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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深居简出、行踪神秘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秘密访问中国，成为5月20日星期五国际媒体有关中国报道的重点。金正日神秘的行踪、金正日神秘的接班人金正恩，以及金正日、金正恩父子的权力交接继承及其跟中国当今领导班子的关系，受到国际舆论以及中国公众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 记者奇科·哈兰从东京发出报道说： “引人注目的装甲列车进入跟北韩接壤的吉林省，令分析家们猜测金正日的最终目的地是哪里，以及他的所有随行人员都是谁。来自韩国的最新媒体报道说，金正日这次中国之行没有他最小的儿子兼内定继承人金正恩随行。但是，这一报道跟星期五早些时候广泛的报导相矛盾。早先的报导说，金正恩是自己去中国，据认为是为了得到北京领导人的认可支持（presumably to receive an endorsement from leaders in Beijing）。 ” “北韩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在星期五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这在这个对外闭关锁国的政体来说并非不同寻常。但这样的中国之行引起日本和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两国媒体派出大量的摄影师分布在铁道沿线，希望能抓拍到很少被人看到的北韩领导人的影像。” 韩国主要报纸 《朝鲜日报》 星期五报道说，“据悉，20日凌晨经图们前往中国的北韩高层人物并不是北韩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而是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北韩的访中团由金正日率领，其三子金正恩不在名单上。” 日本主要报纸 《读卖新闻》 记者门间顺平和比嘉清太分别从韩国首尔和中国哈尔滨报道说，“韩国政府的消息来源20日晚间表示，乘坐专列从北韩进入中国的是金正日总书记（69岁）。就（北韩领导人）访问中国的问题，同一消息来源在同一天上午表示，‘现已确认，金总书记的第三个儿子及继承人金正恩（28岁）开始访问中国。’有关信息相互矛盾。” 截至目前，日本共同社的有关报道可谓最为详尽。共同社星期五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家饭店外拍摄到金正日的照片被广泛转载，共同社的有关报道在日本也被广泛转载。 《产经新闻》 网站转载的共同社报道说： “金正日总书记从黑色的大轿车上下来，步履缓慢沉重，身穿总是一样的卡其布夹克衫。20日在中国黑龙江牡丹江市饭店前突显身姿的金总书记跟去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一样，看上去健康状况似乎没有恶化。金正日身边左右没有他的继承人金正恩。” “‘禁止停留’‘民居不许开窗’。警方设置警戒线，禁止进入饭店。饭店前的大街上，警察封锁道路，布置严密警戒。媒体有人试图摄像，甚至一时被拘留，周围气氛一片紧张。” 英国 《电讯报》 的报道说： “金正恩是金正日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外界对他所知甚少，甚至连他的年龄都不知道。他很有可能是出生于1984年。他在瑞士接受教育，据认为可以讲英语和德语，相貌跟他的祖父、北韩创始人金日成很像。” “分析家们表示，去年在朝鲜半岛导致50名韩国人死亡的两次袭击事件，其发动目的是为了争取军队支持权力世代相传，并突出北韩将军事当作第一优先的的政策意图。专家们说，小金可能走同样的穷兵黩武路线，紧紧控制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军队之一，不顾国际声讨，继续进行核武器项目。”

最近，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9成食品含有添加剂。加上在4月份集中曝光的染色馒头、毒豆芽、毒生姜、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民众突然发现，中国食品安全已经到了濒临失控的边缘。“凑合着吃”开始向“还能吃什么”转化。 眼下，媒体和社会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监管渎职和道德滑坡，鲜有人将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与农村的衰败联系起来。 “我们GDP成为全球第二，但农村还停留在原始状态。最近出现的墨染粉条、毒奶粉、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忽略了农村，只把目光盯在城市，忘记了农村的生产有多么低水平。” 说出上面这段话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刻体验、正在大力养猪的亿万富豪，网易的CEO丁磊。当我首次在报纸上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灵深处极度震撼，在铺天盖地的分析评论中，唯独他的分析直指了中国食品危机的根源，彰显了企业家的悲天悯人情怀。 虽然类似于染色馒头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纵使没有农村的整体衰败，在城市里一样会发生，把食品危机根源完全归咎于农村衰败过于苛刻，但是当下的农村真实的经济萧条，绝对是加速过去这些年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重要根源。如果农村没有那么多的荒地，农民务农积极性较强，劳动力没有全部外流，中国的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呈现出今日这般的惶恐不安。 