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袁伟时：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宪政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主题：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主讲嘉宾：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社     承办：腾讯评论 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9月17日（周六）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张千帆 杨子云          张千帆：今年是辛亥百年。100年中国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又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个不能把握自己过去的民族也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这句话说得很对，中国目前就是属于这样的民族。今天晚上非常有幸请到袁伟时教授，下面把时间留给袁老师，大家欢迎！           辛亥革命尝试把中国建设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国家          袁伟时：感谢大家来这里与我进行交流，这个交流很有意思。其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讲胜利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对于百年宪政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今天晚上跟大家交流，想将我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跟一般的教科书所说“辛亥革命推翻掉2000多年的帝制”的结论我不太认同，因为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推行得很好。所以不是这个问题所在。另外，推翻掉了专制，实际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到现在有一些东西，辛亥革命提出来我们还在做。所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的结论可能靠不住，但确实有很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在哪里？我想这样一个革命就带来一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化，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议会、独立司法系统，还有行政系统，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在清代最后十年的新政是有意识的推行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06年决定预备立宪开始就在地方到中央推行三权分立制度，好些地方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成绩，直隶（河北）、浙江乃至其它省份都有很突出的表现，但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准备向这方面前进，但关键时刻没有迈出最重要的一步：真正的实行三权分立。辛亥革命以后一下子就实现了，从此以后整个历史就围绕着是要结束还是要巩固这样的制度。     第二个成绩，一下子把自由度大大提高。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一下子就实现了，学术自由也实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方面来讲是一个胜利。           为什么辛亥革命的成果巩固不下来？          为什么当时提出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有各种各样，有一些解释说袁世凯是偷窃革命果实，袁世凯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的，当上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的问题。另外，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好，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当时的条件下中国那么弱，日本那么强势，日本提出要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了最大努力，“二十一条”分5部分，关于第5部分袁世凯说这一部分简直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中国的警察、军队要请日本的教官等，袁世凯说这些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5款（好象有七条）那部分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它部分他也想尽办法拖延谈判或者是讨价还价，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了最后，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在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一共不过十多条，袁世凯才签订。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达成协议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有关官员会议讨论怎么执行，那时所有的办法都是怎么抵制，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达成协议当时的十多条都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有一个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的要求写一个《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日本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这个全部没有实现，徒然增加了中国对日本被中国人的咒骂的不满。     这个不是我的创见，所有认真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中国历史学家或者世界各国历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袁世凯当选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袁世凯的称帝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挫折，但很快取消，而且他也死了，死了以后又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架构。这个政治架构直到什么时候被破坏掉？辛亥革命真正终结的日期在1926年4月，标志是3·18事件以后段祺瑞下台，段祺瑞挽救共和的努力失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三权架构就完了，那个时候东北军阀进关，根本不要三权架构，成立了京军政府，一年多时间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从苏联学来而建立党国体制。所以国民党要捧着辛亥革命的招牌，台湾说建国百年，好像它就是正统，我想这不对，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重新用革命手段建立的新的政权。那样一个党国体系建立以后，中国人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重建一个民主国家、宪政国家，原有的那个体制就完结了。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在国民党统治下基本终结，不给人家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一个大的倒退。在这个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宪政，在国民党的党国体系下怎么样慢慢恢复这样一个体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再讲前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没有巩固下来，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一条是军阀混战。但是1926年4月以前这一段（我们通常叫北洋时期或者北洋政府），现在冷静的考虑一下，北洋政府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相当巨大，主要是：第一，这个时候经济继续发展。过去讲那个时候经济发展比较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我们钻了空档，结果发展起来，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国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末义和团事件以后，慈溪禧太后痛改前非决定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决定要实行教育革命、司法和法律体系的革命，这两个革命很了不起，而且都成功了，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没有成功，关键时刻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特别是民国建立后10年间，那时候的经济发展以10%-20%的速度增长，到20年代，世界经济一再发生危机，但总体上中国经济是上升的，一直到抗日战争。所以一个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把义和团事件以后和抗日战争之间的时段说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政治上经济上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外交。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是否这样？除了刚才讲的袁世凯那个事件以外，其它在外交上应该讲北洋政府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维护了中国主权。