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

宋江是个自卑感极强的人，但与一般混日子的小吏不同，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他有强烈的欲望超越自卑。而宋代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官员严重超编，不用说一个“押司”，就是那些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也绝少升迁的机会。这意味着，宋江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寻找另外的人生定位。他利用手中的闲钱，广结善缘，脚踩黑白两道，心存朝野之间，借助官方身份，大搞权力寻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及时雨”的品牌设计。《水浒传》中是这样记载这令人筋疲力尽的包装过程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但令人奇怪的是，书中交代，宋押司自幼丧母，只有一个父亲和兄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那么，他挥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用大宋法院刑侦，寻常人一看，就知道老宋有“灰色收入”，犯的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种立足本单位扶危济困，或者叫“岗位学雷锋”的做法，为宋江本人积累了巨大的声望，从而也为梁山准备了一批干部。如果不是民间歌手兼三陪女阎婆惜的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宋江会把“及时雨”这个品牌长期经营下去，以等待历史的风云际会。但最终是这个美少女的执意要挟打乱了宋江的营销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这时的宋江虽然对梁山有救命之恩，但他并没有急着投奔。“吏道纯熟”的他知道，在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之前，即使落草为寇，也不过是个小喽啰。后因老父诓骗，回家奔丧，被县政府缉拿，刺配江州牢城。与以往金钱开道，黑社会暗中助力的手段一致，服刑期间的宋公明，一方面等待皇帝大赦天下；一方面上下使钱，买通了包括江州监狱局管教干部戴宗以及司法局的聘用警察李逵等一大批黑白两道的人物。后因酒后失言，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被厅局级巡视员黄文炳告发，不得已才上了梁山。       一上梁山，宋江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又在显要位置竖起一面大旗，曰，“替天行道”。以至人人都为他这些外在包装迷惑，以为宋江真是至忠至义之人。实际上宋江对大宋从来就没有忠过。他要真忠，还能替晁盖通风报信，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要真义，还能一俟招安就向当年的同道兄弟方腊动刀兵？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宋江本人的价值世界。                                            二       作为一个面黑身矮、武艺平平的小吏，他想象不出，一个人除了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谋求更高的升迁外，还能有什么价值空间可供一个人的灵魂栖居？也就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骄人的业绩和成功如果经不住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拷问，从而引来众人以至后人的交口称誉，还能有什么意义？可以想象，在这种单一信念支配下的宋江不可能真的造反。在跻身于体制的初期，他一定像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有过无数玫瑰色的梦想。可当一切通过正常途径光宗耀祖的门路被堵死以后，他只能改变思路徐图大起。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道德英雄；可一旦走上梁山的领导岗位，“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场撒娇，一场个人向国家权力机关的摔盆子掼碗，一场通过打家劫舍、装疯卖傻将自己重新踅回君父怀抱的曲折努力。简单地说，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没有新观念的宋江无论从体制出走多远，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招安。为了招安大计的早日实现，宋江甚至不惜令名，动用了包括御用“二奶”李师师在内的一切人力资源，这种“有违圣德”的做法甚至引起了他的忠实“粉丝”李逵的强烈不满，但为了整体目标的顺利推进，宋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将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公司高价出售给赵宋集团，宋江以梁山所有的人马作抵押，开始了和另一暴力集团——赵宋王朝的艰难谈判。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入关”谈判中，一切行动、业务都得服务于整体目标。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不过是一时的促销手段，一旦和宏伟的招安大计相违，立即连贪官也不反了。岂不说贪官太多，反不胜反，按梁山的标准，高俅不是最大的贪官吗？而“捉放俅”的闹剧恰好说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都不过是一时的统战口号。也就是说，在这场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就攫取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用来支配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的目的而言，双方可以说异曲同工。宋头领长期深入基层，混迹于各式公人、听差、媒婆、地保、更夫、商贩、江湖混混、引车卖浆者流之间，并没有可能获得比当时的统治集团更多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说，他的脑子里不可能自发生出比当时的文官集团先进的制度理念。即使后来打土豪，分田地，劫法场，杀害公务员，目的也不是要改变或颠覆现存的权力格局，而是要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换句话说，他只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重新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那么，在砸烂国家机器和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选择？有，只是宋江不想。独立于朝廷，“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借用萨特的话，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如果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自外于国家纲常，宋江完全有可能自立于梁山。