每逢春暖花开的时节，很多南方人都会想念“老家”的那金黄一片的油菜花。每年春天我回安徽老家的时候，都会被这美丽的油菜花所吸引，儿时在花地里面嬉戏的情景历历在目。可如此美丽春光之下的农村，只剩下了常年缺乏母爱的留守儿童和医疗保障不全的老人，只剩下了符号性的房子，只有了臭烘烘的水沟。我常常与身边的来自农村的朋友聊天，他们都在感叹“老家”的面目全非。 的确，中国农村现在真实的衰败和萧条状况，绝对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由于农村近20年，尤其是刚刚过去这10年的急速萧条和破落不堪，农村的生产水平已经十分低下，青壮年劳动力长年在外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添砖加瓦。特别地，随着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年，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荒芜成为普遍现象，富有体力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像中国这样，有三五亿人长期不是在居住点附近就业，而是在全国地域范围内大规模的流动，着实是举世罕见。 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其最致命的负面影响是农民自己不养猪、不种粮食了，更别奢谈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了。现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像石化、造纸、纺织等高污染项目，往往成为那些所谓的“富裕”村镇的经济命脉，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工业垃圾带来的重度污染，甚至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癌症村。于是，食品全部等于工业化生产制造。 甚至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农村，都没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江村经济》笔下所描绘的活泼和繁荣景象，农民的生活品质也未必能达到同等的境界。现如今的“江村”，在GDP增长上固然较之当年已经不可等量齐观，但是如果将全国十几万个农村整体联系起来看，农业发展的确未必能够达到1936年“江村”的水平。当然，这里所说的发展并非是物质层面的，而是整体的发展质量，从粮食种植、副业发展、贸易、家庭、宗族等多方面衡量下来。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媒体的曝光率时高时低，这与政治环境有关。例如北京奥运期间，中央就有令，媒体少报或不报，以免影响国际形象。近来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导非常多，以致总理温家宝要出来谴责资本家的“道德血液”，因为身为总理的温家宝负有最大责任。因此怀疑中宣部放纵报导，是否是针对温家宝。然而温家宝的谴责并没有使食品安全问题有丝毫进展，而且情况越来越恐怖。例如地沟油以前是从餐馆倒掉的剩菜流入地沟里“提炼”出来的，但是最新一起被揭发的却是在东莞，从化粪池里捞出泔水渣，把里面的油水压出来熬成地沟油，然后送往深圳和东莞的批发市场，出售给大小餐馆，地沟油原料残渣中还混杂卫生巾。有关部门接报后将该地下工场取缔，当局说，这些地沟油比砒霜毒百倍。 以往被揭发出来的伪劣食品中，以广东最多，原因除了因为广东人好吃，也可能因为广东媒体比较开放。但是最近报导重庆伪劣食品的消息也多起来。我们知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瑜亮情结”，其实是代表不同势力争相进入中共18大的政治局常委班子里。因此广东与重庆的食品安全问题，到底是相互揭发，还是相互表功呢？ 看到有媒体报导，薄熙来在完成“唱红打黑”的阶段性任务，尤其是“红风”已经吹向全国，连汪洋治下的广东，也有人建庙供奉毛魔头后，薄熙来转战到一个不会有太大争议，但一定有极大反应的战场，那就是食品安全。重庆当局已经决定，开展“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行动”，而且要“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好此次专项攻坚战”。 为了开辟这个新的战场，需要准备有效的“弹药”，才可以打出成绩出来。于是我们看到，最近重庆连续破获食品安全的“大案”。头一炮是人们最关心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新华社在4月27日报导，重庆警方查获从内蒙古辗转来重庆的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奶粉”2万6000多公斤，险些被制成儿童喜爱的冰糕进入市场。这头一炮很有水平：第一，毒奶粉是外地制造的，与重庆无关；第二，还没有流入市场就被破获，民众没有受害而展现重庆警方的英明伟大。 接下来几单有： 4月底，《重庆晚报》报导，公安查出有奸商以染毒的劣质花椒混在正品花椒中出售，封存5.8吨花椒。这是一种叫“罗丹明B”的红色粉末，会导致人体皮下组织生出肉瘤，可能致癌。重庆警方又是英明的在流出市面前破获了。 5月初，《重庆时报》报导，重庆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一个无牌地下工场检获一批猪皮包裹的冻猪肉制成的“猪蹄膀”，含有可令人中毒及致癌的双氧水、亚硝酸盐，以及日落黄等添加剂。其中亚硝酸盐超标50倍。 接着，中新网报导，重庆市工商局、重庆市公安局等在收费站对从贵州贩运活鸡鸭来重庆的经营户进行检查，查获涉嫌灌注重晶石粉的活鸡近千只。重晶石粉对健康是否有害还不清楚，加入后每只鸡可增加一斤左右的重量。