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一群中国留学生进入全世界最神秘、最封闭的国家，和他们的异国同学分享“最幸福的”生活。 或多或少带给朝鲜学生们一些外部世界的气息之余，每个留朝的中国学生也都学到了不少自己从未掌握的知识，体验到从未经历的生活。 朝鲜娱乐活动有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组织本国留学生到平壤“凯旋门”进行拨河比赛。 （贾志杭/供图） 2011年10月15日，留学生结业典礼后和朝鲜老师合影。贾志杭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老师了。 （贾志杭/供图） 两所姓“金”的名校 “在梦里，伟大领袖给了我最好的指引，我们的研究难题就要攻克啦！” “你知道吗？我梦见了！” “梦见什么？” “我梦见了伟大领袖金将军！” 北大韩语系毕业生白潇祎回想起自己5年多以前留学朝鲜的生活，记忆最深刻的场景就是朝鲜同宿生吉雪景有一天早晨起床，激动地讲述自己的“幸福梦境”。 白潇祎知道这位室友一向热爱金正日将军，但六七点钟，还带着刚刚起床时的朦胧睡意，听到这样的梦让她感觉相当震撼。吉雪景说：“在梦里，伟大领袖给了我最好的指引，我们的研究难题就要攻克啦！”白潇祎永远也忘不了吉雪景谈到这个梦时的样子，“那感觉简直好像见到了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几个月后，2006年10月，朝鲜在咸镜北道的丰溪里地区完成了第一次核试验，举世震惊。中国驻朝使馆召集中国留学生们反复开会安抚，但也要求大家在宿舍里贮藏水和泡面，以备形势紧张不时之需。 白潇祎的惊恐更多了一层，因为她还清晰地记得同宿生吉雪景的“伟大领袖梦”。吉雪景的父亲是朝鲜的一名科学家，她自己也从事核物理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她才20岁，难道跟核试验也有什么关系？应该不会吧？” 整个朝鲜有两所大学接待中国留学生：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亨稷师范大学。金亨稷是金日成父亲的名字。每批中国留学生的宿舍里，都会被安排数量不等的朝鲜同宿生与他们做室友。 此前一年多，白潇祎和另外五十余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平壤，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朝鲜公派留学项目。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基本上是8-10个月，但中国留学生想跟本地人交朋友并不容易。白潇祎记得，有一次坐地铁时看到一位老奶奶背着很重的包，她和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就主动上去提出帮忙。没想到的是，老奶奶一副害怕的样子，立即吓跑了。 中国学生的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出去完全没有人陪同。他们知道你不会做什么坏事，也不敢做。赵嵩（化名）非常有把握地表示。 赵嵩是北京某高校韩语系学生，他于2011年4月到10月在朝鲜留学。他说：“同宿生这些朝鲜学生都不是普通人，多数家庭根红苗正。” 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跟同宿生聊聊语言问题，赵嵩则不一样，他有时也会有意地试图探讨些更深入的话题，比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但他身边的朝鲜同学往往会自动回避掉这样的谈话。 回避的方式有点好笑。“他们经常说，要出去打个电话，但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回国以后，白潇祎几次试图给吉雪景、莲花等同宿生写信，有时也托来年去参加项目的学弟、学妹们带信过去。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她们的回信，“人都像是消失了一样”。 礼物：Lady Gaga 现在的朝鲜校园里，男女生走路可以牵手了，以前牵手都不行。 飞机降落后，在去往学校的路上，白潇祎就不争气地开始掉眼泪。在她眼里，整个平壤似乎蒙着一层灰罩，没有一栋建筑是鲜亮的。 到了学校之后，慢慢的，白潇祎开始觉得这里的人还不错。“他们人都挺朴实的，而且没什么心眼。”她甚至发现，一名叫“莲花”的同宿生特别美，“像韩国电影明星”。 赵嵩的感触是，朝鲜人的生活并不压抑。身边很多朝鲜人的性格都开朗昂扬，“好像什么事儿都难不倒他们，国家给分配东西吃，活得无忧无虑”。 “物质的”中国学生一律配带了电脑、数码相机，有的人还带了电子书，这些都是让多数朝鲜学生羡慕的。有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从国内背了大包的零食、奶粉和火腿肠。 中国学生的记忆里，多数朝鲜同宿生骄傲、自尊，但也彬彬有礼。“零食送给他们吃，他们会开心地吃一点，”白潇祎说，“不会多拿，不会主动问你要，更不会趁你不在的时候吃”，赵嵩说。他的同学经常会自豪地对他讲，多亏伟大领袖金将军，给了朝鲜人民幸福的生活。 领袖创造了一切的幸福和美好，但如果还有不够好的地方，比如物资匮乏，朝鲜学生会郑重地告诉中国人，那归根到底一定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伤害”。平壤街头，“打倒美帝”、“一心团结，保卫祖国”的标语依然随处可见。 为了跟朝鲜师生搞好关系，中国留学生们往往会准备一些礼物。白潇祎给女生准备了一些小丝巾。她的一个同学给关系亲近的老师送了一条电热毯，她记得，拿到电热毯时，那位老师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赵嵩则找到了更新奇的礼物：Katy Perry和Lady Gaga——前者是美国以动感和热辣著称的摇滚女孩，后者则是当今欧美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流行天后。他甚至向朝鲜同宿生们推荐美剧《天桥风云》（Project Runway）。这是美国一个关于时装设计的真人秀节目，由超级名模海蒂·克鲁姆担任主持人。“我告诉他们，西方的时尚就是这样的。他们很惊奇地说，这有什么好，还不如我们穿的好看呢！”回忆到这里，赵嵩笑了起来。 一届传一届的“前辈”留学生们还教授给了赵嵩跟男同宿生打成一片的“独门秘笈”。 除了《阿凡达》这样的美国大片、张东健主演的韩剧，他还按照学长们的提示，在电脑硬盘里存放了不少日本AV。“他们当然不会直接索要，但会比较明确地暗示说，‘把你所有的电影都给我，所有的！’” 赵嵩觉得尤其有趣的是，这些平日里严肃正经的男生，此时都变得像小孩子一般，“挺幼稚的”。他把这种直白的需求归因于性压抑，“现在男女生走路可以牵手了，以前牵手都不行。婚前性行为应该是基本没有的，各种商场、市场，也都没有见到卖安全套的。” 同宿生们拷贝了赵嵩“所有的”电影之后，过些天，有的人见了他眼神有些躲闪；有的人则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有些电影不好，已经删除了。 