘛,他自1959年就流亡海外了(中國統治者稱達賴喇嘛是「分裂主義分子」和「披着羊皮的狼」,但就是沒法方便地說他「不是中國人」,否則就意味着承認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高行健——其作品譴責大陸的中共統治並於1997年歸化為法國公民的中國人——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官方媒體指稱諾貝爾委員會「失去權威性」,其成員「是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其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 莫言獲獎,當局需要徹底反轉上述評判,但是沒有迹象表明官方媒體中的任何人對此感到難為情。他們的職責是鼓吹政府,不是始終如一。現在反過來了——這次是异議人士和具有獨立思想的匿名網民們在指責了。其中的一些人批評諾貝爾委員會,但更多的人是針對莫言,尤其是針對他最近的某些政治選擇。在2009年10月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開幕典禮上,莫言宣讀了一篇官方審查通過的演講稿,聲稱文學應當高於政治;可是不久之後,當中國當局下令抵制對獨立作家戴晴和貝嶺出席的會議時,莫言加入其間,退出會場。後來他解釋說自己「別無選擇」。 2009年12月,當局出乎意料地宣布劉曉波獲重刑11年之後,電影學者崔衛平電話採訪百多名中國知名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對此表態。很多人冒險表示了對當局的反感,並同意崔將之公布。莫言也同意發表他對劉曉波獲刑的反應,他的反應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談。家裏有客人,正在和他們說話。」 最使莫言的批評者們惱怒的是,他於2012年6月參與了一項官方組織的活動:由著名作家們抄寫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個「講話」發表70週年。此「講話」是毛時代針對作家的殺手鐧,並在毛逝世的1976年至北京大屠殺的1989年期間受到普遍抵制和譴責,現在卻被頂禮膜拜。一些受邀的作家拒絕抄寫。莫言則不僅同意抄寫,而且比其他人走得更遠,他解釋說,「講話」在他們那個時代, 「是一個歷史文獻」,並且「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獲獎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莫言要求把他的政治立場與他的寫作區分開來。他說,諾貝爾「是一個文學獎,不是政治獎」。網上他的一些批評者斷然否認這種區分。(一條微博說:「如果一個厨師一身排泄物,不管他做的食物多麽可口,我也無法下咽」。)但是,更深的問題是,當一個作家沉浸於以及設法去適應專制政治的環境時,這會不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或她的文學創作?這個問題即微妙又重要,莫言是一例證。 1980年代後期,莫言因為張藝謀將其小說製作為電影「紅高粱」而成名。這是1930年到1940年代日本侵略時期山東鄉村生活中的一個傳奇故事,此片得了電影大獎。當時與莫言相識的劉曉波後來寫到,這個電影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 「……一個充滿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對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張揚。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紅高梁為背景,在開闊的藍天和大太陽的俯視下,土匪對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裏的野合狂潮,土匪們為爭奪女人而相互厮殺,女主人釀酒的大缸裏射入男雇工的尿騷,居然神奇地釀出了遠近聞名好酒「十八裏紅」,等等,這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不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營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視覺幻想。「紅高粱」的獲獎像征着國人性觀念的轉變:把「情色張揚」作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來。」