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张千帆 | 黑砖窑是权力体制造成的道德灾区

2011年12月06日 08:30:42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就已在中国社会耳熟能详。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是直觉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个县或山西一个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近日报道的陕西“黑砖窑”事件证实了这种直觉,但是几年后重提“智障奴工”问题,似乎再也难以激起当年的那种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更何况中国的问题远不止智障奴工这一件事,每天发生在人们周围就不知有多少事情。这类事情一多,尤其是大家义愤填膺,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感觉更多的已经不是愤怒,而是无奈、疲惫乃至麻木。一边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一边是无动于衷甚至沆瀣一气的官员民警,凡是对中国不陌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做成一件好事真难!     这个结论其实是中国权力体制和道德状态的必然结果,智障奴工也恰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历可以被概括为政治集权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集权政治扼杀道德自主,独立道德人格的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臣民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不是以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见长,多数人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只有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少数士大夫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经过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芸芸众生个个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更何况造成浩劫的权力体制仍在若无其事地运行,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判断投下巨大阴影。它把每个人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并向所有人昭示:在道德是非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在犬儒思维盛行的当今社会,发生不把人当人的智障奴工事件是十分正常的,不发生才不正常!     作为诡辩论的一支,“犬儒”(cynicism)的原意是人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也无所谓对错。这种消极厌世哲学本来只是在专制社会压抑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愤世嫉俗,甚至是对道德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是一旦蜕变成不把人当人的工具主义,就极易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智障奴工就是人被工具化的一个极端例子。黑砖窑主之所以拘禁这些奴工,无非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本来,劳动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但是市场原则之所以坚持自愿交易,正是出于对劳动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换言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力或价值,但远不是人的惟一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将作为人的劳动者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力,否则就人为扼杀了人的内在价值。奴隶制的罪恶正在于扼杀奴隶的道德主体性,将具备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人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黑砖窑主则比奴隶主更加卑鄙,因为奴役一个正常人原本更有利可图,但是之所以选择了智障者,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力缺陷,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用工具主义的语言表达,智障者是总体上更“好使”的劳动工具。     然而,黑砖窑主奴役智障者固然可恶,但漠视人的内在价值、把人降格为工具不也正是整个权力体制的本质吗?在权力体制下,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和黑砖窑主与智障奴工之间的关系完全类似的。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就和黑砖窑主需要智障奴工干活一样;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和奴工一样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充分利用聪明才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这个体制及其造成的依附关系,上下级都恢复正常人性,那么下级断无自我贬损人格之理,上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资源和底气。     当然,任何政府的上下级之间都存在命令—服从关系,但是在法治国家,这种安排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下级遵从上级领导的前提是上级指示合法,而无须不分是非事事附和上级。如果上级违法,那么下级理应像儒家伦理所训导的那样坚持原则;如果上级诉诸打击报复,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法律机制加以制止和纠正。然而,作为权力体制的表现之一,中国《行政诉讼法》却将公务员争议作为不可诉讼的“内部行为”。一旦“领导负责制”变成一种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力,上下级关系就必然变质;上级命令和下级服从就不再是为了共同实现公共利益,而蜕化为类似于黑砖窑主和奴工私人之间的压迫、依附和相互利用关系。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道德堕落、是非模糊、犬儒盛行,因为不论对错,权力就是一切;道德人格和独立判断则成为争权夺利的障碍,坚守者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放弃,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一旦国人眼里只有权力,“人”就彻底消失了。     