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好多年前，我听周其仁教授在课堂上问：“历朝怎么从来没有过毒大米？为什么毒大米只出现在今天？” 　　诚信这回事，中国企业界向来知易行难。没人感到意外，没人天真到那个地步。蒙牛针对伊利和同行的暗黑宣传战及曝光后的持续发酵，展示了乳业锲而不舍挑战底线的努力，终于又让人们吃惊了一次。 　　也许本是同根生，所以相煎特别急。蒙牛与伊利有特殊渊源，两家企业在竞争中有极强的零和游戏心态。但为什么激烈竞争不是导致更优质更可信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导致向下不断突破商业诚信底线？ 　　因为失信没有成本，不受惩罚。 　　奶粉掺三聚氰胺事件，案发于三鹿，包括蒙牛、伊利在内，乳业几乎全行业失陷。结果如何？三鹿垮台，但其他乳业公司跟这事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三聚氰胺奶受害者集体诉讼被压制。政府杀一保百，收效几何？ 　　消费者对乳业质量信心全失。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的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赴美中国官员主要采购的对象是奶粉。这是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消费者，只能怀着不信任与恐惧，在中国乳业品牌中胆战心惊地作坏与更坏的选择。 　　这时候蒙牛做什么？造谣。与健康切身相关但不知相信还是不相信好的信息，已经使消费者如惊弓之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企业？才能不惮于再拨弄一下这群惊弓之鸟以求商机？ 　　市场失灵，是因为政府失灵。让失信者付出足够代价，才能使诚信有价值，阻断企业突破诚信底线的轨道。我支持伊利发起侵权诉讼，要求警方彻查，勿用锯箭法了事。我们失去过一次机会，不要再失去这一次。 　　订阅我的博客：http://blog.caing.com/rss/user/4.xml  发表于本期《新世纪》周刊编辑絮语栏目 发表评论 | 查看原文 更多收获，请注册财新网 | 深入交流请登录思享家(i.caing.com) | 关注财新网微博 更多精彩内容： 财新网首页 | 金融 | 商业 | 宏观 | 政经 | 海外 | 读书 | 杂志 | 视听 | 博客 | 世博 | English 财新传媒系列刊物订阅 | 电邮订阅 | 财新全媒体 for iphone | 手机访问：http://m.caing.com

　　 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十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周其仁个人网站： http://www.zhouqiren.org/ 　　最新公布的中国广义货币量，达到68.8万亿人民币。这是今年8月底的数。对应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呢？目前还只有上半年我国GDP的统计结果：总量是17.3万亿。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放到一起来估计，到今年年底我国的广义货币有可能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 　　这是两个不可直接比较的量。广义货币（M2）是存量，因为货币发出去一般不会消失，所有以往发出来的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购买商品与服务——除非发生像朝鲜那样的政府翻脸不认自己发出来的货币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间新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正如本系列评论反复提及，货币别无他用，主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提供服务。一个经济转起来的时候，需要多少货币参与其中，流量与存量之间总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也是以前提到过的，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 （即广义货币占GDP之比），先是由低向高发展，但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倒U字的图形。中国经济在计划时代的货币指数奇低，非常合乎逻辑；改革开放后，货币指数随市场化进展而上升，也合乎逻辑。比较不容易解释的，是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1997年 过 124% ，2005年 过162%，目前看依然扶摇直上，还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让我们先把好不好的问题搁置在一旁，如此越来越高的货币占GDP之比，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上篇专栏文章提出把制度变量引入货币分析，其实提供了一种调查研究的思路。这里要考虑走几步。首先，对货币数量方程中的那个Q（即商品劳务量），不能只限于观察“已经成交的”部分，还要考虑“潜在可以成交的”部分。其次，特别关注制度状态对潜在的商品劳务转化成现实的商品劳务的影响。最后，探查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原因，不仅要看货币总量，而且也要看货币化进展的程度。就是说，物价变动不但可能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可能来自于潜在的商品劳务进入市场的状况。传统的货币主义高度关注货币量，前提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货币化已经趋于稳定，可以在理论上像货币流通速度一样假设为不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 　　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我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这当然不是报刊专栏的合适题材。不过就其大要，就算是挂一漏万写下几笔，也对清理问题不无裨益。简单的问题不妨单刀直入，但是像物价这样令公众关心和激动、成因又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搭一个粗略的框架，或可避免一下子深入细节反而迷失了方向。 　　在货币供给方面，我以为最重要的线索就是从主动超发转向被动超发。这里所谓“主动超发”，是指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开动了货币机器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货币，即“央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大体上，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银行法》，在法律上就终结了政府主动超发票子的可能。在实践上，自那以后国家财政情况良好，一般也不需要向央行透支。2008年10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货币大投放，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例外。至于“被动超发”，则是指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滞后，共同合成了巨额的贸易出超，结果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过量货币。