但问题是，在体制之外，宋江不可能活得自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他看来，只有荣耀在史书里的荣耀，才是真的荣耀；成功在别人目光里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他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依赖国家而自得其乐？谁来奖惩他的功过？谁来记录他的操行？没有国家眼睛的注视，他手足无措。       因此，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且不说梁山的武器、装备无法和赵宋集团抗衡，即使在精神上，梁山就首先输给了朝廷。                                          三       千百年后，我们知道，宋江缺少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人自上天得来的生命天然地享有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并不需要国家、社会或其他任何个人的认同；个人应当成为自身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并要为其担负主要责任。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独立，是不依赖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自足自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尊严、地位不是由他作为一个集团成员的资格或在该集团中的位置来决定的，而是单纯由人的资格获得的。在这种价值观里，不是个人的价值、行为要经过国家、社会的检验才有意义，而是国家、社会的价值、行为要经过个人的认定才有合法的理由和依据。       若拿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水浒》人物的话，宋江可能还比不上被他杀死的阎婆惜。这个流落他乡的妙龄女子，这个熟悉通俗、民族以及原生态等多种唱法的实力派歌手，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女生”，因老父病故，无钱葬埋，被家母典卖给宋江作丫头。但她并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屈从于国家道德的严厉指令，做一个“孝义黑三郎”的无名花瓶。她要在年华将逝之前，尽情享受生命本身的绚烂和美好。说到底，她只想关起门来，过一个正常女人的日子。她不想把生命本身变成一具盛放国家伦理的器皿。       然而，正是这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态度刺激了宋江，照亮了宋江生命深处的黑暗、卑微以及像蚁穴一样的苦毒和虚无。他可以忍受这个女人得寸进尺的物质勒索，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生命信条的藐视和敌意。在他看来，这个女人无意中揭开的秘密，是对他的最大挑衅。于是，他恼羞成怒，挥刀相向。阎婆惜就此离开了我们，享年18岁，但从勇于追求自身价值实现而言，她死有所值，应该开一个追悼会。                       第二个具有明显个人主义倾向的人物是燕青。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帅哥，这个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当行演员，这个在摔跤、射箭等多项群众性比赛中荣获金奖的体育明星，因自幼父母双亡，被卢员外聘为高级雇员。后因吴用使计，随主人上了梁山。出生入死，备尝辛酸。功成名就之际，却纳还官诰，长揖主人而去。临别时，他企图说服主人“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但被卢俊义断然拒绝。卢说：“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殒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言讫，堕泪如雨，浪迹天涯而去。       这个见多识广、义气深重的汉子，当初跟随卢俊义南征北讨，只是为补报主人的养育之恩，并不是真的赞同征剿。一旦主人的心愿已了，他便只想返还自我，做个啸傲烟霞的了身汉。这种剔骨还父，剜肉还母，为而不争，功成而不居的精神，唯大智大勇者方能。                                                                最后我要说一说晁盖。这个梁山基业的重要缔造人，这个自王伦以来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因不主张招安，而乐得在梁山与众兄弟行侠仗义，逍遥自在，被今人目为“胸无大志”的“草莽匹夫”。若从传统政治学的权谋机诈，为进官僚体制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立场上看，晁盖也许够不上“深谋远虑”，但这仍然是一种低级政治学中的庸俗见解。且不说“招安”是不是“大志”，单从结果来看，南征方腊，十损其八，宋江和他的107位兄弟只有34人全身而还，连宋江本人都落得个赐酒药死的下场，就说明招安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梁山带来严重灾难的败举。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本想扬名立万，燕然勒石，最后却死无葬身之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志”？如果晁盖不死，也许他没有能力并吞海内，取赵宋而代之，但以他重情尚义的立场，他如何肯攻打方腊，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也许有人说，大宋疆域广阔，晁盖即使不投降，守住梁山又能怎样？我的回答是，在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版图上，有梁山和没有梁山是不一样的：有梁山，就等于在集权帝国的内部划出了一块自治的地方，天下的英雄好汉就可以汇聚哪里，就使得无数被体制挤压，被官府追杀的人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                                                         而最终是晁的中箭身亡改变了这一切。临死之际，他留下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众人，不可让宋江做山寨之主。因为所有的弟兄都知道，凭宋江的那两下三脚猫功夫，根本不可能捉住力敌万人的史文恭。而最终通过分化瓦解晁盖旧部，假意让与没有根基的卢俊义等办法，宋江成功地完成了权力交替，成为继晁盖之后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四       宋江一上台，就把“招安”作为一项基本“山策”来抓。他先是通过好言相劝打压了武松、鲁智深等主战派将领的反对意见，又通过喝斥、威吓等办法安定了李逵等心腹干将的谋反之心，进而不惜一切手段拉拢了一批像呼延灼、徐宁、卢俊义这样的中上流人士入伙梁山，来扩大“招安”的民意基础。这样，“招安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成了梁山的路线，不同意见完全被雪藏起来。       而这种好同恶异、强加于人、权力最大者说了算的方针，正是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的根本特征。在这种价值观里，绝对不允许做的事是没有的。