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邓聿文：中国经济适度放缓并非不可容忍 （2011-12-01）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朝鲜加速推进核研发进展 [中国早点] 重庆园博会的民生蛋糕 [美返亚太] 伟达：美国在亚太是攻势还是守势？ [金融风暴] 法央行行长:欧金融市场面临真正危机 ● 邓聿文 　　近期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很严峻。欧债危机还在进一步深化与扩散，中国国内经济减速似也成定局。最新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11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录得48.0，为32个月以来最低。而在10月，这一数据还为51.1。作为经济好坏的先行指标，PMI数值仅仅在一月之后大幅回落，说明中国经济的减速比预料的快。与此相印证的是，其他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也都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幅可能在9%，明年经济增速会降到8.5%。 　　由此看来，在国际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独善其身似乎已变得很难，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恐怕要告别过去长期的两位数增长，而进入一个经济增速的下降通道，也即拐点已经出现；进而，许多人不免担心，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否会影响到就业、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面对着此种减速局面，又是否需要像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经济减速的涟漪效应 　　这确是个棘手的考验宏观调控智慧的问题。经济减速是否预示着过去一段长周期的高增长嘎然而止，从今后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仅从目前情况看，不好判断。但无疑，减速对中国经济全局乃至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高速增长时期并没有本质的改进，还是在延续过去那套拼资源、环境、劳动力和资本的手法，经济如果突然有一个明显减速，那么，过去被高速增长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因减速而暴露出来或进一步放大。 　　不过，笔者以为，对此过于担忧似也无必要。这里有几个问题需搞清楚。首先，明年经济若回落到8.5%的增速，也是一个正常水平。前30余年尤其是在改革开始后的前半段的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量不大的前提下，如今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体量比过去大好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经济像过去一样两位数增长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去年的高增长只是一种偶然和例外，是经济大规模刺激的结果，而且它带来的副作用也正在困扰着中国。即便如此，8.5%的增速相对于同样经济规模的国家也是一个快速度，因此，这种回落是一种适度回落，不会对经济形势造成伤筋动骨的后果。 　　再从经济减速的结构因素来看，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过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出口，今年有可能再次为负（09年的贡献率曾为负），这是拖累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因素。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速有较大贡献，但贡献程度也在减弱，惟有消费，相对于去年，贡献程度有微弱增加。这种状况，应该说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自去年年末以来，为控制通胀，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一直在进行调整，尤其是人民币的升值，对出口增速的回落影响很大。就此而言，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方向的。 　　第三，减速也有利于减轻通胀压力。如上所述，经济回落是宏调当局主动调控的结果，这个主动体现在处理保增长和抑通胀的关系问题上，就是选择了把后者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最优先的课题。一般而言，经济快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胀率，因此，要压通胀，就必须牺牲一些速度。鱼和熊掌兼得的情况当然也存在，但很罕见，相反，倒是滞账的现象是历史的常态。而宏调当局之所以选择把抑通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如今的高成本生活时代，通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及对全体国民福利的影响可能比失业还严重。现在速度适度降下来，通胀压力减轻，就可很好抵消通胀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成本压力。因为通胀的后果最后都是要消费者来承担的。从这一角度看，在通胀背景下，将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一个适度水平，不但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经济减速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转型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减速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历史表明，当现有的发展模式能够运转和维持，且经济还能取得较高增长时，要转变发展方式事实是一句空话。因为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有动力和能量及成绩干扰国家的调控，使调控偏离方向。改革的推进总是在逆境下取得的。

