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

　　距离香港地铁发生大陆游客与香港市民的争执已经半个多月，被冠之为“香港地铁骂战”。由于事件发生在一个敏感时刻，事件持续发酵。先是“骂战”视频上传网上，引发陆港两地网民的强烈反应，引发第一个争论高潮。北大教授孔庆东火上浇油，在视频节目中指责一部分港人是“走狗”，继而否认说过这句话，并说是“南方系”报纸的栽赃污蔑，各方哗然，引发第二个高潮。2月1日，香港一个社团组织集资在《苹果日报》刊登整版广告，反对大陆“双非”孕妇到港生子，并采用了隐喻和揭短的手法，将大陆人和“双非”孕妇暗喻为蝗虫(该组织后来否认，辩解说广告上的飞虫是绿色的“草蜢”)，并揭了大陆不少“丑事”，引发第三轮争论和又一个高潮。根据作者收集的资料，本文对各方就骂战的反应作一个简要的述评。 　　一、网民的反应与主要观点 　　“香港地铁骂战”发酵于网络，网民的反应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根据我的观察，大概有这么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和观点。 　　(一)批评大陆游客的做法和孔庆东的不当言论，赞成香港市民的做法。香港网民对大陆游客到港后的违规行为批评很多，认为地铁骂战的起因是大陆游客不遵守香港法令，让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吃零食，港人指出其错误是正确的，不能颠倒因果黑白。对孔庆东的“走狗”言论，香港网民的反应十分激烈，对孔庆东进行激烈指责，有网民要求北大校方对其进行处分，更有网民制作音乐视频，将孔庆东的图像制作成狗。大陆部分网民批评大陆游客在香港不能入乡随俗，把大陆的不良习惯带到香港，引发了纠纷，损害了大陆形象。也有网民(特别是发表分析文章的博客作者)对纠纷的性质和原因作了分析。笔者注意到，凤凰网论坛上对大陆游客的批评指责较多，有网友认为香港地铁骂战本质上是香港移植于西方的先进“商业文明”与大陆转型时期的“痞子文化”的冲突，将香港地铁的冲突责任归咎于大陆以违反规则为荣的“痞子文化”，(笔者不赞成此说，有专文分析和反驳，参阅《地域冲突还是文明冲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42)，也有评论认为是大陆的不文明与香港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批评大陆游客行为举止不文明，暴发户心态严重，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游客产生反感。大陆大部分网友对孔庆东的言论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其有损教授的人格和形象。一些网友结合大陆实际，赞成香港市民的做法，认为是香港市民指出地铁饮食违法，是公民责任的体现，并联系大陆的情况，批评大部分大陆人还是“臣民意识”，需要反思和学习。 　　(二)批评“地铁骂战”中香港市民的言行，支持“地铁骂战”中的大陆游客。部分网友认为香港市民的做法过分，地铁上吃东西不对，但最可能的原因是大陆游客不了解香港地铁的规定，没有必要按下紧紧按钮，并协助地铁方面将大陆游客特别是小孩子赶下地铁。大陆网友对视频中一个香港市民的一句话“他们大陆人都是这样的”，表示极大的反感，认为是地域歧视。一些网友还找出了纽约、伦敦、巴黎地铁上的类似情况，说明这些国家地铁上吃东西并没有什么问题，香港地铁的规定可能有问题。一些网友认为是小孩子吃零食，对小孩子的行为应当包容一些，香港市民的做法过分。一些大陆网民号召6000人同时到香港地铁吃东西，以示抗议，引发香港方面的关注。此外，也有一些网友对孔庆东的言论表示支持，认为孔庆东只是骂部分有殖民意识、看不起内地游客的香港人是“走狗”，并没有骂错，也有网友找出英国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报道中称香港人是“笼狗”(cage dogs)，批评香港人对英国人的言论不批评，反而批评孔庆东，是殖民意识在作祟。(需要说明的是，该报道是英国每日邮报记者Damien Gayle采写的题为Cage dogs of Hong Kong的报道，内容是关于香港房屋问题，报道中说香港有些人居住的地方就像狗笼，而不是侮辱香港人是“笼狗”，该报道见http://www.gzstuff.com/profiles/blogs/cage-dogs-of-hong-kong) 　　此外，也有网友特别是海外网友，从关爱孩子的角度，对地铁骂战的参与方(大陆游客、香港市民和香港地铁工作人员)都提出批评，认为成年人之间的纷争罔顾孩子的感受和身心健康，也与文明国家对此类事件处理的手法相悖。 　　(三)对《苹果日报》的广告评价分化。由于事情敏感，大陆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和门户网站)对香港网民在《苹果日报》的整版广告很少报道，但微博上热闹非凡。大陆网民对广告将大陆人和“双非”孕妇比作蝗虫极为反感，不少跟帖充满火药味，称集资做广告的香港网民和刊登广告的《苹果日报》“脑残”。