权力使人腐败,腐败的诸多特征中有贪婪、冷酷、麻木。无所不在的权力体制已经将道德腐败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格尊严的普遍漠视早已造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悲剧。黑心贪婪的砖窑主自不必说,那些屡次拒绝立案的警察和官员又何尝不是被权力体制泯灭了人性的牺牲品。试想,假如上级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还敢这么无动于衷吗?他们之所以一再袖手旁观,正是因为他们只在乎上级命令,而在上级没有发话的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和自己无关,甚至自己作为公职人员是否履行法定义务都无关紧要,反正自己工资不会少拿、待遇不会降低;有的甚至接受了黑砖窑主的贿赂,故意不闻不问,纵容人道主义惨剧愈演愈烈,却也心安理得。权力体制已经彻底毒化了国人的道德人格,使之在浑浑噩噩中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常识。     时至今日,国人不能不对自己的道德状态有所警醒。不要以为道德与制度和自己无关,诸如智障奴工等人道主义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制度坏死了、道德泯灭了,下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一般动物不能比拟的,足以毁灭自己亲手创建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看看中国时下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各种事故,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我们漠视自己和同胞的内在价值、把他人仅仅作为牟利工具造成的吗?如果我们的道德与制度腐败最终毁坏了自己的生存基础,这个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要恢复国民的道德常识,根本在于利用残存的道德资源打破既有权力体制,建构现代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其实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是与生俱有、不可泯灭的,只是在权力体制的毒化下被贪欲和懦弱长期埋没而已;一旦摆脱了权力体制的束缚,国人的道德状态自然回归正常。从众多网民对奴工事件的反应来看,即便今日中国社会也并不缺乏道德情感,所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化为制度力量的渠道和勇气。只有国民打破权力体制长期造成的惰性和懦弱,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迫使政府对自己负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智障奴工事件所体现的政府不作为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站出来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我们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和那些麻木不仁的民警一样是不作为者,多少都要对诸如此类权力体制造成的道德灾难承担一份责任。                     上一篇: 放宽结社才是维稳正道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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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黑砖窑是权力体制造成的道德灾区

2011年12月06日 08:30:42        从2007年5月起,“黑砖窑”、“智障奴工”这些词汇就已在中国社会耳熟能详。山西洪洞的那次人道主义灾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解决,但是直觉告诉我们,黑砖窑远非限于洪洞一个县或山西一个省;全国各地的角落都隐藏着这类严重践踏人权的窝点,甚至发达省市也不例外。近日报道的陕西“黑砖窑”事件证实了这种直觉,但是几年后重提“智障奴工”问题,似乎再也难以激起当年的那种道德义愤。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更何况中国的问题远不止智障奴工这一件事,每天发生在人们周围就不知有多少事情。这类事情一多,尤其是大家义愤填膺,到头来结果却往往是政府解决不力、问题久拖不决,给人感觉更多的已经不是愤怒,而是无奈、疲惫乃至麻木。一边是利欲熏心、丧尽天良的不法分子,一边是无动于衷甚至沆瀣一气的官员民警,凡是对中国不陌生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做成一件好事真难!     这个结论其实是中国权力体制和道德状态的必然结果,智障奴工也恰是中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历可以被概括为政治集权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集权政治扼杀道德自主,独立道德人格的缺失则进一步加剧臣民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不是以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见长,多数人都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只有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少数士大夫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经过历次“革命”和“运动”之后,敢言者纷纷遭遇打击迫害,死的死、老的老,剩下的芸芸众生个个心有余悸,唯恐避之不及。更何况造成浩劫的权力体制仍在若无其事地运行,不能不对人们的道德判断投下巨大阴影。它把每个人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并向所有人昭示:在道德是非上纠缠不清只能是自讨苦吃,只有巴结权贵、拍马逢迎才是生存之道。在犬儒思维盛行的当今社会,发生不把人当人的智障奴工事件是十分正常的,不发生才不正常!     作为诡辩论的一支,“犬儒”(cynicism)的原意是人可以像狗一样活着,也无所谓对错。这种消极厌世哲学本来只是在专制社会压抑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愤世嫉俗,甚至是对道德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但是一旦蜕变成不把人当人的工具主义,就极易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智障奴工就是人被工具化的一个极端例子。黑砖窑主之所以拘禁这些奴工,无非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本来,劳动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但是市场原则之所以坚持自愿交易,正是出于对劳动者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尊重。