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2009 年1 月14 日，總統府前專門委員王仁炳因洩露機密情報，在台北法院出庭受審   文/ 康依倫 這麼多間諜案件的破獲，是發生在兩岸關係表面上比以往都更好的時刻。 3 月14 日，最高法院判處總統府前專門委員王仁炳兩年徒刑，褫奪公權兩年定讞。據指控，王在2008 年間蒐集總統馬英九就職大典維安部署等七件機密，以傳真方式洩露給中國，這是總統府官員遭吸收淪為共諜的首例。 據了解，王仁炳是被台商陳品仁介紹下為中共提供情報，而陳是在2003 年間到中國經商，結識「山東省魯台交流研究促進會」秘書處主任韓剛、上海公安局官員陳軍等人，在對方以金錢、女色誘惑下，同意幫忙蒐集情報。這個冠名「交流研究」的機構，居然包含着情報工作的任務。 而此前的3 月1 日，更是有兩樁共諜案上了新聞：退役憲兵司令部前中將副司令、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副主委陳筑藩，涉嫌將陸軍建軍願景與戰力規劃、2008 年馬英九就職總統演說稿概要，輾轉交付上海國安局副局長王平，還引介退役少校情報官陳蜀龍一起當共諜，兩人都被士林地檢署起訴；前海軍上尉錢經國，被控將軍方擬赴索馬利亞護漁計劃洩漏給中國大陸，遭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國家秘密保護法判處有期徒刑 3年。相比於擔任文官的陳仁炳，這些國軍高級將領的「通匪」後果可能嚴重的多。 中共策反 國軍失守 於2009至2012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司徒文 (Willian A. Stanton)，3月 15日在一場海內外獨派團體的會議上，整理並羅列出從2004到 2011年，中國在台灣所進行至少 9件的間諜行動，包括了從 04年起擔任駐泰武官時就被中國國家安全部東南亞小組吸收的前陸軍司令部通信電子資訊處長羅賢哲。羅在 2008年升任少將，直到 2010年，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約談，並將相關資金帳戶與情資轉給台灣的法務部調查局，中華民國政府才對他展開調查。 羅賢哲案是近年來台灣軍方涉及共諜的最高層級；至於影響範圍最大的，則是海軍前大氣海洋局政戰處長張祉鑫中校案。 海軍大氣海洋局的工作，主要是蒐集台灣周邊海域的水文圖像資料，包括海域的潮汐、洋流數據和海底地形圖。這些資料如果落到解放軍手裏，就可以依着資料與數據分析何時對台進行兩棲登陸攻擊、登陸地點的選擇等。 張祉鑫在軍方一直以來都是擔任保密防諜的政戰工作，卻在還沒退伍前就被中國策反收買。2010年 5月，還是現役軍人的張祉鑫接受前海軍上尉錢經國招待，前往菲律賓、泰國等地旅遊。錢經國在 2009年退伍後，5月在印尼峇里島經前國防部參謀本部飛彈司令部盧姓上尉安排牽線，成為中共間諜，並在 2011年 8月加入中共。 2011年 9月，錢經國受指示搜集台灣軍方遠洋護漁的「靖洋專案」。他先向張祉鑫打探，但張表示不知情，錢轉而找上海軍艦隊指揮部作戰處李登輝上尉。李在當年 11月利用赴國防部開會時，把「靖洋專案」的航程示意圖、艦艇種類、數量等機密內容拿給錢經國翻看，並以口頭告知護漁艦隊出發時間及泊靠補給港口。錢經國事後以電話將相關機密洩漏給中共情報人員。 錢、李兩位共諜，前者與前總統蔣經國同名，後者與另一位前總統同名同姓，兩人同時出賣台灣的軍事情報給共產黨，還被媒體以「海軍退役『經國』牽線 現役『登輝』當共諜」為標題。 張祉鑫案除了是涉案軍官人數多達 8人、陸、海、空三軍種皆有，目前還傳出案情可能上升到張之前在金門的長官，前海軍 146艦隊長徐中華少將，但國防部不願證實。而對於張祉鑫究竟洩露了什麼樣的資料給對岸，國防部也不願說明。此案離譜的是，張祉鑫以現役軍人的身份加入共產黨。雖然在民主的台灣，人民有加入政黨的自由 (台灣分別有台灣共產黨、中華民國共產黨登記立案 )，但兩岸仍處於軍事對立，現役軍人加入中國共產黨，軍事法院檢察署認為此舉仍應被視為替敵人從事間諜活動，最重可判處死刑。 對於兩岸間近年來所發生的間諜案，司徒文認為，除了已被媒體揭發報導的案件外，「我可能忽略了好幾宗」。這些案件的共同點，是中國竭力取得更多有關台灣的指揮管制及通訊系統，以及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系統，這將會破壞美國與台灣在安全合作上的信心。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這麼多間諜案件的破獲是發生在兩岸關係表面上比以往都更好的時刻。」 叛將、間諜 讓國民黨丟了大陸 確實，和平時期的間諜案與所需情報，絕對與戰爭時期不同。而從國共對峙的歷史來看，國共兩次內戰，正是彼此特務、情報系統大對決的時期，從結果論，國民黨都屈居下風。 1927年 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短短 3天，上海的共產黨員和支持者，至少 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補，周恩來的人頭被懸賞 8萬大洋。國共隨後展開第一次內戰，中共中央於當年11月仿效蘇聯特務系統成立了「中央特科」，其下設置四個科，分別負責財務後勤、反間、打擊特務及建立聯絡管道等。共產黨培訓特務有自己的規則，其中也規定若是女同志必須被指定和男同志成為「夫妻」。 曾經在 1942年，為了反日本對台殖民統治而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台獨運動家史明(本名施朝暉 )，在其新書《史明口述史穿越紅潮》中提到他在上海時接受中共地下黨員訓練的過程，包括：單線領導，即除向上、向下的縱向連繫，同志間不會有橫向的關係；和同志接頭可以提早 5分鐘到，最多等對方 5至 10分鐘後就得離開；也不能留存信件或是備忘錄，避免被捉後當成證據等。