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宋石男 《看天下》专栏）   什么东西最容易被枪毙？不是上世纪 30 年代肃反的对象，也不是上世纪 50 年代镇反的对象，甚至不是上世纪 80 年代严打的对象，而是网络信息时代的时间。 1 小时浏览门户网站，收获 5 条囧新闻：上海一男子投河自杀，嫌河脏又爬上来；武汉一对夫妻吵架，妻子叫来消防车，因为丈夫“火太大”；重庆一贼半夜入室行窃，误将鞭炮当蜡烛吵醒主人；山东一司机在衣服上画一黑道，代表安全带；河南一乞丐讨钱未果愤然报警。   2 小时 MSN 聊天，见姑娘就讲黄段子，对小伙子就骂骂政府。聊天同时不断刷新微博页面，从推特到网易微博，再到新浪微博、搜狐微博、凤凰微博，我几乎是所有门户网站的微博 VIP 用户。更不给力的是，我拒绝使用同步软件，而是人肉搬迁即时消息。 20 分钟吃饭，吃得饱饱的，好继续枪毙时间。 吃饱了涨翻丘，不再聊天，太浪费时间，集中精力玩 几 小时微博：每 10 分钟发一条新微博消息——格言、新闻或黄段子；每 5 分钟刷新私信，看有没有妹子偷偷给我发裸照；每 1 分钟刷新主页，看有没有关注者新消息；每 30 秒刷新下回复，看有没有人赞美我或骂我。遇到大事件，以上频率加倍。 微博间歇，看看博客，搬着手指头数点击率玩儿，看什么时候博客破千万，那就去喝花酒庆祝，要小妹们轮流坐我大腿上，依次高呼沙发、板凳、地板…… 博客间歇，上三俗网站，遇到顺眼的片子就打开 BT 。此后每几分钟用鼠标点开 BT 看下载进度，可以点击播放的话就飞快地瞅上那么几分钟。 在不停刷新的微博中，在不断跳出的 MSN 窗口中，在不时观看的 BT 中，在不能关掉的新闻中，时间被飞快枪毙，人生却一无所获。这种状态，我将之称作“快人生”——飞快虚度的人生。 视线所及越来越广，宽达 1000 万平方公里，思考的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 1 厘米。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就越低下。淹没在海量交往与海量信息中，渐渐失去直觉，而直觉是洞察力的导师。在信息海洋中打滚，从一个冗余信息奔向下一个冗余信息，叫嚷，围观，发出不明真相的惨叫。迫不及待地发声，迫不及待地表态，迫不及待地哗众取宠。沉浸在虚幻中，患上刷新焦虑症。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说，在“知情权”之外，人还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甚至更大，因为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信息对一个试图过上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而人生之所以“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充斥着过度信息。 熊培云最近撰文提到，梭罗曾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而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永不衰老的事件”，就是与家人在一起。譬如妻子怀孕的那段时光，彼此间的感情无与伦比，那种温馨不需要夕阳不需要晨光，只需要在一起，摸着肚皮，就是人间极境。那段日子里我常亲吻她的肚皮，听孩子的心跳。婴孩的心跳是大人两倍，很快，但你第一次听的时候，甚至会让自己的心跳跟上孩子的节奏。惟有家庭能抵抗一切世俗的压力或挫败感，也惟有家庭能让快速旋转的人生慢下来。 然而，这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却很少被我们摆放到最高的位置。昆德拉说，“速度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这礼物或许也是一个恶作剧。如今，人们都在渴望“秒杀”些什么，于是生命就在一段又一段“秒杀”中消逝。事物的妙处不及品味就匆匆奔向下一处，不停地得到，又不停地失去，最终只是空虚。我们追赶着一切，但是我们被我们扔在身后了。一个膜拜快的人生，终究也会被浪费得飞快。 还记得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的台词吗？就像是写给我们的“快人生”：“贪婪把人的心灵毒害了，我们把自己禁锢在高速的进步里。机械令我们留在无限需求中，我们的聪明是严酷不仁的，思虑太多而感觉太少。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机械，也需要爱，不只是伶俐，更要仁慈与懒慢。如果没有了这些元素，生命就会变得凶暴然后失去所有”。 卓别林描述的图景如此凶恶如此灰暗，怎么办？注意力是抵抗“快人生”的绝佳武器。如果能够集中注意力，那么看 A 片都能看成达人“一剑浣春秋”，聊天都能聊成李开复。如果不能集中注意力，那么只能任由生命被诸多冗杂的信息或行为肢解、凌迟、寸割，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集中注意力只是治标之“器用”，而非治本之“大道”。个人以为，治愈“快人生”的大道有二：闲怡与元气。 庄子说，“彷徨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陶潜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都是极好的闲怡指南。