邓聿文：中国经济适度放缓并非不可容忍 （2011-12-01）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朝鲜加速推进核研发进展 [中国早点] 重庆园博会的民生蛋糕 [美返亚太] 伟达：美国在亚太是攻势还是守势？ [金融风暴] 法央行行长:欧金融市场面临真正危机 ● 邓聿文 　　近期世界经济形势变得很严峻。欧债危机还在进一步深化与扩散，中国国内经济减速似也成定局。最新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11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录得48.0，为32个月以来最低。而在10月，这一数据还为51.1。作为经济好坏的先行指标，PMI数值仅仅在一月之后大幅回落，说明中国经济的减速比预料的快。与此相印证的是，其他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也都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幅可能在9%，明年经济增速会降到8.5%。 　　由此看来，在国际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独善其身似乎已变得很难，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恐怕要告别过去长期的两位数增长，而进入一个经济增速的下降通道，也即拐点已经出现；进而，许多人不免担心，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否会影响到就业、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面对着此种减速局面，又是否需要像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经济减速的涟漪效应 　　这确是个棘手的考验宏观调控智慧的问题。经济减速是否预示着过去一段长周期的高增长嘎然而止，从今后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仅从目前情况看，不好判断。但无疑，减速对中国经济全局乃至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与高速增长时期并没有本质的改进，还是在延续过去那套拼资源、环境、劳动力和资本的手法，经济如果突然有一个明显减速，那么，过去被高速增长掩盖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就会因减速而暴露出来或进一步放大。 　　不过，笔者以为，对此过于担忧似也无必要。这里有几个问题需搞清楚。首先，明年经济若回落到8.5%的增速，也是一个正常水平。前30余年尤其是在改革开始后的前半段的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量不大的前提下，如今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体量比过去大好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经济像过去一样两位数增长是有些不切实际的。去年的高增长只是一种偶然和例外，是经济大规模刺激的结果，而且它带来的副作用也正在困扰着中国。即便如此，8.5%的增速相对于同样经济规模的国家也是一个快速度，因此，这种回落是一种适度回落，不会对经济形势造成伤筋动骨的后果。 　　再从经济减速的结构因素来看，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过去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出口，今年有可能再次为负（09年的贡献率曾为负），这是拖累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因素。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速有较大贡献，但贡献程度也在减弱，惟有消费，相对于去年，贡献程度有微弱增加。这种状况，应该说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宏观政策发挥作用、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自去年年末以来，为控制通胀，国家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一直在进行调整，尤其是人民币的升值，对出口增速的回落影响很大。就此而言，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符合宏观调控预期方向的。 　　第三，减速也有利于减轻通胀压力。如上所述，经济回落是宏调当局主动调控的结果，这个主动体现在处理保增长和抑通胀的关系问题上，就是选择了把后者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最优先的课题。一般而言，经济快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胀率，因此，要压通胀，就必须牺牲一些速度。鱼和熊掌兼得的情况当然也存在，但很罕见，相反，倒是滞账的现象是历史的常态。而宏调当局之所以选择把抑通胀放在首位，是因为在如今的高成本生活时代，通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及对全体国民福利的影响可能比失业还严重。现在速度适度降下来，通胀压力减轻，就可很好抵消通胀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成本压力。因为通胀的后果最后都是要消费者来承担的。从这一角度看，在通胀背景下，将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一个适度水平，不但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经济减速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转型 　　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减速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历史表明，当现有的发展模式能够运转和维持，且经济还能取得较高增长时，要转变发展方式事实是一句空话。因为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有动力和能量及成绩干扰国家的调控，使调控偏离方向。改革的推进总是在逆境下取得的。

　　最近两年，为了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商品和国家形象的印象，为中国制造和形象正名，有关部门加大了在西方国家广告公关的力度——前者有商务部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电视、网络上对“中国制造”广告的投放；后者有国新办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播放的中国杰出人物形象。对于这两组广告的传播效果，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孔庆勤博士的日前公布的研究表明，前一广告总体有效，“国家形象片传播效果并不理想”。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扫描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点。 　　孔博士的解释是，前者“没有侵犯性，不试图改变对方观点”，因而容易被对方接受；后者他引述很多人的话说，“看了这个广告很紧张，第一个想法是：中国人来了，而且来了这么多。”换言之，可能给看了这则广告的欧美受众一种压迫感。 　　“国家形象片传播效果不理想”与我此前的猜想不谋而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以及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其对全球政治、外交、金融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的确到了需要有意识地对外树立和推广国家形象的阶段，就如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毕竟在目前的世界，掌控舆论和话语权的，是西方的传媒，在西方的话语视角下，坦率地说，中国的形象有些负面。 　　