以2007-2008年为例，每年的净出口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9%，等于像广东这么一个大省一年生产的GDP全部以商品劳务的形式出口，但由此形成的各种人民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累计起来算，仅2005年以后与出口商品劳务脱了节的货币购买力就达十多万亿。如此巨大的一个“货币缺口”，还不压迫物价上涨？你不让它涨，过量货币就到处漫游！ 　　但是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问题在于，市场化的现状与潜力究竟是个什么状况，要靠“事实性的判断”，而不能凭借“价值性的主张”来主观臆断。否则，见仁见智的分歧，吵来吵去也达不成基本的共识。 　　个人之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从表面上看，我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当下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举一个例子，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吗？有人疑虑重重。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些领域是什么 “市场化改革”过了头呢，那岂不是离基本的事实越来越远？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比较而言，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我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不少人朗朗上口的“保护农民利益”，原来是并不包括“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转让权”这一层最重要的含义的。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征来，招、拍、挂后开发的楼宇，叫“大产权”；农民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与他人合作建成的房子，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虽然法外的转让几乎无日无之，但笔者还是敢斩钉截铁地推断：没有合法保障的交易规模，永远小于潜在可交易的规模。 　　加到一起看，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里叙述的逻辑是否对头，望天下识者察之。 　　反正，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是货币总要拿出来购物，养老虎总要喂它吃肉。既然人们对货币之虎冲入市场并抬升物价有很大的意见，那么在左拦右截之余，不妨考虑，究竟喂多大一块肉，才足以让这只货币老虎乖乖地呆在笼子里、不跑到街上来作乱？  

斯伟江 2010-09-06 08:31:19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为王敏正市长写的《市长经济学》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序言，序言的最后，画龙点晴般地指出：“这就是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虽然经济规律——一个个社会成员各自的运动原理——对谁都有意义，但对于政府中掌权的人却格外有意义。合法强制力赋予他们拥有“摆布棋盘上各个棋子”的权力，但如果他们自以为是，不把经济规律当回事，那么，结果就不但可能如斯密预言的那样，下棋下得很艰苦，而且还可能如本书预言的那样，‘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秉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敏正市长才在完成市长的公务之余，为天下的市长们写下了这样一本经济学”。 （相关文章详见：市长经济学的特别之处） 经济学教授眼中看到的是经济规律，律师眼中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方面。毋庸讳言，王敏正市长写的《市长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后两者估计王敏正市长也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估计也只能在本市内部消化，因此，市长经济学的着眼点也是在市长两字。如周教授文章中说，地方政府现在就类似一个公司，“地方政府常常还更像一个个公司——直接配置资源、决定项目、执行投资、获取税收以外的经济收益”。市长显然就是公司的总经理，书记是董事长，原本地位超脱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变成CEO呢？道理很简单，有刺激和鞭策。 刺激，首先就是升迁。一个不想继续升迁的官员是不正常的，虽然陶渊明这种隐逸山林的，据说也是因为仕途不顺，所谓诗必穷后工。各地考核官员是不是能员的第一大指标就是，GDP数字，本人在听取区长在人大代表会上汇报时，耳朵出茧子的就是数字，增长多少！ 其次，各种资源分配是符合人性的，人都是自信的，尤其是官员，当大手一挥，某地的房子马上能消失，变成一个工业园，或者高楼林立；当很多商人为着官员手中的资源，围着官员转时，当手中资源越来越多，官员颇会为类似上帝般的自得。电影《三峡好人》中镇委书记一个电话能让桥上的灯亮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注解。可以说，市长也有企业家精神，希望“公司”越做越大。 鞭策，让市长成为CEO的刺激政策的反面就是鞭策，别人因为GDP升迁了，你却仍在原地踏步；别人因为发展而商人朋友多多，办个事情非常方便，甚至可以帮助自己升迁，而你却无处伸手。当别人官员因为发展而修路绣楼，下属也因此可以自肥，你却被下属怨恨。有点“贤内助”，一样会鞭策市长，让其跟其他市长看起，这种鞭策似乎更容易打动市长，去搞他的经济学。 市长经济学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旦失败了，买单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市长自己。市长只要不受贿触犯刑律，他最多付出的是政治前途，但仍不失各种待遇。很多情况下，只有失败不是在任上，市长其实根本就不必付出什么，一样该升就升。而真正的私营企业家，其付出的是，自己的信誉和之前积累的全部资产。 王敏正市长在书中说的市长经济学，‘直接影响他所管辖的一个市域内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福祉’。这样大权力的一个市长，市民居然没有直选的机会，也没有有效的制约其财政支出的办法，这种刺激与鞭策都与利害关系人无关，这恐怕才是目前难以言明的恐惧！在现行制度下，天下的其他市长是否会买这本《市场经济学》，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笔者期待市长经济学在我国早日破产，真正的市场经济学早日全面确立，而敏正市长等，能早日关到“制度制约”的笼子里，不再有那种动辄影响数百万人的权力，这样，才不会不务正业地写一本立意在“市长”二字的什么经济学，选民可不喜欢这种事情，要写书，选下去后再写罢。【21世纪网】本文网址： http://www.21cbh.com/HTML/2010-9-6/3MMDAwMDE5NTk3MA.html?source=hp&position=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