金日成花、金正日花 音乐老师安排了中国留学生演唱歌颂领袖的“朝鲜红歌”。有的中国学生态度不够积极，这让音乐老师相当恼火。 或多或少带给朝鲜学生们一些外部世界的气息之余，每个留朝的中国学生也都学到了不少自己从未掌握的知识。 白潇祎来到朝鲜之前从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花叫做“金日成花”，还有一种花叫做“金正日花”。前者是大红色的，后者是紫红色的。“金日成花比较美一点。”她想了想说。 中国留学生被分为两个班级，与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越南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单独授课。课堂上并没有朝鲜学生。 虽然相貌本身差别不大，但要分辨朝鲜学生和中国学生相当容易。朝鲜学生都是白蓝制服，而且人人佩戴领袖徽章。“听说以前也给留学生发放徽章，但是好像有的留学生不珍惜，让朝鲜人觉得不尊重他们的领袖，后来就不发了。”宋寒冰说。 除了戴徽章，牛仔裤也是这个国家里最明显的“异域特质”。学校附近，纠察风气的警察已经练就出了老练的眼光，基本能分辨谁是外国人，对他们的“仪容仪表”不做要求。男留学生的长发、女留学生的背心，都被朝鲜人宽容了。“附近的外国人多，他们见惯不怪。” 具体的课程以语言课为主，包括听力、精读、泛读、语法、写作，还有简单的历史和朝鲜文化课。白潇祎记得历史书上写着，“人类起源于朝鲜半岛”，讲“伟大领袖诞生记”的课文则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领袖诞生前的天象。“还有一次看到电视节目说，地道战和地雷战战术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发明的。” 平壤的建筑多是灰蒙蒙的，但天空瓦蓝。街上贴满了标语和宣传画，除了领袖画像，士兵和医护人员的形象也很常见。街面宽敞干净，汽车并不多，人们等候公交时会很有秩序地排队。 北京语言大学韩语系的贾志杭留学朝鲜期间在金亨稷师范大学上课。他记得在2010年朝鲜国庆前，学校的音乐老师安排了中国留学生演唱歌颂领袖的“朝鲜红歌”。有的中国学生态度不够积极，这让音乐老师相当恼火。“我们的领袖曾帮助你们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呢！” 中国留学生的印象里，平壤市民非常喜爱野餐和郊游，还常有人带着吉他和手风琴，兴之所至时，常常载歌载舞。并且他们似乎总是在彩排，总是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节日要进行表演，比如金日成的生日、金正日的生日，或者他在劳动党开始工作的日子。 2011年9月9日，贾志杭被组织前去金日成广场观摩“工农赤卫军阅兵”，接到的通知特别提示他们，要“保持必要神态”。 终于，金正日就出现在了离他五六十米远的城楼上，金正恩站在他父亲的身边。贾志杭记得，金正日频频向人群挥手、微笑。广场上，人民军的队列跳跃着走过，人群山呼海啸般地汹涌起来，看不到边际。 被窝里的韩剧 如果中国学生用自己的电脑播放带来的电影。“意志坚定”的朝鲜学生会主动走开。 课业之余，白潇祎最爱的地方是动物园和游乐场。50朝币就可以坐一次过山车。2006年朝鲜还没有实施货币改革，官方汇率中，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12朝币，但在黑市上，1元人民币可以换到高达300多朝币。50块的过山车换成人民币只要几毛钱，“超值”。 或者她也喊上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去高丽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包场”，只要150元人民币就够两个人吃一顿。 赵嵩除了去市场上逛一逛，也喜欢在学校里看看朝鲜的电视。“能收到的电视台一共有三个，专播革命思想内容的叫朝鲜中央电视台，只有周末才播的叫万寿台电视台，还有一个频道只有到了大型节假日才播放，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最吸引赵嵩的电视台是万寿台，这个台会有国际新闻播报。 每周六、日晚上8点，最棒的时间到了。这时的万寿台开始播放中国电视剧了！《潜伏》和《亮剑》吸引大量朝鲜观众的同时，也让中国留学生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甚至偶尔还有中国的电影播放，包括《英雄》、《叶问》等等。“古代的有，近现代革命题材的有，但当代的基本就没啦。” 赵嵩还发现，街上还有那种小亭子，兜售朝鲜木兰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本国或苏联老电影碟片，一般就是几百到几千朝币。条件比较好的平壤家庭都会有一台DVD。 如果中国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自己的电脑播放带来的电影。“意志坚定”的朝鲜学生会主动走开。但白潇祎发现，不少家庭条件好的同宿生会自己带来DVD机或者电脑，有人会躲在被窝里悄悄地看韩剧！ 经济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不是问题。在朝鲜，每名中国公派留学生可以获得中方每月250美元、朝方每月40欧元的补助。“地铁差不多是人民币两分钱一次，雪糕换成人民币也不到1元，”赵嵩说。 大家的主要花费是打电话。国际长途必须去通讯局或者高丽饭店，费用大约是每分钟13元人民币。贾志杭曾经一口气打了3个电话，结果结账时，发现电话费高达78美元！ 整体上，中国留学生除了和老师、同宿生、宿舍管理员之外，与当地社会最多的接触也就是饭馆老板和市场上的小贩。赵嵩留学期间，一名金亨稷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市场上拍照，拍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可能算损害了朝鲜人民形象吧”，被保安队带走了，还没收了相机，直到使馆出面才将人带了回来。这可能算是当年最大的一起事故。 “恐怕见不到啦”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爱情是不可避免的。 2006年8月1日，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参观中朝友谊塔。没有吃早饭的白潇祎站在明晃晃的大太阳下，听老师讲解中国志愿军如何英勇奋斗。听着听着，她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白潇祎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使馆和带队的中国老师、其他留学生朋友纷纷来探望她，给她买了不少零食和水果。 在平壤，一小半西瓜也要用20-30元人民币才买得到。使馆送给白潇祎的大西瓜，差不多要100元人民币才买得到，那绝对是一个令朝鲜人惊叹的天文数字。白潇祎赶紧把西瓜切开，送给医生和护士们一起享用。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爱情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学生之间的感情并不罕见，赵嵩觉得真正难得的是，同届一名来自中国南方的女孩，与一名朝鲜同宿生之间的“好感”。 