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香港雜評 | 林行止:政策失效干預徒勞 理性預期學者獲獎

一、 第五十八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homas Sargent, 1943-)和普林斯敦的沈姆斯(Christopher Sims. 1942-)教授分享;這兩位「為宏觀(總體)經濟學奠基」的學者,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為「提出量化複雜總體經濟動態運作的方法」。沙琴德在結構模型中「設定消費函數及投資函數」,並把之融入「理性預期假說」,以之分析政府的政策並考慮政策變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沈姆斯認為沙琴德的方法「實用」惟「實證需要估算許多方程式」,做起來大費周章,有太多困難,他因此發展出「縮減模型」,用以分析非預期的貨幣或財政之政策變動……。相信和不少讀者一樣,對於這類計量經濟學術語,筆者不明其真義,只能以「隔行如隔山」自嘲。有關這兩位大師的學術精髓,希望他們的高足雷鼎鳴教授大發善心,以淺白的語文為大家說清楚。 沙琴德和沈姆斯是理性預期理論(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縮稱Ratex,這一派學者稱Ratexian)健者,他們的前輩羅拔.盧卡斯(R.E. Lucas, 1937-)早於一九九五年獲此殊榮;他們的獲獎,彰顯了理性預期理論的重要性。 和過往一樣,在世界經濟亂糟糟的現在,傳媒對諾經獎得主有一定的期待,希望他們能為經濟把脈,判斷病情並開出治本的藥方,可惜這種「超現實的期待」泰半落空,因為有成的經濟學家可以提供學術研究方法、解釋經濟現象,但預測未來的能力不是有限而是基本欠奉(筆者多年前曾為文指出成為政府領導人的經濟學家難有作為的事實)。學而優則仕是指科舉時代進仕為讀書人唯一出路,「學而優」是學業有成,而「則仕」是中立詞,此「仕」可能是庸官亦可以是良吏……。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論,然而要「治病救人」,則非其所長。如果經濟學足以解決經濟問題,世上還有接二連三而來令世人受苦的經濟衰退嗎?美國學者幾乎囊括諾經獎,但美國經濟病入膏肓,足證經濟學與經濟繁榮之間不能劃上等號。 二、 理性預期理論是佛利民等人所創「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發展,其基本概念十分簡單,它指出,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研究因經濟參與者的理性行為所反應出來的社會現象;而它和自然科學一樣,不必和實際政策有直接關係,這使理性預期學派的學者大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純經濟學家。 理性預期理論指出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即以有形之手指引無形之手的運作—注定失敗,這對以為制訂一套經濟政策(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便能創造全民就業並令經濟欣欣向榮,是當頭棒喝(計劃經濟指令經濟當然遲早要付出沉重經濟甚至政治代價)。事實上,「金融海嘯」後至今三年多,期間政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各國領袖不知開了多少會議,但不容否認的是經濟愈搞愈糟。所以如此,沙琴德便認為是政府過度干預令經濟元氣更傷之故(每項政策都可收一時之效,但留下更深重的消極性後遺症)。現在西方政府不僅不能期望沙琴德和沈姆斯能提出一套振興經濟的方法,各國政府反而應反思近年來不斷拋出的政策的妥當性和可行性……。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經濟是一個極端複雜的有機體,實際上從來沒有人真正了解過;凱恩斯以為掌握了經濟脈門,因此相信政府可以有效地調控經濟,但事實告訴我們,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只能收一時之效,卻遺下了長期禍害,而且可以是禍延數代;因此,當政府重施故技進行干預經濟時,人們便預期這種干預會帶來什麼後果,紛紛採取相應措施以保護本身利益。