有网民将广告上纲上线，将其上升到反华、乱港层面。中华网的一个帖子写道：西方邪恶势力控制的香港《苹果日报》为代表的香港反动媒体，将“双非”孕妇香港生产议题竭力放大成为香港社会反华大骚动，“蝗虫广告”与《蝗虫歌》已经成为煽动港人反华、辱华、乱港、乱国的西方标志性“反华公关”!(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6/88/03/8_1.html)但也有网民对广告所反应的港人情绪表示理解，个别门户网站也制作专题，对香港的做法进行辩解，等于是间接支持了广告所反映的要求。一篇文章称，在一项网络调查中，有六成网友对部分香港市民的“反对”态度表示“理解”;有二成多的网友感觉“不理解”，认为“香港部分民众缺乏包容性”;部分网友认为此事“不好说”(http://news.sina.com.cn/s/2012-02-03/125523877239.shtml)。一个网友在跟帖中写道：“HK的话也有道理，内地也需要正视现实问题，改善生育政策。”对于香港岭南大学有部分学生在校内游行，烧毁《苹果日报》广告的行为，大陆网友表示欢迎和支持。一个大陆网友在新浪微博写道：“幸喜香港也有明白人。看见香港大学生游行并烧毁‘蝗虫广告’反对歧视内地人，我感觉松了口气。我们要提倡换位思考，和谐相处，不要做激化矛盾的事情，把一件文明礼仪的冲突鼓噪成什么文化冲突，更引发地域冲突，对大陆，对香港，都不是好事，要记住，大家都是中国人。” 　　二、官方、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回应 　　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陆港网民间的纷争，具有民间性、草根性，情绪的爆发和表达具有民粹性。正因为其民间性、草根性和民粹性，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引起了各方的回应和反思。由于直接关系到香港，加上香港媒体和言论空间的自由度，香港方面的回应显得积极主动，而大陆官方和精英人士的回应，则显得较为被动。 　　(一)香港方面 　　今年是香港特首的选举之年，特首候选人不可避免地要对这场争论进行回应。特首参选人唐英年、粱振英、何俊仁批评了孔庆东的“走狗论”。对《苹果日报》的广告，香港《文汇报》报道，唐英年对香港部分人的言论表示失望，强调香港本来就是移民社会：“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对于这场纷争，特首参选人将其上升到层面，参选人粱振英对唐英年所主导的香港人口政策提出批评，何俊仁则要求所有参选人就香港的人口政策进行辩论。香港旅游业议会负责人也发表谈话，呼吁大陆游客在香港旅游要入乡随俗，不要在地铁吃零食和随地大小便，此话一出，立即受到大陆网友的批评。香港立法会议员要求对香港的人口政策进行检讨，一些党派和团体要求反思和修改“自由行”政策。作为回应，香港执法部门开始全面清查“月子公寓”等，收紧相关政策。 　　特区政府对这场纷争采取了主动的态度。特首办公室邀请学者、官员撰写文章，放在特首曾荫权facebook专页。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旭辉以《熔炉与香港核心价值》为题，撰写了800字的短文，内容是从中港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港矛盾争议。沈旭辉在文中提出，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一直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自豪，例如重视法治、人权、自由等，但核心价值的重要性，是维系一个地方人心的根本，就像一个大熔炉，足以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融合。对根据政策接纳了的新移民，我们则应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尽力将他们融合在这个大熔炉内，这是香港人应该持有的信念，否则香港何以有今天?在这个“两部曲”内，有根本方圆，不应有互相仇恨的空间，否则“hate crime”会变成常态，这是内地人、香港人都必须明白的。 　　对于这次纷争中涉及的香港人口政策问题，沈旭辉还专门撰写了《致煲呔书——我们需要符合核心价值的本土人口政策》(特首曾荫权绰号“煲呔”)，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沈旭辉的这篇文章内容很重要，观点在香港知识界具有代表性，此处作较为具体的转介。 　　沈旭辉在文中提醒特区政府，“假如政府只把问题定性为文化融和，这却是真正的问题，因为相关争议同时暴露了香港面对的四大潜在危机”。四大危机是：人口政策内容的“非本土化”危机、人口政策制定过程的民粹化危机、“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机、核心价值的虚空化危机。对人口政策内容的“非本土化”危机，沈旭辉除提出技术性的建议外(如制定理想的人口指标蓝图)，特别提出“政府应有具体的、‘熔炉政策’，确保无论是新生命、还是新移民进入香港时，以认同香港核心价值为本”。