闲怡的第一标准，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太把自己当回事，很容易变成一个有着信息饥渴和表达饥渴的蠢人，这蠢并且跟智力无关。一个阅读太多垃圾的人不可能睿智犀利，一个发声太多的人不可能庄严深邃。陆沉时代的思想者，一定不要被喧嚣的泡沫淹没。 至于元气，我相信中国传统的“养气”二字。当然，这种“养气”不是 505 元气袋式的骗术，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形而上术。它的最早发明者是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对“养气”作出极好诠释的则有刘勰，所谓“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无扰文虑，郁此精爽。”大约是说，海量信息骚扰你，千种相思累死你，怎么办？惟有宝贵精神，资养元气。什么都不能让你的人生虚度，如果你和你的元气在一起。

以下是培云日前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乡村纪事专栏文章，谈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有相关观察与感悟的读友请留言讨论。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尽管几个儿女都在城里成家立业，但是和许多来自乡间的老人一样，我的父母并不喜欢城里的生活。通常，住不了一年半载，二老便会为村里几麻将桌的熟人寝食难安，想尽早回到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的乡村。城市里的灯红酒绿、满地繁华，对其而言，不过是摆在玻璃橱窗里的异国景物，终究敌不过故乡熟络的人与事。而我，能持之以恒地观察本乡本土的生活，多少得益于父母至今大多数时间仍然在乡下居住。 2010年的这个热天，我回乡省亲，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去镇上买空调，其间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观感与体会： 一是刚到镇上时，父亲二话不说，就像系一匹马一样，把他骑的摩托停在了镇口的一家摩托车行便开始徒步逛街了，且没有给车上锁。理由是，车是在那家车行买的，老板会帮着看车，既省事，又能保证车子不会丢。 二是在电器商店我了解到当地农民大多喜欢到镇上赊购电器，即使他们手里并不真正缺钱，而卖方也愿意以此为促销手段。通常的约定是余款年底付清，不像按揭一样要利息，而且连欠条都不用打，店主会派皮卡车将电器直接送到农民家里。透过这个细节，你会明白当农民初次进城找工作时，为什么会以近乎赤诚的心态信赖与雇主达成的口头承诺，却很少想到要签什么合同来保护自己，全然忽略了那里是陌生人居住的城市，而非他们熟悉的可以通过个人信用实现自治的乡村。 当然，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也有人不能如期偿付余款。邻村便有这样一位农民，曾经在镇上赊购一辆摩托车，直到几年后车子都被骑散了架，还欠卖主五百元未还。当然，事出有因。一则这位农民的确有些好吃懒做，所谓“赊购资质”有问题。二则他有个儿子因为打工时抢劫杀人被判了刑。据说，为此这家人每年要花几千元疏通关系给孩子买平安，免得他在监狱里挨牢头狱霸的打。 当天的一场阵雨留我们在镇上吃了午饭，其时见闻颇令人诧异。谁能相信，一家号称有“高级厨师”的餐馆，菜谱上竟然没有价格。老板娘没忘让我们宽心，“放心吧，不会宰你的。”这可真是件有趣的事情！其后服务员送上来的“相用”餐巾纸也让我大跌眼镜，显然是仿冒了“相印”。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此前不久在乡下看到的“大子奶”。若要打击假冒伪劣，你无需说它仿制了“太子奶”，只需将“大子奶”从右念到左，反它个“三俗”就好了。就是这样一家餐馆，能在当地得以维持，可见乡下人活得何等随意，何等漫不经心。在城里，如果服务员给你一份没有价钱的菜单，恐怕你立即会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有点凉飕飕。 将几件事放在一起想，你会发现它们都与“信任”或者“信用”有关。小镇虽然有过副地级的排场，但是规模并不大，在镇上做生意的人对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农民，因为地缘与人缘的关系，即使不完全认识，但对他们基本也都信得过。又毕竟，他们的屋舍田园和邻居都在那里。这一切，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通过种种“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把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联接起来。你可以批评他们的相关交易有许多法律漏洞，然而事实上，能诉诸法律的纠纷却并不多见。作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绝大多数人都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当地社会能在道德伦理的约束下保持相对良好的运行，而少有欺骗行为发生。 