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

最近，随着投机大师张宏良的激情表演以及广大网友对泛左翼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张宏良等几个投机大师的假面具被无情地撕下。这些投机大师像马戏团里几个演砸了的猴子已仓皇谢幕。然而，作为投机大师的大本营——乌有之乡仍在时不时的响起几棒锣声，继续上演忽悠剧，为其主子的维稳效劳。因此，有必要对忽悠之乡进行一番揭露，还其本来面目，以唤醒仍在沉湎于猴戏表演的广大观众。 乌有之乡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而绝非各路英雄聚义的梁山。乌有之乡是宋江的忠义堂而绝非晁盖的聚义厅。乌有之乡对所有文章和跟帖实行严格地审帖制度，然后有选择的放行，并且放行之后，作者就无权再行编辑。尽管乌有之乡的文章很多，但是那些置顶文章，尤其是那些推荐文章才能真正反映乌有之乡的本质。下面主要依据乌有之乡的推荐文章对其忽悠大法逐一揭秘。引文文章繁杂，就不在一一注明出处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忽悠大法之一：把赵构干的坏事全部推在秦桧头上。 乌有之乡一再给网友灌输一个概念：在执政党内有一个“汉奸卖国势力”。有时具体的指就是南方系，发改委，外交部， 茅于轼，袁腾飞等等，有时又是泛指。乌有之乡认为正是这股“汉奸卖国势力”把中华民族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因此，左派的任务就是同这帮势力做斗争，从而“救党保国”，使民族复兴。我们姑且认同乌有之乡的观点，在执政党内的确有一股“汉奸卖国势力”，然而，他们又不能回答或是不愿回答下列问题：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谁主持召开的？改革的始作俑者是谁？ 二． 是谁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谁把毛主席三七开的？是谁把毛主席的文革否定了？ 三． 是谁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谁否定了58年地反右斗争？是谁给包括茅于轼等一大批极右派摘帽的？地富反坏右等一大批牛鬼蛇神是谁放出来的？ 四． “韬光养晦，永不出头”的外交政策是谁制定的？是谁批准加入WTO的？巨额美元美元外债是谁同意购买的？ 五． 当下中国的执政党是不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总书记和总理谁的官大？当下中国是汉奸卖国贼说了算还是谁说了算？ 这使我们想起了南宋的赵构和秦桧。不错，秦桧是个大坏蛋，其铜像至今跪着遭唾骂。不错，岳飞是死于秦桧之手，然而，是谁用12道金牌宣岳飞回京的？没有赵构的默许与支持一个秦桧敢杀岳飞吗？因此，岳飞实际上是死于赵构之手。赵构才是坏事做绝的大坏蛋。今天，乌有之乡隆重推出一个“汉奸卖国势力”的现代秦桧，其实质不过是要保现代赵构而已。 忽悠大法之二：假借毛主席的伟大光辉装点山门招揽门徒。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劳动人民的苦难也与日俱增，中国的国际地位逐年下降。这时，健忘的中国人终于想起了他们曾经的救星——开国领袖毛泽东。人们似乎又想起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一时间，毛泽东热席卷大江南北。这时谁举起毛泽东的旗帜谁就能赢得下层人民尤其是泛左翼的心。乌有之乡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而祭起了毛泽东的大旗。然而，毛主席太伟大了。他老人家任何一面的光辉足以刺的人们睁不开眼睛。 纵观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的一生，经历了学生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抗日战争时代，解放战争时代，社会主义改造时代，大跃进时代，文革的继续革命时代。而在每一个时代，毛主席无不放射出太阳般的光辉。以上各个时代可以归纳成两个时代，一个是人民公社化前的年代（1958年前），这个年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对这一时期的毛主席走资派是认同的。另一个就是1958年后的年代，这个年代为社会主义革命年代，对这个年代的毛主席走资派是否定的。 即使是毛主席自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也是不满意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继续革命了。然而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历史又挪移到了人民公社前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且一直后退下去，而这一切正是毛主席所反对的。乌有之乡的奥妙就在于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掩盖他们所支持的走资派的倒退行径。其实质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而干着毛主席所反对的事。用心何其毒也。 乌有之乡也纪念毛主席。然而，他们的纪念是把毛主席当做一件贵重的古董，每到重要节日摆出来擦拭一番，借以向人们炫耀他们的忠心，以搏的左派的好感。从没见他们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向走资派兴师问罪。所以，乌有之乡远不是毛主席的捍卫者，更不是继承者。 忽悠大法之三：和走资派唱双簧。 乌有之乡善于和走资派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每当走资派坑国害民的改革举措出笼时，他们都要悲天悯人的呻吟几声，将网友的不满情绪巧妙的加以引导，然后用妓女般的假高潮哄骗网友，使网友的愤怒在她们虚假的叫床声中慢慢泄掉。 乌有之乡先是通过恐吓，例如说，如果现政府倒台，宪政派上台，就会杀光所有共产党，就会血流成河。然后再威胁说不准呐喊，以免引起“老百姓跳墙”。先把左派挤兑成祥林嫂，然后再给他们提供一个叫“乌有之乡”的诉苦平台，每天木讷地说着同样的话：“我真傻，真的” ，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解放前）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改革开放的）春天也会有。” 乌有之乡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位左派都塑造成祥林嫂，然后在祥林嫂死去的时候完成他们的祝福（和谐稳定顺利的召开18大，并且坐上那把破椅子） 忽悠大法之四：轰苍蝇以保腐尸。 乌有之乡搞起了好多专题，批判诸如茅于轼，贺卫方，袁腾飞，甚至还有那只宠物狗韩寒。这些行动可谓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这些苍蝇确实讨厌，然而，没有腐尸哪里来的苍蝇？