对人口政策制定过程的民粹化危机，沈旭辉提出，政府处理人口问题的责任，应该在议题变成社会焦点前防微杜渐，先发制人，制定相关政策，因为人口议题有一条金科玉律﹕既绝不能闭门造车违背民意，也不能100%由政党、民意带领。对仇恨政治的普及化危机，沈旭辉警告说：国际社会对近来风波愈来愈关注，但它们的切入点多是中港的“双向歧视”;一旦港人容易把对政策的不满和对人的不满合二为一，这对香港的国际形象，会有很负面的影响。对孔庆东的言论，沈旭辉认为有刻意散播仇恨之嫌，明显是混淆政策和人的反面教材，若孔庆东是不满内地对香港有政策倾斜，无论多激烈向内地政府反映也是其自由，这是政策;但孔庆东通过刺激香港人、制造矛盾，却是伤害人。对香港核心价值的虚空化危机，沈旭辉认为，这场纷争中过于看重实际利益的争议，而对香港核心价值这些“虚”的东西重视不够。沈旭辉指出：“在一些国家，理论上，国民爱国，先是因为认同一系列价值，然后相信那个国家代表这些价值，才去爱。这说法容或虚伪，但毕竟能彰显核心价值的重要性。相反单凭‘大局’、‘国家利益’维系的爱国情怀，却容易滋生仇恨。”沈旭辉要求，香港无论推广公民教育也好、国民教育也好，自称中国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都应将核心价值内化为身分认同的根本，以此来规范新移民，也以此来规范自己。沈旭辉最后警告曾荫权，假如曾荫权在余下的半年任内不处理相关问题，让它延续到下届政府，恐怕历史将记载“中港融合危机于荫权七年全面爆发”。 　　香港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2月2日在《明报》发表文章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要求网民停止攻击。蔡子强写道： 　　“我曾经认为香港是世上对不同族群最为包容的一个地方，但近日事态的发展，却不容我不忧心忡忡。 　　因为双非婴儿和自由行政策所造成，对香港社会容纳能力所造成的冲击，因着D&G禁拍风波、港铁进食骂战、北大教授孔庆东骂港人是狗等风波，而火上加油，引来一次大爆发。据报道，上个礼拜，有本地人组成‘唱蝗团’，在广东道名店和旺角行人专用区‘快闪演出’，一边唱歌，一边高叫口号，沿途‘唱衰’内地孕妇抢床位、抢奶粉，以及旅客随地大小二便等行为，惹来内地游客不满。 　　至于网络上的骂战，更是无日无之。据报道，有网民甚至不单止把内地孕妇描绘成蝗虫，还设计出大肚蝗虫图案，极尽丑化的能事，甚至声称要以此制作海报，并贴在游客区，向内地旅客抗议。结果，这些消息和图案又在内地讨论区及微博疯传，造成两地的进一步撕裂。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叫停这些行为。” 　　蔡子强恳请香港市民： 　　“或许，有时我们真的会被一个人的言论，或者某些人的行为，而弄得怒火中烧，但我诚恳的希望大家，能够停一停，想一想，究竟自己正在做的，是在治愈伤口，还是在撕裂伤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文明的，还是一个横蛮的公共讨论?” 　　香港浸会大学余伟锦副教授认为，应“理解刊登广告者的心情，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影响，但对广告中出现的隐喻非常不能赞同。大家都是同胞，同一个国家的人，用蝗虫来形容完全不对。中国文化中有严重的地域歧视观念，不同地方的人相互歧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内地同胞来港生孩子，而是我们的人口政策出了问题”。(《港媒刊登反内地孕妇广告，市民称非普通港人看法》，http://news.qq.com/a/20120203/000050.htm) 　　1月31日，香港林天悟先生发表文章，题为《慎防中港矛盾大爆發》，文中除对香港人展露的情绪表示理解外，对陆港两地间的纷争忧心忡忡。林天悟先生写道：“近日facebook及网上讨论区广范流传一篇由中学生撰写的网志，题为：《自由行：八年盘点，八年得失》，一位平凡的香港少年平实地写出其成长期的八年来，看着自由行如何改香港的面貌，得与失之间，最痛恨是失却了选择权。这篇真挚的文章引起许多港人共鸣，特首高官或西环大老爷，能从中听炸弹的药引正在燃烧的微响吗?”(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96) 　　香港媒体具有很高的自由度，有呼吁大陆和香港融合，停止攻击的，也有煽风点火的，如刊登广告的《苹果日报》。 　　(二)大陆方面 　　大陆官方对这个事件还没有直接评论。只是香港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在一个酒会的致辞中说，对个别大陆学者的不正确言论表示遗憾。 　　个别大陆学者通过记者采访对此发表看法，对《苹果日报》的广告提出了批评，呼吁两地停止骂战。厦门大学周宁教授认为：“刊登整版广告批孕妇赴港生子是不冷静的行为。事件本身不是很重要，里面掺杂着双方的怨气，不需要无限放大。