(劉曉波:《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 莫言正確地指出,「紅高粱」在1980年代受到當局的打壓。那個時候的他至少沒有在諂媚當局。這部作品不僅抵制性禁忌,而且描繪日軍佔領下中國人生活的不同畫面,這些畫面與共產黨官方的農民英勇抵抗的歷史記載全然不同。莫言丶張藝謀及其他人在當時被視為青年反叛者。 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和散文家,在他的獲獎演說中表示: 「……分享老舊的丶熟悉的也是活生生的隱喻,我把我自己跟韓國的Kim Chi-ha(金芝河,韓國詩人、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編者按),中國的鄭義和莫言那樣的作家等同齊列。對我而言,世界文學的彼此呼應存在於這種具體的關係中……我在此為那些自天安門事件(即1989年的六四鎮壓)以來失去自由的丶有天分的中國小說家的命運深感擔憂。」 大江健三郎當時無法預知「命運」對這兩位他所贊賞的中國青年作家——鄭義和莫言——是何等的不同。鄭義因為其小說「老井」(1984年),吸引了大江的注意。「老井」描寫的是發生在山西省窮鄉僻壤的乾旱土地上,當地人百年來不斷求水的浪漫故事。就像「紅高粱」一樣,這個故事改編成了電影,獲得了國際大獎。1997年,大江告訴我,他喜歡鄭義的「垂直定向」——老井,穿透並深入大地,還有「神樹」——向另一個方向伸展,直入天空。(鄭義當時正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叫做「神樹」,以一棵神奇的大樹為綫索,描寫中國農村土改以來農民的苦難歷程。)鄭義因支持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後來遭政府秘密通緝追捕,在中國大陸地下逃亡3年,1993年登上一條小船逃抵香港,從此開始流亡美國的生涯。他繼續創作而多產,在批評中國政府方面,他總是直言不諱。 莫言在政治與文學兩方面都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後,每一個中國嚴肅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必須面對是否和多大程度上保持在「體制內」的抉擇。很多人,如莫言,毫不含糊地待在體制內,在官方的指揮棒下,他們做出或大或小的妥協,儘管他們一直公開否認他們並未如此妥協。(在10月11日接受鳳凰衛視電話採訪時他面無表情地說「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在過去20年的經濟膨脹中,錢變成了留在體制內的另一個重要誘因。「紅高粱」的電影導演張藝謀,一步更深一步地陷入這個體制,直到2008年,他被邀請為北京奧運會設計華麗鋪張的開幕式,並表示(顯然不是在反諷地表示):只有像中國或北韓這樣的國家才可能策劃設計出如此華麗精美的表演。 大部分選擇體制外的作家(劉賓雁丶蘇曉康丶鄭義丶廖亦武和其他作家)接受流亡作為直言不諱的代價,沒有進行調適。哈金更進一步,不僅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中國的語言。他只用英語寫作,部分原因是要保證哪怕是深藏在潛意識的影響也不要波及他的表達。一些1989年之後選擇流亡的人,後來改了主意,返回了中國。徐冰,這位現代藝術家,1990年至2008年生活在紐約,後來回到中國做了中央美院的副校長。著名詩人北島也回去了,目前大部分時間呆在香港。中國政府歡迎名流的回歸,因為這樣能給政府形象貼金。它提供比給其他人更多的金錢丶職位和自由給這些名流,儘管那些自由從來不是完全的自由。 90年代,莫言遭遇的重大難題是尋找一種他能長久使用的文學基調。「紅高粱」的確是個突破,但中國作家之所以能靠「突破禁區」而一舉成名,只是因為80年代的政治環境提供了這樣的空間。 「紅高粱」一氣闖破兩個禁區:性解放和言說抗戰真相。但90年代,能够打破的禁區幾乎沒有了,留下來的八九六四屠殺丶政治精英腐敗丶台灣話題丶西藏話題以及新疆話題,是絕對的不可觸碰的禁區。莫言需要另闢蹊徑。 他後來校準的基調被稱為「拉伯雷式」。但他的基調甚至比拉伯雷的更粗俗。人類的動物性——吃喝丶拉撒丶扭鬥丶嘶嚎丶流血丶冒汗丶交媾——充盈期間,也有動物比之不及的某些特性如欺凌丶共謀和出賣。有時候,但並非所有的時候,莫言的表達是反諷性的,有時也運用被評論家們比之為馬爾克斯式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幻想手法。(彼此相似不等於受其影響,不能確定莫言是否讀過拉伯雷或馬爾克斯)。 莫言寫社會底層人,並在《天堂蒜薹之歌》(1988年)中很清楚地站在受地方官員欺凌而破產的窮苦農民一邊。在中國近來的印刷品世界裏,對被欺凌者的同情有相當的市場。