測試政府施政會有什麼反應,便是「理性預期理論」的真諦。 其實,理性預期學派的主張,和貨幣學派的看法頗有雷同之處,他們都希望政府高抬貴手,勿以有形之手干預經濟;理性預期學派同時確認阿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及奧國學派的「小政府」主張,在經濟發展中具積極功能。 三、 就學術角度看,理性預期運用高深數學,以證明消息靈通者,可用不同辦法來應付政府政策的變化,從而獲取利益。理性預期與凱恩斯學說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主動地預期政府的施政會有什麼後果,從而加以利用;反觀後者,則僅對政府政策作出反應和試圖影響其決策而已。八十年代理性預期因盧卡斯獲諾經獎而成顯學,可是,這派學者並不能解釋美國經濟實況,即無法對政府政策的後果作出準確預測。 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看法,政府出其不意的政策,對經濟才有影響(only surprises matter)。比如突如其來的加息會促使股市大跌,但加息若早在預期之中,其作用便會消散,因為人們已及早作好防範措施!對此股市中人應有會心。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政府除了制訂平穩的貨幣政策(Smooth Monetary Policy)及提供警察、消防、國防以及道路等服務之外,其他以少做為佳為妙;盧卡斯便不只一次指出根本不應該有經濟政策,他說:「我贊成市場經濟,我對計劃經濟深惡痛絕。」 雖然理性預期理論是建立在證明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無能為力的基礎上,但並不等於政府會從善如流,將解決經濟事務的大權交付市場力量解決,因為干預市場正是政府權力的具體象徵。正正因為政府的這種本質,筆者相信凱恩斯學說雖已「失寵」,但政府「微調」經濟的決心是不會動搖的。 理性預期理論雖然建基於繁複、高深、抽象之上,且以純數為工具,「生人勿近」,但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已有廣泛運用到實際政策層面的趨勢,沙琴德、沈姆斯之後,料更會蔚成時流,但這不意味政府會減少市場干預,中國當然更不可能讓市場主導經濟發展!凱恩斯把操縱經濟的大權從上帝之手交給政府,政府絕對不會在「和平演變」之下把之交回上帝……。換句話說,理性預期理論再獲諾獎垂青,對實際經濟難局之紓解,幫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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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观察: 只重科技,漠视民生,难获民众认同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现在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激动穿透全中国,当然,也不会有一件事让全体国人痛苦得觉着过不去。”“天宫一号升空发生在上海地铁追尾事件几天之后,这让人想到,它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坚实台阶,但仅仅是台阶的一级,中国还需要地铁动车不被追尾、渤海漏油能迅速发现并处置、以及少出几个郭美美那样怪异轰动人物的许多坚实台阶。”“把中国带向‘美好未来’是艰难的,这个大国必须有一流的国防,一流的高科技。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拳头和工具。同时中国也必须是细致的,它得拥有让农民工子女也能平等入学、猪肉价格别涨太快的‘技术’。” “中国显然没因为航天的‘小成就’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建的3000万套保障房,表现出了政府的清醒。” 台北《旺报》的社论称:“这篇社评点出了当前大陆社会的问题:首先,太空科技相当花钱,中国太空计划因为不透明,外界较难掌握精准数据,但若参考美国太空总署经费目前占年度总预算(3兆美元)的0.7%来判断,中国太空计划必然所费不赀。