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事实：首先从领土来讲，想办法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要求独立），沙皇俄国想把蒙古变为殖民地，后来苏俄建立以后继续延续沙俄的政策，要把蒙古变成它的殖民地，段祺瑞政府就进兵蒙古，第一次就把蒙古收回来，而且袁世凯在生时也经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的宗主权。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还有以及其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在努力，都在谈判。比如关税自主权已经达成协议，于1929年1月开始交回中国，但由于只是当时谈判达成协议还没有最后签字。由于26年段祺瑞下台，国民党上台在这个基础上捡了一个大便宜，1929年1月实现了关税自主。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是在那个时候达成协议的，五四运动1919年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时代，1921年末到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就将讲这个问题解决了，将青岛收回，山东隶权收回，也就是说五四爱国运动提出的要求在北洋政府期间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主要问题就是乱，巩固不下来。巩固不下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更宽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革命政权最初都有一个混乱的阶段，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才巩固下来，前面那38年都是混乱的，不断内战，1688年以后实行了法治，慢慢改革就稳定下来。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巩固下来的？1799年拿破仑上台讲大革命终结了，是否就此终结？没有，一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巩固下来，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北洋政府没有完成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几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向民主政党转化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以后，革命组织的中心任务是要由革命组织变为民主政党，假如不完成这个转变，整个社会会动荡，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没有办法使整个国家走向法治道路。但为什么各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化？     先从北洋派讲起，当时国内整个掌握政治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北洋派，本来清末宪政时它是推行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支柱，发展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它支持，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推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它支持，到辛亥革命以后，所有各省乃至中央的军政要员口口声声讲法治、民主、讲军人不要干政，那套话语跟现在的官员比起来口号还要响一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派一方面有想维护三权分立体制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有破坏的表现。破坏表现是什么？比如袁世凯成立了一个所谓军政执法处，这个军政执法处实际上是他的特务机关、他的东厂，随便乱抓人、杀人，包括湖北一那些革命领导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因黎元洪跟这些人有矛盾，向袁世凯推荐说这些人到中央去做官吧，后来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这些人应该杀头，袁世凯真的就将这些人抓起来杀掉。这是胡作非为，专制的本性表现出来，不是真正的支持实行法治。类似的情况有，这是一方面。可这样侵犯法治不但是来自政府，民间也是这样，同盟会、国民党照样这么干，当时最突出的是国民党里面的陈其美那一派在辛亥革命胜利时，因为同光复会之间有矛盾，派人将浙江的都督陶行章杀掉，这是蒋介石干的事。除了这个，国民党还在北京砸报馆。它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民间也搞暴力。这是一个方面。但你说它不想转变也不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家在读历史教科书都说安抚俱乐部是臭名昭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不是这样？其实是段祺瑞那一派势力，想向一个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组织转化，但这个转化没有完成，北洋方面是这样的。     另外是原来的维新派或者保皇派梁启超这一派的势力，这一派势力变为进步党，但有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它立即跟袁世凯合作。跟袁世凯合作没问题，他接受袁世凯的支持，所有梁启超办刊物的资金是袁世凯给他的，组织进步政部党的经费也是袁世凯给他的，它作为依附北洋政府势力时期的一个组织，没起到监督执政方面的作用。我想它是不是中国的参政党的一个开端？这里面他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到袁世凯称帝时，原来的独立本性又发挥出来，成为护国运动、保卫共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表明这一部分势力还不是完全丧失独立性，但没有形成一个很大规模、很有力量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党，或者执政党。           国民党的失误是没有及时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没有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化的，情况更加突出。它名义上是改组了，从同盟会变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在很多方面都在违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的成果不能够巩固下来国民党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北洋实力派本来就是大清帝国的文官武将，有专制的畸习性，一点不奇怪。问题是号称革命组织的这一派力量在革命成功以后怎样运作，当时全国对他们都寄予很大希望，所以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我只能笼统说大部分，没有准确数字，为什么？原因后面会讲），但它没有真正的按照法治民主程序管理这个国家或者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开始就践踏法治。为什么这样讲？有两件事最突出：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时，由最初5717个各省的所谓军政府革命政权派出代表成立一个临时代表会或者临时参议院来选举产生。原来有过一个声音，革命力量方面跟袁世凯有过协议，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选他做为大总统。这个协议达成后，袁世凯南北议和，袁世凯本来的希望就是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他为总统，没有想到要另外先成立一个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一个政府，孙文回来以后运作的结果是成立临时政府。成立后就要按照民主原则执行选举。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那个时候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将首都前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结果黄兴发话：赶快给我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说，你不同意，总统有权退回我们的决议案，你提出质问来说这个不合适，得重新议论。孙中山、黄兴说，没有必要那么罗嗦，明天给我改过来，要是不改，就派兵将你们捆起来。黄兴是革命党，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地方，就是这样讲。这标志着当时的革命党人的水平就是这样，不能怪某一个人，这是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现状。这是第一。     第二个问题更大，本来临时政府是根据中央临时政府组织法选举出来的，既然是通过组织法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也是临时大总统，让他继续这样下去，然后制定宪法就顺理成章。但那些革命党不干，说政权马上要交给袁世凯，那我们原来实行的总统制，总统有实际的权力来执政的这个架构不行了，要改变，马上开始制定《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就是当时的宪法文件，这个宪法文件过去一直认为是很准确正确的，但历来有很多宪法学者研究，综合起来加上我自己的意见，这个《临时约法》的制定很荒唐，它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宪法文件。荒唐处在哪里？首先制定的方式、步骤不对。为什么？制订一个宪法，一定要全国各种势力、各派，来自乃至民间代表，特别是民选的代表，很慎重来拟定。但没有这样做，当时已经通过临时参议院要改组，改组由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改为由各省省议会选举出五名代表参与，这些代表还没有选出来，应该等这些代表选出来以后在临时参议院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制定应该由当选总统组织下的机构主持下来制订，但不，他就在已经辞职的有那样的总统组织下、由已经决定重新整顿改组的临时参议院，那样匆匆忙忙的制订，无论从政治角度或者法律角度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制订以后由谁来签字？已经到了3月份，3月10日袁世凯已经完成一切手续，除了当选当时还有个争议，他究竟在哪里宣誓？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完毕，他当总统的一切手续完全完毕，但孙文还在3月11日也就是第二天签署《临时约法》，这样的话，制订的程序上就有很大缺陷。为什么会这样？这值得我们追问。     同时临时约法从内容上来讲很多错误，有多少错误？首先一个错误，没有达到世界上宪法的最高水平。