这对中朝年轻人之间的“好感”和“暧昧”在留学生之间几乎是公开的。朝鲜男生也会偷偷给中国女孩买些吃的东西——这是这样的环境里最朴素和最好的表白方式。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有结果，”赵嵩说，“他们就保持着这种关系，始终也没有越轨的行为，甚至可能一个吻都没有……也挺好的。” 白潇祎清楚地记得，她回到北京是在2006年12月29日。妈妈来接她的时候，递过来一部手机说，快给你的好朋友们发个短信，通告下你回来了吧。白潇祎开心地接了过来，“是一部松下的翻盖手机，但我想了想，我好像已经不知道怎么发短信了！” 从3月到12月，白潇祎突然发现，9个月与互联网的隔离使这个世界陌生了很多。比如，同学们都在玩一个叫“校内”的东西。走之前她也听过，但那究竟是做什么的？ 贾志杭清清楚楚地记得，2011年10月19日，同学们回到了北京。飞机降落时，他和朋友们在机舱里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贾志杭回到北京后，有时安静下来，还会常常想起送别的那个夜晚。曾经对中国学生唱朝鲜红歌不积极颇为恼怒的音乐老师，出人意料地流下了眼泪。 大家安慰他说，我们还会再见的。这个看上去年纪有60岁、但实际上只有40岁的男人喝了不少的酒。他带着脸上的泪滴说：“恐怕见不到啦！” 不想回国后仅仅两个月，之前还在接受人潮欢呼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了。朝鲜停止了一切对外交流活动，中朝边境的旅行团也停止了运转。贾志杭觉得，那个音乐老师，可能真的见不到了。 （南方周末记者刘俊、实习生徐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 我惧怕那种一眼能望到三十年后生活姿态的事业。但这也只是和个人喜好相关。美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另一个国度并不代表这个国度给了你什么承诺。它只是给你一个环境，多一些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这些道路在高度体制化的结构下已经越来越窄。而最宝贵的，大概也就是他的多元价值观。如果你真能完全融入，放下家庭，自我的束缚，这个国度就不会对你轻下判断。 ” 留学路看起来很宽。我们当初在写着大学申请作文的时候，谁不是在憧憬着海那边自由的天地？在文章里，我们谁不是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十八年生命娓娓道来，再展望着去了那边的大学一切会更好？我们谁不是对着文理分科，一考定音的高考摇头叹息，向往着自由选课，自由思辨的美国大学？ 但后来我们会发现，学术自由只剩下周五在图书馆内独坐的复习，丰富生活只成了周末唐人街的短途旅行。白人过度酒精的狂欢派对很快让人疲倦，空虚，只剩下朋友间一起做做饭，聊聊天，会让人精神一振。但这个世界还是很小。有时候身陷在玉米地的中央，翻过学校的后山就是一片加利福尼亚的沙漠，有时候下山都要半小时，有时候，只有一个小镇人来人往，让人记不起北上广跃动的繁华。 但更小的不是身边的物理空间，而是文化空间和精神的延展。这终究不是我们的国。你可以和美国本土的，印度的，韩国的，各地的人痛饮畅聊，但有时还是会感到切身的游离感。这和融入与否无关，和适应能力无关。这甚至也不全然是文化印痕的关系，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听的懂美国人开的玩笑，口中的段子，觉得那些傻呵呵的东西也有可爱之处。身份认同也有太多的文章讲述过，我无力涉笔。近一段时间有大量文章谈到了文化的归属问题，也有越来越多人觉得逆心而为的强行融入是一种自我虐待。但姑且不论个人偏好的不同，我所关注的是，一个留学生会认为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才是有意义的，而他又有多少的手段和途径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前者关乎目标，后者在于路径。 但留学生真的有很多选择吗？我前一段和不少朋友聊起。我们都曾单纯美好的被那些周游世界的旅行日记所激励，被想象中美国人自由追求职业，浪迹天涯做街头艺术家的故事震撼，也想过像那群牛逼的人士作出彪悍不需解释的发明，甚至愤然离校，创业起家。但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魄力，能不顾家庭为自己花费的数十万学费放弃一张文凭，一份稳定可见的工作？乔布斯面对高昂的学费可以做出退学的决定，学一年书法，但一个中国孩子能够在放弃了高考后进了美国大学，再这样和父母摊牌吗？ 更何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高度分工下文凭首先是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这是社会面对庞大人口时所演化出的必要机制，效果犹如专业认证，是人类减少不确定性的伟大创举，并不是反文凭束缚的几句口号就能推翻的。再者，在各领域精细化发展的今天，无论是科学还是社科领域，天才洞见的时代已经衰落，剩下的是不断试验，反复验证以及测算来推动的实证发展年代，是依靠巨额Research&Development推动的进程。即使再有专利局职员能推导出世界的基本定理，也要通过学术界的层层检验，挑战，再被实验物理不断验证。这又何尝是一个人之力所能引领的？自由浪漫的英雄主义年代早已经过去，在这个实验室埋头出成绩，教授变老板的年代，潜心耐寂寞往往是最常见的。但这岂不意味着十几年的孤悬海外？如此一来，有心归去也路途艰难，一入科研深似海，这大半辈子就要留下来了。科研之路漫漫，走的很踏实，但并不宽广。 更何况是商业。 走上留美求职之路的人会发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商业世界里，咨询，金融已占半壁江山，软件工程，市场紧随其后，但看满目招聘空缺，多少都要求美国身份，除了少数财大气粗的公司外，愿意赞助工作签证的凤毛麟角。而国内的各种机会却又远在万里之外，没有面试的机会就已经失去了先手。留学生身在海外有时反而夹于骑缝之中，两头不讨好。 在大多数的招聘职位中，无论起薪高低，往往都是以数据分析员开始。美国的商业早已经到了高度体系化，乃至自动化的过程，和人打交道而且能产生高额利润的部分已经缩减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余下的则是海量的数据和商业模型的执行，无论是大型超市还是金融投行，都高度建立在惯性流传下的数据之上。扩张，这一最富有使命性和刺激性的工作已经被精耕细作所取代，当年摩根高盛血拼疆土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反而是修修补补，遇上大型危机的时候这些巨型机构会虎躯一震。但问题是，基层入职的人在遇到危机时常常要担忧是丢饭碗，而不是出谋划策。在平时，经常扮演的还是高级螺丝钉的角色，在日复一日的高度脑力劳动中期待升迁。 但这对大多数美国梦来说不也够了吗？一栋房子，一个绿茵的社区，一所子女就读的好学校，一架车，偶尔的假期旅游。