但是，在一个对中国怀有严重偏见的环境里传播和推广中国的形象，就存在选择什么样的传播内容和主题的问题。就广告而言，因为时间的限制，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展示、诠释和改善中国的形象，抓住受众的眼球，客观来看，选择尽可能为西方所熟知的名人面孔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名人之为名人，本就具有广告效应。一个能培养众所景仰的名人的国家，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从此角度看，名人自身就是对国家形象的一个最好说明。像姚明，在西方世界广为人知，他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积极符号，不仅因为他的高超篮球技艺，也与他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中扮演的良好角色分不开。所以，由来自中国科技界、体育界、金融界、思想界、企业界等各领域的名人来诠释祖国形象，从创意本身而言，是不错的。 　　然而，问题恰恰也可能出在这里。因为尽管名人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但对一般受众而言，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百姓的真实、自然的生活。因为一般百姓没有名人对国家的贡献大，也缺乏相关的资源和权力，他们是否能自由、快乐地在自己的国家工作和生活，简言之，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更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以为，倘若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广告传播中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和自然的生活，或许比名人之脸更能代表中国，更能展示中国真实的一面，从而也更触动西方民众的心灵。 　　当然，不论名人也好，还是普通民众也好，来诠释中国形象，要想在一次广告展示中改变西方国家民众在媒体多年的宣传下所形成的近乎刻板的中国印象，是不现实的。本质而言，国家形象的广告宣传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对改善国家形象有一定作用，但若把它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也不对。 　　要改善国家的形象和世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自然根本有赖于国力的提高，国力提高后才有实力去争夺乃至掌控国际话语权和对国际议程的设计，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规则。然而，即便具有这样的实力，在具体的话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中，也有“霸道”和“王道”之分，即是靠拳头来使人臣服，还是靠正义来使人心服。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即使强大和霸道如美国，在祭出霸权的同时，也要对外打出民主和人权的旗号，推行所谓“巧实力”外交。这就说明，一个国家必须有基本的正义。此种正义不是靠宣传出来的，而必须落实到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中来，为全体国民都能真切地感知和享受到。 　　所以，笔者认为，对国家形象最好的宣传，莫过于善待自己的国民。如果一个最卑微的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其尊严受到政府的尊重，其利益受到政府的保护，那世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尊重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呢？真到了这个时候，国家的“软实力”和形象无须刻意去宣传和公关，即可得到世人的认可。相反，若这个国家的国民时刻都要提防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在国家的权力以及权力的人格化身政府官员面前颤颤兢兢，那再多的对外宣传，再好的对外宣传，也无济于事。世人还是会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正义的国家。 　　一般来说，政府的“善意”，是通过平时的施政行为，以及每个公职人员的具体表现体现出来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期间，因为不放弃每一个受伤的生命，以及放宽外国记者在境内采访的限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扫以前在西藏事件中的一味责难，从而对改善中国在西方民众的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 　　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现代国家，一个底线的标准，就是要保护和尊重民众的这两个要件。做到了这点，国家的形象定会大为改观。以此对照，目前中国各级政府虽然比过去更加注重民生，努力回应民众的诉求，这是有所进步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在保护和尊重民众的权益上，做得还差强人意。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通过文化的传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要达到这一效果，我们奉行的价值观和政策取向就必须真正以此为基准。

邓聿文：从小悦悦事件反思中国媒体责任 （2011-10-21）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不让“和平协议”止于选举伎俩 [时事漫画] 中国8月份减持美国国债365亿美元 [中国早点] 良心被什么绑架了？ [金融风暴] 希腊大罢工　国家陷瘫痪 ● 邓聿文 　　中国佛山二岁女童遭两车碾压而18路人漠然相视的报道出来后，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从这一起事件中，看到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在快速沉沦，小悦悦的遭遇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这确实需要从灵魂深处拷问自己。 　　某种意义上，笔者认为18路人对小悦悦幼小生命的冷漠，是最近一两年来所谓“老人倒地扶不得”这一社会问题恶性发酵的后果。从南京“彭宇案”后，中国社会忽然起了一股“老人摔倒不能扶”的风气，影响所及，就是现在人们对摔倒的老人漠然视之，即使要扶，也须留下证据，以防被扶者反讹。中国首师大日前发布的一组有关社会信任的调查数据就显示，在有关不扶老人的原因中，高达87.4%的民众认为是“怕惹祸上身”。 “怕惹祸上身”社会心理的形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怕惹祸上身”的社会心理？原因固有很多，但从笔者的观感看，中国媒体和时评圈对此负有一定之责。媒体在有关“老人摔倒反诬救助者”事件报道中的偏颇，时评人对这一问题的过度解读和引申，以及以微博和论坛等为主的新媒体对此的过份渲染，对摔倒的老人都起了一种类似妖魔化作用，从而直接促成和放大了这种社会心理。 　　何以如此说？