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社會擁有大量被欺凌者而且他們確實引發同情。但注意到下列的差异非常重要:莫言描寫被欺凌者命運的方式與劉曉波丶鄭義及其他异議作家寫同類內容的寫作方式不同。劉和鄭譴責全部專制政體包括高層官員,莫言和其他體制內作家則抱怨强人地痞,而把高層官方留在其文字之外。 把人民的苦難歸結為下層官員的行為不軌,這是高層官員的標準策略,以便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央領導了解並同情你們,不要懷疑我們的制度有任何問題。」20年前,中國只有官方的消息來源,當時大部分國人還相信這類保證。如今互聯網時代,信者寥寥,但是這類保證仍然非常有效。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對這些心知肚明,他們未必喜歡這樣,但卻妥協而接受。這是在體制內寫作的代價。 莫言寫過覆蓋大部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全景式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的一種風潮,它能抓住讀者們持久的興趣:在經歷了毛時代的痙攣和之後的這些讀者始終努力在追問究竟「發生了什麽」。對於體制內的作家而言,進退維谷的困境源自如何處理那些重大歷史事件。這些事件,如導致三千萬或更多人餓死的大躍進,大饑荒(1959-62),或導致另外兩丶三千萬人死亡並以毀滅一切丶懷疑一切的玩世不恭嚴重毒害民族精神的文化大革命(1966-70)。迄今為之,這個社會未能從這種損害中完全恢復。今天,由於擔心其權力因為與毛時代灾難有關聯而遭到削弱,共產黨領導人宣布這些話題「敏感」並為此對大量的體制內作家實行限制。但是作為一個全景式寫作的作家,無法忽略「大躍進」和「文革」的任何一個。怎麽辦? 莫言的解决辦法是啓用一種癲狂調笑的筆法處理「敏感」事件。(採用此法者並非莫言一人)。他的《豐乳肥臀》(1996年)貫穿整個20世紀,追蹤一個男人迷戀女性身體部位的生活。第6章寫到大躍進,中國農村經濟由於毛的强制性干預政策而破產,這些干預性政策包括超限度强行密植水稻(農民明知其無效但畏葸不言),比如雜交可以物種推新,比如西紅柿和南瓜接種產出巨大的西紅柿等等。 莫言描寫這類癲狂行為樂在其中,但對其灾難性後果隻字不提。羊兔雜交? 為什麽不呢?「豐乳肥臀」中的一名配種工這樣說:「甭說是把綿羊的精液射進家兔的子宮,就是把李場長的精液射進母猪的子宮,我也絲毫不為難。」在場的人都「怪笑起來」。與此同時,大饑荒了無蹤影。當迷戀豐乳的男主人公需要一些山羊奶的時候,就有人出門去買了回來。《生死疲勞》(2006年)是莫言的另一部全景式小說,跨越1950年到2000年的半個世紀。小說裏,文革期間的公開批鬥會上,一名受害者被指控與一頭驢有染而備受羞辱。莫言以長達4頁的惡意的嘲諷來描述這位受害者的痛苦不堪。最後,當這位受害者當眾被迫吞吃一個代表假驢生殖器的蘿蔔時,「眾人笑翻了天」。 諾貝爾委員會內外的莫言的捍衛者們贊揚莫言的「黑色幽默」。也許如此。但是另一些人,包括這些暴行受害者的後裔們,也許對此了無快意而不以為然。從專制政府的角度看,這種寫作模式是有用的,它不僅轉移了直面歷史的視綫,而且擁有安全閥的功能。這些確實是敏感話題,甚至今天仍有其潛在爆炸性。對政府來說,把它們作為談笑佐料比把它們打入冷宮而徹底禁止可能更好。共產黨的文學政治中有一句老生常談,叫做「小駡大幫忙」。2004年,劉曉波在一篇叫做《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的文章中寫道:「小品化調笑的精神按摩,發揮着麻痹靈魂和癱瘓記憶的功能。」 莫言所思所想是否多於他的所寫所印?對他,如同對所有中國體制內的作家一樣,我們至少要提出這樣的疑問。在10月12號的記者會上,他這樣回答記者關於同為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問題: 「我讀過他80年代的一些文學評論作品……之後,他離開了文學,熱衷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甚麽交往。我對他後來很多的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够儘早地獲得自由——儘早地能够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硏究他的政治。」 上述聲明很快受到劉曉波的支持者們的歡迎。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起來為一個遭到中國官方媒體封殺的人說話了。之後不久,莫言的這些言論很快從中國大陸互聯網被删除了,這說明當局一定對這些言論感到憤怒。莫言似乎發出了一次良心之聲。 這個陳述當然有其價值,但在我看來,有比良知勇氣為更合理的解釋。