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事件表明，谩骂和情绪化的表达不能解决问题，内地和香港都应该反思。”(http://news.qq.com/a/20120203/000050.htm) 　　个别大陆纸质媒体也通过发表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表明看法。《新京报》发表大陆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秋风的评论文章《公共表达伦理何以如此匮乏》。秋风在文章中指出，孔庆东事件及香港媒体反内地孕妇广告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粗野的语言根本无助于辨析任何问题，在粗野言辞所构筑的话语场中，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相反，哪怕双方都在表达真理，这样的语言只会扩大分歧，制造怨恨、仇恨，撕裂本来存在的共同体。最终，公共空间所剩下的惟有一地鸡毛。秋风呼吁，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自觉，需要重温圣贤的教诲，思考如何做个好人，做个好公民;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尤当深刻地反省，在这个大转型时代，自己怎样做，对于公序良俗之形成和维护，才可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55) 　　有网络媒体发表文章，对香港人的愤怒表示质疑。经济观察网发发表署名杨婷婷的文章《港人的愤怒从何而来?》，文章认为，香港人的愤怒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其优越感受损，利益受损引起，但由此而来的愤怒没有理由，文章列举了香港居民和大陆民众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以及香港人在大陆受到的税收、教育、出行等各方面的便利和特权，反驳香港人愤怒的理由。文中写道：“他们愤怒的理由很多，但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内地人给香港人造成的困扰完全是身不由己，而且，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迄今为止，内地游客在香港停留最长时间也只有7天，如果要再呆上7天，对不起，你的港澳通行证必须拥有两次赴港有效签注，一般人的做法是从深圳罗湖出境再入境，这样你才能不被驱逐出境，算下来，普通游客在香港最多也只能呆两周。” 结论是：“比较下来，谁更有理由愤怒呢?”(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2363) 　　网络媒体在简要报道事件的同时，也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立场。网易制作了一个名为《香港人发的不是无名火》的专题，从内地游客规则意识差、大陆人赴港生子是占便宜、香港靠内地施舍不符合实际、不同政治体间绝对的迁徙权不存在、尊重国情和感情不能有双重标准等，说明香港市民的诉求是正当的，批评一些大陆人的错误思维：“口水战因是非而起就需明辨是非对错。内地游客在香港不尊重公共秩序理应被批，不纳税只想谋福利反而怪港人小气，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香港有今天全靠祖国施舍’这种错误逻辑，更是压根谈不上就事论事，纯属意淫。” 　　腾讯旗下的大粤网则推出专题《香港这一面》，刊载“那些一直在默默传递爱的朴实港人”帮助大陆民众的高尚事迹，如筹款救助湖南白血病女孩、为广州五胞胎捐进口奶粉、香港大学生为农民工维权、香港义工玉树地震救人牺牲、香港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等，意在呼吁正面看待香港同胞。 　　三、香港的忧郁，中国的忧郁 　　盘点这次陆港间的纷争，起因是一件大陆人觉得司空见惯的小纠纷，但因为互联网的放大效果、名牌大学教授的口不择言，以及香港人积压已久的愤懑情绪，让纷争出现了扩大化、持久化的趋势。其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各种信息，是研究香港社情民意、研究陆港关系的绝好材料。这里借用强世功教授《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中一个章节的标题《中国的忧郁》，并略作改动，作为结尾标题。 　　这场还在继续发酵，后续情况如何，还要持续观察。但对半个多月的观察，我得出以下思考。 　　(一)网络的民粹性表露无遗，破坏力很大。网络上的各种指责、谩骂，上纲上线的评论非常多，香港网友和大陆网友都不能幸免。