只要符合“整体利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千万人的生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立、尊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个人主义者看来，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割的，手段就是目的；而在一个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看来，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只要是领导集团的命令——最后总是简化为领导个人的命令——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吴用秉承宋江旨意，为赚卢俊义上山，可以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世清名，可以将生死兄弟李逵谋杀。       在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个体不允许有运用良心判断是非的自由。他的尊严、地位、发言权以及伤害别人的能力，取决于它在这个暴力集团中的位置，而不是他的勤勉、才智和有益于公众的道德水平。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成为某个集团成员的渴望，往往是出于对某种理想的无私热忱，就像宋江天天把“忠义”挂在嘴边一样，但实际上，这种对权力秩序有强烈依恋情结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信念。掩盖在热忱之下的通常是一种单纯的对权力本身的热爱。也就是对有人服从，以及成为某架功能齐全、力量超强的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后可以随意支配别人生命和幸福的满足感。       这种观念和价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根据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只要养育这种观念的社会形态，奖励和刺激这种价值的制度在，这种观念和价值就不可能一日根除。虽然独立的精神是否可能在一切地方都被专制主义窒息和鲸吞，是令人怀疑的；但让所有的人都顶住舆论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离婚的危险追求个人的价值自由，同样是不可预期的。在一个几千年来，只有加入官僚集团才能获得保障和安全的社会里，在一个官方垄断一切荣誉和地位的体制里，在一个除了成为国家薪给人员之外，别的任何行当都随时有可能遭遇歧视和掠夺的地方，任何时代都只可能是极少数人顶住了利益和安全的诱惑，成为自主精神的守护人。       这么说，并不是打算对那些挥刀自宫，主动入怀，一朝得势后便仗势欺人的人予以宽容，实际上，即使在大宋朝也不是所有的小吏都像宋江一样地高耸尊臀。看《水浒》，我们知道，征方腊何尝是宋徽宗的主意？为领王命，宋江不惜乔装打扮，急急请缨，说动宿太尉保奏，才得到了杀人的许可证。但即使是这样，如果不探讨宋江招安的历史原因，一味指责宋江的奴隶主义心态，就仍然免不了“苛求古人”之嫌。简单地说，就是，只有毁坏生产奴隶的专制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平等、包容的开放性社会体系，才能使许许多多的宋江不受招安；当然，如其那样，形形色色的宋江根本就用不着上梁山。

是谁惯坏了毛泽东？ 作者：匹夫之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4 20:53:07 阅读量：2002次 　　任何专制政治权力的高压可以强制约束人民的言行。但都绝不能禁绝人民内心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的前提下，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民公开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之前其实不乏对毛泽东的质疑、批判，只是不公开而已)，实是历史的必然。面对新的历史事实的不断披露和还原，也由于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识的进一步接纳和深入，特别是以对人的生命权是否充分尊重作为判断文明或野蛮、人性或兽性的最高标准，有人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揭露与批判的深入和尖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引起了乌有派的极度反感和不安，甚至扬言要与茅于轼、辛子陵对簿公堂。我看乌有派为毛泽东辩护之辞，不出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二评中为斯大林辩护之逻辑：斯大林的错误属“鹰有时飞的比鸡还低”，但他更曾扶摇而上九万里。对毛泽东批评的声音中不排除有失实的现象存在，但不断披露出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错误确曾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非正常丧失的天大错误，不是用歌功颂德可以掩盖的。 　　我无意在此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我想探讨困惑我多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许多带来全局性的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是被冠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名义做出并实施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要成为党的意志(决议)，是要通过会议集体议决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何以能通过属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明显错误的决议案?更退一步说，在这些决议的执行过程中已产生不利的后果，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多数为何不对错误决议提出异议，并制止错误决议的继续执行，甚至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异议的人士(如彭德怀)曾形成被众人围攻之势? 　　读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网上狄马先生的文章《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从梭罗到马丁.路德金》或许有助于回答我的问题。 　　狄马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百年来，出于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文人的‘政治正确’，人们总是把一个时代的罪恶完全归咎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种罪恶的制度、一条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除了统治者的打压和威吓外，还因为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东西。他们响应和接纳了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在通过这个时代时畅行无阻。