從 1942到 1945年間，為了工作及行動上的方便，中共還派了一位女子「阿雲」在他身邊。 不過，特務技巧是為了訓練同志，為了要增加同志的人數、擴大我軍的範圍，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針對國民黨從組織系統到軍隊，執行「打進去，拉出來」的策略。 這項任務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由黃埔一期的陳賡執行。陳賡曾經在陳炯明事件中救過蔣介石一命而被蔣留在身邊擔任侍從參謀，但他在 1924進黃埔軍校之前兩年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蔣介石後來也因為知道他共產黨員的身份而沒有再重用他。陳賡成功策反了鮑君甫 (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 )，並透過鮑提供的情報，暗殺國民黨潛伏在共產黨的間諜。 而被共產黨列為地下工作前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胡北風)，亦是打進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錢壯飛當時受到調查科長官徐恩曾 (國民黨特務陳立夫之表弟 )的重用並擔任其機要秘書，結果，蔣介石第一、第二次圍剿江西蘇區的情報，都被錢壯飛交給李克農再轉給了陳賡。 不只負責黨務組織的調查科被滲透，中共間諜沈安娜，更是憑她每分鐘 200字的速記速度及工整的字體，一路從浙江省政府被提拔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凡是蔣介石主持的重要會議，無論是黨、政、軍、特，沈安娜都負責記錄，而所有的機密情報，也就照本抄送到了延安。 在 1945年到 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國共兩黨武力對決，共產黨的滲透方式更是從間諜延伸到了策反叛將。當時最有名的間諜，當屬在蔣介石身邊的郭汝瑰，及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被稱為後三傑之一）。 郭汝瑰在 1928年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8年在四川加入共產黨。他在國民黨內分別受到陳誠、白崇禧及蔣介石的重用，他所擬定的作戰策略每每都遭到共軍的挫敗，卻仍能受到提拔。1946年的孟良崮戰役，他事先洩露情報，導致蔣的愛將、中將師長張靈甫陣亡；1948年的徐蚌會戰 (淮海戰役)，當時擔任國防部第三廳 (作戰廳 )廳長的郭汝瑰，先是把國軍的佈署透露給共軍，作戰期間多次隱匿情報並誘使蔣介石改變作戰策略。 徐蚌會戰，國軍大敗，特別是蔣介石旗下的黃埔軍大失血，負責指揮作戰的郭汝瑰不但沒受懲處，反而在1949年升為中將軍長負責守衛四川。最後，他在蔣介石父子從四川鳳凰山軍用機場離開大陸的那天，1949年12月 10日，率領部隊在宜賓投共。 至於熊向暉，在 1936年於清華大學加入共產黨，1937年則被指派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由胡宗南在武昌師範親自面試通過。胡宗南當時的熊向暉（被稱為後三傑之一）。 郭汝瑰在1928 年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8 年在四川加入共產黨。他在國民黨內分別受到陳誠、白崇禧及蔣介石的重用，他所擬定的作戰策略每每都遭到共軍的挫敗，卻仍能受到提拔。1946 年的孟良崮戰役，他事先洩露情報，導致蔣的愛將、中將師長張靈甫陣亡；1948 年的徐蚌會戰( 淮海戰役)，當時擔任國防部第三廳( 作戰廳) 廳長的郭汝瑰，先是把國軍的佈署透露給共軍，作戰期間多次隱匿情報並誘使蔣介石改變作戰策略。 徐蚌會戰，國軍大敗，特別是蔣介石旗下的黃埔軍大失血，負責指揮作戰的郭汝瑰不但沒受懲處，反而在1949 年升為中將軍長負責守衛四川。最後，他在蔣介石父子從四川鳳凰山軍用機場離開大陸的那天，1949 年12 月10 日，率領部隊在宜賓投共。 至於熊向暉，在1936 年於清華大學加入共產黨，1937 年則被指派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由胡宗南在武昌師範親自面試通過。胡宗南當時想在西北培養出自己的人馬，他要熊「成為黃埔大家庭的一員。」熊向暉成為黃埔 15期學生，畢業後在胡的身邊從侍從副官當到機要秘書，當時，蔣介石給胡宗南的機密文件全都先經熊向暉手中，結果，國軍在 1943及1947年預計對陝北發動的兩次剿匪計劃都告失敗。 中華民國的敵人，從建國之初的滿清，到對日抗戰時的日本，國民黨都是贏家，卻唯獨在之後的國共內戰間，輸給了中國共產黨。究其原因，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的間諜、內戰時輸誠投靠的國軍，造成了國民黨丟掉中國大陸，敗走台灣；而正是因為這一教訓，蔣介石來到台灣後，讓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出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並在之後成立救國團，培育具黨團思想的青年。而實施戒嚴令，並且執行嚴格的保密防諜的工作，也是怕中共間諜的滲透。 沒想到，就在國共持續和解的氣氛下，中共滲透國軍的間諜案又不斷發生。以史為鑑，不可不慎。