这种在法治国度下的平静生活自然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怎么看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美国丽人》中那种生锈阶级窒息般的痛楚，也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吧。而且，如果这条路到了顶峰也就如此，那还会选择开始吗？ 在美国走创业之路，走从政之路的，或者走艺术，摄影之路的，哪一个不需要勇气和决心呢？我钦佩他们的坚定，但也知道这对很多家庭的人来说是困难的。投行之热，就在于它给了中产阶级第二代一个稳定快速的致富职业，何况这确实是需要脑力和体力的活，燃烧生命起来绝对值得那个价格。它缺少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当初你我写下的豪迈申请书向去甚远，但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归宿，在集体力量体制化运行的世界里已经足够让一个留学生拥有一个较为宽广的空间了——尽管此路很窄，能走的不多。 是的，我惧怕那种一眼能望到三十年后生活姿态的事业。但这也只是和个人喜好相关。美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另一个国度并不代表这个国度给了你什么承诺。它只是给你一个环境，多一些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这些道路在高度体制化的结构下已经越来越窄。而最宝贵的，大概也就是他的多元价值观。如果你真能完全融入，放下家庭，自我的束缚，这个国度就不会对你轻下判断。那时候，窄的路也就变得宽广。 但问题是，你真的放得下去吗？ 如果你发现这条路走得越来窄，你是否有一天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陈博：芝加哥大学学生，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renren . com / blog /240402460/770945372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10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 胡适在1927年曾将其一手推动的“整理国故”诠释为“捉妖”和“打鬼”，其“目的与功用”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以收“化神奇为臭腐”之效。这是许多论及胡适与整理国故关系者颇喜引用的句子。其实，在1916年留学美国之时，胡适曾有一首言志的词，自称为“誓诗”，那里面却说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两说截然相反，形象地揭示出胡适一身实兼具新旧中西不同的“两个我”。这是我所见胡适惟一一次这么明晰地表述聚集在他身上带有时空差异的双重认同。一般被视为西化象征的胡适，早年民族主义情绪颇盛，在留学时更一度以复兴古学为己任，这方面的胡适，还需要进一步认识。 我在八年前写《胡适传》时，曾论及少年胡适的民族主义一面，主要依据其早年文字和留学日记，因其日记中断颇多，又经他自己“编辑”，材料不足之处也只能语焉不详。那时耿云志先生已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一大书的实际出版还在拙著之前，然其流通稍广则又在一段时间之后了。胡适留学日记欠缺最多的一段，即1910—1913年间。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则收有不少这段时间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按梅光迪和胡适是安徽大同乡，1909年结识于上海，后颇相契，该书所收的梅氏书信不止于1913年，写于1916年的字数也不少，当时梅、胡两人为“文学革命”事激烈争论几至决裂，这些信曾为胡适自己在其《逼上梁山》一文中部分摘引，故尚为人知。另据说梅夫人晚年曾辑出《梅光迪先生往来书信集》在台湾出版，书未见，不知是否也有相关内容。对了解两人以及那时的留美学界言，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 今人甚重留学，视之为正途；当年也尽量争取并得到庚款留美机会的胡适、梅光迪，却都对留学有相当的保留，胡适更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认为“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那篇名文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梅光迪，且该文的写出也受到梅氏的敦促。他们当年有着怎样的思虑？何以会产生“非留学”观念？看看这批书信，也许能获得“了解之同情”，或者还可以进而反思昔年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式、功能与得失。 “五四”学生运动前几年，北大不少趋新师生深感传统的压力（虽然这一压力其实颇具想像意味），却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感受不那么直接，故能激烈反传统；而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校风似相反，或因该校以庚款兴办，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存在太明显，激起师生思想上的反动，直接导致“复旧”的愿望和努力。1916年就读于清华的闻一多就有意振兴国学，并认为当时新旧两派皆不足恃，只能靠他们这些预备游美的清华学生。 闻氏晚年有句应该却尚未成为“名言”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脱离上下文的这一表述相对中立，其实那时他的态度已逆转，基本赞同新文化运动时北大人的主张，故其“不忘”的结果便是主张继续反传统。但此语体现出的宽阔心胸，或即是“古今中外”色彩明显的清华教育所带给他的。对生于清季的读书人而言，庚款即提示着“国耻”，清华人日日身处其间，民族主义情绪焉能不强。今日有些人侈谈什么“清华学派”，却不及当年清华人耿耿于怀的耻辱感，多少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 （当然，北伐后国民政府接管清华，使该校的隶属关系从外交部转到教育部，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华师生的心态。据说陈寅恪以新校长罗家伦的姓名为对联，委婉挖苦其“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其实有深意在。假如确有所谓“清华学派”，北伐前以专注于国学的研究院和其后的文史哲各系学风差异甚大，而陈氏固更多代表着旧校风也。） 胡适虽未进清华，然也以此款留学，多少具有相似的感触，而梅光迪更从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说：庚款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故“谓之吾人救国续命之资可矣！