民众的狡猾世故与统治者的贪婪凶残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让我试着对这段话作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毛泽东的极权专制、种种反人性的造成中华民族巨大灾难的决策，得以畅通无阻，除去毛泽东本人权柄在握且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因素外，在中共权利中心，特别是权利核心中能够对毛泽东的意志说不的人，明哲保身、曲意逢迎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专横霸道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先说毛泽东成神的由来。毛泽东是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在权利欲的驱使下，必欲立己一尊独大。如果仅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那他绝难如愿。而事实是有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班人揣度圣聪、心领神会，鼎力相助。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得知，为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树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之地位，刘少奇等极尽打压毛泽东政治对手(被毛泽东视为对手的人因无政治野心未必视毛泽东为对手)，抬高毛泽东之能事。“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高华书中语) 　　在毛泽东得势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在党内畅行无阻。他的一系列导致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错误决策得到中共高层绝对多数的拥护。以决定发动“文革”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会议公报写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共有97名中央委员、73名中央候补委员呀!会议理论上是民主的，制度上是议决的。通过这样的决议，赞同者中，会有人发自内心就是赞同的。但我更相信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从政治的大江大河闯过来的中共的政治精英，他们绝不缺智商和政治判断力，而且他们绝无以革命的名义打压同志的阴暗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思想僵化，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属于上云亦云的盲从。但这些人其实并不缺乏理性，他们一旦做到了思想解放，对是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两类人应当占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多数。这可以从后来否定“文革”的决定获得了中共以八届中央元老为中坚的压倒性的多数拥护一事得到印证。如果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多数委员说不，不是有可能避免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吗? 　　事实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的东西的对人的长期浸染使然。 　　一、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甚至单细胞的草履虫)的本能。人亦不能例外，只是人独具理性而已。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对于人性的洞察力。高华在书中写道，中共用以鼓动革命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论功行赏。谁也无法否认革命者亦有个人自身利益，思想政治工作自然是中共的最拿手的本领，但中共亦从未忽视对革命者自身利益的关注。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对于个人主义的离队思想的纠正方法，在指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的同时，不忘强调“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的职业革命家，第一是实践革命理想;第二是以革命为谋生的职业，靠组织的供给生存。我们可拿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来作一个对比。史称华盛顿从事“革命工作”没有报酬，亦即他是“自费”革命的，他不需要“组织”养活他。这才有了毛泽东们拖家带口参加长征(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下，要付出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 来保卫他们的眷属，另当别论)。毛泽东纵然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44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但他恰恰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形成的始作俑者。自延安始(甚至更早)，中共干部待遇和级别紧密挂钩渐成制度。在钟情于等级差序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后中共照搬苏共的干部级别制度，不同层级待遇相差悬殊。地位就等于利益，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共干部的行事。 　　读2011年4月14《南方周末》，在第19版有一篇令人惊悚(官至如此，民生何堪)的文章，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这篇文章是经记者整理的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孙利平所写。题目是《“就因为政府谋私利”——深圳房改教训》，文中谈到深圳房改的教训是保障房“消失”。而直接造成保障房“消失”的是深圳市政府令第88号，正式解除了安居房(福利房及微利房)的产权约束，规定安居房补交地价取得全部产权后“可以上市交易”。按孙利平的话说“深圳房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孙利平在文中写道：“我参加了那次的市委常务办公会。台上那么多领导，都在想，我的房子能变多少钱，一两百万哪。”孙利平还曾向记者尖锐地表示“道理人人都清楚，但到了制定政策时，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那套房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不是个别人的私心，而是整个体制的缺陷。” 　　顺带说一点题外话。以深圳市委领导的心态为例推测，家属子女住在北京的教育部长官制定的高考政策，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外省市100分左右;身为公务员的社会保障部的长官制定养老金制度，公务员的养老金高出企业人员的养老金2至3倍。能排除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为自己退休后能拿到较高的养老金而为吗?“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孙利平所言的体制缺陷固然存在，体制可以改，但人总是会有他个人利益的，什么时候人能没有私心呢?古今中外，为信仰、主张不惜赴死的志士何以为世人所敬仰，因至难也。