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3月19 日，在教宗方濟就職彌撒前，馬英九（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左下）交談   文/ 李蔚 簡單的講，不是教廷不願和中華民國斷交，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和教廷建交。 接過羊毛肩帶和漁夫戒指，低頭祈禱完畢。羅馬時間3 月19 日上午十點，方濟成為天主教第266 任教宗。 數萬名信徒擠爆了聖伯多祿廣場。過百名樞機主教、主教及其他基督教會的神職人員在祭壇的左側就坐，另一側則是130 多位世界各國外交代表和其他各宗教代表的座位。元首和特使們，依照國家名稱的法文拼音的字母順序就座。來自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和夫人周美青，就依照中華民國（République de Chine）的順序，位列第一排，排在智利（Chile）和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元首之間。 第一位見到教宗的總統 馬英九夫婦並不是第一對踏上教廷的總統伉儷。在此之前，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和陳水扁夫人吳淑珍，曾分別以特使名義參加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職二十和二十五周年慶典，陳水扁本人則在2005 年4 月前往教廷，參加若望保祿二世喪禮彌撒。但以總統身份晉見教宗，馬英九還是第一人。 去年5 月25 日，馬英九接見教廷特使帕迪拉（Osvaldo Padilla）總主教時曾表示，期盼未來四年任期內能有機會赴梵蒂岡覲見教宗。沒想到僅僅9 個多月，他真的坐到了梵蒂岡的貴賓席上——只是教宗已換了一位。 依循陳水扁時代建立的慣例——單純參加典禮；不做其它政治安排；不轉往第三地，馬英九出訪的幕僚團隊，在短短三天內，完成了出訪的一切準備工作。 身為一個不被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政治實體，教廷是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參加教宗的就職典禮，是中華民國總統能夠和世界其他國家政治領袖會唔的唯一機會。那怕這多半只是握握手，向着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說上一句「Hello，我是來自台灣的總統馬英九」，或者與美國副總統拜登聊一下TFA 協定。 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傳媒會緊盯著馬英九在會場上的一舉一動：「馬英九夫婦坐在第一排，右邊坐的是哥斯大黎加女總統秦奇亞（Laura Chinchilla）、左邊是周美青；周美青左邊坐的則是智利總統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伉儷。馬總統伉儷與智利總統皮涅拉伉儷交談數分鐘，氣氛熱絡……」 這樣異常細密的注視和報道，反映出台灣從傳媒到人民，對總統在國際場合出現，是多麼陌生新奇。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但馬英九的教廷行，既是歸凱撒，也歸上帝。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中華民國、教廷和中國三方錯綜微妙的宗教及政治關係。 根本矛盾妨礙中梵建交 教廷是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 雙方於1942 年7 月建交，1959年升格為大使館。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教廷召回駐華大使葛錫迪主教，駐台改為代辦層級。此後，中華民國絕大部分的邦交國都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毋需經濟援助的歐洲國家，更不在話下。之所以還留着教廷，簡單的講，不是教廷不願和中華民國斷交，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和教廷建交。 從2003 到2008 年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的杜筑生，在今年一月發表的新書「教廷的國際地位——兼論教廷與中國的關係」中分析，中國和教廷談判建交的傳聞始終不斷，但兩國之間卻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中國並不承認教宗任命主教的權威。 這方面最近的例子，是馬達欽主教的任命之爭。馬達欽原本出身中共認可的愛國教會，同時獲得教廷和中共的認可，但他在就職彌撒上強調自己只是輔理主教，而非當局任命的助理主教（因為當局不承認教廷任命的正權主教），並宣布辭去天主教愛國會的職務。當局就在12 月把馬達欽軟禁至今，更撤銷了他的主教職務。 杜筑生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撤銷教宗任命的主教。可見，中共不僅不承認教宗的任命權，甚至撤銷教宗任命的人事。 面對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教廷並不是不想進入設立教會。新教宗的名字「方濟」公布後，就曾經引發許多的猜測：因為耶穌會——新教宗正是出身這個修會——的創始人聖方濟·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當年就是在前往中國傳教的途中病故在廣東沿海的上川島上。 