更何况,中国政府能够突破太空计划的若干关键技术,理应也能提升对毒奶粉或地沟油的检测技术与设备。中国人的智慧既可以送人上太空,自然也应有办法能克服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进而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中国是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大国,但国民年均所得在全球排名依然落后;政府耗费巨资研究太空科技,一般民众的住房、就医或就学问题仍须积极解决。大陆网络流传的一句话:‘现在什么神五、神六上天了,为什么老百姓安一个锅(卫星接收器)收看电视的权利都没有?’,它代表许多人在雀跃‘天宫一号’升空后的民间反思。” 香港《信报》署名林行止的评论称:“天宫一号顺利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将先后与‘神舟’八至十号飞船对接,最终建立太空实验室。英国《卫报》以此举是《中国向超级大国地位大跃进》为题,正面报道中国太空事业的成就;然而,《伦敦时报》认为‘中国炫耀此一骄人项目……,是要令中国人知道除了打压、虐待、贫困、贪腐之外,他们的国家亦有令人骄傲的成就。’不管怎么说,中国从屡次要求加入美国太空实验室被拒到拥有自己的太空实验室,科技上的突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香港《明报》署名沈旭辉的评论称:“中国成功发射无人驾驶飞行器‘天宫一号’到太空,引起西方关注,被看成是‘大国崛起’新一步。然而单在技术层面而言,中国要追赶美国,在可见将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太空计划也好、航空母舰也好,目前只是为了确保取得高端竞赛的入场券,以探索在过程中能否研发另辟蹊径的新项目,同时为中国民族主义、软实力服务,而不是真的以技术上‘超俄赶美’为目标。”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内地著名经济学者、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王福重早前在微博上以‘祈祷发射失败’撰文,旋即引发争议,”“王福重的言论固然是见仁见智,惟不可否认的是,他代表了部分民众的想法。在老百姓生存、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社会福利仍未健全的情况下,耗费巨资‘放卫星’,甚至搞政绩工程,这种只重科技、漠视民生的做法,难以获得基层民众的认同。” “发展科技,目的无非是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当局耗资巨大发展航天科技,却不去改善基层民众的生活,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这种科技又有何用!前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实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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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官銀勾結源遠流長 銀行分贓引爆大戰

一、「佔領華爾街」這項始於九月十七日的非政治性同時沒有領導者因此可說沒有正式組織的群眾運動,至今剛好二十天。從新聞報道看,此項自發性的示威活動秩序井然、分工仔細,效率甚高,雖然去周六示威者走上布魯克林橋「妨礙交通」而有七百多人被捕,稍後警方(一名副督察)且在沒有充分示警之下以胡椒噴霧器噴向示威者(事後證實為一名攝記)面部,引起軒然大波,但市長億萬富翁彭博出面為警方撐腰,風波會否平息,要看警方的取態而定。 經常號召群眾上街的香港政治及民生團體,似乎沒有派人去紐約實地取經,實在錯失優化本地示威活動的機會;但不要緊,若能請目擊或親歷其境的紐約示威同道來傳授經驗,一樣有助提高本港的示威質素。