换言之,劳动是人的一种能力或价值,但远不是人的惟一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将作为人的劳动者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力,否则就人为扼杀了人的内在价值。奴隶制的罪恶正在于扼杀奴隶的道德主体性,将具备内在价值和尊严的人降格为纯粹的劳动工具。黑砖窑主则比奴隶主更加卑鄙,因为奴役一个正常人原本更有利可图,但是之所以选择了智障者,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智力缺陷,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榨取他们身上的劳动力;用工具主义的语言表达,智障者是总体上更“好使”的劳动工具。     然而,黑砖窑主奴役智障者固然可恶,但漠视人的内在价值、把人降格为工具不也正是整个权力体制的本质吗?在权力体制下,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和黑砖窑主与智障奴工之间的关系完全类似的。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就和黑砖窑主需要智障奴工干活一样;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和奴工一样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充分利用聪明才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假如没有这个体制及其造成的依附关系,上下级都恢复正常人性,那么下级断无自我贬损人格之理,上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资源和底气。     当然,任何政府的上下级之间都存在命令—服从关系,但是在法治国家,这种安排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下级遵从上级领导的前提是上级指示合法,而无须不分是非事事附和上级。如果上级违法,那么下级理应像儒家伦理所训导的那样坚持原则;如果上级诉诸打击报复,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法律机制加以制止和纠正。然而,作为权力体制的表现之一,中国《行政诉讼法》却将公务员争议作为不可诉讼的“内部行为”。一旦“领导负责制”变成一种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力,上下级关系就必然变质;上级命令和下级服从就不再是为了共同实现公共利益,而蜕化为类似于黑砖窑主和奴工私人之间的压迫、依附和相互利用关系。这样的体制必然造成道德堕落、是非模糊、犬儒盛行,因为不论对错,权力就是一切;道德人格和独立判断则成为争权夺利的障碍,坚守者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权力面前,一切都可以放弃,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一旦国人眼里只有权力,“人”就彻底消失了。     权力使人腐败,腐败的诸多特征中有贪婪、冷酷、麻木。无所不在的权力体制已经将道德腐败蔓延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对人格尊严的普遍漠视早已造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悲剧。黑心贪婪的砖窑主自不必说,那些屡次拒绝立案的警察和官员又何尝不是被权力体制泯灭了人性的牺牲品。试想,假如上级一个命令下来,他们还敢这么无动于衷吗?他们之所以一再袖手旁观,正是因为他们只在乎上级命令,而在上级没有发话的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和自己无关,甚至自己作为公职人员是否履行法定义务都无关紧要,反正自己工资不会少拿、待遇不会降低;有的甚至接受了黑砖窑主的贿赂,故意不闻不问,纵容人道主义惨剧愈演愈烈,却也心安理得。权力体制已经彻底毒化了国人的道德人格,使之在浑浑噩噩中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常识。     时至今日,国人不能不对自己的道德状态有所警醒。不要以为道德与制度和自己无关,诸如智障奴工等人道主义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制度坏死了、道德泯灭了,下一个危机就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一般动物不能比拟的,足以毁灭自己亲手创建并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看看中国时下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各种事故,归根结底不都是因为我们漠视自己和同胞的内在价值、把他人仅仅作为牟利工具造成的吗?如果我们的道德与制度腐败最终毁坏了自己的生存基础,这个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要恢复国民的道德常识,根本在于利用残存的道德资源打破既有权力体制,建构现代公民的道德与政治人格。其实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是与生俱有、不可泯灭的,只是在权力体制的毒化下被贪欲和懦弱长期埋没而已;一旦摆脱了权力体制的束缚,国人的道德状态自然回归正常。从众多网民对奴工事件的反应来看,即便今日中国社会也并不缺乏道德情感,所缺乏的是将道德义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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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2011-11-29) 早报导读 [报业年会] 张晓卿:公信力是挽救报业武器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时事漫画] 大陆学者 重炮批评蔡英文 [中国早点] 狼在猪面前自杀了 ● 郑永年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的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它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论讨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不道德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尤其是当时的普遍贫穷,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发生了“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更不用说,除非又发生长时间的革命,今天的中国要回到那个时代实际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他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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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谢志浩:哪个时代是道德的呢?