人们看到，媒体在报道类似南京“彭宇案”时，很少有去进行扎实的调查，还原事情的经过及影响的，一些报道甚至都不去采访一下当事人，而且，媒体在报道这种事情时，喜欢用诸如“又一起南京‘彭宇案’”、“又一起天津‘许云鹤案’”等刺激性标题，这样的报道出来后，由于它只把事情的一个方面或表象呈现给人们，而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与关系，就很难谈得上客观、公正和全面。但从受众这一角度看来，以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样子，即使后来媒体还原了真相，也不能完全抵消此前给人们的印象。 　　另一方面，时评人在评判此类事情时，由于接收的第一手信息就不完全，因而立论的错误在所难免。因为评论是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与新闻报道真相不同，评论是提供观点，它本身就包含着评判者的价值在内，若写作者占有的素材和信息不全，或失真，或自己的知识背景无法对事情作出判断，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价值好恶搀杂其中，其立论和观点就难免误导受众。 　　近年来，时评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在中国很盛行，微博论坛中的发言更活跃。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新闻管制下的产物。应该肯定，时评和微博的兴盛对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监督政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时评作者队伍是参差不齐的，多数时评人的知识结构、思想谱系、观察事物的角度都有问题，再加之材料占有的不全，这造成其对事物的立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只能看到事情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本质，缺乏逻辑分析力量，人云亦云。以这样的思想和观点去影响社会，客观上将会产生很不好的效果，以致时评界惹出的笑话发生过多起。在有关“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问题上，很多时评人在全部真相未出来前，仅凭媒体报道的点滴表象，就往往轻率地做出老人该受谴责的结论。 　　至于微博和论坛中的大量发言，更不去独立思考问题，只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问其中因由，一股脑儿指责谩骂老人。这样的报道、评论、发言一多，无形中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老人摔倒讹人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为免惹祸上身，最好就做一个旁观者，视而不见。 媒体和时评界宜反思本身责任

[邓聿文] 上海地铁事故反思：中国距离现代化还相当遥远 （2011-10-01）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费舍尔：什么样的新中东？ [中国早点] 中华民国在台湾 [辛亥百年] 晚晴园10月9日重新开放 [中国政情] 美国会拟立法惩罚中国操纵汇率 ● 邓聿文 　　很不幸地，上海又发生两车相撞的地铁安全事故，虽然没有像两月前的温甬动车追尾事故那样造成人员死亡，但依然不令人丝毫轻松。上海地铁建设曾被世界地铁协会称为“奇迹”，现在，从奇迹到“运营有史以来最黯淡的一天”（上海有关方面语），的确有许多值得有关方面反思的地方。 　　对于此次地铁安全事故，官方给出的最新解释是，起因于当天设备失电，致使运营信号中断，地铁10号线行车作业人员即采取人工调度行车方式，但是有关人员未能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导致事故发生。但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诸多问题。 事故查因 难以服众 　　首先，上海方面把信号中断归咎于设备失电，但并未告诉人们是什么设备失电，为什么失电。在没有更多有效信息释放出来前，似乎有为信号运营商开脱之嫌。在7月28日“开错方向”的事故中，当时也是信号灯失灵，但人们看到，地铁公司随后的解释却是在信号升级的调试中发生信息阻塞故障所致。将这两起事故结合起来看，原因当然可不一样，但为何信号失灵却都偏偏发生在10号线上，用巧合恐怕不能服众。考虑到包括温甬动车事故等近年发生的多起信号失灵事故中，信号设备提供商都是一家公司所为，而该家公司又是铁道部下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信号和调度系统设备提供商，垄断着全国铁路系统大部分信号设备生意，很难不让人相信信号灯的频繁故障不与设备本身制造的质量有关。当然，最终要证实这一点有赖于确凿的调查和数据，然而，官商合一的垄断体制不能不令人生疑。 　　其次，上述解释把事故归咎于人工调度未能严格执行相关管理规定所致。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不是这个原因，也一定是管理上的问题。事故为什么是在人工调度后发生，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证明是管理上的原因。如果将是起事故与2月前的温甬动车事故联系起来，更能确证这一点。后者也是在信号灯失灵后，人工调度导致。但是否仅仅是调度人员未严格执行规定操作，我觉得大可怀疑。但不管怎样，从目前很多的安全事故来看，事故频发，多是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这点应该无异议。 　　客观来说，目前中国很多硬件设施都超越发展中国家身份，从技术设备的先进来看，甚至多数发达国家都比不过中国。但在先进的硬件设施的背后，却是管理水平等软件的滞后。 　　例如，地铁管理就涉及到设备、运营、安全以及事故后的处置等很多方面。因此，管理不单单是个制度问题，更是对制度对规则的自觉遵守和执行，是基于职业操守的高度的专业精神，是协调和处置事故的反应与能力。现在技术有时候并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只要发出指令，机器自会操作，这就尤其需要专业管理人员高度的责任心。而以中国普遍存在的散漫和粗糙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水平，是不适应这种高度自动化的技术要求的。因此，一旦管理疏忽，其造成的危害可能越大。 　　另外，将是次地铁相撞事故放在中国地铁建设大跃进的背景下来审视，会发现，这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近10年来，地方政府为追求城市化效应，拉动房价，以及树立政绩工程需要，在地铁建设中盲目攀比。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借扩内需保增长的名义，很多城市提出了大建地铁的规划，根本不考虑是否合乎城市的财力、地质条件和客观需求，从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中国建造的地铁规模比许多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达到的规模还要大。尽管在地铁建设中也会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但地铁建设的“拍脑袋决策”（指主观、草率的决策），长官意志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在赶工程中安全被客观漠视，从而造成事故频发。这些年，少有在建地铁城市，未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安全事故。　 安全形势堪忧 中国须加强管理