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构筑的具有封闭特征的熟人社会，一方面培养了农民日常的漫不经心，以及逃逸于国家宏大叙事之外的自由品格；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重道德伦理而非法律来调整彼此的交易与关系。一个国家不讲信用，尚能通过暴力机器勉强维持，而一位农民如果长期失信于人，就意味着其在人格上破产，继而将自己推到四面楚歌的地步。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要是赖账，谁就会成为人人责备与防范的对象。 而历史一次次证明，对于农民而言，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农民之间的失信，而是国家的失信，乃至国家信用的破产。农民可以对来自邻居与社会的失信进行或明或暗的抵制，但是对于国家的“说话不算数”，却只有无能为力。否则，今时代能向国家要求得而复失的土地者，怎会寥若晨星？农民很少去想，中国自古有“口袋罪”，如今更有“口袋利益”，即当局者的什么一己之私都可以往“国家利益”的大口袋里装。 在任何一个传统的、主张“父债子还”的熟人社会都难以想象的是，尽管有法律文本的支持，来自陌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之间的失信危机如此触目惊心。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每年订立合同40亿份，履约率只有一半；由于企业之间不讲信用，三角债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此后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白皮书》也表明，中国因为社会失信而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降了两个百分点。 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无论是熟人社会的乡村中国，还是半熟人社会的单位中国，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陌生化”，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 如果说齐美尔从社会层面定义了什么是“陌生人”（注：在齐美尔看来，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而言并非真正陌生，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为地球人而存在的，其存在与否，和地球人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无所谓亲疏远近和相互影响），那么劳伦斯·弗里德曼则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什么是陌生人社会以及它如何可能。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人们如何被迫卷入这种陌生化浪潮，“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者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比较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区别，城市与农村的安全感，看看幼儿园、小学外面有多少家长在接送学生就立见分晓。农村的孩子无需父母接送，因为那是一个近乎透明的熟人社会。当然，农民并不拒绝接受陌生人对自己生活的闯入，比如，许多农民不再种菜，而是像城里人一样守在村口买菜，有的甚至购买远道而来的纯净水。 严格说，首先将陌生人带进了农民世界的是电视。新闻联播播音员十年如一日的面孔，是最当之无愧的“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完成了对平民日常生活的侵入。当然，通过控制电视机的电源，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种侵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走出家门，每个人都要面对商品社会，面对一个被陌生人统治的世界。不是么？我们虽然可以自由抉择，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生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罐头和火腿有没有毒，不知道粮食和蔬菜是否被污染，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正常检修，不知道司机和飞行员是否饮酒，不知道传说中口若悬河的布道者是否同时是个强奸犯……多么令人担心啊!过去“特务投毒”，总像武侠小说里的坏蛋一样，跑到水井边、食堂里，锁定目标，务求投毒效果立等可取，而今坏蛋们用的都是三聚氰胺投毒法，像是天女散花，无远弗届，让每个人都活在侥幸之中。 当然，事情并不至于让人绝望。如读者所知，人类早被上苍赋予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性。