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在5月9日发表文章，披露食品添加剂泛滥是危害食品安全的元凶，近九成的食品含有添加剂，每个成人一天大约吃进八、九十种添加剂，随时吃下过量、甚至有毒的添加剂而危害健康。 相对比较，温家宝的国务院的确在这方面显得无能。2009年2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食品安全法》，6月1日起施行。但是7月24日才发布《实施条例》。看来实施毫无效果，到2010年2月，再决定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副总理李克强兼该委员会主任，回良玉、王岐山2名副总理则出任副主任。国务院有4个副总理，除了张德江外，3个都参与了，并且由胡锦涛属意的接班人李克强担纲，照理可以有一番作为，媒体开始也敲锣打鼓，但是伪劣食品照样泛滥！ 现在薄熙来要在食品安全方面露露身手，明显是对胡、温无能的挑战，如果取得成就，就可以大获民心，在18大进入最高权力核心。为此媒体配合宣传也很重要，只是出自权力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对民众生命安全的真正关心，再面对贪官污吏与官僚怠惰，食品安全问题真的能够解决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2011年5月12日） 一 至少从数量上计，今日时事媒体是汶川的天下。 以三周年为期，以“灾区重建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基础，以“豪迈走上振兴路”为主调，宣传官员部署的报道组合在昨夜、今晨顺利达到预定高潮。 经过一个多月的预热后，前晚，22家省级卫视暂停原定节目，改播四川纪念5•12三周年晚会。那些曾在一周年、两周年纪念活动中深情讲诉的明星和灾民们再次走上前台，“感恩祖国”。 昨天，商业门户、官办门户、机关报、都市报同步刊载新华社集中发布的长篇稿件，包括《与灾区人民在一起——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的“汶川足迹”》、《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伟大奇迹昭示录》、《为了灾区人民的幸福——温家宝总理第十次四川地震灾区纪行》、《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等。 这样的重要场合，“任仲平”不能缺席，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昨日刊其署名长文《在这里我们写下“中国信心”——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志》。文章定义汶川“是一种象征，一种印证中华民族精神信念的象征；一把钥匙，一把解读社会主义中国的钥匙”，而后以三段排比小标题描述“2008—2011，汶川”：“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此得到生动印证，它告诉我们，善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配置资源，就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时代规律在此得到深刻揭示，它告诉我们，没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没有灾区大地脱胎换骨的超越与新生；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在此得到广泛验证，它告诉我们，3年时间，我们不仅重建了一个山河壮美的物质家园，更重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精神故乡。” 结语处，这个《人民日报》标志性栏目宣告，“龙门山断裂带上，透过地震掀开的一个小角，世界得以纵览一个民族3年、60年、90年、5000年的精神脉络，窥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解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欣欣向荣的政治密码。” 根据新华社发布稿件，《中国奇迹——纪念抗击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大型专题文艺晚会》昨晚在京举行，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央视亦已开播文献纪录片《奇迹——灾后重建的中国力量》，今起更将每天五集连播抗震题材电视剧《汶川故事》。 《在洒满阳光和爱的大地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纪实》，这是5•12正日子里的主稿。《新闻联播》昨夜头条摘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全部头版头条，这篇新华社通讯称赞三年重建“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顽强拼搏创造的人间奇迹”，开篇结尾遥相呼应，宣告“我们坚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必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惧任何艰险、不畏任何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行，开创祖国和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除了这些由新华社担纲、署名、统发的规定动作外，媒体亦需各司其职。重访灾民、新旧对比是传统媒体擅长工具，网站编辑则可以策划签名祝福与数字展馆。