以救国续命之资，易而为君等谋教育，在美人好义之心，固不可没；而吾国人之所责望于君等，则救国之材，而四百兆同胞所赖以托命者也”。梅氏自己在1911年初考入清华后，对校园和师资均较满意，但仍不忘此校办学之“款项由奇耻大辱而得”。 胡适初到美国，即与中国同学成立“薪胆会”，其立意多少也针对着上述耻辱，可知那时以“雪耻”为留学目的者尚有人在。梅光迪正从此会看到“复仇雪耻之先声”，他希望胡适等“人人能为勾践，则祖国尚可为”。梅氏本以“与华盛顿相映”的“事功”期之于胡适，对其所学之农科，也从救国方面认识，以为“救国之策，莫先于救贫，尤当从振兴农业入手”，他想知道胡适是否以“东方之托尔斯泰”自命？ 但胡适显然不仅有意“立功”，且已有“立言”之意，拟在诗文上下功夫。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盖“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胡适当“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梅光迪对胡适之所以一再以事功相鼓励，如他后来承认，“迪始交足下，不过仅以文士目之”。直到他自己在1911年秋也赴美留学，得胡适给他一封“约二千言”的长信，才认识到胡适“有如许议论怀抱，始愧向者所见之浅”，不觉对胡适“五体投地”，甚望其“永永为我良友，互相规勉，为他日救国之材。非我二人之幸，实中国之幸也”。梅氏此函差不多也有二千言，从其所论反观，胡适此时已基本不着意于事功方面，而梅光迪也无异议。 这在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较大的转折，即其关怀和努力的方向逐渐从形下之学转向形上之学。此后两人思想观念还有许多变化，这一自定位皆未再转变。后来胡适从农科转到哲学，明确其“有志于立言”的方向，梅光迪极表赞同，认为胡适的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盖其“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 梅氏明言其抱负说：“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稍后在论及学外语时，他表示，正因“我辈志在兼收并蓄”，所学语言门类不可不多，“然德、法文不必求其好，只求能读其高深之书而已足”。这样宏阔的抱负与沉重的责任并存，故梅光迪认为，“我辈生此时，责任独重，因祖国学术皆须我辈开辟；一世之后，学术大昌，只须人习一学与一外国语足矣”。 从信中这些名副其实的“豪言壮语”看，两人确实都胸怀“大志”。那一代读书人中有此胸怀者尚不少见，大致还继承着传统士人那种“澄清天下”的气概和责任感（不过基本落实在“立言”一面）。但一般在美留学生情形似稍不同，在梅光迪就读的威斯康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而胡适的“狂妄”，却是梅氏“梦梦我思之者也”。两人皆自负不轻，而对侪辈又不甚看得起，正是他们逐渐走向“非留学”的一个伏因。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10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即使在图书馆中“添一中文部，是犹愈瞽者辨五色、聋者审五音耳。吾恐徒资蠹鱼之腹，不孤负此书乎”。故添设中文藏书，“现在尚非其时”。对胡适提出的练习英语演说，他认为“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乎！” 他因此提出：“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晰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他希望自己三五年后，若“得有博士硕士等学位，西学足以取重于彼，又能以西文著书，当要求此邦著名之校添设中文一科，而我辈为其讲师，务使彼人能直接读我之书”。梅光迪后来还真在哈佛大学教了好几年中文，也算是求仁得仁。其实这也是胡适已在思考之事，他在那年2月的一篇作业，就是以《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为论题。 可以看出，梅、胡二人当时思想上共鸣处不少，但梅光迪相当遗憾地说，“此事迪若一出诸口，吾国人又当笑为病狂，可叹可叹！然吾与足下自当共勉之以成此志，以为祖国光”。这里说的国人，即指的是留学生。梅氏来美时所携中文书稍多，当地留学生就“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常指其为“书痴、老学究”。据他观察：“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当年留美学生中，教会学校出身者众，这些人不仅不重中文和中国书，根本是中文能力就甚差，有的甚至不会中文，也难怪其以英文往来。问题是这些人英文也未必好，因为他们实不曾在文字上下功夫：有些人“以为文学不切实用，非吾国所急”，梅氏“初来时亦欲多习文学，而老学生群笑之”；另外一些人则因“校中Text Book文皆浅，遂以为文不必重”；最等而下之的，是一些学生“以束书不观、略习应酬末务为学。此美国学生大缺点，而吾人摹拟之惟恐不速，真可痛耳”！ 在其1912年初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更指责当时《留美学生月报》主笔“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之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当时正值辛亥鼎革，一些留学生认同于清政府乃发自内心，他们当然不会同情“乱党”；同时，若清朝被推翻，许多人的官费即可能出问题，也不排除有些人站在政府一边立论，或者带有些许私心。——（这里的“私心”大约也分两种，一是希望国家不乱，诸事依旧，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受损；二是未必看好民党，担心事情结束后留美监督“秋后算账”，故不敢出声。） 但在梅氏眼中，主要还是因“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他们“多不识汉文，故最恨汉文”。且“近年来此辈之势力大昌，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与名誉为事（如欢迎外教，鄙弃国教，亦最可痛心者）。幸而光复事成，国赖以不亡，否则此辈得志，恐不但尽祖国学术而亡之，并且将其文字而亡之，而国亦因之亡矣。故迪对于国学常抱杞忧，深望如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足下其勉之！迪当执鞭以从其后焉。” 这里的思路和表述方式，尤其是“复兴古学”的愿望，都与梅光迪不甚欣赏的清季“言国粹者”非常近似，可见他无意中受其影响不少。