特别是大陆网友，动辄以反华、乱港、西方的工具、殖民思想等口号指责对方，不能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和事件，延续并扩张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作风，民粹主义情绪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疏导，对陆港间关系的破坏会很大。对香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民粹与民意有时难以区别，另一方面是个别政党带有比较强的民粹色彩，政党和民选议员需要争取选票，政府需要聆听民意、需要民意支持，这些都限制了对网络民粹言论的疏导。 　　(二)香港官方、知识界反应及时，表现理性。无论是特首办公室在第一时间邀请学者、官员撰写文章刊登在特首facebook专页，还是学者们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无不从陆港融合、香港发展的角度出发，对这场纷争中暴露除的问题的忧心、忧虑之情表露无遗，同时，没有对网民的言论横加指责，体现了香港理性协商的社会氛围。当然，香港知识界由于其深处的地域，不可避免地要对香港市民纷争中表现出的情绪体现理解之情。 　　(三)大陆知识界反应、回应不够。兹事体大，大陆官方的沉默可以理解，这是大陆官方面对突发事件一贯的“冷处理”手法。但作为极其重要的公共话题，知识界、媒体不能缺场，否则会任由无论民粹主义情绪蔓延，对陆港社会造成不利影响。遗憾的是，大陆知识界的反应较为缓慢，回应也很少，即使有回应，也不是直接切入问题，而是附带涉及，或是春秋笔法，把这场纷争的分析和问题包裹在抽象的学理分析和空泛的呼吁上，如秋风的文章。网易、大粤等网站的专题，总感觉还是流于情绪表达，没有切中纷争的核心，说到点子上，特别是网易制作的专题，可能还有反效果出现。笔者认为，大陆知识界反应不够，一是可能大陆知识界对香港问题确实关注很少，研究不多，想说也说不上话;二是话题敏感，在现有的舆论空间中不敢说、不好说;三是春节期间方舟子、韩寒之争太过猛烈，相当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卷入，分散了精力，或转移了注意力。期待大陆知识界能够尽快跟上，对这场纷争发表见解。 　　(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正视和化解。我对这次陆港间网友纷争的基本判断是，直接的导火线是香港市民对大陆游客的观感问题(大陆游客不知道或不受当地的规矩)，利益冲突是背后的原因，但香港学者和部分香港人(以及部分大陆人)将问题深入到了价值观层次。这次纷争中体现的利益冲突，已经表露得较为充分，如香港的房屋价格由于大陆富豪涌入价格飙升、“双非”孕妇导致医疗资源紧张、大陆人子女到港上学导致学位紧张、大陆人遍及香港各个角落导致香港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大陆人到香港购买物品导致香港商品价格上升或短缺(如抢购婴儿奶粉)，等等，都被展现了出来。应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在政策层面得到解决，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香港学者和部分香港人提出的价值观问题，倒确实是陆港间交往、融合的一个很难解开的“结”。如前所述，沈旭辉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香港核心价值来同化大陆移民的问题，林天悟先生则大篇幅转述了一个普通香港中学生撰写的、影响很大的《自由行: 八年盤點，八年得失》，这里摘录其中两段尖锐的表述： 　　“这些人(指大陆人——引者)样貌看起来也许跟我们差不多，但骨子里我们截然不同。我们讲究规矩，他们讲求人情。我们或多或少会顾及自己面子，他们不会，遑论其他人的。有次我在尖东目睹一陆客与一西方人争执，为什么争执我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我仍历历在目:那内地人的嘴脸，和那西方人走时那句‘Bastard, I swear I will never come here again’。” 　　“大陆人的人，听着：当我们承受并接受他们的一套时，我们自己的价值便没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自己的词汇，用上一些奇怪的词语如‘打造’、‘素质’，然后便会是繁体字、礼貌、法治……我们只会变成大陆般。融合，应是各取所长，不是跟大路攞个Mean。” 　　这种论调、这种情绪是大陆所担心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大陆将这种情绪和思想界定为香港部分精英仍然有“殖民地思想”，缺乏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而香港的部分知识精英将这种思想界定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香港的特色和长处(不同于大陆)所在，香港最担心的就是朝大陆化迈进。麻烦的是，双方还搭建不起理性沟通的平台。