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地区某“985高校”的龚教授是个有心人。他专门统计了2008年一年他所负责填过的表格，“总共有47个难填的表，平均每个表填两天，就是近百天，3个月就没了。”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达200多页，龚教授关起门来，整整填了5天。这些表格名目繁多，龚教授扳起手指一一历数：“973项目”申请，重点实验室评估，重点实验室规划，学院的规划，学科的规划，“211工程”申请表，“211工程”年度工作汇报表，“985工程”创新表、申请表、评估表等等。（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 仅填表就填掉3个月！再加上领会每一个表格的精神（参加相关课题、项目申请动员会）、对每一个表格的讲述（参加评审答辩会），留给科学家们的时间，也就相当可怜——正如媒体报道所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不在实验室，而是“在开会，或者在去开会的路上”，最佳的科研时间是晚上或双休日，成了“双休日科学家”，有的科学家，甚至已经记不清上次是什么时候进实验室。 问题令人忧虑，但更令人忧虑的问题是，这不是现在才发现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早在多年前，就被媒体报道，被社会关注，被广泛热议——中国科协几年前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可是，这么多年过去，问题不见丝毫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依据我的观察，目前每一次对学术问题的报道，在现实中产生的都不是“震荡”，而变为大家对现实的学习与体会，然后按照“问题科研”的道路奋斗。也就是说，谁要是越能理解这样的科研的“精髓”，谁能懂得把“大师+团队”变为“大佬+团伙”的奥妙，谁就很快成为“学术大佬”，也就被奉为“学术大师”，打造出杰出“团队”。能不能做真正的学术不要紧，你只要会忽悠，会讲故事，会把表格填得天花乱坠，会把答辩会变得是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誓师大会，谁就会获得青睐，获得大笔的经费，赚得盆满钵满。 这成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景：所有人似乎都清晰地知道问题所在，可都目睹问题生龙活虎的上演，同时，身不由己的参与问题的制造中——那些学术表格是谁制订的？那些评审各种表格的评审会的专家是谁？——这其实与在街边目睹犯法，不去制止，反而主动参与，没有两样。 对此，科学家们十分无奈，大家都是体制中人，因此，无法抗拒体制化的过程，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改革科研体制。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表格学术、功利学术，归根到底，是由于行政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与学术评价体系所致，当下的“学术”，是“权力+金钱”的裸奔，已完全不顾学术尊严和声誉。 但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众多科学家的观点看，大家都在等待行政领导的良心发现，等待他们自动放权，这自然是好结局，可如果行政机构、领导不放权，那是不是就只能无奈接受并顺从这样的局面呢？并不如此。 以科学家们反对的会议来说，这么多的会议，有多少科学家在大会上严正反对过？在多少会议上，有科学家们是按照领导的意识，主动迎合，赞扬会议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让大家很有收获？也许科学家们说，如果在会上反对，在会上说出真话，自己就将失去课题，失去经费，影响到课题组，这个责任十分巨大。但违心迎合，这种失信的责任难道不大？助长不良风气，让学术氛围日益混乱，这种责任大不大？而且，如果大多科学家真有学术操守，对事不对人，勇于说出真话，坚持立场，那种完全违背教育规律、学术规律的事，怎么能顺利开展呢？更进一步说，如果科学家集体拒绝填写这样的反学术的表格，表格学术还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吗？ 我国的学术问题，演绎到现在，疾重难返，可以说，如今很多当红科学家，个个都有责任。我国科研体制的改革破局，我觉得不在于行政部门自觉地放权改革——这一点很难——而在于科学家们自身的学术觉醒，懂得学术尊严与学术声誉的宝贵，在进行学术活动时，坚持学术底线。这其实就是学术权与行政权博弈的过程，只有学者们争取学术权益，才有可能有从行政权那里获得学术权的可能，如果学者们都拱手让行政权独占学术权和教育权，自认自己只是被行政权赏口饭吃，那么，学术是不可能获得地位的。学术的问题，就不可能有好转，而只会在批评之中，将“潜规则”变为“明规则”，从无可奈何的裸奔到兴高采烈的裸奔。当下，不是有很多学者，自豪地说自己又成为领导会议的座上宾，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江湖地位吗？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992/blog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一，温家宝、胡锦涛，最近都在深圳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虽未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进程，所以暂且把它看做是一场吹风性质的讲话。有一点令人很费解，就是温、胡的讲话顺序，如此重大的事情，本来应该先由胡提出才是，可是这次胡只是做了跟风性质的表态而已。不得不要让人进一步思考。窃认为这是由于党内矛盾 — 也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所致 ! 再有一年多的时间，本届政府就要全面替换领导班子，温已经没有时间再进行大刀阔图的政治改革，目前经济的宏观调控之复杂以及接二连三的天灾已经要压垮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他本人的政治生涯高度也行只能到目前的阶段了。所以在即将退休之前，这位睿智亲善的老人高瞻远署，洞察到了如果再不经行改革，社会局势可能会超出想象。所以当下提出了改革的口号，但不会有实质的整治部署，即使有，也不能保证下一届领导集体具体实施。顾及到下届政府可能在政治领域仍然不会有大的作为，所以温故意在退下去的时候搞个吹风，把包袱丢给下一届，让外部的舆论压力去压迫下届领导班子不得不 “ 迫 ” 于改革。