——（梅氏曾明确表达了看不起清季提倡国粹者，认为其“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为《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不免“可笑亦可怜”。）在论及辛亥革命的成功时，梅氏特别感到“不能不崇拜东洋留学生”，因为他们办的杂志“极有价值”，为此次成功奠定了基础。胡适稍后在《非留学篇》中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 崇拜东洋留学生的梅光迪很快“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意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材也，此最可痛哭之事”。他很想和胡适一起去考察美国那种侧重专科的自助式学院，“以便输其学制于祖国”，因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坚忍耐苦恺切诚挚之人材”，且“尤须深懂祖国文明”，这样的人材“非所望于教会学堂出身、月领六十元官费者也”。 1913年他到西北大学，发现那里的留学生颇不乏“刻苦自励之士。有不恃他人一文而作工自给者，又自浣衣炊饭，服饰尤朴素。而对于留学界情形，尤与迪同其感愤。江西邹氏之子，家资数百万，近又得官费，而浣衣炊饭自若。迪由是益信停止官费留学之不可缓”。受当地学生影响，梅光迪自己也开始“学浣衣炊饭，非为省钱计，实为练习吾身体、能耐劳苦计”。因为“吾国今日救时之士”，须能“耐劳操作，与至下等人同其甘苦，始可以有为”；故在美国留学，“亦可仿留法俭学会办法”，为其“调查工作之途，以为刻苦有志之士倡”。 反观那些官费生，“月领六十元，衣裳楚楚，饮食丰腴。归国后非洋房不住，非车马不出门；又轻视旧社会中人，以为不屑与伍，而钻营奔走之术乃远胜于旧时科举中人，故此辈官高矣禄厚矣。然试问五十年来，如此辈者，不下千数百人，有几人曾为吾民办一事，稍可称述者乎？”若说讲求学术、“输入西洋文明”，这些人“不但无一本著作，且无一本翻译”。他们回国后，“在中学校，且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莫能予毒”。这样的留学生，“实行不能，著述又不能，要之何用？” 在梅光迪看来，“留学界稍有希望者”，还在于他所看到的私费生中那些“有心人”。他一面主张可在美国尝试勤工俭学，一面强调必须在美国留学界“提倡一种良学风”。同时更当“联合留学界中西学术精通之士，发刊一大杂志（月报，用中文），以饷留学界与国人。庶几留学界学风可改良，国人亦可获益，留学界之名誉亦可恢复”。不然的话，“将来归去，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耳”。 梅氏这次连函详论留美学界的状况，多少受到胡适的推动，当时任《留美学生年报》编辑的胡适正打算“刊行关于论学论留学界现状之书札”，梅光迪甚愿参与，拟稍改订从前书札，以符合“吾现时思想议论”。至于署名，则以“真姓名亦不妨；吾有言论，吾自敢负责任”。他自认其所论“颇有可采之处，或可置之［《年报》］留学界论学门中”。关于停止官费留学的主张，他更希望胡适“于《年报》中发明其说，以醒吾国人、政府迷信遣派留学之沉梦，则造福于祖国将不浅”。 对其负面为主的观察，梅光迪也承认，他之“痛恶留学界，虽出于实情，亦间由感情用事，有过激失当之处”。主要是他自己英文不够好，而又多带中文书，两者皆为先来的“老学生”所不欣赏，而梅氏自己却“昂首自豪”甚而“轻视彼辈”，又不善与人应酬，不肯“步老学生后尘，效其风尚”，终至“名誉扫地”；“两年来所受种种之揶揄笑骂，不堪罄述。而吾又不肯变易面目以阿世好。由是一意孤行，由轻视留学生而为痛恶，专从其缺点处观察；虽留学界亦间有美处，然迪以感情用事，不暇计及之”。本来“世间一切事，皆有美恶两方面”，往往是“爱之者只见其?，憎之者只见其恶”，他自己的观察也不免失之于“人情之偏”。 不过，也许担心胡适在正式的议论中低估了留美学界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他又提醒胡适：“吾之忤俗固然，而留学界之黑暗之罪恶，终不出吾平日所揭破者。足下万不可以吾犹自悔之言，遂将留学界抬高也。吾自忤俗，留学界自黑暗耳。”胡适向来有荀子所谓“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果然很快写出了颇具影响的《非留学篇》刊发在《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第1期，其中许多议论明显受梅光迪影响，可见梅氏见解痕迹处甚多（尽管他也缓和了对留学界“黑暗”一面的贬斥）。 如梅光迪以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如希腊、罗马，虽久为瓦烁［砾］，然世界文明史上彼终占一最高位置，为今人所凭吊倾仰。印度虽亡，然印度哲学在今日亦占一重要位置。惟国家无学，事事取法于人，乃最可耻可痛耳（即能效法得当，如彼日人，然究竟在世界文明史上，彼终无光彩）！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试将此与本文开始引用的关于留学是国耻的话比较，其立意甚至表述都非常相似。 再看胡适对留美学界的观察：“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关键在于，“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其流弊有二”： 一是不能输入文明。这些人连中文都不通，“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即使学问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于祖国之学术文化何所裨益哉！” 二是无自尊心。因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他们回国，自“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 这些观察，与梅光迪之所见所述，何其相似。文中可见梅氏影响或两人“所见略同”者还不少，如当以中文发刊杂志以饷国人等，此处不一一枚举。不过，此时胡适已开始跳出“复兴古学”的思路，将梅氏欲“合中西于一”以开辟祖国学术的愿望表述为“为祖国造新文明”。虽然他提出以中国办大学来最终取代留学这一长远规划仍带有“雪耻”——即不再为“弟子国”——的思绪，但“以建设为否定”的取向毕竟已经提出，尽管还要过许多年国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建设重于破坏的意义。 胡适承认，中国人眼前还必须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然留学不过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终当“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只有办好中国自己的大学，才能使“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 梅光迪书信中可参考者尚多，容当别论。一般而言，书信、日记、回忆录这类史料可能带有较多个人的“主观性”，我们过去对其使用偏于谨慎。