而對於新教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第一時間就重申立場，強調「中梵關係的兩條基本原則」並沒有變化，希望梵方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以實際行動為改善中梵關係創造條件」。所謂「中梵關係的兩條基本原則」就是：第一，教廷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第二，教廷不得干涉中國的內政，也就是境內教會主教任命的問題。 對此，馬英九在教廷接受台灣記者採訪時，脫口而出「連這種嘴臉都出來」，不滿之清溢於言表。不過他認為，中方這次的講話和以前還是不一樣，「沒有那種兇狠」，應該只是某種制式反應，但台灣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堅持立場的天主教會 在出訪教廷之際，馬英九多次提及自己出身天主教家庭，與教會有着很深的淵源。但其實在台灣信仰天主教的人口不多，天主教並不是宗教社會的主流。也因為如此，在世界天主教社群裏，有一樣意識長年被台灣人民忽視，就是出於人權和自由的堅持而滋生的反極權意識。 就以同文同種的台灣和香港比較，提起天主教，在香港，多數人可能會想起的是服膺左派思想，一生為受壓迫者拚搏的甘浩望神父，當然還有民主派先鋒的陳日君樞機；但在台灣，公眾一般會想起剛剛過世的單國璽樞機，會記得他在發現罹患癌症之後，走遍全台的「生命告別之旅」。單國璽和天主教，在台灣代表的多半是公益和慈善事業，絕少和追求正義、反抗極權聯結在一起。但考察單國璽的思想，卻實實在在的留着這樣的印記。特別是他生命最後階段的經歷。 在逝世前一年，原籍河南的單國璽希望回到大陸探親，但卻遲遲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批准。訊息曝光後，國台辦新聞局長楊毅這樣回答記者：「如果只是單純要回大陸探親，應該沒有問題」。 一句「如果只是」，話中有話。果然，在他逝世後，傳出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臨終前曾經託付單國璽，希望他到中國去探望信徒。但中國政府向單國璽開出條件：必須先拜會由共產黨成立、掌控的「三自教會」，並且和中國政府任命的主教會面。拒絕這樣要求的單國璽，最終至死都沒能拿到簽證。 2009年，達賴喇嘛應邀到台灣，單國璽是極少數出面接待的台灣宗教領袖。會面中，單國璽坦白說，「有人」給了很大的壓力，不希望他和達賴喇嘛會面；「南方的佛教領袖」也勸他不要見達賴喇嘛。「但我認為這是我必須做、是正確的！」 2010年 9月，單國璽樞機在台灣接見了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單國璽當面向他提出，中共應停止迫害宗教信仰。要談「大國崛起」，就不能違反普世人權；要談「和諧社會」，就不能迫害宗教信仰，否則這會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個大污點。 在中共當局愈來愈擅長運用文化、宗教作為統戰平台的今天，在台灣始終堅持不與中共妥協的，似乎只剩教廷領導的天主教會。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部分贊同維持英國海外領土地位的島民，在得悉公投結果後上街慶祝， 揮舞英屬福克蘭群島旗幟，表現雀躍   文 / 陳偉信 福克蘭群島公投中，99.7%的島民贊成群島主權維持「英屬」。國際社會將如何回應島民公投自決所表達的意願，可能再一次改變世界地圖及其他國家的國土命運。 3月 10日，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群島為馬維娜斯羣島）島民自發就是否維持英國海外領土地位進行公投，99.7%絕大多數公投票贊成「英屬」。就群島主權存在爭議的英國與阿根廷對公投結果反應迥異：英國表示歡迎島民意願，阿根廷則堅持主權問題為阿英兩國事務，島民無權自決。 福克蘭問題簡史 福克蘭問題的複雜性源於國際法對陸地主權的介定清晰，但不準確。「清晰」是指獲得土地主權的條件︰「先佔原則」、「合法轉讓原則」及「有效管治原則」；「不準確」是指當三項原則出現衝突時，何謂「先佔」、「合理轉讓」經常難以準確釐清。 福克蘭的爭議包括 1765年英國首批殖民者是否「先行佔領」並「有效管治」群島，1774年英國離開又是否等同放棄島嶼主權；還是按阿根廷的說法，西班牙在 1767年後一直有效行使主權，甚至先後將英法殖民者驅逐出島，因而阿根廷從西班牙獨立後理應繼承群島主權。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役」後，英阿兩國幾近斷交，至 1990年代中葉才恢復外交關係，並在 1995年簽訂共同開採協議。新近福克蘭問題之所以重新進入日程，源於 2007年阿根廷單方面退出共同開採協議，並於 2010年開始封鎖福克蘭群島附近的海域，強調要與英國直接開啟群島主權的談判。上星期的公投，就是 2011年由時任福克蘭群島總督希活特提出，希望由島民自決命運，以回應英阿就群島的主權爭議。 「自決」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卻忽略了國際框架對於自決的界定。事實上，自冷戰起，國際框架的自決概念一直在因應國際局勢而演變。 冷戰時期的民族自決 福克蘭島民認為自決原則適用於福克蘭，是基於《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 1514決議案中賦予非自治領地人民享有的自決權利。然而，在冷戰期間，自決往往受制於冷戰框架：例如，非自治個體的名單只包括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被蘇聯強制納入的加盟國從沒有加入在內；同時，西方社會為拉攏中國，避免香港和澳門日後也出現自決聲音，也將港澳兩地剔除出非自治領地的名單。 此外，區域政治亦是能否自決的因素。