據Salon.com一連數天的特稿,此次示威可供包括本港在內的世界各地示威群眾參考之處不少,比如警方不准示威者使用擴音機,他們便採用「人肉擴音機」(human mic),發言人說話緩慢清楚且一句一頓,好讓其旁的示威者把話一層一層傳下去;他們又組織了多個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委員會,負責籌備食物、取暖衣物、資訊中心、電腦修理站以至清理衞生間,令「佔領」活動沒有後顧之憂而能持續下去。 「佔領華爾街」的目的在打倒「金融霸權」,促使政府改革華爾街。自從二○○八年把世界經濟搞垮的「金融海嘯」發生後,雖然華爾街鱷群被指為了私利,不惜投機倒把、偽造賬目、內幕交易、欺騙客戶,種種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徑,令人髮指;可是,為了拯救這些大鱷免於破產(理由是投資銀行以至商業銀行一旦破產,受害的都是它們的股東〔管理層膚髮無損且能挾資逍遙法外〕),國會通過動用七千五百億(美元.下同)的救援法案(TARP),用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當然,納稅人的錢早已用光,這七千多億元是無中生有加印的。 「金融巨子」炒賣失敗由納稅人付款,另一方面卻要削減赤字,對種種令低下階層受惠的福利開刀,美國百姓怒火中燒,不言而喻;更使人氣憤的是,數年下來,華爾街巨鱷的收入竟然有增無減,手風順的對沖基金經理固然每年獲利仍以十億計,高薪投資銀行家的花紅動輒以億為單位;「《財富》美國四百富」去年的個人財產總值達一萬五千三百億,幾乎平「金融海嘯」前的最高紀錄。富者愈富,本來不是問題,問題出在貧者愈貧上;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百分之三十七點三的三十歲以下單親家庭生活於貧窮綫下,為二戰結束以來最高數字。在如山的公共債務之下,生於優裕的「八十後」面對社會流動性不暢、失業率高企和貧困的前景,他們投訴無門、求助無路,最後被迫走上街頭向華爾街討回公道,情有可原。事實上,支持他們這種訴求的,美國各地以至海外都有,不少同情者以信用咭代購「外賣」送至示威區,而公開表態支持的有不少紐約不同行業工會如工業工人工會、運輸工人工會、貨車司機工會、教師聯會以至全美最大規模的勞聯—產聯主席;值得注意的是,外滙大炒家索羅斯亦表示支持,前世銀副行長、諾經獎得主史蒂格列茲表態支持之餘,指出當前經濟困局不是資本主義有問題,而是經濟制度被華爾街金融活動扭曲。作為建制中人(名義上當然完全獨立),聯儲局主席貝南奇周二在國會「聽證」中亦表示「有限度同情」(some sympathy)示威者對「打倒華爾街貪婪無厭」的訴求,可見「佔領華爾街」師出有名……。「反金融霸權」之風吹遍美國以至世界各大金融中心,已蔚成潮流,而民意所趨,相信此次曠日持久的和平示威活動為西方政府「微調」金融業的伏筆。 二、美國是西方資本主義大本營,其政治進而經濟命脈受資本家的操控,不在話下;而資本家以掌握資本的華爾街金融家(銀行家、投資銀行家)為代表,目前氣勢如虹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目的便是要改變這種「官銀」勾結的政治生態。 美國前財政部長如魯賓、保爾森等,俱出身華爾街投資大行,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平則可算是「炒家出身」,與華爾街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他副部級的要員,來自華爾街的更數不勝數……。銀行家搖身成為政府官員,難免予人以「小偷當警察」(Poachers become gatekeepers)的觀感,而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人詬病的地方。事實上,這種「旋轉門」確令金融業蓬勃發展,華爾街在數十年間取代了英國和歐陸的地位,執世界金融業牛耳,令美國在金融事務上號令全球,華爾街巨擘「功在國家」,彰彰明甚。因為如此,他們對美國政治影響之大,令人口呆目瞪不敢相信。 美國奧國學派重鎮、無政府資本主義(Anarcho-Capitalism)倡議者羅思伯(M. Rothbard, 1926-1995;「八十後」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本報及月刊頗為詳盡地評介了他的學說,於茲不贅),一九八四年出版一本小冊子:《華爾街銀行和美國外交政策》,第八章題為〈洛克菲勒、摩根和戰爭〉,對華爾街巨頭為了私利而干政的內情,有非常透澈的論述(這本揭露華爾街本質的「專論」,頗有參考價值,經常與華爾街中人打交道的內地應該譯出)。