实则如“落花有意”那句老话所云，落花本各有其意，史料不论主观客观，亦皆有其“意”之所在；既知其可能带有“主观”甚或“偏见”，则或尽量去其“主观”、“偏见”而用之，或更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且群体的“人”正由个体的“人”组成，若稍减对规律、结构等面相的关怀，更注重历史的创造者本身，则每一带有“个性”的史料原是“历史”之一部分，其“真实性”不仅不让档案中的“官文书”，官方文书多不免说“官话”，刘知几早就说，自从帝王诏敕由臣下拟，便无不“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他名此为“假手”（《史通•载文》），多少类似于古人所谓“代圣贤立言”。杨荫杭视民初军阀混战为“五代”再现，但他发现，若“观于南北诸人物电报中之文章，则固盛世之音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33页）。可知档案中不少“官文书”的“虚构”意味甚强，史家有时或不能不从正反两面读之，详另文，有时且过之，最宜为史家所采用。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data . book . hexun . com / chapter -126-2-9. s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资中筠：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148a630100dogv.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 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56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 在《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后简称《留学潮》）一文中，宋健先生以时间为逻辑，把中国自近代以来130多年的留学史分成了十个阶段—-光绪初年官派幼童赴美为第一代，文革以后留学的是第十代。 “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溯觇前八代的经历和贡献，始见第九代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在唏嘘感慨中热望第十代及以后的走向。 而在笔者看来，若以时代精神为整合工具，十个阶段则是可合并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追寻社会理想时代、工业建设时代、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解读留学潮的起落，不能离开对这四个时代精神的基本体认。 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 留美幼童、赴欧的海军留学生和20世纪留日等前三波留学浪潮，是归属于“师夷长技以治夷”这个时代无疑。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民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救民族、救国家”一直是主旋律。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来公开抵制国防、经济近代化的言论日渐式微。 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须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感叹，“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洋务运动是箭在弦上。而在办工厂、兴学堂、建海军的过程中，技术、外语、军事等西学人才短缺的窘境扑面而来。 经1847年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872至1875年120名12至15岁幼童分四批赴美，住新英格兰百姓家中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稍后，有人剪掉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这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不顾容闳的反对，二人在1881年奏请清廷批准，将全部幼童遣送回国。 这批归国少年中，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光绪初年（1877年），清政府又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 这批人中，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77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带林永升（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77年留英）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 而严复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还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八本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 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东邻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960多位留日学生加盟，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 追求社会理想时代   不同于前三波的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留学潮涌，随后的留法勤工俭学和1920年代始的留学苏联浪则是有着淡淡的左翼气息并为追求社会美好的理念所持续支撑。 1915年，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吴稚晖（1901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收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并在河北高阳县开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成全国性潮流。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都在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在此时期赴法学习和工作。 