当时成文宪法制订最好的是美国宪法，里面《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通过法令限制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中国的《临时约法》抄日本的宪法，还是延续大陆法系的那些条款，每一条公民有什么自由，比如有言论自由，后面加一个“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假如制订一条法律就可以限制了。每一条几乎都是这样，或者最后加上这一句。当时的章士钊在是民国初年真正懂得法治的，从英国学法律后回到中国的法律界的先驱。他提出，假如有人违反宪法约法，你说了那么多自由，那怎么保障？《临时约法》是保障不了的，没有这样的规定。他说应该设立好像英国“人身保护令”那样的制度，要逮捕带走一个人，他的亲友或者朋友马上可以要求法院审查，你的拘捕是否合法，要审查，马上交给法院依法审理。但约法没有，人的自由保护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体制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但又没有内阁制互相牵制的制度，行政方面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这样就留下很大漏洞。还有，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等等这些缺陷我将他归结为五大缺陷，在我的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有详细讲。这个法律成为后来整个北洋时期的一个政治纷争的原因。除掉这方面以外，没有转化为民主政党的组织，那些国会议员都是腐败的，基本上都是贪污的，应该也有少数比较清廉，但整个风气是贪污的。不但国民党议员是这样，其他议员也是这样，从选举到例行履行国会议员职责都是这样。根据当时记者记载和的有关回忆录，你说他是哪一个党根本说不清楚，一到火车站就有很多接待议员的人等到那边，一来就拉到我们那边去，由哪个党招待就成为哪个党的。后来不甘心的又去另外一个党捞一笔好处，全都是这样，几个月捞了几千块（当时最高的收入一个月是300到500银元之间）寄回家，后来的贿选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另外不好好讨论，不好好制订法律。选议长就选了十天，还没有搞定。很腐败的状况。不但国民党议员这样，其它党议员也差不多。同时有一些重要问题，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提出来我们应该宣布参战，结果不行。为什么不行？不是说参战对中国不利，其实参战对中国很有利，我们可以取得战胜国的权利，比如德国或者其它敌对国家的东西我们可以马上收回，但在国民党下支配下的国会就是不答应，原因在哪里？背后进行很肮脏的交易。德国跟契约协约国方面是敌对的，它拉拢这些政治人物，跟孙中山谈判说不要支持中国参政参战，给孙中山几十万（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德国也曾找过段祺瑞说你不要参政战，段祺瑞说不行，损我国家利益不能干。段祺瑞拒绝了，可孙中山就接受了，这些档案在德国外交部上有记载，蒋介石日记上也有，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亲眼看到，他说这笔钱是他接受然后转交的，非常确凿，要中国不要参战。然后孙中山授意朱执信执笔写了长篇文章，论证这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接受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点，我们不能参加。其实背后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腐败成风。再加上国民党在此之后打着护法旗号，一连发动过三次战争，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首先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件发生以后，全国各界都要求这个问题由法院解决，孙中山不接受说要进行二次革命，国民党内很多人反对，说力量对比太悬殊，打不赢，他一意孤行，结果发动以后一个多月全军覆没。这是一个错误，被袁世凯抓住把柄，迫使那些议员选出大总统以后就说，你们是叛乱组织，国会议员资格是不合法的，予以撤消，一下就将国会陷于停顿，因为法定人数不足，授人以柄，这是一个严重后果，使得后来袁世凯登上皇位去掉了一个障碍。第二，张勋复辟孙中山又发动一次护法战争，在广东陆陆续续搞了5年，但护法根本不合法，国会议员800人，他拉拢了200个议员说要成立另外一个政府，这不是叛乱吗？但因为后来他掌握了全部政权，到现在一些人都在歌颂这是革命，很伟大很正义的斗争，其实这是违法的一个行动，对中国是不利的。第三，1922年、1923年以后，他接受俄国人的帮助，再搞一套，又发动革命，叫国民革命，发动北伐战争。这个战争有没有正义性？1922年6月徐世昌已经决定辞职去总统职务，当时北京以蔡元培为首的一共有一两百各界名流联合签名发表声明，打电报给孙中山，也在报纸上公开呼吁，说你发动护法战争不外乎是要恢复原来的约法，原来选举的总统，现在徐世昌决定接受恢复原来的国会，也请黎元洪再当总统，你护法的要求实现了，所以也请你孙中山不要当所谓非常大总统，全国统一起来。孙中山不听，还是要。           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煞费苦心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联手利用学生一再破坏（我讲历史没有办法，假如有得罪各位的地方敬请原谅）。3·18事件跟你们所了解的不同，其实有些历史学家做了很好的研究。3·18事件大沽口要中国军队撤出，这是怎么回事？张作霖的海军舰队就是在那个时候要跟直系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海军运一些武器上来。反对他的力量国民军方面就开炮打。本来是内争，但这违反了条约，当时这个地区本来是不准设防的，要保障自由通航。你可以说这是不平等条约，但按照条约、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多数是书生，国民党是左派，他们联手发动要打倒帝国主义侵略，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鼓动这个，然后开会示威，利用、调动大家的民族感情反对帝国主义。明明是内争，扯到反帝，而且要立即收回一切，这现实吗？加上当时外交谈判已经谈好了，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国民军方面的冯玉祥（这个人颠三倒四，历史上很关键的时刻他就倒，哪一方面投机能够捞到好处就干），本来达成协议，可以和平解决，他却不，就要破坏，这是一方面。另外，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煞费苦心，他在1924年11月，当各方面力量联合，包括冯玉祥起作用，将曹锟赶下台以后，各方面邀请他出来组织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总统总理都由他一人担任，是过渡性的。段祺瑞有一个宏伟很正确的计划，首先要开一个宪善后会议，邀请各方面的代表参加，怎么样收拾这个残局，挽救辛亥革命成果。跟段祺瑞结盟的孙中山也到了北京，但他不喜欢在段祺瑞支配下在使国内会恢复和平，稳定下来，就节外生枝，提出一些问题，第一，这个会议代表性不够，没有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段祺瑞立即接受，说原有的规定已发出去，要大修改难，我接受你的意见，由各省议会选出代表补充这个不足，另外要各省商会、教育会等都派出代表都参加，但是作为咨询直选性质的参与，他们的一些意见可以接受。政治是妥协的，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方式解决？在计划里，这个善宪后会议要讨论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效仿美国的费城会议，制订一个宪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是很好吗？孙中山说不行，要召开国民大会。全国四万万人开大会根本不可能。段祺瑞用词对汉语的理解比较准确，叫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的汉语好像没有认真学，叫国民大会，其实完全是字面之争。但就是不行，然后就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问题是有真凭实据吗？在段祺瑞的执政下，刚才讲到关税要收回来，司法主权要收回来，想办法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蓝图都出来了，却由于孙中山等人的捣乱全部变为泡影，以后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没有办法。3·18事件段祺瑞其实不在现场，他的卫队开枪杀死一批人，这个非常痛心。段祺瑞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说这是国民党一些人在捣乱，要通缉那些人，除此外他说学生是无辜的，要抚恤，发表了抚恤令，但有些人讲段祺瑞为死者跪下来忏悔从此吃斋，这是不可靠的，是野史，这个传闻我证明是假的。其实，北洋派里有一些人有远见，想挽救辛亥革命成果，但失败了。没办法。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力量没有转化，特别与作为国家革命组织的国民党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向民主政党转化，没有选择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有绝大关系。我讲的就是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张千帆：感谢袁老的精彩讲座，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历史教科书截然不同的版本，而且给我留下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袁老没有涉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司法成就，这可能是辛亥革命比较重要的成就；但您写过文章，探讨宋教仁被刺杀以后的司法处理，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院曾经发传票给在任的国务总理，我记得您将此次事件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司法空前绝后的大事”；这在今天来看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也映衬着百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发展到今天是何其的悲哀。     下面请一位法学家探讨一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有请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法学》月刊主编、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          童之伟：我听了袁老的讲座有三点感受：     第一，历史真相我了解不多。我曾考过历史学研究生，但还有很多事不清楚，看来还是历史观的问题。