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发表了王小鲁关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王小鲁曾对 2005 年和 2008 年的灰色收入作过详细研究，通过对比发现，过去 3 年中灰色收入以比 GDP 增速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富人们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尤其是 2009 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 5.4 万亿元，大大超过 2009 年中央财政总收入 3.59 万亿元，导致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 《南方周末》就此发表评论指出，灰色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在当前的情况下，灰色收入往往与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它垄断收益的分配密切相关。要制止这种趋势，唯一 …… ……
阅读更多中国政府收入膨胀不仅表现为税收和种种预算外收入的激增，更为隐匿的部分还体现在政府官员灰色收入中。虽然官员表面收入不高，但据调查，去年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1万亿新元），大大超过去年中央财政总收入3.59万亿元。同时，官员灰色收入的增幅，也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更快。
阅读更多恐怖的空房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1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02日 首先要获取可靠的闲置房数据。不然，就只能“摸黑儿”制定国家政策 谢国忠 中国到底有多少闲置房？如今这可是个热门话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力部门报告，过去六个月，6450万城市住户的电表读数为零。据此推测，中国现有闲置房可供2亿人居住。另有媒体说，电力部门否认了这一数据。无论如何，首先要获取可靠的数据。不然，就只能“摸黑儿”制定国家政策。 两种泡沫 房产市场可以经历房价和数量两种泡沫。近代大多数房产泡沫都是房价泡沫。上世纪80年代，东京房价猛增，供应却没有相应上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房产市场也遭遇类似情况。房产市场易产生价格泡沫，因为一些独特因素限制了供给的反应速度。 首先，房产建设与政府管制息息相关，与其所在社区关系尤其密切。成熟社区中，通常规定新建楼房不得超过一定高度和密度。因此，这类社区实际上不可能迅速提高供给。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耗时较长。缺乏土地通常与基础设施稀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很费时间。房价高时，假使资金充足，人们也对基建持谨慎态度，不敢一哄而上，担心费时费力的基建结束后，房价已然回落。因此，即使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房产供应也可能无法对涨价作出反应。 房屋数量泡沫比价格泡沫少见，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出现房量泡沫时，供给增加，房价遭遇下行压力。此时仅需增加货币供应，就可稳定房价。房量泡沫有时为建设泡沫，但往往伴随建设周期一起结束。因为一旦供给抬头，房价将急剧回落。 目前，中国正遭遇房价泡沫。通过研究分析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我们就可以判断，泡沫是否已经产生，程度如何。如果城市里每平方米房屋均价为居民平均月收入的5倍-10倍，房市规模相对家庭总量大得多，高房价就很可能是泡沫。成熟经济体的房价/收入比应在1倍左右。在发展迅速的经济体，比率可能为2倍。中国房产价值都集中在大城市，其房价水平无法通过理性因素来解释。 中国的房租也正在上涨，而如果真是遍地都是闲置房，两种现象无法互相解释。有人批评房产中介公司哄抬市场。除非市场待租赁房产都集中于一家之手，否则，难以积聚足够的市场力量形成垄断。中国房产中介产业非常分散，因此，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中国特色的泡沫 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中国不存在供给不足。城市住房大多可分为单位旧房和私人住房。后者在过去十年突飞猛进，达6000万套。其中，约2000万套由开发商在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大约还能再建2000万-3000万套房屋。大量单位公房拆迁后再开发。在最近一轮再开发热潮之前，单位公房量可能超过100亿平方米。相对于新建住房量，拆迁房数量不可能太大，否则，这些公房对地方政府来说就失去了商业意义。现有住房总量可能在90亿平方米左右。 除了商品房建设，公司和政府也自行建房，分配给员工。农村也建设了大量住房。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此类住房影响房产供给。如果郊区农田被重新规划为城市用地，官方分类将农房变为城市住房。 获得城市住房总量的可靠数字实在很难。人均住房面积数据还比较有用。在大部分城市开展的调查显示，平均住房面积为每人28平方米-30平方米。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人口，但是，这些数据肯定不包括农民工。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是否将空置房计算在内。粗略估计，中国城市住房总量约为170亿平方米，误差区间为上下各10％。 尽管数据不精确，但仍可断定，中国不存在绝对住房短缺的情况。如采用日本的标准，中国城市住房足以安置所有的中国人，所有农村人口迁到城市都足够。 掌握投机型（而非其他目的）空房的数量，比掌握住房总体数据重要得多。虽然政府未能公布空房数据，但我认为商品房空房率为25％-30％，比正常市场情况下至少高出100％。这种差异可被视为投机库存，如同有人囤积黄铜，待价而沽。这种投机库存的价值可能占GDP的15％左右。 更可怕的是，2010年-2011年将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近期信贷收紧，挤压第二套及第三套房购房者，导致全国交易量崩盘。我从房产中介发现，大多数房产需求被纳入调控范围，即投机购房。可以假设，2010年-2011年，房产供给将接近GDP总量的15％。房产政策调控抑制市场过热，开发商势必囤积供给，作为库存。一旦再次放宽调控，投机行为将卷土重来，可能导致投机库存价值翻番。 放松现有调控措施的几率很大。部分城市的银行已经逐步放开信贷。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增加收入。如果交易量持续走低，他们将陷入财政危机。许多地方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地方政府负债超过收入五倍很普遍。如果收入来源枯竭，地方政府会拖欠债务。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可能放松调控力度。调控放松可能秘而不宣。政府改变心意，虽然短期内可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一旦房产泡沫破灭，问题将接踵而至。 除了商品房空置，其他类别的房产空置率也居高不下。优势群体或关系户（例如，郊区的农民和可以自行建房的公司的雇员）不受市场约束，将占上风。因此，这方市场的闲置率将比商品房市场更高。虽然这些房产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它们却参与租房市场竞争。它们构成有效供给的一部分。计算房产市场过量时，也应考虑它们的闲置率。 即使中国的城市空房少于6450万套，也将达到国际标准的一半。这仍相当于城市住房总量的20％，高于台湾高峰期的闲置率。如果放松调控政策，空房量将超过城市住房总量的30％。 中国的房量泡沫的规模的确前所未有。中国住房供给过量并不稀奇。总的来说，过度供给很常见。它反映出资本价格过低。中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供给将迅速增加。然而，闲置率居高不下，而房价还持续走高，真是咄咄怪事。在正常情况下，投机者会因为高闲置率止步不前。目前迹象很明显，房价将陷入困境。以下四个独特的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情况。 一，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导致对货币需求下降，投机冲动上升。