這裏扼要說其大要,讓大家了解華爾街金融家與美國政治不可分割的關係,由來已久;而「佔領華爾街」的民間活動若有所成,極可能會動搖美國國本! 上世紀三十年代,洛克菲勒極力推動對日戰爭,因為日本的崛起,不僅搶高南亞橡膠和石油價格(分薄美國視為囊中物的重要戰略物資),「有損美國利益」,更重要的是,日本入侵東三省,有鯨吞中國之勢,這可能使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失去其擁有「專利」的中國市場;洛克菲勒對歐洲則持「不干預」態度,以其與德國銀行有密切關係。摩根的處境則反是,它與英法銀行關係非同小可,因而主張痛擊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可以說是這兩大財閥的「分贓之戰」(coalition war),摩根保住了在英法的利益(不致被德國侵佔),洛克菲勒的亞洲利益則失而復得。這裏籠統指摩根和洛克菲勒,不詳寫它們的代表人物如國人比較熟悉的艾奇遜(D.G. Acheson)和尼爾遜.洛克菲勒出任政府要職的活動。 現在仍「大做中國生意」的基辛格(現任財長蓋特納任職「基辛格合夥人公司」,受知於基辛格而通過紐約聯儲局入仕),長期擔任尼爾遜.洛克菲勒的私人外交政策顧問;長期任摩根集團要角、戰後「跳槽」至洛克菲勒旗下大通銀行任職(最後出任世銀行長及駐德高級專員)的麥克萊(J.J. McCloy),說服卡達總統讓伊朗遜王流亡美國,結果引發導致卡達無法連任的「伊朗人質事件」! 洛克菲勒創辦的外交關係委員會(CFR)和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人才輩出,不少身居白宮要津,造就大通及摩根等金融機構成功地「引導中東油元投入第三世界國家」,這些銀行都大發其財,最終第三世界有太多的「大白象」,危機爆發,中東油國損失不菲。 在羅思伯筆下,對白宮以至國會有影響力的「投行」,還有雷曼兄弟、高盛、JP摩根和大家比較陌生的Dillon Read、J.H. Whitney、Sullivan & Cromwell和Clark Dodge & Co. 等等,它們的要角在政府內的差事,不僅僅限於財金系統,國務院、國家安全局、國防部和中情局的決策層以至部長,均常見他們的身影,而這種情況在戰後杜魯門時期便愈趨明顯。 大約近十年來,高盛高層輪番出掌白宮要職,在保爾森掌財政部時,筆者曾有論述;有這位投行出身的財長,才有全面向華爾街傾斜的「救市計劃」,保爾森的前同事舊同行大都安然過關而且過了關便是神仙;不過,由於至今並無一名華爾街巨子要為「金融海嘯」負責被起訴遑論被繩之以法,彰顯了美國社會的不公平,才激發起此次同情者支持者贊助者日多的「佔領華爾街」示威。從洶湧的群情以至兩黨政客必會設計把示威成果據為己用看,華爾街被「整肅」很難避免,此事在大選前會成為競選政綱;不過,大選塵埃落定後會否貫徹,則是未知之數,因為華爾街的勢力深入美國政治內核,敷衍民情的「微調」不能避免,但真正改造改革則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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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計劃經濟缺失浮現 南海紛爭戰意轉濃

一、天宮一號順利升空、進入預定軌道,將先後與「神舟」八至十號飛船對接,最終建立太空實驗室。英國《衞報》以此舉是〈中國向超級大國地位大躍進〉為題,正面報道中國太空事業的成就;然而,《倫敦時報》認為「中國炫耀此一驕人項目……,是要令中國人知道除了打壓、虐待、貧困、貪腐之外,他們的國家亦有令人驕傲的成就。」不管怎麼說,中國從屢次要求加入美國太空實驗室被拒到擁有自己的太空實驗室,科技上的突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披閱有關論述,幾乎所有論者都忽略的事實是,俄羅斯(蘇聯)和美國在二戰前和戰後,威迫利誘吸納了數以百計的納粹德國和東歐諸國(主要是匈牙利)的一流科學家為她們服務,令蘇聯和美國在核武及太空研究上突飛猛進,而中國的有關成就不假外求,是國內科學家在沒有「外援」的情形下苦幹的成果,實是國人應引以為傲的(以內地的政制,一切都是黨的功績)! 