任何人为人处世全然摆脱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亦难也。让毛泽东的部下冒触怒龙颜的风险，完全不顾个人名利，仗义执言，犯颜直谏，亦是强人所难。更不用说还有少数奸佞之徒，怀狼子野心，对毛泽东胁肩谄笑、为虎作伥。如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挥动小语录本，则为人所不齿了。 　　中共掌权以后，干部的工资由中国全体纳税人承担。实际上中共干部多数已转变为类似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们为完成“公司”(党和国家)的指标而工作，而工作是为养家糊口而已。理想主义者还剩几多?现今官场贪腐愈演愈烈，实是不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缺失，甚至是连岳武穆的“精忠报国”也不讲了。当今中国社会报考公务员热几近疯狂，竟有几千人争一海关公职令人瞠目的现象出现，难道报考者是都是争着为人民服务? 　　二、写《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创造了“酱缸文化”的概念。他指出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柏杨 《酱缸震荡》)。柏杨是对中国文化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他批评的是中国文化的阴暗面。他对中国文化阴暗面概念的如此精确定义或可以讨论，但他说的实质没有错。 　　孔夫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说教，含“君为臣纲”三纲五常，种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使得中国历来盛行权威崇拜、权力崇拜，导致不重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对权威、权力盲从、愚忠。权力崇拜的两极，对上是唯唯诺诺，对己是嗜权如命，保官为要。中共干部不可能摆脱这些中国文化负面的影响。 　　更兼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娴熟地运用高超的政治权术和残忍的政治手段，已将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包括高级干部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和螺丝钉”。干部不需要自己思考，领袖都为我们想好了，只须拥护、举手就行了。 　　卢梭在论及投票时说，投票时人民的意见趋于全体一致当然是好，但也会有另外一种“一致”。“那就是当公民全都沦于奴隶状态，既不再有自由也不再有意志的时候，恐怖和阿谀把投票变成了一片喧嚣，人们不再讨论了，人们不是在赞扬就是再咒骂”(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修订第三版 何兆武译)。体现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决议在党的会议上的通过，当然应属卢梭说的另外一种“一致”。 　　中国几千年极权政治生态生长出的官场文化，熏陶得中国人爱当官，当官也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高考”二十多次，54岁才得高中，激动得神经错乱，而利益随之而来。官本位的文化，指导作官的人只感激并恐惧给他官作的那个人，因为给他官作的人也可以把他已到手的官拿回去。当今官场的“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唯上不唯下。所以才有了“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毛泽东只有顺从，从未听说他有过类似“二月逆流”中的拍案而起之举。有人说他为了保护干部，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为什么违心?正义何在?不是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吗?力谏阻止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才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吗?何不学唐代的魏徵，甚至明代的方孝孺?以周公在国人心中之人格形象，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毛泽东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圣上，他行事受到必须“以革命的名义”(按“文革”语汇叫“打着红旗”)的约束。实难让人相信，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在全体中央委员中，除去那少数心怀叵测的奸佞之徒，余皆挺身而出，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说不，他还会我行我素。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事情的事没有发生。 　　五四前后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后生毛泽东，后身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革命青年毛泽东，生生让人给惯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 原文 首发于《思想的防空洞》，感谢作者“狄马”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写《 现代战争:文明之间的对抗 》。】 子孙后代吃什么？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土面积广阔，其中东西部差别尤大。主要表现为西部的自然条件恶劣，但资源优势又为东部不及；于是，政府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开发西部当然是好事，美国在历史上也有过旨在开发西部的“西进运动”，但千万不要把“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大开挖”。比如我的老家陕北，自从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以后，无节制的开采已经使好多地方河水断流，井水枯竭，房屋开裂塌陷，空气里弥漫着厚厚的煤烟味( 820期之4 )，依照目前的疯挖速度，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开挖净尽。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这些资源被挖完后，子孙后代吃什么？ 但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现实，那就是：谁会问这个问题？一个五年一届的县长、乡长，凭什么要对五十年，甚至五百年以后的子孙负责？而且依照现在“异地为官”的制度，这些县长、乡长本来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些子孙本来就不是他的子孙，他凭什么要负责？既然目前的人性还做不到“爱人如己”，那么，人爱他人或某个地方只能是由近及远的辐射，比如我爱我的故乡，是因为这个地方有我的亲人，有我的袍泽故旧，有我井水共饮的父老乡亲。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块地，而是更深层次地联系着我的价值、我的信仰、我的情感和记忆。它是我的祖宗庐墓所在地。但当这个地方和我毫无瓜葛，我来此地不过是因为上峰的一纸命令，千里做官为的吃穿，我吃够、穿够就行了，凭什么要替你五十年甚至五百年以后的子孙考虑？等你的子孙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在哪里？