腐尸埋葬了，苍蝇自然就没有了，牛鬼蛇神也就没有了。乌有之乡大呼小叫地轰苍蝇，而对于那具腐尸却视而不见，其实质还是在保护那具腐尸。 以上对乌有之乡的主要的忽悠大法进行了揭秘。乌有之乡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它和新浪是勾结的，所有批判乌有之乡的文章在新浪博客一律封杀。希望广大左派广为宣传转帖。使每一位同志都知道。另外提两个建议，一是希望左派网站去掉有关乌有之乡的链接，和其划清界限。在一个就是希望每一位左派要求乌有之乡把自己原先发在那里的文章撤掉，并少去乌有之乡。全世界左派联合起来，封杀乌有之乡。 —- 附： 韩德强、张宏良的可疑之处 一、韩德强所有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站在“和谐”的立场上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二、据很接近他的人讲，他经常参加“和谐”组织的高级智囊会议。这恰好证实了这一点：韩德强是《中国高层智囊——影响当代中国发展过程的人》一书中被选为第六位的当前高层智囊人物。 三、韩德强自己亲口承认他有上层的支持，请看： “新左派不是站在工农立场上，而是探討如何不走向災灾难，我们希望‘调整’，在中上层我們的观点也会有广泛的分佈（支持者）。我们的立场在工农看來，也可以說是资本家的走狗。我們不希望动荡，我們是改良派。”（《05年在香港文革研讨会上的讲话》） 请注意这一句话：“在中上层我們的观点也会有广泛的分佈（支持者）。” 四、一次他给他的一个浙江的亲信私下里这样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的领袖是hjt。” 五、配合“和谐”所谓的增强“软实力”的世界战略，乌有之乡发表了大量的尊孔文章，且韩带头站出来发文章为孔子和尊孔辩护。 六、前几年由于韩站在“和谐”的立场上表演的过于露骨，不便再多讲话，他的那个臭名昭著的香港讲话就是一个转折点。这时就跳出来了一个张宏良，张比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张比韩误导全国的左派更加广泛和厉害，因为其手法比韩要更加狡猾和隐蔽。 结论只能是：韩德强及其乌有之乡是帮助“和谐”掌控全国左派、服务于“和谐”的网站。 “对张宏良这个人怎么看？张宏良就属于以左派面目出现，然后猛烈抨击极右，但是对当权派却满含暧昧的人。张宏良抨击极右，不可谓不猛烈，张宏良拥护毛主席，不可谓不热烈，但是一说到中央，他虽然只是一两句夸其英明的话，然后也没有如何英明神武的长篇大论，但是他却不容许左派去反对它，一反对它，按张的话说，那就成了跟极右勾结，如汪精卫一样的汉奸卖国贼了，为了让左派拥护中央，张还为左派描绘了极右上台的可怕情形：以宪政的名义，宣布共产党非法，马克思主义非法，封杀一切宣扬共产主义的言论，屠杀共产党之类，确实可怕，但是a张宏良不是也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毛主席的断言吗：中国一旦发生右派上台性质的政变，必然不得安生，甚至短命，中国人民一定会起来打倒它，这才几天，张就对极右上台怕成这样？……斗争必然是复杂的。开一个论坛，左派能来，右派能来，当权派当然也能来。看到左派在这里集会，当权派不可能不想来搞破坏！手段之一就是派一批人来到这里装成左派，大骂右派，骂的声音越大越好，越难听越好，目的就是取得左派信任，以期占有一席发言之地，站稳脚跟后，就能在这里不断搀沙子，挑动左派内斗。但是他们必定有个特点，在无关当权派利益的地方一定很精明，在如何对待当权派上又会很糊涂很暧昧，充满幻想。”（佚名 ：《也谈当前的三股政治力量（兼谈张宏良现象的实质） 》

一、全球治理格局：走向“新均衡”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应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它国的模式。但特色应是为普遍性所包容的多元，而不是与普遍性不相容的另类。普遍性是指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政体。我们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不应排斥和拒绝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主流世界文明，不应简单地用“姓资姓社”、“阴谋论”解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政体，不应因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否定在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的必要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和劣、价值观的善与恶最终只能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 　　中国的崛起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三十多年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古老文明大国的现代化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三、重创下的美国：实力已被削弱，但没有衰落 　　冷战后美国获得了全球的领导地位，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从外部讲是全球各种力量的兴起，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欧盟的诞生、俄罗斯重新步上大国之路、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抬头、恐怖主义已构成美国非传统安全的最大威胁。从内部讲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消耗大量资源却因未能建立起新秩序而不得脱身，2008年全球的金融海啸暴露了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受到重创，至今仍未能恢复元气。 　　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变化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打了折扣，在全球事务中不得不改变“新保守主义”的单边政策，更多地通过国际组织，与相关方协商以获取支持和认可。 　　美国地位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美国不再享有冷战刚刚结束时期的独霸地位，但仍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 　　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从双边到全球治理 　　自本世纪初，特别是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由于各种力量的消长和互动，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治理格局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改变。