非常明顯,天宮一號升空是送給六十二周年國慶的最佳生日禮物;可是,在舉國歡騰的氣氛下,計劃經濟必然出現的困局和敗象已漸次浮現,近來成為重大新聞的鐵道部負巨債以至有關築路建軌工程不得不拖慢施工甚至放棄,及全國多處地方大建「空城」物業及銀行陷入危機等,均是計劃經濟中央頒下錯誤指令造成的經濟資源大浪費(當然,在大建設過程,經濟大幅增長,滿足了信奉「國民毛產值主義」〔Gdpism〕的領導人追求高經濟增長的訴求);一度成為全球搶手貨的稀土,中央見奇貨可居,多番「出招」控制供應,用家不得已致力尋覓代用物,結果其價「煙花化」即急升後暴挫(彭博稀土礦物資源指數今年第三季瀉百分之四十一)。面對這種情況,調整政策讓市場有主導地位,是最正道的做法,但領導層怎會放棄號令全國經濟的虛榮和權力;他們也許還有這種想法:我們能克服征服太空的重大困難,區區經濟問題怎能難倒我們。由是信心爆棚,再擬出渡經濟難關的計劃。對服膺市場經濟的人來說,這樣胡搞下去,經濟真不知伊於胡底。多年前談股說市時,筆者曾引述西方最偉大的數學家和科學家牛頓爵士在股市上一敗塗地(一七二○年四月在股市﹝主要是南海公司的股票﹞獲利一倍,其後股市急升,牛頓心有不甘,為免再錯失賺錢良機,六月間把全副家當二萬鎊﹝現在的購買力約為七千萬鎊﹞入市,結果於十月間「南海泡沫」爆破時「一鋪清袋」沮喪離場)後的感言:「我能計算天體(heavenly bodies)運行,卻無法預估大眾的瘋狂!」有本事成立太空實驗室,當然值得驕傲和高興,但這不等於有辦法使經濟健康地長期茁長!牛頓的遭遇便是殷鑑。 二、貨幣滙價掛鈎而經濟不對稱,令主張港元應與美元脫鈎者大有人在—包括筆者—但聯繫滙價是政治決定,在求穩的前提下,不合理的安排亦不會改變,這是政府和若干經濟學者的意見;可是,有人不信邪,堅信當經濟受害太深時,當局不得不採取行動,使港元獨立於美元之外,讓其自由升值,這是外滙投機者長持「港元認購期權」的理由。令人有點驚奇的是,在大多數人認為聯滙不變或港元脫鈎只有升值一途的情形下,竟然有人扒逆水拋「港元認沽期權」(put options),希望從港元脫鈎貶值中獲利!這些「淡友」又有什麼理據呢?說來有點不可思議,他們的近憂遠慮是中國經濟硬着陸(目前看淡中國經濟的人絕非存心與「中國為敵」,而是看到計劃經濟最輝煌的日子快成過去),更重要的是,南中國海形勢高危,「群小」在美國撐腰下固會不顧後果向「巨人」挑戰,而「巨人」為紓經濟困境,亦可能在不會受國人指罵喪權辱國的藉口下,發起一場有分散人民注意力副作用的戰事!南海炮聲一響,中國當然有最終獲勝的可能,然而,在戰端初啟的混亂期,人民幣和港元看跌,似是大勢所趨。 這種看似無稽的想法,去月底終於獲得來自北京的「精神支持」。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的旁支英文《環球時報》(globaltimes.cn)發表Long Tao(屠龍?)的短論〈教訓南中國海沿岸諸國的時候到了〉。文章把南海問題歸因於南北越統一;「一九七六年(南北越合成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中國的南沙(Nansha)和西沙(Xisha)群島,馬上成為越南的目標」。自此之後,不僅越南垂涎南沙和西沙,區內其他國家如菲律賓亦敢膽「蚊子與大象對撼」,聲稱擁有區內某些島嶼(據Paul Peng發表於九月二十三日本報網站的大作:「在南沙群島中國大陸僅控制十一個島嶼、越南非法佔據了二十七個、菲律賓八個、馬來西亞三個。」),「蚊子」如此斗膽,皆因「已邀得蒼鷹助陣」;作者認為中國應及時以武力懾伏、擊退這些侵佔中國領土的國家;必須快速採取軍事行動的理由有三。第一、時間不一定站在中國一方,以這些國家正在添購武備、大事擴軍,等她們「壯大」之後再行動武,便可能無法一舉把之殲滅且會付出較大代價;第二、美國雖然一再宣稱重回亞洲,但目前受困阿富汗和伊拉克,難以抽身、無法分兵,正是中國以迅雷行動一舉收伏「諸小」的良機;第三、南中國海海域六十三萬四千方里,接近沿海國家的島嶼岩礁無數,中國若不及時對已公開表示有領土野心國家予以懲戒,愈來愈多國家要分杯羹(迷你小國汶萊亦想混水取島),無可避免,屆時麻煩更大,要奪回牽涉面更廣,恐釀大禍。 南中國海形勢對中國頗為不妙,因為越南已與印度結盟,菲律賓則和日本連線,而站在這些國家後面的是對中國崛起愈來愈不放心的美國。 《環時》的文章還認為,現在動武,中國沒有經濟損耗,以區內數以千計的鑽油井(rigs),無一為中國所有,區內戰火一起,鑽油井着火,一燒竟月,但與中國無關;而區內若干島嶼上的機場,毀於炮彈,亦與中國無涉。