非洲團結組織有着維持殖民時期疆界及部落分布的官方共識，並廣義地將不同部落歸納為相同的「民族」，以免部落爭相自決，將剛獨立的新政體又再進一步分裂。人民自決的應用也只限於獨立於宗主國，不存在維持殖民統治這個選項。 冷戰時期的人民自決，很多時基於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戰時發表的「十四點和平原則」隱含的自由民族主義，即不同民族（nations）應擁有代表民族的世俗國家（state），因此民族可以自決命運。 南斯拉夫的政體自決 隨着冷戰象徵式結束及蘇聯解體，人民自決也進入另一階段。如前述，因蘇聯管治下的加盟共和國未有被納入非自治個體名單，本應沒有自決權利；然而，第三波民主化背後的潛規則令這些政權結果擁有獨立權利。與冷戰框架不同，早年這些獨立國皆以蘇俄時代的政權劃界為依歸，而非單以民族構成為基礎。 以南斯拉夫的解體為例，分裂出的 6個新政體均是南斯拉夫聯邦下的共和國，其獨立雖然經過公投洗禮，但一方面領地內有部分民族選擇杯葛選舉（如波黑的公投有接近三份之一的塞族人杯葛），另一方面部分自決是由政體所主導（如 1996年科索沃獨立），與冷戰時的框架不符。 亦因冷戰後的自決原則轉以政體為依歸，不少舊有相對自治的政體（如科索沃）也希望爭取獨立，但這些地區的民族性往往存疑。科索沃大部分人口為阿爾巴尼亞人，若依民族自決理應歸入阿爾巴尼亞，但科索沃的政體強調「科索沃人」的概念；這印證了後冷戰初期民族只是連接國際社會話語的概念而非實體。又例如，克羅地亞獨立時成立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也曾舉行公投，也有近九成的塞族人要求獨立並併歸塞爾維亞，但最終仍是併入獨立後的克羅地亞，可見冷戰後，民族自決已不再是常態。2008年科索沃再次以國會投票宣布獨立，更是這類「政體自決」的典型。 南蘇丹的部族自決 假如科索沃打開了「政體」自決的潘朵拉盒子，2011年南蘇丹公投則開創了「部族」自決的先河。 如前述，非洲的區域政治強調尊重殖民邊界，以免種族對立及分裂成為民族自決的基礎。1993年厄立特里亞獨立，法理基礎源於該國是意大利殖民地，只不過獨立後被埃塞俄比亞兼併。廣意而言，厄立特里亞的獨立仍然符合冷戰時期的非洲潛規則。 但 2011年的南蘇丹公投，卻開啓了最基進的「部族人民」自決。自南北蘇丹在十八世紀末成為英國及埃及共同托管的地區後，兩者並沒有明顯的殖民分界，南蘇丹亦沒有如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一般成立有效的自治實體以作分別，今天的南蘇丹自治政府亦不過是 2005年作為《全面和平協定》的過渡產物，並沒有歷史根據。 因此，南蘇丹的獨立案例開展了對於自決的新理解，亦改變了非洲政治的潛規則。自南蘇丹成功獨立後，達爾富爾地區、索馬里蘭共和國，甚至是馬里北部的阿扎瓦德國，均成為新「部族」自決下最具潛力的準國家。一旦南蘇丹人民自決的新案例被推廣應用，足以改寫世界地圖。 福克蘭群島的「島民」自決？ 因此，福克蘭群島公投可說是自冷戰起的民族、政體、部族等自決框架交錯演化而成的結果。而福克蘭案例的特別之處，在於其與同為英國海外屬地的直布羅陀在早年的案例也有不同。早於公元前 950年直布羅陀已有原住民出現，自此一直有固定人口可被視為「原住民」，作為享有自決權利的主體。雖然聯合國始終未承認直布羅陀於 1967及 2002年的兩次公投，但當地人早認為已自決國家維持「英屬」的命運。 然而，今天的福克蘭島民是否原住民根本無從稽考。福克蘭戰役前，只有零星的捕鯨者和駐守當地的志願軍以福克蘭為家。今天在福克蘭居住的人，不少是在福克蘭戰役後才移民當地，並根據英國法例享有英國公民身分。是次公投究竟是否符合人民自決原則，在國際法上仍有一定爭議。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及其他充斥分離主義的國家如中國，均不希望福克蘭模式成為新的公投自決案例。對美國而言，是次公投造成尷尬局面：應該捍衛人民自決的價值？還是優先維繫美國在南美地區的利益（美國與阿根廷外交關係）？ 對某些國家而言，新的公投模式若被確立，分離活動也將無日無之：人民自決原則也可被廣泛地應用在居民自決之上。因此，國際社會將如何回應福克蘭公投，不但影響當地主權誰屬，更可能再一次改變世界地圖及其他國家的國土命運。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余聲 攝影/ 臨溪 還只是個自由派知識分子時，王怡曾說，願陪沒聽過福音的蘇東坡「一起下地獄」。但幾起宗教維權案件、政府強力打壓、一次跌倒以及汶川大地震，讓這個自認驕傲的公知走到了上帝腳邊。 （編者按：本文為「新黑五類」系列之三。系列之一「弱勢群體賈靈敏」、「異見人士華 春輝與王譯」請見本刊第 45-46期。下期將推出系列之四「網絡領袖——屠夫」，敬請垂注。） 王怡在秋雨之福的教堂裏 在風琴的伴奏下，百餘名信眾隨着唱詩班低頭吟唱聖詩：「堅立在我主基督的應許上，萬古千秋永將主聖名頌揚；榮耀歸至高真神，我當歌唱，堅立在我主的應許上。」 唱詩聲緩緩落下，王怡牧師走上講壇，開始了《我父把羊賜給我》的證道宣講。 這是 2012年 9月 16日，禮拜日，成都秋雨之福歸正教會。 前一天和當日，因為釣魚島中日摩擦，四川成都發生了抗日遊行，有民眾砸了日資的商店。王怡就從抗日遊行說起：「昨日遊行砸店的暴躁，已被今日的細雨澆滅，成都經過雨水的沖洗，重現清新。所以，一切上帝早有安排。正如耶穌基督所說，信眾是他的羊，而這些羊並不是自己找到耶穌的，是上帝安排好賜予他的……」 台下上百人凝神靜氣，鴉雀無聲。教堂內只有王怡布道的聲音回蕩，在身後十字架白色燈的照耀下，他的身形也像閃着聖潔的光芒。 16日的主日禮拜，分上下午兩堂，每堂又分十五個小節敬拜上帝。時而朗誦《聖經》、時而詩班合奏、時而靜默禮拜，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王怡牧師證道宣講和為新信徒施洗禮。 