一个人有什么历史观，就会找什么历史资料，找资料的过程都是在历史观的指导下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的历史观。     第二，要有理性。理性特别重要，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要用理性反对和对抗神迹。     第三，中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民主法治传统比较少，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袁老的讲座我做了一些记录，其实从孙中山国民党开始就不喜欢走民主法治的路，不喜欢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里解决问题。相当一段时期民主法治受到严重的践踏，很多人吃了苦头。吃了苦头的人掌了权后痛定思痛，有一些反思，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些人想认真的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并且做得比较认真。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以前的情况，比如说最近十多年法制建设在倒退。现在我感觉到一些人对“宪政”这个东西好像很害怕（现场笑）。最近我们在编写一本官方的教材，好不容易顶着压力把“宪政”写进去了，但还是受到上面指责，还是要把它拿下来。     我在来之前拜读了袁老师的文章，对于袁老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些了解，在来之前我甚至准备了稿子，并改了标题，叫《努力建设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上次我讲的是“否定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很长的稿子，但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笑）。光否定一个东西不行，要有一个建设性的东西，要以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来取代、代替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管理模式创新，但管理模式创新不是说跟现在不同就叫创新，正确的理解是往回走不算创新，肯定是要往前走，而且顺应历史潮流。我的基本结论是：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肯定不是一个创新，只有建设法治型社会管理才是创新，但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司法独立。袁老师刚才也讲到了，但讲得不是很多。历史上在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上做了一些努力，包括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虽做得不是很好，但从今天来看已经是有模有样，至少审判一个共产党人时大家可以自由听（笑），还可以不断的提问，律师还可以慷慨陈词，被告的辩词也讲得慷慨。现在的情况有点麻烦。     司法独立并不可怕，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我们要建一个忠于法治、忠于制度、忠于人民利益、忠于事实真相的制度，因此我们需要有司法机关，需要应有的独立性。“应有的独立性”和“足够的独立性”没有差别，“应有的独立性”可以完全理解为“独立的司法”，这有什么不对的？1954年的宪法和1954年前的宪法都是法院独立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司法独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今天要强调这个东西，而且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探讨理性问题。在这个方面，领导层还是缺乏理性。比如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但却允许地方党委书记干涉司法，换句话说就允许地方党的组织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来改变和破坏全党的主张和全民意志。我们需要建立独立的司法，很多东西要变，包括修改宪法，或者调整宪法的规定，比如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么规定的，1954年宪法也是，现在是倒退,而且很严重。     今后我们在建设独立的司法体制上可以做一些事，它引起的波动应该说是最小的，跟政治改革、选举制度比起来引起的波动要小得多，也就是说成本比较小，收益比较大，我们要理性的探讨。谢谢。（掌声）           清政府漠视民众的利益，拒绝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导致革命爆发          魏汝久：袁老师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就是因为清政府漠视民众的财产，比如铁路利益等，拒绝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所以才导致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在这篇文章末袁老师说，革命发生以后，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摆在中国人面前，而建设这一秩序我们走了一百年。在我的理解下，只有分权制衡，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人权的宪政秩序和法治秩序才是可行之路。而我认为律师是社会宪政和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知道今天（9月17日）和明天（9月18日）是司法资格考试的时间，我也是在1993年10月1日和2日参加司法考试的，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律师，做了18年的律师，有人说现在法律专业是十大垃圾专业里最垃圾的专业，找工作非常难，但我不感到悲观，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法律系的学子，每一个律师都是一颗种子，只有我们的土壤发生改变，或者我们改变这个社会的土壤，每个人心中公平正义的种子才会长成一棵大树。这些大树就会形成一座一座森林，就是法治中国的宪政人权森林，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那些法律人和我们先辈一样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谢谢。（掌声）          杨子云：下面有一点时间可以向袁老师提问。          网友1：非常荣幸听到袁老师的讲座，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辛亥革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超前的，正如您所说根本不具备那个基础，没有巩固下来，而且环顾当时世界，除了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以外，在整个东半球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共和国，而我们一步就跨到了最先进的行列里，超前了、不合适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二，谈未来的宪政转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经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三种威权政体，皇权的、军人专政的、党国体制的，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您对此有何看法？谢谢！     袁伟时：第一个问题是说关于条件够不够，我想人的行动是受观念支配的，规则一旦固定下来就变为一个制度。从中国情况来看，晚清的宪政思想传播已经很长时间了，很多理念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从1910年开始到1911年初，当时中国一年有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那个运动的规模年年超过五四运动，每次都有几十万人参加，都是要求将政治交给老百姓，能够民主。所以不能说当时完全不够条件，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来看，当时具备基本条件。从转变为一个共和国家、民主国家进入的门槛来看，中国的条件够了，但要完善，那个条件要慢慢生长、前进，这方面有很多不足，而且当时很多人的认识水平不高，比如到现在的一些官员敢讲当下的政治家水平不足就认为你这个人对我们的领袖不敬，好像有点大逆不道的样子。不要怪这些人，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很可怜，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了还不愿意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家、官员的水平不够，不够我们要教育他，所以我们给他们总结历史经验，告诉他不要重复历史错误。     第二个问题，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我同意。因为党国体制是用现代性的形式来推行一个很严密的统治架构。那样一个架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那是苏联的体制。中国那些革命家很单纯，认为苏联那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讲的那一套是真正有利中国人的。中国那些革命家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了解不够，对政治学、法学以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所以在决策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我的演讲都要受到限制，我觉得很好笑。有些人听到后说原来袁老师的观点那么温和，我以前不知道。其次，党国体制下困难很多，但不要革命，至少不要革共产党的命，为什么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是代价最小的，如果一下子把原有的社会体系推翻掉，社会混乱，要重建一个合理的法制体系更加困难。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杨小凯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革命一次，民主法治的到来要推迟三四十年。这是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不要乱，就在现有的体制下，就好象参加讨论时指责你现在法治倒退了，你的法令制订不对，哪里不对我们教育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我们转型的代价小，老百姓利益损失小，这就回到了《大公报》历来提倡的“小骂大帮忙”，小骂是不动刀枪，以法治、现代利益、社会利益、理智来批评你，你哪里违法了，哪里违反民主程序，帮了整个国家进步的忙，帮了人民利益的忙。