贪婪与对通胀的畏惧联袂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房产投机需求。 二，大量的灰色收入需要“安全”的庇护所。中国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GDP的10％左右。面对通胀压力增大，传统的避风港美元贬值的现状，中国红红火火的房产市场正成为灰色收入的理想去处。 三，中国大众从未经历过全局性房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房灾”仅触动了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外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当时都未能幸免。从地域角度看，当时泡沫仅波及海南、广东和上海等地。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中国曾遭受“房灾”。正因毫无畏惧之心，贪婪加倍横行。 四，投机者们相信，政府不会眼睁睁看着房价回落。他们的判断是对的。由于地方政府完全依赖房地产收入，因此，它们将不遗余力地给高房价加油打气。但是，他们的“政府万能论”用错了地方。市场终究比政府大。政府行为只能延缓而不会消除市场力量。尽管如此，正是由于看穿了地方政府的心态，投机者对市场下行并无顾忌。因此，随着无休止供应信贷，投机需求也水涨船高。 “急就章”式的政策要不得 中国的房产调控政策仍像是“急就章”。含有购房者歧视内容的政策执行起来很复杂，而且导致市场过于反复无常。如果迫于压力改变政策，这将进一步煽动投机者。过量情况将呈成倍增长。最终做调整，无疑痛苦得多。提高利率是逐步降温投机需求的最好政策，并可避免市场波动。 可持续的政策必须从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着手。方法是扩大其他收入来源，抑或限制支出。地方政府均采用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战略，必然四处寻找收入来源。这种搜罗通常导致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除非采取措施限制投资型增长的方针，否则，中国房产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开征房产税对增加收入作用显著。在大多数国家，房产税属于地税，为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中国应当采取相同模式。这样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相对于提高收入，更需限制开支。因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能够代替房地产。 中国亟需连贯的房产战略，而非对投机行为不时发起不可持续的打击。大量房屋闲置应当鞭策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很明显，这是危机来临的讯号。时不我待。如果放宽目前的政策，而不建立连贯的政策框架，最终的“房灾”必将阻滞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极有可能重蹈其覆辙。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阅读更多中国国旗 中国大陆官员表面上收入不高，但看不见的“灰色收入”却多得吓人。根据中央社报道，调查显示，官员去年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人民币5.4兆元，比全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还多，增幅则比GDP增幅还要快。 中国新闻週刊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援引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官员灰色收入都处于个人所得税调控范围之外，来源主要是从权力对公共资金和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贪腐、侵佔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此外，调查报告还指出，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导致对社会的侵佔和掠夺，并引发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衝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针对2005年和2008年的灰色收入研究发现，过去3年灰色收入“以比GDP增速更快的速度在成长”，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富人们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今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灰色收入真正的“大头”来自权钱交易中以及垄断行业的不公平获益，这是导致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的强力推手。 另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透露，中国收入差距愈来愈大。官员指出，中国收入差距过去几年继续扩大，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秩序紊乱以及制约机制的缺失。 据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指出，2004年，在中国，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4，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警戒线。2004年以后，中国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继续扩大。 国际上一般把基尼系数0.4设定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如超过这一水平上，极易引发社会动盪。最近中国多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但是贫富差距巨大仍然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大问题。 杨宜勇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多项建议，包括要建立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从根本上消除逃税、漏税；其次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第3就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发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 tags: 中国 – 社会
阅读更多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其他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而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将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的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已经的事实，不用我们多讲， 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2 企业贿赂也很严重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的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3 4、黑社会及色情业 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4 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 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5、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惟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 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