这就牵涉出一个政府的制度设计问题。 的确，政府出现以后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它带来的问题比解决了的问题更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现为：政府积聚起巨大的财力和权力后，不再为公众服务，而只为自己服务。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道德经》第77章 )，一直到“有余的”越来越“有余”，“不足的”越来越“不足”，快要饿死的时候，暴力革命就如约而至。 一般来说，靠暴力上台的一二代领导人，对暴力的可怕还记忆犹新，所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当他们的三代、四代子孙兴起的时候，就只能记得“载舟”了，“覆舟”的事情他们没见过，于是一样的横征暴敛，一样的特务满天飞，直至下一个起义领袖砍掉他的脑袋为止。于是推翻，建立，再推翻，再建立，人类就这样在治乱循环中走过了上千年。一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终于摸索出一条不再流血的途径，即一个国家和地区不再通过世袭和暴力，而是通过票选推出自己的领导人。它的标志就是美国宪法的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宣布国家保障人权，限制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具体办法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票选领导人和地方分权自治。 村村生来平等 对于权力的制约，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除了一部分嘴硬心虚的人之外，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权力必须加以制约，否则就会导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对权力的分散，即地方自治，人们还抱有疑义，认为一旦地方自治，就会天下大乱。实际上，如果说人人生来平等是天赋人权的话，那么，村村生来平等，乡乡生来平等，县县生来平等，省省生来平等，也是天赋人权。道理很简单，如果我的村和你的村生来就不平等的话，那么，我怎能和你生来平等？以此类推，乡、县、省都一样，你说省省生来平等，但我居住的陕西和你居住的北京高考录取线都差几十分，谁相信？也就是说，不仅要人人平等，而且要村村平等、乡乡平等、县县平等、省省平等。人人生来平等，本来就应当包含这样的涵义：即每个人生下来后居住的地方是平等的，你落脚的地方和我落脚的地方在权利的源头上是一致的。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劳动，自由地歌唱，自由地买卖。我们不能设想有这样一个上帝：他让我们出生在一个地方，同时又宣布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我们脚下站立的土地是属于一个叫“集体”的组织的，我们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还需要经过“组织同意”。 以往的一切经验都证明，只要一个地方的居民不被捆住手脚，他们可以自由谋生、自由交换，即使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他们也总会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优势产业。只有那些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农民不仅没有耕作的自由，甚至连讨饭的自由也没有的国家，才会在风调雨顺的季节，发生饿死三千万人的大悲剧。常识告诉我们，谁对这块土地的习性最了解？谁还没有走到地边就能闻见什么花开什么草谢？不是专家，也不是教授，更不是主管农业的县长、乡长，而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最后长眠于斯的人们。 高家墕土地之一角，山中树下是我祖宗长眠之地 他们不要政府制定什么“惠农政策”，实际上，只要政府不根据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设置贸易壁垒，把是农民的还给农民，他们就会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和别人交换。而财富就是通过交换得来的，比如，世代生活在陕西子长县高家墕村的我父亲，一年收获土豆近两万斤，他与我母亲即使天天吃土豆，也只能吃掉五百斤，剩下的如果没有人来收购，就只能烂掉。陕北有石油，关中产小麦，但只有交换才能使双方受益，因为石油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饮料喝；关中人天天吃馒头，没有菜，也容易得糖尿病。因而不是劳动创造了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交换使双方都享受到了自己不能生产的劳动成果。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上帝是喜欢市场经济的，看着儿女们互通往来且互利互惠，他感到满足。 当然，交换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一个特权遍地、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平交易的。《卖炭翁》中的老汉顶风冒雪，将千余斤木炭拉到城南，指望卖个好价钱，但身着黄衣的“城管”却连人带车，吆喝到市政府门前，只给了两丈红布，一丈带花纹的丝织品。如果双方都有平等人权的话，卖炭翁会同意吗？他要这带花纹的丝织品干什么呢？因而政府的职能不是创造财富，它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财富就够了。只要它不因看谁不顺眼，就将其财产“充公”，或隔几年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人人都会积累起财富。 小河里有水大河满 过去有一句话叫“大河里有水小河满”。说这话的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有意替集权者帮腔，二是没见过河。否则，怎么能说出这么违反常识的话？但凡长眼睛的都知道，不是“大河里有水小河满”，而是“小河里有水大河满”。大河的水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小河聚齐的。小河没有水了，大河就不会有水。小河永远高于大河。没有小河，大河就不存在了；但没有大河，小河还是小河。我想把这段儿歌念给搞政治、经济的专家教授听，又怕他们听不懂。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小河永远高于大河，那么，小河为什么要流向大河呢？因为大河的水可以作为小河的保障源头，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蓄水库。当小河涨满时，它可以替小河储存起来；当小河水不足时，它又可以作为补充水抽调回来。性质上相当于一笔“活期存款”，利息都给看管水库、维护水库的发了工资。当然，从产权上讲，大河的水仍然是属于小河的，大河不过是暂时替它保管；但慢慢地，随着大河的水越聚越多，多到足可以淹没任何一条小河时，情况就变了。 首先是从大河的水手那里，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说是大河的看管员已经把大河据为己有了。他们在水上建了几座水电站，放了几艘游乐艇，所得收入都给维修员、看管员娶了婆姨，盖了房子。其次是大河不再管小河的死活。尽管小河还是加班加点，流向大河，连孔夫子见了都表扬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在小河遭遇塌方、泄漏或水源不足时，大河根本不管，要么电话打不通，要么转到了灵通秘书台，总之联系不上。