所以我认为逐步改革很重要。          网友2：袁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杨小凯，杨小凯提出一个观点是他对1946年的宪法评价比较高，他提到建国以后中国的宪政变革有可能按台湾的宪法作为支撑点，您有何看法？     袁伟时：我对1949年以前的那些宪法文件看过，印象是：北洋时期的宪法除了《天坛宪法》比较偏激以外，后来的都比较合理，包括已经通过完成的法律手续的《曹锟宪法》都有很多可取之处。国民党建立体制以后，经过与共产党领导的多种民主力量的奋斗，包括民主同盟，包括各方面的中坚力量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迫使国民党一步一步让步，提出了宪法修正的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在1946年的宪法里全部采纳。所以那部宪法不是国民党的全部，也不是有人说的是张君劢的贡献，是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政治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些成果值得我们珍视，如果将来我们要修改宪法，要吸收那些东西，逐步采纳到我们的宪法里。          网友3：袁老师您好，很高兴在这么狭小的空间跟您探讨这么宏大的历史命题。我有一种看法，宏大的历史叙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最后的失败都是如此。您刚才提到中国辛亥革命成果没有得到巩固是由于当时各大政治势力特别是作为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变成现在法治执政党的转型，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国民党没有完成这种转型？我个人有一种看法，这个党当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后来受到苏俄所影响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完成一种转型，而改变后的可能也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展望未来我个人没有您那么乐观，我觉得是要发生的和不可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都是超出我们的意外。     袁伟时：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完成这个转型，那个转型是什么转型？不是由革命组织向执政党转型，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你已经是执政党还说应该变为执政党这不是废话吗？（笑）应该从革命党变为服务型的民主政党，政党不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真正实现或者真正落实，承认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党当时不能完全转变一方面是传统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制订《中华革命党党章》时竟然写上“要服从孙文一人”，这很荒唐，这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帮会传统，帮会就是要服从老大。后来国民党受到苏俄的影响，又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制订《国民党总纲》上写上一条“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一个政党人怎么可以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这是在历史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领袖人物的缺陷，这代表了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状况。孙文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和现代政治理论理解不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不深刻、不全面，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如果要避免重返这种错误，应该让各种各样的理论传播，要让我们的政府官员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还要让知识阶层懂得这些常识，那样国家转型就会有基础，但这条路非常漫长，虽然漫长但是为必由之路，只能走这条路。这是我的答复。谢谢。           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社会代价最小          网友4：您说前面的几个观点我很赞同，但您最后说不要革命，对于这句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埃及革命错？突尼斯革命错？利比亚革命错？     袁伟时：我没有讲中东和北非那些国家问题，我们现在在中国，只讨论中国问题，所以你那些问题不存在。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是再有一次革命，就是说整个社会管理架构打乱，这个代价非常大。不要将政治架构神圣化、理想化，好像是碰不得的一个制度，政治架构说到底是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管理的组织有不合理的地方就督促改进，通过对原有规章的修改，原有规则的修改逐步完善，不要把整个公司推倒，推倒以后没有饭吃，原有体系一乱，重新组织国家机关，这样的话社会大动荡，那个代价我们负担不起，而且跟多数人的意愿不相符。如果你想参与政治就要认认真真去锻炼，了解社会实际，使得自己的思维方法全面一点，那样的话就会避免极端。          网友5：袁老师您好！辛亥以后关于宪政发展的焦点：宋教仁被刺事件。这个事件对中国宪政发展无论是北洋派还是在野的国民党共同对既有宪政原则的破坏。在一些研究上，传统说法是袁世凯跟赵秉钧合谋暗杀了宋教仁，但一些研究不排除国民内部暗杀了宋教仁，尤其陈其美跟应桂馨的关系，我想请问袁老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以及它对宪政的影响。     袁伟时：这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你可以看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这篇文章有我的答案，也有一些朋友，比如张耀杰先生就认为是陈其美搞的，他也有文章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          网友6：您刚才提到我们不要革命，要去教育官员或者说服官员，应该怎么做？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做，比如说参加基层人大选举，比如北京的徐春柳。您怎么看？     袁伟时：关于选举问题，中国现状是共产党还想整个选举在它领导下进行，假如一些独立候选人出来觉得脱离了它的领导范围他不高兴，这个东西是中国民主生长过程的一个现象。但中国民主法治的生长过程不光是这个现象，要看到在60多年来，现在的宪政、民主、法治正在我们生活里生长，要看到这个，不看到这个可能会走向极端，甚至说不革命不行了。但在我看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公民意识觉醒的年代，为什么讲2003年？2003年发生了“南方都市报”事件，打压它当然是错误的，《南方都市报》公布事件真相，有关当局打压它。这个打压受到各方面人士指责，指责的根据是什么？公民的意识与觉醒。更重要的是延安农民看黄碟，警察去抓他，结果大家声讨派出所，派出所不得不道歉、赔款，很小的一件事是公民的自由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后这一类的博弈继续在进行，整个博弈的有关官员要压制自由、压制公民的权益，大部分恐怕是以官员失败告终，这表明我们公民自己本身的意识在觉醒，而且公民权利保障逐步在改善，要看到这一条，这样的话，就不会悲观。     其次，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互联网，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平台，在上面表达多元观点，并且这些观点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声音。一个官员怎么样对待多元意见？这是一个考验，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骂我，有人说我应该回骂，但不是，我尊重你的发言权，这样的话整个社会比较平和，官员也是这样，要面对多元。想回到过去大一统、统一思想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尊重现实、尊重公民权益，人家才会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或者领导的合法性、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不要悲观，宪政正在我们身边生长，应该让这个生长更结实一些、更稳固一些，最后中国的面貌会大变。          网友7：台湾宪政从1949年之后到现在，宪法已经做了一些改变，那大陆的宪法是否可以结合台湾宪法做一些修正？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子云：你是来自台湾的吗？     网友7：是。     袁伟时：台湾是华人社会向民主宪政转型的一个典型，有很多经验。中国的宪政学家和政治学家乃至世界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个东方社会怎么转型。我想将来中国大陆有关学者、官员要修改我们本身的规则、宪政一定会吸收海峡对面兄弟姐妹的成就，我想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8：袁老师您好，请问您对新加坡体制还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怎么看？     袁伟时：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周围有强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采取防御性措施。所谓亚洲价值观根本是胡扯，李光耀本身慢慢知道他讲这套不行了，后来讲还是要独立、多元自由。同时那个设计里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接受了英国的法治传统，这个城邦在这方面比较经典，人口很少，认认真真实行法治，根除贪污，这方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设计了很多民主障碍，有法治，但没有民主。这个障碍从最近的选举可以看出，反对党得到了将近40%的选票，但在67个国会席位里才得到6个席位，就是在制度上有设置障碍，但即使这样，40%的民意执政党也不敢忽视，要是不尊重民意，不按照民众的要求办事，下一次选举可能会很难看。