从这场争论看出，这种思想已经蔓延到民间，不排除会获得民间基础，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是中国的忧郁，也是香港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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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知名时评家林沛理最近在亚洲週刊撰文表示，「因为有时只有贼才能捉贼，只有能够进入建制权力核心的人，才可以对腐败不堪、丧失自我更新和自动修正能力的建制，进行致命的一击」。史学专家称这类体制内的改革者为「激进的保守主义者」，近代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中国的邓小平。当权者、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对激进主义又怕又恨，因为它意味著根本的改变，直接威胁他们在现行制度下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为得到群眾支持，权贵阶层将激进分子描绘成社会公敌和麻烦製造者。同样道理，一个真心求变、决意修理建制的政治领袖对剥削者来说是催命符，对被剥削者而言却是还魂丹。「少数人的恐惧可以是大多数人的希望」。 林沛理认为，梁振英在竞选声明中强调要「稳中求变」，而「求变」就触动建制既得利益阶级的敏感神经和警报系统。梁振英早在八十年代已是基本法諮询委员会秘书长，是一个北京可以接受的特首人选。建制派——至少是建制派之中的一批最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必然视梁振英为心腹大患。 今日香港人面对的「现状的极权」，是大多数人被少数的当权者、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剥削、操纵和劳役。林沛理表示，这种制度的最大功能，是对现状进行永无休止的巩固和复製，并且製造一种错觉，叫人相信现状是无法、也不应该一下子改变的。而沉默的大多数接受或至少默许了这套论述，并產生一种「维持现状符合社会最大利益」的假意识。另一方面，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种抗拒改变的「惰性思维」。沉默的大多数以任劳任怨和逆来顺受去维护一个对他们剥削到极致的制度。 香港自回归后内耗越来越严重、官民的对立越来越厉害、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权阶级对普通市民；拥有权力、人脉与资源的「自己人」对无权无势、连发言权也没有的「外人」的操纵和剥削，已到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临界点。 林沛理说，而在现行选举制度下，较之没有可能当选的民主派何俊仁，以及很多人认为大有可能当选的唐英年，梁振英是能够把香港人从「现状的极权」中释放出来的最佳选择。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3)  | 标签: 香港 , 人口政策 , 谢晓阳 文：谢晓阳 近日，特首参选人梁振英不断质疑，另一名参选人唐英年主导的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目标不清，进展不明”，唐氏则反驳，这样的批评“对委员会内工作的公务员不公道”。当记者问到有关人口政策的报告何时公布，唐氏却回应：“已完成得八至九成，相信很快可以出台。”人口政策，是现代城市有效治理的重要技术，然而，这在特区政府管理下，它像一个谜。到底，它是一个黑盒子还是一个空盒子呢？ 人口政策，粗略来说，是一套管治技术。它是管治者对其管治的范围内的天然资源（包括土地、水源、矿床、海港等）和人力资源（包括出生率、死亡率、移出及移入人口等）的结构和分布作细致统计，再结合当前的居住、医疗、教育及其他基础建设及社福条件进行交叉分析，厘订出这个地方未来一段时间内各项施政的重点方向，投入或减少；当然还包括税赋调整。香港作为一个被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其人口政策出现得非常晚，主要原因与英国传统的殖民统治模式有关。英国和法国很不一样，当法国殖民非洲及东南亚时，会抬出一套很大的管治计划，但往往很难落实。英国则是相反，根据香港经验，以人口普查为例，从一八四二年英人正式占领港岛以来，断断续续也做过不少与人口结构和分布的调查，但正式而全面的人口普查，要等到一九六一年才出现；这与英国调整在香港的殖民模式有关，这里不赘言。六一年的普查内容非常简单，主要针对人口数目及分布、移民数目、简单居住状态、学历等等进行资料收集，至于劳动力和经济结构的交叉统计，在这一次收集得非常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独立的统计部门，Census Department已经在这年成立了。 十年后，一九七一年的人口普查里，普查内容更明显改变。