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

据新华社6号的报道，虽然有法学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公开的材料看，吴英集资诈骗的罪名是成立的，但公众舆论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一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天都在高密度更新相关评论；吴英的父亲和妹妹每天也都会接到众多表达同情，并愿意提供帮助的陌生电话；北大、清华和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专家，以及张思之、李长青等知名律师纷纷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与此同时，诸多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的投票结果显示，98％以上的投票者均认为吴英罪不致死，甚至有人呼吁为吴英捐款，填补那3个多亿的亏空以挽救其生命。报道感慨说，一个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会判决如此背离，实属罕见。 此外，有资料显示，2006年12月，因为债务纠纷，吴英被义乌市的杨氏家族成员所绑架，并被强迫签署了空白文件30余份，现金支票330万以及现金数万元被抢走，并被迫交出数张银行卡的密码。然而，当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却一直没有立案，不仅如此，她还在两天后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民营企业急需贷款，银行不管，绑架抢夺属于刑事案件，公安也不管，而原本属于民事领域的民间金融活动，只因为有利可图，政府的积极性却上来了。 中选网上知名维权律师滕彪的文章说，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的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据悉，吴英借贷金额总计7.7亿，但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就连所谓的“受害者”都没有站出来，公检法又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呢？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在哪里?实际上，吴英与11位债权人均为朋友或固定合作伙伴，因此，就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都够不上，判其“集资诈骗罪”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事实上，吴英非但不存在什么“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中国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尽管她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近些年中国GDP增量的80%以上都是民企创造的，但民营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只能靠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有学者透露，有关部门两三年前就已经搞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草案，但全国人大法工委却一直拒绝提交这个草案，无法进入讨论程序。解决问题之本，应在开放市场，建立自由金融制度，反市场、高腐败、低效率的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断无依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之道理。若干年后回头看，当中国自由金融体制得以建立，吴英们的行为应当都是正当合法的、符合市场规律的、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而今天这样的行为竟获死罪，这是何等的悲哀。 吴英能亲眼看到那一天吗?以投机倒把罪为例，中国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到2008年才被废除。此前，有太多同胞被定为投机倒把而入狱甚至被处死，而他们从事的交易行为今天看来是完全正常的。我听过一个案例，有个人把一些猪从一个省赶到另一个省去卖，竟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温州从事民间金融的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1991年被处死，她是中国死于投机倒把罪的最后一人。现在回头看，这些同胞难道不都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吗?不正是他们的生存需要、才能和勇气，逼出了市场化改革吗? 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就不能长一点记性，避免这类悲剧吗?小岗村的18个立下生死状的村民如果被枪毙，后果将会如何? 我们就不能稍微仁慈一些，为了那不久的将来定会实现的自由金融体系，非要人头落地、扼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吗? 文章又说，一个本来健康的制度可以避免某些人性之恶，一个激发人性之恶的制度却迟迟得不到修正废除，又是谁之过呢？吴英就算有罪，也是社会变革大背景下不健全的融资制度之罪，更是历史和社会之罪，让吴英这样一个毫无特权的弱女子来承担，这是极端残酷和不公正的。 另一方面，抛开案件证据本身，吴英不是完全清白的，但你我也不是，因此，我们不能太过幼稚和势利，在吴英有钱的时候，我们仇富；在她落难的时候，又不闻不问或幸灾乐祸。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吴英，我们都是过去那个体制之下的幸存者，我们没有成为牺牲者，仅仅是出于偶然。“总有人牺牲，只要别轮到我头上，”这些人往往话音未落，灾难就已降临，幸存者得到制度变迁的好处，但没有谁幸运到每一次都是幸存者。滕彪最后强调说，因此，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当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呢？ 此外，针对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日感慨“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的说法，有网友质疑说，此一时，彼一时，尽管邓小平当年能够保护年广久，但他如果活到现在则未必就会保护吴英了。究其原因，当年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可以“黑猫、白猫”兼容；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早已今非昔比，不仅不再需要像吴英这样的企业家，而且吴英他们甚至已经对政府的垄断地位形成了威胁，杀掉吴英就是除掉了一个心头大患。因此，吴英此次被判死刑，可谓是“恰逢其时”，民间所谓“卸磨杀驴”也。（网友呈博语） 另据了解，日前,吴英父亲透露（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210/182111355500.shtml），吴英名下房产价值超过5亿元，足够抵债，吴英并非资不抵债，这才是关键。如果吴英能够偿还债务的话，那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条就不成立了，所以现在呼吁的重点，我看应是查清吴英的资产情况，是否能够偿债，已被低价拍卖的要追回来。至于说罪不至死，那是另外的事，能够偿债的话，本来就没有罪。（网友国洪新） 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我们每个人都是负有责任的，吴英案是整合企业家，法律人以及普通公众很好的案例，大家不妨从这个案例开始来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

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一个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 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她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事件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1991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一位时年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今年1月18日，吴英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两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当年致郑乐芬于死地的投机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决死刑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另外两位浙江籍女性――丽水的杜丽敏和台州的王菊凤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诉求放在了地方官员贪腐和资产处置的不正当性上，有传言，东阳当地政府官员私自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而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以致于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请，希望严惩吴英。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些人是杀死吴英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