只要选举，即使不完善，民主自由有本身的纠错机制，会逐步的纠正、逐步的自我完善，就像台湾，最初是打架、贿选，国民党、民进党都搞，但慢慢会自我净化、完善，现在走向正轨。          网友9：袁老师您好！刚才您说中国的宪政完善过程是缓慢而温和的，但在缓慢而温和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长期的一个痛苦。我们无法能够把我们心里所有的话说出来，但还是要说，我认为整个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内讧，为什么选择长痛而不是短痛？     袁伟时：你们青年的激情，改变现状的愿望我能理解，我也曾年轻过。我现在自称“80后”，理解年轻人的心声，但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平稳、温和。从人民利益与多数人福祉考虑只能忍受比较平稳的改革过程的一些痛苦。现在我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限制，但我一笑置之。你这个是错误的，你侵犯了我的自由，表明你的愚蠢，但另一方面我还自得其乐，还寻找自己的空间，继续说出我自己的话，为中国做出我自己很小贡献。所以，我认为不要走上极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已经有相当的空间在这里，以前在餐桌上骂国家领导人是大逆不道的，现在在餐桌上开玩笑骂国家领导人多的是。现在很多地方骂政府官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小城市还会遭到麻烦，但在大城市指着鼻子骂他，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问题，要看到困难、黑暗与不足，另外又要看到我们的光明与希望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成熟，会选择对中国比较有利的道路。这是我的回答。          杨子云：我有一位朋友曾在我面前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最可悲的是陪着这个专制政权慢慢变老。我说也不是，慢慢变老过程中看到很多风景。人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你不断的在斗争，但也可以不断的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另外的人生，每个人要有多元的思维方法。     现在掌声欢迎张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张千帆：不是什么小结，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该怎么样“享受”，但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顺利结束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袁老师确实比我想象的要温和，至少要比我温和。他讲一场革命可能会耽误这个民主法治国家三、四十年，我看至少已经耽搁60年，还不知道以后还会耽误多少年。     总结今天晚上这次研讨，我想它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不可怕，宪政不可怕，讲座不可怕；如果哪天连讲座都没了，革命来了还不知道，那才是可怕！再次感谢袁老和两位评议员，感谢腾讯网和子云，感谢新的合作伙伴北大法学社，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你们对历史的兴趣让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一点希望。还要感谢网络和微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大家召唤到这个地方。辛亥百年来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辛亥革命那个时候有网络该多好！（现场笑）。希望腾讯网的燕山大讲堂和宪政讲坛继续合作，越办越好。谢谢！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宪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0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燕山大讲堂，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唐薇 　　 　　　　南都记者唐薇 实习生蒋晓敏 湖北浠水县清泉寺，苏轼的《浣溪沙》“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即游经此地有感而作。如今，这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已片瓦无存，遗址上矗立的是浠水人引以为傲的闻一多纪念馆。在当地人心里，闻一多是最出色的乡贤。1993年，闻一多纪念馆建成开放之际，已是耄耋之年的浠水籍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受邀从北京赶回故乡，为闻氏铜像揭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地没有几个人知道汤佩松的父亲汤化龙———和宋教仁、梁启超齐名的民国三大宪政先驱之一，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力远超闻一多———而此刻，汤化龙在浠水故里的坟冢却早已不知踪影，汤化龙在当地亦是事迹不彰。 　　 　　　　汤佩松少小离家远赴重洋留学，清泉寺昔日的梵响于他已是模糊的回忆。但无论如何，他不会忘记1918年春，父亲曾重游清泉寺。汤化龙离家已十数载，这是最后一次返乡，几个月后，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国民党人所刺，客死他乡。 　　 　　　　比身为立宪派领军人物汤化龙更早遇害的是他的好友、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北上途中，在上海沪宁车站遭枪手行刺，于3月22日不治身亡，此时距他南下回乡省亲之日不过两个月。 　　 　　　　汤化龙被杀后，梁启超心灰意冷，从此退隐政坛。清末民初三位欲有所作为的宪政先驱接连告别政治舞台，曾经喧嚣一时的宪政高论沉寂了下来，议会政治让位于由军阀、官僚、政客结为一体的威权主义。 　　 　　　　1904殊途同归异域求知 　　 　　　　清廷经历1900年惨烈的“拳变”后，为了生存，不得不推行改革，实施新政。在此前后，在张之洞等大员的推动下，中国掀起一波留学潮，尤以留日居多。汤化龙和宋教仁的宪政思想并非与生俱来。他们一个曾以封侯拜相为理想，一个曾以暴力反清为追求，而他们宪政观念的形成皆得益于在日本研习法律的留学经历。 　　 　　　　汤化龙，字济武，1874年出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尽管家境宽裕，汤化龙却非纨绔子弟，他对清王朝的吏治腐败深恶痛绝，曾在母亲面前慨然立誓道：“将来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与汤化龙对以科举入仕孜孜以求不同的是，宋教仁称自幼受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祖父影响，并接触《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从小立志复兴中华。13岁的宋教仁在听闻甲午战争中清廷惨败后，放声痛哭，并激愤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 　　 　　　　1904年，对汤宋两人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汤化龙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并获法部主事之职。当年，日俄战争爆发，许多人将它看成是宪政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一次交锋。交战的结果是新兴的日本击败了外强中干的沙俄，一时间宪政似乎成了知识界救亡图存的利器。汤化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1906年，32岁的他设法获得了官费资格，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中国班，学习法律。 　　 　　　　1904年，22岁的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长沙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决定于当年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时发动起义，以长沙为中心，浏阳、衡阳、常德、岳州、宝庆五路为响应，宋教仁受命在武昌筹设支部，并担任常德一路的主持，目的是把参加祝寿礼的全省文武高级官员一举炸死。然而，宋教仁还没来得及变卖家里田产以济起义需用，起义已因消息走漏而失败，只得逃亡日本。 　　 　　　　殊途，同归。汤宋这两个在国内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漂洋过海在异域邂逅。 　　 　　　　在日本，汤化龙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同时受到两位政治家影响，开始宪政研究。一位是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他曾在日本政界率先提出政党内阁制，制订英美式宪法、开设国会的建议。1898年，大隈重信和板桓退助合作组成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隈板内阁”。汤化龙对大隈重信推崇备至，并把日本明治维新当做中国革新的楷模。十年后，汤化龙要求妻子带子女佩松、佩琳赴日本留学，就是希望“让儿子能够完全受日本教育，将来成为中国的大隈重信”。 　　 　　　　另一位改变汤化龙命运的人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国内立宪运动兴起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发起成立了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推崇宪政的汤化龙与梁启超意气相投，加入了政闻社。政闻社的政纲第一条就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所谓“责任政府”，是指政府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 　　 　　　　就在汤化龙和梁启超一见如故的同时，同在日本的宋教仁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盟友。1903年，已经中了秀才的宋教仁放弃科举之路，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就读，比起偏远宁静的老家湖南桃源，“九省通衢”的武汉让胸怀大志的宋教仁如鱼得水，满腔激情地与同学纵论天下大事。年少的宋教仁有点轻狂。恰逢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满城尽是辫子长袍的武汉，留着短发，蓄着胡须，西装革履的黄兴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黄兴在两湖书院痛诋清政府腐败，提倡反清革命的演讲在当时犹如一声惊雷，被自己的师长、武昌知府梁鼎芬悬示驱逐；而心有戚戚然的宋教仁却引为知己。