首页 > > 学术与争鸣 > > 学人文集 谢志浩:哪个时代是道德的呢? ——小悦悦五七祭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6 10:44:51 阅读量:96次     应材料学院志愿者协会和讲座社学友的邀请,我于2011年11月24日,进行了一场题为《拒绝冷漠,温暖你我》的“感恩”特别讲座,讲座的缘起,正是那个已经死去“五七”的小姑娘——小悦悦。        小悦悦,那么小的花朵,还没有来得及绽放,于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左右,在近代中国出现圣人的南海,佛山市黄岐广佛五金城附近的巷子,受到两辆汽车的碾压,中间有十八位人士经过,不闻不问,最后,还是拾荒者陈阿婆,流淌着高贵的良知,但是,小悦悦,已经没有福分,经过顽强的抗争,在解放军广州军区总医院,终于2011年10月21日零时32分,离开了亲人和正在崛起的国家,前往天堂。            由于网络的放大,也由于大家那份驿动的心灵,小悦悦事件,逐渐发酵促成国人的道德反思,毋庸讳言,这是一个特别缺德的时代,官员巧取豪夺,商家见利忘义,学者剽窃抄袭。征诸历朝历代,可怕的并不是礼崩乐坏,而是丧尽天良。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稀。老先生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对淡忘了温良恭俭让的晚辈的谆谆教诲。      我们经常见到“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的辩论题,而小悦悦事件,正给这道辩论题增添了异常凝重的色彩。不少道德护卫士看来,小悦悦事件,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南风窗——广东,尽管事有凑巧,但,决非偶然。广东在大陆改革开放这盘很大的棋局中,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可谓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南海、顺德、中山、东莞,奋勇争先,成为“四小虎”,占尽天时、地利。资本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些“时尚”的口号,都是率先在南粤大地提出,进而影响全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道德宣讲士,具有中国特点的“神甫”,也是在这片土地上,与“特区”青年“遭遇”,由光彩照人到黯然神伤。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张维迎教授,曾经说过‘市场经济最符合道德’的高论,可以看作,这位主流经济学家对辩论题的解答。既然如此,不禁要问:何来当代中国又是最缺德的慨叹!        首先,从大历史来看,建构在自由竞争理念上的资本主义,必然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教伦理”,但是,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也说不上最符合道德。资本家宁肯把牛奶倒掉,也不会想到送给周围的乡亲们喝,更不要说,往牛奶里面弄三聚氰胺,简直是图财害命。种种不道德、不正义的情形,数不胜数。资本主义发展了健全、完备的法制,弱势群体经过长期的抗争,努力守护弱势群体的人权不受侵害,即便如此,照样发生向华尔街进军运动,由此可见,当代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尽善尽美的,更不要说道德操守了! 况且,当代中国大陆所实行的,并不是完备的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恃强凌弱、官商勾结、强买强卖,可以说,发生在周围的种种不义,罄竹难书。   社会主义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主义把以前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一举撕破,经历市场经济转型的我辈,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以前,萦绕在衣食住行的那种人情味,似乎一夜之间,在人间蒸发了。以前,依靠同事解决的难题,现在都要托付给孔方兄了。不少善良的人们,都觉得,小悦悦的悲惨遭遇,正好可以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冷漠到何种地步!那么,那道辩论题,就已经有了与张维迎迥然不同的答案:市场经济不仅可以造成道德滑坡,而且,在当代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图景。不少左派朋友,正是从这里出发,寻找自己的理想图景的。如果说右派往前面寻找,那么,左派就追寻历史的深处,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缺少的田园牧歌。   毛泽东时代,主事者不遗余力地灌输革命的“三德”: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道德,谴责和摒弃一种叫做个人主义的东西。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以,扪心自问:不管是否能够达到“三德”的境界,的确,很多人是这么信的。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英雄模范,似乎都要上演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向秀丽、草原英雄小姐妹,那种惨烈的英雄主义,个体生命在危难关头的大无畏气概,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可以窥见,那个时代,至少英雄们被灌注了一种不顾惜个体生命的信念。与毛泽东时代涌现那么多道德人物相表里的,是物质的极度匮乏,竟至三千多万民众的非正常死亡。在和平时期,居然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试问:那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年代吗?        再者,小时候生活在冀中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但是,人民公社解体之前的七十年代,就我的体察,哪个下地干活的农民,从地里回家的时候,不会想方设法夹带点东西回来呢?按照高王凌先生的理解,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行为”。每个小队都设置一个妇女队长,妇女队长的主要工作,就是下班时,进村之前,负责搜老婆婆、小媳妇儿、大姑娘的身子,看看是否夹带了棒子或者棉花了没有。如此普遍的夹带行为,其实,已经证明,主事者唱的那些“三德”高调,被“老实巴交”的农民,忘到了九霄云外。试想:连老婆婆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鸡蛋,偷偷卖给别人,都要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可能被游街和批斗,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代吗!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私权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主事者特别喜欢让意识形态超期服役,“三德”与私权,鱼龙混杂,也没人觉得不合适:谁让我们处于改革这个大的过渡期呢? 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正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而可怜的小悦悦,没有死于汶川地震,没有死于三聚氰胺,反倒死在时代的车轮底下,小悦悦之死,激发了国人心底残存的一点天良,那么,就让我们发起一场新生活运动吧!   (2011年11月25日,23:56分,荷锄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0票 0票 您对本文是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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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进入专题 : 道德危机 幼童被碾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最近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但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 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阿姨只好把悦悦从路中间挪到路边上,然后向四周呼救。