換句話說,中國現在動武,引致的充其量是有限度戰事,亦即具高度政治目的及經濟效益,因此事不宜遲! 當然,《環球時報》不代表北京的官方立場,然而,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黨報上出現戰意甚濃戰鼓之聲隱約可聞的評論,多少反映了中南海確有或曾有這種想法吧。 這種想法不無道理,然危險處有二。其一是區內一旦「有事」,北方的日本—剛宣布為針對中國而「擴軍」—便可能藉中國漁船、艦艇「犯境」而發難。其二是南海「諸小」蓄意已久,有一定軍力,中國不一定能予取予攜,而戰事一旦持久,「馳援」的美艦美機便至;有人也許仍以為美國不會為了這些「小國」而與中國翻臉成仇,十年前美國政府和商界對中國市場不僅有所憧憬而且寄予厚望時可能如此,但近三二年這種想法已變,不然她不會一再宣稱要「重回亞洲」。為保持霸主地位,遏制以至反制中國,是美國當前的國策。 三、雖然中國一而再表明「和平崛起」和不稱霸的立場,九月初且發表官方文件《中國的和平發展》(《和平白皮書》),剖白對和平的憧憬與追求,但南海「諸小」對中國的猜忌與防範,從未鬆懈,所以如此,李光耀固說得甚「白」(見八月十六日本欄),八月二十六日《南亞分析報告》(Southasiaanalysis.org)有題為〈何以中國是懷疑及敵對的對象〉的特稿,對此有頗為客觀的剖析(對本報讀者沒什麼新意)。無論如何,中國的崛興令亞洲(不限於南亞)「諸小」惴惴不安,紛紛與美國俄羅斯搭上關係之外,莫不大購「先進武備」以防南海不測風雲;「諸小」固然如此,不能稱「小」的印度亦大為緊張,因她擔心中國控制南海(SCS)後最終會進入印度洋,而印度以行動表示她不以為中國擁有整個南海的主權,其能源企業ONGC與越南國企「聯合開發」有爭議海域的油藏,是間接挑戰中國主權的具體行動;不但如此,印度還強化與南韓的外交和軍事關係(去年第一次有印度防長訪問首爾)……。亞洲各地(包括台灣)大購武備迎接中國崛起,令區內局勢繃緊,亦是美國軍工業預期今年生意大增百分之五十達四百六十億美元的主因。說到這裏,應略提華爾街評論家對軍火股前景的不同看法。其中有人認為海外尤其是亞洲訂單大增,可看好洛歇馬丁、波音和Raytheon(別的不說,它們的殖息率依次為四厘、二點六厘和三點九厘),但J.P.摩根去周五的一份報告指出若干軍事工業恐成為美國來年度削減軍事開支的受害者,因為它們的最大顧主為五角大樓,比如哈利斯通訊器材(紐交所編號HRS)、通用動力(GD)、L3通訊控股(LLL)、洛歇馬丁、Raytheon(RTH)及 Northrop Grumman(NOC)的軍方合約佔總營業在百分之七十二至百分之九十二不等,軍方一旦少購,它們的生意便無法不受打擊……。目前的情勢極之複雜,軍火股前景難測,但南海一旦有事,美國肯定增撥軍費,這對軍工企業有利,不在話下;而南海出現武力衝突,有關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滙價(股票亦難幸免)會集體插水,似可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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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 | 归国见闻录4:中英之间的香港

2011年09月23日 19:11:51 在香港的最后几天,我心里有点慌,觉得回到英国事情很多,而自己似乎又没有彻底休息过来,于是我就争取不做事情,有空就在街上逛,最常去的就是铜锣湾和油麻地一带的二楼书店。     二楼书店     在2008年,一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叫《门槛上的香港》,讲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大陆人,对香港社会的观察,当时我做责任编辑,对其中的介绍的二楼书店,印象很深。所谓二楼书店,因为香港寸土寸金,二楼铺面租金低廉,适合利润不高、生存空间狭小的书业来租赁。     在我第一次去香港时候,我曾经去过一次,买了两千多块的书,花了一千多块寄回到英国。这批书,是我和中国保持联系、更新认识的重要渠道。比如,香港能够买到很多大陆的禁书。上次买来的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至今在休息之余常拿起来看。     