于是可以推断党主动推进民主改革的希望不大。 　　二，上层阶级既然可能不会主动推动改革，那谁将会作为主要的推动者呢 ? 答案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等知识分子。教育普及之后以致到现在阶段，已经有很大一批大学生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伴随时间的推移， 80 后将马上就要作为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房价的一路飙升，社会不公现象的公开曝光的增多，有很大一部分大学生 ( 通常所说的的蚁族 ) 目前都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已经对这个社会表现出不满，只是缺少恰当的发泄方式，任何剧烈的社会运动发生之前，人们都要持续的忍受社会所带来的对舆论的封杀，对人们要求平等自由的打压，以及对丑陋政治的粉饰，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会有任何差错，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现在不是有些前兆了吗 ?( 由这次获奖事件就可以看出 ) 　　三，为什么会是知识分子担当主力军

作者： 楊偉中  |  评论(11)  | 标签: 时事观点 , 中国 , 民主 , 言论自由 , 政治 , 权利 大陆总理温家宝9月23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札卡里亚的访问，谈推动政改死而后已，谈胡耀邦改革功绩，谈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无法阻挡，还提出了他个人的政治信念。从北京到深圳，从中国到美国，温家宝连日密集倡言政治改革，确实并不寻常，也绝对会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 　温家宝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新华社仅在其他新闻报导中附带提及，上海《解放日报》则以评论方式在国际新闻版面呈现，略为透露温家宝在受访时提及政治敏感议题，除此之外，大陆媒体至今只字未提此次访谈内容。这种现象足以证明，温家宝关于政改的谈话，并非大陆领导层的共识，甚至可说以反映了领导层的某种分歧。回首19年前，《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强力呼应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的谈话，两相对比，更能突显温家宝政改主张所面临的阻力之大，推动之艰，处境之险。 　现在人们常惯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实，不少人已经指出，30年来的改革开放根本是两段故事。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从对文革错误拨乱反正，推动“非毛化”始，中共党内改革派和民间力量合力推动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改革事业，连新闻改革这样敏感的课题都摆上议事日程。然而，21年4个月前的枪声，虽未完全终结改革，却已让政治改革范围被大幅限缩，改革步伐僵滞。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段故事。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改革乃以高层主导的经济改革为主，推动了有限度的市场化与私有化。传统计划体制的没有出路，鸟笼经济的左支右绌，全球范围的自由市场浪潮，尤其是市场经济带给大小当权者的庞大利益，成了近20年改革的主要动力。 　这20年来，部分民营企业主固然强烈呼唤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公民社会也在艰难环境中逐渐茁壮，它们都是改革的重要动力，但这两年来“国进民退”的事实，已说明在中国改革的第二段故事中，权贵集团才是最大的获利者。 　大陆知名社会学者孙立平屡屡用“失衡”、“断裂”、“溃败”来分析描述当今的中国社会，其论述涵盖面向虽然广泛，但其核心乃是指由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大陆权势阶层和平民阶层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日益悬殊，阶层隔阂极其深刻，政治权力失控，缺乏内外约束，导致社会矛盾丛生，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向心力涣散。中国改革第二段故事的结局，就是当年的改革者成为改革阻力、改革对象。而这正是温家宝要不断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将是死路一条”的原因。 　摆在所有中国人民眼前的重大课题是，中国改革的第三段故事如何开启，怎样发展，又会有什么结局，这也是我们高度关注温家宝政改言论及其效应的原因。 　对于温家宝的言论，批评者有“表演作秀”、“自保权位”、“对外公关”、“高层斗争”等诸说，其实揣度温个人动机、窥探中南海秘辛并非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温的谈话确实反映了人民的吁求，直指大陆政治的要害，也说明体制内的确存在比较清醒、比较开明的力量。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能产生作用力，影响前进的方向，中国改革的第三段故事如何谱写，端视每个人选择扮演哪种角色，又起怎样的作用。（2010.10.8旺報）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1 个评论 楊偉中的最新更新： 温家宝的“三民主义” / 2010-09-29 14:08 / 评论数( 11 ) 台式民主乱不乱？ / 2010-09-28 14:42 / 评论数( 17 ) “一个中国”与马英九的选举考量 / 2010-08-31 16:12 / 评论数( 0 ) 深圳．民主．梦 / 2010-08-26 19:52 / 评论数( 13 ) 铲除专制，光靠写写文章肯定不行 / 2010-08-25 17:58 / 评论数( 21 )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10-9-13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