此时的世界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已渐超越主义成为运动，并传播到中国。1919年，十月革命获得胜利。 1920年5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名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 1923年以后，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励的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止，中国留学生总数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联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 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 这个时代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那就是庚款留美学生。从时代精神上进行划归，因与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第一个时代有明显区别，笔者将其划入第二时代。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按每两关银折合0．742美元计）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美参众两院批准此项提议，规定此款应由美国人掌握。此后，英、日、法等国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 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人；1929–1937年选送104人；1938–1945年选送39人。 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明复（数学）、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都是庚款留美学生。 工业建设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与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这次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针、计划和组织实施，以便与经济建设计划相协调。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四五百人。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609人，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在1949–1954年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和抗战胜利后留洋的学生、学者也纷纷回国。不完全资料显示，有1424人回到新中国，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其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在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回国的。 这个时代的特点其实和晚清由洋务运动推动的环境有些相像之处，是一种把个体当作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理念推动下的潮涌。只不过，后者的目标是图存而前者是自强。 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留学生计划。 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院校。从1978年到1989年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上述各国的留学生达9．61万人。其中公费生近3万人。而更多的自费生也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求学。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在这一至今跌宕的留学大潮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还原成了大写的人。他们大多无需面对任何组织的眼光，他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甚至可以和不同肤色的恋人享受爱情。如同西方的年轻人成年后会周游列国、体验社会，中国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把留学当成自己丰富人生阅历的一次体验，并在这次体验里重新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把留学看成一个知性上的提升。 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际地位提高，走出去也不是为了单向度地“拿来”了；中国背景成了中国留学生们的时代赋予优势，他们在这种优势里从容交流。 这波留学潮还带来了很多东西，而其中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56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从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从写申请书到邮寄材料，从比较ｏｆｆｅｒ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从预约签证到换外汇，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因为以上这些事超出了父辈的能力。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宋健《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一文，特此感谢。)   （成凡：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原文链接： http :// news . xinhuanet . com / overseas /2004-12/30/ content _2397504. htm。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