每名新教徒或來觀摩的慕道友都可得到一本「主日周報」，上面不但印有禮拜規程，還有當天所用到的《聖經》語句以及聖詩，以便大家跟隨禱告或唱誦。 秋雨之福教會目前有接近 400名信徒，在中國的地下教會裏，屬於比較大規模的了。更重要的是，秋雨之福教會不但擁有自己購買的房產作為聚會場所，更在與官方的博弈中獲得了比較大的空間，形成了事實上的公開傳教。 在警察面前被「按立」 這一切，源於 2005年 4月 1日在王怡家的查經班團契。當時，王怡等大部分人都還是慕道友，他們一起接受「中國福音會」牧師的教導，學習改革宗出版社的資料和書籍，逐漸接受改革宗神學。2005年聖誕節，早已信仰基督的著名作家余杰從北京趕赴成都為王怡施洗。 隨着信仰的加深，王怡等人開始籌建教會。「一間地方教會的形成，最重要的是教義、教職和教產的確定。」兩年間，王怡等三人一起查考歷代信條和《威斯敏斯特信條》，教義逐漸統一。每周六的早餐禱告會也訓練了預備的教職人員。 契機發生在 2008年 5月 2日，家庭團契被政府衝擊和取締。警察問誰是帶頭人，王怡等三人站了出來，「弟兄姊妹說，這是在警察面前被『按立』（被授予神職）了」。第二天，宣告了教會的信仰告白。 5月 25日，四川「5·12」大地震後不久，秋雨之福教會正式成立，宣稱接受初代教會四大信經和宗教改革時期的《威斯敏斯特信條》，王怡等三人成為長老制下的長老。秋雨之福的名字，出自《聖經》詩篇：「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源泉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傲慢的知識分子 王怡信仰基督乃至後來成為牧師，曾經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因為那之前，他是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曾宣稱自己不會有信仰，而且不會要孩子，保持「丁克」家庭。 生於 1973年的王怡原為成都大學老師、憲政學者。 網絡剛入中國時，論壇成為網民發表言論的自由廣場。王怡在 2000年擔任「關天茶舍」的版主，將該論壇推向鼎盛，並成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一個聚集地。王怡本人也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隨筆集《載滿鵝的火車》和《不服從的江湖》等書，以其充滿畫面感的描述和清麗脫俗的文筆以及深邃的思考，一時洛陽紙貴，引領了當時的網絡風潮，也為王怡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除此以外，王怡還參與了一系列的民間維權事件，並於2004年入選《南方人物週刊》「影響中國的五十名公共知識分子」。王怡說，他當時是一個很驕傲、甚至傲慢的知識分子，「公義這個詞讓我特別驕傲，覺得自己是一個行公義的人」。 余杰還記得，當他第一次向王怡傳福音的時候，王怡回答說，蘇東坡是他心目中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如果蘇東坡因為沒聽過福音就會下地獄，這個信仰就是無法接受的，他「寧願陪蘇東坡一起下地獄」。 掉下來的蘇東坡 事情在默默地改變。 作為一名憲政學者，王怡 2004年接連參與了幾個國內的家庭教會受迫害案件。在調查、寫作和訴訟中，他通過蔡卓華案、華南教會案等實例了解到中國地下教會對信仰的堅持，以及政府對其强力的打壓。而且，他從一些信教農民的「臉上看到一種聖潔的光」。 政府的打壓還傳遞到王怡本人。那一年，他被學校停課、被禁止在媒體發表文章。官方通過匿名電話騷擾他和妻子，甚至用調查的手段騷擾他的父母。這些外在的壓力和經濟上的困難，曾使王怡處於恐懼之中，「不是害怕坐牢，而是不知道未來。」 精神的沉重甚於現實的困難，家庭環境也陷入困頓。王怡的妻子蔣蓉開始信仰基督教，並邀請一些同道到家裏查經聚會。看到了世俗價值理想的有限性，堅持多年的個人主義根基已經動搖，「出現强烈疲憊感和虛無感」的王怡也參加聚會。但他的內心是猶疑的，既沒有獨自一人開口禱告過，也沒有獨自一人唱過讚美詩。 直到那一天。王怡站在高凳上，去拿書架最高處的一本書，不小心摔了下來。躺在地上，血流不止，王怡莫名其妙地開始禱告：「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天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王怡想，如果一隻麻雀掉下來，都有神的主權掌管，那他掉下來是什麽意思？ 神啓！縫了九針、在病床上躺了一個月後，王怡相信了上帝的絕對主權，「不僅掌管我裏面的一切，也掌管我外面的一切。」他通過「五個一」來尋求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意義：一位上帝，一個妻子，一間教會，一座城市，一份召喚。後面三個一——秋雨之福教會、成都、傳道人，被王怡確定為一生的使命。 王怡强調，他信仰上帝的歷程，主要是對知識分子這個身分的不斷反省和悔改，從而破除「今生的驕傲。」 但他在多年之後依然承認，信仰上帝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個知識分子經過深入探索和思考後，對自由主義正義觀的迷茫。「天賦人權。沒有天賦，何來人權？」「人人平等的基礎是什麽？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王怡說，他相信自由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也是善的和公義的，但如果沒有上帝作為源泉，在獨裁者面前就沒有自信心。 