一拍即合，从此携手走上坎坷的革命之路。 　　 　　　　华兴会策划起义失败后，黄兴和宋教仁相继逃亡日本。在东京，宋教仁于1905年春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同年初秋，在黄兴的介绍下，宋与孙中山相识。8月，孙中山黄兴倡导成立中国同盟会，《二十世纪之支那》随后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早期革命党人绝大部分重破坏而轻建设，对将来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细节未尝经意，宋教仁恰在这方面高出一筹，他在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也醉心探索理论和政治制度。当年6月他进入东京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科学习法律，因遭清政府通缉，次年化名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其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十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对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深入了解，使他成为革命党人中的法制专家。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宋教仁治学之余，还将学业用于实践，为中国立了一个大功。20世纪初，并吞了朝鲜的日本，居然将我珲春副都统治地即今部分延边地面称作“间岛”，图为己有。消息传出后，1910年，宋教仁潜心收集资料，撰成《间岛问题》一书，指出延吉为中国固有土地，严斥日方狂言谬说。他将此书稿递交驻日公使馆。公使馆转呈外务部和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中方据此与日方谈判，日人无以应对，只得签订中朝界约，不再胡说什么“间岛问题”（《间岛问题》凡六万余言，收入《宋教仁集》）。 　　 　　　　汤化龙1908年毕业后返国，和宋教仁虽是校友，且都推崇责任内阁制，但尚未惺惺相惜。立宪派的汤化龙与革命派的宋教仁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汤化龙倾向于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宋教仁坚持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首要任务。汤化龙认为“政治不可以骤变，骤变必使新旧接不上头，引起社会混乱”。然而，学成归国的汤化龙很快发现指望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过是一厢情愿。 　　 　　　　1911相与为谋共草约法 　　 　　　　汤化龙回国后很快成为湖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他同时担任湖北宪政筹备会和汉口宪政同志会的会长，阐扬君主立宪理论，教授法政学说。1909年，清政府各省筹设的代议机关谘议局纷纷建立，汤化龙被推选为湖北省谘议局的副议长，后改为正议长。在他的领导下，立宪派们摩拳擦掌，试图利用谘议局这一阵地大展身手，他们指陈时弊，畅言实业、教育、吏治，呼吁迅速召开国会，却很快发现清政府对此完全置若罔闻。“开会议决之案，一入行政长官之手，可以束之高阁而不顾。”汤化龙无奈地说道。 　　 　　　　“国会请愿”的活动更显得凄凉和悲壮。1910年，各省谘议局代表于1月、6月、10月，连续发动三次叩头请愿，企图以露宿宫门、断指割臂、血泪陈辞的方式感化早在1906年就宣布预备立宪却始终延宕敷衍的清政府。清政府勉强答应将立宪期限改为5年。第四次请愿，清政府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天津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满怀希冀的汤化龙这时才意识到清政府已是积重难返。 　　 　　　　与汤化龙的步步蜕变不同，宋教仁从来不相信清政府的诚意。1905年宋教仁的好友陈天华一度对革命发生动摇，欲返国说服清廷立宪，他和陈天华曾多次展开激烈地争辩。他认为清廷的立宪“非真正立宪”，“不过一时怀柔之策”。“间岛”领土谈判结束后，驻日公使李家驹及外务部胡惟德催促宋教仁返国任职（宋是官费生），宋不应，移书李、胡，辞甚决绝，谓“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 　　 　　　　宋教仁对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志在必行。但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起义迭次失败，让他深感忧虑。宋教仁向来主张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他认为像孙中山那样只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折腾，以一隅规全局，实为下策。上策太难，下策无益且已失败多次，只有取中策。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发表了大量入木三分的政论文章，抨击清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为全国各地的革命起义宣传造势。据载，黄花岗起义前夕，宋到了香港。起义失败后，宋与陈其美、谭人凤等同志决定作战备转移。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发难。并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设立分会，以便届时组织响应。 　　 　　　　而这边厢，让汤化龙对清政府抱有的最后一丝热念化为死灰的是1911年清政府端出的以皇室成员为主的“责任内阁”，13个国务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其余均为满蒙亲贵。一天后，清廷正式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保路运动自此开始。 　　 　　　　汤化龙受谘议局联合会之命起草了一份上奏案，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折子交上去，石沉大海。不久后的武昌起义给予了他转身的契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了，汤化龙与宋教仁，一个主张温和改良，一个矢志暴力革命，两个书生，为民国的建立，为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为宪政民主的实施，苦心孤诣，鞠躬尽瘁。 　　 　　　　文史学者张耀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国内大部分文史学家是认可汤化龙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由于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都不在起义现场，没有军政管理经验的下级起义官兵只好求助于军衔最高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和具有民意合法性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 　　 　　　　10月11日，汤化龙参与了组建湖北军政府的讨论，表示“军事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谘议局成员、汤化龙的儿女亲家胡瑞霖当场表示由谘议局为军政府垫支经费。 　　 　　　　10月12日，汤化龙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宣示革命宗旨。10月14日，汤化龙以谘议局名义通电全国，请各省有识之士响应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的影响力能够扩大到全国，并且被汉口各国领事馆承认为交战团体，汤化龙这份电报功不可没。10月18日，海军统制萨镇冰率领舰队抵达汉口刘家庙江面，立即针对起义军阵地发动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是黎元洪以弟子身份致信萨镇冰晓之以民族大义，汤化龙又以兄长身份劝告萨镇冰的参谋汤芗铭“早日反正，以立殊功”，才促成了海军舰队的退出战场，并且于九江宣布起义。 　　 　　　　10月28日，宋教仁由上海赶到武昌，11月13日离开，在武昌逗留了17天。短短17天却是中国宪政史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据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1948年版）记述：“时居正、宋教仁已由沪来鄂，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因与集议，制定《鄂州约法》，以为各省倡，推宋教仁起草。”又有记载说，宋教仁和汤化龙这两位即将成为全国两大政党领袖人物的校友，这两位不遗余力在有数千年专制史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先行者，这两位一见如故能摒弃党见寻求合作的“宪迷”，他们白天在办公场合热烈讨论，夜深人静之时则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因为有了这17天，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鄂州临时约法》得以横空出世。这份约法的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但里面的内容无疑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给予了《鄂州临时约法》极高的评价，认为汤、宋这次合作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时代。 　　 　　　　与宋教仁在武汉干得风生水起相反的是，汤化龙与革命党人却始终不能合作无间。在革命党人眼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揽权过多，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他们为此编造了一首歌谣：“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一位叫周鹏程的革命党人说：“汤化龙是几面倒。政事部所引用人，大半是他的党羽，将来我们的革命军难免不受他的牵制，吃他的暗亏。”军务部长孙武曾经打算在一次会议后暗杀汤化龙，幸而被其他党人所劝止。 　　 　　　　汉阳失守后，汤化龙不辞而别，前往南京谋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任军部秘书处处长。 　　 　　　　1912各自为政组建政党 　　 　　　　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为实现民主宪政的一贯坚持。由议会推举内阁总理，总理只向议会负责，不向总统负责。一直到1912年1月上旬以前，孙中山一直主张效法美国，在未来的中国实施联邦制。所以，在1911年年底返国，12月26日晚会商政府组织方案时，孙主总统制，宋教仁主内阁制。黄兴劝宋取消提议，未决。黄兴在南京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仍持前议，遭多数人反对，未能成功。