尽管仍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这个变化是有方向性的，它的指向是一个全球治理的“新均衡”。 　　结构上，这个“新均衡”从纵向观察是一个多层次的“金字塔结构”，它的最高层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美国，第二层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共同治理机制”，第三层是日本、俄罗斯和其它“金砖国家”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从横向观察，国与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是一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网状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G20的基础上改造形成。规则和秩序上，它是原有基础上的继承和改进，而不是颠覆和瓦解。 　　中美两国的合作、协调和制衡是全球治理“新均衡”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新均衡”的形成和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稳定和改善目前正在建立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之提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 　　中美双边的“合作伙伴”关系首先是基于两个大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使中美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衡和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经济领域的合作已构成双方的重大利益。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需要两国联手主导。在安全领域中，面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双方在共同利益下也形成了合作。 　　中美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潜在的冲突。首先，它表现为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status quo superpower）与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rising superpower）之间的角力；第二，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主权和致力和平统一，而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亚洲战略部署，双方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目前,在上述三个存有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已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共识。美国的政治家和主流社会已愈来愈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明智的政策选择不是遏制而是合作；尽管中国社会中存在中国应当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用“中国模式”改变世界的主张和情结，但官方和主流的精英仍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超越美国，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再造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强国、富国只是一个“神话”。 　　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共产党国家”，这也是对中国崛起产生担忧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开创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和观念转变和更新的过程，不仅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也解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完善，民主法治政体的建设需要推进，道德、精神和价值观需要重塑。尽管中国内部在这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论，但应当相信这个方向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世界人民的期待。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和社会也存在“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和小布什当政期间它不仅是主流，而且成为政府政策的主导思想。 　　把思想和学说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冷战的遗产，文明的演进、现代价值观的形成、民主法治政体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系统中多元碰撞、互动、交融的过程，而不是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军事手段所能实现的。在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上，中美双方都需要用新的思维去认识对方、认识自己，坚持开放、交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共识，而不应强化意识形态、加深对抗，回到冷战。