新浪微博推出名为“汶川，你好吗”的互动活动，各地都市报接连推出特刊，《南方都市报》昨推18个版《视觉周刊》，题为“‘5•12’震区的生长”，《山东商报》今日封面是颗“从未停歇”的爱心，《辽沈晚报》头版推荐自家特派记者“三年望川”。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我一直认为“善心与善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善心既非善行的充分条件，也非善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善行是事后去看，事先你无法穷尽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在事先就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好事。何况好心办坏事的例子也是“罄竹难书”的。 因此聚焦在慈善动机上的争议，除了浪费社会资源之外，并不会对公益慈善事业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实际上，中国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改革极其滞后，1949年之后，慈善国有化，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少社会职能，使得不仅企业的效率比较低下，社会的自我空间也未能因此生长壮大。而后的国企改革剥离了社会职能，提高了效率，但被剥离的社会职能没有相应的承载空间。熊培云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重新发现社会》，正是提到这被忽视的社会里有一些自我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需要被重新尊重和使用起来。 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再来看陈光标最近被质疑的个案，你就不难发现，目前不少媒体质疑陈的动机，陈反过头来怀疑媒体的操守，两厢里互相比较谁的道德更高尚，这种与公益慈善完全无关的口水仗，是浪费了。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善心有助于锦上添花，但与这个行当的专业程度并不相关。我们经常听说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出于善意去救助流浪狗流浪猫，这种善心值得珍视。但其行善方法却有可以商榷之处。这些给流浪猫流浪狗喂食的成本相对来说很低，但要给它们节育则需要花费高额的代价，因此很多好心人因为能力所限只做了上半段，没有意识到缺乏节育可能使得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激增，乃至需要更多的喂食，进一步增大了喂食者的压力。好心反而陷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导致要救助的流浪猫和流浪狗的数量不减反增，就好心的意图而言，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公益慈善行业从不缺少善心，只是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操作。 换这种角度来理解陈光标事件，就会发现陈与部分媒体相互指责动机的行为并不专业。因为公益慈善行业的不专业，所以才会出现陈这种大派现金的“高调”、“粗暴”的行善做法，也才会出现媒体纠结于动机，而不去探索如何使得陈这种不专业的行善能专业起来。 当然，对于陈光标而言，既然是好心人办好事，就应该将媒体的质疑和监督当成自己行善专业化的一个契机。而对于媒体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机会来反思是不是有比质疑动机更好的监督方式。双方如果能各自转换视角，或许可以把公益慈善事业真的往前推进。即便不能推进一大步，推进一小步也是“很大的善行”。 话说回来，这种技术上的专业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性的障碍没有消除，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还是无法真正实现。不妨问为什么陈光标不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将公益慈善事业与江苏黄埔集团分开来，以免媒体和公众上这个企业的网站还以为是一个公益组织？为什么企业不能通过自己设立社会责任基金来行善，而非要将钱捐给有天价饭局丑闻的官方慈善机构？为什么那些捐赠收据原本媒体可以轻易获得，现在却非要大动干戈才能从各种片言只语里抽取信息？为什么这诸多问题说了多年，却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看起来依旧是个“山寨”呢？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指向国家垄断和主导公益慈善行业这个体制性的障碍。如果设立私人基金会很容易，如果信息公开透明，并且有高效的监督，本就不会发生陈光标事件。而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公益慈善行业，除了寻租者在其中获得灰色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一种被误导的担忧，即以为放开民间慈善，民心就会转向民间组织，威胁和谐稳定。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为稳定保驾护航，公益慈善领域也不例外，民间组织承担社会职能恰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不妨以各种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为开端，进一步推进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