当年的人口普查就称作“人口普查与住房(Census and Housing)”。正如我们所记忆，一九七一年，麦理浩上台，随即展开十年建屋计划，虽然后来计划只落实了一半，但至少大家谈起公营房屋里程碑，都会想到这个计划。在这份人口普查的介绍中也说明，当时香港最需要处理的是“居住问题”。问卷中，除了细分不同家庭状况下的不同居住结构之外，还将不同职业种类、收入指数、教育程度进行交叉分析。当然，除了人口普查，在居住问题上，房屋署及其他相关部门也有不少统计调查，但其调查内容及政策重点，还是侧重在如何配合经济发展，而不是市民福祉上，更没有处理“突变”可能产生的问题。这里说的“突变”，是指殖民政府没能有效预估和处理中国大陆开放改革后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透过人口政策进行有效管治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数，包括管治区内的和管治区外的，均应有充份掌握。当年殖民政府没有处理“突变”的后果，是当大量公营房屋在屯门及元朗区兴建后，港商却往大陆开厂，没有相对的就业机会出现在该区。总之，这里想说的是，有关人口政策的制定，并不仅仅是对一个城市的人口出生率数、死亡率的统计，也不仅仅是呈现一个政府期望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移动朝向什么方向去走，它是一整套根据各项统计数据，再结合对外围情势的判断，进行分析并厘订政策的技术。但在香港，我们没有看到这一套东西，或是，更确切地说，我们只看到一套偏重经济利益考虑的所谓人口政策，不管是殖民时期或是九七后，情况都一样。 二零零三年，特区政府推出《人口政策专责小组报告书》，内容涉及三十多个范畴，但却未能回应九七回归之后出现的“突变”；这里说的“突变”，是指北京成为香港宗主国后，因为政治因素所出现的人口结构突然的改变。譬如，报告书中对于中港家庭将可能对香港社会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细致讨论，那时候，谈到中港家庭的影响时，时任政务司长的曾荫权公开表示：“……谁要在港申请内地的配偶到来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要维持这个配偶将来在香港的经济活动……。”换言之，当时的特区政府是以“有条件”批准港人内地配偶到香港作思考的，这个“条件”，当然就是指经济能力，即有经济能力的人，才可能获准申请配偶到香港。然而，不管是根据《基本法》或是按照实际情况，曾荫权的思考都是不符现实的，但正由于这种思考，使得特区政府当时没有计划投放更多资源在这批中港家庭及其子女身上，因为官员理所当然认为这些人是有经济能力的。这种思维，是今天公共资源配置失控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与自由行的开放有关。当然，政府可以说，当年报告书出台时，还没有实施“自由行”，特区政府未能预测，然而，尽管特区政府没能预测这个“突变”，但二零零七年，即自由行实施四年后，时任政务司长的唐英年主导了一个“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但尽管是四年后，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区政府有计划地将自由行所产生的影响一并考虑在资源分配的政策之内。最近“双非”人士到港生子，对公立医院妇产科带来的冲击，就已经看到特区政府似乎并没有在人口政策上作这方面的考虑。到底，“单非”和“双非”在使用公营医疗设备时，是否该一视同仁？如果像今天的情况，答案就“是”，那么，是否代表特区政府将大陆移入人口作为增加人口的主要手段？有关这一点，政府也没有说清楚。于是，有人认为，特区政府不是没有人口政策，不是一个空盒子，它只是一个黑盒子，不透明的，不给你看见和讨论！是这样吗？ 相信特区政府有一套藏在抽屉里的人口政策的指出，政府有一套计划，譬如透过“综援长者广东及福建省养老计划”将贫富的老人家移到内地居住；透过“双非”将有经济能力的大陆人移到香港（根据林瑞麟的说法，“双非”子女多数来自专业人士家庭），然后，还有“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等，均是有计划地改变香港人口结构的安排。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不管香港和北京为政者对香港或是粤港澳的未来人口规划如何，却不应该仅仅是一套想法，或一套不可说出来的想象，而是应该政策和资源分配同时进行。譬如说，有人希望增加香港的出生婴儿比例，那么，在医疗设备、教育方向、住房条件、行业发展等等，都应该有相应的资源投放，可惜，当前看到的，只是一些有关人口的统计数据和人口结构与分布的期待，中间环节，依然缺席。 也许，真的有这个黑盒子，但吊诡的是，人口政策不能地下进行，它是一个全民运动，要人口政策成为有效管治的技术，不仅要全民参与落实，更要公诸社会讨论，不然，谁会参与呢？因此，即使黑盒子存在，那可能只是一个空的黑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