它不仅创造了国家，而且发明了法律，确立了契约背后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而陌生人社会得以维持的根本，就在于全社会尊重契约，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各自的行为。如亨利·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遗憾的是，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道德在不该退场时已经退场，法律在应该担当时未能担当。 安分守己的农民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的最大苦恼恰恰是，一方面，进城后他们丢掉了熟人社会中温馨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社会又没有提供足够值得信赖的契约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而这一切，也是许多农民告别曾经苦苦谋生的城市，愿意重返乡镇的重要原因。 分享本文

作者： 羽心  |  评论(0)  | 标签: 莎塔碧 , 我在伊朗长大 , 伊朗 , 政治 , 谎言 , 漫画 , 绘本 　　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亨利•梭罗 　　 　　——玛丽•詹尼，你从哪儿来？ 　　——我是法国人。 　　（我必须承认，在当时，伊朗是邪恶的象征，做一个伊朗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比起承受这种负担来，说句谎话要轻松许多。） 　　 【我在伊朗长大•流落奥地利p199】 　　 　　正如玛赞•莎塔碧所说，伊朗——当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个民族曾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虽然这个民族跨越了漫长的人类历史，虽然“伊朗”也只不过是1935年才用的自称，但是仅仅因为这些新近的标签——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个民族便被无礼地丑化。这种丑化强加于每一个国民，无论你是否是原教旨主义的信仰者，宗教狂热分子，抑或是极端的恐怖主义者，只要你是身为伊朗人，便要背负这种丑陋的罪名和身份，哪怕你内心信仰民主和自由，哪怕你的灵魂爱好和平和文明。在民族国家玩弄政治的时代，每一个政权都在“守护”同时将政治的标签烙刻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 　　玛赞面对询问，无奈地选择了谎言。是啊！在一个惯以标签认知的世界，真诚所带来的误解也许远大于谎言，何况这又只不过是一场不可能有任何深化的寒暄。我们为美国贴上“民主”，为法国贴上“浪漫”、为德国贴上“严谨”、甚至为朝鲜贴上“专制”，然后我们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每一个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朝鲜人，这种粗鄙的认知快捷方式无疑是一种无奈的荒谬，因为美国必有崇拜极权的人、法国自有迂腐无趣的人、德国也有虚浮马虎的人，而朝鲜也必有信仰民主自由的人。我想如果不能撒谎的话，那么玛赞宁可选择“波斯”来回避“伊朗”，毕竟对于成长在一个开明进步环境的玛赞来说，用波斯文化来界定她的认同，要远比用伊朗政权来的真切（虽然波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标签）。自从世界被分割地理疆界明确、政治归属清晰的诸多民族国家以后，我们便继出生的无从选择，又面临着一种政治认同被强加的威胁——政治属性伴随地理属性而诞生，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玛赞并非背叛祖国，也并非在否认自己，只是当国家被权势者窃取，人民为权势者奴役之时，整个政治就已撒下巨大的谎言。这个谎言玷污了伊朗，以致于让不愿被奴役的玛赞在异国失去与故土的牵连。拂去这些权力的蛛丝尘迹，伊朗，不过是里海和阿拉伯海间的一片河山，不过亘古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抹云霞，而玛赞，就是在这土地上出生，在这文化中成长。于它者而言，河山并无异样，文化并无优劣，玛赞大可坦然地回答：我是伊朗人。——这无非是对一种自然属性的肯定，而当权力侵蚀了这片土地，一种政治皈依也就随之而来，玛赞犹豫了…… 　　我想起一个留学在外的朋友的话： 　　“我有太多悲哀的事情。这些悲哀的事情来自于作为中国人与异国朋友的隔阂。以前一直以为隔阂最深处是文化差异，这是无法更改的。然而今天突然明白这些隔阂更多的不是根源于文化差异，而是政治隔阂。 　　我不喜欢一切都被打上政治的标签。…… 　　我从最初的热衷于与他们讨论政治，到现在害怕有碰触这个话题。因为我发现，无论怎么说，他们的逻辑总是：一个不好的政府，导致不好的人或者可怜的人。…… 　　我不是为自己的政府辩解，可是我发现在他们眼里其实政治与生活是相互融合的。于是，一个不好的政府下的良民，在他们眼里看来其实无异于‘奴民’。所以，我以为政治与生活可以分开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就是扯淡。