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小河派代表觐见大河时，大河要么躲着不见，要么把他们安排在一些臭虫、跳蚤乱飞的小旅馆里拖延时间。当这些代表实在无法忍受，来到堤坝上呼口号时，电闸的轰鸣声突然响起，口号无人听见不要紧，代表中的几个老汉因为心跳骤然加快，当场昏厥。剩下的只好把这几个昏厥的老汉抬回来，并连夜开会，提出“无代表，不纳税”，也就是在小河的出口处筑起一道堤坝，宣布不再向大河供水。 美国就这样诞生了。 在自治中学习自治 美国独立以后，有人担心民众没有能力治理自己，如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他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现实中得出启示，认为民众的权力如不加以限制，就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那情景就好像醉酒者骑上烈马，“猛烈抽打他们的坐骑，拼命加速狂奔，直到马送了命，自己也摔断脖子为止”。但杰弗逊不这么看，他从欧洲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人的理性和自觉抱有十分乐观的信念，认为“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捍卫者”。为此，他终生鼓吹言论自由，认为畅通无阻的信息是启迪民智的最好工具。他的名言是：“当新闻获得自由，而且任何人都能阅读报纸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无事了。” 今天我们中的好多人还对民众怀有偏见，对他们的自治能力抱有极深的疑虑，认为他们“素质低”，不配享有自由。对比一下二百多年前这位美国民主先驱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真的是“素质低”，那么首先要做的不正是“提高素质”吗？而“提高素质”的最佳办法就是扩大知情权。你不能一边捂着盖子，一边对民众说：你看你们的素质！竟然不知道里面藏的什么！ 实际上，那些对民众的理智和判断力充满担忧的论调都是托辞。经验证明，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民众只要有机会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他们总会对事物作出正确的估价。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十余年了，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没有天下大乱。民主制度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要寻求完美，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别的更好的替代。如果说这种来自基层的自治形式，还存在着诸如贿选、大家族说了算等一系列问题，那我们也只能让他们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在自治中学习自治。你不能因为一个小孩端不了碗，就不让他吃饭，不会游泳就不让他进游泳馆。想游泳就得下水，这是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尽管游泳会死人，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免费的自由。 把是他们的还给他们 陕北自从发现石油、煤和天然气以后，地下有资源的村庄很快就富了。因为打井要占地，挖煤也要占地，钻采公司会根据开采量付给村里一笔“土地占用费”，有时数额不菲。问题也恰好出在这“数额不菲”上。凡是矛盾尖锐的都是数额不菲的村子，反倒是没有土地被占或占得很少的村子，呈现出一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太平景象。这些村子的村民都是羲皇上人，不懂得钱的妙处吗？不是。那些数额不菲的村子不会管理这笔钱吗？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凡是数额不菲的村子都有政府插手。根据《村委组织法》，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不得干预”，但可“给予指导”。不插手，怎么指导？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3年延安、榆林两市强行收回民营油井的事。表面的理由当然是“减少污染”、“集中管理”等冠冕堂皇的话，但真正的原因是“与民争利”。受制于地理条件，陕北的油田不像大庆、克拉玛依等大油田呈有规模的片状分布，而是像鸡窝一样散落在山沟峁梁里。油的分布也很不均衡，打出来的井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干井，因此大型的国营企业都觉得风险大，成本高，不愿意开采。政府只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招商引资，鼓励民营资本介入当地的石油开采。民营资本的最大好处是产权明晰，管理灵活，出了事有人负责，因而，没过几年这些鸡窝洼里的油井就呈现出一片火红的景象。于是政府中的一些人就坐不住了，又是制定政策，又是变更合同，最后不惜动用警力推倒他们的井架，封锁他们的井场，将这些私营老板绑赴刑场示众，称他们为“油霸”。一时间人们以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年龄大些的老人甚至以为政府又要搞“土改”了。 反倒是土地没有被占或占得很少的村庄，依旧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副“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姿态。因为这些村子没有利益或利益很小，政府不屑“与民争利”。比如，我们村——陕西子长县北的高家墕村就是这样一个仁义充塞的“君子国”。这个小山村虽然偏僻，但有一半的河流要流向县城，县政府为了保证城内居民的供水安全，规定该流域不得开采。 若说一点好处都没捞到也不对，因为周围有些村打了井，他们的油要拉出去就得修路，修路就得占地，占地的费用钻采公司一般都一次性地付给了村长。村长将钱领到手后，会留出一部分用于维护村里的水井和电线杆，缴纳村里的公共电费，剩下的都按人头发到了每家每户。一般是一年结算一次，截止日期是发钱之日前一夜的12点，即那晚12点以前出生的小孩、未嫁出去的女子、娶回来的婆姨、没有死去的老人都有份。也有钻空子的，比如娶婆姨都在分红以前，嫁女子都在分红以后。只有生小孩、老人去世不好作弊，你总不能为了分红早产几小时，或非得等到12点才肯咽气。因此表面上有人钻空子，但实际上谁都一样，非常公道。 村长也是大家选出来的，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但我常叫他“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村中因为留出的钱太有限，也不用担心他会拿出一笔给他爹造铜像，或者承办“乡运会”、“县博会”之类莫名其妙的“盛会”。村中也没有出现以他或他爹命名的大道，但凡大道，县上都起了名字，剩下的都是羊肠小道，人走得少，羊走得多，他嫌丢人。 因而不用劳神，整天替他们想“开发”、“倾斜”一类的好事。只要不侵犯他们，把是他们的还给他们，他们自然就能“发展”。《村委组织法》上规定有“前一夜12点”的条款吗？当然没有。但只要没有过多的权力干涉，他们自然就会摸索出一套适合他们自己的治理办法。 上帝干嘛不把人生在空中？ 具体到西部，凭借辽阔的地理优势、丰富的地下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我想西部人完全有能力像当年美国的“西部牛仔”一样开发西部。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西部的还给西部，把东部的还给东部；不仅要把西部的还给西部，在此基础上，还要把陕西的还给陕西，把子长的还给子长，把高家墕的还给高家墕，把我爸的还给我爸。