他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若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这样，便和力主总统制的孙中山产生分歧，他和孙之间的隔阂也由此开始。 　　 　　　　孙中山拟议临时政府成员名单时，宋为内务总长，但未通过。政府成立后，为健全法制，设置法制局（后改称法制院），宋任局长，负责法制的编订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化龙除了任陆军部秘书处处长，还兼任法制院副总裁，他的弟弟汤芗铭更被任命为海军部副总长。由此可以看出同盟会内部的黄兴、宋教仁一派人对于汤化龙兄弟的信任程度。但武昌首义领导人孙武等人对此强烈不满，与汤化龙关系密切的宋教仁，在同盟会内部也一再遭到孙中山、胡汉民、马君武一派人的排挤围攻。 　　 　　　　孙中山让位已成定局后，为了制约袁世凯，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将总统制改成责任内阁制。虽然此举给日后袁世凯破坏法律留下了口实，但责任内阁制却是宋教仁乐见其成的，而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保证在将来的国会中赢得大多数，也为了让同盟会从激进的革命党转变成稳健的政党，宋教仁着手改组同盟会。1912年8月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发表宣言，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这些主张无疑是宋教仁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革命尚未成功，党派之争却越演越烈。迫于种种恐怖威胁，和革命党人分道扬镳的汤化龙从南京来到上海，开始积极为组织政党做准备。1912年4月13日，他先发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后联合其他政党组成民主党，汤化龙被选为干事长。次年5月29日，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而成的进步党成立于北京，梁启超虽然开始时未加入，但是他为实际领袖，汤化龙担任理事，梁、汤正式合流。 　　 　　　　在以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进步党人看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并非因个人私利、私见而起，而恰恰是政党政治运行之必须。宋教仁甚至私下与汤化龙、梁启超达成了默契。他曾秘密拜访梁启超，表示两党轮替执政本是应有之义。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如果梁启超当政，他则愿意在野相助，如果他本人当政，则请梁善意监督。梁启超对此十分感动，事实上，这也是他和汤化龙一直以来的梦想。若从宋教仁的政治智慧和他的信息收集，他不会不清楚进步党大体上是从原立宪派人士会合起来的，从它成立之日起，便挂靠在袁世凯一边。他如何与汤、梁达成默契，便不为旁人所知了。 　　 　　　　1913一声枪响宪政梦碎 　　 　　　　然而，看似光明的中国宪政道路早被蒙上一层阴影，最大的变数就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袁世凯羽翼渐丰，不甘心就此交出大总统之权力。在1913年2月国会参、众两院的大选中，国民党优势明显，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很有可能组成政党内阁，实行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而宋教仁很可能出任正式国会召开后的首任内阁总理。这便不免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关注。 　　 　　　　众所周知的一声枪响，宋教仁的生命终结，中国推进宪政的实践也由此却步，遇刺后的宋教仁自知伤重难愈，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一封代笔信，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教仁说：如果大总统能够这样做，我一定会含笑于九泉。正所谓“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对于谁是宋教仁案的主谋，案发不久即有两说，即袁世凯与陈其美。主袁说，是袁担心宋出任总理，搞责任内阁，既控制不了内阁，也控制不了国民党籍议员占优的国会。主陈说，是陈有前科（派蒋介石灭陶成章），且案犯应夔丞本系陈旧部，上海青红帮与陈为一体。汤化龙满含悲愤地写下传诵一时的著名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 　　 　　　　历史真相难以确知。严格地说，梁、汤的说法都是各人的见解，并不是证据。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这对醉心于宪法的宋教仁而言，实在是天大的讽刺。以身殉道的宋教仁最不希望他的死引发民国混乱，国会崩坏。从局势安定的角度考虑，汤化龙及进步党对宋案主张法律解决。7月17日，已经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该党会议上公开表示：“此次江西倡乱，涂炭生民，实为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汤化龙的弟弟、海军中将汤芗铭更是率领海军第二舰队，直接参与了江西、安徽两省镇压“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与国民党方面结下深仇大恨。 　　 　　　　“二次革命”后，激进革命派势力迅速崩溃，袁世凯大权在握，更趋保守。当选大总统后的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不久后又下令解散国会，并废止《中国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在专制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的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 　　 　　　　1915年年底，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了云南起义，而同为进步党首领的汤化龙此时也离开北京，组织反袁。在护国军进展最为艰难的时候，汤化龙再次“策反”自己的弟弟汤芗铭，他跑到长沙找到时任湖南将军的汤芗茗，劝说其反袁。汤芗铭曾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将军之一的决定反袁，使袁得知后，捶胸顿足，直呼“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催命二陈汤”，此汤即化龙之介弟芗铭。 　　 　　　　1918魂断他乡宪政末路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一片声讨声中黯然离世。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国会重开，汤化龙复任众议院议长。笃志宪政的汤化龙鉴于首届国会两大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教训，倡议不再建立政党。他认为民国初创，持有宪政民主思想的人物并不很多，大家不如求同存异，合成一股力量。倘若再分成若干党派，无疑让旧派势力渔翁得利。故此大家以友谊集合，不再组党。在他的倡议下，原属进步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国会议员均不再以党派名义活动。 　　 　　　　此时，历尽政坛颠簸的梁启超已有些疲倦。而汤化龙仍矢志不移，从本质上来说，宋教仁和汤化龙更像是同类人。 　　 　　　　尽管汤化龙用心良苦，但权势之争的陋习已如上了发条的机器，停不下来了。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府院之争”。后又历经张勋复辟闹剧和国会再度解散等风波，汤化龙几起几落，于1917年11月辞职。千帆过尽，他终于认识到，仅仅把宪政当成工具来解决中国近代的生存困境根本不可行。汤化龙决定远涉重洋，到美洲详加考察，“西天取经”，而太平洋那头的陌生土地，竟一语中的，真的成了汤化龙的“西天”。 　　 　　　　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而凶手也饮弹自尽。汤化龙的遗体被亲友费尽周折才运回国内，归葬于家乡湖北浠水的伍洲新港。 　　 　　　　随着汤化龙的逝去，梁启超的退隐，中国的宪政运动已走到末路。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明确提出立宪和政党政治是应该予以抛弃的垃圾。 　　 　　　　宋汤二人谋国之诚，世罕匹俦，为宪政赴死，无愧于国家和人民，但有负于自己的家人。1925年，汤化龙的儿子汤佩松孤身孑然赴美留学前，梁启超致胡适的一封书信中称汤佩松“此子其母先亡，一姊出家，更无兄弟，孤孓极矣”。汤佩松已于2001年逝去，无人得知当时孤苦伶仃的他看到梁启超这封信时作何感想。事实上，汤佩松此时的心境和他1913年被父亲“押解”出国的不情不愿应该已是大不相同。那时他因祖母溺爱，骄纵顽劣不爱读书，父亲汤化龙因此将他送去日本读中学，并请受汤化龙资助同往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监督他学习。而12年后，再次出国留学的他却已是孤苦无依。 　　 　　　　至此之后，学术上成就斐然的汤佩松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世，他的回忆录中有关父亲汤化龙的部分少之又少。即使在湖北浠水，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一个比自己更显赫的父亲———汤化龙。 　　 　　　　宋教仁少年成婚，却始终漂泊在外。他遇难时，独子宋振吕才12岁，后宋振吕在黄兴安排下，东渡日本求学，但回国没多久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6岁。 　　 　　　　如今，上海闸北公园的宋教仁陵墓前健身的老人们每天仍在挥拳出脚，湖北浠水的汤化龙墓地却早在十年动乱期间已毁坏殆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100246355.html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10:12:49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标签： 辛亥百年 ● 金冲及        内容提要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6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金冲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 金冲及：“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相同主题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刘申宁：改革是革命的引路人 张鸣：摒弃历史符号，探究辛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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