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郑也夫按语: 我孤陋寡闻,感谢老朋友刘擎让我了解这段史实。它给了我们多维的启示。美国学术界、文化界的主流在度过了最初的休克后，“媒体的关切主要是放在道德评价以及抄袭在多大程度上有损于金的历史地位和英雄形象。……（学者们的）这组专辑的文章……将抄袭事件置于金的生平、历史背景和多种文化交错的语境中来探索”。如《美国历史学刊》主编David Thelen在导言文章中指出，金的抄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某一派别中的多数人长久地罔顾事实，学术界（涵盖各派）长久地在事实认定上争论不休，毫无共识，这状态既是民族学术界、文化界的灾难，又是智者阶层道德与心智双重低下的指标。        1991年10月，我初到美国不久，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马丁·路德·金博士论文存在抄袭（plagiarism）的消息，当时感到的震惊无以名状。虽然早就过了崇拜偶像的年龄，但这位民权运动的领袖、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神学博士、魅力型牧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邪恶势力暗杀的烈士，仍然是我心中不可亵渎的英雄，难以想象他会与抄袭剽窃之类的行径有任何牵连。于是，凭借一个中国人“本能的”政治敏感，自然地就生出一份警觉：这会不会是什么阴谋？会不会是右派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污名化运动？存着这份怀疑，便开始关注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却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教益。 　　 　　事件的始末     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4月被暗杀。无论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他遇难之后的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可能存在抄袭的嫌疑。唯一的例外是Ira G. Zepp，他在197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金的自传性作品《迈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1958）抄袭了两部著名的神学著作，但这篇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真正导致抄袭事件爆发的线索，是由一群支持金的进步学人在研究中发掘出来的。他们完全始料未及。     1985年初，金的遗孀Coretta Scott King代表“马丁·路德·金中心”（她是该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邀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Clayborne Carson来主持启动“马丁·路德·金文稿项目”（th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apers Project），其主要目标是编辑、勘定和出版具有权威可靠性的《马丁·路德·金文集》（计划出版共十四卷，目前已出到第六卷）。在Carson教授的主持下，这个项目受到中心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支持，并在1986年获得了NEH基金会五十万美元的资助。但在项目的注解研究过程中，金的抄袭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使编辑工作遇到了许多难题：是不是应该将存在抄袭的文章选入即将出版的《文集》？如何向读者传达这些文章中未注明的引用出处？是否应当标明每一例“文本挪用”？是否要确定哪一例构成抄袭？虽然后来有人指责Carson教授“企图掩盖真相”，但他自己在回忆文章中力图澄清：当时在团队中“没有人反对公开我们有关金抄袭的结论”，大家只是对“以什么方式来呈现这些发现”有过激烈和广泛的讨论。文稿项目团队在1988年发现了首例抄袭，但他们在能够确定问题的广泛与严重程度之前，一直将有关信息严格地保留在项目团队内部。到1989年9月，Carson教授开始与金的夫人以及项目顾问委员会协商，他们经过“多次艰难的讨论”，最终在10月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将在正式出版的《文集》中以编注的方式标明每一例抄袭疑点；第二，在《文集》第一卷出版之前，将单独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充分讨论金的抄袭问题。Carson教授非常希望由他的团队来掌握这一新闻的首发权，并计划在学术刊物而不是公共媒体上首次公布他们的研究发现。这是为了公允、全面和客观地呈现事实，避免可能的炒作和误导。     但是，项目顾问委员会中的另一位学者提前走漏了风声。他在美国南部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中，和其他几位学者谈起了他们团队的“发现”，消息很快传播开来。1989年12月3日，英国《星期日邮报》上发表Frank Johnson的文章，他从Ralph Luker（Emory大学教授，文稿项目的副主编）那里获得消息：金于1955年向波士顿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大量抄袭了同门学长Jack Boozer三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但这个报道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即刻反应，它们在此后的十个月当中一直对此保持“集体沉默”。实际上，美国几家主流报刊几乎同时获得了相关线索，但出于审慎或“政治正确”的原因未做报道。在此期间，有不少记者打电话向Carson求证，但他一律以闪烁其词的“外交辞令”予以推诿。因为Carson仍然在争取首发权。他的团队终于在1990年6月完成了独立调查的论文，并与声誉卓著的《美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取得联系，希望能经过最快的匿名审稿程序，在12月发表。但是，JAH的主编（不顾Carson的反对）坚持主张，这篇文章必须与其他多位学者的文章编排在一起，作为一个“圆桌讨论专辑”同时发表，因此，还需要拖延更久。这令Carson教授非常沮丧，他意识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将会失去对首发权的掌控。（以上两段主要根据Clayborne Carson的回忆文章“Edit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Political and Scholarly Issues”）     1990年9月，美国一个老派的保守文化杂志《编年》（Chronicles: A Magazine of American Culture）发表文章公开了金的抄袭问题。波士顿大学时任代理校长Jon Westling随即致书《编年》杂志（后来在1991年1月号上刊登），断然否认对金的抄袭指控：“金的博士论文已经受到学者们的细致审查与核查，没有发现一例任何种类的抄袭……没有任何一位评阅人曾发现，在整个343页的论文中有任何一页存在任何未被指明来源或误指来源的引用、误导性的变换措辞的释义，或有借用而不加恰当学术参考文献的思想。”Westling校长的大胆背书显然是一个匆忙草率的个人意见，因为当时波士顿大学正式任命的审查委员会才刚刚成立。委员会由四位教授组成，准备就学术规范问题对金的博士论文进行全面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对是否取消金的博士学位提出建议。此时，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掌握了更为充分的证据，准备打破沉默。Carson教授也在记者的压力下决定配合媒体的报道。11月9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特写（文章在Carson教授的要求下，没有使用“抄袭”的字眼）。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11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11月21日的《高教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相继跟进发表文章。频繁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一直延续到1991年初。至此，马丁·路德·金的抄袭问题（在他遇难二十多年之后）被完全被公开。 　　 　　事实的鉴定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中，可以听到出自各种政治与道德立场的不同声音，但争议主要发生在如何对事实做出阐释和评价。对抄袭事实本身的认定，知识界很快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判断，没有任何重要的分歧。     1991年10月，波士顿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向校方提交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指出“确定无疑的是，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抄袭作为，他挪用材料的来源有些未在注释中标明、或错误标明、或泛泛标明，并在行文的间隔之中，稍作措辞变化或逐字逐句地挪用了别人的材料”。他们鉴定的结果是，抄袭的比重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占45%、下半部分达21%。审查小组没有考虑取消金的博士学位，因为这“无济于事”（serve no purpose），况且金的论文仍然“对学术做出了一份智识贡献”。但他们提议，在图书馆收藏的金的博士论文副本中附上这份鉴定意见书。Westling校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委员会四位教授“开展的调查具有彻底的学术性以及对细节的谨慎关注，并决意不受非学术考虑的影响”。（New York Times, O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