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中日两国在中国东海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争端，在两国沙文主义者的鼓动下持续升级。两国政府应尽快拿出必要的政治才能，缓解紧张局面。 无人居住的尖阁诸岛目前由日本管理并控制，日本政府从私人所有者手中租借这些岛屿。目前该群岛的资源仅限于渔业。尽管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在当前看来 价值微乎其微，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框架下，其吸引力大大提升，因为依据该法，可以以尖阁诸岛为基点设立专属经济区。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政府对临近海域一长串海上岛屿的领土主张越发 强硬，这时刻刺激着邻国的神经。 就尖阁诸岛而言，一度平静无事的状态被中日双方的闹事者们打破了。中国渔民开始挑战日本对岛屿的控制权，去年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了一艘中国渔船的船 长。日本方面，好战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为购买这些岛屿向民间筹资，以便东京地方政府对岛屿实施商业开发。这种未经授权的“插旗”行为，因可能对日中关系带来的损害，受到日本驻华大使前所未有的批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解决领土争端的一种途径——但这需要各国在灰色地带理智行事。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已能在不放弃领土主张的条件下，共同开发 争议地区的资源。中日两国政府若能采用这种模式，将有百利而无一害——尤其是，中日两国此前已承诺共同开发中国东海其他地区的天然气资源。维持尖阁诸岛现 有安排是实现这种模式的最好方法。 日 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近期宣布了由日本中央政府购买尖阁诸岛的计划。这一举动肯定会激怒中国政府——尽管该方案看上去也是为了阻止石原慎太郎更加激进的计划。如果野 田佳彦的计划能保证这些岛屿继续维持尚不开发状态，或许是最有希望平息这场主权争端的办法。但野田佳彦必须迅速灵活施展外交手腕，说服中国政府放下这个问 题。 要成功解决争端，尖阁诸岛所有利益相关国政府必须牢记，爆发公开冲突的代价远远超过控制岛屿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 译者/何黎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 30 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 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 ， Riverhead 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 2003 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 The Corpse Walker ），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 God Is Red ，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 Woman from Shanghai ）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 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 9 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 10 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 1950 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 4 月 26 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將此書評為 2012 年春季 10 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把此書列為 2012 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 The Oprah Magazine ）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 10 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 Library Journal ）則列此書為 10 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 月 26 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 70 、 80 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 20 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