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实质上已达成了中期妥协，即中方坚持和平统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有利于两岸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也符合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它打开了两岸经贸和民间合作、交流的大门，为最终中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基础。当然这只是一个中期的妥协，其中仍存变数，比如美国的对台军售、台独势力重新上台、美国容忍和鼓励台湾及其领导人以政府或政府首脑名义参加国际组织、出访美国等。如美国走得太远，双方达成的妥协可能破裂，因此，美国政府和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应慎重行事。 　　总之，尽管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和潜在冲突是由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成为敌对的关系。两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因而可以以更理性、务实、智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双方制度、观念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 　　如果将中美关系置于全球治理“新均衡”框架中，目前这种状态即便能得以改善仍不具备建立起“共同治理机制”的条件。“共同治理机制”是全球治理的机制，它既基于两国的双边关系又超越了两国的双边关系；既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国家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又要立足于全球，联合和协调其它主要国家将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纳入这个机制的议程中。 　 　五、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治理“新均衡“的功能和使命 　　我们所讲的全球治理“新均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实体。从治理结构上讲，人类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东西方两大阵营敌对的格局，也有过美国在冷战后独霸的场景，但从未经历过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主导、共同治理与多元参与的复杂结构。因此，“新均衡”产生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努力寻求的过程。各方，特别是中、美两国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上重新界定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角色，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责任。 　　从治理的规则和秩序上讲，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G20等，秉承了十七世纪世界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精神，反映了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独立和发展的企盼，为处理全球军事冲突、尊重主权和人权、维护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另一方面，它维护美国的霸权和美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各种力量变动的世界中，它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协调能力需要加强和改善。 　　冷战后，随着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的兴起，这些规则和秩序也相应地产生了调整和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也是融于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历程，中国是这个规则和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推动改革的力量。今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具国际影响力，也不应挑战这个规则和秩序或“另起炉灶”，而应在这个框架中加深参与和合作，承担维护、治理和改革的责任。 　　全球治理的功能和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局部战争、人道主义危机、贸易保护、贫穷、环境和气候恶化、粮食和能源保障、教育、疾病和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合理利用等，我们将之称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全球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此，美国应因势利导，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合作；中国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在国际事务中随着自身实力的加强，以“韬光养晦”（应理解为谦虚、友善）的心态行“有所作为”之力。 　　走向全球治理结构的“新均衡”的提出是基于对一些基础性的因素的判定，也是在各种假设条件下择优的政策目标选择。全球治理结构的新旧交替必然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它可能导致中美对抗，回到冷战；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失败，现代化进程中止，美国的霸主的地位得以强化。这两种走向和前景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和发展。为此，我们应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 　　（作者简介：秦晓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4月至2000年7月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2001年至2010年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