……” 　　是啊，何人可以没有偏见？何人可以绝对的中立？没有，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标签，所以玛赞选择了撒谎。朋友说“我不是为自己的政府辩解”，是的，你无需为它辩解，哪怕你为祖国辩解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只是一个中国人，而非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虽然没有绝对的客观，但是我们秉持着理性和信仰，非议我的，我必反击；劝诫我的，我力宽容。就像在修女怒骂玛赞“伊朗人就是缺乏教养”的时候，玛赞无畏地反击“他们说的不错，你们在成为修女之前都是妓女！”当他人无理取闹时，我不能心如止水；但当他人切中伤痛时，我也力免拍案而起。 　　 　　——爸爸，你还记得在部队服役时学的东西吗？你要去打仗吗？我们得狠狠教训一下那些伊拉克人！ 　　——你胡说些什么？我当然不会去打仗，我为什么要去打仗？！ 　　——你怎么能这么说？伊拉克人一直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想侵略我们。 　　…… 　　（而当玛赞的父亲从BBC听到一百四十架伊朗飞机空袭了巴格达之后，他手舞足蹈地欢呼道“滋味如何呀！萨达姆！”——玛赞知道自己误解了爸爸，“他和我一样爱国”。） 　　 【我在伊朗长大•安息日p84】 　　 　　是的，他们爱这片土地，只是有些东西玛赞的父亲不再盲信，如同他从不相信电视机里面的新闻似的，有些新闻听过之后他总要再用收音机收听BBC的报导。当玛赞说“电视上说，全国99.99%的人投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时，父亲视这个数字是从屁股里来的一样荒诞不经。（面纱p62）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目送•（不）相信】 　　 　　自民族国家出现以后，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信仰——国家主义。人类文明史上的两次大战便是由这种怪异的信仰所诱发，在纳粹德国和二战中的日本，少数窃国者运用这种虚幻的信仰支配庞大的国民奔赴炮火厮杀的前线。窃国者迷恋于国色，被利用的国民为国色所迷惑，于是这个世界便生发出无数的人间悲剧，众生像蝼蚁一般被战争机器碾压。这样的灾难并未随着和平的到来而止步，依然有人利用国家的谎言来进行欺骗和杀戮，像莎塔碧在书中所展示。 　　英文里面的“国家”词汇有country、state、nation等，country是地理的，state是政治的，nation是文化的。country养育了人民，而人民养育了state，所以country是值得热爱的，但是state是值得怀疑的。我们首先是country上的人，这是第一性的，这像我们的血脉一样无法选择；其次才是state下的公民，这是第二性的，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这土地就是country，而state只是人民工具，人民要用这个工具为自己谋福，它可爱不可爱取决于它好用不好用。不好用的工具自然是不可爱的，不好用的工具自然也是要改良的。莎塔碧知道自己从哪儿来（country），但是她对答案有那么一丝恐惧，因为她知道同名的那个工具不好用，而且用了很可能污化自己。 　　但是莎塔碧并没有一味的逃避，现实也不容她彻底的逃避——当旁人揭穿了她的“谎言”之后，她大声说道“我是伊朗人，而且为此感到自豪！”那份自豪理应是来自那个country和nation，而绝非那个state。因此，如果大家执意赋予“伊朗”某种政治属性（而这也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莎塔碧只愿将此书命名为：我在伊朗长大。——而不是“我是伊朗人”。当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解读。 　　Ps：先是去年看的电影，另类的漫画风格和细腻的成长故事吸引了我，前不久在书展上惊喜地看到这本书，便拿下拜读，更有一种生命的质感。感谢莎塔碧让我们在他的画作中品味人生，认识世界。 　　 　　【推荐阅读】龙应台•（不）相信http://www.infzm.com/content/8894 　　 熊培云•问世间国为何物？http://www.21pinglun.com/?p=2199 繁简转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005400100kx3z.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羽心的最新更新： 韩风中审视文化自信 / 2010-06-11 10:43 / 评论数( 0 ) 重读中国史，认识你自己 / 2010-06-01 22:22 / 评论数( 1 ) 纪念悲剧的悲剧 / 2010-04-11 22:16 / 评论数( 1 ) 他们的嬉笑，我们的怒骂 / 2010-01-14 22:53 / 评论数( 2 ) 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 2009-12-14 10:15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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