这不是笑话，我认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标，而不是相反。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保障个人财产、增进个人自由，否则要国家、政府干什么？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会富强。实际上正好相反，只有人民富强了，国家才会富强。再具体地说就是，我爸富则国富，我爸强则国强，我爸自由则国自由。 也许有人会问，你爸怎样才能自由呢？你要人家还你爸的什么呢？答曰：他脚下的黄土。上天虽然把他降生在子长县的高家墕，但自从他出生的那天起，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地。他终其一生都躺卧、站立在别人的土地上，他对于他耕种的土地而言，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而不是一个所有者。而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告诉我们，上帝决不会是一个掷骰子的人。他爱世人，就不会把一个人扔在地上，又不给他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上帝把一个人降生在某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连他枕头的土壤也没有，那么上帝干嘛不把他生在空中，像飞鸟或昆虫一样？ 高家墕的娃娃，狄马三岁的侄女王楠 照我理解，上帝既然把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地方，就同时在这个地方赐予了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因为“受封”于上帝，而不是人间的任何君王，因此，“封地”的主人可以继承，可以买卖，惟独不能被褫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神圣”一词的真正含义。那么，为什么说这块“封地”就应当在他落草的地方呢？因为上帝造一切物都遵循便利和省力的原则。我们不能假设上帝把一个人降生在陕北，又赐封于纽约——如果那样的话，即使“封地”再大再肥，这个人也会饿死。 而现在的情况是，全中国人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人拥有哪怕一寸土地。当然领导开会的时候，还会说“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当我还是一个早慧少年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话是骗人的。证据是我幼年时有很长时间吃不饱饭，我母亲在参加完集体劳动后，会溜在后边，偷偷摘几把苜蓿装在兜里，拿回家给我们蒸着吃。如果农民真是土地的主人，主人怎么会偷自家的东西呢？ 我倒觉得，古语说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可以真实反映中国农民的处境。“下无立锥之地”是说他们没有锥尖大小的土地是自己的，“上无片瓦”不一定确切，但因为“下无立锥之地”，所以即使有“片瓦”，也是临时的、寄存的，推土机一来就不见了。因而现代汉语里的“片瓦”，应当解释为“只能存在片时的瓦”。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浮财”，“浮”在上面的“财”。只有把“浮财”变为“恒产”，恒定不动的产，人们才会真正热爱劳动，热爱家园。 主人不会破坏自己的东西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天然的。不对！正确的说法是，农民对自己土地的感情才是天然的。一个人怎么能对别人的东西有天然的感情呢？可一些诗人不懂，到农村去采风，为了表达对农民以及土地的赞美，就大声地朗诵起这话来，农民听了很生气，认为这些“屎人”在骂他们。只有贼才会惦记别人的东西。 只有土地私有化了，农民才会真正爱惜土地。土地养育万物的功能也才能充分发挥。对只有临时使用权的土地，不管是几年一“调整”，农民都不会过于爱惜。原因很简单：这地今年我种了，明年不知会转到谁家，我凭什么不多撒化肥？即使我担心土壤板结，全用农家肥，怎么能保证其他农民都和我一样？草地也一样，如果这块草场是在几十个牧民之间轮流转圈，那么我凭什么要考虑它的再生能力？这些农民、牧民对土地、草地的短期行为恰好说明，这些土地、草地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不会破坏自己的东西。 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这些土地当初不能私有化，在一些人心目中“私有化”是洪水猛兽，于是只好半遮半掩，来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名字恰好暴露了，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如果真是主人，还用得着强调“责任”吗？我手边的这个杯子，我就叫它杯子，如果有人觉得不好听，改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杯”，那这杯子就肯定不是我的了。一个人不能承包自己的东西。 有人担心土地私有化以后，许多农民会因人多地少流离失所，得不到温饱。实际上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又有多少人种地？又有多少农民工流离到城市？也有些人担心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形成新一轮的土地兼并，豪强地主会乘势与官府勾结霸占农民的土地，流离失所的农民会像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那样再次起义。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买卖必然会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就像我们在市场上买菜一样。这样，一些人的地多了，另一些人的就必然少了，这应视为正常。工商业时代也不会像农业时代一样，一个人一旦失去土地，就会无家可归。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共有农民工近2.3亿，其中啸聚山林的有多少？而且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提高，专业化分工会越来越细，城市就业的岗位也必然会成倍增长。因而，认为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揭竿而起，仍然是农业时代的思维。 倒是地方豪强和官府勾结，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的确是个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也常以此来指责“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问题也不在“私有”，而在“豪强”；要我说，也不在豪强，而在官府。为什么官府总和豪强勾结，不和农民勾结呢？看看现在的房地产业就知道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权力如得不到有效制约，就必然产生腐败。木必自腐，而后虫生，与其谴责豪强，不如改良制度，更不要扯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上。一个少女由于漂亮遭人强奸，官府不去捉拿强奸犯，而是毁了这个少女的容，你说是对还是错？ 相关 : 暴富的榆林 时间是怎样被国有化的… 对话(128):私权不能滥用 公权更不能滥用 从感恩节看美国的权力制衡 © 2011 – INXIAN敬献 – 7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