所以，王怡對上帝的虔誠，不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中國憲政轉型的期許。 王怡正在布道 擁有一間自己的教堂 王怡認為，當今中國正面臨着人類歷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歷史轉型，不僅需要政治經濟制度的改變，更需要民族文化的轉變，這一切，都將以信仰的轉型為核心。而基督教將擔負起重塑中國人信仰的重任。 1949年中共建政時，中國除了有100萬天主教徒，只有 80萬基督徒。在政府的嚴酷政治迫害下，三十年後的 1979年，竟然統計出 800萬基督徒。目前國內的基督徒可能達到七八千萬人。「正是因為基督教這一信仰共同體的內在生命力，超越了它所遭遇的政治高壓的殘酷，才能形成自發演進秩序，成為在中共最嚴厲的打壓下唯一逆勢增長的組織化的民間力量。」 在當代中國，家庭教會幾乎是唯一的在國家體制之外擁有豐富生命經驗的社會共同體。「家庭教會已經形成一個隱形的公民社會。」王怡判斷，中國憲政轉型之後，基督教將主導中國人的公共文化、道德生活、家庭價值與人際交往模式。 加入教會前後，王怡依然以知識分子的身分參與各種活動。2005年，參加斯洛文尼亞舉行的國際筆會年會，在閉幕式上作題為《我們不是作家，是人質》的演講；2006年，在台灣東吳大學出席「兩岸知識分子論壇」，同年入選法國外交部「未來人士計劃」，並在華盛頓參加「中國宗教狀况高峰會議」，會晤美國總統布什；2008年，在華盛頓出席「全球基督徒法律人大會」，獲頒「促進宗教自由傑出貢獻獎」。 既有著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背景，又對基督教倫理與中國現實的深刻見解，信仰上帝後，王怡自然成為家庭教會的核心。 政府的防範和打擊從未放鬆。衝擊聚會場所、驅散聚會信眾、扣留和拘押教徒，是家庭教會面臨的常態。教徒們把每次磨難當做上帝對他們的考驗，政府的打壓甚至成為促使教會成長的力量。教會就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壯大起來。 2008年的一次衝擊和取締，直接促成了秋雨之福教會的正式公開成立。當年 12月，王怡辭去成都大學的教職，成為全職長老。 2009年，中國官方統一開展了新一輪對家庭教會的打擊和取締。據說，當時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選了三個典型教會進行重點打擊。上海萬邦教會，是國內規模最大的地下教會，擁有信眾約 1600人；北京守望教會，國內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地下教會，擁有信眾約 800人；而選擇當時只有 80名信眾的秋雨之福教會，則是因為王怡牧師的政治影響力和與海外政治界宗教界的廣泛的聯繫。 4月，秋雨之福教會被趕出租用來做禮拜的會堂。6月 21日，成都市民政局和警方正式認定秋雨之福教會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 一連九周，秋雨之福教會的信眾聚集到錦江邊的街心花園進行戶外崇拜。在這最困難的時期，王怡被選為教會的教導長老即牧師。 有位信眾說，如果教會自己買房做教堂，政府就不容易這麽隨意驅趕他們了。 這是一個大膽的想法，對一個剛剛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地下教會來說，甚至顯得瘋狂。沒有法人身分，用什麽名義購買？到哪兒去尋找一個合適大批信眾禮拜的場所？巨額資金如何籌措？怎麽躲開政府相關部門的阻撓？一系列障礙擺在面前。 但擁有自己教堂的誘惑太大了。王怡等信眾向上帝祈禱，商量對策，祈求上帝的指示。當决定買房後，事情進展得極其迅速，籌錢、選房、簽合同、交首付、裝修……當年 8月，秋雨之福教會就在自己的教堂內開始聚會禮拜了。 地震後的成都高層住宅降價，一周內教徒們奉獻凑足了二十萬元首付，用幾名教徒個人的名義買房，在當局尚未做出反應之前就進駐。一切都異常順利。 中國政府2009年打擊地下教會，可以說是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上海萬邦教會被拆分，北京守望教會幾乎被打散，只有秋雨之福教會可以說因禍得福，借機購買了「教產」。擁有自己的教堂，這在全國的城市地下教會中，也是僅聞的首例。王怡說，這是上帝賜給他們的又一個奇蹟。 來自政府的逼迫並未因此而减弱。查抄非法聚會、檢查消防措施等，各種手段齊施。那半年，王怡四次被警方拘押。 平安夜的牢房，牧師、妓女與小偷 秋雨之福的教徒們用溫和而堅定的態度應對來自政府的壓力。你查抄，我們與你講法律、堅持索取執法手續、要求嚴守執法程序；你扣人，只要按照法律程序，我們默默忍受，向上帝祈禱；你檢查消防措施，我們按照要求超額配備消防器材，按時進行消防演習，並邀請相關部門官員現場觀摩……2010年聖誕節平安夜，政府也曾强硬地驅散聚會、查封場所、抓走王怡，教徒們則馬上到成都最繁華的春熙路聚會，並向行人發放福音單，唱聖詩「報平安」。那晚，超過三十名教徒被抓。 經過長期的博弈，秋雨之福教會爭取到了生存的空間。正常情况下教徒聚會，只有管片民警監控，政府逐漸减少了騷擾動作，默認了秋雨之福教會的存在事實。打壓的减弱從王怡本人的經歷就可以明顯看出：2009年下半年，四次被拘押；2010年到現在，只拘押他三次。 王怡認為，這是大環境使然，「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已經明白，地下教會的存在根本不可能被清除了，所以他們打壓的力度在放緩——不是進攻了，而是在防守。」 信仰上帝初期，王怡用筆名在《南方人物週刊》開有專欄「電光倒影」，後來結集為《天堂沉默了半個小時》。雖然與他的第一部書《載滿鵝的火車》一樣同為影評隨筆，但新著每一篇都是在借電影談信仰談上帝。 很多曾經與王怡同氣相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四個字評論王怡的寫作內容的轉變——隨處布道。 