我爱读政治评论,就好像很多人喜欢读报纸的体育版的球评。政治是人类智力的竞技场之一,政治的魅力,都可以在体育之中找到,陈水扁的两个子弹改变了2004年台湾大选,就像一记突然的组合拳,放倒了一个夺标呼声很高的选手。而追随了两三年的民调测验的轨迹,95%地坚信一个政党的胜利之时,总有人,比如我,期待一个突然死亡的进球,瞬间把一支豪门球队送入地狱。上次还买了一批林行止先生一年一本的专栏结集,就好像看着一名铁人三项赛运动员,每年参加一次比赛一样,而且运动生涯能够到60岁。     所有这些都是受朋友那篇二楼书店的启发,这也是自己去香港一个最大的心愿之一。这次去香港,我每次出门,都到二楼书店消遣。在二楼书店,常常能够看到老板和干部模样的大陆人,偶尔走过身边,嘴里谈的林彪、薄熙来。相比之下,香港本地人很少。     这次到香港,我还是买了很多回忆录回来。除此之外,还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的《汉书》,三百多块港币,简直是捡来,不过比1989年,我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那次还是有点贵,当时是一块人民币一本,我凑齐了12册,12块钱。     打算下次去香港之前,我一定把《汉书》读完。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不管是生着炉火的不列颠的冬夜,还是英格兰之夏的草地,读《汉书》,喝啤酒。     其实,香港的书,也不便宜,二楼书店的书即使有折扣,一本也要在90港币到120港币左右,折合英镑8、9镑。不过,偶尔可以淘到一些很文学的图书,可能在大陆已经绝版,或者没有出版,在二楼书店,品相价钱俱佳,那就买下。这次就买了几本王安忆和北岛的散文。     离开香港     拎着一塑料袋的中文书,在铜锣湾、骆克道一带闲逛,有点大陆。偶尔累了,去一家车仔面或者路边摊吃饭,不好意思说英文,普通话讲得很清楚,却还常常碰到粗声粗气的民间粤语。     于是,如果实在迫不得已,我一般都去购物中心或者餐馆吃外国餐。相对来说,做西餐、泰国菜、日本菜和韩国餐的餐馆,都是下了力气装修,投了本钱,要吸引客人,服务态度都不错。如果生意太忙,态度实在有些差,你只要眼皮都不眨,盯着菜单,冷冷地点菜,服务员态度立马会有所改观,这是我这次去香港的经验,很奇怪。     香港的美食确实多元。有一次,我想吃点海鲜味道的汤面。菜单上看到一款,叫蚬壳面,就点了。上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意大利的conchiglie(贝壳型的意大利面)。面汤很鲜,却是来自雪菜的味道,蚬壳的软度,很有中国面的尺度,而不是意面嚼头的标准。于是,再来一杯港味十足的奶茶,与英国茶不同的是,奶味过足,甜中带焦。看着浮现在雪菜汤里的“蚬壳”,咖啡色的奶茶,我暗暗赞一声“这才叫征服”。     就这样子,香港一周很快就要过去。临行前,我整理买来的图书和礼物。以前不喜欢父母每次旅游带着超重的行李,甚至衣服里都塞满了瓶瓶罐罐,让自己行动不便,走路不够从容,带着侥幸而卑微的心情,试图逃过乘务员的检查。如今的我,却变本加厉,买一个崭新的行李箱,用外表掩饰内在的沉重,理直气壮地超重闯关,也要给家人带一份旅行的礼物。     越想早早地结束这样的尴尬,却越不由自主地加入了父母的行列。     回到英国,很快就是中秋。上次送父母回家,回来的路上,月大如斗。初时,曾笠还时常问起爷爷和奶奶。不到一年的时光,他却已经是满口英文。那段故乡的时光,却如沉入深海的泰塔尼克一样,也许已经被不发达的童年记忆储存在无法唤醒的冰海之底。每每听到电话里母亲充满期待的呼唤,小曾笠若有所有的沉默。我总是诅咒时光的残忍。初次恋爱的人,在分手之时,不相信感情就此结束,以为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残忍。为人父母之后,才明白生与养的分离,也有一种特别的残忍。     第二次去香港,我突然感到这个城市有点变了,也许是我有了做父亲的经验,看事情的角度变了。香港之于大陆与英国,大概也是生父母与养父母的区别,而这个城市的未来,应该在于他自己的长大。 上一篇: 商业重返利比亚:危险的契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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