仍然没有人出来,阿姨向巷子里跑去,几秒钟后,悦悦的妈妈跑过来,惊慌失措,她抱起血泊中的悦悦,疯一般地冲向了医院。”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对上面这段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为,人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一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感受。           道德危机危及生存安全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为你看病,司机是否能够把你安全带回家,而是演变成为在你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如果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在绝望之际,所得到的不仅不是帮助,而是像两岁的小悦悦所得到的,那么任何人的确应当感到恐惧。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社会大厦正在倒下,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即使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一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     首先,各级当政者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政者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当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三十多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在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是否要为道德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要政府干什么呢?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解体也在震撼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低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往的经验表明,他们往往是加害者,用权用势来加害于社会的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的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政、媒、学界的集体失职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     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惩罚,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医生可以不接受爱滋病人,可以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提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但为什么立法者对此无动于衷呢?那些不接受爱滋病人的医生、那些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的医生、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却把倒地老人扶起来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吗?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张扬着更多的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没有社会责任的影子。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当局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前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不过,通过媒体这个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那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呢?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的解体也有责任。很显然,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学界和知识界都在作意识形态的争论,讨论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性或者没有普世价值性,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等是否是普世价值。自由派说有,左派说没有,自由派强调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挂在口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在做着损害一般道德的事情。没有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一般道德,哪里会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左派和右派天天争论着和中国社会毫不相关的话题,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谁都道德,但却漠视着道德的每况愈下。那么多人为什么争抢着为权力说话,为利益说话,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来为社会的底层说话,走在保护社会的前列呢?     那么,一般社会公众是否可以逃避责任呢?也不能。每当像“小悦悦”那样的事情发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来,人人口诛笔伐,甚至对当事者进行各种方式的攻击。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他们是18人中的一人,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具有正义感,具有道德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道德衰败的趋势得到不纠正,还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态度所致。表达同情的心情、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变道德衰败,就必须诉诸于运动,从自己做起。如果对有钱有势者、学界知识界、媒体等角色已经失望,那么社会必须起来自我拯救。     社会需要道德,个人的生存需要一个道德的社会。没有道德就无以成为社会,个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没有人会希望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因为届时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这个结局,那么现在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德危机 幼童被碾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93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联合早报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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