而王怡對此很堅持。他說，他的文章受到很多非基督徒的歡迎，「我很感激神，神在鬆動人心，預備萬事。通過我卑微的寫作，讓更多讀者讀到基督徒對信仰的公共表達，和對文化的介入。」 辭去教職、全職奉道後，王怡的專欄被迫關閉。他的寫作更是轉向福音性文字。 現在，王怡的生活非常有規律，以主日禮拜為核心安排每周的活動。 9月 16日的主日周報顯示：17日、18日為周一周二，外出參加「提摩太修會」。19日周三，上午為「同工晨會」，王怡短講《加爾文的靈修與祈禱》，並主持會議；中午有「恩言團契」；下午有「門徒課程」，王怡帶領學習《聖經》的「耶穌降生」篇。20日周四，是王怡妻子蔣蓉主持的「媽媽下午茶」。21日周五，「同工培訓會」，王怡進行「大要理問答」。22日，「周六晨更」，王怡帶領學習《箴言》；「恩召團契」，在幸福梅林高威自行車公園學習「生命出埃及記」。23日主日禮拜，王怡將進行上下午兩場《信我的人永遠不死》的證道宣講，當晚還有「天路愛侶」月間團契。 曾經的大學老師，現在卻天天面對形形色色的「弟兄姊妹」宣講，有沒有失落？王怡說，他現在擁有的是最自由的講台，在中國沒有一個大學教授、沒有一個媒體記者能够擁有。 曾經名滿天下的公共知識分子，現在卻過這種程式化枯燥的傳道生活。王怡是怎麽想的？ 王怡用一次被拘押的經歷來回答，2010年平安夜他被抓走，關在派出所的臨時拘留室。當天晚上，同牢房的是一個妓女和一個小偷。平安夜、牢房裏，一個牧師、一個妓女、一個小偷，三人構成了一種奇特的場景，「我相信，這是上帝早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啓示。」 王怡在主持婚禮   王怡小檔案 1973年生於四川，畢業於四川大學法學系，曾任成都大學法學講師，中國著名的憲政學者，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影響中國的 50名公共知識分子」，2005年信主受洗，2008年辭去教職，成為成都秋雨之福教會長老。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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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曾在傳統聚落生存中，與環境相賴相生，圓渾一體。但在今日「發展」當頭的拆建大業裏，生存環境和時代的變化，令他們變成孤零零的局外人，自己家鄉的「異鄉客」。 喀什 清真寺拆掉大半，成了男孩們的戰場 喀什 這一片拆得像沙塵中央的大漠。 喀什 他是今天全喀什最髒的小孩嗎？ 陳琬小檔案 （Vanvan Chen） 人文攝影師，2012-2013年度馬格南主席大師班成員，同年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夏季駐村藝術家。 出生於廣州，居停於德、中兩國間，柏林自由大學傳播學碩士，馬普硏究院學術逃兵，業餘馬拉松跑手。 喀什 她要看子彈打人有多疼 喀什 街道衛生所，她神色安寧 烏魯木齊二道橋 年輕的母親，眉間有愁容 攝影師手記 「娃娃一早就被叫到學校裏去了」，阿不多語氣並無不忿，嘴角還掛着客氣的笑意，回謝我剛才逐個音節，費力鑿出整句維語「肉孜節快樂」。可今天不是過年嗎？「怕娃娃們放假閑了，跑去讀奇怪的書。」是誰在怕？那張看不見的網，應着節倏爾緊縮。 維吾爾人歸宗遜尼穆斯林，齋月以錦衣玉食的肉孜節作結。若較真溯源，肉孜節轉譯自波斯語，其實卻是祅教的禮數。難怪喀什老城的吃穿用度，與亞茲德（Yazd，亞茲德位於伊朗中部，是瑣羅亞斯德教即祅教的文化重鎮）恍若鏡像，兩座對稱的迷宮隔着喀喇昆侖彼此呼應。那年要走到亞茲德，我才摸到了波斯的脈搏，正如目下喀什之於維吾爾。 可老城在邊拆邊建。工地裏淌汗的是四川民工，離棄珠三角沒落工廠坐五六十小時的長途巴士過來，活兒像牲口那般重，賺得差強人意。卸去維族民居殘舊的土牆，內庭竟一式清涼雅致，像泥沙裏隱忍的蚌死守着耀閃珠光的內壁，初到的女民工驚得說不出話來，只眉飛色舞，比劃給我看。 日常光陰超越於蛋或牆的立場。齋月收尾，只消看少女華服出行，慷慨施捨予唱民歌的流浪藝人，笑孩子們一路打槍舞棍，演示大漠桀驁不馴的本性，或與圓潤婦人執手相看，午後樹蔭下靜靜候着她繡好衣裙，才入室盤腿敬謝過巴旦木切糕，甜味凝在齒間，三日未散。那卷畫軸，不受政治建構。 艾提尕爾清真寺的細部模糊，在我走過的伊斯蘭世界中，工藝水準委實不算多高。絲路上連接着幾個斯坦，我總覺得喀什的關懷並不在彼岸。即便這些年到周邊開掘金礦的漢人愈來愈多，喀什並不太費力自保，老城的土房子拆了還依原樣原址重建。 這般氣定神閑，資本更厚的烏魯木齊反而做不到，維回漢混居的二道橋老區逃不出中國城市改造的一般命運，舊房子一旦夷平，便迅速交付房地產開發，拔地建起摩天大樓。在二道橋廢墟等待烤饢出爐，我信口講起伊斯坦布爾的金角灣，他們眼裏都閃出了光。 穿過喀什老城，這一年，阿米熱剛考上重點高中，漢語好的同學會歸到快班，負載三年後上北京念大學的期望，「跟男人談戀愛會影響學習」，她一本正經告誡。青翠的16 歲，對阿派克霍加墓的紋飾毫不上心，情願領我到人民公園玩足整日機動遊戲。若干年後，阿米熱的故鄉回憶裏，仍會保留着人民公園大汗淋漓的大暑天，像世界其他角落一切活得自然健康的少年。若身分不曾受傷，人大抵不需着意強化文化認同與歸屬。 於是，提着相機一再迷途於古城，我問自己：卡蒂爾-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昔日在墨西哥，可有意尋獲任何立場？答案是：沒有，他只串起陋巷日常中的美。 2013年03月18日13時58分49秒 Café Electronique, Tbilisi, Georgia 烏魯木齊二道橋 市井間起舞的女孩 喀什 爸爸帶他來吃烤肉。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