中國的公安與宣傳官員通常與有影響的人,包括體制內名人和异見人士保持密切接觸。喝茶時的「聊天」會談及對公眾該說什麽不說什麽,該做什麽不做什麽。當像諾貝爾獎這麽重要的事情來臨時,很難想像莫言不會被召見幾次,莫言如何回答關於劉曉波的問題必然在他們的議題之中。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全世界媒體記者都會在幾乎宣布莫言得獎的那一刻起提出,莫言若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更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個問題。(中國網民在網絡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一個微博說:如果莫言有膽量,他將在斯德哥爾摩站在一把空椅子旁發表講話)。 無論如何,莫言必須有個「說法」。從政府的觀點看,怎樣做危害可能最小呢?如果莫言對世界說劉曉波罪有應得,莫言將自毀尊榮,而獲獎的光芒——中國政府希望强調和利用的榮譽——也將蒙羞染塵。另一方面,如果莫言真心實意地站在多次譴責「文字獄」的劉曉波一邊,也是不可能的。最佳選擇是發表一個希望劉曉波儘快出獄的溫和而中性的聲明。 莫言聲明中的一段話增加了這一解釋的可信性。他重複了「獲得自由」的一段話以强調「健康地」獲得自由。莫言知道劉曉波目前的健康狀况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只有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最近的幾個月裏見過他,而為了免遭與丈夫徹底隔絕之苦,劉霞必須絕對噤聲。莫言或許僅僅知道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其他的异議人士在獄中健康受過損害,甚至是很嚴重的損害。但是我們可以這樣推測:當局一定給過劉曉波和他的妻子接受出國流亡的壓力。相比國內的异議人士,流亡海外的异議人士給當局造成的麻煩要少很多。今年4月從山東逃離軟禁投奔美國大使館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現已身在紐約,由此他給中國當局製造的麻煩比他在山東或北京時大為减少。 那麽這些和「健康」有什麽關係呢?當政府將异議人士送往國外的時候,最喜歡用的藉口就是給他們「尋求就醫」。比如,1990年6月,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方勵之獲准前往英國(中國政府堅决要求方在去美國之前到第三國滯留至少6個月),「就醫」就是中國當局和英國外交官談判的托詞。方那時儘管身體非常健康,但他容忍了這些語言游戲。莫言的「健康」措辭是否是中國政府的某種指意,以便為劉曉波的「海外就醫」鋪墊國際輿論基礎?我不知道。但這似乎是為什麽「健康」措辭出現在莫言聲明中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中國的網管將莫言的這些話從中國網絡上删除掉的這一事實,在邏輯上與上述解釋完全吻合。 「健康地獲釋」這一語言游戲(如果確乎如此的話)針對的聽眾不是中國國內人民,而是國際社會——如果劉曉波流亡,將要接納他的國際社會;也是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其對莫言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保有良好印象的國際社會。 今天的中國作家,無論體制內外,必須選擇一種立場來確定他們與專制政府的關係。這不可避免地要涉入計算丶妥協並以不同方式出牌。劉曉波的選擇極不平凡。莫言的反應則更像大多數人的反應那樣普通。像你我這樣遠距離的觀望者,要求莫言挺身而出,充當另一個劉曉波,是錯誤的。但是,消弭他們兩者之間的差异,則更是錯上加錯。 (題目為編者所加,原題為:莫言配得上諾貝爾獎嗎?英文原稿原載於2012年12月6日的《紐約書評》第59卷,第19期。中文版全文經作者授權,發布於陽光時務網站) 作者簡介: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知名漢學家,普林斯頓榮休教授,現為加利福尼亞河濱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在當代中國語言丶文學領域多有硏究,美國《紐約書評》作者,中國《零八憲章》英譯者。著有《北京夜話》丶《社會主義漢語文學制度中的生活》丶《半洋隨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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